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
埃德温是我唯一爱慕的男孩，也是唯一我能幻想自己嫁给他的人。但你不可以和自己的哥哥结婚，就算可以，他也不会要我的。他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爱着我的哥哥，我也经常觉得他的童年很适合他，不像我的。他有个量身定做的童年，延展节奏与他的成长同步，我的则是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女孩准备的。每当我想到这些，我的面具就会变得更愚蠢，因为我根本不能向任何人倾诉，而我总是梦想着遇上哪个神秘人物，会听我说话，并且理解我。我从书中知道这样的人是存在的，但在我的童年的街道上，你找不到任何这样的人。
在我们整段漫长友谊里，我总是害怕向露特展示真实的自我。我害怕她会发现我真正的模样。我把自己变成她的回音，因为我爱着她，因为她是最强大的，但内心深处我仍是我自己。我梦想着一个存在于这条街以外的未来，但露特和它亲密地绑在一起，永远不会被扯开。我假装我和她流着同一种血，这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骗她。我似乎冥冥中对她有所亏欠，连同畏惧和似是而非的愧疚，我的心灵因此负重，而就像我此后生命中所有亲密长久的关系一样，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色彩。
时间流逝，我的童年逐渐变得稀薄、扁平，犹如纸片。它既疲惫又破旧，在低潮时似乎难以为继，等不到我长大的那一天。其他人也有所察觉。每次阿格尼特姨妈来探望我们时都说：我的天啊，你长高了好多！是的，妈妈说，惋惜地看着我，要是她长胖一点就好了。她是对的。我单薄得就像一只纸偶，衣服披在我肩上，如同挂在衣架上。我的童年本应该持续到十四岁，但要是它提早耗尽，我又能做什么呢？任何重要的问题你都没有答案。我饱含羡慕地盯着露特的童年，它坚定、平滑，没有一丝裂痕。它看上去会比露特长寿，其他人可以继承，再把它耗尽。露特自己并未觉察。……我总是幻想找到一个人，一个就好，可以任由我展示我的诗歌，并且懂得欣赏。我开始思考很多关于死亡的事，我把它当成朋友。我告诉自己我渴望死去。……我那时十二岁。除此之外我的诗仍然“满嘴谎言”，如埃德温所说。大部分都以爱为主题，如果你选择相信它们，你就会觉得我过的是一种放荡的人生，多的是关于征服的趣话。
我在我童年的客厅里孤身一人，曾经哥哥坐在这里，把钉子敲进木板，妈妈唱着歌，爸爸则读着那本我已多年未曾见过的禁书。这都是几个世纪前的事了，我认为我那时是幸福的，虽然因为童年的无尽而痛苦不堪。墙上是水手的妻子远眺大海。斯陶宁严肃的脸俯视着我，长久以来我凭他的形象塑造自己的上帝。虽然还会在家里过夜，我却觉得我今晚在和自己的房间告别。我不想上床，也没有睡意。我被浩瀚的悲伤俘获。我把窗台上的天竺葵移开，朝天空望去，新月的摇篮里闪烁着一颗幼小的星星，轻柔地在变幻的云间摇摆。我默默重复约翰内斯·V·延森《冰川》中的诗句，我经常读，已了然于心：此时像夜星，彼时如晨星，被杀死在母亲胸口的小女孩闪耀着，纯白，一心一意，像孩童的灵魂独自游荡，自顾自在无尽的道路上纵情玩耍。泪水滑过我的脸颊，因为这些诗句总是让我想起露特，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她。露特和她精致的心形嘴唇，还有坚定而清澈的双眼。我丢失了的童年好友，牙尖嘴利，又满心爱意。我们的友情逝去，一如我的童年逝去。现在最后一层残余从我身上剥落，如同晒伤皮肤的碎屑，而其下隐现的是一个笨拙、无可救药的年轻人。夜晚流经窗外，我读着我的诗歌本，不知不觉我的童年静静地落在了记忆的底部，我那心灵的图书馆，那我余生获取知识和经验的地方。
所有明亮的梦
