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娃·霍夫曼《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胡洲贤 译)

第一章 波兰(上)

【1】“以前这里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在那种可悲的水平下,人们不会彼此忌妒。忌妒有什么意义?他们知道谁也不比谁多。这里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是的,这点毫无疑问,这里会有好长时间同时具有贫穷的症状和资本主义的病态。

【2】我知道书本是最轻便、最容易生产,也最去神秘化的现代商品。就某种程度而言,文学也是一样。在这些摊位上,去神秘化的进程正急速向前跃进。琳琅满目的标题,高雅与通俗杂陈,这都是以前所无法想象的。有刚出道的明星的自传、烹饪书、轻佻的色情作品,还有重口味的惊悚小说。……这些书全部由几十个独立出版商发行,他们动作迅速,很快就捕捉到了当下流行的口味。垃圾作品就如垃圾食物,有着迅速的吸引力,只需要最少的心力,便能提供最难以抗拒的满足。

【3】在集体化的年代,一旦有热门书问世,人们都排长队争相购买。每个人都读同样的书,热切讨论书本的内容,如此形成了一个阅读共同体,而且我猜想,可以获得更深的体验。但是现在面对一堆没有区分、五花八门的书,到底要怎么选择才好?

【4】每个周四晚上,《质询》几乎将全国的人都吸引到电视机前来。节目中讨论的节奏快速、犀利,而且每个来宾都能言善道,相比之下,美国政治辩论性节目的节奏就显得缓慢许多。到目前为止,辩论都不是毫无成果、陷于两极化的争辩。节目的重点似乎是在思考怎么做对国家最好,而不是煽动群众,或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托神的福,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人知道政治正确是什么。

可以看出,作者虽然举手投足间带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感,但对于美国的东西还是有自己的判断。重返故土,她立刻察觉到了波兰在转型初期面临的困境,通货膨胀,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市场化的洪流,不仅带走了集体的共同体验和想象,也冲破了对某种标杆和质量的追求。人们虽然不安,但其中的一部分显然带着激情积极地参与到新秩序的建设中。

第二章 波兰(下)

【1】他讲话声音单调,速度极快,而且带着一种犀利的客观性,不管是对自己、对他的职业,还是对以往和当前不容置疑的信念都一样。我在其他共产党员身上也曾注意到这种腔调。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对人类行为保持“客观”的训练显然是有效的。

【2】不过,在社团所见的情况却让他一点儿也不开心。“当然,我了解我们的工作应该受到批评,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批判应该建立在正确的信息上。那里的人对真实不感兴趣,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只想妖魔化。当然,把你的敌人妖魔化,会替你自己增添某种分量。”

【3】那么,说到底,现在的他对于自己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想法?“人必须做判断,”他毫不犹豫地以客观的语气回答,“但是应该在时代的标准和氛围下做判断。共产主义因为它的辩证思维,因为它声称社会主义道德观和其他道德观不同而受到批判。但不幸的是,生命本来就是辩证的。”

和前共产党审查员马利茨基的交流是本章精彩的段落,作者对于“他们这一类人”也一定是感情复杂的,甚至一定程度上也带有偏见。她在感叹共产党员对“客观”有素训练的同时,也会在心底里因为他们所做工作的本质而对其“妖魔化”,把这类人定义成冷血的机器。威权和民主的对撞,某种程度也很像“客观”和“主观”的较量,后者不相信真实有时也可能存在于一种声音中,并因此推动对其全盘打倒。

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

【1】我必须承认,在我每天与服务生、旅行社和邮局的接触中,在那些表情始终如捷克人所称“马蹄口”般阴郁的职员的接触里,确实感觉到了帅克之类的存在。比如在某天早上,我走进一家店问店员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牛皮纸箱,我想用来寄东西。她摆出骄傲的冷漠表情耸了耸肩。这不关我的事,她的动作在说:我连抬根手指头都不愿意。

【2】我发现社会主义时期的捷克文学,似乎不像波兰文学那么执着于政治议题和民族认同问题,有更多余裕描绘日常生活和个人关系,也不那么执着于伊索寓言的风格。克里玛说,这个嘛,波兰是因为有“贵族传统”的关系,捷克的文学则比较庶民化。“在庄园里讨论政治,和在酒吧里谈论政治是不一样的。”

