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会因此最大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信息技术便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追求。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我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地理跨度越大越好、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

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

美国试图借助武力强加给伊拉克的显然是这样一种国家机器，其根本任务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资本积累创造种种条件。……这种国家所体现的自由，反映的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企业利益、跨国公司的利益、金融资本的利益。简言之，布雷默引领伊拉克人把自由之马骑到新自由主义的畜栏里。

几乎所有国家在战后安排上都有一个特点，即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受到限制，而劳工则在经济馅饼上分得很大的一块。……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在新自由主义原则与恢复或维持精英权力相冲突的时候，这些原则就会被抛弃或歪曲至不被承认的地步。

在法律面前将企业规定为个人，这一法律技俩使铭刻在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铜牌上的约翰·洛克菲勒信条显得颇为反讽，上面第一条写着“个人价值至上”。

里根政府接着便凭借进一步松绑、税收减免、攻击工会与员工势力，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投资赋税的减免有效帮助资本从具有工会组织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向未形成工会且不设管制的南部和西部地区转移。金融资本愈加向海外进发，寻找高额收益率。……意识形态上被描绘为促进竞争与创新的市场，成为巩固垄断权力的工具。

墨西哥的例子表明在自由主义实践和新自由主义实践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在前者那里，债权人承担错误投资的损失；而在后者哪里，债务人受到政府和国际力量的压迫，承担债务偿还的一切费用，不管这将给当地人民的生计和福利带来多大影响。

波兰尼指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一旦自由成为咄咄逼人的行动刺激因素，自由的意义就会变得自相矛盾、歧义丛生。……自由的理念由此“堕落为仅仅是对自由企业的鼓吹，”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免遭那些有钱人的权力的侵害。”

第二章 建立赞同

金融机构针对纽约市民选政府的政变，……在每一方面都和之前发生在智利的军事政变同样有效。……纽约危机是个征兆，表明“一种遏制通胀的新策略与一种倒退式的收入、财富、权力的再分配夹缠在一起”。

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氛围”是当务之急，这意味着利用公共资源建立适合商业的种种基础设施，……城市精英的机构被用于推销城市形象——作为文化中心和旅游目的地。统治精英支持向各色国际潮流开辟文化领地。……受城市强势文化结构推动的艺术自由和艺术破格实际上引向了文化的新自由主义化。

纽约管理财政危机的方式，开辟了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实践的道路……。如下原则得以确立：当下述两方——一方是金融机构和债券持有人报酬的完整性，另一方是公民幸福——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前者。

共和党积极成为这一时期“其主导阶级的选民”的代表，……积极方式可以通过宗教和文化民族主义，消极方式则是借助隐秘的种族歧视、对同性恋的憎恶感、女性歧视。……通过支持在经济上而非文化上进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这些人批评一批所谓“自由主义精英”的干涉主义过度行为……。结果是把人们的视线从资本主义和企业力量上移开，好像它们和产生于放任商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经济或文化问题毫无瓜葛似的。

另一方面，民主党却在根本上遭到分裂：它需要调解企业和金融利益，而同时又要做出姿态表明改善其民众的物质生活状况。

对资本家和劳工来说，劳动力市场的更多行动自由都能被奉为一项美德，而在此同样不难把新自由主义价值融入许多劳工的“常识”之中。这种积极潜能如何转化为灵活积累的高度剥削体系，是解释为什么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盈利减少的关键所在。

被调动来支持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诸多经济理念简直是个理论大熔炉，……不那么著名但同样重要的亚瑟·拉弗尔的“供给”观念——后者走得如此之远，声称税收减免起到的刺激效果会大量促进经济活动以至于能自动增加税收。更恰当地说，上述理论的共同点使认为政府干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本身，……

撒切尔夫人进一步通过开放英国给外来投资和外来竞争而削弱工会力量。……[她]有效摧毁了本土的国土化汽车工业及其强大的工会与好斗的劳工传统，相反将英国作为日本汽车公司寻求欧洲登陆的平台。……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中产阶级对她的政策的赞同。

撒切尔夫人通过培养一个中产阶级来赢得赞同，此阶级欣然享受诸多快乐：居者有其屋、私人财产、个人主义和创业机遇的自由。……英国对自由贸易的开放使得一种消费文化得以兴盛，而金融机构的不断增多也给之前沉静的英国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债务文化。

[里根和撒切尔]采取了当时一直处于非主流位置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的立场，并把这些立场变成主流。……他们的天赋使创造一种遗产和传统，以此将其后继的政客卷入束缚的网络中难以脱身。那些后来人不管乐意与否，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继续做好新自由主义化的工作。

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国家

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专家和精英的统治。政府强烈偏向行政命令和司法判决，而不是民主和议会的决策。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于把央行等核心机构与民主压力隔离开来。