克罗先生的楼被拆掉了，我说，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不知道，她越过那个年轻的肩膀说，我他妈也不在乎。他们再次消失在彼此的怀抱中，而我走过去，穿过院子。走上后排楼房的楼梯时，我被恐惧擒住了，怕自己这辈子都逃离不了出生之地。突然间我无法忍受它，觉得关于它的每一份记忆都是黑暗而悲伤的。只要我住在这里，我就注定要堕入孤独和无名。我对这个世界来说并不作数，每当我抓住它的一角，它便又从我手中溜走。
……妈妈对我谈起我们将在下个月一号搬进的新公寓。有三个巨大的房间，她说，像舞厅似的，能远离这个无产阶级社区真好。她走进卧室后，我环顾我们这个小小的客厅。我看了看落满灰尘的旧纸偶戏院，爸爸做出来时我们曾经如此高兴。它多半经不起搬运。我看了看斑驳的墙纸，许多痕迹的来历我都记得。我看着墙上的水手妻子和餐边柜上的铜制咖啡器具，看着有一次妈妈摔门时损坏的，从来没有被修理过的门把手。我看向窗外的院子，那里有加油栓和吉卜赛人的大篷车。我看着这一切，它们一直保持不变，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痛恨变化。当周遭发生改变时，你很难维持对自己的把握。
第二天两本《野麦》寄到了，两本都有我的诗。我读了很多遍，腹腔传来一阵异样的感觉。它在出版物上看起来与打下来或手写的完全不一样。我不再能订正它，它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它出现在成百上千册的杂志里，陌生的人们会读到它，可能会认为它不错。它在全国范围传播开来，我在街上遇到的人可能也已经读过。他们可能外出时在内袋或包里就放了这么一份杂志。如果我乘电车，可能会有一个人坐在我对面读它。这感觉完全震撼了我，没有人可以与我分享这份美妙的体验。
维戈·F的父亲是银行董事，哥哥也是。他自己在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工作，它并不喜欢，不过总得维持生计。他也写过书，惭愧的是我没有读过。我甚至不曾在图书馆里看到过他的名字。我为自己的无知恼怒，于是告诉我的这位新朋友我本来应该去上高中，但家里不允许。我们负担不起。他轻轻地搂着我的腰，一股热流穿透我全身。这是爱吗？我已经厌倦了对这样一个人的漫长寻找，现在我达到了目标，便觉得如释重负，想大哭一场。我是如此疲惫，以至于无法回应他温柔而谨慎的轻抚，只是被动地坐着，任他捋捋我的头发，轻拍我的脸颊。你就像一个孩子，他亲切地说，一个不能真正驾驭成人世界的孩子。我曾经认识一个人，我说，他说所有人都想利用他人做某些事情。我想利用你出版我的诗。是的，他说，继续轻抚着我，但我的影响力并不如你想的那么大。如果出版商不想要你的诗，我也无能为力。不过我们会一起看一看。无论如何，我可以给你建议，支持你。
白昼坠落
我告诉她我不想要情人，如果我的生活再次变得混乱而复杂，我就无法工作了。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唯一擅长的，唯一真正吸引我的，就是组织句子和字词，或者写简单的四行诗。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观察人，几乎就像我需要把他们储存在档案里供以后使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也必须以特定的方式阅读，这样才可以通过我所有的毛孔吸收我需要的一切，即使不为现在，也是为了以后。这就是我不能与太多人交往的原因，我也不能频繁地出去喝酒，否则第二天就无法工作了。而且我总是在脑海中构思句子，所以当埃贝跟我说话时，我常常冷淡又心不在焉，这让他感到沮丧。这一点，加上我倾注在赫勒身上的关注，让他觉得自己被遗弃在我的世界，这个曾经容纳他的世界之外。他下午回家时仍然愿意读我写的东西，但现在他的评论变得既无意义也不客观，仿佛他是想击中我的痛处。一天我们吵了起来，因为《童年的街道》中有一个叫穆尔瓦德的人物喜欢解数学方程式，埃贝对此很生气。那是我，他说，我所有的朋友都会认出来嘲笑我。他要求我把穆尔瓦德先生从书中删去。穆尔瓦德先生确实是个怪人，因为我还不擅长描写男人。但我不想删去他。我不明白，埃贝说，你为什么不能像，好比狄更斯那样塑造人物呢？你都从现实生活中获取。那可不是艺术。我请他不要再看我写的东西了，反正他也看不懂。他说他已经厌倦了和一个作家结婚，更何况还是个性冷淡的作家。我喘不上气，泪流满面。自从小时候和哥哥吵架，我再也没有和任何人起过争执，而且我无法忍受与埃贝不和。赫勒哭着醒来，我把她抱起。他就不能解方程式吗？我可怜兮兮地说，否则我不知道这样的男人在空闲时间还会做什么。埃贝把我和赫勒一起搂在怀里，说：对不起，托芙。请不要再哭了。他可以解方程式，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介意，仅此而已。
