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美德》
“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或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
“历史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经验’，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历史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
“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遗忘塑造记忆。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一种记忆，史学被当作一种记忆来讨论。但事实上，是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
“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为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去探究现有的竞争中胜出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被隐藏、被改写、被遗忘的就越多。”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过去有非常丰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特别是呈现在某些叙述中的那样单一和绝对。”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民族主义固然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利器，但这把利器其实是双刃剑或多刃剑。世界上几乎不存在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主义所特有的、在人群间制造分离和区隔的超强功能，同时又对民族—国家本身构成潜在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威胁。这就迫使国家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执行双重乃至多重标准。”
《双螺旋的低语》
“族群、民族的分类，究竟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社会过程，还是本来就具有生物学的科学依据？当我们宣称自己的族群归属时，我们的依据究竟是一种主观认同，还是可以用科学数据表达出来的客观生物学标准？”
“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其本质都是一种政治体，而不是文献中所描述的，或它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源于共同祖先的社会体。把这种人群凝聚起来作为一种力量呈现于历史场景中的，就是政治关系、政治利益和政治过程。”
《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突厥是一辆自东向西穿越亚洲的大巴士。起点是于都斤山，终点是伊斯坦布尔。这是漫长的旅行，走过了很多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停靠。每一站，都有人带着行李上上下下。乘客中没人在乎这辆巴士的起点是哪里、终点在何方，大家不过是搭车走个短途。他们也从没想过他们与其他乘客间有什么联系。有时车出毛病了，停下来修修，路上能找到什么配件就用什么。经过很多年，当这辆巴士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车上不大可能还有从起点站上车的乘客了。而且，这辆巴士本身，也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样子了。里里外外，都换成新配件了。但这辆车还被称为突厥，而乘客都自称突厥人。”
《达吕耶的佩剑——历史与想象的纠结》
“在让·达吕耶佩剑来历的所有可能产地中，中国无疑是可以提供最大想象空间的，何况所有的想象都可以是那么浪漫。然而这样一来，历史本身就退席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历史想象要比此前的研究过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通常不太注意那个过程的细节，他们只是急切地等待着结论。虽说历史研究标举着求真的旗号，但并不是所有的真实历史都被等同对待。事实上，只有那些足以激起丰富联想的‘真’，迎合了学界当下偏好和公众当下流行趣味的‘真’，才会被研究者和公众格外留意。即使在学术世界里，我们也常常听到研究者之间互相询问对方有什么‘观点’，也就是有什么结论。许多争论都是‘观点’之争。然而观点本身并不是学术最重要的部分，获得观点的思维过程才值得仔细审查。”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
“虽然社会体并不总是与政治体相重合，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体的盈缩变化主要是由政治体的兴衰变化决定的，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社会体本身就是由不那么连续和不那么稳定的政治体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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