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家犬的一年
作品被禁，房子被强拆，不被家人理解的苦闷，在媚俗和庸常中获得的短暂安宁其实更令人不安，申诉和报案不会有下文，它就“像一个响屁放在了空旷的原野”
我就像蝼蚁一样生活在现实中。能够在小说里汪汪吠叫成了我的理想，而且又总是渴望把那狗吠的叫声转化为艺术美妙的音乐。这种畸形的生活和有些畸形的文学追求，让我活着并让我活得时有自信而又总是气馁无奈。
国家失记
今天的中国，失记已经战胜了记忆，除了国家集权因素之外，还要去质问那些“心甘情愿的知识分子们”，他们身上体现的“智者的集体妥协”在无形中为这项国家工程助力，这些人的普遍心态是，“今天已经有我呼吸的空气了，也就不再需要为明天的春日清风去做无谓牺牲了”
钓鱼岛：让理性成为社会的脊梁
渴望在政治的“火球”面前，不要让文化成为祭品
疏于记忆的猪
今天中国人活着，就像被圈养而又吃饱了的猪，快乐和肥美取代了真实和思考
八零后——怯弱的一代
在被指责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时候，八零一代人选择了顺从和沉默，既没有去揭上一代的伤疤，仿佛他们的错落是与生俱来的，与从上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毫无关系，又对充满不公和压迫的现实世界有着取之不竭的认同感，不去思考“为什么”，而只是去想“怎么做”
面对电影、电视的轻贱和娱乐，需要你们张开口袋、发出笑声，以证明国泰民安时，你们把最爽朗、纯真的笑声和掌声，大度豁豁地献了出去了；需要你们微博、微信和朋友圈只这样而别那样时，你们就只是这样而不那样了；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最终就成为了最为配合榨取的一代人。
央视春晚，还有必要吗？
春晚最初的成功是建立在十年文革的废墟上，现在已今非昔比，人们不需要这些“思想的辅导员”，而那些对审查者不满的创作人员，其实也是得了便宜卖乖；对春晚的国有化和同时也是对思想的集体和垄断化，对地域文化多元和民间文化的保护都不是好事
远藤先生，你好吗？给远藤周作的一封信
读完《深河》与《沉默》，便决定不再读远藤先生你别的书，以免心中的“佛塔”倒塌，《沉默》中“对整个人类生命——哪怕是罪恶的生命的爱”，“都让人体悟着你对黑暗与苦难从不撒手的拥抱”，《深河》中又把这种纯粹的“天爱博大的灵魂，降落到人世的凡尘”；二十世纪文学中对主义和技术的关注有些过多了，虽然在“怎样写”上你还不可与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和拉美文学相比，但“你的写作，恰恰弥补了他们在文学革命中对人性和人的灵魂的轻慢”
文学的印记，一当存储，便如春暖而花开。而一棵草荊为了来年的活色泛绿，所负出的冬季濒死的劳苦，他人他物，是多都不予关心的。
文学的唯一目的是发现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价值
从维吾尔族大妈和哈萨克大叔关于生命理解的故事上（“牛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体悟到一个真正的作家应不仅看到关羽和岳飞但伟业功绩，还要关注“非英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对人的爱和对生命之意义的揭示上，契诃夫绝不输于托尔斯泰
被我走丢了的家
《我与父辈》的序言，从父亲在自己去当兵临走前和生前最后一句话里，咀嚼出故乡之于自己的意义，和人生里的命定，后来因为写不合时宜的作品而成了全县最不受欢迎的人，开始反思写作与故乡之间的关系，“那块土地完全可以没有我，而我却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和村落”，《我与父辈》就是某冲程度上的赎罪和忏悔；故乡与我之间渐渐竖起一堵“只有我能看见的墙”，活得如同汉奸一般，而自己也再也没有能力真正回到故乡，但是随着彼此年岁增长，家人也逐渐释然并对自己依旧包容，自此也不再因“信徒把教堂弄丢”而苦闷
一个年少洗礼而为信徒的人，因为一直外出没有碰到教堂或清真寺，也很少踏进庙宇和道观，虽心里总是有神并日日时时敬着神，可岁月让他忘了庙或教堂是什么样，回家时他心里有神也认不出教堂和庙的那种建筑了。
推开中国的另外一扇窗——对话王尧关于中国、文学及其他
