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A – Auteurist Reprise (Sept. 9th – 17th)

• Mon: Attack! (8:00);
• Tue: La Strada (7:00);
• Wed: The Searchers (7:00);
• Fri: The Lovers (8:00);
• Sat: 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2:00); II Grido (8:00);
• Tue: Suddenly, Last Summer (8:00).

      

MoMA在九月初会将前段时间Auteurist系列的一些影片放在周末和平时的晚间进行重映，满足更多观众的需求。Auteurist系列已经来到了上世纪50年代——正值“法国新浪潮”的黄金时期，因此重映的影片中也不乏“新浪潮”中的佳作。法国导演路易·马勒的《情人们》(1958, 90 min, 7.2, 8.0)由女星Jeanne Moreau出演，她也多次出现在其他“新浪潮”导演的影片中，是气质女性的代表。

除此之外，同时期两位意大利名导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的作品也被选录其中，《大路》（1954, 108 min, 8.1, 8.9）和《呐喊》（1957, 116 min, 7.7, 8.3）。其中费里尼的《大路》还荣膺195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该年也是奥斯卡第一次设置这个奖项。

       

同时期的美国电影作品当然不会被MoMA忽略，约翰·福特的西部片《日落狂沙》（1956, 119 min, 8.0, 7.8）由约翰·韦恩主演，他们两人也是当年好莱坞电影的经典配置。由阿加莎·克里斯蒂原著改编，比利·怀尔德执导的悬疑片《控方证人》（1957, 116 min, 8.4, 9.5）是IMDB前100名的作品，获得了1958年六项奥斯卡奖提名。另一部悬疑片——约瑟夫·曼凯维奇的《夏日痴魂》（1959, 114 min, 7.6, 7.8）由伊丽莎白·泰勒和凯瑟琳·赫本两大女星出演，而她们俩也同时获得了1960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 Wed – Sun: The Servant (7:30; 9:40);
• Fri: In the Mood for Love (8:00); Black Narcissus (9:30);
• Sat: A Perfect World (11:00); The French Connection (2:00);
• Sun: A Perfect World (11:00); Midnight Cowboy (5:00);

         

夏初 Film Forum 曾经重映过约瑟夫·罗西导演，英国著名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经典之作《仆人》（1963, 116 min, 7.8, 8.5），如今应观众要求继续加映。该片有趣地讲述了一对主仆之间的微妙关系，值得一看的是（品特所长的）戏剧艺术如何应用到电影中来。

《午夜牛郎》（1969, 113 min, 7.9, 8.3）是1970年三项奥斯卡获奖作品：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Museum of Moving Images 本周的“Fun City: New York in the Movies 1967-75”的系列中会放映这部电影，该片主演乔恩·沃伊特为安吉丽娜·朱莉的父亲，凭借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后于1979年成功凭借出演《返乡》夺取小金人。

Museum of Moving Images 的该系列亦包括了1972年五项奥斯卡获奖作品《法国贩毒网》（1971, 104 min, 7.9, 7.5），除了与《午夜牛郎》相同的三个奖项之外，主演吉恩·哈克曼还摘得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剪辑。作为一部动作片摘得奥斯卡，本片令人眼前一亮的是纽约和马赛实地拍摄的追逐戏，在当时的电影条件下实属不易。

      

Museum of Moving Images 的王家卫系列即将进入尾声。《花样年华》（2000, 98 min, 8.0, 8.2）作为其最负盛誉的作品本周登场。本片也是IMDB Top250里面为数不多的中国电影之一。

此外，一周一度的Rubin Museum of Art 电影展映本周搬上讲述印度修道院里修女的故事的作品《黑水仙》（1947, 100 min, 7.9, 7.5）。本片赢得了1948年最佳摄影（彩色）与最佳艺术指导（彩色）两个奖项。在如今这个彩色世界，能够有机会重温在那个黑白电影仍然大行其道的年代里的一部彩色作品，相信也是不错的体验。

IFC Center 的“Weekend Classics – Long Star Cinema: Texas on Screen”系列本周放映的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公路电影《完美的世界》（1993, 138 min, 7.4, 8.9）。

