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
身为学者，秘密中共党员和统战高手，史学家翦伯赞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年月虽也曾位高权重，但终究敌不过残酷的政治现实，携思想和治学上的坚守，在文革伊始与妻子一同服药自尽。作者一九四二年出生于“陪都”重庆，章家与翦家在半山新村是邻居，自此结缘。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积极拥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体现了政治上的老道。
文章借此展开，详述了父亲章伯钧陷入漩涡后与民盟同僚的一次集体会面，和后来与翦的一次单独会面，渴望被理解的父亲从民盟老友的冷漠中体会到自己的幼稚，而翦虽然没有（也不能）说太多掏心窝子的话，但仍然坦诚地点出了父亲没有意识到的也是真正的问题（他与毛主席之间“关系变了”），一前一后对比，冷暖自知。
“反右”斗争后，翦的学术活动达到高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成为不折不扣的官方权威，但六十年代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不断冲击翦的底线，主张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他也绝不容忍前者如此低级地伺候于政治。父亲在六一年统战部组织的海拉尔避暑期间与翦见过一面，这时对很多问题“想不通”的人已经从四年前的父亲变成了表面上仍然光彩照人的翦伯赞。
六六年“文革”爆发，姚文元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彻底把翦激怒，此时竟不知深浅的他在运动中迅速被揪出，虽然一度被“给出路”，但还是由于牵连刘少奇的定案问题而被逼自杀，留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字条离开人世。作者写道，“陡峭造就高贵。一个坚毅顽强的人，就这样骤然消失。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多有不足，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
满腔心事向谁论——父母和千家驹
经济学家千家驹作为人文学科学者，将自己对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直言不讳的建言献策视为分内之事，因此也在八十年代末成了“异类”，逃往美国以退为进，还被民盟“吊销”了副主席职务。在“反右”运动中，他在民盟内部主导了对罗隆基的批判，很快将自己从“中右”的身份挪到“左”边，虽然十分现实，但谁都知道左右摇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
父亲对千家驹十分器重，“百花齐放”期间，千被提议担任民盟政治性刊物《争鸣》的主编，积极促进了高级知识分子自由讨论的风气，选择发表的文章重在言之有物，持之有理，而不是立场为先。政治风向变化之后，在科学界被划到“中右分子”的千家驹回到民盟成了一个左派，积极批判别人和自己，迅速与章、罗划清界线。虽然行动上积极，但他的内心是矛盾复杂的，多次为“划右”学者求情，也曾向李维汉写信抱怨“打击面过宽”。谁曾想老人家要的就是全面打击！
文革期间，千自杀未果，发妻杨音梨不久去世，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自己的妻子而感到悲痛不已。后下放到“南大荒”盘锦，怀着戒慎恐惧待了整整三年，这段以劳动为惩罚的岁月让他深感生命的渺小，除了叩头认罪和唾面自干以外别无他所。一九七二年回京休假后他决定不再回去，算是“自我结业”，这个举动让绝大多数朋友从此不再敢与他往来。
打倒“四人帮”后，右派悉数平反，只保留了包括章、罗在内五名民主党派人士，千对此尤为不满，逢人必讲“章罗联盟”是个冤案，在低调举办的章伯钧九十周年诞辰纪念会中，他对那些早已官复原职和尽讲些场面话的旧同事深感失望。三年后罗隆基诞辰纪念会，千虽然没有在官方名单中但仍然主动站起来发言，谈到了自己对罗的斗争本质上是错误的，罗因为讲实话、讲真话被划为右派，自己还身为积极分子参与其中，让他一直心里很不安，又接着讲到“章罗联盟”是千古奇冤，情绪激动，刻板的会场顿起波澜。
八九年四月的《世界经济导报》上有两篇文章引人注目，其中一篇就是千家驹的《倒退不是没有可能——读李鹏〈政府工作报告〉》，在特殊时期，这个出自一个传统文人士大夫道德信念的举动，让人看到了他的锋芒和光芒，而相形见绌的是其他民盟头目在风波后迅速在暴力面前乖乖驯服。千后来在美国待的三年仍然心系时局，耐不住寂寞的他发表了《致中共元老陈云、薄一波的公开信》，文章附录刊登了这封信全文，字里行间对“反西化”和“反和平演变”的论述，尽显飞扬之气。
九二年经领导人批准后回国不久，作者便在电视上看到他讲自己学习“三个代表”的收获，这个九旬老人的被动“亮相”令人唏嘘不已。“我”对千的晚年是怎样度过的无从知晓，但“不管如何生活，其内心深处定是寂寞如沙。”作者最后感慨道，“对待政治人物，历史看似有情，归根到底是很无情的。仕途失意者如此，政治成功者亦如此。”
无家可归——罗隆基的情感生活
罗隆基的情感生活伴随了他的一生，童年时期母爱的缺失让他不断地从女性身上寻求依赖，两段婚姻的失败，尤其是与王右家十三年的感情以她骤然离去为终结，促成了后来在感情生活中更加轻浮和多变。文章大段摘抄了罗隆基一九四六年的日记，和他自己在一九六五年（也是去世的那一年）写的“简化年谱”。后者行文极其简单，每一年只用一两句话描述自己所做的（重要的）事，但前前后后出现了许多女人的名字，几乎是一年一换，结识，交往甚密，通信，接吻等等，这部对自己的编年更像是一部“恋爱总结”。
