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至第三讲：管仲 · 商鞅 · 桑弘羊
春秋至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奠定根基的萌芽阶段，政府（国家）在经济活动中起到怎样的角色，治国能臣们又是怎样梳理“吾国与吾民”间的关系，在不同王朝、不同诸侯里都有不同的演绎。而这其中的佼佼者们——春秋齐国时期的管仲，秦国的商鞅，和西汉武帝时的桑弘羊——及他们国民经济的哲学，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
从经济变革的角度看，三者的异同主要表现为：农与商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和国强与民富之间的关系——的取舍。在农商关系上，同为商人出身的管仲与桑弘羊站在了工商业这一边，认为商品经济的振兴才能使国家富强。但两者的具体做法却略有不同：分别成为中国古典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雏形。
管仲开启了社会阶层的职业化分工，以此提升制造业技术；并在价格、税收和贸易政策上刺激了市场，甚至还鼓励享乐和消费——这在儒家看来无疑是异端的思想——造就了国力的强大。而桑弘羊同样是看到工商业蕴藏的巨大利润，更进一步，通过控制流通和物价（“均输”与“平准”），将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利润，从而实现富国这第一要义。
作者将管仲称为中国古代的“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控制关系到民生的支柱产业，但同时也允许民间商业的繁荣，国强的同时更要民富，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而武帝和桑弘羊的改革，源于对文景末期“七国之乱”时地方势力骄纵的反思，加之匈奴压境的历史条件，国营化，重税收，与民争利，从而化解内忧外患，对维系统治起到了保障作用。
管仲与桑弘羊皆不是儒生眼中的“仁者”（尽管前者主张“和平称霸”），但汹汹的反对者们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桑弘羊之问”背后，帝国荣耀与集权之苦间的矛盾，其实一直萦绕至今。
在农商关系上，重农的商鞅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或者说，是以另一条路走向了国强。但秦皇汉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择选，却是殊途同归。商鞅主张“强国贫民”的愚民政策，发扬郡县制，军爵制，加强地方管理，打通贵族与平民间的通道，重税抑商，实现中央集权，粗暴但却有效地达到了“天下定于一”。虽后世声名狼藉，但其理念却一直沿袭了下来，并在百年前救亡图存的时刻进一步迸发。
19岁的少年毛泽东曾写下，“商鞅之法，良法也。”
第四至第六讲：王莽 · 刘晏 · 王安石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治国方略和经济管控手段的完备与创新，也发展到新的高度。然而，顶峰也就意味着，在集权专制的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间，在权力与财富分配的十字路上渐渐走到了死胡同；若没有更根本的制度革新，天下无非是重复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其中，社会主义者王莽与国家主义者王安石在路的两头走到了尽端，也依旧是以失败而告终。
回顾二王之前，先来看中唐名相刘晏。汉初文景治下的轻徭薄赋，工商繁荣，在初唐得以重现。李世民巧妙地借富人养官，地方养兵，使休养生息的政策得以持续；同时，盐铁专权放还民间，大力推动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盛世下的地方分权过度，安史之乱的暴发，历史又重新回到桑弘羊时的老路上——劫富，国营，削藩，压制民间资本，虽颇有成效但终究因地方割据之势太深而无功而返。
专制下的国有经济其实就是官商结合的权贵经济，这一制度模式在北宋时被发展到极致：国家垄断上游厚利行业，虽然对民间极为宽松，但并不会创造出多少财富；而在国有专营中，通过“买扑”（竞标）和“钞引”（特许经营）激活市场能量，却也给中央创造出更大的寻租空间。王安石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胜出，通过变法将桑弘羊的理念执行得更极端，结果“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
此外，从历史的眼光看，秦汉至唐宋还完成了贵族经济向士绅经济的转型。地方世族在经济上的“闭门成市”在中央加强权力的过程中被（唐）工商经济与（宋）官商经济取代，而科举制的奠型，从制度上切断了世族门阀繁衍的根源。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刨除了军阀割据的隐患。历代变法，均和贫富，抑制兼并，国有事业的壮大，进一步挤压了民间资本。
最后提一下王莽，如果说是王安石捶下了是历代国家主义者变法的最强音，那么王莽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主义激进变法者的典型——回到“周礼”和“井田制”，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以抑制兼并过度，但由于政权合法性，民心向背，民间财富积累，和官员执行力上的先天不足，遭遇惨败，而此后的改革者只好再回到桑弘羊与刘晏的老路上。
北宋王朝在王安石变法后57年走向覆灭，这次失败是历史性的：它表明了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
第七至第九讲：明清停滞 · 洋务运动 · 两个民国
有人说中国的专制其实始于明朝，明清治国者主要关心的是政治稳定而非经济发展，“稳定压倒一切”的哲学也从此将中国拖入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对外）北修长城，南禁海运，封闭的外贸政策；（对内）男耕女织，扁平散点化的市镇发展，而商帮则寄生在官场和特许牌证之中，一直未能形成独立的力量。内外两股力量相合，构筑了一个“高水平停滞”的“超稳定结构”。
吊诡的是，经历了五百年GDP零增长，中国并未在近代文明的起跑线上落后列强多少。洋务运动并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改革者在历史的路口仍有许多选择机会，只不过均被一一错过：修建铁路时的意识形态之争，新兴企业的发展与洋务运动诉求之间的矛盾，不及明治维新那样彻底而全面的改革，在政治改革上的犹豫摇摆，让中国无法真正地告别过去，走向现代化与富强。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商人阶层的独立与壮大，结合上科举制的废除使得知识分子被释放到体制之外，集权者也逐渐失去了对全民思想和精英阶层的控制，权力结构摇摇欲坠。
1911年至1927年的北洋民国时期，是自1400年前“五胡乱华”以来第一次出现“中央权力真空”，思想大解放，市场经济放任自流，一举奠定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基础。同时，地方自治空间加大，军阀、商人及知识分子参与到自治试验中来，但皆因缺乏民众基础和理论支持而难以持续。最终让人悲哀的是，面对工人阶级的崛起，商业阶层在劳资对立时选择了与暴力政治结盟的解决方式。
蒋介石治下的国民政府，回到了计划商品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老路上来，中央政府重新掌握国民经济的主导权。民间资本开始被政策性挤压和剥夺，商业组织瓦解，控制生产资料市场，加之国债绑架与银行国有化，导致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被终结。
从洋务运动到建国之前，历代国人在追求富国的过程中共经历了四次“国进民退”的事件：1884年李鸿章夺权轮船招商局；1911年清政府对保护民间股份毫无考虑的“路权回收”；1935年孔祥熙实行的银行国营化，从私人银行家手中夺回金融业的主动权；和战后的宋子文领导的“敌产国营化”，将日本私人资本转化为官僚资本——这些都为日后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埋下了伏笔。
第十至第十二讲：计划经济 · 改革开放
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最彻底的“国进民退”发生在建国初期的私营经济消亡，陈云在上海的成功经验被发展到全国——国营资本控制原材料、资本和销售渠道，并辅以“五反查税”的政治手段，定息赎买和公私合营的退出机制，将私营企业和有产阶层像盲肠一样被整体切除。
整个计划经济时期被剥夺的是农民阶层，他们的土地被收为集体所有，粮食交易的控制实现了农业对工业的“反哺”，保障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票证经济和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则剥夺了他们进入城市的权利，从而减轻城市人口的压力。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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