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的旅程,不变的终点

备受瞩目的赵婷导演的第三部剧情长片《无依之地》如约在今秋的各大电影节亮相了,在纽约电影节上展映之前,它早已一鼓作气拿下了威尼斯金狮和多伦多的人民选择奖,成为多少有些星光黯淡的2020年电影季最闪耀的那颗星。然而,熟悉这位导演或者看过她上一部作品《骑士》的观众应该知道,《无依之地》和往年在此时“领跑”的影片(比如《罗马》《三块广告牌》等等)都不一样。作为独立电影,它在气质上无疑要低调许多,话题性、野心或者鲜明的执导风格都不是贴在它身上的标签。所以对于那些不做足准备、打算把这部电影当成通常意义上的“爆款”来看待的观众来说,《无依之地》很可能不会超出他们的期待。

我自己是通过上一部《骑士》认识这位美国女导演的,之所以强调美国,是因为除了国籍身份,赵婷的电影与中国一点边都沾不上,而任何想要通过“东方”美学去解构她作品的尝试都是相当荒唐的。不管是《骑士》还是《无依之地》,它们本质上都是十分“美国”。对边缘人的关注,纪录片质感的影像,内敛克制的情绪,淡化的情节,从每一个角度看它都是血统非常纯正的美国独立电影。而在赵婷身上让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她对素材的捕捉能力和细腻的感受力,以及在冰冷的现实与影像的诗意之间取得的恰到好处的平衡。

与《骑士》全程聚焦在由布雷迪所饰演的自己的身上相比,《无依之地》则更“有章可循”。电影以杰西卡·布鲁德的同名纪实作品为蓝本,讲述了由于经济萧条而失去家园的女主人公Fern历时一整年的游民(Nomad)经历。首尾呼应,三处自然风景的转场,片尾的主题升华,这些十分工整的手法应与电影的文学底板有很大关系。由此一来,《骑士》中走进一个人物内心深处挣扎的“血肉感”被冲淡,故事张力和共情也不再那么强烈,取而代之的是文本层面的层次,主题的深入,和视野的不断拓展。看完全片,让人陷入回想的可能不是影像和人物身上的悲凉,而是这悲凉背后固执而坚硬的力量。纪录风格更显著的《骑士》是柔软的,动情的,而《无依之地》则更空旷,更深沉。

科恩嫂极其沉稳的表演为影片注入了丰沛的情感,上述影片结构上的“僵硬”,正是通过其精湛的演出变得柔和与圆润起来。电影其实不太着眼于Fern的遭遇本身,而是重在讲述她与其他游民之间的关系,和她与土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她也和我们一样,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逐步认知Nomad这一群体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上,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联结闪烁着温柔的光辉。Fern与Linda May的友谊,他们之间的互相扶持,与Swankie的交心,听她想象死亡和生命尽头的样子,和Dave一家人的相遇,既亲密又保持着距离,可以说《无依之地》正是借围绕在女主角周围的每一个“可依之人”层层展开的。他们各自生命轨迹里的孤独与勇敢,经过这些短暂而温暖的相伴而变得格外特别和富含力量。

这部电影也不动声色地带我们走进了美国不为人知的一面,《骑士》中遭遇重伤的布雷迪,最后在大超市里做着收银员的工作,明晃晃的白灯光下,他略显生涩的操作让人心生伤感。这部电影里场景则换在亚马逊的仓库,讲的还是同样的故事。在这个精密运转的资本主义机器深处,有太多像布雷迪和Fern一样我们根本看不见脸庞的普通人,维持着它的运行,而这些人寻常的表情里又藏着怎样的羁绊和秘密,就更不为人所知了。有趣的是,《骑士》和《无依之地》都花了很多笔墨去描写自然,并经常把角色置身于宽广的天地间,但在这份气度和无言背后,电影归根结底说的还是这些人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在布雷迪破碎的“骑士梦”里,在Fern不曾停歇的游民路上,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个国家冰冷的模样。

关于游民为什么选择一直“在路上”,是这部依然遵从着纪录初心的剧情片表意的核心,而这也是在拍摄了《骑士》之后,以Docufiction出家的赵婷导演对拓展其电影叙事边界的有力尝试。在前作中,布雷迪的经历本身是可以单独存在的,不夸张地说,只要摄影机架在他面前的时间足够长,我们就不难读到一个异常鲜活而立体的人物。与之相比,《无依之地》则更依赖素材的编织和情绪的递进,而这部电影也成功做到了在纪录一类特殊人群生活的基础上实现了更深层的有关生命的思考。实际上从影片的前半段开始,我们不难发现导演有意识地在角色对话中强调游民们对自己生活态度的表达,他们中的每个人也许一开始都是“被迫”上路,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某种笃定的信念,强大的自我认知,和回望过往时的温柔姿态。紧接着是Swankie一段非常优美的关于死亡的独白,“如果能在我闭上眼之前看到燕子环绕,那也就此生无憾了。”这样富含诗意的语句,并不仅仅是在大自然中触景生情这么简单。影片结尾Fern和Bob Wells的短暂对话,以彼此做参照,再度审视自己的一生和其中经历的失去与坚持,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在路上”背后更深刻的意义,它既是生的延续,也是对死亡的超越。生活的打击并不等同于生命的虚度,在一幅“满眼尽是边缘人”的图景里,我们看不到懦弱、崩溃和受欺压这些“苦情戏码”,有的只是极其清醒的自知,和对彼此最具诚意的敬重。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依之地》实现了对的《骑士》的超越,或许布雷迪身上还未发生的故事被提前写到了《无依之地》中每一个人的人生选择里。作为观众,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从对他者故事的“观看”转变为与影像中的角色保持一种“互不打扰”的平行状态。每个人的经历都是那么独特,作为讲述者有时需要做的仅仅是平等相待而已。这部“目的性”并不十分强烈的《无依之地》做到了这一点,以职业演员的身份介入到真实游民生活里的科恩嫂也做到了这一点。面对这些我们此时此刻还疏于感受的生命体验,诗意和浪漫固然是轻浮的字眼,但轻易用残酷和冰冷去注解它们又会是对这部电影最大的不敬。

《小丑》过后,是持枪者的狂欢

墨西哥新生代导演米歇尔·弗兰克的作品《新秩序》无疑是今年秋季电影节上的话题之作,这部电影短小精悍,用不到九十分钟的篇幅,经过数次剧情反转,和不加掩饰的种种“视觉奇观”,犀利地呈现了当今这个问题重重、无比分裂的社会。阶级鸿沟,统治阶层的腐败,活在泡沫里的富人,四处蔓延的游行示威及其衍生的暴力,是“时代的主旋律”。但导演并不满足于此,在这之上,影片的视野指向暴乱之外和这一切混乱最有可能抵达的终点——一个更加崇尚武力和极权的“新秩序”。冲突过后,黎明的曙光非但没有到来,每个人反倒陷入更深的漩涡中。而且和原有的统治者相比,新政权更冷酷,更高明,也更残忍,更流氓。

电影开篇聚焦在墨西哥城的富人区,Novello家的女儿出嫁,一间大别墅里,宾客们身着华服,觥筹交错,在怡人的日光下享受美好人生。他们没有察觉到,或者也是有意忽略着,戒备森严的围墙外、不远处街区正在发生的暴乱。女主人在屋内外穿梭,不经意间,卧室水龙头流出的绿色液体让她心神不宁。她逐步开始检查豪宅里每一个出水的地方,镜头也跟随着她的脚步,带我们进一步感受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

然而蹊跷的事情不止这一件。证婚人迟迟没有到场,几位客人在来的路上遭到袭击,身上沾满了示威者喷洒的绿色油漆,厨房里备餐的仆人阴阳怪气地对彼此指指点点,而家门口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已经离开了主人家有长达八年的Rolando。为了给妻子支付一笔价格不菲的手术费,他不得不求助于自己曾经的雇主。

影片的这前半个小时为我们生动展示了“有钱人的周末”是什么样子,推杯换盏间很可能就谈成了一笔生意,男人像女人展示珠宝一样领着自己的妻女到处炫耀,礼仪和分寸背后或许是露骨的玩笑,而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也足够赤裸裸地摆在台面上,它不但是信封里丰厚的礼金,也可能还是这桩婚姻本身。与此同时,掌握“全知视角”的观众开始一点点嗅到紧张气氛,Rolando和女主人在家门口几句简单的问答,都隐约让人不寒而栗,它暗暗指向贫富阶层间即便通过友好协商都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最终新娘子Marianne也被牵涉了进来,念及旧情,同时也抱着极力与势利的母亲兄长切割的心态,她毅然选择了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抛下婚宴,前往Rolando家中去兑现自己的善心。

回到宅院,危险如期而至。深色皮肤的原住民翻墙而入,他们杀气腾腾,面无表情地靠近慌作一团的众宾客,意料之中的入室抢劫开始了。不仅外来的闯入者,本来效命于这群富人们的随从,司机和仆人也加入到掳掠的队伍中,他们像过节一样拿着大袋子搜刮着房间里每一样看上去值钱的东西,用枪顶着女主人的脑袋去开保险箱,把宾客们赶到墙角,一个个地威胁着命令其转账和交出身上的财物。枪声四起,无产者享受着地位反转的欢愉,尽情体验权力和胁迫带来的快感,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开始思考自己的立场究竟站在他们中的哪一边。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或者说仅仅是噩梦的开始。影片在之后的一个小时里另起了新的一个篇章,导演的“黑化”面目也逐渐开始显露。本以为及时离开的新娘幸运地躲过了这场灾难,而被塑造成其善良对立面的家人则遭到“应有的报应”,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真正经历浩劫的正是Marianne本人。经过几个定格镜头转场,扫过空荡的街道,遍地的尸体,尚未熄灭的黑烟,我们看到在一夜之间军队迅速地接管了局面,肤色上极易辨认的“暴乱分子”就这样有些难以置信地完全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训练有素的政府力量。戒严,盘查,宵禁,观众还来不及消化暴乱背后的真正动因,以及观察各方的反应,对秩序的崇拜和人身自由的加倍控制就压倒了本能的恐惧。身陷在穷人区里的Marianne也很快被军警带走,只不过不是护送回家,而是被投入到另一个“人间炼狱”。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需要用过多言语赘述了,当强硬的权力,唾手可得的金钱利益,人的兽性,和被囚禁的美色这些元素并置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并不难以想象。但当我们真正在银幕上目睹这一惨剧时,仍然不由得心头一颤。和Marianne一同关在监狱里的是和她一样在暴乱中莫名被捕的富人家属,这些人成了“新秩序”的祭品,也成了底层军警“赚外快”和泄愤的工具。先前暴民入侵豪宅时的狂欢和报复,在表达诉求的行动中释放出的无端的恶,无缝地延伸到这里。监牢里对富家子弟的虐待,是街头暴力更残酷的延续。导演借此想要释放的讯息再清楚不过,当国家机器被赋予权利去平息暴行的时候,往往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比权力的失衡更可怕的,是权力的滥用。

总的来看,电影的第二部分多少有些“走火入魔”,对暴力和人性泯灭近乎偏执的刻画,恶趣味多于现实批判的性虐场景,以及看上去丝毫不费吹灰之力的对平民的杀戮,和社会契约的彻底破裂,会让人感到任何关于这场暴乱和随之而来的“新秩序”正当性的讨论都变得毫无意义。在影片所反映的一个个鲜活的议题面前,看到最后你会意识到因为“死的人实在太多“,有关更深层社会和价值层面的探讨竟无从谈起。剧情中出现的主要角色,让人留下印象的不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给观众留下哪怕是一句稍微具体些的观点或想法。最初挑起事端的原住民和后来接管事态的军警,则全程处于“失语”状态。

在一部“反乌托邦寓言”有可能沦为一场奇情“视觉盛宴”甚至是恐怖片的危险中,我们还不能忽视这部影片传递信息和情绪的视角。回过头看,电影的主线依旧以富人阶级为主体,描绘的是他们作为“恪守本分的良民”在面对阶级动乱时的深层恐惧。如果说入室抢劫表达的是在他们眼中社会变革对自身利益的直接冲突和威胁,那么后来发生在Marianne身上的惨剧(包括最后的结局),则代表了富人潜意识中对变革后社会的基础认知与排斥。因为在他们看来,不管是揭竿而起的暴民,还是借维持秩序来继续施暴的军政权,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极端野蛮的动物,都不是文明的出路。《新秩序》这部电影将阶级运动和极权社会这两个母题巧妙地拼贴在一起,企图用后者的可怕去论述前者的无效,借左手打右手,尝试同时将两者否定。它在警示的意义上是成功的,但归根结底仍是富人阶级视角的“一面之词”。电影既回避了社会运动中“反抗者”的视角,也极度简化和过度渲染了极权社会里掌权者的“恶魔”属性。这样的讲故事方式,倒不至于是本末倒置,但它在解释为什么“富人这样无辜却又如此招恨”这一点上,起码不是百分百坦诚的。

有人说《新秩序》是《小丑》的续篇,它讲述了在“暴民狂欢”后等待着我们的究竟是什么,但与此同时,影片在描绘“无端的恶”这一点上似乎走得有点远了。不可否认这部作品有十足的前瞻性,它的某些桥段甚至无比贴合此刻发生在2020年的许多事件。但是,一部大胆的“末世寓言”不应成为现实面前的“麻醉剂”,电影后半部分弥漫着的“虚无主义”气息也不应成为定义未来的唯一可能,如何将虚构世界里的危机和破坏转化为在当下能力范围内改变现状的途径,是更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的。

【拜仁8比2巴塞罗那】三军用命

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我们就清楚地看到拜仁打算在这场遭遇战中采取的策略,那就是大幅度把防线提到高位,通过有组织的疯狂的逼抢把巴萨的传导尽可能扼杀在对方本场以内。除了年龄老迈之外,巴萨中场的拦截扫荡能力之弱是众所周知的,在后置指挥官蒂亚戈的操控下,通过穆勒和格雷茨卡积极的接应跑位,拜仁得以三传两导就把进攻推进到威胁区域。

在边后卫的布置上,本场比赛实际上拜仁还是以稳为主的,在局面完全拉开之前,戴维斯和基米希并没有极富侵略性地大幅压上,反倒是巴萨的两名边卫阿尔巴和塞梅多,非常积极地压制向前,打算用疯狂的助攻去压制拜仁。这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效果,巴萨在前十五分钟制造出的数次机会,都是由边路发起。然而好景不长,对边路空当保护的不够重视,使得拜仁的两个边锋(尤其是佩里西奇这一边)轻轻松松地像过草原一样把拉出的机会转化为制胜进球。可以说,在边路的对赌上,拜仁胜在了其强大的抗压能力和韧劲。

莱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前几个进球,但他对巴萨防线的牵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皮克作为巴萨后防线的中流砥柱,几乎所有注意力都在莱万身上,这就使得穆勒、格纳布里和格雷茨卡等靠中路右侧的攻击群集中火力攻下了巴萨的左中卫朗格莱。拜仁前场攻击线的立体性,边中结合的层次,都让孱弱的巴萨防线难以招架。

自弗里克上任第一场对阵奥林匹亚科斯的欧冠小组赛以来,我们就清楚认识了其执教风格,对格雷茨卡的重用,强调奔跑和区域的覆盖,带着点冒险意味的大开大合成了鲜明烙印。本场比赛更是将这样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尤其体现在对后防线集体压上造越位这一点上,体现了十足的勇气和强大的执行能力。

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乌兰 / 易丽君 译)

“穆尔提丙”药丸

除了普遍的恐惧,除了躲避痛苦和肉体消灭掉愿望以外,与其同时存在的,还有对内心和谐与幸福的渴求。

我们已经逐渐走到了失去一个统一的概念体系的地步,而那种共同的思想方法本可把赶马耕地的农民、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和汽车制造厂的工人联系起来。缺乏联系致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痛苦的疏离感和空洞感,特别是使那些“文化创造者”感到压抑。

辩证唯物论体系使所有的人都联合了起来,哲学(这里指辩证法)重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它,认为这就是他们要学习的知识和本领,孩子每天要吃的面包、要喝的牛奶,自己的快乐和安全全都有赖于它。

惧怕独立思考是知识分子的特点。简言之,这并不是说他害怕得出危险的结论,他怕的是徒劳——马克思称之为“哲学的贫乏”。

众所周知,创造一部伟大艺术作品所需的客观环境十分复杂,需要有一个艺术作品欣赏者的群体,和跟这个群体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还要有相应的氛围,而最重要的是,不受内心不由自主的监督。

一个作家或者画家可以经历“转折”,并正常地从事自己的活动,写自己该写的,画自己该画的,但由于内心深处还一直深藏着旧的道德和美学标准,遂产生了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诸多困难的根源。

也许有人会说,服用“穆尔提丙”药丸根本就是违背人的天性。但是,这一论点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无论是阿兹特克人以众多活人作为祭祀神的供品,或是早期的天主教隐居修士、苦行僧的肉体自残,全都不值得赞扬,却都毫无阻碍地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某种崇拜成了现代社会的推动力,这种崇拜论其疯狂性绝不逊于任何早期妖术最残暴的要求:这就是拜金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穆尔提丙”主义,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超出人类天性的需求。

看西方

[美国人]相当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之中出生和成长的,他们认定任何其他的秩序都一定不自然,因为它违反人的天性,所以不能持久。

宣传机器试图说服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相信,西方法律到处都是假象,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权且让我们相信它是一种假象,但这种法律至少不会让统治者为所欲为。

大众文明的崛起,可能被认为是粗俗的,且对高雅的人来说,可能不合口味,但它保证了数百万观众在机器生产的产品中获得应得的份额。当然,民众喜闻乐见的东西通常会流于粗俗和肤浅,而且他们还得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来换取。然而,工厂里的女工可以很轻易地与他人一样享有某种程度的文明生活。

美国民众的“愚蠢”,纯粹是出于对新文明物质利益的满足,这令东欧知识分子感到极为不快。在一个把“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分为不同阶层的国家受教育长大的人,首先想要寻找的通常是作为革命发酵剂的知识分子创造的思想。

人们如果敢于把天堂具象化,就会发现他们心中的天堂与人人都有工作时期的美国没有多大区别。人们会发现在那里,民众过着纯粹的生理上的生活,享受着物质文明的成就。但是他们的精神发展却遇到了一个以学说形态出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那种学说认为,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把人从对物质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去追求某种东西;而根据其学说,这种东西本身却又毫无意义。

西方文化价值中最受谴责的是它的精英性,脱离普通民众。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因为诗歌、绘画,甚至音乐,在把自己关进象牙塔之时,总会犯有诸多风格上的弊病。与此同时,这些艺术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似乎比肤浅的观察者感觉到的要紧密得多,比如所谓“艰涩”和“朦胧”得前卫绘画创新,会立刻被大多数人接受,因为它们对广告、妇女时装潮流、舞台布景以及室内装潢设计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对普遍使用的机器的外观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欧和东欧人的新收获就是一种永远不肯放弃的责任感。他们认为出版商和剧院都要为它们向读者和观众提供的东西承担责任。

辩证法对当代人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因为它本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强调了现象的流动性和相互依赖性。因为20世纪的人处在“自然性”逐渐消失的社会环境中,流动性和相互依赖性成了即使最愚昧的人都能看到的,用动态范畴思维似乎是最可靠的方法,以这种方法可以把现实当场抓住。

凯特曼——伪装

在人民民主国家,人们所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有意识的群体表演,而不是个别人无意识的本能反应。

凡是不能用文字形容的东西,往往更具备纯情感性质的、非理性的魅力。人把自己隐蔽在内心的至圣所中,为阻止他人进入其中所须付出的代价越高,这至圣所也就越是美好。

从未有人更深入地研究过,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我们姑且称之为审美感受的那种经历。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审美感受与艺术作品有关,大多数人是在生活的激流中,从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事实中吸取转瞬即逝的自然审美乐趣。

凯特曼作为社会习俗并非完全没有长处,要评价这些长处只须看一看西方国家的生活。西方人(特别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得了一种特殊的厌世症,他们的感情和精神生活过于分散,……自由对他们来说是种负担,他们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没有约束力,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以致造成了无所适从。

人的精神上的健康有时也需要由内心的反抗来实现,而这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幸福。人通常在自己的内心有个至圣所,他会想方设法加以保卫,不使别人侵犯,由此产生的情感上的魔力,要比凡事都随意说出来有趣得多。