罗的第二任妻子王右家，有传言称是曹禺剧目《日出》中陈白露的原型，聪颖豪爽，个性很不一般，结识初期在罗还有家室的情况下就与其公开同居，正式结婚后俨然一个沙龙女主人。彼时春风得意的罗隆基家里宾客如云，周恩来也对王青睐有加（反过来王对邓颖超则看不大惯，说她满嘴无产阶级革命，其实接触多了本质和普通女人没有多大区别，一样爱美爱慕虚荣）。十余年后，生性风流的“骡子”终于还是因为自己到处沾花惹草惹怒了王右家，后者一九四六年毅然选择离开。
王离开后，罗感到生不如死，写下万字长文《无家可归》，朴素的字句中款款深情，让人发现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只装了王一个人。这本其实是用王右家所购的稿纸写成的文字被他用白丝线仔细装订好，随身携带，至死都留在身边。
通过罗在一九四六年的日记和后来的“简化年谱”，可以清晰发现“丢妻”后的他彻底走上了泛情道路，经常同时周旋在数个女人之间，而且她们都还很不一般。本就持西化爱情观的他在王离去后不再在乎爱情里的神圣感和严肃性，全凭热情、冲动和心血来潮。一九四五年，一年里罗同时与刘王立明和史良亲近到可以谈婚论嫁的地步，第二年，春天在北京与邵慈云相识恋爱，秋天又与浦熙修交往甚密，名演员，友人的女儿，部门属下，全都出现在他的“年谱”中，甚至在五七年“反右”运动轰轰烈烈之时，罗在结束二十天外事活动后回国的第二天仍与周惠明约会，“她第一次吻我”，罗在“年谱”里清楚记得。
这段时期与罗关系最密切的报人浦熙修和秘书邵慈云，也是民盟在批判罗隆基的大会上揭发他最凶的人之一，特殊时期，罗感情上的“不认真”换来的只是残酷的背叛和抛弃。运动初期邵慈云是少数的仍留在罗身边的人，但其实在陪伴的同时已经在背后偷偷准备材料，罗仍“天真”地对此大为感动，甚至在邵第一次检举后还当面问她为什么不提前告知。这份天真也是罗隆基整个人生的写照，虽然在政治成就、治学、声望和为人上均不是民主人士中最顶尖的，但“我”仍觉得对他要充分理解和宽容，并坚定地认为他在那个年代是极为独特的，作者写道，“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远胜于我们称颂的伟人和此后被复制出的伟人。”
此生为何——李文宜，一个交叉党员的工作与生活
交叉党员李文宜，肩上担负着统战工作重任，却也因此“两头不是人”，在学者和知识分子如云的民主阵营里由于文化水平低而自卑，在执政党中因为不是重要角色而常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展工作更多是在指示不明确情况下的“揣摩圣意”。这位小愚眼里的李阿姨，到头来心肠不坏，却也在几十年里出于形势和职责所在做了不少“坏事”，虽活到近百岁高寿但仍令作者慨叹，此生为何。
年轻时的李文宜是个十足的进步青年，三段婚恋都和革命密切相关，第一任丈夫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结婚后四个月遇刺。丈夫遇害后，终日流泪的李仍能够冷静指出他性格上的自负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并主动提出去苏联留学。第二段婚姻导致她被开除党籍，但她仍然坚决追随党，并在与第三任丈夫周新民结识后，彻底扭转并从此决定了自己后半生的命运。
周与李同为交叉党员，平易近人，为人低调，因此博得不少人缘，但与此同时也由于照搬中共工作的套路，和相对较低的文化水平，和民盟核心人物走得并不近，也完全不是一路人。建国前交叉党员均为秘密身份，是中共“眼线政治”和统战工作的重要棋子，反右运动前，李始终处在政治优越和文化自卑的矛盾中，运动和文革开展后，终于到她扬眉吐气了。
“文革”之初，胡愈之和李文宜任民盟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由于当时统战部内部也乱成了一锅粥，虽然都同意运动是一定要搞的，但统战各头目对怎么搞一直讨论不出结果，一心想要做具体工作的李因此对组织很不满。反右运动后红得发紫的吴晗在“文革”中一夜坠入地狱，一直把吴当成是“坏人”的父亲在牛棚里也没有交代关于他的任何事情，而李文宜却写出了一份很厚实的材料，把自己和吴晗袁震夫妇早年在昆明共同生活的家长里短说得一清二楚，并总结道“吴晗夫妇自私自利、刻薄势利、品质不好是由来已久的。”
文章还介绍了文学史家张毕来在“文革”中被斗的经历，李文宜起初内心是有矛盾的，向统战部坦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张被抄家四天后他的两个孩子找到李，后者把这件事也一五一十地汇报上去，令作者很不解，尤其是信里两个明显涉世未深却又抱有坚定革命信仰的孩子，渴望与父亲划清界限，是那个年代“仇恨教育”的真实写照。
文章引用了七零年李文宜汇报史良和胡愈之的材料，其实就是密告，里面写的是他们二人觊觎人大副委员长位置的小心思，这在作者看来再正常不过，李在背后“捅一刀”的行为实属不堪。她也汇报自己，一份七二年的材料详细反映了自己的住房问题，对级别和待遇的锱铢必较让作者觉得可笑。当然她也自我检查了一辈子，从她反复交代的“右倾情绪”里，作者看到了李虽然工作体面，但精神无疑是疲惫的，职业和职责始终在对抗人性的怜悯，毫无自由可言。
李阿姨算是作者家里的老熟人，几十年风风雨雨，早已“知人知面又知心”，很多让人如鲠在喉的时刻，如今想来或许也会像父亲当年那样，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没什么别的可多说。作者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已经白发飘萧，面容慈祥，离别时还执意要送一个小礼物，并送我们母女二人到车站。这个场景既真实又虚幻，正如李文宜清晰又糊涂的一生。“她的心肠并不坏，但吃着这么一碗饭。于是，人就像书页，每一页都有了正面和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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