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洁《众声》

《荒芜青春路》

在座的年轻人问徐晓,你们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徐晓说了很久的理想主义。

我想起《半生为人》里的一段话:“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他们仍然可以阅读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维和感受方式已经不同了。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

《何伟的三场演讲》

几年之后,他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以更大的野心、更复杂精巧的结构问世。在这本书里,何伟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原来和中国文化初次碰撞时的摇摇晃晃没有了,这本书像一个盛年时期的人,充满自信,精力旺盛。

但是正如人们更爱青春期的生涩,很多人喜欢《江城》里那个美国年轻人,在中国小城里遭遇到的惶惑、愤怒和无助。这些情绪时如此诚实、真切,对这个国家充满好奇的人们会觉得非常有趣,而生长在这个国家已经熟视无睹的人们,却会感觉到一些疼痛,然后,看待身边世界的方式变了。

《文学是一场偷情》

李海鹏生在辽宁沈阳,这个城市寒冷、压抑,一直令他不舒服。人与人之间讲究关系,动辄称兄道弟,太多潜规则,没有一件事是凭借自己可以做成的,而他却生来敏感、高度自尊,很难忍受这些关系之间的不公正与不干净。

海鹏也有一个“现实”的父亲,和不那么“现实”的母亲。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回家后只顾看书,不做饭,孩子们只好饿着肚子。李海鹏觉得母亲像包法利夫人,对生活不满,看不起身边的人,觉得他们傻。海鹏虽然挨了饿,但每次父亲母亲发生争吵,他还是站在母亲这边。他看母亲所有的书,张天翼的童话、《牛虻》、走读大学的教材。这是他最早的文学启蒙。

《七次盛大的婚礼》

他知道这个婚礼完全是父亲的意志,时间、形式、宾客——他迟迟不结婚,曾让父亲在当地很没有面子。这一天,父亲好像又回到人生的黄金时期,呼风唤雨,嗓门也高了几分。尽管这一切内在是假的,他不可能和女性产生情欲,他的男友甚至不在现场,海晨今后不会再见他的父母,连结婚证也是在中国政法大学门前办的假证,但胡松还是感到一种奇怪的幸福。他不知道是神经麻木使然,还是几个月来终于不再提心吊胆,他又想到小时候,跟爸妈说,你们离婚吧,只要你们能好好过,我怎么都行。为了片刻的安宁,这些不算什么。

《在成吉思汗的荣光里凝望路易威登》

穆尼娅说,很多美国人来到蒙古,手里都拿着一本魏泽福的书。他们因魏泽福而重新认识蒙古,并为美丽的草原惊叹。这令穆尼娅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国家,为自己作为一个蒙古人而骄傲,这是她在共产主义时期不曾感觉到的。

2012年夏天,魏泽福又来到了乌兰巴托。研究结束后,他仍然维持着对蒙古的热爱。每年夏天他都带着生病的妻子居住在乌兰巴,这里天气凉爽,人们热情,只要出城,就是广阔的草原。而他也已经成为蒙古的贵客。乌兰巴托的书店里,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他著作的英文和蒙文版。

《贫穷,然而性感》

为什么她会对这些移民小孩的神情这样敏感?她说:“因为我来自东德,我知道那种在边缘的感觉。”10岁时,乌莉随父母迁移到西德,虽然讲同一种语言,却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她必须察言观色,重新学习一套规则。“我在两种社会制度里都生活过,这一点对我很重要。我很庆幸没有继续生活在一个极权国家,否则我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可是我也不喜欢物质主义,用金钱来评判一个人是不对的。所以我要利用在两种体制里的好处,我用现在享有的言论自由,去批评这个体制的缺点,让它改进;我用东德人的边缘经验,来帮助移民。”

《柏林断章》

东德人没有办法接受统一,他们是在怀念社会主义时代吗?还是痛切自己的历史、生命被抹去了?在魏玛,包豪斯的学生Alex说,“我去过北京,觉得好亲切,那些社会主义建筑,大楼,纪念碑,德国很多人想拆掉这样的建筑,觉得太难看,而且是威权的象征,可是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历史啊,干吗要拆掉,然后修一些假古典建筑?”

我想,这些哀婉社会主义历史的人,也许曾是体制中的异议者,也曾因为体制的黑暗而充满愤怒、否定一切。看到他们,令我触动。该怎么看今天?我今天,又怎么看我的父母,或者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其期待后事之明,也许应该学会和历史共处。

《命运交叉的城市》

作家张大春却从另一个角度谈起对这些地名的记忆。他少年时住在西区,学校在东边。当时他才十二三岁,必须骑脚踏车上学。父亲不放心,骑车带他走了三天。有时候通天大道一直走,有的时候会绕不同的路。来自山东的父亲会跟少年大春讲,咱们到金华了(那是金华街),咱们又到了潮州了……遍游中国大江南北。张大春一直对大陆地名感到亲切,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也是台湾的一部分啊。”

历史遗迹就这样层层叠叠错落在城市的地理层。不同的朝代并置,历史如此坚硬无法选择,却在每个人身上留下柔软的生命印记。张大春在台北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朱天心目睹台北经历巨大变化面目全非,只能去京都寻找少年时生活的城市——因为日本人仿照京都规划了台北。

《一个老兵的春节》

唯有回望历史,才会理解这个一心惦念青春风流的衰朽老人,经历了怎样的战乱流离。这是20世纪的中国人共同承担的命运。而他又是如此幸运,从20世纪存活了下来。

《我相信,我记得》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不就是一系列的偶然,我们自己所读过的书,我们所思考的东西,这些构成了完整的我们。也许人生一个擦身而过,鬼使神差的结果,当初可能是转到左边,转到右边,那辆车没有搭上,你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所以在回忆的时候很危险,世界差点成不了世界,你差点成不了你自己。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结婚。

“我们到现在还可以不断地谈话,包括跟朱天文,每天还有说不完的话,不会是很身边的柴米油盐。我们本来以为很自然,后来发现好像蛮难得的。我们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共同相信的东西,或者是共同喜欢的东西,这个蛮不容易的。

“如果你想问的话,我觉得我们对待彼此蛮认真的。你好像不太愿意让你身边的人丢脸,所以有些事你不能做,有些事你必须做,有些事你可以勉强。这么多年了,这也是一个动力,所以我说,作为朱天心的先生,我觉得我扮演得蛮认真的,也还做得不错。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