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伊伯特《伟大的电影》(殷宴 周博群 译)

导言

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最终都会抵达小津安二郎的视界,从而领会到电影的本质并非运动,而是运动与静止之间的抉择。

《2001:太空漫游》

只有少数电影能达到崇高的境界,并像音乐、祷文或壮丽的风景一样震撼我们的头脑、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令我们茫然自失。大多数电影仅仅讲述片中人物如何克服惊天动地或滑稽可笑的困难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而《2001:太空漫游》所讲述的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种探索,一种需求。

《现代启示录》

《现代启示录》是最好的越战电影,是最伟大的影片之一,因为它超越了其他影片而深入到灵魂的黑暗之地。与其说它描绘的是战争,不如说是战争如何揭露了我们永远也不愿发现的真相。

《美女与野兽》

《美女与野兽》并不是一部简单的音乐动画喜剧,而是一部严肃作品,正如所有的童话故事一样,它表现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渴望与恐惧。

《放大》

《放大》所表现的颓废堕落的气氛在那个年代特别具有吸引力。……影片那催眠般的魔力始终不变。片中人从空虚无聊、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状态中被唤醒,随即再度沉睡,这就是《放大》的主要情节。

《天堂之日》

电影有种挽歌般的氛围。他在一望无垠的德克萨斯草原上捕捉到了美和孤独

《十诫》

这十部影片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考,而是具体的人间故事,能够迅速地让我们产生认同感,其中几部更让我看得目不转睛。……基耶洛夫斯基有意避而不谈当时波兰的日常生活状态,他认为那些法律法规、物资匮乏、官僚主义只会令人分心。他所关注的是生活中具有永恒意义的一部分。

《双重赔偿》

在这个“双重”的故事中,男人和女人互相诱惑,离了任何一方另一方都不会单独采取行动。两个人都不完全是被他们即将犯下的罪行所吸引,而是被与对方共同犯罪的强烈刺激所吸引。

《E.T. 外星人》

伟大的电影人都是这么做的:他只解释那些应该解释的。在一部了不起的电影中,越往后需要解释的东西就越少。

《生之欲》

我觉得,只有为数不多的电影能够实际上启发某人去改变生活,而《生之欲》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在马里安巴》

有着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书是给孩子看的。大人们知道故事会不断展开,不断反复,不断重回自身,并如此继续下去直到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

《奇遇》

《奇遇》在美国的上映恰逢垮掉的一代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的时候,现代爵士与悦耳的旋律保持着有反讽意味的距离,酷成为一种潮流时尚。这一风气在六十年代就分崩离析了,但在它盛行的那会儿,《奇遇》就是它的圣歌

《于洛先生的假期》

还有哪部电影如此微妙而彻底地捕捉到对过往欢乐的怀旧之情?它和人类最简单的乐趣有关:想要逃开几天,去玩耍而不是工作,去呼吸海边的空气,也可能去见一些和善的人。它关系到所有假期背后的愿望,以及假期结束的忧伤。

《纳什维尔》

生活并不会以线性的方式发展到一个工整的结局。我们会撞见其他人,并和所有人一起困在凌乱不堪的生活里。这就是我在《纳什维尔》的结尾处获得的启示,它每一次都令我感动不已

《低俗小说》

《低俗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聊天,他们总是那么生动、爆笑,总是吓得要死或是胆大包天,整部电影抽去画面就是一部极好的有声读物。

《肖申克的救赎》

你在这部电影中找不到任何抢戏的镜头,所有演员都老老实实地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没有越界,故事有序地展开,这种叙述的节奏本身就象征着监狱中度日如年、时间仿佛停滞般的生活。