新自由主义假定了完美的信息和一个平等的竞争平台，这看起来要么是出于天真的乌托邦设想，要么是故意混淆视听，最终为的是聚集财富并因而重建阶级力量。

新自由主义者为抵抗他们最担心的事物——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暴民专制，甚至多数的统治——不得不为民主治理设置很大限制，转而依靠不民主和不负责任的机构做出关键决定。这造成的悖论是，在一个认为国家不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活动。

在发生冲突时，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将站在“良好投资环境”一边，或者反对劳动者的集体权利，或者反对环境自身更新的能力。第二种产生偏颇的情况，源于在冲突发生时新自由主义国家典型地倾向于维护金融体系的信誉和金融机构的偿还能力，而不是维护大众幸福或环境质量。

控制劳动力以及维持高度剥削似乎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化道路上的核心因素。……为了强调个人责任，社会保障被大幅缩减；个人失败基本被归结于个体自己的过失，受害人经常反遭指责。

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已越来越多地造成对公私合营的依赖。商业和企业不仅与国家密切合作，而且在批准法律生效、决定公共政策、设立规章制度等方面发挥强势作用。……由于诉诸司法的途径名义上人人平等而实际上极其昂贵，结果就是天平严重向富人倾斜。

新保守主义强调军事化，视之为救治个人利益混乱的药方。就此而言，他们很可能夸大了国家完整和稳定所面临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或想象的威胁、国内和国外的威胁。

[新保守主义核心的]道德价值集中于文化民族主义、道德正确、基督教、家庭价值、反堕胎议题，以及对抗新的社会运动——诸如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平权行动、环境保护主义。

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

不均衡发展既是某些外部霸权的强制结果，也是多样化和创新的结果，以及国家间、地区间、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大都市治理模式之间竞争的结果。……很多因素影响了新自由主义化的程度。……却没有考察过阶级力量的作用，……人们甚至没有考虑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能正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哪怕有大量证据显示经济精英和金融利益集团不断插手思想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

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削弱、绕过或暴力摧毁有组织劳工的势力，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同样，新自由主义化过程经常要靠增加商业和企业的力量、自律性、凝聚力，以及商业和企业作为一个阶级的能力，以给国家权力施压。

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强烈依赖海外直接投资使中国成了一个特例，与日本或韩国相当不同。结果，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太完整，内部区域间贸易发展非常薄弱，哪怕已经在新型通讯方式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广东等省份与外国进行的贸易，远远多于它和中国其他地区进行的贸易。

中国企业也投资海外，确保自己在外国市场中的地位。中国电视机如今在匈牙利进行装配，确保销往欧洲市场的渠道；同时也在北卡罗来纳进行装配，确保销往美国的渠道。

第六章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实质性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

第三章 农业形态的变迁

美国历史就是一部向西开发的历史：向西不断开展，一次又一次将已经稀薄的群体观念继续冲淡。所以美国到今天，个人是主体，从个人到大社会之间没有人情伦理、天然的集合体，只有自愿加入的社会团体。

美国的农业是从内部开发，其意义不再是传统的农业生产，而是商品市场结构的一环。

美国的开拓，是人类值得骄傲的成绩，可也是充满了“人吃人”现象的罪恶。这大片处女地的开发，也留下生态环境的损失、族群之间的冲突。美国独立精神显示了个人主义代表的自由观念，过度发挥则出现人情冷漠、趋利忘义的严重弊端。

第四章 工业化的过程

美国在二战以后，也是由于政府的提倡，以公家的力量支持了许多研究计划，政府设置了许多基金帮助大学开展新的研究工作。……学术工作原来是以“读书明理”为目标。现在，经过如此转折，学术研究竟以“追逐财利”为其任务。学术变质了，知识阶层的性质也改变了。

一个半世纪来，美国的工业化一波一波地不断转型，每一阶段的主要工业兴旺时都会出现财富快速集中的现象。

第五章 多族群社会及其问题（上）

二战前后出现的移民潮，将美国文化的复杂性提升了一层，同时也出现主客竞争的尖锐对立。

第六章 多族群社会及其问题（下）

非裔族群“小群体文化”，乃是几百年来不公不义待遇之下逐渐养成的。大社会虽然有很多人努力想要帮助非裔族群提升境界，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又将就某些人不太重视家庭、不太重视教育的习惯。这是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僵局，言之令人心酸。

第八章 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

从60年代持续不断地扩张一直到80年代，全美国各地大城市外面的近郊因为其宽敞的空间和良好的自然环境，吸引了许多本来在城市居住的居民前往。这就产生了购物功能的扩散，相对地，财富也就从市中心流向城郊。

过去中产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无复当初。中产阶层和雇主群的富豪之间原本关系相当密切，现在由于富豪迁移他处，只留下旧日豪宅改装为若干户共居的集体住宅，与他们的中产阶层雇员之间也彼此脱了节。