第一至第三讲：管仲 · 商鞅 · 桑弘羊

春秋至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奠定根基的萌芽阶段，政府（国家）在经济活动中起到怎样的角色，治国能臣们又是怎样梳理“吾国与吾民”间的关系，在不同王朝、不同诸侯里都有不同的演绎。而这其中的佼佼者们——春秋齐国时期的管仲，秦国的商鞅，和西汉武帝时的桑弘羊——及他们国民经济的哲学，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

从经济变革的角度看，三者的异同主要表现为：农与商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和国强与民富之间的关系——的取舍。在农商关系上，同为商人出身的管仲与桑弘羊站在了工商业这一边，认为商品经济的振兴才能使国家富强。但两者的具体做法却略有不同：分别成为中国古典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雏形。

管仲开启了社会阶层的职业化分工，以此提升制造业技术；并在价格、税收和贸易政策上刺激了市场，甚至还鼓励享乐和消费——这在儒家看来无疑是异端的思想——造就了国力的强大。而桑弘羊同样是看到工商业蕴藏的巨大利润，更进一步，通过控制流通和物价（“均输”与“平准”），将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利润，从而实现富国这第一要义。

作者将管仲称为中国古代的“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控制关系到民生的支柱产业，但同时也允许民间商业的繁荣，国强的同时更要民富，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而武帝和桑弘羊的改革，源于对文景末期“七国之乱”时地方势力骄纵的反思，加之匈奴压境的历史条件，国营化，重税收，与民争利，从而化解内忧外患，对维系统治起到了保障作用。

管仲与桑弘羊皆不是儒生眼中的“仁者”（尽管前者主张“和平称霸”），但汹汹的反对者们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桑弘羊之问”背后，帝国荣耀与集权之苦间的矛盾，其实一直萦绕至今。

在农商关系上，重农的商鞅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或者说，是以另一条路走向了国强。但秦皇汉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择选，却是殊途同归。商鞅主张“强国贫民”的愚民政策，发扬郡县制，军爵制，加强地方管理，打通贵族与平民间的通道，重税抑商，实现中央集权，粗暴但却有效地达到了“天下定于一”。虽后世声名狼藉，但其理念却一直沿袭了下来，并在百年前救亡图存的时刻进一步迸发。

19岁的少年毛泽东曾写下，“商鞅之法，良法也。”

第四至第六讲：王莽 · 刘晏 · 王安石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治国方略和经济管控手段的完备与创新，也发展到新的高度。然而，顶峰也就意味着，在集权专制的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间，在权力与财富分配的十字路上渐渐走到了死胡同；若没有更根本的制度革新，天下无非是重复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其中，社会主义者王莽与国家主义者王安石在路的两头走到了尽端，也依旧是以失败而告终。

回顾二王之前，先来看中唐名相刘晏。汉初文景治下的轻徭薄赋，工商繁荣，在初唐得以重现。李世民巧妙地借富人养官，地方养兵，使休养生息的政策得以持续；同时，盐铁专权放还民间，大力推动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盛世下的地方分权过度，安史之乱的暴发，历史又重新回到桑弘羊时的老路上——劫富，国营，削藩，压制民间资本，虽颇有成效但终究因地方割据之势太深而无功而返。

专制下的国有经济其实就是官商结合的权贵经济，这一制度模式在北宋时被发展到极致：国家垄断上游厚利行业，虽然对民间极为宽松，但并不会创造出多少财富；而在国有专营中，通过“买扑”（竞标）和“钞引”（特许经营）激活市场能量，却也给中央创造出更大的寻租空间。王安石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胜出，通过变法将桑弘羊的理念执行得更极端，结果“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

此外，从历史的眼光看，秦汉至唐宋还完成了贵族经济向士绅经济的转型。地方世族在经济上的“闭门成市”在中央加强权力的过程中被（唐）工商经济与（宋）官商经济取代，而科举制的奠型，从制度上切断了世族门阀繁衍的根源。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刨除了军阀割据的隐患。历代变法，均和贫富，抑制兼并，国有事业的壮大，进一步挤压了民间资本。

最后提一下王莽，如果说是王安石捶下了是历代国家主义者变法的最强音，那么王莽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主义激进变法者的典型——回到“周礼”和“井田制”，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以抑制兼并过度，但由于政权合法性，民心向背，民间财富积累，和官员执行力上的先天不足，遭遇惨败，而此后的改革者只好再回到桑弘羊与刘晏的老路上。