《第三个人》

在我看过的所有电影中,这一部最完整地体现了去影院看片的浪漫。我第一次看它是在巴黎左岸的一家烟雾缭绕的小电影院里,当时天下着雨。故事讲述了存在的缺场和背叛,有种厌倦和心照不宣的意味,它灿烂夺目的风格是对电影中堕落世界的反抗。看的时候,我意识到好莱坞电影有多么像马丁斯所写的廉价小说:它们不过是提供了大团圆结局的幼稚公式罢了,专为被动消费的观众而量身定做。

胡迁《大裂》

《大象席地而坐》

就着仍未磨灭的好奇心,“我”想要从坐着的大象身上寻找最后一丝希望,也许它还能对荒芜的生活有些什么启迪。没想到大象自己早已自顾不暇,还用仅存的力气狠狠地踩了“我”一脚。电影版的结尾并没有交代这个真相,而是暂停在去满洲里的路上,无所事事的人们,听见大象在漆黑的夜里声嘶悲鸣。现在来看反倒是充满着希望和温暖的。

“我跑向那头坐着的大象。身后有人喊着什么根本听不清楚。因为我得看着它为什么要一直坐在那,这件事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等我贴着它,看到它那条断了的后腿。它看上去至少有五吨重,能坐稳就很厉害了,我几乎笑了出来,说实话我很想抱着它哭一场,但它用鼻子勾了我一下,力气真大,然后一脚踩向我的胸口。”

《漫长的闭眼》

《漫长的闭眼》讲的是可能性,光鲜的生活动态之下,人终究像是编好了程序的木马一样执行预设的指令,遵从不由自己把握的各种规则,还要时不时与可能性为伴,亲历从细微光明到漫长灰暗的无限循环。

“我心里就有一股怒火,我居然被逼着来到一个需要排队才能听无聊笑话的地方。”

“人们总会想从买下一个国家的人手里,依靠听他讲笑话分得一套房子,但其实他连个鞋垫也不会给你。”

“大老板伸出胳膊撑在墙上,好像在指挥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谈论着这次酒会。”

“人类有很多流程性的事情可以帮助他们度过大部分时间,这不是一个好答案,但是会令人失望。”

“就在一年前,我路过一个桥洞,一个人影一晃而过,我突然感到好像还会有一种别的可能性,这让我很沮丧,再也没有比可能性更令人沮丧的了。即便我知道生活会莫名其妙设计出很多花招,让你觉得灰暗并不是永恒的,但这又有什么用。”

《张莫西去了沙漠》

《气枪》写的是在每一个闪念决定之间抖落出来的赤裸裸的人性,毫不自知的恶,自以为是地占据道德制高点,《张莫西去了沙漠》则用更直白和简单的场景白描这个充斥着垃圾的世界,一副明知如此却又沾沾自喜地继续故意为之的姿态。

这几篇文章里的胡迁,仍是具有攻击性的,他敢怒敢言,也敢作敢当,其实和每一个仍在奋斗道路上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但往后读下去,你就会渐渐发现这个嘴上骂骂咧咧的年轻人由于“看透”的太多,一点一点卸下了战斗的姿态。

“我来见一个导演,叫张莫西,是个化名,他可能觉得这个化名像个艺术家。我和张莫西一样,也是个导演,我也有一个很艺术家的化名。其实我们非但不是艺术家,还做着跟艺术家相反的事情。”

“这间办公室被隔成两部分,里面的地板上铺着土耳其地毯。当你看着家里某个地方缺点什么时,请一定铺上土耳其地毯,因为看到的人会夸几句,像是‘这块地毯真好看’,因为他的家里也铺着土耳其地毯。”

《猎狗人》

生活的暴击从来都不是发生在咬着牙做龌龊的事的时候,而是发现自己即便把自我完全扔掉,抛下所有价值和道德之后,境况也不会有一丝一毫改变。“我们还要活多久?”这句话扎心了。胡迁敏感的神经让他时常在勇武和挫败之后,经受更深层也更让难以释怀的灵魂拷问。

“我回到家,已经是凌晨六点,我父亲通常会在五点就起床,他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他身体僵化,行动缓慢,他起床之后会去厕所憋半个小时的尿。

我说:‘你要吃什么?’