对自由的恐惧不是别的,正是对虚空的恐惧。

阿尔法,道德家

[阿尔法]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一旦接受了新信仰,就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权威的作家,而只能成为一个说教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可能表现令他自己也感到痛苦的事情,而是要表现被人们普遍认为有用的东西。

其实有时如果由于过度的激动而结结巴巴表达一下自己的愤怒,远比说得珠圆玉润好得多。在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的时候,有一种内心的声音阻止我们表达,这时闭口不言,反倒是明智之举。

在阿尔法的周围,过去和现在都生活着很多工人和农民,他们的许多话语尽管和要求他们讲的不相宜,但归根结底,他们所听到的自己内心的声音与作家们所听见的命令没什么不同,作家们却往往得咬紧嘴唇听从内心发出的命令:要么说出一切,要么什么都别说。

贝塔,不幸的情人

从[贝塔]的短篇小说中,不难看出他是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虚无主义并不能理解为不道德。相反,他的虚无主义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而这种情感来自于他对世界和人性的被辜负了的爱。

文明的习惯是脆弱的,只要条件发生改变,人类就会回归原始的野蛮。

贝塔,尽管对人内心的一切绝对命令持怀疑态度,但在他那些反映集中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既没有伪造任何东西,也没有刻意取悦任何人。后来,他在作品中播下了一颗政治种子,而这颗种子又像溶液一样结晶了。

把贝塔关进集中营的德国人,也许曾经像贝塔一样,在党的宣传没有把他变成魔鬼之前,是个对世界失望的不幸情人。他也曾渴望秩序和纯洁、纪律和信仰。

伽玛,历史的奴隶

后来,伽玛的父亲很快便死在那个荒无人烟的流放地,那地方是如此一望无际,走出去上千英里只不过是一个很短的距离。他的母亲和妹妹则像奴隶一样艰苦地活了下来。而同时,伽玛却在一些群众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告诉人们,在一个将美梦变成现实的、崭新的、无与伦比的制度下生活劳动会是多么幸福。

我可以说,伽玛塑造的形象是不准确的,他不是一个妙笔生花的作家。小说家的想象力常常会故意修改他平时所熟悉的人物:浓缩色调,从许多心理特征中突出小说主人公最具典型意义的心理特征。当一个作家试图忠实地表现现实时,他就会发现,不忠实有时就是最大的忠实;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一个人越是不想忽略每一点真相,他就越能发现笔下错过的奇观。

很难羡慕伽玛这个人所作的人生选择,和他从分别善恶之树上攫取的点滴知识。看看自己的国家,他知道,居民等待的将是越来越大的苦难;再看看他自己,他知道,他要说的任何一个字都不会是他自己的。

一个人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就是给魔鬼增添力量,让魔鬼更加趾高气扬,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而历史决定论本身也不过是人的头脑的产物。

戴尔塔,行吟诗人

戴尔塔诗歌的主题令人感到压抑。但与此同时,他的诗歌——这种奇特现象在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它摆脱了悲观和失望。他的诗中充满了对生活的赞许。戴尔塔用自己掌握的每个词语来赞美他眼前的这个世界:荒诞游戏、愿望、语言和混成一团的争斗。他热爱自己的幻觉世界,他热爱旋转木马、跳舞的吉卜赛女人、星期天清晨维斯瓦河上挤满了人的游船、他为之写颂诗的妻子、睡在窗台上的猫、开满鲜花的苹果树。他天生喜爱热忱和快乐,不管遇到什么事,他都能让这些事变成动作、色彩和音乐的场景,生机勃勃、有声有色。

他既不嘲讽,也不说真话:他是在玩艺术,是在搞“为艺术而艺术”。戴尔塔从来不曾“严肃”过。众所周知,“严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

戴尔塔擅长于就每个题材写作——他写过圣母马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军,写过列宁,也写过莫斯科。只要庇护他的王公提出要求,戴尔塔就会为之效劳。他写诗一点儿也不勉强,完全出于自发,他的诗歌特点是充满活力,生气勃勃,语言丰富——尽管我们得承认,圣母马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军、列宁和莫斯科,在他的诗中成了某种特殊的不太现实的东西,某种云中的剧院。

秩序的敌人——人

每个工厂、每所学校、每个机关都建立了俱乐部,墙上悬挂领袖肖像和红旗,每隔几天就在俱乐部召开预先拟定好的报告会,这些会议具有与教堂仪式同等的影响力。聪明的天主教教会知道,信仰与其说是个人信念,不如说是集体的暗示。宗教的集体实践,即宗教仪式,能把人不知不觉地带入一种信仰状态……

数学、物理和生物课教会了我们科学法则,更别提天主教宗教史和护教史,它们常以幼稚的方式对物理课和生物课所教的东西提出怀疑。在人民民主国家,19世纪的唯物史观被运用在所有学科里,历史以及所有人类创造史都作为不可动摇和已知的法则活动的结果来教授。

庸俗化知识的特点是:它让人感觉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一切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它也令人想起在深渊之上架设吊桥的方法,沿着吊桥可以大胆地往前走,同时自欺欺人地认为:脚下没有万丈深渊,同时要记住,眼睛千万不能往深渊看——但遗憾的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现实中存在万丈深渊的事实。

毫无疑问,将过去和当代的历史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来进行分析,比将历史展示为那些王公贵族和国王彼此之间的私下争斗胡闹更接近真理。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更接近真理,它也就更加危险:这种分析给人一种完满知识的错觉,似乎能对每个问题作出回答,然而这种回答实际上只是在转着圈儿地重复几种套话,什么也解释不了,同时还让人得到表面的满足。

宗教需求在大众中依然存在。从党的观点来看,否定这种需求也许是错误的,或许把所有居民都改造成工人,就能够消除这种需求;但也说不准哪天这种需求又会冒出来。当然,这是不可预知的因素。实际上,人在理智地解释某种现象时,内心却产生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反抗。

如果有某位教授,言必称马恩,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脱离正统思想,那么从他播下的种子里就很可能结出不可预料的果实。只有愚蠢的资产阶级才会认为,思想上的细微差别不会引出什么问题;实际上,党却知道,会由此产生很多问题。

在东方,人和社会之间既没有对立,也没有界限,人的输赢都是公众的事,人从来不是独自一人;如果他突然消失,这并不是因为周围的人对他冷眼相看、漠不关心,遗憾的是,反而是因为周围人带着过分关注的眼光观察他。

波罗的海三国

革命诗歌的弱点往往表现在把人们向往的未来前景,作为在地球的某处已经出现,或者正在出现的现实大加赞扬。

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能理性地服从于已被认知的法则,如果自由不是别的,正是对这种普遍、合理、必要性的理解,如果人有能力获得充分的意识,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应该想要的,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那么未来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崭新的自由社会。在这层意义上,那位在监狱和强迫劳改营中度过了三年的共产党人是自由的,因为对他以及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被认为合理且必要。在这层意义上,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家们有理由断言:“自由已经产生,而苏维埃人就是这种自由人。”

民族自豪感也许是一种荒谬的情感,就像一只公鸡在庭院里的母鸡群中得意扬扬地走来走去所产生的那种自豪感一样荒谬。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 译)

导论

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会因此最大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信息技术便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追求。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我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地理跨度越大越好、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

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

美国试图借助武力强加给伊拉克的显然是这样一种国家机器,其根本任务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资本积累创造种种条件。……这种国家所体现的自由,反映的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企业利益、跨国公司的利益、金融资本的利益。简言之,布雷默引领伊拉克人把自由之马骑到新自由主义的畜栏里。

几乎所有国家在战后安排上都有一个特点,即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受到限制,而劳工则在经济馅饼上分得很大的一块。……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在新自由主义原则与恢复或维持精英权力相冲突的时候,这些原则就会被抛弃或歪曲至不被承认的地步。

在法律面前将企业规定为个人,这一法律技俩使铭刻在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铜牌上的约翰·洛克菲勒信条显得颇为反讽,上面第一条写着“个人价值至上”。

里根政府接着便凭借进一步松绑、税收减免、攻击工会与员工势力,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投资赋税的减免有效帮助资本从具有工会组织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向未形成工会且不设管制的南部和西部地区转移。金融资本愈加向海外进发,寻找高额收益率。……意识形态上被描绘为促进竞争与创新的市场,成为巩固垄断权力的工具。

墨西哥的例子表明在自由主义实践和新自由主义实践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在前者那里,债权人承担错误投资的损失;而在后者哪里,债务人受到政府和国际力量的压迫,承担债务偿还的一切费用,不管这将给当地人民的生计和福利带来多大影响。

波兰尼指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一旦自由成为咄咄逼人的行动刺激因素,自由的意义就会变得自相矛盾、歧义丛生。……自由的理念由此“堕落为仅仅是对自由企业的鼓吹,”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免遭那些有钱人的权力的侵害。”

第二章 建立赞同

金融机构针对纽约市民选政府的政变,……在每一方面都和之前发生在智利的军事政变同样有效。……纽约危机是个征兆,表明“一种遏制通胀的新策略与一种倒退式的收入、财富、权力的再分配夹缠在一起”。

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氛围”是当务之急,这意味着利用公共资源建立适合商业的种种基础设施,……城市精英的机构被用于推销城市形象——作为文化中心和旅游目的地。统治精英支持向各色国际潮流开辟文化领地。……受城市强势文化结构推动的艺术自由和艺术破格实际上引向了文化的新自由主义化。

纽约管理财政危机的方式,开辟了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实践的道路……。如下原则得以确立:当下述两方——一方是金融机构和债券持有人报酬的完整性,另一方是公民幸福——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前者。

共和党积极成为这一时期“其主导阶级的选民”的代表,……积极方式可以通过宗教和文化民族主义,消极方式则是借助隐秘的种族歧视、对同性恋的憎恶感、女性歧视。……通过支持在经济上而非文化上进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这些人批评一批所谓“自由主义精英”的干涉主义过度行为……。结果是把人们的视线从资本主义和企业力量上移开,好像它们和产生于放任商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经济或文化问题毫无瓜葛似的。

另一方面,民主党却在根本上遭到分裂:它需要调解企业和金融利益,而同时又要做出姿态表明改善其民众的物质生活状况。

对资本家和劳工来说,劳动力市场的更多行动自由都能被奉为一项美德,而在此同样不难把新自由主义价值融入许多劳工的“常识”之中。这种积极潜能如何转化为灵活积累的高度剥削体系,是解释为什么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盈利减少的关键所在。

被调动来支持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诸多经济理念简直是个理论大熔炉,……不那么著名但同样重要的亚瑟·拉弗尔的“供给”观念——后者走得如此之远,声称税收减免起到的刺激效果会大量促进经济活动以至于能自动增加税收。更恰当地说,上述理论的共同点使认为政府干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本身,……

撒切尔夫人进一步通过开放英国给外来投资和外来竞争而削弱工会力量。……[她]有效摧毁了本土的国土化汽车工业及其强大的工会与好斗的劳工传统,相反将英国作为日本汽车公司寻求欧洲登陆的平台。……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中产阶级对她的政策的赞同。

撒切尔夫人通过培养一个中产阶级来赢得赞同,此阶级欣然享受诸多快乐:居者有其屋、私人财产、个人主义和创业机遇的自由。……英国对自由贸易的开放使得一种消费文化得以兴盛,而金融机构的不断增多也给之前沉静的英国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债务文化。

[里根和撒切尔]采取了当时一直处于非主流位置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的立场,并把这些立场变成主流。……他们的天赋使创造一种遗产和传统,以此将其后继的政客卷入束缚的网络中难以脱身。那些后来人不管乐意与否,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继续做好新自由主义化的工作。

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国家

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专家和精英的统治。政府强烈偏向行政命令和司法判决,而不是民主和议会的决策。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于把央行等核心机构与民主压力隔离开来。

新自由主义假定了完美的信息和一个平等的竞争平台,这看起来要么是出于天真的乌托邦设想,要么是故意混淆视听,最终为的是聚集财富并因而重建阶级力量。

新自由主义者为抵抗他们最担心的事物——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暴民专制,甚至多数的统治——不得不为民主治理设置很大限制,转而依靠不民主和不负责任的机构做出关键决定。这造成的悖论是,在一个认为国家不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活动。

在发生冲突时,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将站在“良好投资环境”一边,或者反对劳动者的集体权利,或者反对环境自身更新的能力。第二种产生偏颇的情况,源于在冲突发生时新自由主义国家典型地倾向于维护金融体系的信誉和金融机构的偿还能力,而不是维护大众幸福或环境质量。

控制劳动力以及维持高度剥削似乎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化道路上的核心因素。……为了强调个人责任,社会保障被大幅缩减;个人失败基本被归结于个体自己的过失,受害人经常反遭指责。

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已越来越多地造成对公私合营的依赖。商业和企业不仅与国家密切合作,而且在批准法律生效、决定公共政策、设立规章制度等方面发挥强势作用。……由于诉诸司法的途径名义上人人平等而实际上极其昂贵,结果就是天平严重向富人倾斜。

新保守主义强调军事化,视之为救治个人利益混乱的药方。就此而言,他们很可能夸大了国家完整和稳定所面临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或想象的威胁、国内和国外的威胁。

[新保守主义核心的]道德价值集中于文化民族主义、道德正确、基督教、家庭价值、反堕胎议题,以及对抗新的社会运动——诸如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平权行动、环境保护主义。

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

不均衡发展既是某些外部霸权的强制结果,也是多样化和创新的结果,以及国家间、地区间、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大都市治理模式之间竞争的结果。……很多因素影响了新自由主义化的程度。……却没有考察过阶级力量的作用,……人们甚至没有考虑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能正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哪怕有大量证据显示经济精英和金融利益集团不断插手思想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

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削弱、绕过或暴力摧毁有组织劳工的势力,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同样,新自由主义化过程经常要靠增加商业和企业的力量、自律性、凝聚力,以及商业和企业作为一个阶级的能力,以给国家权力施压。

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强烈依赖海外直接投资使中国成了一个特例,与日本或韩国相当不同。结果,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太完整,内部区域间贸易发展非常薄弱,哪怕已经在新型通讯方式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广东等省份与外国进行的贸易,远远多于它和中国其他地区进行的贸易。

中国企业也投资海外,确保自己在外国市场中的地位。中国电视机如今在匈牙利进行装配,确保销往欧洲市场的渠道;同时也在北卡罗来纳进行装配,确保销往美国的渠道。

第六章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实质性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

许倬云《许倬云说美国》

第三章 农业形态的变迁

美国历史就是一部向西开发的历史:向西不断开展,一次又一次将已经稀薄的群体观念继续冲淡。所以美国到今天,个人是主体,从个人到大社会之间没有人情伦理、天然的集合体,只有自愿加入的社会团体。

美国的农业是从内部开发,其意义不再是传统的农业生产,而是商品市场结构的一环。

美国的开拓,是人类值得骄傲的成绩,可也是充满了“人吃人”现象的罪恶。这大片处女地的开发,也留下生态环境的损失、族群之间的冲突。美国独立精神显示了个人主义代表的自由观念,过度发挥则出现人情冷漠、趋利忘义的严重弊端。

第四章 工业化的过程

美国在二战以后,也是由于政府的提倡,以公家的力量支持了许多研究计划,政府设置了许多基金帮助大学开展新的研究工作。……学术工作原来是以“读书明理”为目标。现在,经过如此转折,学术研究竟以“追逐财利”为其任务。学术变质了,知识阶层的性质也改变了。

一个半世纪来,美国的工业化一波一波地不断转型,每一阶段的主要工业兴旺时都会出现财富快速集中的现象。

第五章 多族群社会及其问题(上)

二战前后出现的移民潮,将美国文化的复杂性提升了一层,同时也出现主客竞争的尖锐对立。

第六章 多族群社会及其问题(下)

非裔族群“小群体文化”,乃是几百年来不公不义待遇之下逐渐养成的。大社会虽然有很多人努力想要帮助非裔族群提升境界,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又将就某些人不太重视家庭、不太重视教育的习惯。这是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僵局,言之令人心酸。

第八章 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

从60年代持续不断地扩张一直到80年代,全美国各地大城市外面的近郊因为其宽敞的空间和良好的自然环境,吸引了许多本来在城市居住的居民前往。这就产生了购物功能的扩散,相对地,财富也就从市中心流向城郊。

过去中产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无复当初。中产阶层和雇主群的富豪之间原本关系相当密切,现在由于富豪迁移他处,只留下旧日豪宅改装为若干户共居的集体住宅,与他们的中产阶层雇员之间也彼此脱了节。

第九章 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

随着新产业不断转型,使得区间内的差异一代比一代严重。贫民区逐渐从市区的中心又退向角落:本来中产阶层居住的近郊,逐渐变成贫穷居民的住所。中产阶层移向都市内部,使内部的富庶程度更为显著。

数十年前比较稳定的时代,乡党邻里建构亲密关系的条件常常是依托基督教会的教堂和与教会有关的私立学校。教会的聚会和学校的家长会组织,再加上一些社团如扶轮会、青年商会,等等,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当地的人口编织为一个关系网。

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设法突破学校的种族界线,许多大型中小学的学生都是跨区入学,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完全脱节。

那些心怀不平的失落者,已不能理解也不愿面对世界正在变化的情况。……强烈的排外转化为爱国、爱乡的情绪。凡此内卷心态,遂将单纯贫富阶层之间的异化,转变为认知与情感纠缠难分的隔离,更因不能沟通竟恶化为仇恨。

第十章 动态更新的美国政治

一个民主社会的隐忧,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引向以个人主义来代替自由——可能终于因为强烈个人主义导致的散漫,造成国家共同体的崩解。

财富和权力合二为一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些掌权的人物,类似世袭地延续他们的政治地位。这两个方向,时而交叉,时而平行,势必将美国立国的原则——个人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逐渐消解殆尽。

第十一章 不断发展的文化脉络

美国社会大众的集体性格:新教伦理延伸而来的个人主义,应该是美国价值观的主体;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而凝聚成的“好利”的价值取向,则是其实践。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这两大浪潮,冲散了原本聚合个人的社区和社群。科学知识的普遍和文化多元,卷去了教会的约束,也削弱了人们对信仰的依靠。

球场与大型演唱会反映为群众主义,将无数个人卷入热闹而不必负责的盲目、冲动之中。于是集体意志呈现为民粹;“平等”观念导致轻视“优异”,甘于凡庸;从“自由”观念出发,则蔑视传统与规范的约束。

美国一般人的群体性格就是如此,充满动力,同时也冲动、浅薄。美国的文化遂表现为实用,是以科技成就多于理论玄想,重视法律、政见而忽略历史、哲学。这是一个科技挂帅,但在教育、修己方面有待填充补强的年轻文化。

第十三章 美国时代潮流的变化(下)

这一群知识分子[STEM以及专业白领]的目标和“垮掉的一代”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追逐的正是名和利,付出的代价则是不眠不休的紧张生活,以及在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失落。

美国早期田园诗时代的爱默生和王尔德等人,对于美国立国理想深信无疑,只求一己有一片宁静。弗罗斯特等人,则已开始在林中选择新途径,而且有待于抵达终点。庞德、迪伦等人却似约会的双方不在盼望心愿再合,也不在意空江孤舟的终点,而只求峭壁下一片苇丛间竹笛声声。他们甘于别开天地,自求安身立命处。四顾周遭今日知识分子中,第三类人竟居多数。

美国的社会问题,关键在基督新教教义,只将“个人”与“神”直接联结,个人对于群体不必有所归属。“个人”必须有尊严,却不须担负对任何群体的责任。

美国的中产阶层,那些存在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既不能和掌握政治与经济权柄的高级“婆罗门”有共同的语言,也不能和教育程度较低的芸芸大众彼此沟通。

斋藤茂男《饱食穷民》(王晓夏 译)

系统工程师们说,计算机会煽动人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将逻辑的快乐像“毒品”一样注入我们的身体。

作者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求知欲也是一种贪婪,它带来的“精神快感”和潜在的上瘾程度或许丝毫不亚于毒品。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还停留在重复劳动的层面,它抹杀独立和创造性,把人变成“效率机器”。然而,在信息社会里,独立和创造性本身竟也成了问题的根源。

现在不是都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就不必再关注精神世界,健康才是人类唯一的价值基准。

一语切中要害。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进步,科学技术带来的思想冲击,正是在于万事万物都可以被量化,被衡量,所有问题都能够被诊断,被解决。在不顺和挫折面前,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不行。所以就不再有“生病”的理由了,每个人都要朝着那个完美的尺度不懈努力。的确,在人类对绝对“健康”需求的不归路上,精神价值渐渐成为身外之物。

Life is Brief – #19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19 瑞典兰斯奥特 (Lansort, Sweden)

In an archipelago of roughly 24,000 islands, this one is as far south as you can get.

