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山几盘，江流几弯——章伯钧在一九五七
详细记述了一九五六到五八年间“整风”运动的始末，民主党派人士从被鼓励“鸣放”到被划为右派和打倒，父亲最早妥协，但事件的影响比一两人的仕途和宪政理想要深远得多，那些参与了批斗的民主人士，同样在运动后期被主动“交心”，自此民主党派成了“一摊提不起来的烂泥”，元老沈钧儒还在衣袋里放着一张“你是不是听党的话”的字条来时刻警戒自己。还在读中学的我坚决跟父亲站在一起，政治课上要求写思想汇报，我不假思索地写道：“我不大相信共产主义，因为从来没人见过！”
谙熟人情世态的人都知道：事情超过了限度，就要翻过来，一定要翻过来！更何况他是毛泽东。
每一种妥协，都是放弃。
成熟的人可以为高尚的目标，卑贱地活着。
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协和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李宗恩，在“反右”运动因与章伯钧牵连（其实就是几次座谈）而下放云南，直至最后去世仍未能摘掉帽子，本文记述了他高风亮节的一生。从抗战时领导贵阳医学院，到一九四九年选择留下（因为“协和”在北京，不在台湾，就这么简单），从五二年“三五反运动”时响应号召“自我反省”，到五七年被“划右”（右派言论包括对医学院学制的建议，反对中医介入，对“协和”工作的评估等），忍辱负重举家迁往云南。被改造期间，李宗恩坚持给农工民主党组织部写信，并上交党费，让人瞠目的是从未向共产党低头，其中缘由早已沉入历史的海底了，不管是因为不懂政治的天真，还是受西方教育而形成的独立意志，亦或是基本的人情人性，都令人万分敬佩。
要到了不知道荣和辱，丧失了人的尊严，到了像一块抹布似的，不管人家怎么用，怎么揉，怎么踩，都无所谓的时候，才能脱胎换骨，才有可能回到人民内部来。（见朱锡侯先生自述《昨夜星辰昨夜风》）
左派反感你，同类“右派”也嫌弃你。都说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其实没有半点人性，半点人情。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怀想储安平
对报人和作家储安平的简略怀想，重点提到上任《光明日报》伊始对办报大刀阔斧的改革，和作者对《英国采风录》的喜爱，性情中人如储安平时常浮现在年老的我的思绪中，“他们像瑰丽却肃杀的秋景，搅碎了人生如梦的愁肠”。
他是不倦的风，始终呼啸着——说邵燕祥
诗人邵燕祥是一九八零年右派身份获得改正的那批“归来者”之一，是“不幸中的幸者”，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而且并没有狭隘地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是“共谋者”，二零零七《新年试笔》中的“自我救赎”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自觉给我以极大的精神震动。邵燕祥的文字饱含锋芒，生活中诡谲幽默，待人宽宏，慈悲心肠（从对待诗人和干部袁水拍的态度就能清楚看得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文人的清正本色”。
中国是有悲哀传统的——五十年无祭而祭
不同意徐贲先生所说纪念反右“不是要算账还债”，因为我们在对抗遗忘和“厘清历史是非对错”上做得远远不够，“共同记忆”和“灾难见证”早已失去，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写出来，不仅是上层的“贵族”，还有底层的“饥饿”。又谈到汉娜·阿伦特所述极权主义的恶，正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悲剧的根源（举了丁玲、陈企霞的例子），“由于人残忍地对待人，才使一部国家机器、一个政党意志，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五七史”是人祸史，背叛史，独裁史，道歉是“起码的事”，向加害者索赔更“是应该的”。
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和可怜的孩子。
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
一半烟遮，一半云埋——周绍昌《行行重行行》序