‘面条。’

我去厨房烧开了水,煮了面条,我给两个碗倒了酱油和麻油。我父亲坐在一个几乎是给弱智设计的椅子上。

他说:‘你做什么了。’

我没说话。我一直想着那只坏掉的眼睛和吐出的舌头,上面沾着土,让我觉得好像沾在自己的眼睛上。我用手揉着眼睛,但还是很痒。

我说:‘我们还要活多久?’

他伸出手,颤巍巍地挑起几根面条,说:‘这面条太软了。’ ”

《大裂》

《大裂》篇幅很长,花了胡迁很浓重的笔墨,他想要反反复复地强调自己的想法,并把这些想法倾注在小说里每一个人物身上,围绕着他们建立起一个宇宙。五金店的男人说,这些人根本看不到世界运行的规则,但在胡迁眼里,他们本身似乎就是世界运行的规则。荒原漫漫,杂草丛生,每个人都在秩序和道德的缺位中疯狂生长,走向腐烂。

“报到的那天,是学生唯一一次凑全的时候,所有人抱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脸盆和棉被,站在荒郊野岭中只有几棵树苗的小广场上,……来到这里的学生不外乎两种,一种高考成绩过低,低到跟理想的学校相去甚远,除了这里无处可去,一种是没有参加过高考,不来这里只能去城市务工,基本上也是无处可去。

我清晰记得那个抱着一堆杂草的下午,胳膊里夹着塑料脸盆,不知所措地站在一小片广场中。很多人回忆起那天觉得当时的阳光很灰暗,太阳看不到形状,因为空气污染严重。但其实那天根本没有太阳,天色阴沉,云层厚重地压在这片无边无际的荒郊野岭。”

高考是对人生命运的洗牌,牌还是那五十四张,但对于有些人来说,经此一洗,原本攒在手里的好牌就永久地拱手让人了。

“后来我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看到刘庆庆的爸爸怏怏地低着头,刘庆庆悲伤地看着桌子,那上面什么也没有。我打量了一下整个食堂,所有人坐在椅子上默默地吃饭。”

“这个故事蠢到我质疑了自己,我困惑地看着赵乃夫,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也困惑地看着我,我为什么想要成立社团呢?为什么我要撕别人海报,还自以为聪明地往别人海报上贴卫生纸?我为什么不把自己贴上去呢?”

“种子在泥土里发芽了,半个月就长到了十公分高,我们其他人都隐隐期待着这一片花能够生长起来,因为不管种花的人怀着多么恶心的动机,但生命本身是美好的,尤其在这荒原之上,有着难得可贵的芬芳。”

“后来她在美国,仍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荒凉感,学校里那些无所事事的同学好像吸走了她身上的生命力。她说不管在哪里,那种无法控制所有的,哪怕一丁点事物的无力感永远地附在了她身上。”

“你看看周围,觉得一切都不错,但你根本接触不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

《婚礼》

《婚礼》是突出“我”的想法比较多的一篇。文中的“我”对自己的行动轨迹有较高的支配能力,不再是肮脏世界(屎尿等意象多次出现)的被动接受者和观察者。但强弱关系的转化并没有带来与生活的和解,而是进一步的质疑和报复。

“我还是找机会跟师兄说了几句话。他告诉我,‘今天是他们老大的婚礼,大家都很高兴。’我以为他得给我几句人生忠告呢,或者他的武术现在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要给我解释什么呢,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足够糟糕的时候,别人还要向你解释什么呢?”

“我一直记得那个夜晚,会计紧紧地拥抱住我,而我阻止了自己向一个美好生活地过渡。

我能安慰自己的是,也可能我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这世上不多不少我这块料。”

《鞋带》

《鞋带》表达弱者的心声,对平庸的厌恶和对把平庸摆到台面上的恐惧交织在一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演戏者”和“看戏者”之间的自欺欺人和默契。做没意思的事情其实没什么,但把它说破了就真的没意思了。

“我说,‘人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没人会做,因为这么做了,会很没意思。’

刘东质问我:‘你怎么知道没意思?’