— Windows Spotlight

image source: Peter Henze / EyeEm / Getty Images

伊娃·霍夫曼《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胡洲贤 译)

第一章 波兰(上)

【1】“以前这里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在那种可悲的水平下,人们不会彼此忌妒。忌妒有什么意义?他们知道谁也不比谁多。这里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是的,这点毫无疑问,这里会有好长时间同时具有贫穷的症状和资本主义的病态。

【2】我知道书本是最轻便、最容易生产,也最去神秘化的现代商品。就某种程度而言,文学也是一样。在这些摊位上,去神秘化的进程正急速向前跃进。琳琅满目的标题,高雅与通俗杂陈,这都是以前所无法想象的。有刚出道的明星的自传、烹饪书、轻佻的色情作品,还有重口味的惊悚小说。……这些书全部由几十个独立出版商发行,他们动作迅速,很快就捕捉到了当下流行的口味。垃圾作品就如垃圾食物,有着迅速的吸引力,只需要最少的心力,便能提供最难以抗拒的满足。

【3】在集体化的年代,一旦有热门书问世,人们都排长队争相购买。每个人都读同样的书,热切讨论书本的内容,如此形成了一个阅读共同体,而且我猜想,可以获得更深的体验。但是现在面对一堆没有区分、五花八门的书,到底要怎么选择才好?

【4】每个周四晚上,《质询》几乎将全国的人都吸引到电视机前来。节目中讨论的节奏快速、犀利,而且每个来宾都能言善道,相比之下,美国政治辩论性节目的节奏就显得缓慢许多。到目前为止,辩论都不是毫无成果、陷于两极化的争辩。节目的重点似乎是在思考怎么做对国家最好,而不是煽动群众,或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托神的福,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人知道政治正确是什么。

可以看出,作者虽然举手投足间带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感,但对于美国的东西还是有自己的判断。重返故土,她立刻察觉到了波兰在转型初期面临的困境,通货膨胀,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市场化的洪流,不仅带走了集体的共同体验和想象,也冲破了对某种标杆和质量的追求。人们虽然不安,但其中的一部分显然带着激情积极地参与到新秩序的建设中。

第二章 波兰(下)

【1】他讲话声音单调,速度极快,而且带着一种犀利的客观性,不管是对自己、对他的职业,还是对以往和当前不容置疑的信念都一样。我在其他共产党员身上也曾注意到这种腔调。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对人类行为保持“客观”的训练显然是有效的。

【2】不过,在社团所见的情况却让他一点儿也不开心。“当然,我了解我们的工作应该受到批评,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批判应该建立在正确的信息上。那里的人对真实不感兴趣,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只想妖魔化。当然,把你的敌人妖魔化,会替你自己增添某种分量。”

【3】那么,说到底,现在的他对于自己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想法?“人必须做判断,”他毫不犹豫地以客观的语气回答,“但是应该在时代的标准和氛围下做判断。共产主义因为它的辩证思维,因为它声称社会主义道德观和其他道德观不同而受到批判。但不幸的是,生命本来就是辩证的。”

和前共产党审查员马利茨基的交流是本章精彩的段落,作者对于“他们这一类人”也一定是感情复杂的,甚至一定程度上也带有偏见。她在感叹共产党员对“客观”有素训练的同时,也会在心底里因为他们所做工作的本质而对其“妖魔化”,把这类人定义成冷血的机器。威权和民主的对撞,某种程度也很像“客观”和“主观”的较量,后者不相信真实有时也可能存在于一种声音中,并因此推动对其全盘打倒。

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

【1】我必须承认,在我每天与服务生、旅行社和邮局的接触中,在那些表情始终如捷克人所称“马蹄口”般阴郁的职员的接触里,确实感觉到了帅克之类的存在。比如在某天早上,我走进一家店问店员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牛皮纸箱,我想用来寄东西。她摆出骄傲的冷漠表情耸了耸肩。这不关我的事,她的动作在说:我连抬根手指头都不愿意。

【2】我发现社会主义时期的捷克文学,似乎不像波兰文学那么执着于政治议题和民族认同问题,有更多余裕描绘日常生活和个人关系,也不那么执着于伊索寓言的风格。克里玛说,这个嘛,波兰是因为有“贵族传统”的关系,捷克的文学则比较庶民化。“在庄园里讨论政治,和在酒吧里谈论政治是不一样的。”

【3】在波兰,如果作家愿意玩暗示、隐喻和密码的游戏,那么即便传达了相当具有颠覆性的信息也可以成功脱身,但捷克却没有这种操作的空间。作家只要有任何违反官方之处,就必须彻底走入地下,而矛盾的是,如此一来,虽然丧失了个人自由,他们却获得了文字的自由。

【4】捷克是个小国家,米洛维采这样的城镇有很多,它们不断提醒着这个国家的国民:他们既无法认同目前的情况,也无法试图改变。

【5】相当不加掩饰地,他自命是个机会主义者——一类晚期共产党员,和另一种自命地犬儒主义者,例如我曾经遇到过的那位波兰前审查员米哈乌·马利茨基略有不同。犬儒主义者对于其所背离的理想有更敏锐的看法;机会主义者则似乎完全抛弃了理想,即便只是拿来作为参考也没有。

捷克对于作者来说既是情感上亲近的邻国,又是一个处处可以参照比较的对象。在青涩的观察里,她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独特而又有些悲哀的“自给自足”和机会主义。庶民性格,随遇而安,结合上历史的碾压和长时间严酷的意识形态封锁,使得国民似乎在精神上脱敏了,理想也被抽空成一种只好也只能维持现状的无力感。

第四章 匈牙利

【1】在卡达尔统治二十年后,匈牙利已经拥有了私人企业所需要的现成基础建设,1989年来临时,共产主义事实上已经承认放弃意识形态的幽魂。在旧有政治和社会体制垮台之前,新的政治结构已然成形。……在仓促走过后续阶段的现在,匈牙利甚至已经达到了西方水平的政治冷漠。

【2】“以前僵化的语言不见了,现在人们可以掌控自己的语言,却很难找到有创意的语言,已经出现了一大堆新的陈词滥调。”

“哪种陈词滥调?”

“有关民主的陈词滥调。”

【3】不错,对我而言,这点似乎终于正确地描绘出改变后此间所发生的情况:一个可以同时概括最近一连串事件所带来的震撼,以及随后笼罩东欧的奇特宁静的注解。我们太了解乌托邦式希望所轻易点燃的革命、历史与进步的循环,以及随之而来的倒退;我们也太了解许多政治体制及其限制,以及政治本身的限制。政治可以让情况变得比较能够容忍或者难以容忍,但是面对人类社会,像是嫉妒、年龄、争夺权利、对爱情失望,甚至是普通小感冒,政治都无能为力。踏入“正常”世界很难让人天真地满腔热血,因为那个“正常”世界的缺点,一样那么显眼。

【4】在纳道什的故事里,字谜游戏已被每个人内化,乃至收听新闻的人不再知道他们知道些什么,或遗忘了些什么。对照之下,这种更为复杂的双重性,必定反映了卡达尔时期匈牙利的复杂氛围——当时政府所提供的酷似真实和自由的一切,民众有可能信以为真;因此也有可能与之共谋,几乎淡忘掉所有疑虑。

【5】在匈牙利应该比在波兰或捷克更难知道一个人内心真正在想什么,或者相信什么,几乎就跟在西方一样困难。对于所处体制的情况,一般人会小小地自欺,或者不把实情全盘托出,以便同时相信两件事。而如果一个人总是坦然地小小自欺,那么现在一定更难跟那段模糊的过去和谐共处:到底是要接受还是拒绝它,是要衷心赞许自己以前的态度,还是真心对那段酷似正常的生命感到痛苦而自责。

【6】刚开始时,加博尔和安娜对于情势的改变都非常热切,不过他们告诉我,去年会过得那么困难,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讶异。他们不喜欢政府所采取的保守、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趋向,对文化的价值遭到摒弃觉得很不安,发现自己很难认同采取一种更商业化的文化的急迫性。

【7】在卡达尔时代,人们知道游戏规则,也知道有墙壁的存在。你可以去推,但墙壁不会倒塌。可一旦墙壁消失了,虽是良性的改变,却也创造出另一种混乱与迷惘。

匈牙利的不同在于它在私有化的道路上先行一步,早在共产主义末期新的政治结构就已成形。人们在“酷似”真实和自由的双重生活里玩着自欺欺人的把戏,剧变到来的结果,也自然是异议分子成为保守派站在舞台中央,改革派被边缘化,民众对政治趋于冷漠,每个人在市场的海洋中漂浮。这或许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社会生态,但作者也在与友人的交谈中读到了其中的不安和迷惘。

第五章 罗马尼亚

【1】我勇敢地只身步行穿越布加勒斯特中心,但迎接我的是更多美学的挫折感,一种简直和道德的鞭笞不分轩轾的折磨。除了人为的灾难外,布加勒斯特在1977年曾遭到地震的自然灾害,因此市中心大部分建筑是地震以后兴建的。但连这些建筑都已经呈现荒废之感,似乎任由其自然退化,走向腐朽。

【2】在罗马尼亚的种种匮乏之中,也许最严重的是可供参照的过去经验的匮乏。最近的过去代表的是一种负资产,几乎是纯粹的赤字;如果想要树立新的目标,比如多元化的民主,较远的过去也缺乏先例,缺乏参考点,因此新的理念无所附庸。

【3】东欧世界的人类行为不像西方,受到清教主义、个人主义或过度的自我意识的限制,需要相称的尊严和距离。从我在波兰度过的童年,我可以体悟:戈马所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比较亲密的近关系,其中有丰沛的爱,以及随之而来的恨,还有维系两者的力量。

【4】也许是因为别无选择吧,我渐渐屈服于一种消极接纳的机制,放松自己,浸淫于周遭含混和倦怠的气氛中。而一旦这么做了,某种有趣的改变就发生了:所有似乎无法忍受的情况都开始变得足以忍受了。我陷入一种无拘无束的奇特情绪,仿佛平常想要好好表现的压力,或内心努力的渴望——即便不知道为了什么目标而努力,全都戛然而止。……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失去了对事物做判断的感觉;但也开始理解,这里的人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了。

【5】也许这种瞬息万变的感觉,还有一切现象和信仰的虚幻感,可以解释我经常在和罗马尼亚人的对话里感受到的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对于那么短暂的事物,何必采取什么坚定的立场呢,反正所有事物都会消失在永恒之流中。

罗马尼亚的旅途从“脏乱差”的东方快车开启,而这个国家的观感和历史似乎也一样含混,杂乱,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在频繁的主义和政权更迭中,在历史经验和崇高传统的匮乏中,能够将生活维系下去的反而是一种松弛的状态。这并非是超脱,麻木或者愚钝,但确实与整个社会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长久的农耕文化影响脱不开干系。也无怪这里的人们不仅为伊利埃斯库开脱,也为自己在民主浪潮袭来之时的“未准备好”找到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

第六章 保加利亚

【1】眼下的政治还不属于职业政治人物,反对党的成员也是专业人士和文艺界的精英分子。他们是一群精力充沛的人,休息厅和走廊上洋溢着活跃的文艺俱乐部的气氛,以及从事革命事业的热忱。

【2】毫无疑问,机会主义者和拥有正直信念的人之间的差别,其实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一样深切,这种情况在此刻尤为明显。迪米特里娜曾向我简略介绍过一位杰出的共产党议员,那人的儿子是同样杰出的异议份子。“我喜欢他们俩的地方在于他们强烈的感受,我的意思是真正地感受到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理想是从这种感受中孕育出来的。”她欣赏地说。把感受视为诚信的保证,而且应用于政治领域,的确是一种奇特、古老,又深具吸引力的想法。

【3】保加利亚人整体而言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世俗民族,依附于他们所能见到、碰触到、感觉到的一切,而非现实世界之外的信仰。我知道有人对此颇感惋惜,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教会和强烈的宗教情感,比如像波兰那样,是对付共产主义最好的解药。不过保加利亚这种脚踏实地的经验主义,应该跟我在此间所感受到的健全的人格有关,人们不会受制于自我意识、自我扭曲和自我怀疑。

保加利亚有着田园牧歌式一般的风情和政治生态,这里地处欧洲中央,自古以来在精神上大多“自给自足”,很少受外界潮流影响,平等的观念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东欧诸国中,这是唯一一处共产党在变革后仍然取得多数席位的。在作者看来,这和议政者健全的人格,对诚信的重视有很大关系。

伊恩·布鲁玛《零年:1945》(倪韬 译)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

没有危险的人民,只有危险的情境,它不是自然、历史规律或者民族性格的结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第一章 欢腾

集中营的受害者存在一种幻想:他们苦难的结束将促使一个完美世界降临人间,似乎“他们过去的所有磨难都会被淡忘,自由会将他们带回那个一切正常的旧世界……”但当他们发现在收容站的生活依旧痛苦不堪,爱人一去不返后,希望破灭了,只能通过买醉或滥交来逃避现实。

不管新世界有多么粗俗不堪,人们还是对其诱惑心驰神往,因为旧世界的崩溃是以如此耻辱性的方式到来的——不光是物质上,而且是文化、智识和精神上的多重崩溃。

战后的局势颠覆了旧秩序,女人再也不受男人的控制和摆布,这也许才是她们罪孽深重之处。

在历经多年的危险、混乱和剥夺后,人们对女性掌握性爱自由的担心以及对资产阶级稳定状态的共同向往,不久便会在光复和战败的国家回复一种更为传统的秩序。到了1950年代,1945年的夏天仿佛已是一段遥远的记忆。

第二章 饥饿

指望这些大人物会顾及犹太人的感受是不着边际的想法。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德国人一怒之下会转投共产主义,或者孕育复仇思想。麦克阿瑟将军并不打算帮助日本人将工业水平恢复如初,但他同史汀生和克莱的想法一致,认为“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任何一种能带来食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

那些受训为天皇陛下光荣捐躯的年轻士兵和飞行员,摇身一变成为黑市投机分子的速度是何其之快。能与之相比的也只有那些战争寡妇,她们对把自己战死丈夫忠贞不贰、恪守妇道的原则全抛之脑后,给自己物色了新情人。

第三章 复仇

大部分有组织的报复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官方怂恿,根本不会发生。就好比性欲本身很少会直接导致淫乱,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很少是个体单枪匹马地行为;相反,这需要有人领导和组织。

无论是哪里的人,一旦授权他们对别人恣意妄为,很容易甚至也很乐意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来。

强奸女人,而且还得是在公开场合强奸,当着束手无策的男人的面强奸。这是人类冲突史上最原始的一种恐怖手段,而且不是俄国人特有的做派。

第四章 回家

经历了战时国土沦陷的男男女女,看到别人大难临头时,选择低下头,当做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靠这种明哲保身之举,竭尽所能地在国耻中委曲求全。完了却跳出来冒充自己一直是英雄。

战俘回国后,人们对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冷脸,嘴上虽然不说,但举止悄无声息地透射出蔑视。战俘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待遇也就是被人俯视。

遣返这批人牵涉到要歌颂的英雄事迹,尽管这同法国和荷兰的情况不太一样。想想看,曾经有如此之多的俄国人和其他苏联公民跟苏联作对,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其余的人选择在德国干活,仅仅是为了能苟且偷生,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将这点表达的最铿锵有力的是波兰首任总统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他在波兰工人党的党中央大会上表示:“我们必须驱逐所有德国人,因为国家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而不是多民族的基础上。”就这样,希特勒的“宏图伟业”最终却由那些仇恨德国的人完成了。

第五章 沥干毒药

德国战败和早期清洗过后一年,多数美国官员都认同巴顿的看法。尤其是英国人,他们一开始就觉得美国人那股教训德国人的热忱劲儿很是可笑,而且只会适得其反。

第六章 法治

在摆样子、走过场的公审中,法律的概念完全是政治化的。审判是一种仪式,为的是彰显共产党的权威。

那么正义是否得到了伸张?整肃和审判足以保障正义实现,并被人看在眼里么?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然而,机会主义精神有时也许是人类最有用的品质。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许多人在战争期间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点,即“冲突一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某种自动出现的乌托邦。”麦克米伦对此的解读是,人们认为英国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为一片太平的世界带来史无前例的繁华盛世”。

艾德礼和同时代的许多欧洲人一样,对政府计划很是信任。这绝非出于机会主义动机,想利用因战争导致的必要局面。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几十年来都不信任自由经济学,其被认为是导致周期性繁荣——萧条和高失业率的元凶。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再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德国人——之后是日本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然而,关于言论自由的训诫却是由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军事当局给出的,其宣传往往是心理战的延伸,而且只要合其目的,就会毫不含糊地诉诸审查制度。

1945年夏,在成为英国艺术委员会首任主席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言简意赅地在一档电台节目里阐述了他的目标。他大声疾呼:“打倒好莱坞!”说这话的时候,英国人正同德国人、荷兰人等欧洲人一样,不断涌向电影院,观看美国大片。

德国人是不是真的接受了再教育,这点存在疑问。盟军最大的成就也许是在他们离开西德时,并没有收获仇恨。改造昔日敌人的想法或许有些居高临下,但这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政策更能拉拢人心,也不那么危险。

在日本,一切都是美国说了算,所以成功的概率更高。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最高司令官阁下把日本人看成是幼稚的野蛮人,头脑简单,可以改造。他们既不是基督徒,文化也不植根于西方文明。就日本人的思维状态来看,还真像是零年。

关于占领有很多大话,有一句至今还能听到,大意是美国人一手铸就了日本的现代国家制度;日本的“西方化”始于1945年;得益于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日本在战败后只用了一到两年时间便从“封建主义”一举转型为民主国家。事实上,早在1920年代末,日本就已建立民主制度,只是其存在缺陷,而且很脆弱。西方盟国不过是在战后的日本和西德创造了恰当的条件,使这些制度得以恢复,根基更为稳固。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塑造战后国际体制(实际上这一工作战时就已启动)的更多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宗教或者道德理想。

到头来,各大国没能拧成一股绳。很难说冷战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无论罗斯福多么努力地想拉拢斯大林——甚至为此毫无必要地为难丘吉尔——早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国间就已出现严重裂痕。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时还没管这叫冷战,但是他在1945年9月末声称自己在伦敦目睹了冷战的苗头。

零年在感恩和焦虑的基调中落下了帷幕。人们对世界大多数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好未来抱有幻想,同时也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担心。

冯骥才《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

《冰河:1966—1976无路可逃》

三、墙缝里的文学

在公判大会的现场,妻子同昭站在我的前边,我望着她的背影,心想如果我被发现、被捕、被判死罪,她就会一生守寡,孤苦伶仃,受人歧视和欺侮,除非另嫁他人,那她也曾是反革命家属,我不是害了最爱我的人的一生?那我可就毁了她!我决不能这样做。我焦急地等待公判大会一散,立刻跑回家,悄悄把藏在各处的文稿找出来。可是要毁掉这些文稿又怎么心甘?它们本来就是把生命押上去的写作啊,最后被逼出来的一个办法是——

我用最小的字,将手稿中最重要的内容浓缩并集中抄写在一些薄纸上,毁掉原稿,再把这些薄纸一层层叠起,卷成卷儿,外边裹上油纸,用细线捆好,然后藏进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拔掉自行车的车鞍,把纸卷儿一个个塞进车管中去,然后将车鞍重新装上去。这样,心里便感觉牢靠得多了。

六、艺术家生活圆舞曲

那是一个太奇特的年代,所有成名的艺术家和文化精英都被打倒,都在受苦受难,与世隔绝,而且自1966年之后就再无消息。而另一些尚且无名的艺术家们都在社会底层和人间的皱褶里,不被人知,无人关注,他们反而很自在地活在自己喜爱的文学与艺术里,自得其乐,比如我们。

十年中,我们一直凭着天性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之所以没有被“文革”宰割,是因为我们活在自己的心灵里,我们对文化的敬畏始终还在,唯美主义还在,虽然我们生活在底层,但我们的艺术生活是自我的,纯粹的,精神至上。

《凌汛:1977—1979朝内大街166号》

三、后楼的生活

到了这些新版的外国小说发售那天,我们后楼上的几个作家便把抽烟的钱都从口袋里掏出来,跑到东四北大街和朝内大街相交路口的新华书店去买。书店头天晚上就在门板上贴出告示:“明天上午九时出售世界文学名著”,告示所用的纸却只有巴掌大。虽然这些书正式出版了,但在卖这种一年多前还被列为毒草的“禁书”时,仍然不敢大张旗鼓。可是第二天早上八点到了那里,已经排了至少一百多人的长龙,九点开门,每人限购两套。我们原想买了书重新再去排队,但队伍反而增加到二百多人。人们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从“文革”过来的人精神之饥渴到达了极点,此刻的兴奋可以想见。

八、凶猛的凌汛

当然,我们的“伤痕文学”和德国战后的“废墟文学”一样,真实又粗糙,内容大于艺术。那一代作家都是刚刚度过文化空白的“文革”,没有写作准备,所表现出的先天不足势所必然;当时文学包括社会的语言环境苍白又僵硬,怎么会去讲究文本的创造与文字的精致?然而,它却真实地记录下人们的心灵,以及时代的气息和特有的文学精神,它像历史的任何一步,都是不可复制的。但历史不走出那一步,就不会有下面的一步。

《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

五、爱荷华生活

行前头一天中午在聂华苓那里吃饭时,我们居然莫名其妙地没有话说,其实心情有点复杂,还有心中太多感情与谢意在一起不好表达。饭后我和贤亮走到她屋后一片林子里,这林子全是爱荷华一种特有的枫树,入秋变黄,并非金黄,而是鲜黄,叶片很大,在阳光里纯净耀目。爱荷华人种这种树像种花一样,很多人家在院里种上一棵,就是为了每到秋天像看花一样看树。我和贤亮从地上各拾了几片大黄叶子带回去。

第二天离开爱荷华时,又是华苓送我们到飞机场。待我们进了玻璃相隔的候机室,华苓忽然把两只手放在玻璃的外边,我和贤亮各把自己的手放在玻璃的里边,对齐手指,这时才感到一种由心里发出的很热的东西穿过挺凉的玻璃彼此传递着。

有的地方即使再好,但命运中你只会去一次,像爱荷华。尽管它很多次出现在我的怀念里,但我已找不回昨天,我今生今世大概很难再去爱荷华了。

十、一个时代结束了!

