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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1 从《古拉格群岛》到《红轮》：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历史
- 俄国文学，以历史事件为基础；
- 托尔斯泰的困惑：人物情节与历史叙事难以调和；
- 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19世纪下半叶），思想性高于艺术性；
- 索尔仁尼琴“反现代”，对“市场化”充满忧虑；
- 满足了市场的人就等于取消了自己的内心追求，也就抵抗不住现代理性工具的诱惑
- （罗扎诺夫）“红色车轮”
- “红色车轮”这条路，最终使俄罗斯走进了政治社会的死胡同，俄罗斯走进了不该进去的胡同
- “倒转吧，回家吧，国家”
- “二月民主”与“十月革命”，索认为是一回事
1.2 “向后看的反专制”：索尔仁尼琴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俄国的“分裂派”传统
- 索反对西化并非反对自由民主，而是反对物资主义：与哈维尔（“东方的官僚与西方的经理是一丘之貉”）不同，索认为最糟糕的在于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极权制度面前永远是软弱的；
- 美国的工会比商会更反共
- 索的乌托邦主张：去城市化，去无神论，去专制，去“世界革命”企图
- 声誉高，创作顺利：自由民主国家本来就是价值多元，而且美国人也不需要俄国人向他们宣传“自由主义”，他们更想听“新鲜”的东西。事实上，自有俄国流亡者以来，自由主义者如米留可夫、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唐恩等人，一直就不如大骂西方“物质崇拜”的现代性批判家如别尔嘉科夫等人吃得香
- 阿瓦库姆：反对派的精神象征——为真理受苦受难
- 尼康以前的“旧教”是索的精神家园
- 儒家的精神家园则是“三代盛世”，三代以下就是礼坏乐崩，世风日下；“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 “复古的理想主义”：世俗化氛围让人怀念贵族时代的温情
- 俄罗斯的“儒法斗争”——分裂教派反对尼康宗教改革的运动；
- 俄国式的“知识分子”：未必具有高深专业知识，却坚执思想信念并怀有救世情结
1.3 “近卫军”与“彼得”间的徘徊：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困境
- （叶夫多基莫夫）俄国知识分子从一种独特的宗教式的源泉中级区营养——分裂运动（“渴求精神生活的人们，可惜只有一条路：分裂运动”）；
- 古拉格群岛：冰天雪地，以旧教信仰为精神支柱，坚持“精神自由”；
- （叶利钦晚期和普京早期）利哈乔夫的文化民族主义，否定“鞑靼化”（灾祸来自“东方专制”）；普京中期以后与索互相捧场；
- 分裂教派的悖论：贵族林立的“中世纪状态”很难在今天的民族之林立足
- 古儒反对“秦制”的思想资源在摆脱专制的近代化过程中应当起作用，但拜托专制当然不是要回到“周制”
- 分裂派极大支持了俄国革命，但索恰恰又把革命看做是“西方”的罪恶
- 自诩“背负着俄罗斯的命运”，却在国家剧变的关键时刻没有发挥作用，“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没有先知”
- （麦德维杰夫）“俄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许多伟大的作家，他们有一种顽固的性格，他们坚持落后于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以及在人类社会政治史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
- （萨哈罗夫）“尽管在我看索尔仁尼琴的世界观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在当代充满悲剧的世界上，他不失为一个为捍卫人类尊严而斗争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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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海燕”如何斗《群魔》
- 民粹派的“底层”情结，对文坛大腕优柔寡断、患得患失，敏感而自尊、浪漫又软弱，极其不适应；
- 美国受到“冷遇”
