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兴盛与危机》

序言: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

  • 历史研究中的“歧路花园”:亨佩尔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产生如下问题:原因往往无限多难以枚举;因果循环网;
  • 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稳态”分析:对比于终极原因决定论(如地理环境、经济、人的心态,价值判断系统)和多因论(相当于否定历史有规律可循),提出系统组织理论:社会处于稳定有序状态时,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实现了“功能耦合”,其内部互相适应(反例:东方宗教的兴起使西罗马帝国走向衰亡 — 吉本);
  • 异化机制 — 社会结构稳态的破坏:之所以会自发破坏,关键在于子系统的功能(输出)不可能是单一的 — 子系统参与整体的相互调节时,必然具有哪些没有参与功能耦合又暂时看不出破坏性的功能;“异化”(马克思踢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人在有目的活动中又被这种活动和活动的结果所改变,甚至否定;
  •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千变万化,不断发展着的海洋,而社会结构则是社会生活海洋中相对稳定的岛屿”;欧洲古代社会中的城市发展:不属于原有的欧洲封建社会结构,在一定时期内能被容纳,但终究会破坏欧洲封建社会的构架;
  • 影响社会结构演化的因素:1)演化源于异化+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变化,因此功能异化的具体内容、增长方式和速度,社会生活变化的方向和速度 — 的不同;2)任何一座新的社会大厦或蓝图都是在旧社会结构和它所包含的全部生活中所预先准备好的;
  • 社会结构演化的四种模式:1)静态静止型;2)结构取代型(三个条件:解体前已经具有了取代原有结构的新组织要素;各要素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组合;结构取代的难易,是否会夭折);3)超稳定型(三个条件不全具备,破坏后修复);4)灭绝型;

第一章 一个古老的难题

  • 四百年前,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引起反响,法国大作家蒙田:“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 —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之谜;
  • 以往学说: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是对比欧洲的封建庄园(自给自足更高度,城镇规模也不大),却发展出了资本主义;2)生产关系(封建剥削的残酷性),但对比一下发现,中国农奴一般说来要比欧洲农奴的境况好一些;3)强大的中央集权克服分散性,但仔细推敲又陷入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大网;4)“亚细亚生产方式”;
  • 现代系统控制理论:不把事物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处理的机械模式;局部特点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特征;

第二章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

  • 中外历史学家无不对中国封建社会强大的统一力量感到惊愕;
  • 马克思的“马铃薯”比喻 — 小农间缺乏组织联系;(维纳)社会通讯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联系在一起的“混凝土”;欧洲封建社会:分散的经济结构,不产生密切交往的需要,表现为小国林立;(奴隶制)罗马共和国,商人、自由民执行社会联系功能,而保持长期稳定;
  • “士”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 — 儒生– 能摆脱土地的束缚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不是靠土地而主要是靠所谓学问而被组织进封建官僚机器中的;象形表意的方块字,也有利于克服方言繁杂的障碍;掌握该工具的儒生,成为组织官僚机构所必须依靠的阶层;
  • “一体化”结构使得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耦合起来,须具备如下条件:存在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儒生);统一的信仰(儒家学说,忠君保民);全国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郡县制);
  • 世界史中封建大国的分裂过程:1)分封管理领土;2)人身依附加强;3)军事割据;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贵族化趋势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如果缺乏一个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贵族化倾向可使官僚演变成贵族领主;
  • 西汉时期对分封诸侯的遏制:中央王朝用一体化力量调节;一旦中央控制力加强,人身依附关系就减弱,地主经济维持其稳固地位而又不会演变成领主经济(经济结构靠外界干预才能保持下去;反例,魏晋南北朝分裂);一体化结构还在抑制分裂和镇压叛乱上起到作用(儒将);
  • 欧洲封建社会不能建立一体化调节的原因:教士无异于贵族,贵族化趋势在教会中就是表现为世俗化,不能从庄园经济中相对脱离出来;整体文化水平低下;基督教国家学说相当薄弱;
  • 西方的“国家”是地域性的,中国的“国家”是“国”和“家”,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并不互相冲突反而强化,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封建社会里,往往需要借助宗法组织力量来约束个人行为,虽然农民与地主间人身依附关系较弱,但宗法血缘依附关系却相当强(例如,各种亲戚称谓的名目就相当多,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宗法一体化结构”;
  • 脆性(缺乏弹性,需要保持在平衡点左右,否则就会崩溃)的社会结构,例如,自耕农不能过多成为佃农,流民;商品流通不能过于发达从而危及地主结构;儒家正统思想也不能发生太大偏离;但脆性不等于容易瓦解,正因为脆弱才会催生一套保护系统;
  • 强控制维持脆性平衡:依靠强大的官僚网,严密的户籍制度,土地调查制度,思想控制,文字狱,与宗法制度同构;