时代终结,作家依在。他们全要换乘另一班车。但是,下一个时代未必还是文学的时代。历史上属于文学的时代区区可数,大多岁月文学甘于寂寞。作家们将面临的,很可能是要在一个经济时代里从事文学。一个大汉扛着舢舨寻找河流,这是我对未来文学总的感觉。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

上篇

八、巴黎求学记

如果你关切自我,选择权在你手里;如果你过于关切社会,往往你就会被社会选择。

下篇

二、把自己钉在文化的十字架上

我是“官盲”,从来没有官场的“后台”,所以没有任何官员肯出头帮助,我找的官员虽说都不算小,都是部级大官,可是他们同级,谁能管谁,谁会得罪谁?国家文化的利益能比他们个人官场的利益还大吗?故而我束手无措。我就像个看魔术的观众,眼瞧着我们手里的果子就这么被人家轻巧地变没了。

四、文化自救

我连财政部都跑过好几趟了,一次还见过一位据说嗜书如命的副部长。与他见面那天,我刚进了财政部大门,却听说这位副部长接到紧急开会的通知,已经坐进汽车里了。他请我钻进他的车认识一下,谈几句。他的车里确实堆满书:史学、哲学,也有文学书;连学者的车也从未见过这么多书,我以为见到知己了。他肯定能理解我,给我们的行动以支持。谁知在那短暂的接触中,他除去客客气气地说些貌似懂文化的漂亮话,事后却无
“滴水之恩”。看来我只能依靠自己。最可靠的还是自己。

理想主义者总是要遭遇“生活的嘲笑”。这因为,我们常常一厢情愿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罗杰·伊伯特《伟大的电影》(殷宴 周博群 译)

导言

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最终都会抵达小津安二郎的视界,从而领会到电影的本质并非运动,而是运动与静止之间的抉择。

《2001:太空漫游》

只有少数电影能达到崇高的境界,并像音乐、祷文或壮丽的风景一样震撼我们的头脑、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令我们茫然自失。大多数电影仅仅讲述片中人物如何克服惊天动地或滑稽可笑的困难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而《2001:太空漫游》所讲述的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种探索,一种需求。

《现代启示录》

《现代启示录》是最好的越战电影,是最伟大的影片之一,因为它超越了其他影片而深入到灵魂的黑暗之地。与其说它描绘的是战争,不如说是战争如何揭露了我们永远也不愿发现的真相。

《美女与野兽》

《美女与野兽》并不是一部简单的音乐动画喜剧,而是一部严肃作品,正如所有的童话故事一样,它表现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渴望与恐惧。

《放大》

《放大》所表现的颓废堕落的气氛在那个年代特别具有吸引力。……影片那催眠般的魔力始终不变。片中人从空虚无聊、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状态中被唤醒,随即再度沉睡,这就是《放大》的主要情节。

《天堂之日》

电影有种挽歌般的氛围。他在一望无垠的德克萨斯草原上捕捉到了美和孤独

《十诫》

这十部影片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考,而是具体的人间故事,能够迅速地让我们产生认同感,其中几部更让我看得目不转睛。……基耶洛夫斯基有意避而不谈当时波兰的日常生活状态,他认为那些法律法规、物资匮乏、官僚主义只会令人分心。他所关注的是生活中具有永恒意义的一部分。

《双重赔偿》

在这个“双重”的故事中,男人和女人互相诱惑,离了任何一方另一方都不会单独采取行动。两个人都不完全是被他们即将犯下的罪行所吸引,而是被与对方共同犯罪的强烈刺激所吸引。

《E.T. 外星人》

伟大的电影人都是这么做的:他只解释那些应该解释的。在一部了不起的电影中,越往后需要解释的东西就越少。

《生之欲》

我觉得,只有为数不多的电影能够实际上启发某人去改变生活,而《生之欲》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在马里安巴》

有着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书是给孩子看的。大人们知道故事会不断展开,不断反复,不断重回自身,并如此继续下去直到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

《奇遇》

《奇遇》在美国的上映恰逢垮掉的一代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的时候,现代爵士与悦耳的旋律保持着有反讽意味的距离,酷成为一种潮流时尚。这一风气在六十年代就分崩离析了,但在它盛行的那会儿,《奇遇》就是它的圣歌

《于洛先生的假期》

还有哪部电影如此微妙而彻底地捕捉到对过往欢乐的怀旧之情?它和人类最简单的乐趣有关:想要逃开几天,去玩耍而不是工作,去呼吸海边的空气,也可能去见一些和善的人。它关系到所有假期背后的愿望,以及假期结束的忧伤。

《纳什维尔》

生活并不会以线性的方式发展到一个工整的结局。我们会撞见其他人,并和所有人一起困在凌乱不堪的生活里。这就是我在《纳什维尔》的结尾处获得的启示,它每一次都令我感动不已

《低俗小说》

《低俗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聊天,他们总是那么生动、爆笑,总是吓得要死或是胆大包天,整部电影抽去画面就是一部极好的有声读物。

《肖申克的救赎》

你在这部电影中找不到任何抢戏的镜头,所有演员都老老实实地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没有越界,故事有序地展开,这种叙述的节奏本身就象征着监狱中度日如年、时间仿佛停滞般的生活。

《第三个人》

在我看过的所有电影中,这一部最完整地体现了去影院看片的浪漫。我第一次看它是在巴黎左岸的一家烟雾缭绕的小电影院里,当时天下着雨。故事讲述了存在的缺场和背叛,有种厌倦和心照不宣的意味,它灿烂夺目的风格是对电影中堕落世界的反抗。看的时候,我意识到好莱坞电影有多么像马丁斯所写的廉价小说:它们不过是提供了大团圆结局的幼稚公式罢了,专为被动消费的观众而量身定做。

胡迁《大裂》

《大象席地而坐》

就着仍未磨灭的好奇心,“我”想要从坐着的大象身上寻找最后一丝希望,也许它还能对荒芜的生活有些什么启迪。没想到大象自己早已自顾不暇,还用仅存的力气狠狠地踩了“我”一脚。电影版的结尾并没有交代这个真相,而是暂停在去满洲里的路上,无所事事的人们,听见大象在漆黑的夜里声嘶悲鸣。现在来看反倒是充满着希望和温暖的。

“我跑向那头坐着的大象。身后有人喊着什么根本听不清楚。因为我得看着它为什么要一直坐在那,这件事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等我贴着它,看到它那条断了的后腿。它看上去至少有五吨重,能坐稳就很厉害了,我几乎笑了出来,说实话我很想抱着它哭一场,但它用鼻子勾了我一下,力气真大,然后一脚踩向我的胸口。”

《漫长的闭眼》

《漫长的闭眼》讲的是可能性,光鲜的生活动态之下,人终究像是编好了程序的木马一样执行预设的指令,遵从不由自己把握的各种规则,还要时不时与可能性为伴,亲历从细微光明到漫长灰暗的无限循环。

“我心里就有一股怒火,我居然被逼着来到一个需要排队才能听无聊笑话的地方。”

“人们总会想从买下一个国家的人手里,依靠听他讲笑话分得一套房子,但其实他连个鞋垫也不会给你。”

“大老板伸出胳膊撑在墙上,好像在指挥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谈论着这次酒会。”

“人类有很多流程性的事情可以帮助他们度过大部分时间,这不是一个好答案,但是会令人失望。”

“就在一年前,我路过一个桥洞,一个人影一晃而过,我突然感到好像还会有一种别的可能性,这让我很沮丧,再也没有比可能性更令人沮丧的了。即便我知道生活会莫名其妙设计出很多花招,让你觉得灰暗并不是永恒的,但这又有什么用。”

《张莫西去了沙漠》

《气枪》写的是在每一个闪念决定之间抖落出来的赤裸裸的人性,毫不自知的恶,自以为是地占据道德制高点,《张莫西去了沙漠》则用更直白和简单的场景白描这个充斥着垃圾的世界,一副明知如此却又沾沾自喜地继续故意为之的姿态。

这几篇文章里的胡迁,仍是具有攻击性的,他敢怒敢言,也敢作敢当,其实和每一个仍在奋斗道路上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但往后读下去,你就会渐渐发现这个嘴上骂骂咧咧的年轻人由于“看透”的太多,一点一点卸下了战斗的姿态。

“我来见一个导演,叫张莫西,是个化名,他可能觉得这个化名像个艺术家。我和张莫西一样,也是个导演,我也有一个很艺术家的化名。其实我们非但不是艺术家,还做着跟艺术家相反的事情。”

“这间办公室被隔成两部分,里面的地板上铺着土耳其地毯。当你看着家里某个地方缺点什么时,请一定铺上土耳其地毯,因为看到的人会夸几句,像是‘这块地毯真好看’,因为他的家里也铺着土耳其地毯。”

《猎狗人》

生活的暴击从来都不是发生在咬着牙做龌龊的事的时候,而是发现自己即便把自我完全扔掉,抛下所有价值和道德之后,境况也不会有一丝一毫改变。“我们还要活多久?”这句话扎心了。胡迁敏感的神经让他时常在勇武和挫败之后,经受更深层也更让难以释怀的灵魂拷问。

“我回到家,已经是凌晨六点,我父亲通常会在五点就起床,他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他身体僵化,行动缓慢,他起床之后会去厕所憋半个小时的尿。

我说:‘你要吃什么?’

‘面条。’

我去厨房烧开了水,煮了面条,我给两个碗倒了酱油和麻油。我父亲坐在一个几乎是给弱智设计的椅子上。

他说:‘你做什么了。’

我没说话。我一直想着那只坏掉的眼睛和吐出的舌头,上面沾着土,让我觉得好像沾在自己的眼睛上。我用手揉着眼睛,但还是很痒。

我说:‘我们还要活多久?’

他伸出手,颤巍巍地挑起几根面条,说:‘这面条太软了。’ ”

《大裂》

《大裂》篇幅很长,花了胡迁很浓重的笔墨,他想要反反复复地强调自己的想法,并把这些想法倾注在小说里每一个人物身上,围绕着他们建立起一个宇宙。五金店的男人说,这些人根本看不到世界运行的规则,但在胡迁眼里,他们本身似乎就是世界运行的规则。荒原漫漫,杂草丛生,每个人都在秩序和道德的缺位中疯狂生长,走向腐烂。

“报到的那天,是学生唯一一次凑全的时候,所有人抱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脸盆和棉被,站在荒郊野岭中只有几棵树苗的小广场上,……来到这里的学生不外乎两种,一种高考成绩过低,低到跟理想的学校相去甚远,除了这里无处可去,一种是没有参加过高考,不来这里只能去城市务工,基本上也是无处可去。

我清晰记得那个抱着一堆杂草的下午,胳膊里夹着塑料脸盆,不知所措地站在一小片广场中。很多人回忆起那天觉得当时的阳光很灰暗,太阳看不到形状,因为空气污染严重。但其实那天根本没有太阳,天色阴沉,云层厚重地压在这片无边无际的荒郊野岭。”

高考是对人生命运的洗牌,牌还是那五十四张,但对于有些人来说,经此一洗,原本攒在手里的好牌就永久地拱手让人了。

“后来我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看到刘庆庆的爸爸怏怏地低着头,刘庆庆悲伤地看着桌子,那上面什么也没有。我打量了一下整个食堂,所有人坐在椅子上默默地吃饭。”

“这个故事蠢到我质疑了自己,我困惑地看着赵乃夫,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也困惑地看着我,我为什么想要成立社团呢?为什么我要撕别人海报,还自以为聪明地往别人海报上贴卫生纸?我为什么不把自己贴上去呢?”

“种子在泥土里发芽了,半个月就长到了十公分高,我们其他人都隐隐期待着这一片花能够生长起来,因为不管种花的人怀着多么恶心的动机,但生命本身是美好的,尤其在这荒原之上,有着难得可贵的芬芳。”

“后来她在美国,仍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荒凉感,学校里那些无所事事的同学好像吸走了她身上的生命力。她说不管在哪里,那种无法控制所有的,哪怕一丁点事物的无力感永远地附在了她身上。”

“你看看周围,觉得一切都不错,但你根本接触不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

《婚礼》

《婚礼》是突出“我”的想法比较多的一篇。文中的“我”对自己的行动轨迹有较高的支配能力,不再是肮脏世界(屎尿等意象多次出现)的被动接受者和观察者。但强弱关系的转化并没有带来与生活的和解,而是进一步的质疑和报复。

“我还是找机会跟师兄说了几句话。他告诉我,‘今天是他们老大的婚礼,大家都很高兴。’我以为他得给我几句人生忠告呢,或者他的武术现在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要给我解释什么呢,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足够糟糕的时候,别人还要向你解释什么呢?”

“我一直记得那个夜晚,会计紧紧地拥抱住我,而我阻止了自己向一个美好生活地过渡。

我能安慰自己的是,也可能我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这世上不多不少我这块料。”

《鞋带》

《鞋带》表达弱者的心声,对平庸的厌恶和对把平庸摆到台面上的恐惧交织在一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演戏者”和“看戏者”之间的自欺欺人和默契。做没意思的事情其实没什么,但把它说破了就真的没意思了。

“我说,‘人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没人会做,因为这么做了,会很没意思。’

刘东质问我:‘你怎么知道没意思?’

我说:‘因为做这件事的那个人,一定是承认自己是最一无是处的,没人愿意承认这个。’ ”

《荒路》

《静寂》《荒路》《倾泻直下》这三篇在消极情绪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听不见”影射对生活感知能力的退化,滇藏路上刺骨的严寒和凶狠的刀光,补课老师乔桑的麻木,形成一组立体的画面,和外部世界的斗争退居其次,生活的灰暗本质上是自我在生理、心里和环境层面的感知。

“我透过驾驶室的玻璃朝后看,司机和纱布在外面用藏语交流着。而我第一次在藏区有了恐惧感,我的生活经验还没能让我想清楚他们是谁,以及我们还可以到哪去。

桃薇气若游丝地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可怜。’

我说:‘什么时候。’

桃薇:‘想着要伟大点,不这么可怜。’

《羊》

“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天丁炜阳来找我,我们看着校园,有情侣和食堂的灯火,丁炜阳对我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在这里了。’ ”

“有一次我坐长途车,途径一个休息站,严冬的时候,运货的卡车停在空荡荡的水泥空地里,车上载了两层羊,它们凄厉地叫。笼子周围在昏暗的路灯下有一圈稀薄的羊群喊叫出蒸汽,直到起了雾。所有的一切掩盖进雾色里,再也听不到羊群的喊叫。”

这应该就是《大象席地而坐》结尾画面的雏形。

蒂耶里·福茂《我与戛纳:戛纳电影节掌门人福茂日记》(肖颖 陈钰清 译)

10月10日 周六

“当导演在自己的作品里变得日益复杂时,也就越来越无法被人们定义和掌握。”

这是福茂谈到伍迪·艾伦时发出的感慨,并不是对其电影的直接评价,而是试图对其近期作品遭遇两级评价找一个说辞。这让人联想到,在神圣的作者性面前,导演身上这份“无法被定义和掌握”其实是很危险的,甚至是某种缺陷。因为艺术作品里没有可以量化的评价体系,所以和自己其他作品之间的内在关联就成为了某种评判坐标。

12月3日 周四

“人们不喜欢如此戏剧化的作品,而且无法接受过分夸张的表达。……但他们忽略了其他人或许能从这部电影中看到敬意和勇气,那些专注于电影而非其他事物的观念,……塔伦蒂诺并不忧患于现实,他的剧本和他对对白的感觉,他与浪漫性、与故事本身的关系,无不弥漫着虚构的特质。他的电影是超越了时代的。”

福茂对另一位美国极富个性的导演昆汀·塔兰蒂诺的评价,点出了电影是可以超出其内容本身而独立存在,有点“形式即内容”的意思。确实,昆汀的电影虽然杂糅着年代感,但它引发的并不是具体的回忆或者追溯,而是将这个怀旧的过程升华到超越时代本身,呈现出的作品也因而散发着经典的魅力。

12月5日 周六

“普优在这部人性悲喜剧中,带着崭新的成熟回归《无医可靠》式的才气之中,他精巧的调度技巧并未破坏影片自身的自然真实,而是以一种充满感染力的愉悦感拍摄一个家庭一天的生活,……尽管有的地方略显冗长,电影本身仍然充满了深层的活力,具备哲学思维,这简直就是昆德拉作品应有的电影的模样。”

普优的《雪山之家》是2016年戛纳最早选中的几部主竞赛电影之一,显然福茂对其也是十分青睐。喜欢玩转结构和调度的导演自然都才气纵横,但也极易陷入到孤芳自赏的循环里。《雪山之家》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平易近人,令人愉悦,具备了不多见的深层的活力。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十分适合找一个明媚的下午,坐在舒适的电影院里观看。

4月1日 周五

“贾木许对格林威治村精神的传承正如鲍勃·迪伦在其神奇的回忆录里讲述的:一直以来都是不容置疑的,在每个镜头里闪闪发光。……数字化虽然到处强行推销自身的规则,但是这部电影通过论述远离它的可能性,隐晦而强有力地解读思考电影的另一种方式。”

吉姆·贾木许是可以给人以话柄的“戛纳专业户”,但是这部美而简单的《帕特森》对于福茂来说是难以拒绝的。它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更适合在电影节这个场景播放,因为远离尘嚣,专注于艺术和形式本身正是这个场景想要去标榜和弘扬的。

5月13日 周五

“正如预计的那样,《托尼·厄德曼》的口碑势如破竹。戛纳喜欢新鲜、柔软而神秘的作品。”

那一届的戛纳影片总体质量很高,《托尼·厄德曼》便是其中的翘楚,豪夺场刊最高分,但也在意料之中与奖项失之交臂,毕竟这部电影没有太过猛烈地给人传达这样或那样地信息。这或许就是福茂所说的“柔软”吧,一部“人畜无害”和不带任何政治性的作品。

5月17日 周二

“这部电影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非常优秀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有点儿过于耀眼。朴赞郁地电影是类似的情况:人们可以不喜欢它,并且激烈地表达(我们在戛纳),但是那些懂电影的人会意识到这位电影人的才华、信念和创造性。”

