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维珍的飞机上，终于等来了餐饮供应，一通吃喝之后，在酒精的作用下终于开始缓过神来。这个星期总算来到了周五。

昨晚送别Ifti的晚宴上，Christophe对我说，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这个星期就是格外忙。回想起来，貌似当时我并没有表露出深表同情，因为自己也是这样。

周三搬到新家，周四一早第一次坐地铁上班，拿着上周末的《纽约客》消磨路途上的时间。只读了一篇文章的一半（方才才把另一半读完），不管怎样，总算是日日知新。

文章讲的是伊拉克一位妇女权益保护者的所见所为。当然，和《纽约客》惯常的体裁一样，文章由作者的视角切入，作者呢，看来是一位常驻巴格达的记者（文章的section title叫Letters from Baghdad），读过了一半（其实也就是方才），我进一步肯定了作者是一位女性。一位女记者在一个是非不断和女性大受欺凌的一个国度写她们的努力和抗争，读来感觉却很异样：我不是很振奋。也许是因为这个国家太遥远，也许是那样的社会太陌生。作者Rania Abouzeid 结尾处说，My wound, my deep wound, is also my strength, because it makes me help others, to be around these pimps, to take them on. Those who bear scars must help the wounded. 也罢，就像读到赫西《广岛》末尾处一样，不管是否关己，也不管作者的描写多么精彩纷呈，总不是件让人欣欣然的事。

一想确实，这一副十足的资产阶级趣味，把自己的三观大开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我们无非也就是这人文关怀的一名消费者。当然，话也不能说的这样极端，读书，看报，我们拿别人千百里外的事来填充自己忙碌而空洞的生活，阅罢油然而生起一些忧伤感怀，不论是出于真正同情还是自己这一周实在太疲惫了，实在没必要去太过指摘批判。

维珍的餐饮面面俱到，分量不大，但从主菜到酒水到甜点到咖啡一样不落，而且是分次递送上来（还得算上餐前的热毛巾），给人以十足的被服务感。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感到眼前的这本《纽约客》渐渐焕发出晨曦般的微亮光芒，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依然如旧。

哎，又是疲劳状态下的资产阶级趣味不是。

浑浑噩噩的一个星期终于过去，周六凌晨三点从办公室离开回到家，半个月前下单的《纽约客》杂志，静静躺在信箱里。信封还附带了一张同样大小的纸条，来自货运公司，热情地劝你告诉他们，收到杂志的具体日期。原来这一程漂洋过海不容易。

封面的主角是一只窗台上的猫，很肥很慵懒的那种。窗外一人一犬，夸张地奔跑着。一副周末的清新气息。我其实并没有看过《纽约客》，现在手上端着的这本，是自纽瓦克飞希思罗之前随手买的之后的第二本。到伦敦之后的第二个周末，我曾在网上疯狂地寻找，这里能收到什么大洋彼岸的报刊，杂志。《纽约时报》只有国际版，《经济学人》本来就来自英国，唯有这《纽约客》，在映入我眼帘的那一刻，倍感亲切。

所以就有了现在。如果未来的某一天我成了《纽约客》的惯常读者，别人问我为什么呀，我的答案无非是，有一年某一天我在伦敦。

来英伦几近一个月，四个星期下来看了四部电影，都在BFI Southbank，都是侯孝贤。今天下午的《千禧曼波》，竟是在场观众最多的一场。当我坐在BFI 放映厅里松软的座椅上时，眼前经常会浮现出别的地方和场景，如梦似幻。八月底我在Film Forum 看了《影子部队》，影片最后每位主人公的结局被一一交代，深沉凝重，定格的瞬间让你感到这就是永恒。现在想来，那是我在离开前在纽约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怪不得我现在时常想起它。

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自然一切都很新鲜，关于英和美的比较，一两句话说不完。这几日纽约的同事造访，我们的话题永远离不开这边发生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事。不在这赘述这些。我现在坐在Costa Coffee 里，说到它有趣的是两周前的一则小新闻。切尔西和阿森纳德比赛后，迭戈·科斯塔场上的所作所为无疑激怒了北伦敦的阿森纳拥趸们，于是我听说他们要开始抵制科斯塔咖啡。也好，不然现在我也没那么容易找到空座。

都是笑谈。不过真正让我感同身受的是，我意识到自己从未在物理上与切尔西，阿森纳如此之近。我还未有机会去现场，但他们的比赛，无疑就像是在隔壁学校的操场上进行的一样。

浑浑噩噩过了一周。记得一个星期前，北京的众人仍在讨论故宫“石渠宝笈”特展的队伍是如何得长，如何得热火朝天。美东的诸位呢，纷纷在秀自己拍的中秋轮月是如何大，如何红，或者是自己今年又做了怎样的月饼。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我发现不太知道自那以后又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