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关山夺路》

如果说《怒目少年》里大多是“不得不”的面对和逆境中的成长,那么《关山夺路》则夹带了更多作者主观的思考。当然也与大背景和环境有关,国共内战期间,自然少不了对两党的比较和反思,抗日期间的民族苦难与情绪,也进一步转化为对未来和前途的关切。从西北到上海,从上海到东北,到天津,再回到上海,这一段路相比于二十二中的西迁,虽然未必腿脚上更艰难,但心理上的苦痛和负担,无疑是更沉重的。天津被俘后一路向南的流亡,作者实际上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叙述,怕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的不堪回首。《关山夺路》记载着王鼎钧随国民党退往台湾前对中华大地最后的印象,也生动地呈现了抗战胜利后的几年国人惶惶漂浮的身影。于你于我这都是一部珍贵而隽永的历史剪影,既精彩纷呈,又让人读罢良久无言。

(以下原文摘抄)

每天晚点名后,班长有一段单独训话的时间,每一排三位班长轮流值星,值星班长可以对全排训话,我有机会领教三位班长的言论,他们努力突出自己的文化水平。一个班长得意地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推”。你们不长进,我就要往前“推”。一面说,一面做出推动的手势。

有一次,某班长表示他也懂平面几何,喊过“向右看齐”的口令之后,嫌队形不够整齐,大吼一声:“两点之间可以成直线,你们有这么多点,为什么还不直?”他不知道,点越多,线越不直。

班长训话到段落处,照例高声问我们:“听见了没有?”依照我们所受的训练,全班必须喊破喉咙,齐声回答:

“听见了!”

再问:“听懂了没有?”

再答:“听懂了!”

三问:“记住了没有?”

三答:“记住了!”

回答的声音必须一次比一次雄壮,我们觉得可笑,无聊,但是人人一本正经。有一个班长说,部下必须相信长官,信心可以产生无比的力量。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张钞票明明是一张纸,大家相信它是一块钱,它就是一块钱。这话没有经济学常识,我们仍然齐声高呼:听见了!听懂了!记住了!

确实记住了,我直到今天没有忘记。


不久,团部要把杨排长调到另一个连去做排长。团部没有发表书面的人事命令,只由主管业务的人打了个电话,并且指定前往报到的日期。杨排长认为团部作业程序违反规定,提出异议,但是团部置之不理。于是杨排长集合全连士兵告别。

记得正是黄昏,地面晦暗,天空明亮。记得杨排长别出心裁,教我们蹲下。记得他说不舍分离。记得他提高了声音说,团部把我调来调去,从来没有人事命令,我好像是一条狗。暮色渐浓,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只见他举起手帕拭泪,只听见他说:“他们拿人当狗!”这句话触动了每个新兵的伤心处,全场同声大哭。


新闻界元老王新命的回忆录打破了这个闷葫芦,他长期在《中央日报》服务。据他透露,那时国民党中央禁止报道评论中共的行为,营造气氛,为和谈留余地。新闻界另一耆宿雷啸岑(马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国共军事冲突期间,有一位将级军官阵亡,遗体运回南京,国府中央禁止刊登新闻,禁止军方参加治丧,避免刺激中共,升高对立。蒋氏似乎表现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他一直用宋明理学对付中共的唯物辩证法,始终没占上风。抗战期间,蒋氏一再批评中共没有信义,阎锡山告诉他,立场相同的人才有信义可讲,国共两党立场相反,你说人家没有信义,人家自己说这是革命。


日本占领东北后,向东北大量移民,移民是他晶莹东北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人是特权分子,一声投降,全成了搁在沙滩上的鱼。那时她们非常恐惧,她们熟知日军在中国造了什么样的孽,伸长了脖子等待中国人的屠刀。她们为丈夫乞命,为子女乞命,为自己乞命,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她们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中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管理日侨俘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他们的传记和墓志铭夸尽当年勇,从未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


“山坳里的孩子”突然得到权力,有人忘形。例如说,他听说日本人会向他敬礼,戴上袖章出去试试,遇见一个日本人没有敬礼,他乒乒乓乓给那人两个耳光。例如说,他听说只要他伸手做出阻挡的姿势,汽车就会停下来,他站在街心试试,车子停住,他又手足无措。这些人需要慢慢接受自己的角色,知道怎样去扮演。马路如虎口,站在街心很危险,天津消息,就这样,一个宪兵被汽车碾死。大家推测也许车子里有歹徒或毒品,更大的可能,驾驶者是个痛恨宪兵的人。慢慢地,我们知道有人痛恨宪兵,这种痛恨也需要我们去适应。


我重温郁达夫和冰心。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度亲近郁达夫的作品,他写漂泊的经验很吸引我,他使我觉得漂泊有一种无形的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写人在流离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漂泊的人因此减轻了自己的痛苦。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在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产阶级的诗情画意。


有一位唐中尉,老板的小同乡,他在十多位押运员中年龄最长。他在北洋政府时代当过宪兵,那时叫做陆军警察队,我俩有些共同语言。他偶尔找我聊天,他常说“吃纣王的饭不说纣王无道”。他说得对,可是我听不进。老板常说,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唐老说: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要具备智仁勇三德,才够条件当老板。他说得对,可是我也听不进。他说:“我们每天犯法才活得下去,联勤不犯法,不能运作;国民政府不犯法,不能存在。”我有时像欧几里得,动辄认为“那是不合理的”,然而唐老说,那是“合宜”的,人间事合宜为要,合理次之。他说得对,奈何我总是听不进!今天回想,那时人人疏远我,只有唐老接近我,他是有心人。