多兰的《只是世界尽头》,雷弗恩的《霓虹恶魔》还有朴赞郁的《小姐》引发了评论界激烈的讨论,但是在福茂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好的事,而作品的价值往往在负面评价表达之后更能彰显出来。是的, 很多时候“两星”电影比那些中规中矩的“三星”作品要更加令人难忘。

5月22日 周日

“不管是否存在潜意识,某些东西都通过他们的选择显现了出来: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在电影中讲述了信仰;多兰的电影则与家庭和爱情有关;安德莉亚·阿诺德在电影中展现了迥异而灿烂的青春;在蒙吉的电影中,人们看到的则是失败生活中一个可能的未来;法哈蒂拷问了传统;门多萨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幸存者的尊严;洛奇让所有人陷入了愤怒和泪水之中。和往常一样,获奖名单向世界传达的信息和电影一样多。”

詹姆斯·索特《光年》(孔亚雷 译)

第一部

“他们的生活很神秘,就像一座森林。从远处看仿佛是个整体,可以被理解,被描述,但靠近了它就开始分离,开始破碎成光和影,让人目眩的茂密。在它内部没有形状,只有四处绵延的大量细节:奇异的声响,几缕阳光,枝叶,倒下的树,被树枝折断声惊逃的小兽,昆虫,寂静,花朵。

而所有这一切,相互依存,紧密关联。一切都在欺骗。实际上有两种生活。一种,正如维瑞所说,是人们相信你在过的生活,还有另一种。惹麻烦的,正是这另一种:我们渴望去过的生活。”

但实际上这两种生活之间又这么容易彼此区分开吗?也许这其中的困难恰恰在于,在这座令人目眩的“森林”里呆久了,我们就逐渐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所谓渴望,无非就是站在不远处这座森林呈现在眼前的样子。

“但知识不保护你。生活藐视知识,迫使它坐在接待室,等在外面。激情,活力,谎言:那才是生活所赞赏的。然而,如果全人类都在观看,一切皆可忍受。这点殉教者可以证明。我们活在他人的关注中。我们需要它,正如花朵需要阳光。”

我们年富力强的时候积累下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在岁月的流沙河中会悄无声息地贬值,变得胆怯,退居其次。索特在第一章中为我们揭开生活的面纱,他进一步注解道,这些都不是欺骗,而是从它出现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如此。

第二部

“夏日将尽,八月最后的日子,他们待在夜晚的草地上。穿衬衫的阿诺德一只胳膊撑着,姿势摆得像马奈的画,维瑞和芮德娜坐着。餐布铺在他们面前的草地上。高大的树木,枝繁叶茂,在风中叹息。维瑞双臂抱着膝盖,他的袜子露出来。

‘一个美妙的夏天,’他说:‘不是吗?’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赞美什么;这些日子,这种满足感,这种异教徒式的喜悦。他们在赞颂自己人生的夏天,他们休憩其中,远离危险。他们的肉体在说话,它们如此安康。”

人的漫长一生中也许也没有几个真正的夏天,那被高大茂密的树木环围着的,对周遭危险毫不自知的夏天。

“无助地,她看到了自己的源头,虽然已远隔多年,那空虚无知的乡村,那长途跋涉的山丘,那些庸俗的城镇。她超越一辆车,这时一群奶牛正好走来,一辆寂寞的雪佛兰,沉默如飞翔的鸟。车里是一个男孩和女孩,紧挨着坐在一起。他们似乎没发现她。他们在后方漂浮着,流光溢彩。”

索特文字的精妙在于这份不动声色中的定格与宿命感,自然的沉默和命运的叹息交织,行驶在路上的我们一点点觉醒,却也一步步接近死亡。“一辆寂寞的雪佛兰,沉默如飞翔的鸟”,这似乎在说,自由的方向,生活的闪光往往都稍纵即逝,而且难以捉摸,喑哑无言。

第三部

“他已经快到那样的年纪,他已经非常接近;世界突然变得更加美丽,它开始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自己,每一个细节,屋顶和墙壁,树叶在下雨前微微的颤动。世界正在打开自己,好让我们——既然生命正在缩短——可以有一次长久、热烈的凝视,而所有曾经保留的最终都将被给予。

那一刻,当他们站在绿意盎然的教堂墓地,周围弥漫着英国人粉尘的芳香,喃喃低语的礼节,这时他看到一幅未来岁月的悲哀图像:太过熟悉的餐厅,一套小公寓,空荡荡的夜晚。这让他无法面对。”

世界的慈悲就在它到底为我们每个人保留了一次长久、热烈凝视她的机会,而她的残忍也因为这凝视的过程是充满悲哀的,有如“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般决绝悲壮。

第四部

“她正在读斯塔尔夫人。当最好的日子过去时继续生活的勇气。是的,勇气,它在那儿,但想到它还是会让她感到惶惑。”

全书铺垫到现在,主旨逐渐开始呈现,索特着眼的不再是生活陷入死胡同,看似华丽实则干涸的残酷现实,而是尝试用两位主角的行动去打破僵局,让我们看看这份勇气和较劲的背后又会是什么样。

“他喝茶。他听见狗的老爪子在地板上的咔嗒声。哈吉坐在他脚边,抬头向上看,一如既往地嘴馋。它曾在透不过气的风雪中奔跑,四肢健壮,年轻,耳朵后仰,目光敏锐,气味纯正。一生稍纵即逝。

他看着女儿。就像输光的赌徒可以轻易想象再次拿回自己的钱,他想到那夺走自己一切的过程是多么荒谬,多么不值,因此他有时发现自己不愿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或者确信他的婚姻会议某种方式复活。那么多东西依然存在。”

当然这个过程多半是苦涩的,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不仅应验在爱犬不经意间的衰老上,还让人意识到在规则面前,输光了就无可逆转这一冰冷的现实。

“ ‘任何两个人,当他们分开时,就像劈开一根原木。两边不对称。核心含在其中一边。’

‘维瑞有他的工作。’

‘但带走那神圣核心的是你。你可以一个人快乐地生活;他不行。’ ”

索特极其擅长用自然界里我们大多会轻易忽略的现象来描述人世悲欢,将婚姻破裂比作原木被劈开很奇妙,似乎寄寓了某种浪漫的原初想象,人和人,在最初设计的时候,本该还是白首不相离的。

第五部

“ ‘我一直以为重要的事情会议某种方式留存下来,’芮德娜说,‘但其实不会。’ ”

这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它既写出了一切都将消逝,又在暗暗鼓励人们拾起勇气,除旧立新。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是在你眼前还未完全幻灭的梦想。

“一切都以缓慢的、难以察觉的速度离她而去,如同你转过背时的潮水:她熟悉的每个人,每件事。所有的悲伤和快乐,根本来不及做你的陪葬,就已提前消散,除了一些零星的碎片。她便活在那些遗忘的片段中,那些失去名字的陌生面孔中,她已被自己创造的那个独特世界排除在外。”

再一次用令人惊恐的方式讲到人孑然一身,忙忙碌碌一辈子,到头来也许什么都难以留下。那些自己倾全力创造的,或许也消失地更迅速,更彻底。

“对他而言,那还不太真实,那有点像在火车上看到的风景,一部分生动鲜明,飞掠而过,一部分却只是空白。”

“一切都只是漫长的一天,一个无尽的下午。”

这实在是个太“美国”的意象。

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历史学家的美德》

“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或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

“历史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经验’,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历史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

“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遗忘塑造记忆。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一种记忆,史学被当作一种记忆来讨论。但事实上,是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

“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为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去探究现有的竞争中胜出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被隐藏、被改写、被遗忘的就越多。”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过去有非常丰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特别是呈现在某些叙述中的那样单一和绝对。”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民族主义固然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利器,但这把利器其实是双刃剑或多刃剑。世界上几乎不存在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主义所特有的、在人群间制造分离和区隔的超强功能,同时又对民族—国家本身构成潜在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威胁。这就迫使国家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执行双重乃至多重标准。”

《双螺旋的低语》

“族群、民族的分类,究竟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社会过程,还是本来就具有生物学的科学依据?当我们宣称自己的族群归属时,我们的依据究竟是一种主观认同,还是可以用科学数据表达出来的客观生物学标准?”

“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其本质都是一种政治体,而不是文献中所描述的,或它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源于共同祖先的社会体。把这种人群凝聚起来作为一种力量呈现于历史场景中的,就是政治关系、政治利益和政治过程。”

《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突厥是一辆自东向西穿越亚洲的大巴士。起点是于都斤山,终点是伊斯坦布尔。这是漫长的旅行,走过了很多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停靠。每一站,都有人带着行李上上下下。乘客中没人在乎这辆巴士的起点是哪里、终点在何方,大家不过是搭车走个短途。他们也从没想过他们与其他乘客间有什么联系。有时车出毛病了,停下来修修,路上能找到什么配件就用什么。经过很多年,当这辆巴士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车上不大可能还有从起点站上车的乘客了。而且,这辆巴士本身,也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样子了。里里外外,都换成新配件了。但这辆车还被称为突厥,而乘客都自称突厥人。”

《达吕耶的佩剑——历史与想象的纠结》

“在让·达吕耶佩剑来历的所有可能产地中,中国无疑是可以提供最大想象空间的,何况所有的想象都可以是那么浪漫。然而这样一来,历史本身就退席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历史想象要比此前的研究过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通常不太注意那个过程的细节,他们只是急切地等待着结论。虽说历史研究标举着求真的旗号,但并不是所有的真实历史都被等同对待。事实上,只有那些足以激起丰富联想的‘真’,迎合了学界当下偏好和公众当下流行趣味的‘真’,才会被研究者和公众格外留意。即使在学术世界里,我们也常常听到研究者之间互相询问对方有什么‘观点’,也就是有什么结论。许多争论都是‘观点’之争。然而观点本身并不是学术最重要的部分,获得观点的思维过程才值得仔细审查。”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

“虽然社会体并不总是与政治体相重合,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体的盈缩变化主要是由政治体的兴衰变化决定的,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社会体本身就是由不那么连续和不那么稳定的政治体创造出来的。”

Gordon Mathews –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p.70

Many South Asians make their home in Chungking Mansions. It is a place, unlike the rest of Hong Kong, where they can work with their fellow country-men and not suffer discrimination for their non-Chinese ethnicity and lack of language ability.

p.100

In a broader sense, most people in Chungking Mansions engage in ethnic stereotyping. Africans, South Asians tell me, are of “low intelligence” and “naive.” South Asians, Africans tell me, “only scheme and think about business.” Pakistanis, Indians say, “always want to fight,” while Nigerians, East Africans say, are never to be trusted.

… …

Chungking Mansion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f not always overtly friendly, are generally peaceful. People from more or less warring societies in the world over come to Chungking Mansions with competing needs. But they do not fight with each other, as they might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 or at least if they do occasionally quarrel, the quarrels are soon enough set aside in Chungking Mansions’ universal striving to make money.

p.118

All in all, for stores in Chungking Mansions, China is both the source of goods and a distinct threat. Chungking Mansions’ wholesalers represent nodes in between — most of what they sell is made in China and fans out across the globe. Chungking Mansions thus play the same role that Hong Kong itself has long played — it is an entrepo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p.127

One point to remember is that despite the occasional accounts of shade goings-on, most of this trade is largely legal. This is why these traders are so accessible. …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of Hong Kong, and perhaps in the Western world as a whole, is that these developing-world traders are surreptitious and in the shadows, but this is not generally the case in Chungking Mansions. Most are quite open about what they do and proud of what they do.

p.149

Chinese goods, according to these traders, however much disdained by some traders and customers, have an extraordinary impact. For all the shoddiness of many Chinese goods, they do bring to poor African societies a taste of the world beyond Africa. Even if this taste is copied, flawed, or used, it is nonetheless a real taste of the world beyond.

p.165

By and large, police in Chungking Mansions operate under the principle of laissez-faire neoliberalism: as long as the Hong Kong public is not harmed, let business go on inimpeded, since business is the foremost priority of Hong Kong. This attitude is what makes Chungking Mansions possible.

p.206

The cosmopolitanism of many Chungking Mansions residents is in distinct contrast to the lack of cosmopolitanism that they may sense among Hong Kong people. Ironically, Hong Kong people themselves have often complained in recent decades about having nowhere to belong to, of belonging neither to China nor to “the West” but being homeless. Few South Asians in Chungking Mansions recognize that they and Hong Kong Chinese at large may suffer from quite parallel senses of forced cosmopolitanism.

p.209

It is sometimes argued that we live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 economy in which capit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re mobile but people are held back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 … …However, Chungking Mansions attracts its traders and mercha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exactly because in its low-end globalization, face-to-face relations are, for the most part, all that can be trusted.

p.213

Chungking Mansions represents not just a third-world enclave but a middle- and upper-class third-world enclave of people with money and education far beyond that of most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at home. The peacefulness of Chungking Mansions not only comes from the ideology of neoliberalism but also from the fact that almost everyone in Chungking Mansions is a comparative success in life, by the very fact that they are in the building.

 

Li Zhang – Strangers in the City

Chapter 1 –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s Subjects

  •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a socially constructed category. Naming and categorizing does not simply describe, reflect or represent social order, but also shape and reshape power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 The reregulation of migrants accompanied a proliferation of discourse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official documents, government censuses, newspaper reports, scholarly research, media, and popular literature
  • Migrants are often referred to not as living individuals with their own desires, dreams, and intentions, but as flocks of raw labor that can be used or expelled at any time. It is through such dehumanizing and objectifying discourse that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are also encoded
  • By linking spatial movement to positive qualities, migrants subverts the dominant interpretation of floating, reasoning that mobility is entirely compatible with the new economic trajectory promoted by the state
  • Many migrants see wealth and material consumption as an important way of gaining social status and cosmopolitan-based identity. Research also suggests that migrants tend to emphasize wealth as an indicator of status because many emigrated to improve their economic situations
  • Subject-making is a dialectical process of being-made and self-making. Migrants do not just react passively to state domination; rather they try to make sense of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develop new senses of self

Chapter 2 – Commercial Culture, Social Networks, and Migration Passages

  • The movement of many Chinese migrants is often not between two geographic points only, but from one point to many other places
  • The capital-raising strategy was not motivated by the sense of renqing that bound together those in the rural society, but was largely based on shrewd calculations of cost and return, even between family members

Chapter 3 – The Privatization of Space

  • The changing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lord families and Wenzhou migrant renters was articulated in their shifting spatial relationships. Since 1990, many moved into the smaller and darker xiangfang and rented the larger rooms out to maximize their monetary gain
  • Dayuan was popular not only because it provided larger and better housing space for individual families, but also because it offered localized protection against crime. Along with this new spatial formation, a type of patron-client network based on three vertically positioned social groups (local officials, housing bosses, and ordinary migrants) also took shape
  • Living together in the compounds reshaped migrants’ interaction with local officials. Rather going to individual migrant households to collect taxes and fees, local officials could work through the housing bosses

Chapter 4 – The Privatization of Power

  • Extended kinship network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fabric of the migrant community. Marriage strategies help create social and commercial alliances in the new urban sojourning setting
  • Unlike bureaucratic power that relied largely on impersonal rules and legal codes, the power and prestige of migrant leaders was inseparable from personal traits such as valor and fearlessness
  • The absence of emotional ties in the clientelist networks formed in Zhejiangcun is conditioned by the asymmetric structural positions between officials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
  • Civic power within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s more likely to derive from traditional forms of social networks. Visible civic associations cannot serve as a plausible or long-lasting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nstate power

Chapter 5 – Reconfigurations of Gender, Work, and Household

  • Women’s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in production and commerce does not automatically lead to their empowerment
  • Clothing production that is performed in the household is feminized, privatized, and therefore devalued despite its labor-intensive nature and its importance to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 Women’s failure to meet their husbands’ social expectations, which is a consequence of being excluded from public spaces in the first place, is used to justify keeping them out of the social domain
  • By only looking at how poor rural households can achieve prosperity through migration, we might fail to note that some women are further disempowered and subject to new forms of gender exploit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getting rich”

Chapter 6 – Contesting Crime and Order

  • Through repetition, circulation, and expansion, these fantasies, desires, and facts merge to construct the “reality” of the migrant communities
  • Like the case of refugees, Chinese peasant migrants’ spatial mobility and perceived rootlessness are frequently interpreted in urban public discourse as the result of lack of mor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 The drug culture is indirectly related to the majority of robbery cases
  • By essentializing criminality and attributing it to migrant suzhi, such discourse simply designates a scapegoat and thus fails to locate the structural origin of urban crime

Chapter 7 – The Demolition of Zhejiangcun

  • Analyzing the underlying political motivations of the demolition campaign reveals that the concerns of upper-level governments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lower-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 Many migrants believed that the demolition campaign was used by the city government to regain its waning legitimacy. Cleaning out had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destroy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old regime
  • Socioeconomic alliances among local government, migrants, and locals complicate the nearly divided conceptual model of state versus society. What was displayed during the campaign was multiple repositionings of diversely located state agencies and social elements

Chapter 8 – Displacement and Revitalization

  • Contrary to official and media portrayals, which equated migrants with crime and disorder, the locals saw migrants as a source of prosperity
  • Like most other political campaigns in China, the cleansing of Wenzhou migrant community came quickly, did a lot of damage, and disappeared just as fast as it had come
  • The ultimate intention of the campaign to clean up Zhejiangcun was not to erase the community altogether, but to weaken its formation of nonstate power and turn into a regulated regime of private capital

Conclusion

  • Without thei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economic power, enduring social solidarity, and sustained connections with the residents and state agents, such a quick return and revitalization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 Economic privat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free-market forces will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decline of state power and an increase in horizontal social ties and trust

Carl E. Walter and Fraser J. T. Howie – Red Capitalism

Chapter 1 – Looking Back at the Policy of Reform

  • Initiatives of the Jiang/Zhu program: SOD and bank reform; stock markets; international IPOs; accession to the WTO
  • FDI created an entirely new economy, the non-state sector; money raised on capital markets has gone to creating and strengthening companies inside the system
  • Zhu/Zhou’s framework to pursu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since 1998: creation of bad banks; strengthening of good banks; a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 bond markets with a broader investor base; stock markets open to meaningful foreign participation; a start to currency reform. The drift ended in 2005
  • The character of China’s style of capitalism is marked deeply by how by how the political elite have coalesced around certain institutions, corporations and economic sectors

Chapter 2 – China’s Fortress Banking System

  • In the past decade, equity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capital raised has been in the single digits as compared with loans and debt
  • A basic flaw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the banks in early days: they were organized in line with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 The collapse of GITIC led to the closure of hundreds of trust companie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it initiated a serious effort to centralize control of the Big 4 banks in Beijing’s hands
  • Improved NPL ratios over the past 10 years suggest a dramatic improvement in the willingness of SOE clients to meet their loan commitments, and the selection of investment projects that actually generate real cash flow
  • The growth model of China banks requires them to come to the capital markets every few years

Chapter 3 – The Fragile Fortress

  • With the “perpetual put” option available, bank management need care little about loan valuations, credit and risk controls. They can simply outsource lending mistakes to the AMCs, and the AMCs will be almost automatically funded by the PBOC
  • “Great Leap Forward Lending” over 2009-11
  • China’s massiv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give a false appearance of wealth because Beijing’s ability to use its reserves internationally is limited
  • In China, political imperatives make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banks unlikely. The Big 4 banks form the very core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power
  • I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caused one set of Chinese leaders to see the need for true transformational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global crisis of 2008 has had the opposite effect on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leadership

Chapter 4 – China’s Capitive Bond Market

  • What makes China’s bond markets primitive is their lack of risk and the market’s ability to measure and price different levels of it
  • If China’s fixed income market is to develop, there must be an increase in bond trading. Trading remains very limited compared to the total stock of bonds
  • The difficulties with over-reliance on the retail market: small issue sizes, high cost, shorter maturities, and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no secondary market prev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benchmark interest rates and meaningful yield curves
  • China’s banks are fully exposed to both interest rate-related and credit-induced write-downs in the value of their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portfolios

Chapter 5 –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Bond Markets

  • With its rapid growth in early 2000s, CDB became the darling of those supporting a return to both a more state-planned economy domestically and a natural resource-base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ly
  • As a policy bank, the CDB funds itself through debt issuance in the markets, and China’s bond markets are fully reliant on the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 PBOC for support
  • In 2009 and 2010, conditions were perfect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do all in their power to raise funds, with little possibility of their being blamed for financial excess
  • Local governments directly and through their agencies have borrowed the equivalent of 27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GDP largely in just the two years of 2009 and 2010
  • CIC is at best only a part-time sovereign wealth fund. Its most important role is to serve as the linchpin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 Viewed from the outside, bank profits reassure retail depositors that their banks are sound and their deposits safe.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support bank shares since they are seen as proxies of a bank-driven GDP number. The banks use household deposits and new equity capital to fund new loans to drive GDP and to support the conceit that is China’s debt capital market, which sustains the appearance of overall convergence toward a Western-style market system

