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伙铺

拍摄地湖南省中伙铺，是溆怀高速第十四合同段项目部所在地，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林则徐从京城去昆明主持乡试也曾从此地经过，最初的青石板古驿道被民国年间所建的湘黔公路取代，建国后历经几次改建，成为如今的S223省道。走在这条省道上，让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泥泞不堪的路面之外，就是路边的标语，它们有的让人惊愕，有的又散发着意外的幽默之光，深具中国特色。

住进项目部，我回到了自大学毕业以来未曾再体验过的集体生活，私营企业鹏泰集团收购了国营的娄底路桥，对员工也开始采用“现代化”方式进行管理，比如考勤、绩效考核，这虽然没有触发劳资方的对立，但暗流无处不在，王司机曾想组织五个人“密谋起事”不过不了了之，个中缘由我也不便再追问。杨保国是安全环保部部长（虽然整个部门只有他一个人），但环境保护在这里一点也不被重视，工人所及之处，垃圾遍地，臭气熏天，除此之外，他们对暴力更是无动于衷，让人不寒而栗。

第二章 留云寺

唐老师是辰溪县一中的语文老师，主持几十公里外留云寺的拆迁和重建工作，这座寺庙有一千多年历史，挺过了军阀混战和外地入侵，却没能逃过革命和建设，最近一次的重建仅仅在八年以前，也是因为要修路。唐老师对重建工作很上心，是一个难得的生活在底层却又耿直良善的知识分子，他向我介绍湘西的文化和历史，讲述寺庙建好后的种种种好处，管理机构的不作为与“乱收费”，以及和高速公路指挥部协商补偿款项等事宜，熟识之后也向我吐露心声，比如对慢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家直言不讳的批判，我向他袒露自己拍摄的真实目的时，他并不意外。

粟师傅是一位极有商业头脑的木雕匠人，这次负责留云寺里的千手观音，他工作的雕刻厂在黔城，说是厂，其实就是城外路边的一栋很不起眼的违章建筑。虽然出身于神像雕刻世家，但在文革的政治背景下一家人不得不改做农民，不过聪明的粟师傅通过改雕毛主席像建立起名声，并在八十年代后重操旧业。

新留云寺落成，唐老师亲笔写下《重修留云寺碑文》，粟师傅为新菩萨举行上座仪式，精明的他还不忘在菩萨的底座上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指挥部的孙副指挥长和刘书记也来了，但是一再嘱咐我不要拍摄他们行跪拜礼，不过也不是所有共产党员都忌讳被人看到他们“吸食精神鸦片”（比如安保部杨部长）。前来诵经的和尚法号叫“双归”，号称是正宗佛学院毕业的，午饭的时候抽着烟，很健谈，尤其是和粟师傅，几句话不到两个人就开始谈给对方介绍业务了。

第三章 老何与老姜

老何来自重庆巫山，被包工头陈老板从武夷山工地叫来挖椿（人工的方式），他性格直爽，说话的时候嘴里“川骂”不断，干挖椿之前还在村里做过几年干部，据说邓朴方还和他合过影。这次他抽到的椿位地形复杂，石头多，分配来的工具也临近报废状态，于是找“满讲义气”的陈老板交涉把钱从五百五十加到七百，但队伍里的老刘不干了，自此这两人闹掰。

坏运气不断，一天小何刨到了溶洞，要不是动作快及时出来很可能就被涌出的流泥淹没，对于老何父子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危险，但是项目部却很可能因祸得福，因为“工程变更”。后来事故不断，老板们认为责任在老何，开始扣工资，虽然没签合同处于弱势，但在扬言要举报的威胁下，事情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这是一次典型的“中国式较量”，大家都是明眼人，也藏着秘密武器，平时心照不宣，偶尔的图穷匕见也只是为了维护一己之私而非为了真正的公平正义。在老何的邀请下，我也出席了他与龙老板“杯酒释恩仇”的饭局，大家在酒劲过后“真诚的自我表白”让人感到短暂的温馨和睦。

龙老板的手机铃声很特别，不是通常的流行歌曲而是《梁祝》，我随他去项目部开会，目睹了他和周副总经理的正面交锋，这两人在之前就结下了梁子，因为民工和施工员之间的冲突，表面上是因为小杨，实际上还是利益之争，周总找人工椿的茬，目的就是想借机把自己在怀化的机挖队调进来。

椿井里的溶洞有增无减，这次坏运气轮到了老姜，被石头砸伤住进医院，又和老板们闹翻的老何本来就心生去意，经历了这件事更加心灰意冷，过去脸上的爽朗和自信荡然无存，“这本来就是个烂工地，我们就是被骗到这里来的”。老何与老姜就像他们挖的椿井一样，生活在这个高速发展时代的最底层。