我说:‘因为做这件事的那个人,一定是承认自己是最一无是处的,没人愿意承认这个。’ ”

《荒路》

《静寂》《荒路》《倾泻直下》这三篇在消极情绪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听不见”影射对生活感知能力的退化,滇藏路上刺骨的严寒和凶狠的刀光,补课老师乔桑的麻木,形成一组立体的画面,和外部世界的斗争退居其次,生活的灰暗本质上是自我在生理、心里和环境层面的感知。

“我透过驾驶室的玻璃朝后看,司机和纱布在外面用藏语交流着。而我第一次在藏区有了恐惧感,我的生活经验还没能让我想清楚他们是谁,以及我们还可以到哪去。

桃薇气若游丝地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可怜。’

我说:‘什么时候。’

桃薇:‘想着要伟大点,不这么可怜。’

《羊》

“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天丁炜阳来找我,我们看着校园,有情侣和食堂的灯火,丁炜阳对我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在这里了。’ ”

“有一次我坐长途车,途径一个休息站,严冬的时候,运货的卡车停在空荡荡的水泥空地里,车上载了两层羊,它们凄厉地叫。笼子周围在昏暗的路灯下有一圈稀薄的羊群喊叫出蒸汽,直到起了雾。所有的一切掩盖进雾色里,再也听不到羊群的喊叫。”

这应该就是《大象席地而坐》结尾画面的雏形。

蒂耶里·福茂《我与戛纳:戛纳电影节掌门人福茂日记》(肖颖 陈钰清 译)

10月10日 周六

“当导演在自己的作品里变得日益复杂时,也就越来越无法被人们定义和掌握。”

这是福茂谈到伍迪·艾伦时发出的感慨,并不是对其电影的直接评价,而是试图对其近期作品遭遇两级评价找一个说辞。这让人联想到,在神圣的作者性面前,导演身上这份“无法被定义和掌握”其实是很危险的,甚至是某种缺陷。因为艺术作品里没有可以量化的评价体系,所以和自己其他作品之间的内在关联就成为了某种评判坐标。

12月3日 周四

“人们不喜欢如此戏剧化的作品,而且无法接受过分夸张的表达。……但他们忽略了其他人或许能从这部电影中看到敬意和勇气,那些专注于电影而非其他事物的观念,……塔伦蒂诺并不忧患于现实,他的剧本和他对对白的感觉,他与浪漫性、与故事本身的关系,无不弥漫着虚构的特质。他的电影是超越了时代的。”

福茂对另一位美国极富个性的导演昆汀·塔兰蒂诺的评价,点出了电影是可以超出其内容本身而独立存在,有点“形式即内容”的意思。确实,昆汀的电影虽然杂糅着年代感,但它引发的并不是具体的回忆或者追溯,而是将这个怀旧的过程升华到超越时代本身,呈现出的作品也因而散发着经典的魅力。

12月5日 周六

“普优在这部人性悲喜剧中,带着崭新的成熟回归《无医可靠》式的才气之中,他精巧的调度技巧并未破坏影片自身的自然真实,而是以一种充满感染力的愉悦感拍摄一个家庭一天的生活,……尽管有的地方略显冗长,电影本身仍然充满了深层的活力,具备哲学思维,这简直就是昆德拉作品应有的电影的模样。”

普优的《雪山之家》是2016年戛纳最早选中的几部主竞赛电影之一,显然福茂对其也是十分青睐。喜欢玩转结构和调度的导演自然都才气纵横,但也极易陷入到孤芳自赏的循环里。《雪山之家》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平易近人,令人愉悦,具备了不多见的深层的活力。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十分适合找一个明媚的下午,坐在舒适的电影院里观看。