莫言在获得诺奖之后不得不承受的“荣誉之重”，其一是身为文化偶像不得不承担崇拜者的诉求，也不再有人关心你的本意和内心，其二是站在民间和政府之间平衡的压力，其三是对其作品的膨胀的期望
中国绝大部分优秀的作家，都和体制是一种妥协和顺从的关系，讨论作家的独立性，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独立性——它既可以是鲁迅那样的，也可以是沈从文那样的，当今中国作家“不缺少艺术性选择的独立和探索”，但“我们缺乏包括民族关怀、社会思考在内的独立性”，今天对沈从文、张爱玲的推崇，恰恰因为大家“深知鲁迅写作的危险性”
今天的文学制度，如同“半自然、半人为的草料”，让大家久而久之不再去想围栏外的辽阔草原，规训和舒展的后果便是忘记灵魂
文学除了美之外，还有力量的存在。换句话说，作品的力量也是一种美；美也是一种力。
被禁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伟大的作品对面是不会有敌人存在的，但在这个人心求稳的时代，那些本该不存在的对文学实施管理的机构，仍旧用阶级和革命的方法来看待文学；文学可以不书写政治，但如果一味地逃离政治，也会对人、人性和人的生存境遇的认识出现偏差
中国文学审查变化研究初探
今日中国审查制度已由硬审查走向软审查，有一定弹性和模糊，主要方法包括理论诱导、奖励诱惑、对具有独立意识作家的收编、培养读者、自我审查和有计划的沉默异作，自我审查造成的艺术悲剧是，大家逐渐形成一种审美共识，即无伤大雅的擦边球即艺术深刻灵动的境界，这其实是文学的奴化和堕落；软审查虽然是一种“开明”，但它绝对不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和终点
艺术，当进入历史与现实记忆的层面时，它是含蓄的、模糊的，曲折而非直接的。它完成记忆是通过故事、人物、象征、寓意、暗示和联想，而非新闻那样的直接和确切。但这种非直接和确切的记忆，在穿越了人的情感、心灵和人性完成之后，却又往往更为深刻和有力。
困境无尽
第一个是良知和是非观的困境，看到的无解的荒诞越多，困境就越大，第二个是理想和理性的困境，如同阿Q最后是因“那一点可怜的理想”而死（因为相信未来，相信变化），内心的光明和对这个世界的不绝望形成了我们理想的悖论和困境，第三个是爱，“有爱非大爱，有爱非深爱”，这个困境让我们既不能像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破釜沉舟，又不能如卢梭一样深刻内省和凝视自己的灵魂
活着如果没有能力去拥抱大良知，那就不要让最后的良知从自己内心泯灭掉。
活着如果不能拥有爱祖国、爱江山的大理想，那就如阿Q一样，相信“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是要在纸上画圆圈的。”
活着如果不能像爱生命一样爱江河，那就爱一事、一物和一片土地、一个村庄和一条溪流吧。因为有爱，终归比无爱好一些。而这些爱、理想和点滴之良知，如果不能种瓜得瓜一样把种子落到现实的土壤里，那就让它变种、变异而转化、转移到写作里边去。
一个失败的人
在母亲衰退的生命面前无能为力，联想到其实自己的一生也是“因为失败而两手空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一个懦弱者、旁观者和沉默者”，在写作上也不敢保证可以写出“独属于自己创造”的小说来，但通过和母亲的对话，使我意识到“朝死亡行走”本身就是活着的价值和意义，这场与“生命的征战和论辩”，哪怕注定是失败，也要一天天地写下去
我深知，在中国的现实生活里，自己既没有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力量和毅力，也没有西西弗斯反复把滚下的石头日复一日推向山顶的执着和坚持。比起唐吉诃德和西西弗斯，我更像一个佛教中只会跪下向生活磕头、祈求的羸弱之信徒，上天是否会给我的命运保佑赐福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香与磕头，已经是我活着和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我的生命之本身，一如棺材是死者存在的本身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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