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本书围绕政治秩序的三个组成部分——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展开,以全球和历史视角对照典型国家政治发展的历程,并从高度民主政体身上正在发生的“政治衰败”为切入点,重点阐述了国家建设和高质量政府的重要性。

篇幅最大也是最饱满的是第一部分(“国家”),在这一章里,福山点出四个例子:1)普鲁士-联邦德国,2)希腊和意大利南部,3)英国诺斯科特–屈威廉改革,4)美国依附主义的兴起和终结。普鲁士的例子旨在强调高效自主的官僚体系之于强大国家的必要性,而且,在建立韦伯式“现代国家”的经验中,高质量的政府往往可以优先于普遍的民主负责制。英国的例子进一步表明,在民主负责制产生前完成改革,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如腐败和依附主义)。在美国身上,普遍选举权的过早引进使早期民主实践成了“依附主义”的温床;而法治和对政府不信任等思想的根深蒂固,进一步阻碍了政府部门的自主性,进而影响国家建设。

第四部分(“政治衰败”)是上述讨论的进一步延伸,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这三个好东西不那么容易同时到来。在福山的分析框架中,政治衰败来源于:1)国家建设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如依附主义的产生);2)国家建设和法治之间的紧张(如行政因分权给法院太多而效率低下);3)民主负责制自身的紧张,福山在本书第三部分(“民主”)中对此进行了展开,并最终以美国为例,阐述了民主参与程度的高低并不一定反映整个体系的代表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外来制度”)相对来说较为独立,在这里福山的视角扩展至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等国家,探讨这些地区国家建设的具体经验教训。在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的对比中可看出领袖“能动性”在制度发展中非常重要;从非洲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坦桑尼亚,印尼)的进程中我们发现“共同语”和民族建设也必不可少。最后在“强大国家”云集的东亚,福山重点讨论了政府的自主性,并指出,过渡到对权力的更正式约束,首先应着眼于法治而不是负责制。

引言 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发展

  • 政治制度的三个关键起源:1)国家;2)法治;3)促成民主负责制的程序
  • 在西欧,三大制度中第一个出现的是法治;而在中国,率先出现的是国家
  • 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就:1)促使欧洲第一部现代法典的颁布;2)建立了现代官僚国家,以推广执行这部法典

第一部分 国家

第1章 何为政治发展

  • 政治衰败的来源:1)人类行为内在的保守性;2)人类的天生社交性植根于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
  •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过是它们的国家软弱低效的副产品。许多归罪于民主的失败,其实是国家行政部门的失败

第2章 发展的各个方面

  • 政治发展的三个重要组件:1)经济增长;2)社会动员(例如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转变);3)合法性的思想演变
  • 亨廷顿:经济发展孕育社会动员,当后者的速度超过现有制度应付参政需求的能力时,政治秩序就会崩溃。他认为,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
  • 但事实上,新近的分析显示,冲突与贫困有很明显的正比关系;而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不稳定和暴力升级

第3章 官僚体系

  • 政治发展的讨论最近几年均集中于约束制度,但政府在受到约束之前,必须要有实际做事的能力
  • 印度的问题不是缺乏法治,也不是民主不够,而是国家的失败——政府提供基本服务和官僚体系的失败
  • 政府的功能:提供公共物品,监管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参与社会规范,财富再分配(例如强制性保险)
  • 美国人喜欢无休止地争辩政府规模的大小,但数据显示,在争取良好结果上,政府质量比政府大小更重要
  • 为什么有些地方发展出了强大国家,其他的却没有?关键原因在于改革官僚体系与容忍更广泛的民主竞争,究竟哪个先哪个后:普鲁士 v.s. 美国、希腊和意大利

第4章 普鲁士建立国家

  • 马克思·韦伯:(20世纪初)讲私营部门的质量,美国是当时的典范,但它的政府却是极其落后的
  • 德国:早期就发展出强大的国家和法治,只是它的负责制政府姗姗来迟
  • 普鲁士国家犹如秦国,曾与邻国进行长期的殊死搏斗——战争奖励高效且唯才是任的政府,而普通的经济活动于事无补
  • 从旧贵族阶级到普鲁士国家,从纳粹政权到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官员的政治态度随时代发生变化,但官僚体系的自主高效的传统基本完好无损

第5章 腐败

  • 与腐败相关联的两种现象:1)政府创造和提取租金;2)庇护政治(或曰依附主义)
  • 依附主义的负面影响:1)影响政府质量;2)让现有精英变得更强,阻止民主负责制的涌现
  • 马丁·谢夫特:庇护政治的供应比它的需求重要得多,换句话说,当政客有机会获得可支配的国家资源时,庇护政治才会存在

