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推开中国的另外一扇窗》

丧家犬的一年

作品被禁,房子被强拆,不被家人理解的苦闷,在媚俗和庸常中获得的短暂安宁其实更令人不安,申诉和报案不会有下文,它就“像一个响屁放在了空旷的原野”

我就像蝼蚁一样生活在现实中。能够在小说里汪汪吠叫成了我的理想,而且又总是渴望把那狗吠的叫声转化为艺术美妙的音乐。这种畸形的生活和有些畸形的文学追求,让我活着并让我活得时有自信而又总是气馁无奈。

国家失记

今天的中国,失记已经战胜了记忆,除了国家集权因素之外,还要去质问那些“心甘情愿的知识分子们”,他们身上体现的“智者的集体妥协”在无形中为这项国家工程助力,这些人的普遍心态是,“今天已经有我呼吸的空气了,也就不再需要为明天的春日清风去做无谓牺牲了”

钓鱼岛:让理性成为社会的脊梁

渴望在政治的“火球”面前,不要让文化成为祭品

疏于记忆的猪

今天中国人活着,就像被圈养而又吃饱了的猪,快乐和肥美取代了真实和思考

八零后——怯弱的一代

在被指责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时候,八零一代人选择了顺从和沉默,既没有去揭上一代的伤疤,仿佛他们的错落是与生俱来的,与从上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毫无关系,又对充满不公和压迫的现实世界有着取之不竭的认同感,不去思考“为什么”,而只是去想“怎么做”

面对电影、电视的轻贱和娱乐,需要你们张开口袋、发出笑声,以证明国泰民安时,你们把最爽朗、纯真的笑声和掌声,大度豁豁地献了出去了;需要你们微博、微信和朋友圈只这样而别那样时,你们就只是这样而不那样了;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最终就成为了最为配合榨取的一代人。

央视春晚,还有必要吗?

春晚最初的成功是建立在十年文革的废墟上,现在已今非昔比,人们不需要这些“思想的辅导员”,而那些对审查者不满的创作人员,其实也是得了便宜卖乖;对春晚的国有化和同时也是对思想的集体和垄断化,对地域文化多元和民间文化的保护都不是好事

远藤先生,你好吗?给远藤周作的一封信

读完《深河》与《沉默》,便决定不再读远藤先生你别的书,以免心中的“佛塔”倒塌,《沉默》中“对整个人类生命——哪怕是罪恶的生命的爱”,“都让人体悟着你对黑暗与苦难从不撒手的拥抱”,《深河》中又把这种纯粹的“天爱博大的灵魂,降落到人世的凡尘”;二十世纪文学中对主义和技术的关注有些过多了,虽然在“怎样写”上你还不可与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和拉美文学相比,但“你的写作,恰恰弥补了他们在文学革命中对人性和人的灵魂的轻慢”

文学的印记,一当存储,便如春暖而花开。而一棵草荊为了来年的活色泛绿,所负出的冬季濒死的劳苦,他人他物,是多都不予关心的。

文学的唯一目的是发现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价值

从维吾尔族大妈和哈萨克大叔关于生命理解的故事上(“牛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体悟到一个真正的作家应不仅看到关羽和岳飞但伟业功绩,还要关注“非英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对人的爱和对生命之意义的揭示上,契诃夫绝不输于托尔斯泰

被我走丢了的家

《我与父辈》的序言,从父亲在自己去当兵临走前和生前最后一句话里,咀嚼出故乡之于自己的意义,和人生里的命定,后来因为写不合时宜的作品而成了全县最不受欢迎的人,开始反思写作与故乡之间的关系,“那块土地完全可以没有我,而我却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和村落”,《我与父辈》就是某冲程度上的赎罪和忏悔;故乡与我之间渐渐竖起一堵“只有我能看见的墙”,活得如同汉奸一般,而自己也再也没有能力真正回到故乡,但是随着彼此年岁增长,家人也逐渐释然并对自己依旧包容,自此也不再因“信徒把教堂弄丢”而苦闷

一个年少洗礼而为信徒的人,因为一直外出没有碰到教堂或清真寺,也很少踏进庙宇和道观,虽心里总是有神并日日时时敬着神,可岁月让他忘了庙或教堂是什么样,回家时他心里有神也认不出教堂和庙的那种建筑了。