Chapter 6 – Western Finance, SOE Reform, and China’s Stock Markets

  • The IPO of China Mobile demonstrated to Beijing how it could overcome the regional fragmentation of its industrial sector and, with huge amounts of cash raised internationally, create powerful companies with national markets
  • This was not the IPO of an existing company with a proven management team in place with a strategic plan to expand operations. It would be much closer to the truth to say that this was an IPO of the Ministr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tself

Chapter 7 – The National Team and China’s Government

  •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entire SASAC arrangement bears the hallmarks of the Soviet-style ministry system abolished by Zhu in 1998. In that system, SOEs reported directly to their respective ministries and were administratively managed by them
  • IPO prices are set artificially low while demand is set high. This approach eliminates underwriting risk but also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investors to understand companies or the industries in which they operate to arrive at a judgment as to valuation
  • The Chinese market simply doesn’t have natural stock investors; everybody is a speculator. The high trading volume in the market are its most misleading characteristic since they give outside observers the impression that it is a proper market. In fact, in China, all that the volume represents is excess liquidity

Chapter 8 – The Forbidden City

  • In China, the different regulators hav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created so-called independent kingdoms; effective coordination across these fiefdoms had been difficult in the apparent absence of strong political leadership
  • The debt buildup is not just the result of a weak hand at the financial tiller. It may also be accurate to say that these increases are the result of the government deliberately leveraging China’s domestic balance sheet to achieve its policy goal of high GDP growth
  • The offshore RMB market bears no relation to the broader onshore market or its economic conditions. Bonds are issued more cheaply offshore than they would be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huge demand for even the smallest yield enhancement on the growing pool of RMB deposits
  • Given China’s geographical size and huge population, it is unlikely that its economy will grind to a halt in the way that Japan’s did after its magnificent run in the 1980s. China knows well that when Japan freed up the yen to appreciate and deregulated its financial markets, it was entering the last stage of its wild asset bubble
  • What is the advantage of creating such a complex and difficult-to-manage financial system? 1) an important catalyst for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2) a mechanism allowing money to flow among various groups; 3) a familiar surface for local business and politics that attracts foreign support and admiration
  • The Chinese commonly explain the complexity of their system saying: “Our economy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so our markets work differently from those in the West.” It turns out that this is a simple statement of the truth

忧郁的热带

(补发;写于2019年6月19日)

到了哥伦比亚才知道,其实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处于赤道以北,所谓的南美洲,要从第二站秘鲁起才真正跨越进南半球。

Gustavo很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这个国家,他说波哥大就是南美洲的伦敦,总是在下雨。这个地方在安第斯山脉沿线,海拔接近三千米,很多人初来的时候都会有高原反应。山区气候一大特征就是多雨,尤其是山阳面,我们早上去开会的路上,清爽的山雨不打一声招呼就下了起来。

今天是美洲杯哥伦比亚队比赛日,就跟在发达国家谈论天气一样,足球或许是南美洲同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上的meeting有个同事包里就揣了一件哥伦比亚球衣;下午去Telefonica,里面接待的小哥热情地介绍说员工们正往四百人的活动中心集结,准备一会看比赛;会议结束客户得知我们要去赶飞机,关切地问起会不会堵车,随行的同事立刻接话道,这个点大家都去看比赛了,路上肯定不会堵。

和波哥大只有短暂不到24小时的匆匆一瞥,车接车送地转来转去,却没怎么把住这个城市的脉搏。和墨西哥城相比,这里的人口密度还没到让人犯“密集恐惧症”的地步,而整个城市的气象让人想起西班牙,泛着一股扎根于大地里的土气,却又不失几分从历史积淀下来的高贵气质,美丽而又平易近人。

这个国家盛产咖啡,午饭的时候Gabi回忆起之前不知哪一次的出差,受客户邀请品尝到了上好的咖啡,还带着巧克力味,令人赞不绝口。也许是听完这个段子之后的心理作用,午饭后跟着他点的一杯cappuccino,喝起来都让人感觉到的确特别,香醇浓郁,一点都没有美国大部分咖啡店里泡出来的苦味。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算是这次波哥大之行的高光时刻。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在机场入关出关的时候,我的这本中国护照自然要比别人耽误更多的时间,这倒没什么让人意外的,但每次检察官审核完甚至敲完章之后,都会起身领我朝一边走去。我寻摸着怎么到了拉丁美洲还要去小黑屋,结果不然,其实我是被领到了另一个窗口,那里坐着一个“专员”负责再次查验一下我的护照。只见他拿起手里的一个类似放大镜似的小工具,贴着封面页看了一会儿,然后又翻开到美国签证那一页,用同样的方式又看了几秒钟。我被这原始的检查方式彻底折服,想必坐在对面的这位“专员”也万般无奈,等到所有工序结束之后他递还护照的时候,我们相视的那一刻,两个人都尴尬而会心地笑了。

拉丁美洲国家其实人口流动性很强,这里似乎不太需要谈论国籍和背景,也许也是因为这些微妙的变量在我一个外人眼前实在难以察觉。天底下的西班牙语似乎都一个味儿,这次招待我们的当地同事,Gustavo来自萨尔瓦多,Luis来自委内瑞拉,其实都不是哥伦比亚人。这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和区域影响力,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来自周边国家地区的人才。

我也是在写这篇文章不久前才意识到,这个国家不仅有足球和咖啡,还有马尔克斯,奇怪的是这个意象从头到尾都没有在我静静观察波哥大的时候浮现在脑海前。可当我写下上面的这么多琐碎片段,再用马尔克斯这块“滤镜”回望时,又觉得一切都那么合适,那么恰到好处。南美洲有着独特的地域性,这份气质甚至只属于这里,哪怕在墨西哥也无法感受得到。由于美国的影响力实在太大,“臂展”太长,即便身在墨西哥你也不觉得自己在另一个国度,而一旦踏上了南美洲大陆,好像一切都重新来过了。这个地方有自己的轨迹和节奏,这里的人们不需要别人去帮他们计算白天和黑夜的长度;他们自己给自己的时钟上发条。

朱天文《最好的时光》

(补发;2018年11月11日,未读完)

中卷   一部电影的开始到完成

源起

p.226

浅则言,这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被太多急于走入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造作得变了形,如此产生出作品来,不免一堆词浮意露的廉价喧哗。……我听焦雄屏讲过,以前她所崇敬的导演,至今若纯属个人钟爱来说,一是小津安二郎,一是费里尼。费里尼即使如他早期的写实电影《大路》等,亦不全是环绕在新写实主义反映的战后贫困的主题上,而宁是在于爱情、青春、生命,故为此曾被他同时代的人攻击过。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亦与黑泽明的人道主义大异其趣,而小津则是日本民族的,那种对人生思省的悠远之境。

剧本讨论

p.232

的确,剧本讨论中,我发现,动力是来自于某几个令人难忘的场面,从这个场面切入去想,像投石入深潭,荡起了涟漪。吸引侯孝贤走进内容的东西,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画面的魅力。他倾向于气氛和个性,对说故事没兴趣。所以许多交待阿远背景的戏,他用情绪跟画面直接跳接,不做回忆方式的处理,而近似人的意识活动那样,气氛对了,就一个一个镜头进去,并不管时空上的逻辑性。

这时我才恍然了解到,侯孝贤“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电影的特质,也在此,是抒情的,而非叙事和戏剧。

拍摄

p.250-51

尚雷诺曾说:“要先让环境征服你,然后你才能去征服环境;要先被动而后才能主动。”侯孝贤拍环境、和不怎么分镜的创作过程,到与此相似。……

表现在他电影中,便是黄建业所言、“充沛的生活兴味”。同时也表现出他不急于推动观众接受某一种观点或情绪,认为这是霸道且虚假的。他宁愿以观察者的身份敬慎地把对象呈现出来,让观众更多自由去发现内涵。而虽然说是观察者,但他拍摄时的为什么选这个拍,不选那个拍,此选择摄取的过程,当然是观察者的人已在里面了,这样的电影的内涵,到最后,其实就是看到了拍摄者他的人,跟他的心。

p.263

阿城又说:“你找到了限制,就找到了自由。”他举做陶为例,是有陶土这样的限制。只能做陶器,不能做别的,而就在这样的限制里面,却发展出来了陶艺的无限性。侯孝贤立刻想到拍电影的现状,制作环境限制,工业体制限制,题材和尺度限制,然而与其面红耳赤的把力气消耗在对付这些限制上,倒不如将限制当成像蚌里的痛楚的沙粒,最终却成就出一颗晶盈的珍珠。……

剪接

p.271

要到这回《恋恋风尘》拍完,侯孝贤从失败处才明白了一个道理,因为喜欢真实,和对一切真实事物的执着,使得他的电影不但跟环境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深受演员影响。他拍人,多过拍其它任何主题的兴趣,到这部电影时更突显了出来。他既不愿意假手于任何设计意味的帮助,所有剩下的就是真实的人,和人的生活。他必须依赖在这个之上,面对面的去拍。

下卷   关于电影

我们的安安呀

p.282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我只是或者比别人多一些日短长夜之苦而已,竟至如此缠绵啰嗦,实非本意。

但我真高兴安安就要开拍了。灵感来自于张安槿的小说《流放》,加入了天心的《绿竹引》,古梅的《夏堤河之战》,许多许多。想象这部电影,像外婆从日本带回送我的一条粉红撒银线纱巾,我爱迎着太阳光抖开,看着密密疏疏、丝丝缕缕的经纬,仿佛我的情怀,坤厚的、孝贤的、他们的思绪和用心,共同织出了一片人人都爱的锦烂,我们的安安呀。

初论侯孝贤

p.292

不久前会见一位纽约回来的剪接师郑淑丽小姐,她把这些时的国片都看了一遍,非常赞叹侯孝贤作品当中充满原创点所辐射而出的亮光和暖流,看得见导演面对题材时主动有力的感应,而不是拿技巧方法去剖析题材,表现题材。

《青梅竹马》访蔡琴

p.306

问到蔡琴演唱演戏有何不同?她说,有一天早晨醒来,觉得自己可以死了。你们写小说的人,每一天对你都很起劲吧,你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叫你去看东西,写东西,每天都是新的,会想要好好过它。演唱是很快乐,却不能给我这些。

p.307

金马奖外片观摩展那阵子,蔡琴把伯格曼的电影皆看了,她有她的认真。开镜前,她同杨德昌侯孝贤赖声川去龙山寺烧香,从正殿拜到中庭,到里间,一座一座拜进去,拜出门,宛觉日来浮扬的心思一阶一进都宁静了下来。最后杨德昌跟她把金纸送到金炉去烧,守着炉,市声恍恍的在身边,又像在远处。火光剥剥跳上脸来,是真的。

金沙的日子

p.311-12

吃过饭等打光,蔡琴睡着了,整个人埋进被子里,露在外面的头脸,戴着杨德昌那顶商标鸭舌帽,帽檐覆住脸,熟睡的她像个小女孩子。孝贤也睡死了,半截身子在床上,半截吊地上。屋里只有一盏台灯,我就着不够亮的灯光看书,杨德昌静静靠墙坐在房间一角。我偶然抬头看见他,他坐在那里的神情,好像一尊守门神,守着此刻屋中所有,而不管是爱情或友情,他都执意要守一辈子。

许多事件飞过我眼前。曾经中午接到他的电话,大叫:“我写完啦!”弄了几个月弄不出的《青梅竹马》剧本,一天一夜之间竟就下笔如有神助的完成了。编剧几人在他济南路家里做功课,研读录影带大岛渚的《少年》,他且把《少年》的分场细细列出一张长单,影印了分送给大家品阅。星期天中影厂剪接室外边,赖声川抱了一只橄榄球来探望他,跟孝贤三个人,在停车场上抛橄榄球,明明是三个大男孩,越抛越跑开去了,混进游人杂迹中。烟尘尘的午后阳光,回荡着文化村播送出来的流行歌,俗烂的歌声,却唱得秋日长空秋阳阔达。我坐在阶梯上捧读剧本手稿,并不为剧情,哭了。

电影与小说

p.322

然后我以为,电影是事物和人物的情境,因此安排情节不如安排状况,让人物的个性在状况当中碰撞,自然延展出故事。换言之,情节越简单,越能铺陈细节,靠细节推动故事进行,积蕴出一个总体的感觉,……

要到拍摄《童年往事》期间,我才发现,电影是光影和画面。伴随这个发现的是,电影原来也是创作,不是制造。而创作,永远只能够是独力完成的。至此电影似乎有了它绝对异于其他创作的一项特质,影像。……

《悲情城市》十三问

p.348

诗的方式,不是以冲突,而是以反映与参差对。既不能用戏剧性的冲突来表现苦痛,结果也就不能用悲剧最后的“救赎”来化解。诗是以反映无限时间空间的流变,对照出人在之中存在的事实却也是稍纵即逝的事实,终于是人的世界和大化自然的世界这个事实啊。对之,诗不以救赎化解,而是终生无止的绵绵咏叹、沉思、与默念。

云块剪接法——序《戏梦人生》

p.372

用这样的镜头说故事,使人想到手工艺时代。

这次他开始动了——序《好男好女》

p.377

使用长镜头之难,难在如何统摄住看起来是散荡游离,缺乏作用的任何一个单一画面。因为既然不走戏剧,放弃掉冲突,高潮,也无视于情节起码需要的铺陈或伏笔,那么,靠什么东西来完成一部电影呢?

我以为,根本上,长镜头是干脆采纳了另外一种角度看世界。一种理解,一种诠释。

《海上花》的拍摄

p.391

大家都说张爱玲是华丽的,但她自己说:“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然后,她也说:“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乎它的美没有底子。”又提了一次“底子”。然后她又说:“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张爱玲数次提到素朴的底子,《海上花》想要拍的就是这个:日常生活的痕迹,时间与空间的当下,人的神采,想要拍这个神采。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身在历史何处》

(补发;2018年7月23日读毕)

第二章 | 第一次,未见铁托(Comment, La Première Fois, Je N’ai Pas Vu Tito)

一次,埃多和我撞见外公四肢摊开躺在阳台上,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盯着Start杂志里裸体女郎的图片。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晾衣绳上挂了从杂志里撕下来的几页纸,而不是需要晒干的衣服罢了。

“你睡着了吗,外公?”我问他。

他赶忙把色情杂志藏到床垫底下,把挂在晾衣绳上的那几页也扯了下来。

“死亡,孩子们,死亡就像衬衣,永远抓着你的背!”他说道。

裸体女郎和“死亡像衬衣”究竟有什么关系,我实在不得要领。但我仍添枝加叶说道:

——更像紧身内衣,因为它粘在背上。

——小家伙,你想得不错,最重要的是你得出了一个很好的结论。

这是外公风趣搞笑的一面。


铁托同志马上就要出现了,紧张感突然变得更强烈了。排成一列的黑色梅萨德斯出现在我们面前,发动机隆隆作响,还溅了我们一身泥水。我惊得不知所措,四下张望;而此时人们正在动作夸张地向车队致敬,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可铁托在哪儿啊?”我问老师。

“那儿,蠢货,你没看见吗?!”她小声说道,双眼蒙着一层水汽。

我老师怒不可遏,因为我问了如此愚蠢的问题,而且还是在她的欣喜之情达到高潮的时候。我踮起脚想看看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可惜没有看到,他的车已经朝巴斯卡斯开过去了。就这样,第一次,我没有见到铁托。


第四章 | 上即是下,天即是地(Ce Qui Est En Haut Est En Bas, Ce Qui Est En Bas Est En Haut)

我朝着坟墓往下跑,决定到那儿去头朝下待一会儿。就这样凝视着马里因德沃尔教堂,看看火车在大地的上方航行,而天空在下面,见不到底,这种感觉让我兴奋不已。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明白了原来犹太人大卫之星的智慧就藏在萨拉热窝的景象之中。为什么非要我把一切都倒过来才能看得如此清楚呢?在下边的也在上边,在上边的也在下边。天黑了。血液涌向我的大脑。


1969年,外公在穆斯塔法戈卢比奇街2号的大房子被卖掉了。没过多久,房子就被拆毁了。因为警察之家要进行扩建。就这样,这所颓败的公爵别墅——这所见证了我童年时期很多重要经历的房子,在世间消失了。与努曼卡迪奇一家有关的一切从此成了我们回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的灵魂仍然浸润在它的庄严之中。随着房子的拆毁,我人生最初的那些片段在遗忘中渐渐远去,可另外一些事情,却已悄然开始。


第五章 | 被中断的电影处女作(Premier Film Interrompu)

艺术圈里的人经常会用到“有表现力”这个词。我呢,我觉得这个词跟“有意思”差不多。然而“有意思”并不讨我喜欢,因为在我表哥的画展开幕式上,有一个画家就用了这个字眼。很显然埃多的作品并没有得到他的青睐,因为他说:

“我跟你说,埃多,你的画很有意思。”

埃多盯着他,一个字也没说,那个画家又补充了一句:

“是非常有意思。”

这话的意思是:我不想伤害你。他不喜欢那些画,他没有说谎,他没有极力恭维说那是杰作。


如果在拍摄过程中,一个取景让你满意,等它到荧幕上的时候会比你感觉的还要棒好几倍。可如果有什么让你不满意——但是根据快速写电影剧本的著名原则,你就得自己骗自己说‘不错,咱们继续’,这没什么,但到大荧幕上缺陷也同样会扩大好几倍。比拍摄时要糟好几倍!在导演过程中一旦你漏掉什么就会永远错过了,根本不可能回头。


第六章 | 当爱情降临(Quand L’Amour Tombe)

在捷克女人的身上,那些满身毛发寻欢作乐的男人看到的是一个理想的组合——既有家庭女教师的一面,又有放荡妓女的一面。宾馆对面的霓虹广告牌不停地闪烁着,影子恰好停在我头正上方的墙壁上。我感觉这灯光就像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声音。很久以来,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是我能看到的东西我就能听见它的声音。当电车轰鸣着穿过瓦茨拉夫广场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一个未来的导演来说,能将光线感觉成声音的本领是个优势。


我静静看着马娅,想象着爱情就像一列朝你冲来的火车:轮子发出哐当哐当的撞击声,车身离你越来越近了,可是你呢,你在铁轨上一动不动,脑海中都是她的眼神——饱含情感紧紧包裹着你,让你再也听不见列车发出的嘈杂声,就算火车从你身上碾过,你也感觉不到疼痛。突然之间,在爱情的作用下,你失去了所有知觉。你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只是过了一会儿,你发现这趟列车并不存在,爱情这件事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爱情就是一场梦。也许这只不过是一个物理学的谜题,是这个谜让处在同一空间而温度不同的两个身体逐渐交融。


第七章 | 麻醉伤痛的捷克人(Les Tchèques Tourmentés Sous Anesthésie)

就是在这个车站,曾经的我就像个小流氓一样,在火车要开动的时候用报纸敲乘客的头,现在糗事终于轮到了自己头上,我都顾不上什么离别的伤感了。根本都不需要小淘气鬼来惩罚我,我童年时候在别人身上干的事就找回来了。我正站在火车的台阶上,车身一晃,我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妈妈已是热泪盈眶。我一屁股跌坐在车厢里,手还紧紧抓着包裹。包上的绳子松了,里面装的东西开始往外掉。我努力挥起一只手朝朋友们道别,而另一只手,在慌忙之中试着抓住泳裤、袜子,还有紧身内衣。最后,我只得把脸紧贴在包裹上,我就以这种方式告别了萨拉热窝。火车开始提速。我蹲在车上,稍微挥了挥手向送行的人最后道别。我保持着这个极不舒服的姿势,用目光寻找马娅的身影,我真是个可怜的蠢货,还期待着她会出现在月台上。就这样,萨拉热窝在我眼中愈小,马娅的影子就变得愈大。我们彼此之间多么缺乏忠诚啊!我在想。所有的朋友都在这儿,来向我表达他们对我的深厚情谊,而我满心想的,却是一个根本没露面的人。


当这个民族的人喝起啤酒,他们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会说些什么呢?福尔曼、门茨尔、弗拉齐尔这些捷克人,他们将对苏联的小小反抗藏在了欧洲电影之中。看着他们的作品,我自己也想在南斯拉夫拍一部关于小人物的电影。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捷克的啤酒店里度过了很多时光,竖着耳朵听那些来喝酒的人一饮而尽的时候都说些什么。每天晚上,一下了课,我都去听他们的谈话。


第八章 | 谢谢你,费里尼(Merci à Toi, Fellini)

对于我的电影作品来说,《阿玛柯德》就像是一场宇宙大爆炸。片中的画面和用意成为我电影创作的源泉。从那以后,我以这部电影为标尺衡量我的电影生涯。生活中所经历的所有重大事件刷新了我的存在!我的母亲、父亲、家庭、朋友,还有那些不经意间触及灵魂的元素:森林、山区、女人的丰臀、自行车、寺庙的塔尖、桥、火车、公交车……所有我不喜欢的:领带、摩天大楼、刀叉、学校、医院。最后,还有所有在我眼中有价值的:高尚、勇气、历史、音乐。对于所有这一切,我都有新的发现。


第九章 | 逝者是酒精的大敌(Le Défunt Était Un Grand Adversaire Le L’alcool)

我们沿马塞洛·施耐德路一路往下朝公交车站走,妈妈和爸爸又像平常一样吵了起来:

“为什么又这样,就连我们孩子结婚你都没法不提铁托?!”妈妈指责爸爸。

“桑卡,我的朋友,难道我一辈子都得忍受你对我指指点点吗?”爸爸反驳。

“穆拉,要是你能不提这些该死的政治,至少在这种正式的场合不提,我就不挑你毛病!”