4月1日 周五

“贾木许对格林威治村精神的传承正如鲍勃·迪伦在其神奇的回忆录里讲述的:一直以来都是不容置疑的,在每个镜头里闪闪发光。……数字化虽然到处强行推销自身的规则,但是这部电影通过论述远离它的可能性,隐晦而强有力地解读思考电影的另一种方式。”

吉姆·贾木许是可以给人以话柄的“戛纳专业户”,但是这部美而简单的《帕特森》对于福茂来说是难以拒绝的。它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更适合在电影节这个场景播放,因为远离尘嚣,专注于艺术和形式本身正是这个场景想要去标榜和弘扬的。

5月13日 周五

“正如预计的那样,《托尼·厄德曼》的口碑势如破竹。戛纳喜欢新鲜、柔软而神秘的作品。”

那一届的戛纳影片总体质量很高,《托尼·厄德曼》便是其中的翘楚,豪夺场刊最高分,但也在意料之中与奖项失之交臂,毕竟这部电影没有太过猛烈地给人传达这样或那样地信息。这或许就是福茂所说的“柔软”吧,一部“人畜无害”和不带任何政治性的作品。

5月17日 周二

“这部电影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非常优秀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有点儿过于耀眼。朴赞郁地电影是类似的情况:人们可以不喜欢它,并且激烈地表达(我们在戛纳),但是那些懂电影的人会意识到这位电影人的才华、信念和创造性。”

多兰的《只是世界尽头》,雷弗恩的《霓虹恶魔》还有朴赞郁的《小姐》引发了评论界激烈的讨论,但是在福茂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好的事,而作品的价值往往在负面评价表达之后更能彰显出来。是的, 很多时候“两星”电影比那些中规中矩的“三星”作品要更加令人难忘。

5月22日 周日

“不管是否存在潜意识,某些东西都通过他们的选择显现了出来: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在电影中讲述了信仰;多兰的电影则与家庭和爱情有关;安德莉亚·阿诺德在电影中展现了迥异而灿烂的青春;在蒙吉的电影中,人们看到的则是失败生活中一个可能的未来;法哈蒂拷问了传统;门多萨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幸存者的尊严;洛奇让所有人陷入了愤怒和泪水之中。和往常一样,获奖名单向世界传达的信息和电影一样多。”

詹姆斯·索特《光年》(孔亚雷 译)

第一部

“他们的生活很神秘,就像一座森林。从远处看仿佛是个整体,可以被理解,被描述,但靠近了它就开始分离,开始破碎成光和影,让人目眩的茂密。在它内部没有形状,只有四处绵延的大量细节:奇异的声响,几缕阳光,枝叶,倒下的树,被树枝折断声惊逃的小兽,昆虫,寂静,花朵。

而所有这一切,相互依存,紧密关联。一切都在欺骗。实际上有两种生活。一种,正如维瑞所说,是人们相信你在过的生活,还有另一种。惹麻烦的,正是这另一种:我们渴望去过的生活。”

但实际上这两种生活之间又这么容易彼此区分开吗?也许这其中的困难恰恰在于,在这座令人目眩的“森林”里呆久了,我们就逐渐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所谓渴望,无非就是站在不远处这座森林呈现在眼前的样子。

“但知识不保护你。生活藐视知识,迫使它坐在接待室,等在外面。激情,活力,谎言:那才是生活所赞赏的。然而,如果全人类都在观看,一切皆可忍受。这点殉教者可以证明。我们活在他人的关注中。我们需要它,正如花朵需要阳光。”

我们年富力强的时候积累下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在岁月的流沙河中会悄无声息地贬值,变得胆怯,退居其次。索特在第一章中为我们揭开生活的面纱,他进一步注解道,这些都不是欺骗,而是从它出现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如此。