第6章 民主发源地

  • 不少观察者将北欧与南欧之间的差异归咎于文化问题;反例:新教的英国和冰岛也曾遭受重大危机 v.s. 天主教的西班牙。真正的分界线不是文化,而在于依附主义的存在与否
  • 希腊和意大利:1)更接近19世纪的美国,成为民主政体之前,并没有发展出现代官僚体系;2)随着经济增长,依附主义并未消失(与美国恰恰相反)
  • 希腊、意大利南部、中国华南、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许多乡村:忠于家庭而导致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城市化不由工业化驱动,而是整个村庄搬到城市,礼俗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由于深度不信任而未产生强而有力的政府
  • 19世纪的希腊:1)政治并不围绕广大社会阶级及其各自利益组织起来,而是基于地区和氏族;2)没有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国家成了事实上的就业来源
  • 福山:希腊不信任的根源在于政治,特别是缺乏强大公正的国家;希腊人从不把国家当作抽象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如德国和法国)

第8章 庇护政治和改革

  • 民主能使政治改革变得困难,如19世纪的美国——宪政制衡制度使公共政策的变化既困难又耗时
  • (英国)诺斯科特–屈威廉改革:呼吁停止任人唯亲,把考试作为取得公职的前提;为官僚体系改革推波助澜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创造了和平时期无法形成的改革压力
  • 至关重要的一点:英国公共部门的改革发生于扩大选举权之前,等到英国政党可能受到诱惑将政府工作分配当作拉票良机,这道大门早已关上

第9章 美国开创依附主义

  • 美国例外论:1)美国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缺乏传承下来的欧洲封建阶级;2)美国诞生于一场反抗(英国)集权政府的革命,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自由思想生气勃勃
  •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高度组织起来的依附主义,在市政一级发展得最齐全,成为动员非精英选民的机制;穷人从政党机器那里获得好处,促使他们组织起来的是个人(短期)好处的分配,而不是广泛的纲领性议题——社会主义(例如英国和德国那样的比较正式的再分配,如全民医疗保险或职业安全就计划)从未在美国生根的原因之一
  •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与当代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1)有民主制度和竞争性选举,但选票可以交易收买;2)政府质量普遍较差,但在和平时期不算是大问题

第10章 分赃体系的终结

  • 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逐步拆除政党政府的依附式体系,奠定专业官僚机构的基础,比英国花了更长时间:1)威斯敏斯特体制(多数党作出快速决策)v.s. 联邦层次的改革不一定会在全国铺开;2)中产阶级较早进入精英教育机构 v.s. 在美国只集中在东北部
  • 美国的经验:1)改革是深刻的政治过程,而不是技术上的;2)赞成改革的政治联盟必须基于在现存体系中没有严重利害关系的群体;3)在塑造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利益上,思想在公开场合的阐述仍至关重要;4)改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第11章 铁路、森林和美国的国家建设

  • 普鲁士国家拥有最高的自主程度,无须向民主政客负责;19世纪晚期的美国则正好相反,这不是为了民主负责制,而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权;政府机构既要屈从民主意愿,又要有足够自主性,不受强大利益集团的攫取,这非常困难
  • 官僚自主的个案——20世纪之交的美国农业部门,尤其是吉福德·平肖的作用

第12章 民族建设

  • 通向民族认同的四条途径:1)移动边界;2)流放或肃清人口;3)文化同化;4)调整已设定的民族认同

第13章 好政府,坏政府

  • 通向现代政府的两条主要途径:1)军事竞争,其创造的激励远远超过任何经济激励,也在成功的民族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2)有志于改革的社会群体结成联盟,改变体系的运作规则(如英国和美国)
  • 普鲁士/德国的发展道路:由民族生存的需要建设强大的国家,对法治产生积极影响,但国家并不接受民主负责制的原则;现代国家和法治相结合,在工业化进程中推动经济增长,随即导致工人阶级的出现和社会动员;历经20世纪初的战争、革命和镇压,直到1949年才实现完全制度化的自由民主
  • 美国的道路:从英国继承来强大的法治;对私人产权的坚强保护,为19世纪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过早引进普遍选举权,造就了依附主义,对国家建设造成负面影响;经济增长而涌现新兴的社会群体,在改革联盟的推动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 希腊/意大利南部的途径:发展的切入点既不是国家建设,也不是经济增长,而是社会动员(“没有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经历城市化,但没有创建大型工业部门)和早期的民主化;广泛的依附主义削弱了国家能力,从而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增长的前景
  • 新兴中产阶级未必寻求终结庇护体系(如希腊/意大利):1)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城市化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职业群体和社会关系;2)中产阶级不一定会支持改革联盟;3)文化因素,有了覆盖广泛的信任半径和社会资本,对国家的忠诚才能占据首位,超越对家庭、地区和部落的忠诚

第二部分 外来制度

第16章 白银、黄金和蔗糖

  • 气候和地理是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根源,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等处建立榨取性奴隶经济,留下不平等的遗产
  • 更为僵化不变的是阶级结构,它将人口分割成较白较富的精英和更穷更黑的大众,阶级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均,造成尖锐的政治两极化
  • 政治不稳定打断正常的经济生活,而经济精英在维持自己社会地位的同时阻止经济社会的民主化

第17章 不叫的狗

  • 拉丁美洲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太平的地区之一,暴力往往发生于民间,而不是在国家之间;原因:1)阶级分层,各国精英不愿发动起人口总动员;2)地理;3)民族认同微弱;4)外部势力强大
  • 与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相比,国家也从未向公民大规模征税——行政能力单薄的体现