第四章 中国式博弈

二〇一〇年十月九日，土方队和辰溪县公路局的执法大队在王家坡大桥施工段起冲突，施工人员多人被砍伤，其中八人伤势严重，光天化日之下，国家机关“雇凶杀人”，让人气愤，对项目部也是一大打击，在商量对策后，我与孟总驱车去见指挥部的余副指挥（当时在现场），但没有套出有用的话来，第二天乔装参加受害民工“自发”组织的在县政府门前的喊冤上访，接待的县信访局局长做了些冠冕堂皇的承诺，而龙老板和孟总两位“最佳男演员”一唱一和，在几次拉锯之后见好就收。当地公安部门带走了当事人王贱民，孟总通过关系联系到看守所所长，一番打点，第二天又回过头来应对前来训斥项目部不负责任的王贱民的家属，因为对方家里也有“背景”，“他们的脾气从来没有这么好”。

当事双方还在舆论阵地激烈交战，李副总亲自执笔在“红网”的“百姓呼声”论坛里发表了一篇《辰溪县公路局局长田正明振臂一呼砍杀民工》的文章，公路局迅速反击，同样在网站上以路政工作人员的身份发出帖子，避重就轻，最核心的情节含糊其辞，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伙手持砍刀的小混混”一笔带过。舆情升温后，市政府迅速下达了处理结果说明，各打五十大板，表面上公允公正，其实背后一样是“私了”，由辰溪公路局赔偿项目部损失和受伤人员医药费，但双方都要免除对方的刑事责任。

半年后，受伤民工仍旧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找到项目部，得到的答复都是公路局还没有支付，见问题得不到解决几天后在项目部门口闹事，最后惊动到一把手毛总，一通电话后同意离开，从此我再也没见过这几个伤者，但脑袋被严重砍伤的张怀育除外，几个月后又回到工地上来干活了，因为“没办法”，不做下去损失会更大。在事件发生一年有余之后，我终于在项目部的支付明细表文件上看到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最终赔偿金额，“如同这个时代好多魔幻现实的曲折故事一样，金钱最终为此剧画上了句号。”

第五章 红歌与娱乐

建党九十周年，溆怀公司举办红歌会，杨保国组织项目部的员工参加，亲自担任指挥，选定的曲目是《歌唱祖国》，正式比赛时发现还有五支队伍也选的这首歌。这次红歌大会也是一次排比修辞的盛会，领导的致辞和每首歌演唱前的开篇词一律充斥着华丽宏大的词藻，不出意外，十四标什么名次也没有拿到。

平日生活里，麻将牌局是大家仅有的娱乐，即便在上面提出禁赌令之后照常进行，除了唐老师组织的留云寺落成典礼之外，另外一次盛会就是“雄狮马戏团”的到来，但是看过之后发现并没有人们暗地里期盼的“特殊节目”。当然，有工地的地方就有像“桥头堡”这样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地方，这里可以名正言顺地解决一部分人的“饥渴”（而不是通过聚集在宿舍里看A片，偷看有老婆来访的同事，或者在资料室把年轻女孩的肚子搞大）。在老桥头堡的对面也短暂开张过一家新桥头堡，收费高一些但里面都是小姑娘，因为是外地人开的关系，不久就被查封。

第六章 老曾与老朱

老曾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参加过不为人知的“援越抗美”，是那支秘密参战的三十二万余名官兵中的一员，他向我详细讲述了在越南参战和修铁道的经历，后来还送给我当时从美军飞行员失事的飞机上俘获的一块残骸电路板。老曾的工作是帮助民工讨薪，从二〇一一年下半年开始，拖欠工资的现象愈演愈烈，政府在交通行业弊案频发的背景下对公路建设规划进行的重新审计是一大因素。

老朱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负责在工地看管材料，平时爱穿一件旧款式的公安制服，和老曾一样对“没有腐败”的毛时代不时缅怀，因为和宿舍里的年轻人起冲突被打断了两根肋骨，老板提议“私了”他欣然接受，拿了几个月工资答应回家（我其实不同意），之后为了索赔又找回项目部，不过不出意外这样的申诉没有结果，我跟他自此之后也断了联系。

第七章 中国式关系

袁科长是爆破科科长，我曾跟随他去申请买炸药，亲身体会了其中的手续繁琐和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后一天我又跟着他来到炸药库，进一步发现连仓库里的监控系统，屋顶的避雷针，以至于整栋房子都由公安局经手，我为自己一开始的幼稚感到脸红。

湖南境内另外一条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发生炸药爆炸，袁科长立刻意识到“接下来有事做了”，因为上头肯定又要开始狠抓安全，办理各种许可的延期意味着又要花冤枉钱，最后决定炸药库停用，剩下的炸药寄存到附近的煤矿里，看管炸药库的老龙也因此失业返乡。

佘总和孟总是项目部的两位“公关先生”，佘总负责对外，相对神秘，我通过他的司机了解到其中一二，和领导们唱歌喝酒，打“业务麻将”，参加领导的酒席等等，身为他的司机也切身参与到其中，主要负责收礼送礼，在他的介绍下，我发现越贵的烟，包装越简单低调，而酒也有“内参”和外销的类别区分。