第三章 无组织力量及社会结构的老化

  • 官僚机构自身的膨胀和腐化,是封建帝国日益老化;封建特权的存在,使得官僚成为儒生刻意追求的目标,低薪制的存在,使得官僚机构有可能吸收更多的人当官;皇权执行官僚机构之上的监察和考核权力(但也会造成吏治腐败的加剧,除自身外,还有宦官外戚干政);
  • 无组织力量: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其瓦解作用,而又不代表新结构的那种力量;不可逆,且一定程度后具有自身繁殖性;(政治上)圣君和道德的影响,正直的儒生按照儒家国家学说来组织官僚机构,只是理想状态;(经济上)土地兼并,自耕农变成佃农,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破坏了一体化结构;
  • 土地兼并也具有不可逆性和自身繁殖性:(受控阶段)国家的强控制(“均田”)和儒家意识形态(“基祉不衰”)、宗法结构(族田,不可买卖)使得自发兼并趋势不会急骤增长;(恶性增长阶段)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腐化)对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形成正反馈;王朝鼎盛时期,往往是土地兼并爆发的前夜;
  • 意识形态中的无组织力量是随着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而增长的,表现为思想混乱,纲纪崩坏,小人靡集,理想主义儒生退避林泉(人才危机),百姓怨声载道;

第四章 变法与动乱

  • 变法效果递减律:王朝初期的变法往往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唐开元天宝年间,不及贞观之治,无组织力量受限制后又很快反攻倒算,随即安史之乱;社会结构中无组织力量越大,一体化调节能力就越弱,而且只能用官僚机构来进行改革;另一种调节机制则是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 封建剥削关系中的可控与不可控关系:自耕农及其天赋、人头税可控(杂税,徭役是伸缩量),佃农与国家之间还存在与地主的剥削关系,不可控;王朝后期,杂税徭役加倍增长,同时无组织力量增加,堵塞国家财源,地主剥削与国家剥削相互放大,佃农化加重;
  • 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规模不那么大,作用不那么强;在分散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不易形成统一目标,相互联系也不紧密;
  • 农民起义的规模与无组织力量的大小有正比关系;

第五章 中国封建王朝的修复机制

  • 历史上任何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过;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只需要十年到三十年;
  • 农民战争执行着清除无组织力量的功能;对旧王朝打击得越彻底,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的寿命也就越长;农民起义大到一定规模,才有调节作用(王朝中前期,规模较小,无法抑制无组织力量发展);
  • 如果由于存在某种障碍使得农民起义不能有效扫荡无组织力量,新王朝建立的修复机制就会暂时失灵, 如东汉末年和唐代末年的分裂;而无组织力量与军事势力的结合,发生在一体化结构尚不完善的时期,自宋以后,再无这种调节失灵的情况出现;
  • 宗法同构体是第一块修复模板,宗法家族制度发挥了国家结构的同构效应,像生殖细胞那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
  • 与欧洲不同,中国大规模农民起义中皇权主义极为明显(不能简单解释为小农意识);西欧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反对农奴制度,“照往昔一样地生活”,很少有人想当皇帝;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决定了人们(包括农民)的精神生产,农民的皇权主义和宗法思想正是其必然反映;
  • 儒家国家学说及一体化是第二块修复模板;儒生是活跃的阶层,分三派,保皇,参与,观望;诸葛亮和魏徵,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乱世和治世所赋有的使命的理解;
  • 两块模板的拼合有三种情况:豪门世家建立如东汉、唐、宋;农民起义建立如西汉与明;少数民族入主如元、清;在第二种情况中,仅有此两例成功,因为特别注意了第二块模板的作用,利用儒生实现了一体化;若指导思想与一体化不容,如太平天国,最终不能完成新王朝的重建;
  • 因此,宗法一体化结构具有两种调节机制:国家官僚机器和宗法家庭制度对社会实现全面的调节和控制;农民革命中,宗法一体化结构所体现的同构效应和儒家国家学说成为新王朝建立的模板;