桑卡满眼泪水,爸爸变得温柔起来:

“不是我,桑卡,你摸摸自己的良心,是米绍先提起来的。听着,要是你想,咱们回去,让他亲自跟你说。”

桑卡还在哭,那一刻爸爸明白了:桑卡是意识到她的儿子要永远离开她了,他要去过自己新的生活了。


席德兰的父亲是我们两人文学灵感的源泉。而我爸爸恰恰相反,他将直接来源于生活的东西、那些文学给不了的东西注入了《你还记得多莉·贝尔?》。穆拉就是活生生的模型,丰富了父亲这个角色的细节——把漏雨的屋顶抛到脑后根本不去修理,却在讨论世界的不公,坚信2000年以后共产主义将会统治整个地球。编剧和导演的命运交汇在一起,对这部电影的名望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最后,父亲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角,而不是迪诺——尽管斯拉维科·什蒂马茨将这个萨拉热窝青少年的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第十章 | 电影都有阴暗面(Il N’y a Pas De Film Sans Obscurité)

我已经喝了好几杯红酒,尽管兹维耶廷和我在政治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但我感觉到我逐渐得到了这个男人的尊重。而且我认为他会原谅我大胆的言论。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又推进一步:

——让巴尔干民族承受种种悲剧的唯一因素,就是政治。无论是在我们的电影中,还是戏剧或书籍中,是政治给主人公们扣上了某些或然问题,而这正是悲剧唯一真实的素材。更确切一点来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哪件悲剧是与政治无关的!

——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可别跟我说日常生活里就没有悲剧的影子啊!

——当然有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那里就有!

——那西班牙人呢?

茨维耶廷问道。他这一句话把话题转向了玩笑。

——你不相信我,可他们也不会为了生活中的悲剧自相残杀的。除此之外,西班牙绘画中最伟大的作品都深深浸润在政治背景之中,比方说戈雅(Goya)。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西班牙人都是透过机关枪的准星相互交流的。正因为这样,安德里奇解释了为何悲剧文学这一类无法在塞尔维亚得到发展。

……

——你知道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吗?这个米希兹和他的同类们,他们正在破坏我们的南斯拉夫!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搞破坏,但那些有文化的民族主义者是很好的对话者。跟他们在一起,你能感受到什么才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我实在是受够了,茨维耶廷,受够了那些流氓败类,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不得不让自己的言语也变得粗俗,这样才能显得我们没有在卖弄学问,要是我们不小心说了个什么外国词儿,那可就糟了。或者,当我们碰见一些有修养的人,却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各种沮丧之情,这种沮丧正是来自缺乏成功及笼罩着萨拉热窝这座城市的压抑氛围。贝尔格莱德是一个大广场,是各种财富与思想的集散地,这里并不像萨拉热窝——没有自己的科贾将军,没有科学家、思想家抑或是启蒙运动的鼓吹者。

记下的事:二零一九

1.21-1.25 大事记
Foxconn is considering production in India
Kion plans to expand production in the US
Elliot and Starboard push eBay to split

1.28-2.1 大事记
Trump administration unveiled a set of charges against Huawei

2.18-2.22 大事记
Pinterest confidentially filed IPO

2.25-3.1 大事记
Trump would delay an increase in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Roche to buy biotech firm Spark for $4.8bn
GE to sell its biotech business to Danaher for $21bn

3.11-3.15 大事记
Nvidia to acquire Mellanox for $6.9bn

3.18-3.22 大事记
FIS to acquire Worldpay for $35bn

4.15-4.19 大事记
Amazon is exiting China’s e-commerce market

4.22-4.26 大事记
Occi offered to buy Anadarko for $38bn

4.29-5.3 大事记
WeWork filed confidentially for an IPO

5.6-5.10 大事记
Uber priced its IPO at $45 a share
Pemex to build a new refinery
U.S. blocked China Mobile from using American networks
Symantec’s CEO abruptly resigned

5.20-5.24 大事记
Google is halting some services for smartphones made by Huawei

5.27-5.31 大事记
Global Payments and TSYS will merge in a $21.5bn deal

6.3-6.7 大事记
Infineon would acquire Cypress for €9bn

6.10-6.14 大事记
United Technologies to merge with Raytheon in an all stock deal
Salesforce.com to buy Tableau for $15bn

6.24-6.28 大事记
Abbvie to buy Allergan for $63bn

7.8-7.12 大事记
McAfee plans to return to public markets

11.4-11.8 大事记
Xerox is considering making a cash and stock offer for HP
China sold bonds in euro for the first time in 15 years

12.2-12.6 大事记
Aramco prices its IPO at $1.7tn value

12.16-12.20 大事记
Broadcom is looking for a buyer for its RF business

张怡微《旧日的静定》

语言就是一家展延机

《语言就是一家展延机》

“人是多么复杂,疾病能照亮的那一些沟壑,都不能细看。”

“《搏击俱乐部》有句话大致是说,打斗过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打斗过后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癌症的作用是差不多的。它让身体充满痛苦,它的发生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但那之后,什么人生问题都将不是问题。”

“那会儿母亲正在认真地晒外婆弄脏的睡衣裤,搞得问问题的我很尴尬。但这就是家,既是尴尬横行也不会怎样的地方。”

“在我读博士漫长的五年中,她每天跪在菩萨前为我祝福。有些祝福的话也不是很好听:‘我的外孙女叫张怡微,她有一本书已经写了五年,好比瞎子磨刀,快要结束了。’如果有一天,我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我想在扉页上写,‘献给我的外婆王凤娣女士’,好像外国人一样。因为没有人比她更希望我快点写完,快点回家。但她不再记得了。”

《新年作》

“对我来说,也许过年是一种‘连接感’。它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会有春、夏、秋、冬的流转,像自然界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时间,锤炼我们对于变迁的接纳。”

“然而这样普通的事,在此时此刻都令人想念。倒不是想念父亲母亲节制的祝福,而是想念那种手和脚还能长出一寸来的希望,想念等待身体美好变化的好日子。”

《旧时迷宫》

“很多人都觉得唱革命歌曲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事,我也怀疑我在附庸风雅。但当我看到她在篮球场上的照片时,突然想起我们一起穿过小闸镇坐公车第一次去龙华烈士陵园扫墓。那时我多紧张、多兴奋,还问她:‘红领巾真的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吗?’她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啊!’就突然会产生和大人一样的感伤。”

“与破败的建筑一同消失的,是曾以为永远不会被拔除的人情。”

“社会阶层日渐明晰,比当时出国潮更为严酷地逆水行舟之后,人们就少了太多造梦的空间和机会。说不上什么欢笑,也没有泪水。有的只是最平常的流逝、哀婉和惆怅。有时候我走在光秃秃的新路上,看到那些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会很激动的。但是我知道,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知道的,以后的人,也不会再知道。”

《大自鸣钟之味》

“我记得,那天父亲一直都在掏钱掏钱,这个动作让我感到很忐忑。我就问他:‘玩锦江乐园是不是要很多钱啊?妈妈会不会骂啊?’然后父亲说:‘不会啊,爸爸很有钱啊。’我说:‘你很有钱吗?’他说:‘是啊,你想啊,你能想出一个人比爸爸有钱吗?’然后我没有想出来。”

“我最后问他:‘爸爸,为什么大自鸣钟叫大自鸣钟呢?’他想了想说:‘大概以前这里有个钟的吧,现在没有了。’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呀。’他又补充道。”

《家族合照》

“我想我从前惧怕合照,正是因为知道生活本身的残缺不可能用一张照片来弥合。后来我接受了合照,也是因为接受了残缺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去年我们看了一场演出,那真是一场不知道如何形容的、并不成功的演出。我举着荧光棒,像一个宽容的观众一样捧场。在演出半程时,他突然拿手机自拍了一张我们的照片,我的脸在两根彩色荧光棒里。……我有五六年再也不追求任何合照了,但是突然间居然有了一张。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心酸。我曾以为那是我们共同的遗憾,现在已经没有遗憾了,虽然他最后并没有把照片发给我,但是我们以及没有共同的遗憾了。”

《微光与低语的城市》

“如今每次从浦东机场广袤迷蒙的高架一路回家的途中,倒没有所谓少小离家的哀苦之感,多的是敝帚自珍的温馨。”

“不知为何,如今站在黄浦江畔眺望外滩,我仿佛也能感觉到这样‘导游’‘上帝’及‘知己’之感了。像去一个熟人的心里游览,误以为是了解的,后来才知别有洞天。”

“故乡是什么呢?故乡是我们去了好多地方,花了好多好多年,时间久得好像原来仅仅是路过这里,但用时髦的话说,再看一眼,还是想留下。”

《29+1》

“记得第一次上本科生的课,我走进教室时异常紧张。倒不是因为准备不充分,每节课我都写了完整的讲稿,最不济从头到尾念一遍,当个无聊透顶得念稿老师也就罢了。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那么多炯炯有神的眼睛了,一只只像电灯泡一样对着我,特别刺眼。我已经看了很多生无可恋的博士的脸,时间与发际线的搏斗战况相当惨烈的脸……主要是眼神,灰暗且又在强撑的眼神,看多了也就以为人类都是这样。突然间切换到那么多18岁的眼睛,这真令人慌张。”

“前辈都像是一种坐标,坐标上又有斑驳的、创伤的痕迹,是幽暗又重要的灯塔。我离这些灯塔还有多远的距离,这种距离是多么令人不安。因为其实所有重要的灯塔的光芒,都是不那么明亮的,甚至有些顽强。但它又存在于远方,是一种希冀,一种你心里十分明白,当你走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光芒就不知道还有没有的……那种东西。”

“博士毕业的时候,导师对我说了一些语重心长的话。有天我们约在星巴克吃早餐,她提着大包小包要送我的礼物,其实都是一些VCD,《杜十娘》《怨女》《金锁记》什么的,她说以后你上通识课也许能用上。然后她说,你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完了,以后你会怀念这一年,因为从此以后,社会就要你奉献自己了。我当时并不算听得很明白,其实现在也是。我只是有些担心,因为我已经没有VCD播放器了,时代跑得有点快,我的新电脑也没有了光驱。老师要帮我的这部分东西,是不是我的负担呢?”

“小时候,我一直都很希望自己在人生的转折点上,能像武侠小说里写的一样,遇到一个什么衣衫褴褛的高人为我指点迷津,告诉我接下来应该往哪走。现在29+1,反倒不指望了。生活里的事,就像开小巴,好多窍门的,但知道这些窍门,你也只是多开一圈。”

探路

《课堂内外的王安忆》

“……王安忆对于‘世俗’与‘庄严’之间的关系的清醒理解,而这种建构,是王安忆独有的,也是她有别于其他‘海派作家’的独特之处。即便这会大大折损阅读的趣味,那显然不是她最在意的部分。她在小说审美上的执着,一直在追问‘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生活在小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其实将生活与小说解剖了开来,它们不再互相表现、难兄难弟,它们似乎应该是不一样的。”

追光

《咏猫》

“后来我还摸过好多猫的头,挠它们的下巴,每一只,都让我想到‘楼组长’,也让我想到那一段压抑、紧张的时光里唯一的慰藉,‘楼组长’曾像一只石狮子一样守卫着我。它出现到它离开,很短的日子,我完成了我的论文,这像一个隐喻,它可不是什么玩偶。我没有来得及与它告别,即使它本来就应该四处游荡、胸无大志,天使也不过是这样的。”

《口红雨衣》

“透过我曾在写作上投注的铺张与矫情的倾诉欲,他们甚至要比我的亲戚、邻居、同事更熟悉我内心的想法,更熟悉我对他们的陌生。譬如他们很熟悉我的无视、客套,很熟悉我内心的纠结、胆怯,但他们什么也不会对我说。比起他们对我的了解,我对他们的生活却是那么陌生,即使想要用力亲切,仍手足无措。这让我感觉到些许成年世界的残酷,你明明看到了真心,却不知道怎么面对。”

《将来的你》

“我小时候一直听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话对也不对,从获取知识的方面来说是对的,但有时又难免令人产生怀疑。譬如在我的经验里,书恰恰是人在无法进步的时候、迷惘的时候、很不开心的时候、很不顺心的时候,倒退步伐可以踩住的阶梯。”

《希望你有机会来》

“‘希望你有机会来’好像是中学同学会写的明信片的标准收尾。他们希望我有机会去的包括英国、法国、摩洛哥、瑞士、美国、日本等等地方,我努力回忆,是不是语文老师曾经教过大家这样的明信片收尾。然而我还是很感动,大部分地方,我至今都没有去过。我依然没有那些‘机会’,他们却已经离开了。悬浮在空气中的邀约,仿佛是青春里的承诺,那么轻盈、不可靠,又让人牵肠挂肚。”

“很难想象,我读博五年,它们就一直睡在我的书桌里,直到我回来又两年,它们一点也没有发黄、变霉。即使物是人非,投递的人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些纸片依然如故。提醒着我青春那么简短,离别那么寻常。”

《旧日的静定》

“流言似乎沉溺于自身,总不愿相信真正的担当是多么残酷、苦痛,又充满理想的光芒。离开李庄时在游览车上看到一个没有穿鞋的农人,正淡然走过自己的土地。想到林徽因在《窗子以外》里写的:‘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你在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纱!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

我们在和风细雨里眺望的人,唯有尊敬可以献出,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

《机智的算命生活》

“最后我问他:‘那你觉得我做什么职业好?’他想了很久说:‘你一定要在东面。不管在哪里,记得要在靠东的位置做事。’可以说很玄妙了。我家一直住在浦东,算不算东面呢?”

《写错的名字》

“幸好这个世界上还有无穷无尽的表情包。即使满腔怒火,丢一个新垣结衣的笑容也可以化解这一切,显得一切都没关系,一切都好商量。”

“直至我遇到了博士室友,我才发现因为父母的临时起意给我们造成的麻烦,我这种情况实在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因为她的名字里有两个不常用的汉字,据说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被老师点到过名字。”

《夏天里的冰》

“光明冰砖的标志是火炬,这个冰与火共存的意象,是上海的象征,又似乎,是苦夏的非分之想。在我的印象里,‘冰砖’是一种很高级的东西,要比棒冰高冷多了。比方有的人摘除了扁桃体,就要吃冰砖,冰砖就又有了药用的象征。我母亲喜欢在草莓上、沙拉上扣一块冰砖,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潜意识认为冰砖是一种配料。”

《那你功课做了没有啊》

“我家住在一楼,窗外市声嘈杂。经常能听到许多惊人的谈话,又显得很平常。譬如有天放学时分,有个阿婆问一个小学生:‘你爸爸昨天晚上是不是要打死你妈妈了?’小男孩说:‘没有啊。’阿婆说:‘肯定是的,涕零哐啷的。’小男孩说:‘那是楼上姓赵的。’阿婆说:‘那你功课做了没有啊。’他说:‘我要去做了,再会啦。’

这里面藏着多少真相,我这种隔墙之耳实在难以推敲。但我学到一个有用的技能——‘那你功课做了没有啊?’似乎可以接在任何残酷的、尴尬的谈话之后,是一个万能的聊天法门。”

阿城《遍地风流》

《遍地风流》的飒爽:

  •  “僵着脖颈盯住天,倒像俯身看海。”(《溜索》)
  • “我不知道是不是碰到了最好的马,也许我还没有走遍草原。”(《洗澡》)

《彼时正年轻》的青春冲动:

  • “天骂的菁华,无非是详细描述人体器官及其功能。”(《天骂》)
  • “很平庸的故事,油灯下讲,就都活动无边。”(《兔子》)
  • “插队到这大河边,一个夏天累得糊里糊涂,入秋方晓得‘悠然’二字。”(《秋天》)
  • “大家无论怎么背语录,念‘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还是畏惧。”(《夜路》)
  • “男汉没有过女人,可想过女人,这鸭没凫过水,不知想不想水。”(《打赌》)
  • “晓霞光着的两条腿上是第一次的血,苍蝇飞起来的时候,没有血的地方是安直梦里的白。”(《春梦》)
  • “来,我们把这个庙封上,让它永远不再害人。”(《大门》)
  • “王五斗第一次出远门,和上万人搭伙,一点都不害怕。”(《接见》)

《杂色》的“高级黑”(但严肃都藏得太深,留下太多表面上的抖机灵了):

  • “老侯就一直跟着,好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提琴》)
  • “八十块钱三口儿人,不安定团结怎么活?“(《妻妾》)
  • “我说老林哪,要不你怎么成了右派呢,看把你独立思考的。”(《结婚》)
  • “我说了,我就是右派,无反可平。”(《平反》)
  • “知识分子已经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是领导阶级了嘛,所以要体会国家的难处。”(《洁癖》)
  • “老贾很满意壮硕之年身处前提正确的年代,好极了,非常好。”(《定论》)
  • “大李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回忆》)

班宇《冬泳》

《盘锦豹子》:命定的四只幺鸡,“开杠”后命运直线下降式地扭转,终于待到枯木逢春之际,又再遭打击。眼睁睁看人被拴在生活的锁链里,也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迎刃而解的办法,所有挣扎和努力,结果都只是让事情难上加难。

《肃杀》:依旧是少年的视角,细致地观察着发生在大人身上的事,只不过这一次距离人物(“我爸”和肖叔)更近。《盘锦豹子》是人物小传,《肃杀》则伴随着少年眼中的世事人非。在父辈的奔劳窘迫之外,和自己同辈的肖叔的儿子(和文末出现的女友)却不知怎的闪动着微光。“忽然一阵冷风吹过……那一刻,我觉得她真是好看极了。”不经意间,写出了一份真挚与无奈。在“看球”这条线索的穿插下,叙述和行文异常紧凑。

《冬泳》:主角终于换成了“自己”,随着情节进展也越读越带劲儿,带着个人的抗争和试图冲破牢笼,但又时刻感觉到即将崩塌。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纯洁女孩的形象,她们给冰冷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慰藉,“我跟她们一起走过铁道……前方仿佛有着整整一生的时间。”寒冷的冬天里,受苦的人依旧有不灭的憧憬。

《空中道路》:通过眼花缭乱的片段打破传统叙事结构,很有画面感,这种编排浸入了作者不少自己的感受。班立新和李叔,意气风发,到一点点被沉重压垮,其中的细节怕是早就被遗忘了,留下来的就是些有的没的。它们如同这些文字一样模糊而纷乱。