第九章 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

随着新产业不断转型，使得区间内的差异一代比一代严重。贫民区逐渐从市区的中心又退向角落：本来中产阶层居住的近郊，逐渐变成贫穷居民的住所。中产阶层移向都市内部，使内部的富庶程度更为显著。

数十年前比较稳定的时代，乡党邻里建构亲密关系的条件常常是依托基督教会的教堂和与教会有关的私立学校。教会的聚会和学校的家长会组织，再加上一些社团如扶轮会、青年商会，等等，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当地的人口编织为一个关系网。

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设法突破学校的种族界线，许多大型中小学的学生都是跨区入学，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完全脱节。

那些心怀不平的失落者，已不能理解也不愿面对世界正在变化的情况。……强烈的排外转化为爱国、爱乡的情绪。凡此内卷心态，遂将单纯贫富阶层之间的异化，转变为认知与情感纠缠难分的隔离，更因不能沟通竟恶化为仇恨。

第十章 动态更新的美国政治

一个民主社会的隐忧，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引向以个人主义来代替自由——可能终于因为强烈个人主义导致的散漫，造成国家共同体的崩解。

财富和权力合二为一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些掌权的人物，类似世袭地延续他们的政治地位。这两个方向，时而交叉，时而平行，势必将美国立国的原则——个人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逐渐消解殆尽。

第十一章 不断发展的文化脉络

美国社会大众的集体性格：新教伦理延伸而来的个人主义，应该是美国价值观的主体；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而凝聚成的“好利”的价值取向，则是其实践。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这两大浪潮，冲散了原本聚合个人的社区和社群。科学知识的普遍和文化多元，卷去了教会的约束，也削弱了人们对信仰的依靠。

球场与大型演唱会反映为群众主义，将无数个人卷入热闹而不必负责的盲目、冲动之中。于是集体意志呈现为民粹；“平等”观念导致轻视“优异”，甘于凡庸；从“自由”观念出发，则蔑视传统与规范的约束。

美国一般人的群体性格就是如此，充满动力，同时也冲动、浅薄。美国的文化遂表现为实用，是以科技成就多于理论玄想，重视法律、政见而忽略历史、哲学。这是一个科技挂帅，但在教育、修己方面有待填充补强的年轻文化。

第十三章 美国时代潮流的变化（下）

这一群知识分子[STEM以及专业白领]的目标和“垮掉的一代”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追逐的正是名和利，付出的代价则是不眠不休的紧张生活，以及在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失落。

美国早期田园诗时代的爱默生和王尔德等人，对于美国立国理想深信无疑，只求一己有一片宁静。弗罗斯特等人，则已开始在林中选择新途径，而且有待于抵达终点。庞德、迪伦等人却似约会的双方不在盼望心愿再合，也不在意空江孤舟的终点，而只求峭壁下一片苇丛间竹笛声声。他们甘于别开天地，自求安身立命处。四顾周遭今日知识分子中，第三类人竟居多数。

美国的社会问题，关键在基督新教教义，只将“个人”与“神”直接联结，个人对于群体不必有所归属。“个人”必须有尊严，却不须担负对任何群体的责任。

美国的中产阶层，那些存在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既不能和掌握政治与经济权柄的高级“婆罗门”有共同的语言，也不能和教育程度较低的芸芸大众彼此沟通。

系统工程师们说，计算机会煽动人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将逻辑的快乐像“毒品”一样注入我们的身体。

作者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求知欲也是一种贪婪，它带来的“精神快感”和潜在的上瘾程度或许丝毫不亚于毒品。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还停留在重复劳动的层面，它抹杀独立和创造性，把人变成“效率机器”。然而，在信息社会里，独立和创造性本身竟也成了问题的根源。

现在不是都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就不必再关注精神世界，健康才是人类唯一的价值基准。

一语切中要害。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进步，科学技术带来的思想冲击，正是在于万事万物都可以被量化，被衡量，所有问题都能够被诊断，被解决。在不顺和挫折面前，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不行。所以就不再有“生病”的理由了，每个人都要朝着那个完美的尺度不懈努力。的确，在人类对绝对“健康”需求的不归路上，精神价值渐渐成为身外之物。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19 瑞典兰斯奥特 (Lansort, Sweden)

In an archipelago of roughly 24,000 islands, this one is as far south as you can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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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波兰（上）

【1】“以前这里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在那种可悲的水平下，人们不会彼此忌妒。忌妒有什么意义？他们知道谁也不比谁多。这里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是的，这点毫无疑问，这里会有好长时间同时具有贫穷的症状和资本主义的病态。