北宋王朝在王安石变法后57年走向覆灭，这次失败是历史性的：它表明了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

第七至第九讲：明清停滞 · 洋务运动 · 两个民国

有人说中国的专制其实始于明朝，明清治国者主要关心的是政治稳定而非经济发展，“稳定压倒一切”的哲学也从此将中国拖入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对外）北修长城，南禁海运，封闭的外贸政策；（对内）男耕女织，扁平散点化的市镇发展，而商帮则寄生在官场和特许牌证之中，一直未能形成独立的力量。内外两股力量相合，构筑了一个“高水平停滞”的“超稳定结构”。

吊诡的是，经历了五百年GDP零增长，中国并未在近代文明的起跑线上落后列强多少。洋务运动并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改革者在历史的路口仍有许多选择机会，只不过均被一一错过：修建铁路时的意识形态之争，新兴企业的发展与洋务运动诉求之间的矛盾，不及明治维新那样彻底而全面的改革，在政治改革上的犹豫摇摆，让中国无法真正地告别过去，走向现代化与富强。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商人阶层的独立与壮大，结合上科举制的废除使得知识分子被释放到体制之外，集权者也逐渐失去了对全民思想和精英阶层的控制，权力结构摇摇欲坠。

1911年至1927年的北洋民国时期，是自1400年前“五胡乱华”以来第一次出现“中央权力真空”，思想大解放，市场经济放任自流，一举奠定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基础。同时，地方自治空间加大，军阀、商人及知识分子参与到自治试验中来，但皆因缺乏民众基础和理论支持而难以持续。最终让人悲哀的是，面对工人阶级的崛起，商业阶层在劳资对立时选择了与暴力政治结盟的解决方式。

蒋介石治下的国民政府，回到了计划商品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老路上来，中央政府重新掌握国民经济的主导权。民间资本开始被政策性挤压和剥夺，商业组织瓦解，控制生产资料市场，加之国债绑架与银行国有化，导致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被终结。

从洋务运动到建国之前，历代国人在追求富国的过程中共经历了四次“国进民退”的事件：1884年李鸿章夺权轮船招商局；1911年清政府对保护民间股份毫无考虑的“路权回收”；1935年孔祥熙实行的银行国营化，从私人银行家手中夺回金融业的主动权；和战后的宋子文领导的“敌产国营化”，将日本私人资本转化为官僚资本——这些都为日后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埋下了伏笔。

第十至第十二讲：计划经济 · 改革开放

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最彻底的“国进民退”发生在建国初期的私营经济消亡，陈云在上海的成功经验被发展到全国——国营资本控制原材料、资本和销售渠道，并辅以“五反查税”的政治手段，定息赎买和公私合营的退出机制，将私营企业和有产阶层像盲肠一样被整体切除。

整个计划经济时期被剥夺的是农民阶层，他们的土地被收为集体所有，粮食交易的控制实现了农业对工业的“反哺”，保障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票证经济和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则剥夺了他们进入城市的权利，从而减轻城市人口的压力。

（未完）

• Fri: The Wrath of God (6:30); The Enigma of Kaspar Hauser (6:30; 8:45);
• Sat: Rosemary’s Baby (2:30); Peeping Tom (3:10; 7:20); Psycho (1:00; 5:10; 9:20); Stroszek (8:45);
• Sun: The Wrath of God (1:30); The Enigma of Kaspar Hauser (1:30; 3:45); To Kill a Mockingbird (2:00; 4:30; 9:30);

Film Society Lincoln Center 周末迎来沃纳·赫尔佐格专场，除了最富盛名的《路上行舟》之外，还有《上帝的愤怒》（1972, 93 min, 8.0/8.2）《加斯荷伯之谜》（1974, 110 min, 7.8/8.5）《史楚锡流浪记》（1977, 115 min, 7.9/8.5）等七部作品，是一个难得的全面了解赫尔佐格的好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正在热映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制片人正是赫尔佐格。

Film Forum 继续惊悚片系列，其中希区柯克的《惊魂记》（1960, 109 min, 8.6/8.8）和迈克·鲍威尔的《偷窥狂》（1960, 101 min, 7.7/7.7）两场联映；此外，今夏已经在多处影院重映的波兰斯基悬疑作品《魔鬼圣婴》（1968, 136 min, 7.9/8.0）将登陆 Museum of Moving Images，该片由“好莱坞男星”卡萨维茨和伍迪艾伦后来的妻子米亚·法罗主演。