从“工程关系学”上看，施工方和监理方不但不是冤家，反而是朋友，根据我三年多时间的观察他们之间的关系通常其乐融融，监理处长宋老爹和组长黄监理每个月都从项目部这里领工资，有一次黄监理突然在工地上变脸，因为不达标扬言要罚款停工，谭总工和龙老板都没有劝动，最后是一把手毛总把他安抚了下来，不出意外，工程品质问题最后都演变成一场公关行动。二〇一二年六月，长沙来的一位博士官员意外地没有像往常一样走过场，而是随手测量和拍照，并在检查过程中发了三次飙，认真负责和秉公办事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然而最后的结果仍是通过佘总的紧急公关而不了了之。

第八章 被改变的村庄

征地拆迁是棘手的事情，而不是每个村民都像欧安铁那样老实本分，“刁民”老肖在我拍摄的时候就差点大打出手，欧家发为了自己的鱼塘也是寸土不让，但他在拆迁的那一天又变得出奇配合，其中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和谐拆迁”“鱼水情”这些在官媒上出现的字眼用来形容眼前的一切突然再合适不过。

喇坪村的水源被杨柳湾大桥的挖椿工程破坏，动怒的村民到工地闹事，还把孟总推倒在地，改水方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阻工时不时发生，经过几次严重的事件之后，“水源保卫战”拖了一年多终于落幕。孟总跟我透露，其实这都是喇坪村的朱支书在后面煽风点火，无非为了多弄点钱，而村民大都对这些村支书很有意见，他们一副敦厚老实的样子背后，处理事情无不精明老辣，并不真正地想帮人把事情办好。

坟墓和古树也需要搬迁，过程中均被粗暴对待，征收一株百年古樟树的拉锯战中，一名绿衣女子据理力争，让对面蛮横的大背头男子理尽词穷，最终在手腕更加高明的中伙铺郑支书的调停下谈拢了补偿价钱，而这名声称自己很有钱的大背头男子的确通过征收古树发了大财，他之前是省林业厅的官员，退休后开公司，凭借关系能经常承包到高速公路的绿化工程。

第九章 我的角色

在工地里我化名“张赞”，这个“张赞”积极融入集体生活，低眉顺眼，对什么事情都感到新鲜好奇，而他身体里的“张赞波”依然顽固地存在着，用冷静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有人（老肖）好奇我究竟是什么立场，有人只对圈内八卦和潜规则感兴趣，有人（像王荣）经常对我的拍摄计划提出己见，又有人（也是这个王司机）对我持之以恒的拍摄究竟有什么用产生质疑，还有人（老曾）认为我才是真正的“走基层”“走转改”，比中央正在大力提倡的还要走在前面，而作为一名独立纪录片导演，我只站在“自己的立场”，拍摄的对象也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难与共、悲喜相连的人”，而“所谓的阴暗面，也只是世间真相的一部分”。

第十章 巫山与巫溪

我决意去趟重庆看看老何和老姜，老何过上了新生活，娶了新老婆，家也搬到了奉节，不久前挖椿的经历早已不见踪影，而是做上了古玩收集的生意，我清楚地感觉到老何变了，但也提醒自己，之前对他的认识或许本来就是一个“局部”的老何，而主观臆想的“忘本”无外乎是困境逼迫出来的本能，与人性的复杂和真实。

和“洗脚进城”的老何相比，老姜回到了种烟草的“旧生活”，和远在广东的打工的老婆日渐疏远，但是这两年烟草的收成和质量都不怎么好，和很多其他在底层游走的人一样，老姜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归结为“命不好”，在国运亨通的和谐盛世里，那些无力踏上这条国家通衢大道的子民大多如此面对命运和生存。

我“顺从”了老何留我吃饭的盛情。他的“新老婆”麻利地围上围裙，闪身进了厨房，老何在一旁乐呵呵地打着帮手。尽管大环境难免沧桑巨变，个体的命运也动荡不安，但总有一刻，人们会回到自己的蜗居里，放下满身的疲倦和无助，和自己的家人相濡以沫，互相温暖。天色暗下来，昏黄的灯光下，这个移民社区里的简陋之“家”散发出祥和和安宁的气息。

我觉得，也许根本不是老何变了，而是我之前对他的认识多少夹杂着自己的主观臆想，那本来就只是一个“局部”的老何。何况，他身上还是有许多优点存在，他勤劳，坚韧，热情，乐观，开朗……至于所谓的“忘本”，也许是艰难的生存困境所逼迫出来的一种本能反应。或许，换成是我，也会做出无奈告别土地的选择。总之，这才是人性的复杂和真实。对于影像记录者而言，原本就不该坐在书斋里预设答案，更不该给自己的拍摄对象贴上臆想的标签。无论什么时候，生活和真相都是最应该敬畏的。

丧家犬的一年

作品被禁，房子被强拆，不被家人理解的苦闷，在媚俗和庸常中获得的短暂安宁其实更令人不安，申诉和报案不会有下文，它就“像一个响屁放在了空旷的原野”