【3】在波兰,如果作家愿意玩暗示、隐喻和密码的游戏,那么即便传达了相当具有颠覆性的信息也可以成功脱身,但捷克却没有这种操作的空间。作家只要有任何违反官方之处,就必须彻底走入地下,而矛盾的是,如此一来,虽然丧失了个人自由,他们却获得了文字的自由。

【4】捷克是个小国家,米洛维采这样的城镇有很多,它们不断提醒着这个国家的国民:他们既无法认同目前的情况,也无法试图改变。

【5】相当不加掩饰地,他自命是个机会主义者——一类晚期共产党员,和另一种自命地犬儒主义者,例如我曾经遇到过的那位波兰前审查员米哈乌·马利茨基略有不同。犬儒主义者对于其所背离的理想有更敏锐的看法;机会主义者则似乎完全抛弃了理想,即便只是拿来作为参考也没有。

捷克对于作者来说既是情感上亲近的邻国,又是一个处处可以参照比较的对象。在青涩的观察里,她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独特而又有些悲哀的“自给自足”和机会主义。庶民性格,随遇而安,结合上历史的碾压和长时间严酷的意识形态封锁,使得国民似乎在精神上脱敏了,理想也被抽空成一种只好也只能维持现状的无力感。

第四章 匈牙利

【1】在卡达尔统治二十年后,匈牙利已经拥有了私人企业所需要的现成基础建设,1989年来临时,共产主义事实上已经承认放弃意识形态的幽魂。在旧有政治和社会体制垮台之前,新的政治结构已然成形。……在仓促走过后续阶段的现在,匈牙利甚至已经达到了西方水平的政治冷漠。

【2】“以前僵化的语言不见了,现在人们可以掌控自己的语言,却很难找到有创意的语言,已经出现了一大堆新的陈词滥调。”

“哪种陈词滥调?”

“有关民主的陈词滥调。”

【3】不错,对我而言,这点似乎终于正确地描绘出改变后此间所发生的情况:一个可以同时概括最近一连串事件所带来的震撼,以及随后笼罩东欧的奇特宁静的注解。我们太了解乌托邦式希望所轻易点燃的革命、历史与进步的循环,以及随之而来的倒退;我们也太了解许多政治体制及其限制,以及政治本身的限制。政治可以让情况变得比较能够容忍或者难以容忍,但是面对人类社会,像是嫉妒、年龄、争夺权利、对爱情失望,甚至是普通小感冒,政治都无能为力。踏入“正常”世界很难让人天真地满腔热血,因为那个“正常”世界的缺点,一样那么显眼。

【4】在纳道什的故事里,字谜游戏已被每个人内化,乃至收听新闻的人不再知道他们知道些什么,或遗忘了些什么。对照之下,这种更为复杂的双重性,必定反映了卡达尔时期匈牙利的复杂氛围——当时政府所提供的酷似真实和自由的一切,民众有可能信以为真;因此也有可能与之共谋,几乎淡忘掉所有疑虑。

【5】在匈牙利应该比在波兰或捷克更难知道一个人内心真正在想什么,或者相信什么,几乎就跟在西方一样困难。对于所处体制的情况,一般人会小小地自欺,或者不把实情全盘托出,以便同时相信两件事。而如果一个人总是坦然地小小自欺,那么现在一定更难跟那段模糊的过去和谐共处:到底是要接受还是拒绝它,是要衷心赞许自己以前的态度,还是真心对那段酷似正常的生命感到痛苦而自责。

【6】刚开始时,加博尔和安娜对于情势的改变都非常热切,不过他们告诉我,去年会过得那么困难,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讶异。他们不喜欢政府所采取的保守、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趋向,对文化的价值遭到摒弃觉得很不安,发现自己很难认同采取一种更商业化的文化的急迫性。

【7】在卡达尔时代,人们知道游戏规则,也知道有墙壁的存在。你可以去推,但墙壁不会倒塌。可一旦墙壁消失了,虽是良性的改变,却也创造出另一种混乱与迷惘。

匈牙利的不同在于它在私有化的道路上先行一步,早在共产主义末期新的政治结构就已成形。人们在“酷似”真实和自由的双重生活里玩着自欺欺人的把戏,剧变到来的结果,也自然是异议分子成为保守派站在舞台中央,改革派被边缘化,民众对政治趋于冷漠,每个人在市场的海洋中漂浮。这或许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社会生态,但作者也在与友人的交谈中读到了其中的不安和迷惘。

