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olence is strangely capable of returning my characters to reality and preparing them to accept their moment of grace.”

— Flannery O’Connor

引子

电影一开始，麦克多蒙德饰演的Mildred Hayes走进镇警察局对面的广告牌租赁办事处，里面的小伙子正在悠闲地读一本书，这时镜头特意给到了书的封皮，“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好人难寻》）。我们由此被带进了一个“好人难寻”的小镇Ebbing。

美国南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是那本《好人难寻》的原著者，她作品里的荒诞与暴力和电影里的黑色幽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在我看来，两位作者对暴力的态度才是解开这部《三块广告牌》的钥匙。

除了奥康纳之外，麦克多蒙德和密苏里是我眼中本片的另外两个题眼。体会麦克唐纳片中的人物塑造和地点设置，尝试揣摩荧幕背后的“文本背景”，是我在看完《三块广告牌》之后更感兴趣的。

一、麦克唐纳笔下的麦克多蒙德

科恩兄弟电影里的常客，乔尔·科恩的结发妻子，麦克多蒙德算是当今影坛极少数能呈现Mildred Hayes这个角色的女演员之一。尽管老了二十岁，但和奥斯卡封后《Fargo》里的女警官Marge一样，麦克多蒙德一如既往地献出了精彩表演。她展现了Mildred的精干，果敢，和不留情面，同时也十分收敛和细腻地将这位单亲母亲在暴力背后的敏感呈现给了观众。“I know you didn’t baby.” ——在问询室的激烈交锋中，身患重疾的老警长在动怒之处突然咳出血来，面对道歉（“I didn’t mean it”）Mildred下意识的反应和答话刻画了这个人物“柔软”的另一面。

如此“双面”的人物刻画在《三块广告牌》中是相当统一的。在有限的笔墨内，麦克唐纳试图把每位主角都包装成可以从多个角度去体会观察的“戏剧”形象。他们或许不够完整丰满，甚至不够真实，但在“戏剧空间”里却相当生动鲜活。贯穿全片，导演并不试图让我们“浸润”到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即用“真实”感染人），而是通过特意安排的剧情桥段，对话，甚至物件，来交代每个人的历史和故事。满嘴f**k的老警长和他的书信与妻女，无为鲁莽的Dixon副官和他嘴边的老母亲，不苟言笑的“广告牌女人”和她家后山的秋千……麦克唐纳几乎在每一幕中都竭尽所能为我们呈现人物的某个“切面”，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终难以用一句好与坏来评判他们的缘由。

诚然，麦克唐纳笔下的人物更像是“剧本里的角色”而非生活中的原型——“黑色幽默”本就不需要太贴近生活，但和往往更加荒诞和失控的科恩兄弟不同，《三块广告牌》全片始终都稳定在一个“可控”的剧情发展和情感空间之内。尽管和看科恩兄弟时一样，我们从头到尾都知道这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在扎实的剧本框架下，基于对笔下角色的怜悯，幽默的穿插和音乐的串联，麦克唐纳为我们营造出了一幅完全不同于后者的美学视野。因此，我宁愿把它和去年的《海边的曼彻斯特》进行类比：肯尼·罗纳根笔下的Lee Chandler虽然“更接地气”，但同样是剧作家出身的他对人物情感的关注，处理和拿捏，对整个剧本平衡的掌控，在我看来也是麦克唐纳力图达到的效果。

值得指出的是，《三块广告牌》里的三位人物都“十分守规矩”，这场表演的盛宴，到头来谁也没喧宾夺主。尤其是情绪克制的，全场都在用眼神和面部肌肉演戏的麦克多蒙德，支撑起了这个剧本在台词和对话之外的情绪和人物心理。台词出众的剧本就怕人物“干瘪”，表演出彩的人物就怕故事“内核”粗糙空洞，《三块广告牌》没有陷入这两个“圈套”，而麦克多蒙德实在是麦克唐纳最好的帮手。

二、没有Ebbing的密苏里

Ebbing是个并不存在的地名，而密苏里也并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拍摄地（影片完全在北卡的另一个小镇Sylva取景），它只是这个并不存在的故事的假想发生地而已。为什么非要是密苏里呢？

也许是因为，三年前曾经轰动一时的福格森枪击案就发生在密苏里州（黑人小伙Michael Brown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到白人警官Darren Wilson射杀，案件的审判的边际影响波及到全国，而这也是后来一系列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争议的开端）。结合电影的故事设置，Mildred对Chief Willoughby咄咄逼人的问责，以及Dixon这个人物的编排，表面上看本片的“政治硝烟”不可谓不浓。