第一章 1978年以来的启蒙与内部分化

• 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意味着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传统社会主义教条中解放出来；文革后期，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发现此路不通，开始探求一条世俗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内部一场路德式的新教革命；
• 以经济改革为主导而非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为主导；（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早期的马克思是个重视异化和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马克思；
• 新启蒙之所以成为一个表面统一的思想运动，首先是建立在价值态度上的一致性；中西文化之比较，不是真的对中西文化发生了认知上的兴趣，而是需要对它们做出价值评判，从而为现代化方案提供文化上的合法性；
• 西方思想以“现代”的名义，被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接受下来；分歧的焦点常常表现在与中国语境有关的价值选择上，而没有深入到知识论层面；那是一个真诚、激情的年代，也是一个开放的、混沌的年代；
• 90年代的主题转为反思启蒙；市场经济本来是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呼唤的理想之一，但当市场真正来临的时候，启蒙者自身却成为了可怜的祭品；不仅是简单的观念的分歧，而是：
  • 利益的分化：中产阶级的代言人v.s.为底层民众说话而自命；
  • 知识结构的分化：拥有各自知识场域；
  • 目标诉求的分化：要什么样的现代性？是一个个人权利优先的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还是优先考虑各社会阶层平等的激进民主的社会，或者是自由与公正兼顾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

如果我们粗略地回顾一下欧洲的启蒙思潮，就会发现启蒙思想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单一的思想体系。在近代欧洲的英国，从亚当·斯密到洛克，代表了启蒙思想的经验主义传统；在法国情况比较复杂，伏尔泰代表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思想，笛卡儿代表了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卢梭则是一种崇尚自然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我们发现，即使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内部，各种启蒙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和复杂的，甚至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20世纪西方思想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与后现代的各种冲突，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

第二章 当代中国启蒙的内在紧张

• “尊德性”与“道问学”（余英时）之间的分歧：在国家控制的学科化知识体制中，热衷于做一个专家型的知识人v.s.对西学进行一些最基本的学理研究，抛弃立场优先的价值评判态度，以“同情性的理解”来重新阐释传统；
• 80年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现代化被理解为与西方趋同的时间性赶超关系；对现代化的热烈追求，其历史内涵为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和否定；
• 1992年以后，现代化的目标部分兑现，而且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走向了现代，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焦虑，开始反思现代化目标本身；多元现代性的出现，“去时间性”，不再将中国与西方的空间关系理解为一种发展先后的时间系列；开始从亚洲现代性中寻找历史依据；
• 人的解体：一部分知识分子积极肯定世俗社会中人的自然欲望和功利主义，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猛烈地抨击世俗经济大潮之下人文精神的失落；80年代那个精神与肉体完美统一的人开始解体；
• 80年代个人/国家的二元对立模式到90年代发生了变化，核心是社会的出现，个人被重置与社会/国家的框架里面加以考察；

马克思·韦伯将现代性解释为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这一理性化指的是工具理性。当现代社会的人们从过去的神圣时代祛魅以后，以往所信奉的价值理性就不再成为日常生活的准则，而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追求现世生活的快乐、幸福，满足世俗的欲望，成为市场社会的最高准则。

• 世界不再有现实和理想的紧张而只有世俗的现代化的时候，势必引起以乌托邦为精神特征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激烈抵抗；然而第二代往往是伪善的投机主义者，看准了神圣性作为稀缺资源在世俗社会的市场价值，加以商业化操作，理想、革命、激情，成为了可以交易的商业卖点；
• 1992年以后新的一轮改革：
  • 政治形态上，从国家控制一切的全权主义集权政治，改变为国家主控政治领域、在执政理念上照顾和体现民意的善治主义政治；
  • 社会结构上，转变为一个断裂的社会，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断裂；
  • 改革的游戏规则下，赢着通吃，权者通吃，不再多边双赢；
• 当代中国思想界在改革的问题上，分化为五种政治思潮：发展主义（社会分配不平等，等到经济发展以后再来解决）；自由主义（政治改革）；新左派（“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国家干预）；左翼自由主义（兼顾自由与公正）；新保守主义（调和国家、精英和民众关系，克服社会断裂）；
• （鲍曼）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前者整个知识一体化，作为“立法者”，知识分子控制了“文化资本”，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后者社会开始多元化，作为“阐释者”，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