对五五届北大中文系学生的杂忆，那一届人才辈出（大多数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老师有个性，学生也有特点”，被打倒的右派也不少。五十年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小心翼翼，碌碌无为，还有畏缩恐惧”，“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苦难，“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保健、子女和退休金”。周绍昌是个例外，他拿起了笔把自己划右劳教的放逐生涯写了下来。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只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无路可走。
很后悔，没为他写一个字——张超英《宮前町九十番地》读后
张超英身为台湾新闻处的公务员，在工作中却能淡化意识形态，摆脱官方样式，他的口述回忆录并不求把“事说得周周正正”，而是随意自在，并充满了独立的判断。
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读李长声
李长声是“日本通”，书也写得好，所写涉猎极广，“像个万花筒，拿起轻轻一摇，就是一幅日本社会图景”，像他笔下的日本艺妓就非常出色。
先天禀赋，后天学养——读唐德刚
我从唐德刚“口述历史”的写作中学到了要深入研究人与人、人与环境和人与内心之间的关系，他个人化的语言“充满了文学的魅力，也充满了真知灼见”，张扬而非肆意妄为，“最懂人心与人情”。
史学研究还有一部分可以与科技相对抗的，那就是在史学之中，还有文学。（唐德刚）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双照楼诗词稿》有感
父亲纠正我说历史书里的汉奸汪精卫并不完全属实，对他的看法可以用“漂亮，才情，人品”来概括，汪诗是哀国之音，也蕴含着一个“精卫情结”（引叶嘉莹），不管现实中是否做得到，“内心始终存有一个追求和执着的理念”。
将军空老玉门关，读书人一声长叹——白先勇《父亲与民国》读后
白先勇是一个出色的诠释者，他的图注“把每一行字，都视为步步危棋，下笔克制谨慎”，白氏作品贯穿着“伤逝之情”，体现了浓重的历史关怀，同时又恪守诚实。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说白先勇
白先勇“让我佩服的不是他的诸多成就，而是他按内心所求来生活的自在状态”，“他的作品特点是把传统融入现代，现实性和历史感二者兼备”，作者简要回忆了自己和白老的交往，印象深刻的是吃桂林米粉和他“通人情、好人缘”的“君子”品质。
水深水浅，云去云来——说林青霞
作者与林青霞私交甚好，也互相欣赏，在我眼中，林青霞“不说是非，但心里是有是非的”，而林又十分喜爱我文字中的“热情、正义感和勇气”，又谈到艺人其实是“胆小”，表面上风光，但内心往往脆弱和有卑微感，相识后我走入到林的孤独世界中，也看到她在拿起笔写作之后发生的变化，她的文字“真实而细腻”，“对寂寞有着极端的敏感和感受”，让人感动。
泪往下滴，血朝上涌——胡发云《如焉》序
由于亲人同样死于绝症，病痛与死亡成了我和胡发云相识伊始常聊的话题，他给亡妻的悼文“深深震动了我”，我认为他是父亲所说的“懂得女人的男人”，文中胡发云感叹道：“五十一年的生命。三十年的相识。二十六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的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至亲离世之后，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但都还“有话要说”，在“并不怎么好”的现实面前，唯有写作才能“激活生命”，《如焉》和《伶人往事》双双被禁，我们彼此互相鼓励。
当他们不让你说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实事。
在被无视和被伤害的历史里繁衍不息，人们真实地活着比获得成功更为重要。
弦管谁家奏太平——野夫《尘世·挽歌》序
野夫本来在公安局工作，八九年后愤然辞职，开始逃亡，出狱后给别人编书无数，只有这本属于自己，“我不觉得他是在写作”，“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在我看来，现在已经没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唤醒这个“已然入睡”的民族。
他记下了那个夜晚——阅读李晓斌
摄影家李晓斌用胶卷和相机快门记录下八九年的那个夜晚，引出我对纪实摄影的思考，并感叹亚里士多德所言“诗人比历史学家更真实”。
艾未未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
简要介绍了艾未未的艺术风格，代表性作品，梳理了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脉络（八十年代末的文化批判，九十年代初的波普特征，九十年代中期强调使用自身的肢体语言表达生存的艰难，和后来以艾未未为代表的社会批判）。
一草一木皆春秋——说张思之