- 美国这个市民社会本来就缺少“文学圣殿”的概念，本国作家也没有像欧陆作家那样被尊为“文豪”，供入“万神殿”的。“社会良心”和“批判理性”在言论自由的美国也更多地由直接抨击真人真事的公共媒体名记者、政论家与思想家，而不是由借助“文学形象”曲折地阐发思想的文学家来代表。
- 安德烈耶娃点燃了高尔基心中的“革命烈火”
- 1905年，知识分子面临暴力革命和和平改进的选择：高尔基的“左转”与《路标文集》作者的“右转”；
- 《群魔》事件：遭到俄国知识界乃至艺术界的反击
- （陀思妥耶夫斯基）“激情涌动的无业青年”，为恐怖主义的杀戮和不法行为制造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但其中不乏道德败坏的投机行为；这些人渴望在乏味的平庸生活中追求刺激，但他们自己并非是以身殉道的宗教圣徒
2.2 从“不合时宜”到合乎时宜
- 十月革命后良知、人性在高尔基身上苏醒，知识分子的公共庇护人和保护伞；
- （费多托夫）“1917-1922年的高尔基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最高峰。”
- （列宁）“高尔基始终在政治上最没有主见而且容易感情用事”，但对其非常宽容；
- 1928年回国之前，各派争夺的对象；高调回国成为政治事件；
- 斯大林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的想法而自己却不会产生思想的人”；高尔基通过自己的文学才华“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用别人的鲜血为自己谋到一个距离斯大林不远的位置”
2.3 “红色文豪”的崛起
- 从内心充满挣扎，到谨慎与斯大林较量，到最后“乐意被欺骗”（“索洛维茨劳改营”之旅）；
- “歌德文学”：塑造正面人物，歌颂积极因素——极权艺术的文艺思想，“艺术思想政治化”；
- “小说家主编历史”
2.4 思想的误区，还是人格的悲剧？
- 未给斯大林写自传；被其谋杀？
- “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
- 信仰的改变乃至政治立场的改变，都要比人格的改变容易解释；
- 某一个人的人格堕落是不是一定要有什么思想史或社会史的根据，恐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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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路标三部曲”：俄罗斯文化保守主义之路
- 《唯心主义问题》：“现代批判运动”中只重视用物质利益来理解社会运动的倾向表示担忧，但局限于形而上的抽象哲学；
- “斯托雷平改革”（俄国第一次宪政民主大潮）的失败造成两个方向的蜕变
- 马克拉可夫主义：对宪政民主失去热情，希望铁腕强人能够给国家带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繁荣；
- 不仅反思革命期间的政治激进，更是革命前就已经长期存在的文化激进——西方启蒙思潮传入后俄国人出现的浮躁和对自身传统的抛弃，由此导致“唯物主义”盛行，精神世界空虚，无论什么“主义”都会被扭曲；
- 《路标文集》：思想史角度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转向文化保守主义；
- 《来自深处》：更向政治保守主义靠拢
- （司徒卢威）现在看来斯托雷平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3.2 谁的“路标”？指向何方的“路标”？
- （普列汉诺夫）“这些人之所以寻找天堂的道路，是因为他们在地上迷路了。”
- 反对专制，也对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持批判态度；
- 俄国社会发展中缺少自己的创举，每个重要时刻都是来自外部的推动；想在基督教世界中寻找出路
- 肤浅地理解西方舶来品，容易对别的有强大吸引力的东西形成迷恋；
- 宗教思想能够纯化激进主义的锋芒，减弱它的刚性和激烈程度，诉诸人的内在本质，诉诸于他们内在的力量，诉诸于他们的责任感；
-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可以“从圣母玛利亚的理想开始，而以所多玛城的罪恶告终”；
- 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过去它总是指望用外来的学说武装自己，却没有为本民族找到一种合理存在的学说，他们似乎只依附于某个阶级，而忘记了整个人类
- （别尔嘉耶夫）“我永远是极端的敌人”
- 如果人只是建筑社会的砖瓦，只是经济过程的工具，那么在这种社会中，与其说是会导致“新人”的产生，不如说是“人”的消亡过程；