第五章 罗马尼亚

【1】我勇敢地只身步行穿越布加勒斯特中心,但迎接我的是更多美学的挫折感,一种简直和道德的鞭笞不分轩轾的折磨。除了人为的灾难外,布加勒斯特在1977年曾遭到地震的自然灾害,因此市中心大部分建筑是地震以后兴建的。但连这些建筑都已经呈现荒废之感,似乎任由其自然退化,走向腐朽。

【2】在罗马尼亚的种种匮乏之中,也许最严重的是可供参照的过去经验的匮乏。最近的过去代表的是一种负资产,几乎是纯粹的赤字;如果想要树立新的目标,比如多元化的民主,较远的过去也缺乏先例,缺乏参考点,因此新的理念无所附庸。

【3】东欧世界的人类行为不像西方,受到清教主义、个人主义或过度的自我意识的限制,需要相称的尊严和距离。从我在波兰度过的童年,我可以体悟:戈马所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比较亲密的近关系,其中有丰沛的爱,以及随之而来的恨,还有维系两者的力量。

【4】也许是因为别无选择吧,我渐渐屈服于一种消极接纳的机制,放松自己,浸淫于周遭含混和倦怠的气氛中。而一旦这么做了,某种有趣的改变就发生了:所有似乎无法忍受的情况都开始变得足以忍受了。我陷入一种无拘无束的奇特情绪,仿佛平常想要好好表现的压力,或内心努力的渴望——即便不知道为了什么目标而努力,全都戛然而止。……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失去了对事物做判断的感觉;但也开始理解,这里的人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了。

【5】也许这种瞬息万变的感觉,还有一切现象和信仰的虚幻感,可以解释我经常在和罗马尼亚人的对话里感受到的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对于那么短暂的事物,何必采取什么坚定的立场呢,反正所有事物都会消失在永恒之流中。

罗马尼亚的旅途从“脏乱差”的东方快车开启,而这个国家的观感和历史似乎也一样含混,杂乱,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在频繁的主义和政权更迭中,在历史经验和崇高传统的匮乏中,能够将生活维系下去的反而是一种松弛的状态。这并非是超脱,麻木或者愚钝,但确实与整个社会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长久的农耕文化影响脱不开干系。也无怪这里的人们不仅为伊利埃斯库开脱,也为自己在民主浪潮袭来之时的“未准备好”找到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

第六章 保加利亚

【1】眼下的政治还不属于职业政治人物,反对党的成员也是专业人士和文艺界的精英分子。他们是一群精力充沛的人,休息厅和走廊上洋溢着活跃的文艺俱乐部的气氛,以及从事革命事业的热忱。

【2】毫无疑问,机会主义者和拥有正直信念的人之间的差别,其实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一样深切,这种情况在此刻尤为明显。迪米特里娜曾向我简略介绍过一位杰出的共产党议员,那人的儿子是同样杰出的异议份子。“我喜欢他们俩的地方在于他们强烈的感受,我的意思是真正地感受到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理想是从这种感受中孕育出来的。”她欣赏地说。把感受视为诚信的保证,而且应用于政治领域,的确是一种奇特、古老,又深具吸引力的想法。

【3】保加利亚人整体而言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世俗民族,依附于他们所能见到、碰触到、感觉到的一切,而非现实世界之外的信仰。我知道有人对此颇感惋惜,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教会和强烈的宗教情感,比如像波兰那样,是对付共产主义最好的解药。不过保加利亚这种脚踏实地的经验主义,应该跟我在此间所感受到的健全的人格有关,人们不会受制于自我意识、自我扭曲和自我怀疑。

保加利亚有着田园牧歌式一般的风情和政治生态,这里地处欧洲中央,自古以来在精神上大多“自给自足”,很少受外界潮流影响,平等的观念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东欧诸国中,这是唯一一处共产党在变革后仍然取得多数席位的。在作者看来,这和议政者健全的人格,对诚信的重视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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