一直劝大律师张思之写回忆录，终于在孙国栋先生的帮助下完成口述史，张大律师“是一个极富真知灼见的人”，他和我都认为“八九学生领袖是中国历届学运里素质最差的”，并佩服王军涛的光明磊落，他“为人老辣，下笔也老辣”。
女囚与性
《刘氏女》到《钱氏女》，里面的人物和犯罪事件都有原型，虚构的部分极少，也融入了自己很多感受和感情；和政治犯不同，刑事犯在监狱中“特别渴望情感、渴望温情”，“除了每天劳动，生命欲望是她们的精神中心”；多次引用李银河，来论述自己对性快乐、性的意义和对同性恋的包容等问题；最后感慨命运无常，刑满出狱的周氏女发现生活早已变样，让她痛苦不堪，“生命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事故？”
倘若在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李银河）
年轻的时候，总以为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经历了许多之后才明白：其实生活中的每个问题都有无数个解，而其中没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
叶有败落，花已凋零——关于写作及父辈的话题
通过回溯父辈的民盟和自己写作的经历，讲述中共统战对民主人士的打压。
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追忆已故歌手陈琳，偶然相识，被她身上的热情、温柔与脆弱打动。“人生的痛苦，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遭遇的失败，而是他人无端的成功。”
问病记
记述了一次赴台探望身患肝病好友的经历，签证的拖延，浩子特意调换病房脱下病服热情接待，和他女儿在换肝前动情的信，让人再一次领悟活着的意义。
悲回风——追忆我的老师
简慧老师是我在戏曲学院的老师，后来在戏曲研究院工作又成了同事，由于“出身”别人都躲着我的时候，“她接纳了我”，工作上她兢兢业业，不问得失，“是用近乎伟大的精神做近乎无用的工作”，研究戏曲则从研究艺人出发，是一个十足的内行，但在“商品大潮”袭来时却不被重视。其实简老师出身富贵，年轻时决定“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革命”，虽然“这个时代对不住她”（因为晚一天参加革命，最后连“离休”待遇都没有拿到），但她“心甘情愿且始终不悔”。“我觉得简老师的一生曲折又平淡，所有的转折点都充满意味，时代的意味，很深刻，很沉重”。
我们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奔走在匆忙的现实中，也许能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感动得稀里哗啦，但内心的情感却如尘埃一样吹到远处，人伦、亲情、故土、亡灵等许多值得珍视和珍藏的，都变得无足轻重，无关紧要。
我们有“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吗——香港《明报月刊》与浸会大学文学院关于“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讨论的发言
提出“真实是文学艺术的终极价值”，而不是诸多价值之一，反对“作家艺术家作为精英而自我孤立”，对当代作家有意回避作品中的政治意识、思想意识，把感官享受和世俗性事物作为唯一目标感到遗憾，因为“越是世俗的生活，越是要有理性的认同”，不然很难称得上人文关怀。中国社会一直“不怎么容得中间立场”，官方的指责和对作者的批判已是常态，几十年来“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原文人、艺人的生命状态——二〇〇六年二月六日《炎黄春秋》杂志社座谈温家宝总理在文代会与作代会讲话的书面发言
文人就是“舞文弄墨者”，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放浪不羁，身上也有形形色色的“颓唐行为”，但在内里又“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我爱说这些“民国旧事”，正因为这些“耐人寻味”的人生在四九年后“大多为红色政权所不容”（彭真委员长是个例外），现在的文学家、艺术家都被管得“左右不是，上下不能”。
我看到了许多微笑——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颁奖会上的答谢辞
文学是“人学”，是“纯个体性的精神劳动”，与“官学”无涉，与“官场”无干。
把心叫醒，将魂找回——致谢（美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我深知：生命的延续不等于人生之收获，故每日都有光阴从指尖前滑落的焦灼。
gz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