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农业形态的变迁
美国历史就是一部向西开发的历史：向西不断开展，一次又一次将已经稀薄的群体观念继续冲淡。所以美国到今天，个人是主体，从个人到大社会之间没有人情伦理、天然的集合体，只有自愿加入的社会团体。
美国的农业是从内部开发，其意义不再是传统的农业生产，而是商品市场结构的一环。
美国的开拓，是人类值得骄傲的成绩，可也是充满了“人吃人”现象的罪恶。这大片处女地的开发，也留下生态环境的损失、族群之间的冲突。美国独立精神显示了个人主义代表的自由观念，过度发挥则出现人情冷漠、趋利忘义的严重弊端。
第四章 工业化的过程
美国在二战以后，也是由于政府的提倡，以公家的力量支持了许多研究计划，政府设置了许多基金帮助大学开展新的研究工作。……学术工作原来是以“读书明理”为目标。现在，经过如此转折，学术研究竟以“追逐财利”为其任务。学术变质了，知识阶层的性质也改变了。
一个半世纪来，美国的工业化一波一波地不断转型，每一阶段的主要工业兴旺时都会出现财富快速集中的现象。
第五章 多族群社会及其问题（上）
二战前后出现的移民潮，将美国文化的复杂性提升了一层，同时也出现主客竞争的尖锐对立。
第六章 多族群社会及其问题（下）
非裔族群“小群体文化”，乃是几百年来不公不义待遇之下逐渐养成的。大社会虽然有很多人努力想要帮助非裔族群提升境界，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又将就某些人不太重视家庭、不太重视教育的习惯。这是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僵局，言之令人心酸。
第八章 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
从60年代持续不断地扩张一直到80年代，全美国各地大城市外面的近郊因为其宽敞的空间和良好的自然环境，吸引了许多本来在城市居住的居民前往。这就产生了购物功能的扩散，相对地，财富也就从市中心流向城郊。
过去中产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无复当初。中产阶层和雇主群的富豪之间原本关系相当密切，现在由于富豪迁移他处，只留下旧日豪宅改装为若干户共居的集体住宅，与他们的中产阶层雇员之间也彼此脱了节。
第九章 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
随着新产业不断转型，使得区间内的差异一代比一代严重。贫民区逐渐从市区的中心又退向角落：本来中产阶层居住的近郊，逐渐变成贫穷居民的住所。中产阶层移向都市内部，使内部的富庶程度更为显著。
数十年前比较稳定的时代，乡党邻里建构亲密关系的条件常常是依托基督教会的教堂和与教会有关的私立学校。教会的聚会和学校的家长会组织，再加上一些社团如扶轮会、青年商会，等等，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当地的人口编织为一个关系网。
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设法突破学校的种族界线，许多大型中小学的学生都是跨区入学，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完全脱节。
那些心怀不平的失落者，已不能理解也不愿面对世界正在变化的情况。……强烈的排外转化为爱国、爱乡的情绪。凡此内卷心态，遂将单纯贫富阶层之间的异化，转变为认知与情感纠缠难分的隔离，更因不能沟通竟恶化为仇恨。
第十章 动态更新的美国政治
一个民主社会的隐忧，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引向以个人主义来代替自由——可能终于因为强烈个人主义导致的散漫，造成国家共同体的崩解。
财富和权力合二为一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些掌权的人物，类似世袭地延续他们的政治地位。这两个方向，时而交叉，时而平行，势必将美国立国的原则——个人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逐渐消解殆尽。
第十一章 不断发展的文化脉络
美国社会大众的集体性格：新教伦理延伸而来的个人主义，应该是美国价值观的主体；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而凝聚成的“好利”的价值取向，则是其实践。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这两大浪潮，冲散了原本聚合个人的社区和社群。科学知识的普遍和文化多元，卷去了教会的约束，也削弱了人们对信仰的依靠。
球场与大型演唱会反映为群众主义，将无数个人卷入热闹而不必负责的盲目、冲动之中。于是集体意志呈现为民粹；“平等”观念导致轻视“优异”，甘于凡庸；从“自由”观念出发，则蔑视传统与规范的约束。
美国一般人的群体性格就是如此，充满动力，同时也冲动、浅薄。美国的文化遂表现为实用，是以科技成就多于理论玄想，重视法律、政见而忽略历史、哲学。这是一个科技挂帅，但在教育、修己方面有待填充补强的年轻文化。
第十三章 美国时代潮流的变化（下）
这一群知识分子[STEM以及专业白领]的目标和“垮掉的一代”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追逐的正是名和利，付出的代价则是不眠不休的紧张生活，以及在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失落。
美国早期田园诗时代的爱默生和王尔德等人，对于美国立国理想深信无疑，只求一己有一片宁静。弗罗斯特等人，则已开始在林中选择新途径，而且有待于抵达终点。庞德、迪伦等人却似约会的双方不在盼望心愿再合，也不在意空江孤舟的终点，而只求峭壁下一片苇丛间竹笛声声。他们甘于别开天地，自求安身立命处。四顾周遭今日知识分子中，第三类人竟居多数。
美国的社会问题，关键在基督新教教义，只将“个人”与“神”直接联结，个人对于群体不必有所归属。“个人”必须有尊严，却不须担负对任何群体的责任。
美国的中产阶层，那些存在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既不能和掌握政治与经济权柄的高级“婆罗门”有共同的语言，也不能和教育程度较低的芸芸大众彼此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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