我就像蝼蚁一样生活在现实中。能够在小说里汪汪吠叫成了我的理想，而且又总是渴望把那狗吠的叫声转化为艺术美妙的音乐。这种畸形的生活和有些畸形的文学追求，让我活着并让我活得时有自信而又总是气馁无奈。

国家失记

今天的中国，失记已经战胜了记忆，除了国家集权因素之外，还要去质问那些“心甘情愿的知识分子们”，他们身上体现的“智者的集体妥协”在无形中为这项国家工程助力，这些人的普遍心态是，“今天已经有我呼吸的空气了，也就不再需要为明天的春日清风去做无谓牺牲了”

钓鱼岛：让理性成为社会的脊梁

渴望在政治的“火球”面前，不要让文化成为祭品

疏于记忆的猪

今天中国人活着，就像被圈养而又吃饱了的猪，快乐和肥美取代了真实和思考

八零后——怯弱的一代

在被指责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时候，八零一代人选择了顺从和沉默，既没有去揭上一代的伤疤，仿佛他们的错落是与生俱来的，与从上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毫无关系，又对充满不公和压迫的现实世界有着取之不竭的认同感，不去思考“为什么”，而只是去想“怎么做”

面对电影、电视的轻贱和娱乐，需要你们张开口袋、发出笑声，以证明国泰民安时，你们把最爽朗、纯真的笑声和掌声，大度豁豁地献了出去了；需要你们微博、微信和朋友圈只这样而别那样时，你们就只是这样而不那样了；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最终就成为了最为配合榨取的一代人。

央视春晚，还有必要吗？

春晚最初的成功是建立在十年文革的废墟上，现在已今非昔比，人们不需要这些“思想的辅导员”，而那些对审查者不满的创作人员，其实也是得了便宜卖乖；对春晚的国有化和同时也是对思想的集体和垄断化，对地域文化多元和民间文化的保护都不是好事

远藤先生，你好吗？给远藤周作的一封信

读完《深河》与《沉默》，便决定不再读远藤先生你别的书，以免心中的“佛塔”倒塌，《沉默》中“对整个人类生命——哪怕是罪恶的生命的爱”，“都让人体悟着你对黑暗与苦难从不撒手的拥抱”，《深河》中又把这种纯粹的“天爱博大的灵魂，降落到人世的凡尘”；二十世纪文学中对主义和技术的关注有些过多了，虽然在“怎样写”上你还不可与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和拉美文学相比，但“你的写作，恰恰弥补了他们在文学革命中对人性和人的灵魂的轻慢”

文学的印记，一当存储，便如春暖而花开。而一棵草荊为了来年的活色泛绿，所负出的冬季濒死的劳苦，他人他物，是多都不予关心的。

文学的唯一目的是发现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价值

从维吾尔族大妈和哈萨克大叔关于生命理解的故事上（“牛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体悟到一个真正的作家应不仅看到关羽和岳飞但伟业功绩，还要关注“非英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对人的爱和对生命之意义的揭示上，契诃夫绝不输于托尔斯泰

被我走丢了的家

《我与父辈》的序言，从父亲在自己去当兵临走前和生前最后一句话里，咀嚼出故乡之于自己的意义，和人生里的命定，后来因为写不合时宜的作品而成了全县最不受欢迎的人，开始反思写作与故乡之间的关系，“那块土地完全可以没有我，而我却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和村落”，《我与父辈》就是某冲程度上的赎罪和忏悔；故乡与我之间渐渐竖起一堵“只有我能看见的墙”，活得如同汉奸一般，而自己也再也没有能力真正回到故乡，但是随着彼此年岁增长，家人也逐渐释然并对自己依旧包容，自此也不再因“信徒把教堂弄丢”而苦闷

一个年少洗礼而为信徒的人，因为一直外出没有碰到教堂或清真寺，也很少踏进庙宇和道观，虽心里总是有神并日日时时敬着神，可岁月让他忘了庙或教堂是什么样，回家时他心里有神也认不出教堂和庙的那种建筑了。

推开中国的另外一扇窗——对话王尧关于中国、文学及其他

莫言在获得诺奖之后不得不承受的“荣誉之重”，其一是身为文化偶像不得不承担崇拜者的诉求，也不再有人关心你的本意和内心，其二是站在民间和政府之间平衡的压力，其三是对其作品的膨胀的期望

中国绝大部分优秀的作家，都和体制是一种妥协和顺从的关系，讨论作家的独立性，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独立性——它既可以是鲁迅那样的，也可以是沈从文那样的，当今中国作家“不缺少艺术性选择的独立和探索”，但“我们缺乏包括民族关怀、社会思考在内的独立性”，今天对沈从文、张爱玲的推崇，恰恰因为大家“深知鲁迅写作的危险性”

