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青春路》
在座的年轻人问徐晓，你们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徐晓说了很久的理想主义。
我想起《半生为人》里的一段话：“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他们仍然可以阅读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维和感受方式已经不同了。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
《何伟的三场演讲》
几年之后，他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以更大的野心、更复杂精巧的结构问世。在这本书里，何伟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原来和中国文化初次碰撞时的摇摇晃晃没有了，这本书像一个盛年时期的人，充满自信，精力旺盛。
但是正如人们更爱青春期的生涩，很多人喜欢《江城》里那个美国年轻人，在中国小城里遭遇到的惶惑、愤怒和无助。这些情绪时如此诚实、真切，对这个国家充满好奇的人们会觉得非常有趣，而生长在这个国家已经熟视无睹的人们，却会感觉到一些疼痛，然后，看待身边世界的方式变了。
《文学是一场偷情》
李海鹏生在辽宁沈阳，这个城市寒冷、压抑，一直令他不舒服。人与人之间讲究关系，动辄称兄道弟，太多潜规则，没有一件事是凭借自己可以做成的，而他却生来敏感、高度自尊，很难忍受这些关系之间的不公正与不干净。
海鹏也有一个“现实”的父亲，和不那么“现实”的母亲。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回家后只顾看书，不做饭，孩子们只好饿着肚子。李海鹏觉得母亲像包法利夫人，对生活不满，看不起身边的人，觉得他们傻。海鹏虽然挨了饿，但每次父亲母亲发生争吵，他还是站在母亲这边。他看母亲所有的书，张天翼的童话、《牛虻》、走读大学的教材。这是他最早的文学启蒙。
《七次盛大的婚礼》
他知道这个婚礼完全是父亲的意志，时间、形式、宾客——他迟迟不结婚，曾让父亲在当地很没有面子。这一天，父亲好像又回到人生的黄金时期，呼风唤雨，嗓门也高了几分。尽管这一切内在是假的，他不可能和女性产生情欲，他的男友甚至不在现场，海晨今后不会再见他的父母，连结婚证也是在中国政法大学门前办的假证，但胡松还是感到一种奇怪的幸福。他不知道是神经麻木使然，还是几个月来终于不再提心吊胆，他又想到小时候，跟爸妈说，你们离婚吧，只要你们能好好过，我怎么都行。为了片刻的安宁，这些不算什么。
《在成吉思汗的荣光里凝望路易威登》
穆尼娅说，很多美国人来到蒙古，手里都拿着一本魏泽福的书。他们因魏泽福而重新认识蒙古，并为美丽的草原惊叹。这令穆尼娅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国家，为自己作为一个蒙古人而骄傲，这是她在共产主义时期不曾感觉到的。
2012年夏天，魏泽福又来到了乌兰巴托。研究结束后，他仍然维持着对蒙古的热爱。每年夏天他都带着生病的妻子居住在乌兰巴，这里天气凉爽，人们热情，只要出城，就是广阔的草原。而他也已经成为蒙古的贵客。乌兰巴托的书店里，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他著作的英文和蒙文版。
《贫穷，然而性感》
为什么她会对这些移民小孩的神情这样敏感？她说：“因为我来自东德，我知道那种在边缘的感觉。”10岁时，乌莉随父母迁移到西德，虽然讲同一种语言，却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她必须察言观色，重新学习一套规则。“我在两种社会制度里都生活过，这一点对我很重要。我很庆幸没有继续生活在一个极权国家，否则我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可是我也不喜欢物质主义，用金钱来评判一个人是不对的。所以我要利用在两种体制里的好处，我用现在享有的言论自由，去批评这个体制的缺点，让它改进；我用东德人的边缘经验，来帮助移民。”
《柏林断章》
东德人没有办法接受统一，他们是在怀念社会主义时代吗？还是痛切自己的历史、生命被抹去了？在魏玛，包豪斯的学生Alex说，“我去过北京，觉得好亲切，那些社会主义建筑，大楼，纪念碑，德国很多人想拆掉这样的建筑，觉得太难看，而且是威权的象征，可是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历史啊，干吗要拆掉，然后修一些假古典建筑？”
我想，这些哀婉社会主义历史的人，也许曾是体制中的异议者，也曾因为体制的黑暗而充满愤怒、否定一切。看到他们，令我触动。该怎么看今天？我今天，又怎么看我的父母，或者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其期待后事之明，也许应该学会和历史共处。
《命运交叉的城市》
作家张大春却从另一个角度谈起对这些地名的记忆。他少年时住在西区，学校在东边。当时他才十二三岁，必须骑脚踏车上学。父亲不放心，骑车带他走了三天。有时候通天大道一直走，有的时候会绕不同的路。来自山东的父亲会跟少年大春讲，咱们到金华了（那是金华街），咱们又到了潮州了……遍游中国大江南北。张大春一直对大陆地名感到亲切，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也是台湾的一部分啊。”
历史遗迹就这样层层叠叠错落在城市的地理层。不同的朝代并置，历史如此坚硬无法选择，却在每个人身上留下柔软的生命印记。张大春在台北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朱天心目睹台北经历巨大变化面目全非，只能去京都寻找少年时生活的城市——因为日本人仿照京都规划了台北。
《一个老兵的春节》
唯有回望历史，才会理解这个一心惦念青春风流的衰朽老人，经历了怎样的战乱流离。这是20世纪的中国人共同承担的命运。而他又是如此幸运，从20世纪存活了下来。
《我相信，我记得》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不就是一系列的偶然，我们自己所读过的书，我们所思考的东西，这些构成了完整的我们。也许人生一个擦身而过，鬼使神差的结果，当初可能是转到左边，转到右边，那辆车没有搭上，你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所以在回忆的时候很危险，世界差点成不了世界，你差点成不了你自己。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结婚。
“我们到现在还可以不断地谈话，包括跟朱天文，每天还有说不完的话，不会是很身边的柴米油盐。我们本来以为很自然，后来发现好像蛮难得的。我们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共同相信的东西，或者是共同喜欢的东西，这个蛮不容易的。
“如果你想问的话，我觉得我们对待彼此蛮认真的。你好像不太愿意让你身边的人丢脸，所以有些事你不能做，有些事你必须做，有些事你可以勉强。这么多年了，这也是一个动力，所以我说，作为朱天心的先生，我觉得我扮演得蛮认真的，也还做得不错。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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