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

01 安徽潜山的乡村生活

对中国乡村生活有过切身经验,即意识到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天然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如果缺乏生活体验,必然导致隔靴搔痒

五四运动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异大于同,后者有明显的思想源头(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而前者则完全源于西方;流行看法中认为五四运动是激进的反传统、反儒教运动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对新文化运动有真正贡献的“反而是那些富于理性而又肯长期耕耘的学人”,口号喊得响的都只活跃在政治领域

02 共产主义与抗日战争

表兄汪志夫(后来的北大书记项子明)最早向我灌输共产主义理想,但和当时很多其他知识人一样,他对共产主义的整个体系“实在不甚了了”,文革后也不出意外对自己的早年信仰彻底动摇,他所参加的“革命”,最早是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招牌吸引新青年的,而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人的尊重也是他们很看重的

对共产主义在中国流行得那么快那么广的思考:儒家思想其实起到了牵引作用,对“均”和“公”的重视,导致一听见“私”便义愤填膺,发展到后来则不得不走上权贵资本主义之路,而非一个“富而好礼”的现代文明社会

抗日战争对共产党的壮大发展意义重大,费正清在晚年亦认为战争瓦解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为战后翻天覆地的大动乱铺平了道路,此外,战后苏联占领东北也是关键因素之一,在当时的情形下,“有了东北就有了全中国”

03 中正大学和燕京大学

在沈阳就读中正大学,对当地苏联军队的恶行深恶痛绝,到了北平后“思想空气完全不同”,闲居的一年里储安平办的《观察》对我影响最大,让我认识到这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而非专制和不平等的温床;当时的北平仍然以“新民主主义”为主要思想脉搏,“人民民主专政”是后来的事

九个月之后重回北平就读燕大,“气氛完全改变了”,党团的统战和控制愈加浓烈;在燕大令人印象深刻的几位教授:聂宗岐先生主动要求教授中国近代史,为了不让“史学修养不够的人把它变成一个政治课程”,翁独健先生教授马克思唯物史观,但同时启发了我在关注抽象概念的同时去寻求背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

04 香港与新亚书院

初入钱门,精读《国史大纲》,印象最深的是通过这个过程了解了钱先生对学问的态度:不轻视与他所见不同的研究成果,对近贤新得也持开放态度,而且并不把他自己的价值系统直接灌输给我,教学重在“授业”和“解惑”而非“传道”

在专业之外,另一紧迫问题是“如何克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在阅读和摸索中我的思维和治学逐渐定型,确认马、恩只是众多史学理论中的“一家之言”,并通过文化人类学,从“反传统论”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对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前途不再那么悲观,“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既是通过时间而成长起来的整体系统,它不可能随时被人一扫而光,以为新文化的创建铺路”,而“中国文化中接引民主政体的成分多于排斥它的成分”

05 美国哈佛大学

以“哈燕社访问学人”初访哈佛,因写东汉专题论文而有机会向杨联陞求教,此外还旁听了三门课:帕森斯的现代社会理论课上让我接触到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比较和分析,布林顿的欧洲近代思想史启发我进一步思考上层“正是思想”和下层“民间思想”的互通,基尓莫的文艺复兴课程帮助我认识欧洲是怎样从中古演变成近代的

博士第一学年,怀特教授的历史哲学对我此后的学术取向影响很大,当时他和以赛亚·伯林是以分析与语言的角度讨论史学性质的先驱,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进一步帮我理清极权体制和民主宪政之间的差异,费正清的专题研究则是我第一次接触西方的“中国研究”

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是我在布林顿“正式思想”与“民间思想”这一角度所做的尝试,一开始打算以《太平经》为线索建构出东汉“民间思想”的轮廓,经杨先生建议把写“生”与“死”的第一部分扩大为论文整体,评审人之一史华慈对中国思想史有真正的兴趣,他称赞文中关于“形”与“神”、“魂”与“魄”等观念的讨论,“显示出中国在佛教未传入之前早已有身体和灵魂二分的思想”,并证明了李约瑟关于中国本土思想只有“此世“的说法是错误的

中国人文学者在哈佛的进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五年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大家为民国的学术思想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对中国现代人文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陈当时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上的议论很多都得到了证实,如中国人“乏精神远大之思”,而“偏重实用”,“经营商业之长技,可得其用”,但是“学问、美术等之造诣”,则越来越落后

第二阶段从三〇年代晚期到四〇年代中期,“四杰”周一良、杨联陞、吴保安、任华最出类拔萃,但他们学成后对中国本土的学术贡献则比第一阶段而望尘莫及,反而留在美国的(如杨联陞)则更有机会进一步施展才能

第三阶段在五〇年代后,赴美学者来自香港或台湾,高友工强调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在中西文学和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色,张光直在考古学领域则造诣颇深,他一直“心向祖国”,多次(通过夏鼐)寻求中美合作而未果,这一阶段的学人绝大多数都留美工作,因为研究资源的丰富是台湾不可比的,虽然没有机会直接在中国学术界发挥影响力,但他们对西方的“中国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方法和撰述方式也为后来人起到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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