今天的文学制度，如同“半自然、半人为的草料”，让大家久而久之不再去想围栏外的辽阔草原，规训和舒展的后果便是忘记灵魂

文学除了美之外，还有力量的存在。换句话说，作品的力量也是一种美；美也是一种力。

被禁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伟大的作品对面是不会有敌人存在的，但在这个人心求稳的时代，那些本该不存在的对文学实施管理的机构，仍旧用阶级和革命的方法来看待文学；文学可以不书写政治，但如果一味地逃离政治，也会对人、人性和人的生存境遇的认识出现偏差

中国文学审查变化研究初探

今日中国审查制度已由硬审查走向软审查，有一定弹性和模糊，主要方法包括理论诱导、奖励诱惑、对具有独立意识作家的收编、培养读者、自我审查和有计划的沉默异作，自我审查造成的艺术悲剧是，大家逐渐形成一种审美共识，即无伤大雅的擦边球即艺术深刻灵动的境界，这其实是文学的奴化和堕落；软审查虽然是一种“开明”，但它绝对不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和终点

艺术，当进入历史与现实记忆的层面时，它是含蓄的、模糊的，曲折而非直接的。它完成记忆是通过故事、人物、象征、寓意、暗示和联想，而非新闻那样的直接和确切。但这种非直接和确切的记忆，在穿越了人的情感、心灵和人性完成之后，却又往往更为深刻和有力。

困境无尽

第一个是良知和是非观的困境，看到的无解的荒诞越多，困境就越大，第二个是理想和理性的困境，如同阿Q最后是因“那一点可怜的理想”而死（因为相信未来，相信变化），内心的光明和对这个世界的不绝望形成了我们理想的悖论和困境，第三个是爱，“有爱非大爱，有爱非深爱”，这个困境让我们既不能像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破釜沉舟，又不能如卢梭一样深刻内省和凝视自己的灵魂

活着如果没有能力去拥抱大良知，那就不要让最后的良知从自己内心泯灭掉。

活着如果不能拥有爱祖国、爱江山的大理想，那就如阿Q一样，相信“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是要在纸上画圆圈的。”

活着如果不能像爱生命一样爱江河，那就爱一事、一物和一片土地、一个村庄和一条溪流吧。因为有爱，终归比无爱好一些。而这些爱、理想和点滴之良知，如果不能种瓜得瓜一样把种子落到现实的土壤里，那就让它变种、变异而转化、转移到写作里边去。

一个失败的人

在母亲衰退的生命面前无能为力，联想到其实自己的一生也是“因为失败而两手空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一个懦弱者、旁观者和沉默者”，在写作上也不敢保证可以写出“独属于自己创造”的小说来，但通过和母亲的对话，使我意识到“朝死亡行走”本身就是活着的价值和意义，这场与“生命的征战和论辩”，哪怕注定是失败，也要一天天地写下去

我深知，在中国的现实生活里，自己既没有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力量和毅力，也没有西西弗斯反复把滚下的石头日复一日推向山顶的执着和坚持。比起唐吉诃德和西西弗斯，我更像一个佛教中只会跪下向生活磕头、祈求的羸弱之信徒，上天是否会给我的命运保佑赐福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香与磕头，已经是我活着和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我的生命之本身，一如棺材是死者存在的本身样。

01 安徽潜山的乡村生活

对中国乡村生活有过切身经验，即意识到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天然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如果缺乏生活体验，必然导致隔靴搔痒

五四运动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异大于同，后者有明显的思想源头（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而前者则完全源于西方；流行看法中认为五四运动是激进的反传统、反儒教运动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对新文化运动有真正贡献的“反而是那些富于理性而又肯长期耕耘的学人”，口号喊得响的都只活跃在政治领域

02 共产主义与抗日战争

表兄汪志夫（后来的北大书记项子明）最早向我灌输共产主义理想，但和当时很多其他知识人一样，他对共产主义的整个体系“实在不甚了了”，文革后也不出意外对自己的早年信仰彻底动摇，他所参加的“革命”，最早是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招牌吸引新青年的，而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人的尊重也是他们很看重的

对共产主义在中国流行得那么快那么广的思考：儒家思想其实起到了牵引作用，对“均”和“公”的重视，导致一听见“私”便义愤填膺，发展到后来则不得不走上权贵资本主义之路，而非一个“富而好礼”的现代文明社会

抗日战争对共产党的壮大发展意义重大，费正清在晚年亦认为战争瓦解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为战后翻天覆地的大动乱铺平了道路，此外，战后苏联占领东北也是关键因素之一，在当时的情形下，“有了东北就有了全中国”

03 中正大学和燕京大学

在沈阳就读中正大学，对当地苏联军队的恶行深恶痛绝，到了北平后“思想空气完全不同”，闲居的一年里储安平办的《观察》对我影响最大，让我认识到这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而非专制和不平等的温床；当时的北平仍然以“新民主主义”为主要思想脉搏，“人民民主专政”是后来的事

九个月之后重回北平就读燕大，“气氛完全改变了”，党团的统战和控制愈加浓烈；在燕大令人印象深刻的几位教授：聂宗岐先生主动要求教授中国近代史，为了不让“史学修养不够的人把它变成一个政治课程”，翁独健先生教授马克思唯物史观，但同时启发了我在关注抽象概念的同时去寻求背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

