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怒目少年》里大多是“不得不”的面对和逆境中的成长，那么《关山夺路》则夹带了更多作者主观的思考。当然也与大背景和环境有关，国共内战期间，自然少不了对两党的比较和反思，抗日期间的民族苦难与情绪，也进一步转化为对未来和前途的关切。从西北到上海，从上海到东北，到天津，再回到上海，这一段路相比于二十二中的西迁，虽然未必腿脚上更艰难，但心理上的苦痛和负担，无疑是更沉重的。天津被俘后一路向南的流亡，作者实际上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叙述，怕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的不堪回首。《关山夺路》记载着王鼎钧随国民党退往台湾前对中华大地最后的印象，也生动地呈现了抗战胜利后的几年国人惶惶漂浮的身影。于你于我这都是一部珍贵而隽永的历史剪影，既精彩纷呈，又让人读罢良久无言。
（以下原文摘抄）
每天晚点名后，班长有一段单独训话的时间，每一排三位班长轮流值星，值星班长可以对全排训话，我有机会领教三位班长的言论，他们努力突出自己的文化水平。一个班长得意地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推”。你们不长进，我就要往前“推”。一面说，一面做出推动的手势。
有一次，某班长表示他也懂平面几何，喊过“向右看齐”的口令之后，嫌队形不够整齐，大吼一声：“两点之间可以成直线，你们有这么多点，为什么还不直？”他不知道，点越多，线越不直。
班长训话到段落处，照例高声问我们：“听见了没有？”依照我们所受的训练，全班必须喊破喉咙，齐声回答：
“听见了！”
再问：“听懂了没有？”
再答：“听懂了！”
三问：“记住了没有？”
三答：“记住了！”
回答的声音必须一次比一次雄壮，我们觉得可笑，无聊，但是人人一本正经。有一个班长说，部下必须相信长官，信心可以产生无比的力量。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张钞票明明是一张纸，大家相信它是一块钱，它就是一块钱。这话没有经济学常识，我们仍然齐声高呼：听见了！听懂了！记住了！
确实记住了，我直到今天没有忘记。
不久，团部要把杨排长调到另一个连去做排长。团部没有发表书面的人事命令，只由主管业务的人打了个电话，并且指定前往报到的日期。杨排长认为团部作业程序违反规定，提出异议，但是团部置之不理。于是杨排长集合全连士兵告别。
记得正是黄昏，地面晦暗，天空明亮。记得杨排长别出心裁，教我们蹲下。记得他说不舍分离。记得他提高了声音说，团部把我调来调去，从来没有人事命令，我好像是一条狗。暮色渐浓，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只见他举起手帕拭泪，只听见他说：“他们拿人当狗！”这句话触动了每个新兵的伤心处，全场同声大哭。
新闻界元老王新命的回忆录打破了这个闷葫芦，他长期在《中央日报》服务。据他透露，那时国民党中央禁止报道评论中共的行为，营造气氛，为和谈留余地。新闻界另一耆宿雷啸岑（马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国共军事冲突期间，有一位将级军官阵亡，遗体运回南京，国府中央禁止刊登新闻，禁止军方参加治丧，避免刺激中共，升高对立。蒋氏似乎表现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他一直用宋明理学对付中共的唯物辩证法，始终没占上风。抗战期间，蒋氏一再批评中共没有信义，阎锡山告诉他，立场相同的人才有信义可讲，国共两党立场相反，你说人家没有信义，人家自己说这是革命。
日本占领东北后，向东北大量移民，移民是他晶莹东北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人是特权分子，一声投降，全成了搁在沙滩上的鱼。那时她们非常恐惧，她们熟知日军在中国造了什么样的孽，伸长了脖子等待中国人的屠刀。她们为丈夫乞命，为子女乞命，为自己乞命，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她们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中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管理日侨俘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他们的传记和墓志铭夸尽当年勇，从未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
“山坳里的孩子”突然得到权力，有人忘形。例如说，他听说日本人会向他敬礼，戴上袖章出去试试，遇见一个日本人没有敬礼，他乒乒乓乓给那人两个耳光。例如说，他听说只要他伸手做出阻挡的姿势，汽车就会停下来，他站在街心试试，车子停住，他又手足无措。这些人需要慢慢接受自己的角色，知道怎样去扮演。马路如虎口，站在街心很危险，天津消息，就这样，一个宪兵被汽车碾死。大家推测也许车子里有歹徒或毒品，更大的可能，驾驶者是个痛恨宪兵的人。慢慢地，我们知道有人痛恨宪兵，这种痛恨也需要我们去适应。
我重温郁达夫和冰心。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度亲近郁达夫的作品，他写漂泊的经验很吸引我，他使我觉得漂泊有一种无形的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写人在流离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漂泊的人因此减轻了自己的痛苦。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在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产阶级的诗情画意。
有一位唐中尉，老板的小同乡，他在十多位押运员中年龄最长。他在北洋政府时代当过宪兵，那时叫做陆军警察队，我俩有些共同语言。他偶尔找我聊天，他常说“吃纣王的饭不说纣王无道”。他说得对，可是我听不进。老板常说，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唐老说：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要具备智仁勇三德，才够条件当老板。他说得对，可是我也听不进。他说：“我们每天犯法才活得下去，联勤不犯法，不能运作；国民政府不犯法，不能存在。”我有时像欧几里得，动辄认为“那是不合理的”，然而唐老说，那是“合宜”的，人间事合宜为要，合理次之。他说得对，奈何我总是听不进！今天回想，那时人人疏远我，只有唐老接近我，他是有心人。