第三章 1990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

• 论战的焦点在三个层面展开：
  • 对“现代性”的理解，普世性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v.s.中国当下的问题与全球的资本主义问题密不可分，在反思的基础上，“制度创新”；
  • 腐败的成因和解决途径：全面彻底市场化v.s.落实社会经济的民主，向弱势群体倾斜；
  • 政治领域：民主宪政和现代法治v.s.保障一般平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
• 积极自由：古希腊城邦社会，公民对公共事务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社群的公共善；
• 消极自由：近代社会的产物，典型的资产阶级诉求，对立于国家权力，体现为非政治性的自我保护权利；
• （贡斯）现代社会有两种可怕的倾向：“过度的政治化”和“过度的私人化”，后者正是威权主义政治赖以生存的心理基础；
• 自由主义民主：以“现代人的自由”为基础，严格区分私人自由与公共权威，对公共权力进行分权，进行有效的制衡；
• 共和主义民主：以“古代人的自由”为基础，解决公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落实公民对政治的普遍参与；
• （巴伯）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弱势的民主”：
  • （哈贝马斯）上帝信仰崩溃后出现多元世界观，民族国家通过政治动员，创造一种新的法律团结基础；因此，现代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应来自公民普遍、广泛的政治参与；
  • 自由主义民主观，民主只是一种次要的、工具性的价值，不过是自由的一个手段；
  • （公共选择理论）个人与政府不过是一种“服从于统治”的理性交易，代议制的间接民主，是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
  • （马克斯·韦伯）政治权力的应用只要符合法治和宪法的形式化原则，就是合法的；法理型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受到形式规则支配的技术官僚统治；公民的政治参与越来越形式化，技术官僚的统治越来越实质化，政治只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利，其合法性基础——基于全体成员的意志上的同意——就发生动摇；
• 然而，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在现代民主之中被证明为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积极的政治参与应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中落实：
  • （汉娜·阿伦特）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持续的同意”之上，只能通过公共领域直接参与的“行动”才能得以体现；
  • （哈贝马斯）将公职人员的选举与公共意见的表达区分开来，后者中，公众是不能被替代、被代表的，实现“在场的”直接民主；有如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报纸；
•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论战）正义与合法性的两难语境：
  • 哈贝马斯在人权（洛克）和人民主权（卢梭）中拒绝选择，拒绝自然权利假设，人权不能作为外在约束而施加于人民主权这一实践本身，由此强化了人权的合法性基础；
  • 罗尔斯优先选择正义原则，反过来对人民主权，无论是公共的讨论，还是具体的立法，作出限制，形成“政治正确”；
  • 哈贝马斯是强势的民主，弱势的正义；
• 民主建设不仅是制度建构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文化认同的问题：
  • 传统社会中，政治上的正当（right）来自道德体系中的善（good）；中世纪，上帝的意志代替了城邦的至善；现代社会，法律背后的价值源头显得暧昧不清；

巴伯在分析自由主义民主为什么是“弱势民主”的时候，指出它的问题恰恰在于：在摧毁了传统的维系个人与社会纽带的同时，并没有提供新的纽带。他因此得出了与批评极权主义出名的汉娜·阿伦特同样的结论：20世纪极权主义的产生，与自由主义民主自身的弱点不是没有关系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极权主义是对自由主义失败的一种反应。

• 卢梭的公意（general will）说：不等同于众意（私意之和），是最高的立法者，是世俗社会中替代了上帝意志的合法性来源；但无法在程序和架构上解决制度化问题，公共意志的内容一旦在规范层面被掏空，在实践层面就被charisma（神性魅力）所替代；
• 阿罗的“不可能性原理”：不可能依靠多数票的规则产生出一种协调一致的社会决策方案；“囚徒困境”；
•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众舆论，不仅代表了一般的公共意志，而且也将对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和选民投票起到某种规范的制约；是广义的公共意志；（罗尔斯）公共理性，是狭义的公共意志；