【2】我知道书本是最轻便、最容易生产，也最去神秘化的现代商品。就某种程度而言，文学也是一样。在这些摊位上，去神秘化的进程正急速向前跃进。琳琅满目的标题，高雅与通俗杂陈，这都是以前所无法想象的。有刚出道的明星的自传、烹饪书、轻佻的色情作品，还有重口味的惊悚小说。……这些书全部由几十个独立出版商发行，他们动作迅速，很快就捕捉到了当下流行的口味。垃圾作品就如垃圾食物，有着迅速的吸引力，只需要最少的心力，便能提供最难以抗拒的满足。

【3】在集体化的年代，一旦有热门书问世，人们都排长队争相购买。每个人都读同样的书，热切讨论书本的内容，如此形成了一个阅读共同体，而且我猜想，可以获得更深的体验。但是现在面对一堆没有区分、五花八门的书，到底要怎么选择才好？

【4】每个周四晚上，《质询》几乎将全国的人都吸引到电视机前来。节目中讨论的节奏快速、犀利，而且每个来宾都能言善道，相比之下，美国政治辩论性节目的节奏就显得缓慢许多。到目前为止，辩论都不是毫无成果、陷于两极化的争辩。节目的重点似乎是在思考怎么做对国家最好，而不是煽动群众，或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托神的福，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人知道政治正确是什么。

可以看出，作者虽然举手投足间带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感，但对于美国的东西还是有自己的判断。重返故土，她立刻察觉到了波兰在转型初期面临的困境，通货膨胀，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市场化的洪流，不仅带走了集体的共同体验和想象，也冲破了对某种标杆和质量的追求。人们虽然不安，但其中的一部分显然带着激情积极地参与到新秩序的建设中。

第二章 波兰（下）

【1】他讲话声音单调，速度极快，而且带着一种犀利的客观性，不管是对自己、对他的职业，还是对以往和当前不容置疑的信念都一样。我在其他共产党员身上也曾注意到这种腔调。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对人类行为保持“客观”的训练显然是有效的。

【2】不过，在社团所见的情况却让他一点儿也不开心。“当然，我了解我们的工作应该受到批评，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批判应该建立在正确的信息上。那里的人对真实不感兴趣，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只想妖魔化。当然，把你的敌人妖魔化，会替你自己增添某种分量。”

【3】那么，说到底，现在的他对于自己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想法？“人必须做判断，”他毫不犹豫地以客观的语气回答，“但是应该在时代的标准和氛围下做判断。共产主义因为它的辩证思维，因为它声称社会主义道德观和其他道德观不同而受到批判。但不幸的是，生命本来就是辩证的。”

和前共产党审查员马利茨基的交流是本章精彩的段落，作者对于“他们这一类人”也一定是感情复杂的，甚至一定程度上也带有偏见。她在感叹共产党员对“客观”有素训练的同时，也会在心底里因为他们所做工作的本质而对其“妖魔化”，把这类人定义成冷血的机器。威权和民主的对撞，某种程度也很像“客观”和“主观”的较量，后者不相信真实有时也可能存在于一种声音中，并因此推动对其全盘打倒。

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

【1】我必须承认，在我每天与服务生、旅行社和邮局的接触中，在那些表情始终如捷克人所称“马蹄口”般阴郁的职员的接触里，确实感觉到了帅克之类的存在。比如在某天早上，我走进一家店问店员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牛皮纸箱，我想用来寄东西。她摆出骄傲的冷漠表情耸了耸肩。这不关我的事，她的动作在说：我连抬根手指头都不愿意。

【2】我发现社会主义时期的捷克文学，似乎不像波兰文学那么执着于政治议题和民族认同问题，有更多余裕描绘日常生活和个人关系，也不那么执着于伊索寓言的风格。克里玛说，这个嘛，波兰是因为有“贵族传统”的关系，捷克的文学则比较庶民化。“在庄园里讨论政治，和在酒吧里谈论政治是不一样的。”

【3】在波兰，如果作家愿意玩暗示、隐喻和密码的游戏，那么即便传达了相当具有颠覆性的信息也可以成功脱身，但捷克却没有这种操作的空间。作家只要有任何违反官方之处，就必须彻底走入地下，而矛盾的是，如此一来，虽然丧失了个人自由，他们却获得了文字的自由。

【4】捷克是个小国家，米洛维采这样的城镇有很多，它们不断提醒着这个国家的国民：他们既无法认同目前的情况，也无法试图改变。

【5】相当不加掩饰地，他自命是个机会主义者——一类晚期共产党员，和另一种自命地犬儒主义者，例如我曾经遇到过的那位波兰前审查员米哈乌·马利茨基略有不同。犬儒主义者对于其所背离的理想有更敏锐的看法；机会主义者则似乎完全抛弃了理想，即便只是拿来作为参考也没有。