04 香港与新亚书院

初入钱门，精读《国史大纲》，印象最深的是通过这个过程了解了钱先生对学问的态度：不轻视与他所见不同的研究成果，对近贤新得也持开放态度，而且并不把他自己的价值系统直接灌输给我，教学重在“授业”和“解惑”而非“传道”

在专业之外，另一紧迫问题是“如何克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在阅读和摸索中我的思维和治学逐渐定型，确认马、恩只是众多史学理论中的“一家之言”，并通过文化人类学，从“反传统论”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对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前途不再那么悲观，“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既是通过时间而成长起来的整体系统，它不可能随时被人一扫而光，以为新文化的创建铺路”，而“中国文化中接引民主政体的成分多于排斥它的成分”

05 美国哈佛大学

以“哈燕社访问学人”初访哈佛，因写东汉专题论文而有机会向杨联陞求教，此外还旁听了三门课：帕森斯的现代社会理论课上让我接触到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比较和分析，布林顿的欧洲近代思想史启发我进一步思考上层“正是思想”和下层“民间思想”的互通，基尓莫的文艺复兴课程帮助我认识欧洲是怎样从中古演变成近代的

博士第一学年，怀特教授的历史哲学对我此后的学术取向影响很大，当时他和以赛亚·伯林是以分析与语言的角度讨论史学性质的先驱，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进一步帮我理清极权体制和民主宪政之间的差异，费正清的专题研究则是我第一次接触西方的“中国研究”

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是我在布林顿“正式思想”与“民间思想”这一角度所做的尝试，一开始打算以《太平经》为线索建构出东汉“民间思想”的轮廓，经杨先生建议把写“生”与“死”的第一部分扩大为论文整体，评审人之一史华慈对中国思想史有真正的兴趣，他称赞文中关于“形”与“神”、“魂”与“魄”等观念的讨论，“显示出中国在佛教未传入之前早已有身体和灵魂二分的思想”，并证明了李约瑟关于中国本土思想只有“此世“的说法是错误的

中国人文学者在哈佛的进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五年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大家为民国的学术思想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对中国现代人文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陈当时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上的议论很多都得到了证实，如中国人“乏精神远大之思”，而“偏重实用”，“经营商业之长技，可得其用”，但是“学问、美术等之造诣”，则越来越落后

第二阶段从三〇年代晚期到四〇年代中期，“四杰”周一良、杨联陞、吴保安、任华最出类拔萃，但他们学成后对中国本土的学术贡献则比第一阶段而望尘莫及，反而留在美国的（如杨联陞）则更有机会进一步施展才能

第三阶段在五〇年代后，赴美学者来自香港或台湾，高友工强调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在中西文学和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色，张光直在考古学领域则造诣颇深，他一直“心向祖国”，多次（通过夏鼐）寻求中美合作而未果，这一阶段的学人绝大多数都留美工作，因为研究资源的丰富是台湾不可比的，虽然没有机会直接在中国学术界发挥影响力，但他们对西方的“中国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方法和撰述方式也为后来人起到了示范作用

云山几盘，江流几弯——章伯钧在一九五七

详细记述了一九五六到五八年间“整风”运动的始末，民主党派人士从被鼓励“鸣放”到被划为右派和打倒，父亲最早妥协，但事件的影响比一两人的仕途和宪政理想要深远得多，那些参与了批斗的民主人士，同样在运动后期被主动“交心”，自此民主党派成了“一摊提不起来的烂泥”，元老沈钧儒还在衣袋里放着一张“你是不是听党的话”的字条来时刻警戒自己。还在读中学的我坚决跟父亲站在一起，政治课上要求写思想汇报，我不假思索地写道：“我不大相信共产主义，因为从来没人见过！”

谙熟人情世态的人都知道：事情超过了限度，就要翻过来，一定要翻过来！更何况他是毛泽东。

每一种妥协，都是放弃。

成熟的人可以为高尚的目标，卑贱地活着。

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协和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李宗恩，在“反右”运动因与章伯钧牵连（其实就是几次座谈）而下放云南，直至最后去世仍未能摘掉帽子，本文记述了他高风亮节的一生。从抗战时领导贵阳医学院，到一九四九年选择留下（因为“协和”在北京，不在台湾，就这么简单），从五二年“三五反运动”时响应号召“自我反省”，到五七年被“划右”（右派言论包括对医学院学制的建议，反对中医介入，对“协和”工作的评估等），忍辱负重举家迁往云南。被改造期间，李宗恩坚持给农工民主党组织部写信，并上交党费，让人瞠目的是从未向共产党低头，其中缘由早已沉入历史的海底了，不管是因为不懂政治的天真，还是受西方教育而形成的独立意志，亦或是基本的人情人性，都令人万分敬佩。