第18章 清洁的石板

  • 哥斯达黎加的经验显示,地理和气候的物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可通过优秀领袖和当事人的选择而得以抵消
  • “阿根廷之谜”:糟糕的经济记录是坏政策的结果;背后的答案是政治,1)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不同于美国,有意鼓励小农场);2)领导风格,不是制度建设者
  • 这些偏离的案例显示,人类能动性在制度发展中非常重要

第19章 非洲风暴

  • 非洲新家族制的特点:1)人格主义;2)普遍的依附主义;3)国家力量软弱(反映在税收水平低下,人力资本匮乏)
  • 限制非洲国家形成的因素:1)人口密度低;2)自然地理

第21章 国产或进口的制度

  • 间接统治的陷阱:1)对本地知识的需求非常巨大,容易受当地人操纵;2)有些情况下,殖民当局不愿意让当地酋长做主,认为其违背“文明道德”

第22章 共同语

  • 印尼的民族认同所用方式:1)综合思想的明确阐述;2)民族语言的确立(通过教育);3)基于全国军队的专制政权支持
  • 坦桑尼亚 v.s. 肯尼亚:前者把民族建设当成明确目标,努力杜绝地域主义和种族认同,结合上20世纪90年代后明智的经济政策,在近20年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速度
  • 成功的民主国家受益于历史上以暴力和非民主手段完成的民族建设;印尼和坦桑尼亚当年都比现在专制得多——就共享认同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而言,先后次序和历史都很重要

第23章 强大的亚洲国家

  • 强大的亚洲国家来自何方?悠久的国家传统和民族认同。与欧洲国家不同,东亚的政治发展开始时没有法治和负责制,法律只是吏治的工具
  • 日本,现代国家的整合仅仅花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1)德川日本强烈的民族认同,明治维新需要建立的只是国家,而不是民族;2)官僚机构的能力增长非常出色,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教育水平);3)(像普鲁士一样)日本国家也是在战争中炼成的
  • 日本推动建立宪法,不是社会群体同意分享权力的结果,也不是中下层群体组织起来强加于天皇,而是自上而下的过程
  • 从半专制的《明治宪法》到二战后改用美国在1947年起草的宪法
  • 日本还为其他亚洲国家创造了另一个先例,威权统治者的道德品质,根植于儒家传统

第24章 法律在中国的挣扎

  • 彭慕兰:18世纪中的欧洲与中国相比,技术或制度上并无显著优势,而是在于关键体系的综合(科学体系,技术体系,产权体系,教育体系,和在同一时间鼓励以上的政治体系)
  • 在动荡时期,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中央集权统治的传统,都没有消失
  • 儒家伦理是高度情境化或语境化的,好的结果不靠规则的非人格化应用;中国传统力求通过灵活的道德体系,使政府的自主性最大化
  • 1978年改革以来衡量中国新兴的依法治理:1)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的程度,根本上是政治问题;2)最高级别领导的换班,至少已有制度化过程

第24章 中国国家的再造

  • 中国式的自主性,能让政府在政策问题上,采取比民主政体更为大胆更为迅速的行动;在较低的级别,中共允许下级政府在执行任务时享有高度自主;中国的体制允许地方政府保留多余收入——乡镇企业:把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引进公共部门;但严重依赖金钱激励的行政体系,会为腐败打开大门
  • 威权体系的成功取决于优秀领袖的不断出现,王朝中国的对策有二:1)建立复杂的官僚体系结构,限制君主的实际权力;2)以一套精密的体系培养君主。但目前中国的体系能保证好领导的持续供应吗?
  • 过渡到对权力的更正式约束,可以循序渐进,首先应该着眼于法治,而不是负责制

第三部分 民主

第27章 民主为什么会扩展?

  • (亨廷顿)第一波民主化: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末;第二波:二战之后(较短);第三波:20世纪70年代初,西班牙和葡萄牙民主转型,希腊和土耳其军事统治结束,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韩国和台湾地区,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
  • (马克思)劳动分工转化成社会阶级:1)旧地主,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2)地主阶级想保留旧的专制秩序;资产阶级想要保护产权自由的(法治)政权,正式的 选举民主倒无所谓;无产(工人)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支持选举民主,但这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 (巴林顿·摩尔)现代民主政体的社会基础:1)中产阶级,倾向于支持自由民主中的自由,以保护自己的权利;2)工人阶级,热衷于自由民主中的民主,侧重于再分配;3)大地主,几乎无一例外是民主的专制反对者;4)农民,有复杂不一的政治诉求

第28章 通向民主的漫长之路

  • (保守的意大利思想家如莫斯卡和帕累托)正式民主的出现和选举权的扩展不会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只会以不同形式保持精英的支配地位——某种意义上,这些思想被证明是正确的
  • 但所有这些19世纪的反民主论点,都接受许多支撑民族的现代概念:政府应对公民负责,具有良好政治判断的公民都应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 (布鲁斯·凯恩)把更多议题放在选民面前,结果却往往不是民意的准确表述,而是组织最好资源最多的团体对公共空间的支配
  • 英国民主化的模式是精英政党推动的,还有:瑞士、智利、挪威、意大利、乌拉圭等