捷克对于作者来说既是情感上亲近的邻国，又是一个处处可以参照比较的对象。在青涩的观察里，她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独特而又有些悲哀的“自给自足”和机会主义。庶民性格，随遇而安，结合上历史的碾压和长时间严酷的意识形态封锁，使得国民似乎在精神上脱敏了，理想也被抽空成一种只好也只能维持现状的无力感。

第四章 匈牙利

【1】在卡达尔统治二十年后，匈牙利已经拥有了私人企业所需要的现成基础建设，1989年来临时，共产主义事实上已经承认放弃意识形态的幽魂。在旧有政治和社会体制垮台之前，新的政治结构已然成形。……在仓促走过后续阶段的现在，匈牙利甚至已经达到了西方水平的政治冷漠。

【2】“以前僵化的语言不见了，现在人们可以掌控自己的语言，却很难找到有创意的语言，已经出现了一大堆新的陈词滥调。”

“哪种陈词滥调？”

“有关民主的陈词滥调。”

【3】不错，对我而言，这点似乎终于正确地描绘出改变后此间所发生的情况：一个可以同时概括最近一连串事件所带来的震撼，以及随后笼罩东欧的奇特宁静的注解。我们太了解乌托邦式希望所轻易点燃的革命、历史与进步的循环，以及随之而来的倒退；我们也太了解许多政治体制及其限制，以及政治本身的限制。政治可以让情况变得比较能够容忍或者难以容忍，但是面对人类社会，像是嫉妒、年龄、争夺权利、对爱情失望，甚至是普通小感冒，政治都无能为力。踏入“正常”世界很难让人天真地满腔热血，因为那个“正常”世界的缺点，一样那么显眼。

【4】在纳道什的故事里，字谜游戏已被每个人内化，乃至收听新闻的人不再知道他们知道些什么，或遗忘了些什么。对照之下，这种更为复杂的双重性，必定反映了卡达尔时期匈牙利的复杂氛围——当时政府所提供的酷似真实和自由的一切，民众有可能信以为真；因此也有可能与之共谋，几乎淡忘掉所有疑虑。

【5】在匈牙利应该比在波兰或捷克更难知道一个人内心真正在想什么，或者相信什么，几乎就跟在西方一样困难。对于所处体制的情况，一般人会小小地自欺，或者不把实情全盘托出，以便同时相信两件事。而如果一个人总是坦然地小小自欺，那么现在一定更难跟那段模糊的过去和谐共处：到底是要接受还是拒绝它，是要衷心赞许自己以前的态度，还是真心对那段酷似正常的生命感到痛苦而自责。

【6】刚开始时，加博尔和安娜对于情势的改变都非常热切，不过他们告诉我，去年会过得那么困难，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讶异。他们不喜欢政府所采取的保守、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趋向，对文化的价值遭到摒弃觉得很不安，发现自己很难认同采取一种更商业化的文化的急迫性。

【7】在卡达尔时代，人们知道游戏规则，也知道有墙壁的存在。你可以去推，但墙壁不会倒塌。可一旦墙壁消失了，虽是良性的改变，却也创造出另一种混乱与迷惘。

匈牙利的不同在于它在私有化的道路上先行一步，早在共产主义末期新的政治结构就已成形。人们在“酷似”真实和自由的双重生活里玩着自欺欺人的把戏，剧变到来的结果，也自然是异议分子成为保守派站在舞台中央，改革派被边缘化，民众对政治趋于冷漠，每个人在市场的海洋中漂浮。这或许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社会生态，但作者也在与友人的交谈中读到了其中的不安和迷惘。

第五章 罗马尼亚

【1】我勇敢地只身步行穿越布加勒斯特中心，但迎接我的是更多美学的挫折感，一种简直和道德的鞭笞不分轩轾的折磨。除了人为的灾难外，布加勒斯特在1977年曾遭到地震的自然灾害，因此市中心大部分建筑是地震以后兴建的。但连这些建筑都已经呈现荒废之感，似乎任由其自然退化，走向腐朽。

【2】在罗马尼亚的种种匮乏之中，也许最严重的是可供参照的过去经验的匮乏。最近的过去代表的是一种负资产，几乎是纯粹的赤字；如果想要树立新的目标，比如多元化的民主，较远的过去也缺乏先例，缺乏参考点，因此新的理念无所附庸。

【3】东欧世界的人类行为不像西方，受到清教主义、个人主义或过度的自我意识的限制，需要相称的尊严和距离。从我在波兰度过的童年，我可以体悟：戈马所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比较亲密的近关系，其中有丰沛的爱，以及随之而来的恨，还有维系两者的力量。

【4】也许是因为别无选择吧，我渐渐屈服于一种消极接纳的机制，放松自己，浸淫于周遭含混和倦怠的气氛中。而一旦这么做了，某种有趣的改变就发生了：所有似乎无法忍受的情况都开始变得足以忍受了。我陷入一种无拘无束的奇特情绪，仿佛平常想要好好表现的压力，或内心努力的渴望——即便不知道为了什么目标而努力，全都戛然而止。……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失去了对事物做判断的感觉；但也开始理解，这里的人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了。