3.3 别尔嘉耶夫们的启示录：“宗教被造物”
- 40年代人贵族知识分子，西方主义者，儒雅而软弱，60年代人激进而虚无，平民知识分子（别林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
- 狭隘的现实主义，知识结构简单，精神资源匮乏，厌恶繁琐的哲学求证和逻辑推理；
- 思想性完全不同于40年代人——反宗教迫害的人不是要求宗教宽容，而是要自己当沙皇，自己当尼康大牧首把对手置于死地；
- 60年代人产生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
- 革命者无法容忍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使得俄国的左派在缺乏自己的哲学基础上，在社会表层急忙去拥抱马克思主义，导致列宁主义最后又回到了民粹主义的老路上来；没有个性，只有整体，没有自我，只有服从；
- 贵族们“自我怀疑”和“自我检讨”；
- 《路标文集》“找回自我”，不再耻于自己的贵族身份，不再掩饰自己的追求与底层不同；
- “文化上的胜利者，现实中的失败者”：过于道德化，过于哲学化，一种只能律己不能律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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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革命为什么不可轻言——“路标派”与俄国的“告别革命”
- 避免思想史清理上的肤浅，个人批判和制度史上的分析都还不够，都停留在技术和社会方面的浅层上，应上升到灵魂深处挖掘；
- 19世纪后半叶俄国知识分子主要来自神职人员家庭，具有激进主义的特点，极端化的思维模式；
- “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个新的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
- 20世纪初“革命崇拜”的文化基础：布尔什维克文化主义；
- 激进过后走向反面的后果；以动机衡量行为的正义性；
- 群众只是夺权斗争中的工具，终究被“专政之鞭”所支配；
- 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间的不协调性，后者很快成为虚假的“官方宗教”
- 没有原则的实用主义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风气溃败和非道德化的流行；
4.2 反思“道德虚无主义”
- 非宗教背叛，缺乏坚定信仰支撑，造成道德沦落和政治激进；
- “唯物主义搬去彼岸世界这块石头，世界观的整个建筑就被破坏掉了，剩下的只是粗俗的、功利性极强的实用和蒙昧”
- 布尔什维克式“追随群众”：敢于突破底线者如鱼得水；粉碎的是有纲领、有原则的人；
- 民粹派革命的狂热，绝交于文明世界的公民秩序与道德情感
- “在一个没有人民公共生活的国家里，一方面是他们鄙视的上层阶级组成的政府机构，另一方面是他们没有接触的农民，夹在这两者之间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一道虚无主义的白墙”
- 走上“不归路”后，高压对待异端，非此即被的斗争，维系凝聚力；
- 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民粹主义，不如说是民粹主义改造了马克思主义
- （托克维尔）只要平等和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下降；
- “列宁最善于做的事情是把完全不同的东西塞进一个观点里”——现实主义者；
- （别林斯基）革命大潮到来时，人们不是在议会里去谈论宪法，而是跑到酒馆里喝酒、打碎玻璃、绞死贵族；
4.3 “外科手术式革命”的后遗症
- “重新分配”而实现“人类大同”
- 破坏再创造，无政府主义，反文化和对财富恐惧的倾向；理想状态是“纯朴的穷人”；
- （路标派）真正和谐的世界是靠精神和道德充实，即使有了财产的平均分配也永无宁日；
- （尼采）世界并非围绕着新的喧嚣声的斗争者而是围绕着新的价值的创造者旋转，重要的不是谁掌握了政治权力，而是谁从自己的灵魂之火中诞生出有价值的原创性学说；
- 俄国民粹主义始终轻视文化创造；一元化信仰对宗教的摧毁，对权力、尘世物质生活的崇拜；
- 如今在东西方文明夹击下的俄罗斯对传统兴趣大增
- （齐普科）维护民族的代码，维护其精神的独特性要比农村进行工业改造的重要性强百倍；
- “很少有哪个国家像这样突然转过身去面对自己75年的历史”——死人拖住活人；