第四部分 政治衰败

第32章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 美国政府质量的衰败根源在于,它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法院和政党”治国,把行政的权力分给了法院和政党:1)法院不再是政府的制约,反而成了政府扩张的替代品(诉讼的激增,决策的缓慢);2)利益集团影响力蔓延
  • 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体制的监管以法院为基础,效率远远低于拥有强大行政部门的其他民主国家

第33章 国会和美国政治的家族制复辟

  • 利益集团和说客的目标,并不是促进新政策,而是防止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出笼
  • 多元主义理论认为,相互抗衡的群体加在一起就构成民主的公共利益,但也可以说,它们固有的对狭隘利益的过度代表,反而阻碍了代议制民主代表的真正公共利益

第34章 否决制的美国

  • 在平衡强大国家行动需要与法律和负责制的能力上,美国的制衡体制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议会体制(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荷兰和瑞士)
  • 美国政治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衰败,这个去中心化的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让利益集团和活跃组织拥有过度影响,它们加起来并不等于代表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

第35章 自主和服从

  • 委托人–代理人框架的最大问题:视国家能力的存在为理所当然,代理人可以完全忠诚,积极投入,却仍归于失败,因为缺乏贯彻委托人愿望的知识、能力和技术
  • 如要政府正常运作,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很重要(如中国传统的实践始终偏向于自由裁量权)
  • 政治委托人经常颁布重叠乃至相互矛盾的任务,这些任务显然无法同时实现,因而引发官僚体系的功能障碍

第36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 政治秩序三大组件之间的紧张:1)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民主相互发生碰撞;2)高质量国家和法治之间的紧张(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争);3)法治和民主负责制之间的紧张;4)民主本身的紧张(努力提高民主参与,实际上可能降低整个体系的民主代表性)

Letters, Summer 1926: Boris Pasternak, Marina Tsvetayeva, Rainer Maria Rilke

1926年是里尔克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春夏之交,他在书信中偶然结识了两位俄罗斯年轻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两人相约夏天去瑞士探望自己的“精神导师”,但由于各自的生活流离和奔波终究未果。两人都没想到,这一次未能成行的“失约”竟成了永别。

他们三人在这年夏天的书信往来围绕着对生命,诗歌和爱情的探索展开。帕斯捷尔纳克对创作灵感迟迟没有到来的苦闷,茨维塔耶娃身上对感情对生活永不磨灭的热情,里尔克尽管重病在身但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温和沉稳,浓缩在一季短暂的夏日中数十封饱满的信笺里。如今读来,依然感动满满,并时不时被诗者笔下生出的灵动与光彩所叹服。

茨维塔耶娃无疑是这部“1926年之夏”的核心与灵魂,也是他们三人之中最不吝惜笔墨最不“收敛”自己情感的一位。帕氏倾慕于她的天赋与才华,她也十分珍视他们之间相似的价值观和追求。在被引荐给里尔克并自此结成“笔友”后,茨维塔耶娃一发不可收,对自己的“偶像”萌发出强烈的爱慕与激情。在写给里尔克的书信里,她大谈自己的信仰,对诗歌的态度,当然,还有对夏末相见的期待。

书信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个人化”“情绪化”的文体,在本就敏感多情的诗人笔下,这些特点进一步被放大。而这本信集更加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聚焦在一段非常短的时间,和一个沟通谈不上多么顺畅的年代——等不及对方上一封信寄到,这边就得开始提笔写下一封回信了。密集的一个个日期,伴随着春去秋来时光的流淌和草木自然的更迭,更能让人感受到三位诗人笔下文字的力量。这些恣肆的情感,虽然在广阔的时局和漫长的岁月里,渺小如沧海一粟,短暂如白驹过隙,却也正因这渺小和短暂而弥足珍贵,光芒万丈。

Introduction

Unlike a correspondence that covers an extended period, this exchange of letters covers but a single moment. In one bright flash we glimpse a scene of startling concentration, more vivid in detail than if the picture were exposed to prolonged light.

Western Europeans believed that their own civilization, sunk in rationalism and atheism , had run its course and was fast declining, while Russia, a youthful land, had not exhausted its fund of primordial faith and could expect a great spiritual blossoming.

The impressions Rilke received in his first weeks in Russia confirmed his preconceived idea of it as a wholly unique country. “The poet’s image of Russia was of a land of prophetic dreams and patriarchal traditions as contrasted with the industrial West,” wrote Sofia Schill.

Pasternak was not exaggerating when he said that Rilke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his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e basis of Pasternak’s early rejection of romanticism was his striving toward perfection as a means of reshaping life.

For Pasternak Rilke offered the example of a poet who had disengaged himself from German Romanticism for the sake of European unity and the movement toward realism in contemporary art. Tsvetayeva considered Rilke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poetic spirit, but he also embodied the romanticized Germany she loved so dearly.

She [Tsvetayeva] could not have poeticized more completely–or in a sense, more destructively–her relationships with these people whom, as a rule, she had never seen, or seen but a few chance times. Yet she treated every letters as an artistic undertaking, made of it a work of literature, an outpouring of her soul.

