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尔提丙”药丸
除了普遍的恐惧，除了躲避痛苦和肉体消灭掉愿望以外，与其同时存在的，还有对内心和谐与幸福的渴求。
我们已经逐渐走到了失去一个统一的概念体系的地步，而那种共同的思想方法本可把赶马耕地的农民、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和汽车制造厂的工人联系起来。缺乏联系致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痛苦的疏离感和空洞感，特别是使那些“文化创造者”感到压抑。
辩证唯物论体系使所有的人都联合了起来，哲学（这里指辩证法）重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它，认为这就是他们要学习的知识和本领，孩子每天要吃的面包、要喝的牛奶，自己的快乐和安全全都有赖于它。
惧怕独立思考是知识分子的特点。简言之，这并不是说他害怕得出危险的结论，他怕的是徒劳——马克思称之为“哲学的贫乏”。
众所周知，创造一部伟大艺术作品所需的客观环境十分复杂，需要有一个艺术作品欣赏者的群体，和跟这个群体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还要有相应的氛围，而最重要的是，不受内心不由自主的监督。
一个作家或者画家可以经历“转折”，并正常地从事自己的活动，写自己该写的，画自己该画的，但由于内心深处还一直深藏着旧的道德和美学标准，遂产生了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诸多困难的根源。
也许有人会说，服用“穆尔提丙”药丸根本就是违背人的天性。但是，这一论点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无论是阿兹特克人以众多活人作为祭祀神的供品，或是早期的天主教隐居修士、苦行僧的肉体自残，全都不值得赞扬，却都毫无阻碍地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某种崇拜成了现代社会的推动力，这种崇拜论其疯狂性绝不逊于任何早期妖术最残暴的要求：这就是拜金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穆尔提丙”主义，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超出人类天性的需求。
看西方
[美国人]相当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之中出生和成长的，他们认定任何其他的秩序都一定不自然，因为它违反人的天性，所以不能持久。
宣传机器试图说服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相信，西方法律到处都是假象，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权且让我们相信它是一种假象，但这种法律至少不会让统治者为所欲为。
大众文明的崛起，可能被认为是粗俗的，且对高雅的人来说，可能不合口味，但它保证了数百万观众在机器生产的产品中获得应得的份额。当然，民众喜闻乐见的东西通常会流于粗俗和肤浅，而且他们还得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来换取。然而，工厂里的女工可以很轻易地与他人一样享有某种程度的文明生活。
美国民众的“愚蠢”，纯粹是出于对新文明物质利益的满足，这令东欧知识分子感到极为不快。在一个把“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分为不同阶层的国家受教育长大的人，首先想要寻找的通常是作为革命发酵剂的知识分子创造的思想。
人们如果敢于把天堂具象化，就会发现他们心中的天堂与人人都有工作时期的美国没有多大区别。人们会发现在那里，民众过着纯粹的生理上的生活，享受着物质文明的成就。但是他们的精神发展却遇到了一个以学说形态出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那种学说认为，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把人从对物质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去追求某种东西；而根据其学说，这种东西本身却又毫无意义。
西方文化价值中最受谴责的是它的精英性，脱离普通民众。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因为诗歌、绘画，甚至音乐，在把自己关进象牙塔之时，总会犯有诸多风格上的弊病。与此同时，这些艺术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似乎比肤浅的观察者感觉到的要紧密得多，比如所谓“艰涩”和“朦胧”得前卫绘画创新，会立刻被大多数人接受，因为它们对广告、妇女时装潮流、舞台布景以及室内装潢设计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对普遍使用的机器的外观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欧和东欧人的新收获就是一种永远不肯放弃的责任感。他们认为出版商和剧院都要为它们向读者和观众提供的东西承担责任。