- 《卡拉马佐夫兄弟》：没有力量为了天上的面包而放弃地上的面包的，又该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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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传统俄国“军人—贵族”制度的形成
- （别尔嘉耶夫）广袤的空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
- 军事手段进行管理，担忧分散化倾向，要求整个社会的服从——它是一个为了胜利而牺牲了自由的民族；
- 专制与贵族制之争，最终走上“土耳其模式”和“亚细亚道路”；
- 不同西方贵族：军事剥夺、经济削弱、政治钳制使其融入中央政权；只有土地使用权；
- 一种解释是，劳动力匮乏，迫使从宫廷关系中寻求支持以保障农村关系；不是审慎的农场主，而是胆小而冷淡的政治家；
5.2 俄国的贵族兵制与农奴制
5.3 “农奴制”下何以能够强化中央集权？
- 农奴制与专制结合得很好：农奴首先属于国家，其次属于“领主”，“贵族”也属于沙皇；“国家农奴制”，农民的一部分劳动也上交国家赋税；
- 俄国贵族只有纵向服从关系，而缺乏横向社会关系，独立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组织很难确立，人的自由个性发展受到压抑；
- 农民的想法：沙皇是仁慈的，只是老爷们太坏——常常是农民暴动的原因；历来都忠于独裁君主；
- 忙的时候忙死，闲的时候闲死，具有爆发力，但又不能持之以恒；
5.4 “贵族解放”法令和“解放”后的贵族
- （普列汉诺夫）莫斯科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奴役了最低的农民阶级，而且奴役了最高的官宦阶级；
- 贵族的军事性与“不自由”：贵族的门槛并不难进；
- 强迫义务教育：为了“使贵族阶层比其他等级的人更优秀地执行沙皇陛下的军事义务”；
- 俄语中的“知识分子”：不是“有知识的人”，而是“思想独立，持有某种信念或价值观，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人”；
- 贵族成为俄国最先觉醒的阶级；
- 从服役贵族（军人）中而不是从官吏中产生；
- 1762年“贵族解放”，废除“国家农奴”，贵族的军事作用和政治作用下降，“地主”“农奴主”色彩凸显；
- 反专制，要自由，恋特权，疑民主；
- “多余的人”：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产生的摇篮——退役贵族；
- 贵族热衷于制宪和对沙皇体制的改革，“体制内的反对派”和“官方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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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贵族自由主义”的形成
- 叶卡捷琳娜的“开明专制”
- 与伏尔泰通信达15年，俄达官显贵把与法国思想家保持通信看成荣耀；
- 彼得大帝只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是成功的专制君主；
- 体制内的改革派
- 大帕宁反对专制，小帕宁解放贵族，理论上局限；
- （巴金）俄国知识分子的“老爷气”：不像蒲松龄、曹雪芹穷愁潦倒，也不像法国知识分子被“包养”；
- 俄国贵族“欧洲化”：去胡须，说外语，以外国血统为荣；
- 然而农民地层仍是“亚细亚式”的，与贵族差异很大
6.2 贵族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态
- 俄国军功贵族的依附性和自由性，依赖国家而成长强大起来，又厌倦国家对个人的强烈干预；
- 隐居田园，回避官僚体制，“伤感主义”“讽刺文学”，甚至出国；
- 共济会：贵族的精神寄托（下层依旧与分裂教派往来）；
- （别尔嘉耶夫）只有它不是政权从上面硬塞给人民的；
- 思想中转站的作用：政府与教会反对派；
- 眼睛只是向上的，从没有向下联系下层民众；
- （贵族间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彼此承认对手的价值；
- “公社原则”和纯朴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农村公社造就了俄罗斯民族对宗教的虔诚、对君主和国家的忠顺以及内部的和谐；
- 西方派指责，“幼稚地膜拜俄国历史上幼稚的时期”，但历史不会倒转；
- （契切林）在这些辩论中，我第一次感到那种从未有过的、出于人类灵魂中最高尚和最良好动机的对思想的热爱。
- （安年科夫）40年代是一个值得回忆的光辉的十年；