1.

Boris Pasternak to Rainer Maria Rilke (April 12, 1926)

There is one lesson, though, which our life experience here alone teaches everyone who is willing to learn: a great thing is most full of contradictions when it takes an active form; in its reality, it is also small within its magnitude, and sluggish within its activity.

2.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April 20, 1926)

A fleeting vision of all that in the prism of momentary emotion transforms a woman into something incommensurable with human dimensions, as if she was not a human but the sky filled with the beauty of all the clouds that have ever sailed across. But that was but an element of your loveliness.

We are not spea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I have an aim in life and that aim is you. But you are becoming less my aim than a part of my labor, of my misfortune, of my present uselessness, because the happiness of possibly seeing you this summer eclipses everything else and I no longer see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whole, which may be visible to you.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May 8, 1926)

Forgive me this letter, the foolish poetry, the endless discourse on footnotes that are of course unnecessary. I will write well this summer, will examine everything from top to bottom. I will write you about you, about the ultimate, about what is most precious: about you unconditionally, “objectively.” And about the meaning, as I see it, of my life’s touching yours.

And still I feel that my not coming to you is a mistake, something lost. Life has become horribly difficult again. But this time it is at least life, and not something else.

4.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May 19, 1926)

I never knew that a beloved handwriting could, with silence, play such funeral music. I do not remember ever in my life having suffered the despair that engulfed me yesterday.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May 22, 1926)

My severance from life becomes more and more irrevocable.

More about life. I hate thing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them. Like a man who promises his wife that all will be put in order (and then she dies or something). She doesn’t care about the orderliness of life based on reason; just the common mania for putting things in order.

Not long ago I spend a beautiful day, all of it with you. I didn’t let you go until late at night. Pay no attention to my “chilliness.” There is always a sort of draft between you and me.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May 25, 1926)

When I was six years old, Boris, I read a book (an old, translated book) called The Green Princess. Only it wasn’t I, it was Mother who read it aloud. It was about two little boys who ran away from home. One fell behind, the other ran ahead. Both searched for the Green Princess. Neither found her.

Am I writing too often? I always want to talk to you.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May 26, 1926)

Hello, Boris! Six in the morning, with everything blowing and howling, I just ran into the well between rows of trees (two opposite pleasures: an empty pail, a full pail) and I greeted you with my whole body, and with the wind in my face.

Can you believe it, Boris? –I’m beginning to feel drawn to the sea by a kind of morbid curiosity–so as to be convinced of my own instability.

Have you noticed that I give you of myself in pieces?

5.

Tsvetayeva to Rilke (June 3, 1926)

Before life one is always and everything; as one lives, one is something and now (is, has–the same!)

My love for you was parceled out in days and letters, hours and lines. Hence the unrest.

Rilke to Tsvetayeva (June 8, 1926)

Here are my little pictures. Will you “despite everything” send me that other one of yours some time? I don’t want to stop looking forward to it.

6.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June 5, 1926)

Things are simpler with the sweater and the handsome leather notebook. I have put both of them aside, the sweater in anticipation of winter, the notebook in anticipation (hopeless) of exceptional inspiration. These items do not cause me the pain and bitterness provoked by the poems, which arrived at a time of my own barrenness.

Tsvetayeva to Rilke (June 14, 1926)

If I put my arms around a friend’s neck, it is natural; if I tell of it, it’s unnatural (to myself!). And when I make a poem about it, it’s natural after. So the deed and the poem are on my side. What is between accuses me. The between is mendacious, not I. When I report the truth (arms around neck), it’s a lie. If I am silent about it, it’s true.

Your elegy. Rainer, all my life I have been giving myself away in poems–to all. To poets, too. But always I gave to much, drowned out the possible response.

Rainer, last night I stepped out once more to take down laundry, for it was going to rain. And took all of the wind–no, all of the north in my arms. And his name was You (tomorrow it will be the south!). I didn’t take it home with me, it stayed on the threshold. It didn’t go into the house, but it took me along to the sea as soon as I went to sleep.

Write to me from Muzot–have the masons gone? And is the sun there? We don’t have an hour’s worth of sun, I’d like to send you the whole sun; nail it to your piece of landscape.

7.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June 13, 2016)

The letter about “Piper” will be not only about this particular work but also about many other things, some of them personal–in a word, everything suggested by the poem itself. I have not reread “Poem of the Mountain.” That is why I have not mentioned it so far. I love you with all my thoughts and embrace you tenderly. I have no faith in the year that stands between us and our meeting.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July 1, 2016)

Now more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my life I have to seek peace and moral equilibrium, pursuing my object selfishly, almost comically, like an old maid.

But I shouldn’t be telling you this, dear friend. Perhaps it is a bitter thing that I know the mechanism of feeling because I have been hurt by it. Why should I reveal it to you? … … How happy I am to be writing to you. In your company I become more pure, more tranquil. Basically you and I think alike.