我一直很难了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后,他们都绝非中共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政权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何以完全没有留恋顾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出笼,钞面印上蒋介石总统的肖像(以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他们拿着新钞指指点点:谁的像印在钱币上谁垮台,袁世凯,孙中山,现在是蒋介石!他们又说,蒋穿着军服,面相瘦硬倔强,没有王者气象。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我知道,他们这些话都从亲朋邻舍那里听来,但是他们非仅不能过滤选择,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创造发明。


概括地说,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已经运作,国民党顺应这种运作,倚赖由运作产生的枢纽人物,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地主是佃农的枢纽,资本家是工人的枢纽,校长是学生的枢纽;一个校长等于全校学生,一个地主等于全村佃户,一个厂长、董事长能抵他旗下一千个工人。国民党注意拉拢这些人,重视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

共产党不怕麻烦,反方向而行,它搞“农村包围城市”、“小鱼吃大鱼”。它结合贫农,不要地主;它结合工人,不要资本家;它结合学生,不要教育部长。一部总机下面有一千具电话,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电话不通。它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理直气壮地去组织学生和农民,因为上阵打仗要靠多数,不能靠少数。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齐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


我看电影的时候,常想剧中人物“出镜”以后做什么。我遍寻旧侣,向各地写过五百多封信,他们的故事不能尽说。袁枚诗:“胸中没有未了事,便是人间好光景。”我们无人修到这般境界,只有一位同学约略近似。他当年考取陆军中央军官学校,“为什么去考军校?”他说考军校是为了学杀人,学杀人是为了报父仇,他的父亲死于土改,此恨难消。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鼻翼振动,呼吸有声。我找到他已是四十年后。当年他到成都入学,编入二十三期,他们还没毕业,共军已兵临城下。他们三个总队总共三千零四十一名学生,向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二野起义归顺。这个新政权教他如何适应?我很知道他的心路历程,不能明问,我转弯抹角,他也不能明答,他含糊其辞。他说有一年游历某地,参观某寺,寺门有对联一副,上联是“天下事没完没了以不了了之”。这句上联令我大惊大笑,这么好的上联必定有个非常好的下联,可惜他忘记了。我东找西找终于找到,全联是: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慧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上联醒豁,下联深奥,难怪上联易传,下联易忘。历史像擦黑板一样,也能擦去恩怨情仇,我的好朋友仅得上联已能解脱,下联也就姑置不论了吧。


人间确有当头棒喝,我和那个小伙子陡然醒悟,两百人的手表戒指都混杂在一个大筐里,哪个是你的?怎么发还?当初解放军收集俘虏财物的时候,并没有一人一个封套包装起来写上名字,可见压根儿就没打算发还,那还啰唆什么?难道想留下不走?我们大彻大悟,四大皆空,万缘放下,急忙上路。咳,那中年病夫是有心人,是好心人,文章写到这里我思念他,不知他后半生何处浮浮沉沉,可曾风平浪静。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守,我当天被俘。一月二十九日过年,我次日释放。中间管训十五天,解放军果然说话算话。无奈人心不足,我时常想起某某公司设计的一张海报:美女当前,含情望着你,下面的文字是“某某公司信守承诺:某月某日这位女郎全身脱光”。人人记住这个日期,到了那一天,急忙去找海报,海报换新,女郎果然全裸,海滩辽阔,她只是个遥远的背影,下面一行文字:“某某公司永远信守承诺”。


俘虏营设在天津市以北的乡镇里,我们不知道地名,我也曾向当地居民打听,没人回答。出了俘虏营,行人问行人,才知道地在宝坻县境内,铁路资料显示,宝坻站到天津站一百一十五公里。离开宝坻,我由河北而山东,由青岛而上海,这一段路走得十分痛苦,我一向能够正视痛苦,反刍痛苦,唯有这一段经验不堪承受,我一直逃避它,隐藏它,尽可能遗忘它,于今细数平生,我曾想略过它,越过它,只因为这条路上有几位好人,我要用文字纪念他们,这才不得不写。

我和朱少校、富上尉一同直奔天津,路旁风景和来时不同,农家在门口摆摊卖菜,村头也有人吸烟闲聚,我们的狼狈逃不掉他们的欣赏。我的左眼发炎,用纱布蒙住,他们以为解放军的炮火打伤了我一只眼,特别爱看。众多“难友”们三三两两各奔前程,没人互相交谈,歧路分散,谁也没看谁一眼,炮弹震碎了人和人之间的纽带。一群民众揪住一位难友拳打脚踢,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居然犯了老毛病,随手拿了人家一个鸡蛋。这个“混蛋”!我低头疾走,不敢多看一眼。


商店柜台上的收音机总是有周璇的歌:

五月的风吹在天上

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

假如呀云儿确有知

懂得人间的兴亡

它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上海的确守不住了,我们最后一次去复旦大学,他问我们有什么打算,父亲表情彷徨,教授说人到上海,回头是岸。他不断上下打量我,好像代表解放军看我是个什么材料。那时多少人犹豫不决,很像叔本华说的那个寓言,一头驴子面前有两堆草,她不知道该吃哪一堆,结果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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