我感觉到近乎幸福的东西，想知道这是否就是所谓的享受生活。傍晚时分我独自散步，埃斯特照看赫勒。田野和松树林的香气比我们到达的那天更浓。农舍点亮的窗户在黑暗中像黄色的方块一样闪闪发光，我好奇那里的人都如何打发时间。男人多半坐着厅收音机，妻子多半会从编织篮里拿出袜子缝补。很快他们就会打哈欠伸懒腰，看着外面的天色，说说明天早上等待着他们的工作。然后他们会蹑手蹑脚地上床，以免吵醒孩子们。黄色的方块会变暗。全世界的眼睛都会闭上，城市入睡，房屋入睡，农田入睡。我回到房子里的时候，埃斯特已经做了一些晚餐，煎蛋之类的东西。我们不怎么张罗。然后我们点上汽油灯，聊上几个小时，中间的停顿虽然长，却并不像现如今我和埃贝之间的沉默那么紧张和焦灼。埃斯特向我讲述她的童年，她不忠的父亲和温柔耐心的母亲。我也对她谈起我的童年，我们的过去便在彼此之间重现，像一道满溢生机的墙。
那段时间，卡尔只是偶尔给我打一针。我靠服用美沙酮保持亢奋，手臂上的印迹越来越淡。我对哌替啶的渴望也在减弱。每当它重新浮现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在它的影响下我无法写作，而我当时全身心投入到了我的新小说中。埃瓦尔德巴肯的生活已经形成了近乎正常的规律。白天我常与雅贝还有孩子们在一起，晚上吃完晚饭后，卡尔和我待在我的房间喝咖啡，他看他的科学书，不说什么话。一种奇怪的空虚在我们之间延展，我意识到我们无法进行对话。卡尔不关心文学，除了自己的行业似乎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他坐在那里，烟斗夹在凹凸不平的牙齿之间，前突的下颌仿佛托住了这张脸的其他部分。有时他会从书页间抬眼，羞涩地对我笑，说，嘿，托芙，你还好吗？他从来没有像其他男人一样，对我讲起他的童年，如果我问起，他就给我一个空洞的、毫无意义的回答，就好像他什么也不记得了。我经常回忆起埃贝在夜晚漫谈，用德语背诵里尔克的诗，对赫鲁普的句子展开戏剧性的演绎。偶尔登门拜访的利塞告诉我，埃贝还在为失去我而悲伤，整天和维克托泡在托坎滕酒吧之类的地方，全然不顾课业。
但他没有。他始终没有。他以持久的活力和愤怒与他可怖的对手抗争，让我感到害怕。每当想放弃战斗的时候，他就会打给博贝尔医生，从他的话语中获得新的力量。我不得不放弃夜班医生，因为维克托几乎不敢睡觉了。但他去上班时，我还是拜访其他医生，请他们打针并不难。为了保护自己，我会在当晚告诉维克托。于是他给很多医生打电话，威胁要向卫生部报告，这样我就不能再去找他们了。但身处对哌替啶的疯狂渴望中，我总是能找到新的医生。我几乎不吃东西。我的体重又下降了，雅贝格外担心我的健康。博贝尔医生告诉维克托，如果我继续这样，就得重新入院，但我恳求他让我留在家里。我保证我会改变，然后违背我的承诺。最后博贝尔告诉维克托，唯一的真正解决办法是搬离哥本哈根。我们没有太多钱，不过仍从哈塞尔巴尔赫出版社得到了一笔贷款，在比克勒郊区买了一栋房子。城里有五名医生，维克托立即拜访了每一位，禁止他们与我有任何联系。因此我不可能入手药物，慢慢地适应了接受生活的现状。维克托与我相爱，有彼此和孩子对我们来说就已足够。我又开始写作，每当现实让我心烦意乱，我就买一瓶红酒和维克托一起喝。我被从多年的药瘾中解救出来，但自那时起，如果得做血液检查，或者当我经过药店的橱窗，往日那份渴望的阴影仍会隐约复现。只要我活着，它就不会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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