推开中国的另外一扇窗——对话王尧关于中国、文学及其他

莫言在获得诺奖之后不得不承受的“荣誉之重”,其一是身为文化偶像不得不承担崇拜者的诉求,也不再有人关心你的本意和内心,其二是站在民间和政府之间平衡的压力,其三是对其作品的膨胀的期望

中国绝大部分优秀的作家,都和体制是一种妥协和顺从的关系,讨论作家的独立性,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独立性——它既可以是鲁迅那样的,也可以是沈从文那样的,当今中国作家“不缺少艺术性选择的独立和探索”,但“我们缺乏包括民族关怀、社会思考在内的独立性”,今天对沈从文、张爱玲的推崇,恰恰因为大家“深知鲁迅写作的危险性”

今天的文学制度,如同“半自然、半人为的草料”,让大家久而久之不再去想围栏外的辽阔草原,规训和舒展的后果便是忘记灵魂

文学除了美之外,还有力量的存在。换句话说,作品的力量也是一种美;美也是一种力。

被禁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伟大的作品对面是不会有敌人存在的,但在这个人心求稳的时代,那些本该不存在的对文学实施管理的机构,仍旧用阶级和革命的方法来看待文学;文学可以不书写政治,但如果一味地逃离政治,也会对人、人性和人的生存境遇的认识出现偏差

中国文学审查变化研究初探

今日中国审查制度已由硬审查走向软审查,有一定弹性和模糊,主要方法包括理论诱导、奖励诱惑、对具有独立意识作家的收编、培养读者、自我审查和有计划的沉默异作,自我审查造成的艺术悲剧是,大家逐渐形成一种审美共识,即无伤大雅的擦边球即艺术深刻灵动的境界,这其实是文学的奴化和堕落;软审查虽然是一种“开明”,但它绝对不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和终点

艺术,当进入历史与现实记忆的层面时,它是含蓄的、模糊的,曲折而非直接的。它完成记忆是通过故事、人物、象征、寓意、暗示和联想,而非新闻那样的直接和确切。但这种非直接和确切的记忆,在穿越了人的情感、心灵和人性完成之后,却又往往更为深刻和有力。

困境无尽

第一个是良知和是非观的困境,看到的无解的荒诞越多,困境就越大,第二个是理想和理性的困境,如同阿Q最后是因“那一点可怜的理想”而死(因为相信未来,相信变化),内心的光明和对这个世界的不绝望形成了我们理想的悖论和困境,第三个是爱,“有爱非大爱,有爱非深爱”,这个困境让我们既不能像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破釜沉舟,又不能如卢梭一样深刻内省和凝视自己的灵魂

活着如果没有能力去拥抱大良知,那就不要让最后的良知从自己内心泯灭掉。

活着如果不能拥有爱祖国、爱江山的大理想,那就如阿Q一样,相信“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是要在纸上画圆圈的。”

活着如果不能像爱生命一样爱江河,那就爱一事、一物和一片土地、一个村庄和一条溪流吧。因为有爱,终归比无爱好一些。而这些爱、理想和点滴之良知,如果不能种瓜得瓜一样把种子落到现实的土壤里,那就让它变种、变异而转化、转移到写作里边去。

一个失败的人

在母亲衰退的生命面前无能为力,联想到其实自己的一生也是“因为失败而两手空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一个懦弱者、旁观者和沉默者”,在写作上也不敢保证可以写出“独属于自己创造”的小说来,但通过和母亲的对话,使我意识到“朝死亡行走”本身就是活着的价值和意义,这场与“生命的征战和论辩”,哪怕注定是失败,也要一天天地写下去

我深知,在中国的现实生活里,自己既没有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力量和毅力,也没有西西弗斯反复把滚下的石头日复一日推向山顶的执着和坚持。比起唐吉诃德和西西弗斯,我更像一个佛教中只会跪下向生活磕头、祈求的羸弱之信徒,上天是否会给我的命运保佑赐福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香与磕头,已经是我活着和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我的生命之本身,一如棺材是死者存在的本身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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