辩证法对当代人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因为它本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强调了现象的流动性和相互依赖性。因为20世纪的人处在“自然性”逐渐消失的社会环境中，流动性和相互依赖性成了即使最愚昧的人都能看到的，用动态范畴思维似乎是最可靠的方法，以这种方法可以把现实当场抓住。
凯特曼——伪装
在人民民主国家，人们所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有意识的群体表演，而不是个别人无意识的本能反应。
凡是不能用文字形容的东西，往往更具备纯情感性质的、非理性的魅力。人把自己隐蔽在内心的至圣所中，为阻止他人进入其中所须付出的代价越高，这至圣所也就越是美好。
从未有人更深入地研究过，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我们姑且称之为审美感受的那种经历。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审美感受与艺术作品有关，大多数人是在生活的激流中，从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事实中吸取转瞬即逝的自然审美乐趣。
凯特曼作为社会习俗并非完全没有长处，要评价这些长处只须看一看西方国家的生活。西方人（特别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得了一种特殊的厌世症，他们的感情和精神生活过于分散，……自由对他们来说是种负担，他们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没有约束力，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以致造成了无所适从。
人的精神上的健康有时也需要由内心的反抗来实现，而这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幸福。人通常在自己的内心有个至圣所，他会想方设法加以保卫，不使别人侵犯，由此产生的情感上的魔力，要比凡事都随意说出来有趣得多。
对自由的恐惧不是别的，正是对虚空的恐惧。
阿尔法，道德家
[阿尔法]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一旦接受了新信仰，就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权威的作家，而只能成为一个说教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可能表现令他自己也感到痛苦的事情，而是要表现被人们普遍认为有用的东西。
其实有时如果由于过度的激动而结结巴巴表达一下自己的愤怒，远比说得珠圆玉润好得多。在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的时候，有一种内心的声音阻止我们表达，这时闭口不言，反倒是明智之举。
在阿尔法的周围，过去和现在都生活着很多工人和农民，他们的许多话语尽管和要求他们讲的不相宜，但归根结底，他们所听到的自己内心的声音与作家们所听见的命令没什么不同，作家们却往往得咬紧嘴唇听从内心发出的命令：要么说出一切，要么什么都别说。
贝塔，不幸的情人
从[贝塔]的短篇小说中，不难看出他是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虚无主义并不能理解为不道德。相反，他的虚无主义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而这种情感来自于他对世界和人性的被辜负了的爱。
文明的习惯是脆弱的，只要条件发生改变，人类就会回归原始的野蛮。
贝塔，尽管对人内心的一切绝对命令持怀疑态度，但在他那些反映集中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既没有伪造任何东西，也没有刻意取悦任何人。后来，他在作品中播下了一颗政治种子，而这颗种子又像溶液一样结晶了。
把贝塔关进集中营的德国人，也许曾经像贝塔一样，在党的宣传没有把他变成魔鬼之前，是个对世界失望的不幸情人。他也曾渴望秩序和纯洁、纪律和信仰。
伽玛，历史的奴隶
后来，伽玛的父亲很快便死在那个荒无人烟的流放地，那地方是如此一望无际，走出去上千英里只不过是一个很短的距离。他的母亲和妹妹则像奴隶一样艰苦地活了下来。而同时，伽玛却在一些群众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告诉人们，在一个将美梦变成现实的、崭新的、无与伦比的制度下生活劳动会是多么幸福。
我可以说，伽玛塑造的形象是不准确的，他不是一个妙笔生花的作家。小说家的想象力常常会故意修改他平时所熟悉的人物：浓缩色调，从许多心理特征中突出小说主人公最具典型意义的心理特征。当一个作家试图忠实地表现现实时，他就会发现，不忠实有时就是最大的忠实；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一个人越是不想忽略每一点真相，他就越能发现笔下错过的奇观。
很难羡慕伽玛这个人所作的人生选择，和他从分别善恶之树上攫取的点滴知识。看看自己的国家，他知道，居民等待的将是越来越大的苦难；再看看他自己，他知道，他要说的任何一个字都不会是他自己的。
一个人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就是给魔鬼增添力量，让魔鬼更加趾高气扬，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而历史决定论本身也不过是人的头脑的产物。
戴尔塔，行吟诗人