6.3 多面的“狐狸”：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
- “文学中心主义”：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
- “文学包装”是现实环境逼出来的“迂回战斗”；
- 宗教性和哲学性：理性主义不发达，各学科分类模糊，以“百科全书派”自豪；
- 行动能力弱：“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 认为自由和暴力在原则上不相容；
- 继承分裂派“逃避”的传统；由于特权而脱离其余的社会，因享受白给的劳动而变得软弱无力；
- 忏悔情结
- “农奴解放”逐渐成为“政治正确”，但又没有勇气上层决裂，靠忏悔心理安慰；
- 一碰及自身利益就含糊其词：“欲速则不达”
- 政治上激进，经济上保守：反沙皇专制，但是不反农奴制；受到平民激进主义的鄙视；
- 反资本主义情结（浪漫、散漫惯了的独立贵族受不得西方现代化的理性规划）；
- 困惑：既不喜欢西边的世俗和空虚，也反对俄国村社埋没个人的集体主义；对保守落后痛心疾首，又害怕现代性阻断与大自然相联的“地气”；
- 四次“西学东渐”或失败或斯拉夫主义收场；西方派拥护者出国后便“斯拉夫化”了；
- （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欧的势利反衬出俄国的朴实；（普希金）俄国与欧洲是格格不入的；更相信心灵而不相信理性，认为城市的物欲生不了思想；
- 宗教敏感
- （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之所以伟大而奇妙，是因为他的信仰，是因为他有东正教。东正教的一切也就是俄罗斯的一切；
- “灵魂的呼唤者”：通过道德提升解决社会问题；这种“社会主义”不看重经济发展，看重的是心灵的归属，不允许人们庸俗和碌碌无为——注定不能大众化的困境所在；
- “弥赛亚救世情结”演化为民族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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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激进性”中的僧侣因素
- 平民：不符合已有等级框框的（贵族、僧侣、市民、农民）；
- 僧侣中涌现出大量激进分子：“父辈们备受折磨的地位低下的反抗精神”；失去东正教信仰后“革命”成为新的信仰；
- 僧侣阶层整体贫困，市场化加快以后，成为四大阶级中最没落的；
- 对本国文化的了解，僧侣普遍高于贵族（贵族“欧化”教育为军事应用型），宗教学校垄断俄国文化资源；但就业面窄；
- 压力大和精神创伤：对“富二代”愤愤不平，心灵备受压抑；
7.2 僧侣子弟中涌现出“愤青一代”
- 现实中的不平等，贵族以下的等级都对此愤愤不平，神职学校学生更激进；
- 贵族阶层的“种族”思想：对“非血统出身”非常看重，导致僧侣阶层的“反作用力”；
- “转移爆发”，激烈的反抗倾向，更加激发按照俄国式的、极端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方法去思考社会问题；
- （杜勃罗留波夫）假如命中注定我要毁灭，那我决不平白无故地从这个世界上毁灭；
- “他们并不喜欢自由，但是喜欢为它而斗争，可以为解放出生入死，但永远不会为保卫自由鞠躬尽瘁”
- 从对唯心主义的绝望转向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从崇拜上帝到崇拜人民；
- 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人民，农民对他们也不买账：受到“夹板气”，民间和贵族都反对教会；
- 政治激进，狭隘的复仇意识，阻碍了他们的政治眼界和认识水平，缺乏哲学支撑的“稳定性”；
- 大多满足于口号化的东西；
- （别尔嘉耶夫）唯物主义有一种霸道的唯我正确的理论，如果你不是唯物主义，你就在道德上被认为是可疑的；如果你不是唯物主义，就意味着你要维护对人民的压迫；
7.3 平民知识分子第一人——别林斯基
- 愤世嫉俗的否定，热烈地干预一切问题，“变化得叫人难以捉摸”；
- （30年代末）“与现实调和”的思想，受黑格尔影响，“存在合理的必然性”；
- （1840年始）“革命的雅各宾人”，激进主义的代名词；
- （第三阶段）崇拜彼得大帝和强权政治，开始怀疑社会主义，应当自上而下的发展——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先驱；
- （普列汉诺夫）系统的思想是别林斯基所不善长的，他的思想最终退化为混乱的思想，充满逻辑的错误和朝着调和、保守方向走的奇怪梦想；
7.4 文学评论成为激进主义的摇篮
