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 不确定的开始 ｜ 金融海啸扑面而至，9月16日下午央行决定下调贷款基准利率，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大拐弯，投资的闸门随即大开
2009 ｜ V形反弹的代价 ｜ 中央强力启动拉抬内需，“四万亿计划”，创业板的推出，强力刺激推动力汽车业的回暖和房地产市场的疯狂，新浪微博的崛起标志着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媒体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从来都不只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人们习惯了把媒体视作政府的某种组成部分，把媒体当成了青天。……在正常的国家，人们遇到问题了，有立法系统和民意代表、独立的法院，当然也有媒体。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多样的，而在中国往往只剩下媒体。
毋庸讳言的是，克鲁格曼并没有逃脱几乎所有凯恩斯主义者掉进过的“中国陷阱”：他们往往能精确地诊断出中国的疾病，但是常常给错药方，或者做出与未来截然不同的预言。中国经济——或者说中国民众的忍耐性，以及集体制度的效率，对于经典意义上的西方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无法定量计算的变数。
2010 ｜ 超越日本 ｜ 经济复苏伴生着外汇储备的激增，房产和农副产品价格的暴涨，民营企业没有得到相应的政策倾斜，自此，他们对实体产业的投资热情开始下降，身份和财富转移渐成活跃的暗流
2011 ｜ “中国要歇菜了吗？” ｜ 互联网力量冲击着经典意义上的分销模式，小米手机全面颠覆了制造业的核心价值观，硅谷式“互联网创业本来就是一场资本游戏”的理念彻底激活O2O市场，和私募资本市场的急速扩容
2012 ｜ 落幕上半场 ｜ “四万亿计划”已如强弩之末，消费品市场增长停滞，能源和重工业领域更为萧条，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同时，互联网经济和文化产业以轻快的步伐前行（微信迭代、自媒体、滴滴打车等），推动内需消费
2013 ｜ 金钱永不眠 ｜ 央企反腐和金融业新政，预示着利益重构的开始，而一个更强势的中央政权也正在回归，柳传志“在商言商”言论引起的争议，反映出有产阶层与政府的“共识瓦解”，新浪微博的公共影响力拐点也在这一年发生
2014 ｜ 卷土重来的泡沫 ｜ 到第三季度，政策方向盘突然发生重大转变，楼市松绑，宽松政策密集出台，央行自28个月以来第一次降息，带来股市狂飙，互联网则迎来“寡头”世界，滴滴、快的在两强相杀中重构了出租车行业，“一带一路”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将展开以经济能力输出为主题的国际战略竞争
2015 ｜ 极端的一年 ｜前一年释放的流动性在资本市场上空转，放松私募管制之后的成长股泡沫，和场外配资的杠杆效应，促成了股灾，P2P行业大整顿，O2O行业的“合并之年”，互联网服务市场大的投资机会已经结束
2016 ｜ 黑天鹅在飞翔 ｜ 投资界最大的热点是共享单车，“熔断”闹剧之后股市趋于稳定，宝万事件经过行政干预后以“中国特色”的方式收场，实体产业在消费升级、劳动力优势萎缩和高税负的围剿下困局重重
2017 ｜ 新中产时代到来 ｜ “新零售”“场景革命”为线上线下交互创造新的可能性，区块链泡沫遭遇监管，银监会关注海航、安邦、万达和复星等企业的海外收购，小米通过自我纠错（不再激进地追求生态链闭环，加大地面渠道建设）走出低迷
当一个国家进入中产社会之后，主流消费者的本土意识必然觉醒，伴随着审美能力的提高及分化，他们更钟情于具有本国文化属性的商品提供者和设计师，由此，将极大地推动商业文明的再次蝶变。
2018 ｜ 改革的“不惑之年” ｜ 中国改革的独特性仍让费正清、科斯、福山等学者难以用既有的理论予以解释，作者认为制度创新、容忍非均衡、规模效应和技术破壁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时至今日，改革的“假想敌”变得越来越模糊，创新的叵测和压力成为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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