戴尔塔诗歌的主题令人感到压抑。但与此同时，他的诗歌——这种奇特现象在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它摆脱了悲观和失望。他的诗中充满了对生活的赞许。戴尔塔用自己掌握的每个词语来赞美他眼前的这个世界：荒诞游戏、愿望、语言和混成一团的争斗。他热爱自己的幻觉世界，他热爱旋转木马、跳舞的吉卜赛女人、星期天清晨维斯瓦河上挤满了人的游船、他为之写颂诗的妻子、睡在窗台上的猫、开满鲜花的苹果树。他天生喜爱热忱和快乐，不管遇到什么事，他都能让这些事变成动作、色彩和音乐的场景，生机勃勃、有声有色。
他既不嘲讽，也不说真话：他是在玩艺术，是在搞“为艺术而艺术”。戴尔塔从来不曾“严肃”过。众所周知，“严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
戴尔塔擅长于就每个题材写作——他写过圣母马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军，写过列宁，也写过莫斯科。只要庇护他的王公提出要求，戴尔塔就会为之效劳。他写诗一点儿也不勉强，完全出于自发，他的诗歌特点是充满活力，生气勃勃，语言丰富——尽管我们得承认，圣母马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军、列宁和莫斯科，在他的诗中成了某种特殊的不太现实的东西，某种云中的剧院。
秩序的敌人——人
每个工厂、每所学校、每个机关都建立了俱乐部，墙上悬挂领袖肖像和红旗，每隔几天就在俱乐部召开预先拟定好的报告会，这些会议具有与教堂仪式同等的影响力。聪明的天主教教会知道，信仰与其说是个人信念，不如说是集体的暗示。宗教的集体实践，即宗教仪式，能把人不知不觉地带入一种信仰状态……
数学、物理和生物课教会了我们科学法则，更别提天主教宗教史和护教史，它们常以幼稚的方式对物理课和生物课所教的东西提出怀疑。在人民民主国家，19世纪的唯物史观被运用在所有学科里，历史以及所有人类创造史都作为不可动摇和已知的法则活动的结果来教授。
庸俗化知识的特点是：它让人感觉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一切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它也令人想起在深渊之上架设吊桥的方法，沿着吊桥可以大胆地往前走，同时自欺欺人地认为：脚下没有万丈深渊，同时要记住，眼睛千万不能往深渊看——但遗憾的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现实中存在万丈深渊的事实。
毫无疑问，将过去和当代的历史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来进行分析，比将历史展示为那些王公贵族和国王彼此之间的私下争斗胡闹更接近真理。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更接近真理，它也就更加危险：这种分析给人一种完满知识的错觉，似乎能对每个问题作出回答，然而这种回答实际上只是在转着圈儿地重复几种套话，什么也解释不了，同时还让人得到表面的满足。
宗教需求在大众中依然存在。从党的观点来看，否定这种需求也许是错误的，或许把所有居民都改造成工人，就能够消除这种需求；但也说不准哪天这种需求又会冒出来。当然，这是不可预知的因素。实际上，人在理智地解释某种现象时，内心却产生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反抗。
如果有某位教授，言必称马恩，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脱离正统思想，那么从他播下的种子里就很可能结出不可预料的果实。只有愚蠢的资产阶级才会认为，思想上的细微差别不会引出什么问题；实际上，党却知道，会由此产生很多问题。
在东方，人和社会之间既没有对立，也没有界限，人的输赢都是公众的事，人从来不是独自一人；如果他突然消失，这并不是因为周围的人对他冷眼相看、漠不关心，遗憾的是，反而是因为周围人带着过分关注的眼光观察他。
波罗的海三国
革命诗歌的弱点往往表现在把人们向往的未来前景，作为在地球的某处已经出现，或者正在出现的现实大加赞扬。
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能理性地服从于已被认知的法则，如果自由不是别的，正是对这种普遍、合理、必要性的理解，如果人有能力获得充分的意识，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应该想要的，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那么未来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崭新的自由社会。在这层意义上，那位在监狱和强迫劳改营中度过了三年的共产党人是自由的，因为对他以及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被认为合理且必要。在这层意义上，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家们有理由断言：“自由已经产生，而苏维埃人就是这种自由人。”
民族自豪感也许是一种荒谬的情感，就像一只公鸡在庭院里的母鸡群中得意扬扬地走来走去所产生的那种自豪感一样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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