- （皮萨列夫）“普希金不过是一个缺乏深邃思想的杰出的修辞学家”；别林斯基高端批判普希金“老爷艺术”，提出消灭美学；
- “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要求艺术作品具有批判生活现象的意义的倾向，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乐于参加社会斗争的决心；
- （普列汉诺夫）“他的美学法典是狭隘的”，启蒙主义者难理解普希金；
- “果戈里蜕变”与贵族的保守化；
- 贵族年轻时不处理庄园事务，往往比较激进；
- 解放农奴在现实中没那么简单：（卡拉姆津）俄国不需要废除农奴制，只需要50年称职的省长；
- 农民劳动力的流失触及贵族的现实利益；
- 别林斯基与果戈里的争论，“狐狸”走向“刺猬”；
- 知识界同情果戈里但不敢公开支持；有很多人为果戈理“大胆表露内心想法”而感到惋惜；
- 果戈里临死前焚烧所有书稿，“含泪之笑”；《与友人书简选》1990年才“开禁”；苏联人对果戈里印象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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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俄国社会主义之父”车尔尼雪夫斯基
- 强调“阶级”立场，一生都认为上层阶级具有强烈的罪孽性；
- 不仅激进革命的立场，而且开创了抛弃“斯文”、无所顾忌、“大批判”式的文风；
- “行动”伦理对年青人很大号召力（“批判理论”盛行几十年，社会面貌却没多大改变的年代）；
- “言论”就不是“行动”？
- 以“阶级”和“行动”说事，遮蔽了真正的分歧：车氏与赫尔岑；
8.2 文人相轻、利益冲突还是思想斗争？——俄国历史上的“两种知识分子之争”
- “两种知识分子之争”反而在海外大行其道；
- 后期赫尔岑左倾化转变并未改善他与“青年一代”的关系：处事原则的差异，不满革命强人所难的“效忠组织”，疏离平民知识分子；
- 《现代人》风波：车氏与托尔斯泰在美学上的分歧是社会立场不同在文学领域的表现：虚无主义v.s.“纯艺术论”；
- 《前夜》事件：（屠格涅夫）想让别人革命，自己却不出头？最终也与《现代人》决裂；
- 沙皇的迫害，长达16年的流放；为反对派积累道德资源，因被流放的光环而名声大噪；
8.3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左派理论的建树
- 工具服从目的，“合理利己主义”（即便是大无畏的利他也还是关于利己）；
- 为了人道而使用暴力的人是应该排除在暴力之外的；
- 后经民粹派发展，为“人民专制主义”建立理论基础；
- “自由派”不自由，“民主派”不民主；
- “自由派”关心贵族自由，对农民态度暧昧；支持农奴解放较晚；
- “民主派”反对“经济自由”甚至“政治自由”；不同于欧洲的民主派甚至民主左派，实质上是民粹派；
- 东正教与俄罗斯人神秘浪漫的跳跃思维方式；
- 基督教中最原始、最少规范的一种形式，原理逻辑理论，思辨性差；
- “灌输论”是僧侣神职的职业惯性，核心理论经常“漂移”；以“辩证法”为工具，理顺原来的逻辑矛盾；
- 车氏强烈的反智主义和反哲学倾向；
- 列宁与民粹做切割但不批车氏；列宁思想中源自革命民主主义的东西远远多于马克思主义；
- “无与伦比的辩证法技巧”出现在一些不合乎逻辑的跳跃性“突变”；“新列宁反对旧列宁”；
8.4 两种知识分子的比较
- 40年代生人（陀氏，托翁）：“伦理社会主义”，搞“小众理想国”“试验田”；
- 农村公社社会结构，反对市民文化；
- （特卡乔夫）我们的人民虽然天真，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不可估量地更接近社会主义，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比俄国人民好；
- 成不了大事也闯不了大祸；
- 60年代“教会愤青”
- 排斥宪政民主，社会发展高于政治发展；
- “公意”和“村社民主”成为领导运用其魅力而操纵集体无意识的工具；
- “小波拿巴”情结，“教导”论者，“包容性”很差；
- （现代民主观中的）“民主原则”和“自由原则”的分割；
-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主革命”变成先以“民主主义”战胜“自由主义”，再以“英雄”的独裁体现“人民专制”或“民主专制”；
- 必然忽略生产力和文化建设，只重视国家调配的能力；
- （托克维尔）那些实现自己心中乌托邦愿望越迫切的人，对强力、权力的渴望也就越急切；
- 前期的“思想家”无心主导“运动”，而主导“运动”的人并不严肃对待“思想”；
- 革命正义之外的暴力和嗜血，“光明旗帜下”人性之恶被放大；