【5】也许这种瞬息万变的感觉，还有一切现象和信仰的虚幻感，可以解释我经常在和罗马尼亚人的对话里感受到的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对于那么短暂的事物，何必采取什么坚定的立场呢，反正所有事物都会消失在永恒之流中。

罗马尼亚的旅途从“脏乱差”的东方快车开启，而这个国家的观感和历史似乎也一样含混，杂乱，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在频繁的主义和政权更迭中，在历史经验和崇高传统的匮乏中，能够将生活维系下去的反而是一种松弛的状态。这并非是超脱，麻木或者愚钝，但确实与整个社会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长久的农耕文化影响脱不开干系。也无怪这里的人们不仅为伊利埃斯库开脱，也为自己在民主浪潮袭来之时的“未准备好”找到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

第六章 保加利亚

【1】眼下的政治还不属于职业政治人物，反对党的成员也是专业人士和文艺界的精英分子。他们是一群精力充沛的人，休息厅和走廊上洋溢着活跃的文艺俱乐部的气氛，以及从事革命事业的热忱。

【2】毫无疑问，机会主义者和拥有正直信念的人之间的差别，其实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一样深切，这种情况在此刻尤为明显。迪米特里娜曾向我简略介绍过一位杰出的共产党议员，那人的儿子是同样杰出的异议份子。“我喜欢他们俩的地方在于他们强烈的感受，我的意思是真正地感受到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理想是从这种感受中孕育出来的。”她欣赏地说。把感受视为诚信的保证，而且应用于政治领域，的确是一种奇特、古老，又深具吸引力的想法。

【3】保加利亚人整体而言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世俗民族，依附于他们所能见到、碰触到、感觉到的一切，而非现实世界之外的信仰。我知道有人对此颇感惋惜，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教会和强烈的宗教情感，比如像波兰那样，是对付共产主义最好的解药。不过保加利亚这种脚踏实地的经验主义，应该跟我在此间所感受到的健全的人格有关，人们不会受制于自我意识、自我扭曲和自我怀疑。

保加利亚有着田园牧歌式一般的风情和政治生态，这里地处欧洲中央，自古以来在精神上大多“自给自足”，很少受外界潮流影响，平等的观念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东欧诸国中，这是唯一一处共产党在变革后仍然取得多数席位的。在作者看来，这和议政者健全的人格，对诚信的重视有很大关系。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

没有危险的人民，只有危险的情境，它不是自然、历史规律或者民族性格的结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第一章 欢腾

集中营的受害者存在一种幻想：他们苦难的结束将促使一个完美世界降临人间，似乎“他们过去的所有磨难都会被淡忘，自由会将他们带回那个一切正常的旧世界……”但当他们发现在收容站的生活依旧痛苦不堪，爱人一去不返后，希望破灭了，只能通过买醉或滥交来逃避现实。

不管新世界有多么粗俗不堪，人们还是对其诱惑心驰神往，因为旧世界的崩溃是以如此耻辱性的方式到来的——不光是物质上，而且是文化、智识和精神上的多重崩溃。

战后的局势颠覆了旧秩序，女人再也不受男人的控制和摆布，这也许才是她们罪孽深重之处。

在历经多年的危险、混乱和剥夺后，人们对女性掌握性爱自由的担心以及对资产阶级稳定状态的共同向往，不久便会在光复和战败的国家回复一种更为传统的秩序。到了1950年代，1945年的夏天仿佛已是一段遥远的记忆。

第二章 饥饿

指望这些大人物会顾及犹太人的感受是不着边际的想法。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德国人一怒之下会转投共产主义，或者孕育复仇思想。麦克阿瑟将军并不打算帮助日本人将工业水平恢复如初，但他同史汀生和克莱的想法一致，认为“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任何一种能带来食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

那些受训为天皇陛下光荣捐躯的年轻士兵和飞行员，摇身一变成为黑市投机分子的速度是何其之快。能与之相比的也只有那些战争寡妇，她们对把自己战死丈夫忠贞不贰、恪守妇道的原则全抛之脑后，给自己物色了新情人。

第三章 复仇

大部分有组织的报复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官方怂恿，根本不会发生。就好比性欲本身很少会直接导致淫乱，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很少是个体单枪匹马地行为；相反，这需要有人领导和组织。

无论是哪里的人，一旦授权他们对别人恣意妄为，很容易甚至也很乐意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来。