要到了不知道荣和辱，丧失了人的尊严，到了像一块抹布似的，不管人家怎么用，怎么揉，怎么踩，都无所谓的时候，才能脱胎换骨，才有可能回到人民内部来。（见朱锡侯先生自述《昨夜星辰昨夜风》）

左派反感你，同类“右派”也嫌弃你。都说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其实没有半点人性，半点人情。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怀想储安平

对报人和作家储安平的简略怀想，重点提到上任《光明日报》伊始对办报大刀阔斧的改革，和作者对《英国采风录》的喜爱，性情中人如储安平时常浮现在年老的我的思绪中，“他们像瑰丽却肃杀的秋景，搅碎了人生如梦的愁肠”。

他是不倦的风，始终呼啸着——说邵燕祥

诗人邵燕祥是一九八零年右派身份获得改正的那批“归来者”之一，是“不幸中的幸者”，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而且并没有狭隘地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是“共谋者”，二零零七《新年试笔》中的“自我救赎”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自觉给我以极大的精神震动。邵燕祥的文字饱含锋芒，生活中诡谲幽默，待人宽宏，慈悲心肠（从对待诗人和干部袁水拍的态度就能清楚看得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文人的清正本色”。

中国是有悲哀传统的——五十年无祭而祭

不同意徐贲先生所说纪念反右“不是要算账还债”，因为我们在对抗遗忘和“厘清历史是非对错”上做得远远不够，“共同记忆”和“灾难见证”早已失去，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写出来，不仅是上层的“贵族”，还有底层的“饥饿”。又谈到汉娜·阿伦特所述极权主义的恶，正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悲剧的根源（举了丁玲、陈企霞的例子），“由于人残忍地对待人，才使一部国家机器、一个政党意志，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五七史”是人祸史，背叛史，独裁史，道歉是“起码的事”，向加害者索赔更“是应该的”。

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和可怜的孩子。

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

一半烟遮，一半云埋——周绍昌《行行重行行》序

对五五届北大中文系学生的杂忆，那一届人才辈出（大多数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老师有个性，学生也有特点”，被打倒的右派也不少。五十年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小心翼翼，碌碌无为，还有畏缩恐惧”，“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苦难，“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保健、子女和退休金”。周绍昌是个例外，他拿起了笔把自己划右劳教的放逐生涯写了下来。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只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无路可走。

很后悔，没为他写一个字——张超英《宮前町九十番地》读后

张超英身为台湾新闻处的公务员，在工作中却能淡化意识形态，摆脱官方样式，他的口述回忆录并不求把“事说得周周正正”，而是随意自在，并充满了独立的判断。

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读李长声

李长声是“日本通”，书也写得好，所写涉猎极广，“像个万花筒，拿起轻轻一摇，就是一幅日本社会图景”，像他笔下的日本艺妓就非常出色。

先天禀赋，后天学养——读唐德刚

我从唐德刚“口述历史”的写作中学到了要深入研究人与人、人与环境和人与内心之间的关系，他个人化的语言“充满了文学的魅力，也充满了真知灼见”，张扬而非肆意妄为，“最懂人心与人情”。

史学研究还有一部分可以与科技相对抗的，那就是在史学之中，还有文学。（唐德刚）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双照楼诗词稿》有感

父亲纠正我说历史书里的汉奸汪精卫并不完全属实，对他的看法可以用“漂亮，才情，人品”来概括，汪诗是哀国之音，也蕴含着一个“精卫情结”（引叶嘉莹），不管现实中是否做得到，“内心始终存有一个追求和执着的理念”。

将军空老玉门关，读书人一声长叹——白先勇《父亲与民国》读后

白先勇是一个出色的诠释者，他的图注“把每一行字，都视为步步危棋，下笔克制谨慎”，白氏作品贯穿着“伤逝之情”，体现了浓重的历史关怀，同时又恪守诚实。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说白先勇

白先勇“让我佩服的不是他的诸多成就，而是他按内心所求来生活的自在状态”，“他的作品特点是把传统融入现代，现实性和历史感二者兼备”，作者简要回忆了自己和白老的交往，印象深刻的是吃桂林米粉和他“通人情、好人缘”的“君子”品质。

水深水浅，云去云来——说林青霞

作者与林青霞私交甚好，也互相欣赏，在我眼中，林青霞“不说是非，但心里是有是非的”，而林又十分喜爱我文字中的“热情、正义感和勇气”，又谈到艺人其实是“胆小”，表面上风光，但内心往往脆弱和有卑微感，相识后我走入到林的孤独世界中，也看到她在拿起笔写作之后发生的变化，她的文字“真实而细腻”，“对寂寞有着极端的敏感和感受”，让人感动。

泪往下滴，血朝上涌——胡发云《如焉》序

由于亲人同样死于绝症，病痛与死亡成了我和胡发云相识伊始常聊的话题，他给亡妻的悼文“深深震动了我”，我认为他是父亲所说的“懂得女人的男人”，文中胡发云感叹道：“五十一年的生命。三十年的相识。二十六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的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至亲离世之后，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但都还“有话要说”，在“并不怎么好”的现实面前，唯有写作才能“激活生命”，《如焉》和《伶人往事》双双被禁，我们彼此互相鼓励。