- 在矛盾的感情中无奈退出或被“甩出”革命：“不仅世界没有被拯救，不仅生命没有变得有意义，而且，代之从前的生活而来的，是完全无意义的生活。”
- 理想主义的“猪”斗不过现实主义的“狼”，发生互换：原来与传统东正教保持距离的贵族变得像修道院布道的长老，而神职学校培养出来的虔诚的东正教徒变成了战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
- 功利性道德标准的道德统治，导致哲学文化水准低下；
- “对平均主义的公正、社会之善和民众利益的崇拜，消解了对真理的崇尚，甚至几乎抹杀了对真理的兴趣。而哲学则是崇尚真理的学说，它首先表现为对真理的崇尚。”
- 在苏联，哲学进一步成为政治的附庸；
- “德国从宗教改革以后产生了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而俄国恰恰相反，从宗教改革以后产生了思想牢笼和精神强制，思想变成了一种权力。”
- 禁欲主义与崇拜苦难、反智主义、对财富恐惧共生，转换为道德虚无；
- 俄国缺少商业文化的妥协因子；
- 反对贵族“伪君子”文化的虚伪，却带来“真小人”恶的释放；
- 革命的道德说教中存在着非道德的一面；
- 世俗“英雄”与基督教“圣徒”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 托翁思想特点：平淡得如同空气和水，看似简单实则更难以落实；
- “圣徒”开放性的“可进可出”的“自愿共同体”；“英雄”没有退出机制，源自于东正教的封闭性和“正统性”、“一元性”；
- “当你寻找真理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你找到的时候”（演化成激进情绪）；
- （陀氏）俄罗斯文人“双重人格”：接受西欧的启蒙思想，又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维护俄国传统文化，又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公正方式难以接受；宣传人类博爱，却又向往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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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新时代的真正任务是让人民少付出代价
- 俄国社会“再生性”差，每次大动荡都会全部毁灭此前积累的文明；
- 实践知识分子，只想成为“社会医生”：“地方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先行者；
- 民众在“好沙皇”的传统下对高高在上的知识阶层充满不信任；
- 改变俄国社会各等级之间的不均衡和社会紧张关系，从“为民做主”到让“农民自主”，关键是要让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建立一种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机构——地方自治局；
- “只管问题，不问主义”；“书写小历史的人”；
- 与俄国立宪运动发展成正相关，革命前反对派的主要发展是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实现的；
- 俄国轻商抑商的传统发生改变，工商业者地位前所未有的提高；
9.2 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地方自治局运动
- 一战期间以民间自治机构担负政府工作的重担；1917年二月革命后“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时期；
- 好景不长，布尔什维克的崛起结束了地方自治的辉煌；
- （索尔仁尼琴《红轮》）别以为取消了君主制度你们马上就好了，还会有类似的制度代替它的；
- “这一边有黑色百人团，另一边有红色百人团，夹在中间的是一批实际工作者，这批人企图冲出夹击，但却不可能，他们只能被挤成齑粉，化为灰烬！”
- 1930年后俄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就不复存在了，“第三种人”也统统被纳入苏维埃国家体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索尔仁尼琴“新斯拉夫主义”、麦德维杰夫“社会民主主义”和萨哈罗夫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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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分裂运动的缘起