第二部

“夏日将尽,八月最后的日子,他们待在夜晚的草地上。穿衬衫的阿诺德一只胳膊撑着,姿势摆得像马奈的画,维瑞和芮德娜坐着。餐布铺在他们面前的草地上。高大的树木,枝繁叶茂,在风中叹息。维瑞双臂抱着膝盖,他的袜子露出来。

‘一个美妙的夏天,’他说:‘不是吗?’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赞美什么;这些日子,这种满足感,这种异教徒式的喜悦。他们在赞颂自己人生的夏天,他们休憩其中,远离危险。他们的肉体在说话,它们如此安康。”

人的漫长一生中也许也没有几个真正的夏天,那被高大茂密的树木环围着的,对周遭危险毫不自知的夏天。

“无助地,她看到了自己的源头,虽然已远隔多年,那空虚无知的乡村,那长途跋涉的山丘,那些庸俗的城镇。她超越一辆车,这时一群奶牛正好走来,一辆寂寞的雪佛兰,沉默如飞翔的鸟。车里是一个男孩和女孩,紧挨着坐在一起。他们似乎没发现她。他们在后方漂浮着,流光溢彩。”

索特文字的精妙在于这份不动声色中的定格与宿命感,自然的沉默和命运的叹息交织,行驶在路上的我们一点点觉醒,却也一步步接近死亡。“一辆寂寞的雪佛兰,沉默如飞翔的鸟”,这似乎在说,自由的方向,生活的闪光往往都稍纵即逝,而且难以捉摸,喑哑无言。

第三部

“他已经快到那样的年纪,他已经非常接近;世界突然变得更加美丽,它开始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自己,每一个细节,屋顶和墙壁,树叶在下雨前微微的颤动。世界正在打开自己,好让我们——既然生命正在缩短——可以有一次长久、热烈的凝视,而所有曾经保留的最终都将被给予。

那一刻,当他们站在绿意盎然的教堂墓地,周围弥漫着英国人粉尘的芳香,喃喃低语的礼节,这时他看到一幅未来岁月的悲哀图像:太过熟悉的餐厅,一套小公寓,空荡荡的夜晚。这让他无法面对。”

世界的慈悲就在它到底为我们每个人保留了一次长久、热烈凝视她的机会,而她的残忍也因为这凝视的过程是充满悲哀的,有如“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般决绝悲壮。

第四部

“她正在读斯塔尔夫人。当最好的日子过去时继续生活的勇气。是的,勇气,它在那儿,但想到它还是会让她感到惶惑。”

全书铺垫到现在,主旨逐渐开始呈现,索特着眼的不再是生活陷入死胡同,看似华丽实则干涸的残酷现实,而是尝试用两位主角的行动去打破僵局,让我们看看这份勇气和较劲的背后又会是什么样。

“他喝茶。他听见狗的老爪子在地板上的咔嗒声。哈吉坐在他脚边,抬头向上看,一如既往地嘴馋。它曾在透不过气的风雪中奔跑,四肢健壮,年轻,耳朵后仰,目光敏锐,气味纯正。一生稍纵即逝。

他看着女儿。就像输光的赌徒可以轻易想象再次拿回自己的钱,他想到那夺走自己一切的过程是多么荒谬,多么不值,因此他有时发现自己不愿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或者确信他的婚姻会议某种方式复活。那么多东西依然存在。”

当然这个过程多半是苦涩的,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不仅应验在爱犬不经意间的衰老上,还让人意识到在规则面前,输光了就无可逆转这一冰冷的现实。

“ ‘任何两个人,当他们分开时,就像劈开一根原木。两边不对称。核心含在其中一边。’

‘维瑞有他的工作。’

‘但带走那神圣核心的是你。你可以一个人快乐地生活;他不行。’ ”

索特极其擅长用自然界里我们大多会轻易忽略的现象来描述人世悲欢,将婚姻破裂比作原木被劈开很奇妙,似乎寄寓了某种浪漫的原初想象,人和人,在最初设计的时候,本该还是白首不相离的。