强奸女人，而且还得是在公开场合强奸，当着束手无策的男人的面强奸。这是人类冲突史上最原始的一种恐怖手段，而且不是俄国人特有的做派。

第四章 回家

经历了战时国土沦陷的男男女女，看到别人大难临头时，选择低下头，当做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靠这种明哲保身之举，竭尽所能地在国耻中委曲求全。完了却跳出来冒充自己一直是英雄。

战俘回国后，人们对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冷脸，嘴上虽然不说，但举止悄无声息地透射出蔑视。战俘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待遇也就是被人俯视。

遣返这批人牵涉到要歌颂的英雄事迹，尽管这同法国和荷兰的情况不太一样。想想看，曾经有如此之多的俄国人和其他苏联公民跟苏联作对，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其余的人选择在德国干活，仅仅是为了能苟且偷生，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将这点表达的最铿锵有力的是波兰首任总统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他在波兰工人党的党中央大会上表示：“我们必须驱逐所有德国人，因为国家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而不是多民族的基础上。”就这样，希特勒的“宏图伟业”最终却由那些仇恨德国的人完成了。

第五章 沥干毒药

德国战败和早期清洗过后一年，多数美国官员都认同巴顿的看法。尤其是英国人，他们一开始就觉得美国人那股教训德国人的热忱劲儿很是可笑，而且只会适得其反。

第六章 法治

在摆样子、走过场的公审中，法律的概念完全是政治化的。审判是一种仪式，为的是彰显共产党的权威。

那么正义是否得到了伸张？整肃和审判足以保障正义实现，并被人看在眼里么？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然而，机会主义精神有时也许是人类最有用的品质。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许多人在战争期间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点，即“冲突一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某种自动出现的乌托邦。”麦克米伦对此的解读是，人们认为英国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为一片太平的世界带来史无前例的繁华盛世”。

艾德礼和同时代的许多欧洲人一样，对政府计划很是信任。这绝非出于机会主义动机，想利用因战争导致的必要局面。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几十年来都不信任自由经济学，其被认为是导致周期性繁荣——萧条和高失业率的元凶。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再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德国人——之后是日本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然而，关于言论自由的训诫却是由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军事当局给出的，其宣传往往是心理战的延伸，而且只要合其目的，就会毫不含糊地诉诸审查制度。

1945年夏，在成为英国艺术委员会首任主席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言简意赅地在一档电台节目里阐述了他的目标。他大声疾呼：“打倒好莱坞！”说这话的时候，英国人正同德国人、荷兰人等欧洲人一样，不断涌向电影院，观看美国大片。

德国人是不是真的接受了再教育，这点存在疑问。盟军最大的成就也许是在他们离开西德时，并没有收获仇恨。改造昔日敌人的想法或许有些居高临下，但这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政策更能拉拢人心，也不那么危险。

在日本，一切都是美国说了算，所以成功的概率更高。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最高司令官阁下把日本人看成是幼稚的野蛮人，头脑简单，可以改造。他们既不是基督徒，文化也不植根于西方文明。就日本人的思维状态来看，还真像是零年。

关于占领有很多大话，有一句至今还能听到，大意是美国人一手铸就了日本的现代国家制度；日本的“西方化”始于1945年；得益于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日本在战败后只用了一到两年时间便从“封建主义”一举转型为民主国家。事实上，早在1920年代末，日本就已建立民主制度，只是其存在缺陷，而且很脆弱。西方盟国不过是在战后的日本和西德创造了恰当的条件，使这些制度得以恢复，根基更为稳固。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塑造战后国际体制（实际上这一工作战时就已启动）的更多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宗教或者道德理想。

到头来，各大国没能拧成一股绳。很难说冷战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无论罗斯福多么努力地想拉拢斯大林——甚至为此毫无必要地为难丘吉尔——早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国间就已出现严重裂痕。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时还没管这叫冷战，但是他在1945年9月末声称自己在伦敦目睹了冷战的苗头。

零年在感恩和焦虑的基调中落下了帷幕。人们对世界大多数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好未来抱有幻想，同时也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担心。

《冰河：1966—1976无路可逃》

三、墙缝里的文学

在公判大会的现场，妻子同昭站在我的前边，我望着她的背影，心想如果我被发现、被捕、被判死罪，她就会一生守寡，孤苦伶仃，受人歧视和欺侮，除非另嫁他人，那她也曾是反革命家属，我不是害了最爱我的人的一生？那我可就毁了她！我决不能这样做。我焦急地等待公判大会一散，立刻跑回家，悄悄把藏在各处的文稿找出来。可是要毁掉这些文稿又怎么心甘？它们本来就是把生命押上去的写作啊，最后被逼出来的一个办法是——

我用最小的字，将手稿中最重要的内容浓缩并集中抄写在一些薄纸上，毁掉原稿，再把这些薄纸一层层叠起，卷成卷儿，外边裹上油纸，用细线捆好，然后藏进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拔掉自行车的车鞍，把纸卷儿一个个塞进车管中去，然后将车鞍重新装上去。这样，心里便感觉牢靠得多了。