God, how I love all that I have never been and never will be, and how sad that I am I. How all my neglected opportunities or those that have flown past me through no fault of my own are as nothing compared with me! Dark, mysterious, joyful, glowing with adoration. One for whom the nights were made. Physically indestructible, deathless. I fear death only because it is who will die, without having had the chance to be everyone else. But sometimes when I am writing to you or reading what you have written, I am free of this clattering, jostling threat. Now let me embrace you strongly, strongly, and kiss you with all the feeling that has accumulated during these reflections. All my thoughts have been tinged with tenderness. Have you felt it?

Forgive me for this dull and verbose letter. At last I have cleared a path to “The Pied Piper.” Now I can read it for pure enjoyment. After all, “The Pied Piper” is not a thing one can dismiss with “I liked it immensely.” I was intrigued by the poem’s originality and wanted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it.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July 1, 2016)

Boris, everything is perfectly clear to me now: what I want is for Schmidt to say nothing. Schmidt to say nothing and you to say all.

I wish somebody would make me a present of free days. Then I would copy out Rilke’s elegy for you, and some of my own thing.

Tsvetayeva to Rilke (July 6, 1926)

Writing in poetry is in itself translating, from the mother tongue into another, whether French or German should make no difference. No language is the mother tongue. Writing poetry is rewriting it. That’s why I am puzzled when people talk of French or Russian, etc., poets. A poet may write in French; he cannot be a French poet. That’s ludicrous.

The reason one becomes a poet (if it were even possible to become one, if one were not one before all else!) is to avoid being French, Russian, etc., in order to be everything. Or: one is a poet because one is not French.

8.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July 10, 1926)

A person’s essence cannot be broken down into bits of daily living. Being heroic doesn’t guarantee anyone an apartment. Apartments are needed by those who would make new heroes (of themselves).

I understood your second letter about “The Pied Piper” instantly and in full. You read the poem as I wrote it: I read your letter as you wrote it and as I wrote the poem.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July 11, 1926)

From earliest childhood to the present, through passing years and changing circumstances, I have surrendered to the lure of ideas I couldn’t shake off, even though they were always morbid, always drained my heart’s blood, always contradicted the actualities of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changed was the ideas themselves. I never have and never will see life as I suppose others see it–Nikolai Tikhonov, for instance.

I am anxiously awaiting the poem that you say is to be about you and me. Or let me simply say I am awaiting some wonderful new poetry.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July 31, 2016)

Don’t despise and don’t ridicule me. There are some things about me you don’t really understand. On the whole you may overrate me. You undoubtedly underrate certain of my serious aspects.

9.

Rilke to Tsvetayeva (July 28, 1926)

Every time I write to you, I’d like to write like you, to speak my self in Marinian, by your equable, and withal so feeling, means.

As you see, I am again away from Muzot: to see, here at Ragaz, my oldest friends and the only ones whom I considered still linked to me from Austrian times (how much longer? for their age overtakes me by a great span …). And with them came, unexpectedly, a Russian woman friend of theirs; a Russian–think how this struck home with me! Now they are all gone, but I’m staying on a little for the sake of the beautiful aquamarine-clear medicinal springs. And you?

Tsvetayeva to Rilke (August 2, 1926)

You are always traveling, you don’t live anywhere, and you encounter Russians who are not me. Listen, so you’ll know: In Rainerland I alone represent Russia.

Tsvetayeva to Rilke (August 14, 1926)

Rainer, write me a postcard, just two words: train letter received–or not received. Then I’ll write you a long letter.

Rainer, this winter we must get together, somewhere in French Savoy, close to Switzerland, somewhere you have never been. (Or is there such a never? Doubt it.) In a tiny little town, Rainer. For as long as you like; for as briefly as you like.

Tsvetayeva to Rilke (November 7, 1926)

Dear Rainer,

This is where I live. –I wonder if you still love me?

MARINA

Epilogue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February 8-9, 1927)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best for me and the best on this earth have coincided. Is it not but natural that he should have gone? How do you regard life? For you his death is not in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For me his life is not in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is in a different order, is itself a different order.

Ah, but here is the main thing. How could you have made the focal point of your letter the temporary divergence of our ways–yours and mine–for an hour, a year, ten years–instead of the lasting separation from him for all of our lives, for all of this world … … Can’t you see, Boris, that the divergence of our ways or any other personal thing in our lifetime has now been reduced to nothing. Then, he “hoped,” “wanted,” “resolved”; now: all is over.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May 11, 1927)

Don’t misunderstand me: I live not to write poems, I write poems in order to live. (Who would make writing poems an end in itself?) I write not because I know, but in order to know. Until I’ve written about a thing (have looked at it), it doesn’t exist. My way of knowing is through expression–there’s the knowledge, right from under the pen. Until I’ve written a thing, I don’t think about it. (You’re the same, you know.)

Scripts on Films (January to April 2017)

Introduction of Film Society Lincoln Center Series Illuminating MoonlightWith the ravishing, unforgettable Moonlight, Barry Jenkins has established himself as one of today’s major voices in independent American filmmaking. This series brings together Jenkins’s two features (including his ripe-for-rediscovery debut, Medicine for Melancholy) with a selection of films that informed the making of his latest, handpicked by the director himself. These major works of queer, black, and international art cinema are, like Moonlight, rich, stylistically sensual, and compassionate portraits of outsiders. Taken together, the films in this series serve to contextualize Jenkins’s work and offer insight into the making of a modern masterpiece.