第五部

“ ‘我一直以为重要的事情会议某种方式留存下来,’芮德娜说,‘但其实不会。’ ”

这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它既写出了一切都将消逝,又在暗暗鼓励人们拾起勇气,除旧立新。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是在你眼前还未完全幻灭的梦想。

“一切都以缓慢的、难以察觉的速度离她而去,如同你转过背时的潮水:她熟悉的每个人,每件事。所有的悲伤和快乐,根本来不及做你的陪葬,就已提前消散,除了一些零星的碎片。她便活在那些遗忘的片段中,那些失去名字的陌生面孔中,她已被自己创造的那个独特世界排除在外。”

再一次用令人惊恐的方式讲到人孑然一身,忙忙碌碌一辈子,到头来也许什么都难以留下。那些自己倾全力创造的,或许也消失地更迅速,更彻底。

“对他而言,那还不太真实,那有点像在火车上看到的风景,一部分生动鲜明,飞掠而过,一部分却只是空白。”

“一切都只是漫长的一天,一个无尽的下午。”

这实在是个太“美国”的意象。

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历史学家的美德》

“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或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

“历史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经验’,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历史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

“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遗忘塑造记忆。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一种记忆,史学被当作一种记忆来讨论。但事实上,是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

“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为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去探究现有的竞争中胜出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被隐藏、被改写、被遗忘的就越多。”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过去有非常丰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特别是呈现在某些叙述中的那样单一和绝对。”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民族主义固然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利器,但这把利器其实是双刃剑或多刃剑。世界上几乎不存在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主义所特有的、在人群间制造分离和区隔的超强功能,同时又对民族—国家本身构成潜在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威胁。这就迫使国家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执行双重乃至多重标准。”

《双螺旋的低语》

“族群、民族的分类,究竟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社会过程,还是本来就具有生物学的科学依据?当我们宣称自己的族群归属时,我们的依据究竟是一种主观认同,还是可以用科学数据表达出来的客观生物学标准?”

“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其本质都是一种政治体,而不是文献中所描述的,或它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源于共同祖先的社会体。把这种人群凝聚起来作为一种力量呈现于历史场景中的,就是政治关系、政治利益和政治过程。”

《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突厥是一辆自东向西穿越亚洲的大巴士。起点是于都斤山,终点是伊斯坦布尔。这是漫长的旅行,走过了很多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停靠。每一站,都有人带着行李上上下下。乘客中没人在乎这辆巴士的起点是哪里、终点在何方,大家不过是搭车走个短途。他们也从没想过他们与其他乘客间有什么联系。有时车出毛病了,停下来修修,路上能找到什么配件就用什么。经过很多年,当这辆巴士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车上不大可能还有从起点站上车的乘客了。而且,这辆巴士本身,也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样子了。里里外外,都换成新配件了。但这辆车还被称为突厥,而乘客都自称突厥人。”

《达吕耶的佩剑——历史与想象的纠结》

“在让·达吕耶佩剑来历的所有可能产地中,中国无疑是可以提供最大想象空间的,何况所有的想象都可以是那么浪漫。然而这样一来,历史本身就退席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历史想象要比此前的研究过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通常不太注意那个过程的细节,他们只是急切地等待着结论。虽说历史研究标举着求真的旗号,但并不是所有的真实历史都被等同对待。事实上,只有那些足以激起丰富联想的‘真’,迎合了学界当下偏好和公众当下流行趣味的‘真’,才会被研究者和公众格外留意。即使在学术世界里,我们也常常听到研究者之间互相询问对方有什么‘观点’,也就是有什么结论。许多争论都是‘观点’之争。然而观点本身并不是学术最重要的部分,获得观点的思维过程才值得仔细审查。”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

“虽然社会体并不总是与政治体相重合,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体的盈缩变化主要是由政治体的兴衰变化决定的,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社会体本身就是由不那么连续和不那么稳定的政治体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