当他们不让你说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实事。

在被无视和被伤害的历史里繁衍不息，人们真实地活着比获得成功更为重要。

弦管谁家奏太平——野夫《尘世·挽歌》序

野夫本来在公安局工作，八九年后愤然辞职，开始逃亡，出狱后给别人编书无数，只有这本属于自己，“我不觉得他是在写作”，“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在我看来，现在已经没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唤醒这个“已然入睡”的民族。

他记下了那个夜晚——阅读李晓斌

摄影家李晓斌用胶卷和相机快门记录下八九年的那个夜晚，引出我对纪实摄影的思考，并感叹亚里士多德所言“诗人比历史学家更真实”。

艾未未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

简要介绍了艾未未的艺术风格，代表性作品，梳理了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脉络（八十年代末的文化批判，九十年代初的波普特征，九十年代中期强调使用自身的肢体语言表达生存的艰难，和后来以艾未未为代表的社会批判）。

一草一木皆春秋——说张思之

一直劝大律师张思之写回忆录，终于在孙国栋先生的帮助下完成口述史，张大律师“是一个极富真知灼见的人”，他和我都认为“八九学生领袖是中国历届学运里素质最差的”，并佩服王军涛的光明磊落，他“为人老辣，下笔也老辣”。

女囚与性

《刘氏女》到《钱氏女》，里面的人物和犯罪事件都有原型，虚构的部分极少，也融入了自己很多感受和感情；和政治犯不同，刑事犯在监狱中“特别渴望情感、渴望温情”，“除了每天劳动，生命欲望是她们的精神中心”；多次引用李银河，来论述自己对性快乐、性的意义和对同性恋的包容等问题；最后感慨命运无常，刑满出狱的周氏女发现生活早已变样，让她痛苦不堪，“生命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事故？”

倘若在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李银河）

年轻的时候，总以为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经历了许多之后才明白：其实生活中的每个问题都有无数个解，而其中没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

叶有败落，花已凋零——关于写作及父辈的话题

通过回溯父辈的民盟和自己写作的经历，讲述中共统战对民主人士的打压。

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追忆已故歌手陈琳，偶然相识，被她身上的热情、温柔与脆弱打动。“人生的痛苦，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遭遇的失败，而是他人无端的成功。”

问病记

记述了一次赴台探望身患肝病好友的经历，签证的拖延，浩子特意调换病房脱下病服热情接待，和他女儿在换肝前动情的信，让人再一次领悟活着的意义。

悲回风——追忆我的老师

简慧老师是我在戏曲学院的老师，后来在戏曲研究院工作又成了同事，由于“出身”别人都躲着我的时候，“她接纳了我”，工作上她兢兢业业，不问得失，“是用近乎伟大的精神做近乎无用的工作”，研究戏曲则从研究艺人出发，是一个十足的内行，但在“商品大潮”袭来时却不被重视。其实简老师出身富贵，年轻时决定“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革命”，虽然“这个时代对不住她”（因为晚一天参加革命，最后连“离休”待遇都没有拿到），但她“心甘情愿且始终不悔”。“我觉得简老师的一生曲折又平淡，所有的转折点都充满意味，时代的意味，很深刻，很沉重”。

我们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奔走在匆忙的现实中，也许能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感动得稀里哗啦，但内心的情感却如尘埃一样吹到远处，人伦、亲情、故土、亡灵等许多值得珍视和珍藏的，都变得无足轻重，无关紧要。

我们有“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吗——香港《明报月刊》与浸会大学文学院关于“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讨论的发言

提出“真实是文学艺术的终极价值”，而不是诸多价值之一，反对“作家艺术家作为精英而自我孤立”，对当代作家有意回避作品中的政治意识、思想意识，把感官享受和世俗性事物作为唯一目标感到遗憾，因为“越是世俗的生活，越是要有理性的认同”，不然很难称得上人文关怀。中国社会一直“不怎么容得中间立场”，官方的指责和对作者的批判已是常态，几十年来“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原文人、艺人的生命状态——二〇〇六年二月六日《炎黄春秋》杂志社座谈温家宝总理在文代会与作代会讲话的书面发言

文人就是“舞文弄墨者”，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放浪不羁，身上也有形形色色的“颓唐行为”，但在内里又“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我爱说这些“民国旧事”，正因为这些“耐人寻味”的人生在四九年后“大多为红色政权所不容”（彭真委员长是个例外），现在的文学家、艺术家都被管得“左右不是，上下不能”。

我看到了许多微笑——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颁奖会上的答谢辞

文学是“人学”，是“纯个体性的精神劳动”，与“官学”无涉，与“官场”无干。

把心叫醒，将魂找回——致谢（美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我深知：生命的延续不等于人生之收获，故每日都有光阴从指尖前滑落的焦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