Introduction of Film Society Lincoln Center film Raging Bull: Robert De Niro’s Method dedication was taken to new levels with the story of Jake La Motta, a self-destructive boxer whose violence and temper made and broke his career. Coming off 1978’s Vietnam War saga The Deer Hunter, De Niro altered his physique twice during the making of Raging Bull: first, to the lean muscle of a professional boxer 15 years his junior; and second, to the 50-pounds-heavier La Motta of the late 1950s, a nightclub owner and nearly unrecognizable transformation of his former self. Beyond the physical, De Niro infuses the raging bull with animalistic rage, a man of mantras aching with pain, weakness, jealousy, and ambition—perhaps the actor’s finest performance. Winner of the Best Actor Academy Award.

Program notes by Durga Chew-Bose (Metrograph Series: Too Much and Not the Mood): Nothing has influenced my writing more than how I watch movies—how I’ve always watched movies. Sometimes the same ones, over and over. I’ll forget the plot of a film, but remember, for instance, how an actor slumps in her chair or folds her arms to convey disinterest. For whatever reason I’ll watch a film, new-to-me yet heralded as a masterwork, and mostly be charmed by how the lead tosses fries in his mouth or how the booths in a pivotal diner scene are an unlikely shade of green.

希望的调色板

可知道,有的餐厅并不发放菜单,因为厨师只做一道菜——就算有菜单你也没得选。“作者导演”圈里,阿基·考里斯马基就是一位这样个性厨师,他不像其他有些大导演,想办法从技术或题材上实现突破和对艺术生命的延续——而是恰恰相反,把对自己已有风格的坚持作为“突破”和“延续”本身。参加2017年柏林影展(并最终荣获最佳导演奖)的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依然是阿基对底层阶级,社会福利机制,移民等敏感问题谱写的另一部变奏曲。

喜爱这位芬兰导演的观众,首先一定是“阿基美学”的拥趸:以胶片为载体的明暗和色彩,极简布景,不苟言笑的人物,和舞台剧效果的对白,还有动听醉人的摇滚乐。这些元素在《希望的另一面》里都轻易找得到,并有增无减。略有新意的是对故事线的处理,在剧情并不以 Wikström (餐馆老板) 和 Khaled (叙利亚难民) 两位男主角中的一人为中心时,导演巧妙地在影片的第一个小时里让毫不相干的两条线索并行——此时,整部影片的调子是十分舒缓的。而在观众对情节和人物的把握逐步清晰之后,两条线开始汇合,同时,影片的节奏也开始加快,随着两线相合带来的张力最后一气呵成,看起来十分舒服。

这样工整讲故事的方法其实十分古典,而阿基则再一次用实践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形式本身就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布景,色调,幕与幕的切换,叙事的章法,还有配乐做得都足够完美的情况下,其他元素——诸如人物形象和心理的刻画,对白,甚至表演本身——都是可以退而求其次的。 这也是在我眼里,《希望的另一面》超越了阿基本世纪前三部作品(《勒阿弗尔》《薄暮之光》《没有过去的男人》)中最主要的一点。作为本届影展开始前最受关注的一部影片,至少从纯粹的观感来讲,相信每一位去现场的人都和我一样,不会失望而归。尤其值得一提是导演在这部电影中对配乐的使用,除去歌曲旋律的动听和应景,其中几处甚至通过音乐本身实现上下幕的切换(例如在音乐演奏了一阵之后,路边的摇滚歌手从画外进入画内),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回到内容上,导演在本片里对社会问题的视角和分析架构,其实并没有太多新意(后面会详述)。这是既《勒阿弗尔》之后连续第二部着眼于移民这一(相对较新生的一类)社会底层人物的作品,有人也把它和《勒》一起归入“港口三部曲”系列。上一部是围绕着“Haven”(庇护所,也是 Le Havre 里后一个单词的变体)这一母题展开,这一部则是另一个“H”开头的单词——“Hope”(希望)。

和在《勒阿弗尔》里由“Haven”而带来的追,躲,逃等一系列紧张激烈的交锋不同,这部以“Hope”为题眼的《希望的另一面》则要温和许多。我们更多看到的是 Khaled 和他兄弟之间的“战壕情谊”,收容他的 Wikström 虽然穿着资本家的外衣,却也以资本主义的“务实精神”为 Khaled 提供帮助——眼前一副“世界大同”,但导演并没有花过多的笔墨去刻画去强调这“大同”背后权力机器的冷漠与社会生态的“非人”。和《薄暮之光》里的科斯蒂宁以及《没有过去的男人》的 M 相比,本片里的 Khaled 至少看上去要幸福一些,哪怕实际上他来自一个更苦难的国度,而他在赫尔辛基面对的遭遇可能也会更为残酷。在故事本身的力度上,我认为本片是不及上述两部的。