第六章 历史的奇观:超稳定系统

  • 中国封建社会的强控制体现在重本抑末,不允许新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官商和官办手工业发达,民间私人商业受限、萎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中世纪,城市是农村封建经济的对立物,是封建势力控制鞭长莫及的地方;如意大利兴起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在封建社会结构的裂缝中扎根生长——中国社会就没有这种状态;
  • 中国古代城市,都、邑,有强烈的等级意识,市场根据封建“礼法”设置,而不是随着经济需要自然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商业的中心,而且是各级官僚机构衙门的所在地,也是封建统治控制力量最强的地方;
  • 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壮大,通过两个重要中介: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与王权结合(王权也是为了自身利益);在意识形态中也能找到代言人,依靠知识分子接受市民文化来实现;
  • 中国封建社会中,市民阶级不强大,并且一体化结构中,王权不可能与市民阶级相结合,反而对其进行遏制;相反,王权与儒生的结合,使得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很难分化出一个新成分,以完成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和意识形态中新因素结合的任务;
  • “中国历来不缺乏伟大的思想,也不缺乏卓越的思想家,但是缺乏新思想结合、扎根的土壤。宗法一体化结构像盘根错节的古老大树,把自己的枝叶布满空间,使得新因素的萌芽得不到充足的阳光,也不可能在布满了大树根毛的土壤中真正扎根。”
  • 资本原始积累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旧结构能否迅速瓦解;新结构是否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政治、意识形态对新结构的成长是促进还是抑制;英国的流民主要转化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去了,而中国的流民仍在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中流动;
  • 中国封建王朝崩溃前的“假资本主义”:商业高度发达,非农业人口急剧增加,但其实是病态繁荣,因为流入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只有小部分转化到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去;而且,萌芽也和无组织力量结合,官、商、大地主三位一体,因而也成为农民起义的矛头所向;
  • 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为脆性而非柔性瓦解,不利于新结构取代旧结构;这种巨大的破坏性,也使新结构缺乏内部调整的时间,形势所迫,人们会选择最快恢复秩序的办法;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亚稳态结构及其他

  •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体化调节失灵,原因之一:西北少数民族的冲击和门阀贵族化相结合;原因之二:封建知识分子的普遍消极和汉代佛教的传播(封建礼法的解放,实际上是精神危机和放荡不检的生活所表现出的退却);
  • 政治结构的变化: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和禄田的出现,是贵族化趋势的表现;经济结构的变化:地主经济不断退化,坞堡组织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
  • 重建一体化的任务最终由北朝来完成,因为其亚稳态结构不如南朝稳定,恢复超稳定系统也就较容易;南朝也有贡献,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学术界对儒、佛、道的融合消化的理论果实;
  • 超稳定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与一体化调节能力成正比,与无组织力量成反比;封建大国越是强大的时期,反而越是开明,越不会闭关自守;除此之外,巨大的同化融合力(对外来文明的冲击,不是拿来主义)和巨大的历史惯性(北朝少数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重建一体化结构);
  • 四个阶段:秦汉(系统建立、形成);魏晋南北朝(受冲击并形成大融合);隋唐宋元(鼎盛、成熟);明清(系统僵化);
  • 为什么中国走上这一条独特的道路?一种答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熟性;
  • “确实,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超稳定系统的前夜,和欧洲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前夜,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出现过一个文化思想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争鸣,西方则是文艺复兴运动。它们都有发达的城市、商业和内部通讯联系的迫切需要。但是,这些现象中国却比欧洲早出现了一千年。这时,中国封建社会还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而文艺复兴时欧洲社会中开放性的工商业已占有很大比重。另外,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结构始终没有被瓦解。而欧洲则经过了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又受到瓦解宗法关系的高级宗教(基督教)的征服,废除了偶像和祖宗崇拜。中国封建社会在春秋时代以后形成了士阶层,发展了客卿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欧洲封建社会则发展起了一支新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市民阶级。因而,封建社会的发展到绝对君主制时,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央王权与士阶层的结合,推行了官僚政治,建立了超稳定系统的封建大国。欧洲中央王权与市民阶级结合,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第八章 意识形态结构的系统分析

