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零年:1945》(倪韬 译)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

没有危险的人民,只有危险的情境,它不是自然、历史规律或者民族性格的结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第一章 欢腾

集中营的受害者存在一种幻想:他们苦难的结束将促使一个完美世界降临人间,似乎“他们过去的所有磨难都会被淡忘,自由会将他们带回那个一切正常的旧世界……”但当他们发现在收容站的生活依旧痛苦不堪,爱人一去不返后,希望破灭了,只能通过买醉或滥交来逃避现实。

不管新世界有多么粗俗不堪,人们还是对其诱惑心驰神往,因为旧世界的崩溃是以如此耻辱性的方式到来的——不光是物质上,而且是文化、智识和精神上的多重崩溃。

战后的局势颠覆了旧秩序,女人再也不受男人的控制和摆布,这也许才是她们罪孽深重之处。

在历经多年的危险、混乱和剥夺后,人们对女性掌握性爱自由的担心以及对资产阶级稳定状态的共同向往,不久便会在光复和战败的国家回复一种更为传统的秩序。到了1950年代,1945年的夏天仿佛已是一段遥远的记忆。

第二章 饥饿

指望这些大人物会顾及犹太人的感受是不着边际的想法。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德国人一怒之下会转投共产主义,或者孕育复仇思想。麦克阿瑟将军并不打算帮助日本人将工业水平恢复如初,但他同史汀生和克莱的想法一致,认为“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任何一种能带来食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

那些受训为天皇陛下光荣捐躯的年轻士兵和飞行员,摇身一变成为黑市投机分子的速度是何其之快。能与之相比的也只有那些战争寡妇,她们对把自己战死丈夫忠贞不贰、恪守妇道的原则全抛之脑后,给自己物色了新情人。

第三章 复仇

大部分有组织的报复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官方怂恿,根本不会发生。就好比性欲本身很少会直接导致淫乱,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很少是个体单枪匹马地行为;相反,这需要有人领导和组织。

无论是哪里的人,一旦授权他们对别人恣意妄为,很容易甚至也很乐意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来。

强奸女人,而且还得是在公开场合强奸,当着束手无策的男人的面强奸。这是人类冲突史上最原始的一种恐怖手段,而且不是俄国人特有的做派。

第四章 回家

经历了战时国土沦陷的男男女女,看到别人大难临头时,选择低下头,当做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靠这种明哲保身之举,竭尽所能地在国耻中委曲求全。完了却跳出来冒充自己一直是英雄。

战俘回国后,人们对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冷脸,嘴上虽然不说,但举止悄无声息地透射出蔑视。战俘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待遇也就是被人俯视。

遣返这批人牵涉到要歌颂的英雄事迹,尽管这同法国和荷兰的情况不太一样。想想看,曾经有如此之多的俄国人和其他苏联公民跟苏联作对,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其余的人选择在德国干活,仅仅是为了能苟且偷生,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将这点表达的最铿锵有力的是波兰首任总统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他在波兰工人党的党中央大会上表示:“我们必须驱逐所有德国人,因为国家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而不是多民族的基础上。”就这样,希特勒的“宏图伟业”最终却由那些仇恨德国的人完成了。

第五章 沥干毒药

德国战败和早期清洗过后一年,多数美国官员都认同巴顿的看法。尤其是英国人,他们一开始就觉得美国人那股教训德国人的热忱劲儿很是可笑,而且只会适得其反。

第六章 法治

在摆样子、走过场的公审中,法律的概念完全是政治化的。审判是一种仪式,为的是彰显共产党的权威。

那么正义是否得到了伸张?整肃和审判足以保障正义实现,并被人看在眼里么?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然而,机会主义精神有时也许是人类最有用的品质。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许多人在战争期间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点,即“冲突一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某种自动出现的乌托邦。”麦克米伦对此的解读是,人们认为英国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为一片太平的世界带来史无前例的繁华盛世”。

艾德礼和同时代的许多欧洲人一样,对政府计划很是信任。这绝非出于机会主义动机,想利用因战争导致的必要局面。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几十年来都不信任自由经济学,其被认为是导致周期性繁荣——萧条和高失业率的元凶。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再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德国人——之后是日本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然而,关于言论自由的训诫却是由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军事当局给出的,其宣传往往是心理战的延伸,而且只要合其目的,就会毫不含糊地诉诸审查制度。

1945年夏,在成为英国艺术委员会首任主席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言简意赅地在一档电台节目里阐述了他的目标。他大声疾呼:“打倒好莱坞!”说这话的时候,英国人正同德国人、荷兰人等欧洲人一样,不断涌向电影院,观看美国大片。

德国人是不是真的接受了再教育,这点存在疑问。盟军最大的成就也许是在他们离开西德时,并没有收获仇恨。改造昔日敌人的想法或许有些居高临下,但这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政策更能拉拢人心,也不那么危险。

在日本,一切都是美国说了算,所以成功的概率更高。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最高司令官阁下把日本人看成是幼稚的野蛮人,头脑简单,可以改造。他们既不是基督徒,文化也不植根于西方文明。就日本人的思维状态来看,还真像是零年。

关于占领有很多大话,有一句至今还能听到,大意是美国人一手铸就了日本的现代国家制度;日本的“西方化”始于1945年;得益于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日本在战败后只用了一到两年时间便从“封建主义”一举转型为民主国家。事实上,早在1920年代末,日本就已建立民主制度,只是其存在缺陷,而且很脆弱。西方盟国不过是在战后的日本和西德创造了恰当的条件,使这些制度得以恢复,根基更为稳固。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塑造战后国际体制(实际上这一工作战时就已启动)的更多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宗教或者道德理想。

到头来,各大国没能拧成一股绳。很难说冷战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无论罗斯福多么努力地想拉拢斯大林——甚至为此毫无必要地为难丘吉尔——早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国间就已出现严重裂痕。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时还没管这叫冷战,但是他在1945年9月末声称自己在伦敦目睹了冷战的苗头。

零年在感恩和焦虑的基调中落下了帷幕。人们对世界大多数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好未来抱有幻想,同时也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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