六、艺术家生活圆舞曲

那是一个太奇特的年代，所有成名的艺术家和文化精英都被打倒，都在受苦受难，与世隔绝，而且自1966年之后就再无消息。而另一些尚且无名的艺术家们都在社会底层和人间的皱褶里，不被人知，无人关注，他们反而很自在地活在自己喜爱的文学与艺术里，自得其乐，比如我们。

十年中，我们一直凭着天性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之所以没有被“文革”宰割，是因为我们活在自己的心灵里，我们对文化的敬畏始终还在，唯美主义还在，虽然我们生活在底层，但我们的艺术生活是自我的，纯粹的，精神至上。

《凌汛：1977—1979朝内大街166号》

三、后楼的生活

到了这些新版的外国小说发售那天，我们后楼上的几个作家便把抽烟的钱都从口袋里掏出来，跑到东四北大街和朝内大街相交路口的新华书店去买。书店头天晚上就在门板上贴出告示：“明天上午九时出售世界文学名著”，告示所用的纸却只有巴掌大。虽然这些书正式出版了，但在卖这种一年多前还被列为毒草的“禁书”时，仍然不敢大张旗鼓。可是第二天早上八点到了那里，已经排了至少一百多人的长龙，九点开门，每人限购两套。我们原想买了书重新再去排队，但队伍反而增加到二百多人。人们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从“文革”过来的人精神之饥渴到达了极点，此刻的兴奋可以想见。

八、凶猛的凌汛

当然，我们的“伤痕文学”和德国战后的“废墟文学”一样，真实又粗糙，内容大于艺术。那一代作家都是刚刚度过文化空白的“文革”，没有写作准备，所表现出的先天不足势所必然；当时文学包括社会的语言环境苍白又僵硬，怎么会去讲究文本的创造与文字的精致？然而，它却真实地记录下人们的心灵，以及时代的气息和特有的文学精神，它像历史的任何一步，都是不可复制的。但历史不走出那一步，就不会有下面的一步。

《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

五、爱荷华生活

行前头一天中午在聂华苓那里吃饭时，我们居然莫名其妙地没有话说，其实心情有点复杂，还有心中太多感情与谢意在一起不好表达。饭后我和贤亮走到她屋后一片林子里，这林子全是爱荷华一种特有的枫树，入秋变黄，并非金黄，而是鲜黄，叶片很大，在阳光里纯净耀目。爱荷华人种这种树像种花一样，很多人家在院里种上一棵，就是为了每到秋天像看花一样看树。我和贤亮从地上各拾了几片大黄叶子带回去。

第二天离开爱荷华时，又是华苓送我们到飞机场。待我们进了玻璃相隔的候机室，华苓忽然把两只手放在玻璃的外边，我和贤亮各把自己的手放在玻璃的里边，对齐手指，这时才感到一种由心里发出的很热的东西穿过挺凉的玻璃彼此传递着。

有的地方即使再好，但命运中你只会去一次，像爱荷华。尽管它很多次出现在我的怀念里，但我已找不回昨天，我今生今世大概很难再去爱荷华了。

十、一个时代结束了！

时代终结，作家依在。他们全要换乘另一班车。但是，下一个时代未必还是文学的时代。历史上属于文学的时代区区可数，大多岁月文学甘于寂寞。作家们将面临的，很可能是要在一个经济时代里从事文学。一个大汉扛着舢舨寻找河流，这是我对未来文学总的感觉。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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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巴黎求学记

如果你关切自我，选择权在你手里；如果你过于关切社会，往往你就会被社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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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自己钉在文化的十字架上

我是“官盲”，从来没有官场的“后台”，所以没有任何官员肯出头帮助，我找的官员虽说都不算小，都是部级大官，可是他们同级，谁能管谁，谁会得罪谁？国家文化的利益能比他们个人官场的利益还大吗？故而我束手无措。我就像个看魔术的观众，眼瞧着我们手里的果子就这么被人家轻巧地变没了。

四、文化自救

我连财政部都跑过好几趟了，一次还见过一位据说嗜书如命的副部长。与他见面那天，我刚进了财政部大门，却听说这位副部长接到紧急开会的通知，已经坐进汽车里了。他请我钻进他的车认识一下，谈几句。他的车里确实堆满书：史学、哲学，也有文学书；连学者的车也从未见过这么多书，我以为见到知己了。他肯定能理解我，给我们的行动以支持。谁知在那短暂的接触中，他除去客客气气地说些貌似懂文化的漂亮话，事后却无
“滴水之恩”。看来我只能依靠自己。最可靠的还是自己。

理想主义者总是要遭遇“生活的嘲笑”。这因为，我们常常一厢情愿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