- 解开“俄罗斯之谜”的钥匙——“分裂运动”：俄国知识分子反抗传统的源泉，无政府主义的先导，政治激进主义的土壤，异见运动的精神家园；
- （别尔嘉耶夫）在鞑靼压迫和莫斯科罗斯时期，宗教具有精神上的领导意义，在莫斯科王朝初期，宗教和民族融为一体；
- （牧首）尼康宗教改革，空前的大动作，否定了原来一整套俄国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老习惯；
- “宗教高于世俗”；（尼康）最有权势的牧首，随意训斥沙皇；
- 以阿尔库姆为首的乡村宗教界反对；尼康称那些坚持旧习惯的人为“分裂教派”；
- 政教权力冲突：沙皇“一箭双雕”，批准了尼康所指定的规范统一的东正教礼仪，但同时也罢黜了桀骜不驯的改革倡导者本人；
10.2 分裂派与彼得“凯撒主义”的斗争
- 官方东正教被皇权驯服，民间东正教与国家政权发生分离；
- （波戈金）俄国一旦允许宗教自由，就会有一半信仰基督教的农民投靠分裂教派；
- 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比起尼康改革更加血型与残酷：“凯撒教皇主义”；
- 加深了民间与官方宗教界的对立情绪；
- 彼得取消秘密忏悔仪式，所有牧师需向警察部门汇报忏悔内容；17世纪末几万人的自焚狂潮，为抗拒宗教改革；
- （尼科利斯基）反国家形式的所有运动几乎都带有宗教色彩，都不同程度地与分裂运动有联系，或者受到它的影响；
- 苏联史学中突出阶级斗争和所谓“历史进步”主线，才常常滤去宗教的内容；
10.3 苍茫大地上的漂泊者——再论俄国历史上的“分裂运动”
- 俄国地理状况，有条件实现国内逃亡，与西欧宗教反对派不同；
- 北方地区的诺夫哥罗德与莫斯科罗斯的竞争关系，宗教宽容特点突出，俄国民主斗争史上一直有“北方崇拜”情结；
- 农民对“古风”的怀念产生了大规模移民；“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 （分裂派认为）邪恶的力量控制着俄国的国家和社会，掀起“去中心化”的“不合作”运动；
- 流亡：边远寒冷的荒野，没有贡税，没有精神钳制，进入理想社会，但是必须忍受恶劣的自然环境，无人交流，被主流社会遗弃；
- “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他们没有现在”；有意逃避不确定的现实，推入一个绝对的视角，体现为“否定现状派”；
- “让俄罗斯回到欧洲”和“让俄罗斯远离欧洲”同样有市场；
- 虽是“向后看”却也包含某些个性化、人格化、精神上的自由化成分；
- “落后优势论”的自我安慰：反对启蒙运动，反对技术革新，反对接受新事物；
- 斯拉夫派绝大多数思想家，不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是小说家、文艺评论家和宗教伦理专家：站在浪漫主义的善恶伦理角度分析俄国前景，缺乏精确计量和科学判断；“斯拉夫主义”其实就是“贵族民粹主义”；
10.4 分裂运动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 欧洲的宗教改革刺激了资本主义发展，而俄国是沙皇及其专制政权在宗教改革中获利；
- 移民方式减缓了俄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活着的人在城里不能拯救灵魂”；
- 俄国商人阶层成长缓慢；
- （普加乔夫起义）非正统的基督教一些朴素原理深入到农民文化中，成为思想武器：把过去理想化——符合下层思维的宣传手段；
- 在俄罗斯，人们总是喜欢那些因其纯朴、苦难、神经质而同上帝保持直接联系的民间圣人；
- 分裂教派因生存环境恶劣而团结互助、积德行善、同情弱者、推行平均主义（有点像美国摩门教）；
- 俄国商界热衷慈善活动；
- （别尔嘉耶夫）喜欢古代教会祈祷的美丽、没有教权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权威崇拜、没有被弄得浑浊和歪曲了的原初的宗教体验；
- 俄罗斯每个阶段都会寻找一个像分裂派长老一样的先知人物引导精神生活；
- （克柳切夫斯基）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在一些大教堂前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听分裂派教徒和东正教教徒的自由辩论，这对他以后世界观的形成至关重要；
- 俄国草根知识分子表面上否定上帝，但实际上也是在寻找上帝；
- （梅列日科夫斯基）反基督在一切方面都与基督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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