我一直很难了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后，他们都绝非中共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政权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何以完全没有留恋顾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出笼，钞面印上蒋介石总统的肖像（以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他们拿着新钞指指点点：谁的像印在钱币上谁垮台，袁世凯，孙中山，现在是蒋介石！他们又说，蒋穿着军服，面相瘦硬倔强，没有王者气象。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我知道，他们这些话都从亲朋邻舍那里听来，但是他们非仅不能过滤选择，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创造发明。
概括地说，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已经运作，国民党顺应这种运作，倚赖由运作产生的枢纽人物，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地主是佃农的枢纽，资本家是工人的枢纽，校长是学生的枢纽；一个校长等于全校学生，一个地主等于全村佃户，一个厂长、董事长能抵他旗下一千个工人。国民党注意拉拢这些人，重视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
共产党不怕麻烦，反方向而行，它搞“农村包围城市”、“小鱼吃大鱼”。它结合贫农，不要地主；它结合工人，不要资本家；它结合学生，不要教育部长。一部总机下面有一千具电话，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电话不通。它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理直气壮地去组织学生和农民，因为上阵打仗要靠多数，不能靠少数。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齐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
我看电影的时候，常想剧中人物“出镜”以后做什么。我遍寻旧侣，向各地写过五百多封信，他们的故事不能尽说。袁枚诗：“胸中没有未了事，便是人间好光景。”我们无人修到这般境界，只有一位同学约略近似。他当年考取陆军中央军官学校，“为什么去考军校？”他说考军校是为了学杀人，学杀人是为了报父仇，他的父亲死于土改，此恨难消。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鼻翼振动，呼吸有声。我找到他已是四十年后。当年他到成都入学，编入二十三期，他们还没毕业，共军已兵临城下。他们三个总队总共三千零四十一名学生，向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二野起义归顺。这个新政权教他如何适应？我很知道他的心路历程，不能明问，我转弯抹角，他也不能明答，他含糊其辞。他说有一年游历某地，参观某寺，寺门有对联一副，上联是“天下事没完没了以不了了之”。这句上联令我大惊大笑，这么好的上联必定有个非常好的下联，可惜他忘记了。我东找西找终于找到，全联是：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慧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上联醒豁，下联深奥，难怪上联易传，下联易忘。历史像擦黑板一样，也能擦去恩怨情仇，我的好朋友仅得上联已能解脱，下联也就姑置不论了吧。
人间确有当头棒喝，我和那个小伙子陡然醒悟，两百人的手表戒指都混杂在一个大筐里，哪个是你的？怎么发还？当初解放军收集俘虏财物的时候，并没有一人一个封套包装起来写上名字，可见压根儿就没打算发还，那还啰唆什么？难道想留下不走？我们大彻大悟，四大皆空，万缘放下，急忙上路。咳，那中年病夫是有心人，是好心人，文章写到这里我思念他，不知他后半生何处浮浮沉沉，可曾风平浪静。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守，我当天被俘。一月二十九日过年，我次日释放。中间管训十五天，解放军果然说话算话。无奈人心不足，我时常想起某某公司设计的一张海报：美女当前，含情望着你，下面的文字是“某某公司信守承诺：某月某日这位女郎全身脱光”。人人记住这个日期，到了那一天，急忙去找海报，海报换新，女郎果然全裸，海滩辽阔，她只是个遥远的背影，下面一行文字：“某某公司永远信守承诺”。
俘虏营设在天津市以北的乡镇里，我们不知道地名，我也曾向当地居民打听，没人回答。出了俘虏营，行人问行人，才知道地在宝坻县境内，铁路资料显示，宝坻站到天津站一百一十五公里。离开宝坻，我由河北而山东，由青岛而上海，这一段路走得十分痛苦，我一向能够正视痛苦，反刍痛苦，唯有这一段经验不堪承受，我一直逃避它，隐藏它，尽可能遗忘它，于今细数平生，我曾想略过它，越过它，只因为这条路上有几位好人，我要用文字纪念他们，这才不得不写。
我和朱少校、富上尉一同直奔天津，路旁风景和来时不同，农家在门口摆摊卖菜，村头也有人吸烟闲聚，我们的狼狈逃不掉他们的欣赏。我的左眼发炎，用纱布蒙住，他们以为解放军的炮火打伤了我一只眼，特别爱看。众多“难友”们三三两两各奔前程，没人互相交谈，歧路分散，谁也没看谁一眼，炮弹震碎了人和人之间的纽带。一群民众揪住一位难友拳打脚踢，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居然犯了老毛病，随手拿了人家一个鸡蛋。这个“混蛋”！我低头疾走，不敢多看一眼。
商店柜台上的收音机总是有周璇的歌：
五月的风吹在天上
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
假如呀云儿确有知
懂得人间的兴亡
它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上海的确守不住了，我们最后一次去复旦大学，他问我们有什么打算，父亲表情彷徨，教授说人到上海，回头是岸。他不断上下打量我，好像代表解放军看我是个什么材料。那时多少人犹豫不决，很像叔本华说的那个寓言，一头驴子面前有两堆草，她不知道该吃哪一堆，结果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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