但其实未必如此。通篇下来我们不难发现，导演并没有想把本片包装成一部“政治多么正确”的电影，这里有他对“暴力”的解读和态度的因素（下文会详述），也和他对Ebbing在剧本中的定位有关。回过头看，部分对话里提及的警察暴力和宗教丑闻并非影片着力讨论的焦点，而密苏里和Ebbing或许就简简单单是一座让麦克唐纳讲故事的舞台布景而已。和本就盘根错节的社会不公与族群纠葛相比，影片的视角更加“纯粹”，因为它更关乎人性本身的立体和“复仇心理”背后的矛盾，而非这个社会从上到下的不完美。麦克唐纳更愿意从微观入手，从“人本”而非绝对意义上的价值观出发，来讲“广告牌”背后的故事。摘掉了社会焦点这个“大帽子”，用剧本的编织而不是与现实的互文来为我们拆解人与人之间的愤怒和仇恨是怎样转化成整个村庄的危机和灾难，是我对密苏里和Ebbing这第二个题眼的理解。

《三块广告牌》并非一部现实主义作品，Ebbing与福格森县之间暧昧的关联也不应成为过多探讨它社会意义的理由。虚构的Ebbing就如千千万万其他像Manchester-by-the-Sea那样的小镇一样：有波澜也有风平浪静，有熊熊大火也有茂绿的群山。形形色色的人在那里面对他们各自的命运，并坚持不懈寻找最好的抗争方式与妥协。

三、奥康纳，暴力，与“恩典时刻”

回到奥康纳。《三块广告牌》里最值得玩味的就是导演对暴力的态度。麦克多蒙德，密苏里，这两个看似和暴力贴得很近的词眼其实还不足以撑起整个剧本的“内核”。顺着奥康纳这条线索，我们才进一步发现麦克唐纳的讨论重点——尽管荧幕上的“打砸抢烧”可真可假，但他在影片中还是旗帜鲜明地对暴力的正面意义进行了肯定。

如开篇的引语所言，“暴力具有一种奇异的功效，它能使我笔下的人物重新面对现实。”我想，这正是麦克唐纳借Mildred Hayes这个角色想要最终传达的。也正因为这“奇异的功效”，在“暴力语境”下的麦克多蒙德和密苏里才有了另一种被阐释的可能。科恩兄弟影片中的暴力是无止境的无奈，是最终通向末日的你死我亡，是《老无所依》里哈维尔·巴登那冷漠的眼神，而这些都不是《三块广告牌》传递的信息。电影结尾，两个在全片中最势不两立的人物——Mildred和Dixon——携带着枪药在“复仇”的道路上缓缓停下了脚步，他们开始不确定是否还需要往前行， 因为最该与之和解的人其实就坐在他们彼此身边。

如果说，电影刻画Mildred在复仇和妥协之间的来回反复是每个人在面对这样情形时反应的真实写照，那么从编剧角度上讲，麦克唐纳借表面上“Anger begets more anger”这个外壳去侧面阐述抗争和暴力的某种必要性，则是他在构思过程中最主观和大胆的一点。《三块广告牌》最大程度地包容了“以暴制暴”的哲学，它似乎在暗示，愤怒往往是和解的前提，有时更是通向和解的必经之路——影片中一连串的悲剧尽管残酷，但回过头看，没有这些事件的发生，Mildred和Dixon最终坐在一起的场景几乎是不可能。在科恩兄弟那般更决绝阴冷的“世界观”面前，我不知道这样的解读算不算温暖，但至少麦克唐纳想要表达一点，如果这个回避不了暴力的世界有尽头，那么它一定不是《老无所依》里的无助和悲凉。

奥康纳在同一句话里还说，“暴力之所以能使我笔下的人物重新面对现实，因为正是暴力让他们准备好接受恩典时刻（Moment of Grace）的到来。” Moment of Grace是宗教上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每个人生命中那几瞬“圣灵显现”的时刻，在这一瞬间，所有过去的愤怒，仇恨，与自己和与他人的“过不去”都将被“翻篇”，心灵上的顿悟将重新把个人命运拉回“正轨”。在《三块广告牌》中，究竟哪个节点是这般Moment of Grace并不难找，但更重要的是，在全剧的框架下，我们看到愤怒和暴力本身在最终达成妥协与和解的过程中起到的必要作用。

结语

《三块广告牌》是一部构思精致的电影，这精致不仅体现在对人物“粗中有细”的勾勒描摹上，对影片整体节奏的掌控上，更体现在马丁·麦克唐纳对电影音画背后“文本空间”相当严丝合缝的构建上。这些都与他本人丰富的剧作经验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上讲，电影整体偏“舞台剧”风格的叙事，对人的突出，对宏观社会现实剖析的刻意弱化，到头来都在全力服务作者理性看待暴力积极一面的视角和用心。不要过分解读片中呈现的一系列暴行，它们只是这个虚构的“文本空间”里用来讲故事的“棋子”。

是的，Violence is strangely capable of returning Mildred and Dixon to reality and preparing them to accept their moment of grace. 在承认这是个像《狗镇》那样“纯虚构”作品的前提下，借弗兰纳里·奥康纳在《好人难寻》里表达的观点作参照，听着《夏日最后的玫瑰》，我们会发现《三块广告牌》还算是个十分精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