读班宇的故事让人疲惫,个人命运被封锁得密不透风,久而久之也就锈迹斑斑,看不到哪怕是半点出路和可能。

他的文字倒也干脆,废话不多说,直来直去,很少跟你谈论事实以外的东西,抒情跟议论在这里都靠边站,“带病呻吟”更是不可能。到头来顶多有一些不必深究下去的疑惑。

在生活面前我们差点就拔刀相向,也不知道最后到底靠的是什么,推着自己的身体走到现在。

《梯形夕阳》:年轻人的视角总算轻松了一些,文章的底色是相对明快的,冷不丁的一句幽默层出不穷:“你妈了个逼的,春暖人间。”“洪水一冲过来,两岸猿声啼不住……我说,这句诗原来是形容发大水的啊。”“在共产主义峰上,一切都将得以解释……”“据说当地有首歌,只有一句歌词,咿咿呀呀反反复复地唱,翻译过来是说,世界就是两道门之间的路。”“来了十几天,……毫无进展,天天陪着一个出纳员准备知识竞赛,实在令人丧气。”文章每每到了结尾就突然慢了下来,感叹之余多少有几分矫情,但或许这就是尾声时候的样子。

阅读这样的故事是有趣的,也是有意味的,可还是感觉少了些有力度和超验的东西。就像在热闹的集市里兜兜转转了好久,最终却什么也没买下来的那种细微的遗憾。

这几个短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叫做失去,它不仅仅是下岗那样身份和职业上的失去,而是理想破灭,努力付诸东流,生活又重新回到原点那样的失去。比物质上的失去更可怕的,是时间的流失和从头再来过的不可能。的确,从塔吉克斯坦流过来的河释放着善意,但恐怕这也是世上仅存不多的善意与温柔了。

《工人村》:风格越来越朝黑色幽默的方向发展,像纸片一样薄的人物,浮世绘一般的市井素描,但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百无聊赖,而是混沌庸常和荒诞中透着油滑和不正经,也有点破罐子破摔,是年轻气盛的文字。潇洒之余,滋味还欠了些。

《枪墓》:流畅的感觉又回来了,不过还是时不时透着几分玩世不恭,和未识尽人生愁滋味的爽快。但在表面的忙碌和浑浑噩噩背后,清楚看得出“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也可能是所有篇目中某种意义上最澄澈的一个人物(可能是因为他的自主性,既没有父母催婚,也没有领导命令),做的多是粗鄙事,到头不失少年心。在那些窘迫,飘摇,透不过气的日子里,脑海里冰冷的北方和那些故事里似熟悉似陌生的人物,成为了最温暖的陪伴。故事总会讲完,但生活还得继续,而且不得不否认的是,有些路只能一个人独自走完。《枪墓》写出了前面几篇都不曾有过的时空感,如苍茫夜空,闪闪星辰。

顾城《顾城哲思录》

自由与宿命

命运不是风来回吹,命运是大地,走到哪里你都在命中。

反叛和宿命——大海掀起无数反叛的海浪,却从没有升上天空。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一直处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状态中——你要求自由,可能就要同时接受死亡;而你接受生活,又往往必须扭曲本性。

不过在中国的哲学里,后来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完全调和了这两者的矛盾——

就是说人大可以继续过他的生活,而他的心呢,是自然的;就像云在天上,水在瓶子里一样,彼此一点儿也不矛盾;各在各的领域里,互不相干,安全地并存。

这呢,也算是我的一个座右铭吧——人可以像蚂蚁一样地生活,但是可以像神一样美丽——生如蚁而美如神。

我不认识命运,却为它日夜工作。

幻想就是幻想,现实就是现实,这两者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幻想是天上的云,随风飘荡;而人如同地上的猪狗一样,你就飘荡不得。

因为你要做一朵花,才会觉得春天离开你;如果你是春天,就没有离开,就永远有花。

理想与实现

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的与众不同在于他不强求结果,他很明白理想就是理想,云在青天。

在没有自由的时候,我们获得了精神;在没有精神的年代,起码我们保存了真诚。

通常的情形,精神会到来还会走,精神到来的时候,你做了这件事,你醒了,精神走了,这时候你怎么办?这时候特别可怕,因为你已经享受过了精神,或者说精神已经把你腐蚀出了一个空洞了,然后它走了以后呢?你就剩一个空心儿待在这儿。

这时候呢,你既不属于生活的逻辑,你也不属于生命的状态或精神的状态。这时候就特别尴尬。这也是一个恐怖,所谓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是这个东西。

自然的生长

其实生命唯一的真理就是“春来发几枝”——自然的生长。

我喜欢一种宁静的,属于人本身、自然本身的东西,而不是那种喧嚣的,带有人世扩张的、征服性的东西。

我觉得一个胜利者,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失败者,因为他服从了统治和获取成功的规律。

[在中国]自我它是归于“无”的,无是无限,而“有”不过是姑且有之的幻影。那么这样一来,人的生活倒变得特别的自如美丽了。就像你说你父亲一直挨斗,但是忽然有一天他跟你一起钓鱼,那这一天是特别美丽的。这就是“万古长空”和“一朝风月”。

东西方的哲学都面对“有”和“无”的问题。西方喜欢化无为有,做形而上的探求;东方却习惯化有为无,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消问题。后一方法顺应哲学本性,防止了所有悖论,以取消规则而保持了精神的纯粹。

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盲目的,无论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

所谓盲目不是说它放弃了目的,而是说它不断地创造目的。

语言和文字

人不可能把自己由于无可奈何而捏造出来的语言加到一切事物上,并糊涂地认为那就是事物本身。语言不过是人类捕捉自己的一张小网。

文字的自由给人的世界带来危险,也带来了平白的语气和清朗的气象,它们最终汇合在一起,回到最初的梦寐之中。

我喜古诗,不因文学史,不因人们的仰望,而在它的美丽,文字清简明润,如玉如天,在于它显示出的中国哲思,那一无言就在眼前,若张九龄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死亡

当人面对死的时候,宗教出现了,哲学出现了;当死没有了,所有的哲学宗教也就没有了,连科学也用不着了,艺术文学也不会存在了。就这么尴尬。

人说人只要不死了,人生就怎么都是完美的了;就是说人生有足够的美好,只要再加上一个不死,就完美了。

可是只要一有这个不死,那一切人生的其他美好就会随即消失;爱情、亲情、勇敢、正义、思想、学习、智慧、创造,所有这些都是面对死才在的,或者说所有这些令人生美丽值得留恋的东西,都是人至痛恨的死带来的。

死亡真是个强大的力量。过去的人怀着什么样的希望和勇气呵,那些上祭坛的人,那些每天要和大象搏斗的人;现在看起来那时候有那么沉重的色调,有大石头,一句话一句话都是刻出来的,无论山鬼,怀沙,天问,射日,远游,思美人,国殇,每个字都是刻出来的,真的,那是真正的痛苦,深刻出来的字。

诗歌与书

我以为诗是自然语言的图像,它的美妙并非在于它对你的描述,而在于它自身的自如,恰恰反映了你,和你的光彩相映。

诗在事物转换的最新鲜的刹那显示出来,像刚刚凝结的金属,也像忽然而至的春天。它有一种光芒触动你的生命,使生命展开如万象起伏的树林。

形式不是灵魂的道路,而是它留下的脚印。

我觉得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回忆,那些细微的光芒附着在不同的小小事物上,就构成了不同的回忆;我们因此想起了遗忘了的事情,被死亡和诞生切断了的事情。

书并不能告诉我我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如果我的生命里没有,我不可能因为书而知道。

鸡的世界

鸡的世界与人世无别,只是少点文化,不相混杂。小鸡无知多动,母鸡琐碎,公鸡尴尬虚妄,与人一样,等级森严,一代代鸡如此近似,真像“百年孤独”,只是有的在春暮忽然透出清净的玉色,把人看呆了;每一代都有这个瞬间,优雅,平静,淡红的冠上有火焰。

文化和艺术

文化像棵树,好像有这样一个生长过程:开始时是简单的,但是很粗壮;然后就离根基远了,枝是越长越复杂,却越来越细弱,一阵风就给吹得吱吱作响,岌岌可危。

孔子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但是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上天没有声音,它却使四季运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我想他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是在这个境界、这个精神之下的。中国一样样实物中间,都浸涵着这个无限的背景,所以在那些铜铸石刻、雕梁画凤中才会永远地读到一片亘古清新的天地。

世上万般事皆可说谎,独艺术不能,故世人将艺术叫成大谎。至于这谎何以比现实还要诚实,世人就不去追究了。

让那些我们自以为闪闪发光的东西黯然失色

在这个时时刻刻讲求个性和特色的年代,每一部卖座的电影,都或多或少穿着一件华丽的外衣。这件外衣,可以像《寄生虫》那样张扬,也可似《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那样中气十足,亦或如同《罗马》《燃烧》,看着其貌不扬骨子里却闷骚得很。这些年头,你能回忆起的那些让人拍手称快的佳作,都多少揣着些不见得是噱头但又让人无法回避的“卖点”。不过渐渐地也会开始反思,自己对聪明花俏艺术手法的沉溺,是否反倒导致和现实世界离得越来越远。电影到底是“糖衣”魅惑,还是映照真实的棱镜。

把肯·洛奇今年的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和上述电影并置,就会给人这样的启发。近些年有太多作品关乎阶级矛盾,移民问题,或者平权运动,也许,是市面上聚焦劳动者阶层电影的稀缺造成了我们眼中的“新鲜感”。但其实,这份“新鲜感”恰是本片最不屑挖掘和呈现的,而它也正因为剥去了这些浮饰而更显得光彩熠熠。

电影的光芒与两位主演的精彩演出密不可分。尤其是女主Abbie,以其温和的眼神,不卑不亢的处事姿态,精准地为我们呈现了在生活重压面前人是如何被进一步压缩但又毫不失去尊严。她在医院对电话里的Maloney发飙的一场戏,相信也是2019年度的最动人的几个电影瞬间之一。这个形象让人很有感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谁没有一个总是在催活的老板,不顾及感受的客户,谁没在每天经历着和deadline赛跑的工作进度,和在长距离通勤中一点一点流失掉的时间呢。我们在自己生活中的那份努力和咬牙,坚持和窘迫,不就是Abbie一次次在即将顾此失彼的边缘竭力维持住的姿态么。这份守住的尊严,我相信是跨越阶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身份的。

男主Ricky则是一个略微不同的角色,如果说Abbie的形象更加稳定和沁人心脾,像潺潺流水,那么前者就是刺眼的阳光,偶尔光芒万丈偶尔又有些过于直接和粗暴。他其实和儿子Seb一样,都是风险的承担者,愿意在自己认定的选择上付出双倍的努力,也赌上双倍的命运,不留退路。这是一个略有棱角和带有悲剧色彩的角色,但导演并不执着于关注和剖析个人层面的“缺陷”,也并未过多移情,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悲剧背后的系统性因素上。影片揭示了在这个“效率至上”的大环境下,雇主是如何以“赋权”为名义剥削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的缺失,有序家庭关系的瓦解,“分秒必争”的劳动者们,在“自我雇佣”的幌子下成为了时间和进度条的奴隶。

影片有意无意在告诉我们,经济分工和技术进步,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效率追求的升级是彻底和不可逆的,但我们很多时候却会忽略它的危害,或是根本察觉不到它的发生。当人类还在憧憬机器有一天代替自己的时候,很有可能是自己首先成为了那个机器。肯·洛奇毫不避讳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同时,也很勇敢地抛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或是一次将之合理化的尝试。我们看到,在“历尽劫难”过后,Ricky还是蹒跚地从床上爬起,留了张字条之后继续出门干活。电影的结局是,老板Maloney和老婆Abbie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推着生活奇妙地又继续向前走了。

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生活的继续,靠的从来不是什么额外的意义和力量,更不是那些形而上或者只存在于一瞬间的东西。我们在很多其他作品里找到的那些曾经信以为真的答案,或许都没有Ricky给家人留下的这张字条来得有力量。其实,大多数冲突过后都没有玉石俱焚,因为人总是一直近乎本能地跌倒了又爬起,选择遗忘。我想生活的本质和尽头,正是在我们被自主的选择所吞噬,被不走运和不够强大击得遍体鳞伤之后,却依然沿着来时的路继续前行。

不要你治国平天下,我只做个讲故事的使者

“走位飘忽”的刁亦男老师在《南方车站的聚会》纽约电影节首映场后的Q&A里给大礼堂的观众莫名其妙地讲了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大意是他喜欢结构的趣味,而《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接故事,故事套故事的形式正中他的下怀。他接着说,“如果故事讲不好,第二天就会被杀死。”老师讲这句话时候的一本正经,引发了全场的笑声。不过回头来看,这句玩笑或许正可以视作解读《南方车站的聚会》的钥匙。

《南方车站的聚会》的确非常注重情节之间环环相扣,人物的出场,场景的设计安排都相当精确讲究。就像那个每天在国王枕边讲故事的宰相女儿一样,导演十分注意剧情铺陈的顺序,和避免文本和图像信息的重复冗余。电影从头至尾,那些让我们或耳目一新或目瞪口呆的各处场景,其实大部分都只出现过一次。不管是馄饨店还是广场,火车站还是二手家具市场,每一次影片都通过不遗余力的细节刻画,尽可能地让我们“记住”它们的样貌,并通过对这些样貌不断地叠加实现导演最终的意图。这个过程就好比盲人摸象,虽然每一次都是局部扫描,但到最后我们依旧可以一点点看清这座城市及其社会生态的全貌(或者至少是有层次的样貌),看清这些漂浮在其中的人物,他们的正脸与背影。这样的认知过程,也正如电影在叙述事件时所做的一样,通过缜密的正叙倒叙编排和不同视角的回溯,让我们一点点接近真相与原委。

拉远一些来看,刁老师在本片中所作的尝试,正和“一千零一夜”典故背后的寓意一样,讲故事的行为最终成为了故事本身,而所讲的故事内容反倒成为次要了的。如果说电影里对周泽农的寻觅和追赶发生许多个地方:工地,跳广场舞的街头,疲惫的火车站,动物园,棋牌室,挤满住户的住宅楼,空无一人的野鹅湖,不如说是导演通过寻觅和追赶周泽农这一“随机事件”,带我们来到了这些地方,并为我们一层一层翻开这个社会的在阴暗角落和黑夜深处的“真相”与现实。电影其实无意让观众过多逗留在对主角随时会被抓到这一简单的,二元的悬念之中,而是通过一点一点的渗透和精彩的环境素描为我们描绘出一个更大的,也更多元的“疑问空间”——而它也就是剧中人物也是我们每个观者自己所处的时代本身。为什么两方(甚至多方)都要找到周泽农?为什么会有陪泳女?为什么又要躲到野鹅湖?这些问题的答案想必都在剧情之外,并深埋在我们对生活现实的认知,反思和感受里。

《南方车站的聚会》虽然以类型片为底,但作者把玩此类(犯罪/警匪)类型的方式,依然有不少新意和他自己独特的想法。

首先是反传统的人物设置。电影里的主要角色,既不高大,又不似通常黑色电影中的那样小而鲜活。周泽农从一出场就是身负重伤的,而桂纶镁的角色则一直都浑浑噩噩,弱不禁风,大部分时候连走路都走不稳。这两个人就这样飘飘晃晃地陪我们度过了电影的大部分时间。导演在Q&A中谈及电影尝试用“去中心化“的方式描述事件,不知道这两个相对”弱势“的主角是与这个中心思想高度统一的结果,还是他们并不出彩的表演恰巧成全了导演的构想。不管是哪种假设,影片都成功地营造出了一副毫不居高临下,却又作者欲和表达欲十分饱满的叙事姿态。这有些像两年前柏林受到好评的动画长片《好极了》,通过丰富的图像细节把当代社会个人的生存状态展现出来。这种状态是疲惫的,略显麻木的,走一步看一步的,看似狡猾精明游刃有余却又饱受重压的,而在这重压底下,想要让这些人物具备传统叙事中那种丰满的和富含戏剧性的情感姿态,几乎是不可能。

其次是抓人的群戏。本片的一大特色便是极强的代入感,这份代入感并不构建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而是来自于导演对公共空间的利用。在不停切换的事件场景中,包含了饱满的不重样的视觉元素,动静相辅,现实的超现实的无缝地混溶在一起,让人赞叹电影不愧是形式的盛宴,而艺术表达的源头其实是严肃思想的风格化表达。影片虽然打打杀杀,哄哄闹闹,但底子里我们也清晰地感受到导演的认真与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警和匪并非完全对立,正邪不是主要矛盾,大家只是各司其职;2)没有永远的团伙,只有永远的利益;3)需要钱的女人,不管这种需要是主动还是被动;4)社会机器的运转自成一套逻辑,看似上有政策,实则下有对策。和通常的黑色/犯罪电影更多聚焦在人的主观想法与行为上不同的是,《南方车站的聚会》从一开始就是对社会和对群体的素描。在这个高度信息化和系统化的年代,英雄主义早已过时,而个人层面上的得失和它背后的能量也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再者是闪光的陪泳女。桂纶镁这个人物设置是电影表意层面的核心,她和周泽农老婆组成的二人组,是这部情节几乎“飞上天”的电影成功落地的关键。她们游离在男人的世界之外,仓皇地躲避近在身前的厮杀,但却也是这些无意义厮杀背后的意义与调和。大致在片长的黄金分割点处,黑夜里桂纶镁躺在飘荡在野鹅湖中央的小船上,轻飘飘地融合在黑夜里,让人一下子从先前的扣人心弦中抽离出来,去梳理事件的逻辑,反思人物的命运。导演说这部电影最初的灵感就是来自报纸上一则关于陪泳女的新闻,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部几乎没有什么抒情段落的电影中,导演仅有的一点本就埋藏得很深的情感,就寄寓在了桂纶镁这个角色上。她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却也是和观众离得最近的人。从一开始的什么都不知道,到摸着石头过河,再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这段认知和体验的过程和我们作为旁观者极为相像。它也像极了我们在社会黑洞面前彷徨的姿态。

最后回到电影本身那些让人感到一锤定音的地方。看过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巴西导演门多萨的长片处女作《舍间声响》,或许是两位导演对当代社会的感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他们眼中,生活中那些看似荒诞却也合理的东西,无形之中把人磨平,而过程的结果便是每个人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把世界一点点地颠倒过来。在电影虚构的故事里,两方都想找到周泽农,唯独他的老婆不想,这不就是个巨大的隐喻吗?仔细想想,我们眼中的剧情主角被两方势力架在中间,动弹不得,到头来也没有什么作为,这或许就是很多时候这个社会的真实写照。良心怯懦地藏在衣柜后,能者无用武之地,赤裸裸的利益在马路中央横行,而且有时候它还冠以正义的名义。毕竟,换上一双会发光的亮片鞋,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混在看似更加光明和正确的一边了。

Film Scripts (July 2019)

Film Society at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ory Notes on Mysterious Object at Noon: A camera crew travels the length of Thailand asking villagers to invent episodes in an ever-expanding story, which ends up incorporating witches, tigers, surprise doublings and impossible reversals. With each participant, Mysterious Object at Noon seems to take on a new unresolved tension. Celebrating equally the possibilities of storytelling and of documentary, it’s a work that’s grounded in a very specific region, but feels like it came from another planet.

Film Society at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ory Notes on La Ciénaga: No one ever seems to go anywhere; parents and kids lay in bed, half-naked in communal sloth, but there are powerful undercurrents running beneath the seemingly languid country-house atmosphere. One of the all-time great debut films, La Ciénaga announced a daring new voice in Argentine cinema, and constituted a mesmerizing portrait—reminiscent of Buñuel—of the privileged class far gone in decay, unanchored from religion, nature, marital or blood ties.

Film Society at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ory Notes on Japón: Cinema of the 21st century found its heir to Andrei Tarkovsky with the emergence of Mexican master Carlos Reygadas who, perhaps more than any other major auteur of his generation, has devoted himself to wrestling with weighty metaphysical questions of sex, spirituality, mortality, and suffering. His quietly iconoclastic vision emerged fully formed with the cryptically titled Japón, in which a tormented man travels to a remote valley with a plan to commit suicide, only to find his will to live restored through his relationship with an older widow. Straying readily from its narrative path to chase down moments of visual and auditory transcendence, this sublime psychic journey is rich with aesthetic and philosophical revelations.

Film Society at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ory Notes on Unrelated: The 2007 debut from Joanna Hogg (The Souvenir), visually detached yet emotionally cutting, established her immediately as an unusual artist with a place-specific approach to drama.

Film Society at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ory Notes on Corpo Celeste: Alice Rohrwacher’s extraordinarily impressive debut feature chronicles Marta’s private duel with the Church, carried out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physical changes coursing through her. Rohrwacher is not interested in pointing out heroes and villains, but instead in offering a perceptive look at how the once all-powerful Church has dealt with its waning 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