在我眼中,阿基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视角基于一种稳定的“三角结构”——施暴者,受难者,调和者。这部影片里,Khaled 自然是受难者,掌握他留居大权的移民和福利机构则是施暴者,而餐馆老板 Wikström 就是调和者。三类角色中,调和者无疑最为重要,也是阿基电影母题中最值得细看和反复玩味的地方。《没有过去的男人》中,主人公 M 一人同时肩挑受难者和调和者的角色,是一位“强势”的“弱势群体”;而《薄暮之光》里,调和者的身份是相对较缺失的,只有那位一直默默关心和爱护科斯蒂宁的女商贩勉强称得上,但爱情终究不是调和者的有力武器;来到《勒阿弗尔》,调和者一下子变成了整条街上的所有群众,他们以马塞尔为核心,用各自的“微薄之力”协同面对掌权者的施暴。最后,在《希望的另一面》里,资本家 Wikström 也成了调和者这一“大家庭”的新成员。

Wikström 这一角色的设置为我们理想中的“世界大同”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它既不完全是 M 样的英雄主义,也不是《勒阿弗尔》中自下而上和“自卫式”的群策群力,而是像在本片里这样,归根结底需要借助底层和中产(甚至掌权者)阶级之间真正的有机融合。当然,这种设想本身是否更为实际,大家扪心自问是更喜欢本片还是《勒阿弗尔》就会有答案了。

其实,相较于调和者的不同身份,我个人更想看到的是在这“三角结构”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能。会不会有“第四种身份”存在?影片末尾处 Khaled 的妹妹这一角色出现之后,我的确产生了希望。她一开始并未作为纯粹的受难者角色出现,在短暂的兄妹对话中,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想法并不统一。哥哥已经认清了现状和施暴者的面目,而初来乍到的妹妹依旧抱有幻想,或许还由于个人信仰的因素,完全秉持着与哥哥不同的价值观和面对权力机器“施暴”的态度。当然,遗憾的是影片没有就此展开,我们对这“三角结构”之外的“第四种身份”意义何在也就无从谈起了。

妹妹这一角色至少为我们提供了遐想的可能。社会本身毕竟是流动的,多元的,异质的,在阿基精彩的艺术处理下,如果人物之间有更立体的碰撞,我们一定会更呼过瘾。

【拜仁4比1多特蒙德】三个火枪手

和皇马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两回合鏖战以及之后德国杯半决赛和多特的对垒在即,拜仁极具挑战也是关乎本赛季命运的四月份“魔鬼赛程”从这场比赛起正式拉开帷幕。锋线上的三杆枪——里贝里,莱万和罗本也同时开启了他们各自的“饥渴模式”。这三个人火热的状态也是本场拜仁在安联大败多特蒙德的胜负手。除了自己打进第一个进球之外,里贝里一个人包办了剩下三个球的策动和“最后一传”,罗本在施梅尔策这边无数次演练了自己惯常的内切路线,活在“罗贝里”阴影下的莱万则非常本份地用自己极高的机会转化率贡献了两个进球。

可以想见,同样要面对周中欧冠压力的多特蒙德并没有在这场比赛里与拜仁死磕,也由于积分榜上分数差距的因素,这场比赛也成为了几年里并不多见的虽然激烈却丝毫没有“火药味”的“国家德比”。两队的思路非常统一,都抱着练兵和“不伤人”的态度专注比赛。在拜仁上下半场早早进球领先(和扩大比分)使得比赛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多特蒙德全场机会并不多,但是上半场比达尔的解围失误直接造成了进球,下半场蒂亚戈中场的丢球差点让奥巴梅扬“开胡”,这两次疏忽足以敲响拜仁的警钟。周中同样在安联主场作战,在高速攻防转换过程中,中场的控制力和稳定性无疑是主场做到“不丢球”的前提。通过这场比赛的敲打,相信比达尔一定会在三天后拿出更出色的表现。

回到上不上穆勒的老问题。个人感觉安帅在中前场会延续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也就是不会牺牲阿隆索而让穆勒和蒂亚戈同时上场,毕竟比达尔和蒂亚戈的双后腰组合相较而言没有龙哥在场时稳健。那么,既对阵阿森纳之后,穆勒将再一次在板凳席上迎来欧冠的主场首回合“硬仗”。其实,本场比赛穆勒的作用部分由左边的里贝里完成的,与罗本一味抱着右边路不同,“国王”今天更多地参与到中场的转移球中,作为除了蒂亚戈之外的另一个前场枢纽。

相应地,蒂亚戈本场比赛的位置也不像以往打前腰时那么靠近禁区弧顶,而是更多地站在阿隆索和比达尔周围,三个人形成三角传球路线,把中场理顺。这种思路实际上更接近4-3-3,而在对阵皇马这样的对手,尤其是对方同样兼具硬度和技术的三中场(卡塞米罗-克罗斯-莫德里奇)的时候,蒂亚戈对于中场线的作用要比身为前腰本身来得更加重要。

最后,希望这支“全员仁”延续最近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希望莱万身无大碍,诺伊尔和穆勒满血康复。远在马德里的TK今天还“误伤了”佩佩,皇马又自损一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这周三会有怎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