  • 儒家学说:(价值观)仁,(社会观)礼,(哲学观)天;道家学说:(价值观)无为,(社会观)小国寡民,(哲学观)道;(价值观)兼相爱,交相利,(社会观)尚贤,尚同,(哲学观)天志,明鬼;
  • 儒家和墨家都主张有为,积极参与世事,但在有为的方式上完全不同:儒家的有为是以有等级结构的家庭中的人为核心,将个人的感情往外推,合理化;墨家主张从整个社会出发来考察每个人的行为的合理性,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分尊卑贵贱,也不是固定不变,有相当强烈的平等、民主色彩;
  • 从价值观、行为结构和国家学说来看,儒家和墨家都可能实行一体化,但事实不是这样,主要是由于墨家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外适应方面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第一,当时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远不如欧洲中世纪后期发达,而且市民也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二, 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没有解体,人们难于接受任何类似于人文主义的博爱、平等思想(欧洲因基督教瓦解了宗法关系,反对上帝以外的任何偶像和祖先崇拜);
  • 由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儒家学说一直沿着有利于实现宗法一体化结构的方向发展;其伦理、行为结构不断向着有为和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而哲学观却在唯心和唯物之间摇摆;最终由董仲舒完成了最后一步;
  • 董学说的三个特点:第一,与君主集权政治和强控制的社会管理形成内和谐,仅靠孟子那种“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论显得不够有力,而应是“天人感应”的结果;第二,丰富多变了儒家思想,如人性既是善的又是恶的;第三,把儒学道德教化作为民族文化的标志(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是封建儒生的信仰和优越感的源泉,也是他们保守和抵御外来文化的依据);
  • 道家作为儒家的补结构长期存在;一般说来,一种意识形态结构占统治地位以后会排斥与它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却不能排除它的补结构;由此解释了封建儒生的二重人格:得志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此外,补结构的存在使得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更加完备,形成一道无形的缓冲地带,因而具有更强的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印度意识形态中的神秘主义与佛教、婆罗门教也形成互补,而欧洲则是取代关系, 基督教取代古罗马哲学,人文主义取代基督教);
  • 外来文化对封建意识形态结构的冲击,是从补结构入手的;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佛教与道家都迷醉于玄妙机理,因而影响大得多;
  • 宋代理学的出现大大巩固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儒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短处被克服了:(朱熹)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把董仲舒阴阳五行观、王充对董仲舒的目的论的批判,把张载以及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的思辨精神,统统加以整理;
  • “也许可以这样说,在西方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以前,儒家学说是人类思想体系最有生命力的一个体系。比起光辉而相对短暂的古希腊文化来说,它悠久而强韧。比起中世纪宗教统治来说,它开明而更具有人性和民主色彩。在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支配下,它以实现有等级的仁爱为最高价值观念,创造了一套高度完善的道德伦理规范。它以理性的光辉抵御了宗教统治的愚昧和黑暗。儒家学说积极干预生活,提出并实践了自己的国家理论。更令人惊叹的是,儒家强调和谐精神和调节作用,揭示人的思想、社会行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家庭、国家、社会也应该是和谐的个体。这种立足于和谐并强调人的道德力量的学说,使我们民族成为古代最重视文化和教育的民族,两千余年创造和维持了独特的文明体系……儒家的成功,它的魅力,它的僵化,它的失败,都来自同一个核心,这就是它的伦理行为结构。确实,儒家成熟的仁爱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讲求和谐与实际的处事原则,都是成功的。但它本身却是先验的,不允许批判的,它是一个扼杀个性的保守主义。儒家的伦理结构核心是不允许人们怀疑的,它是圣人先贤的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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