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

光阴飞逝,正如诗人所说“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中年人的忙碌和沉醉于忙碌带来的成功感,实际上和吸大麻差不多,用占满每天时间来逃避人生的空虚,使他忘却那个青年时代立志一生去追求的理想。

思想家有自己的战场,那就是去战胜(认识)那些人们创造出来但又难以驯服的观念。在社会巨变中,有多少观念如过眼云烟被人遗忘,又有多少观念被历史积淀形变,上百年来它们吸收着民族血汗和精华,成长为庞然大物,是每一个后继者都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中,视它们为理所当然。

第一章 超稳定系统的两种行为模式

  • 在对外开放、工业文明冲击下,社会危机并非单由无组织力量引起;人们开始怀疑意识形态,引起认同危机;社会整合危机最后会引起意识形态更替;如新文化运动后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
  • 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更具有社会动员力,是一种更强势的意识形态;

第二章 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历史学家应该指出每一种胜利的事业都有某种恶的因素,每一种失败的事业也总有某种善的内核,从而使该时代的偏激得到平息。

  • 要引起超稳定系统对外来挑战的重视,需要两个条件:西方文明发展到一定地步;社会大动乱有效清除了吏治腐败和土地兼并等无组织力量(否则兵力无暇顾及);
  • 太平天国:以极为残酷的方式缓解了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人口—土地危机;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农村相对平静正是农民大起义清楚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结果;
  • 大动乱后,清王朝的政治腐败情况有所好转,意识形态上务实作风的兴起,汉族官员比例上升,呈现出吐故纳新 — 同治中兴,是典型的中国超稳定系统大动乱结束后的行为方式;但是,一体化结构的复兴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
  • 洋务运动未能达到明治维新的效果,原因在于:日本政府能把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投资,工业化运动为官方推动,民间响应;但在中国一体化结构中,农业生产积累大多都用于供养中、下两个组织层次,国家可支配收入很少;而且,传统一体化中的官商合作是为了建立农村社会秩序,与洋务和现代工业是在城市里的新型事业背道而驰;此外,儒家的“经世致用”学说也形成羁绊;
  • 在没有实行一体化结构的帝国中,社会组织行动的失败不立即和意识形态发生关系;甲午海战后,对儒家意识形态产生怀疑;但一开始只是局部性的,认同危机首先发生于社会观和哲学观中,对家庭伦理的触动很少;

第三章 一体化结构解体的逻辑

  • 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带来的社会观内容的改变导致其上曾组织凝聚力减弱,如1900年庚子事变时的“东南互保”;西方哲学和社会制度模式进入原有意识形态的社会观和哲学观, 如1905年正式废科举;乡绅城市化——传统绅士被新知识分子所取代;宗法家族逐步瓦解,近代城市开始发展;
  • (墨菲)西方列强在中国设置通商口岸和其他东方殖民地不同,并不有意避开原有的城市和商业中心而建立新城市,并发展出一整套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经济上的抵抗力依然很大);
  • 辛亥革命之所以燎原,在于城市化绅士领导和推动城市群众运动;本质是城市化的绅士与革命党人联合摧垮王权,也是一次地方分权运动;

第四章 社会整合危机

  • 革命对县城的影响则比对省城小多了,绝大多数为当地士绅宣布和平光复,农村社会秩序并没有发生变化;
  • 民初的城市化绅士并不具有实现民主政治所要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性精神(与主导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文化观念存在结构性矛盾);独立的行政系统建立不起来,一体化中下两个层次与现代行政机构互不相容,如造成财政收入枯竭;
  • 军绅合流:军阀和地方豪强相互勾结,结果是自耕农纷纷破产;此外,掌权者思想观念的倒退:军阀受教育不多,大多只懂儒家伦理,文明开化程度小得多;
  • 全社会抛弃军绅政权、批判其意识形态的运动不可避免——新文化运动;

第五章 意识形态更替机制

  • 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发展到抛弃旧意识形态:上曾组织解体后,中下层组织成为社会整合危机责任之承担者(儒家伦理又是绅权的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的反思者已摆脱一体化组织中各种角色;并实现了伦理中心主义的突破;
  • 抛弃儒家伦理的社会条件:绅权扩张又不能克服社会整合危机;当时已存在一个在社会角色上完全不同于绅士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在该阶层出现之前,就已经有激烈的反传统思想,但那时社会结构性条件尚未成熟);
  •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恰恰是1905年废科举后尚处青少年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成长为社会中最活跃的一代人所带来的结果
  • “借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思想方式表明,在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的传统组织方式影响下,新知识分子仅仅意识到传统意识形态不能解决社会危机,因此渴望变更其内容,追求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
  • 由价值逆反机制推动的新文化创造造成对新价值观念的误解,如民主更多被视为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一种唯民主义;(梁实秋)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
  •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禁锢中国人思想两千年之久的意识形态牢笼。但由于没有树立超越价值判断的真正科学精神,一旦中国人认为找到了能根本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新意识形态,新文化运动也就走到了尽头。二十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百花齐放的时代过去了,只有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沉重地挂在枝头……”

第六章 中国社会的重建

  • 列宁主义政党为意识形态认同团体,西方议会政党只是政见认同团体,不可能既紧密而又具有群众性;
  • 在西方现代国家整体中,军队服从宪法权威;而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军队只会服从意识形态权威;
  • 大革命高潮中的农民运动,使得农民心中政权和社会合法性的标准无形中完成了由传统向新意识形态的转化;
  • 国共两党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改造社会的模式,以是否与基层民众利益一致为区别;列宁式政党和群众大革命有效结合,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稳固的一体化结构,因而夺取政权时间比第一种模式更长;

第七章 国民党及其脆弱的统一

  • 国民党清共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性质,其组织成员和经济来源主要来自于城市,因此只能建立一个弱的中央政府;
  • 抗战期间对农村的过度动员造成土地兼并,城市的过度动员后果则是官僚资本的兴起和腐败(无组织力量的巨大增长);
  • 八年抗战是国民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 用农民实现社会整合需要两个条件:农民必须突破家庭的框架,接受不同于家族的基层组织形态;上中下三个组织层次的管理者均来自于意识形态认同体;
  • 1860年到1920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出现了从地主—自耕农经济到自耕农—经营地主富农经济再到贫农经济的转化;最终为土地兼并严重,一体化解构条件下的经济结构,愈来愈多的自耕农转化为类似于城市无产者的地位;不再是传统小农,而是有可能成为社会组织者,为意识形态认同团体所吸收;
  • 马列主义儒家化:毛泽东对农民持一种独特的二分法——自耕农与不出卖劳动力之佃农仍为传统小农,出卖劳动力之小农,倾向于组织和社会交往,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此外,“农村包围城市”也是对马列主义夺取政权理论的修改;
  • “马列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儒家化和农民化,儒家化实现了由知识中心向道德中心之转化和破除反传统的心态,农民化则是在儒家化的同时,把农民视为无产者,农民战争经验和农民文化系统纳入马列主义。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能够打动亿万农民心坎的新意识形态终于被创造出来,并开始了自己势不可挡地整合中国社会之历程。”

第九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 一种既能实现辽阔农业社会整合,又能抗拒西方列强外来冲击的社会结构,是以中国变成超级官僚社会为代价的——所有的社会问题均通过强化一体化官僚系统的控制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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