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不再是现成的，而是做成的。它以宪法为核心，公民在共同的政治生活中形成公共的政治文化。这样的政治文化，既是政治的，又是文化的，是通过政治参与而形成的文化认同。

• 公民观：
  • 自由主义看来，公民的角色是市民的原则向公共领域的延伸，是经济人；从理性的计算出发，造成政治冷漠，威权主义的温床；
  • 共和主义所理解的公民是政治人；公民的政治自由具有道德意义，而不是仅仅具有工具价值；

（汉娜·阿伦特）认为，公民的政治活动，是人的三种等级性行为（劳动、工作、和行动）中最高的一种层次，它赋予了人生以自我验证的道德意义。现代民主的问题在于，当人们从事政治的时候，仅仅将政治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而忘记了政治“存在”的意义，即在政治活动中体现出的人的尊严，人在政治社会中存在的道德意义。在现代代议制中，个人的利益可以委托给代理人，但在政治参与中所获得道德意义是不可代替理，也不可转让的。因为公民只有通过政治的行动，才能感觉到自由的尊严并获得存在的意义。

• 传统的共和主义公民观中将公意与私意排斥，公民对公意的认识是一个克服私意、心灵默契的过程；（哈贝马斯）公民参与政治的场所分为两部分，一为自由主义所理解的政治市场，一为公共舆论领域，“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
• 因此，要使得公民自觉地参与政治，仅仅依靠个人利益驱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康德）启蒙运动的真谛：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托克维尔）从构成民主时代特征的个人主义精神之中，培育出公德意识很重要；
• （罗尔斯）“民主自由的安全需要那些拥有维护立宪政体所必需的政治美德的公民的积极参与。”

第四章 启蒙如何起死回生？

• 启蒙在当今中国的三大挑战：
  • 国家主义：启蒙的核心是人的自由与解放，而不是国家；国家与启蒙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 古典主义：世俗时代中意义世界的崩溃，和多元社会中核心价值的匮乏；而古典哲学对意义和价值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
  • 多元现代性：以往的现代性都把西方当作普世性的典范；德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这几十年来从日本引入的东亚现代性，是特殊对普遍，还是特殊对特殊？
• 启蒙内在的复杂性：近代理性传统两种不同的资源，笛卡儿的唯理主义v.s.培根、洛克的经验主义；怀疑理性v.s.浪漫主义（个性与独创性）；唯物v.s.唯心，等；
• （艾森斯塔特）现代性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轴心文明：
  • 第一次：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中国文明，相对封闭；而第二次，具有扩张性和弥漫性；
  • 现代性越是深入，轴心文明不仅没有消解，反而以一种更激烈的反弹力量出现；精神信仰问题，轴心文明能够解决，但启蒙解决不了；

普世的现代性可以给人们带来繁荣的物质、文明的制度，却无法解决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认同。认同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到处凯旋，反而变得越来越尖锐。于是，伴随着世俗化的深入，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宗教也在复兴。

•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理论为现代性的普世与多元这一死结提供了新思路：现代性不是一种僵硬的本质或确定不移的目的，不是帕森斯式的三条铁律，现代性意味着一组价值；比如英美比较注重自由与法治，法国突出民主，东亚注重发展和富强；
• 如今在中国，古典主义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主要对手，是因为物欲主义的快乐观和道德观不但没有化解反而加剧了社会心灵危机；古典主义所针对的问题，正是自由主义无从解答的德性伦理领域；
• 在当代自由主义哲学中，政治哲学与伦理哲学日趋分离；当代中国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的匮乏，是一种规范伦理的危机，即使民主宪政建立起来了，一种缺乏核心价值、缺乏公民普遍信仰的制度，是不稳定的；

规范伦理解决的是拥有不同价值和利益的异质人群如何共同相处的问题，康德也好，密尔也好，都将人的自由与尊严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民主制度不仅是一套决策的程序，更重要的是法律背后所体现的伦理价值，符合我们内心的道德感和正义感。

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如今将“正当”与“好”分离，仅仅讨论何为社会的公共正义，而将人生的价值何在留待个人自由选择，而且预设了“正当”优先于“好”的基本立场。不过，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正当”与“好”虽然已经区隔，但并非截然二分，他们不仅回答社会的正义秩序如何安排，而且对“好”的人生价值也有所规范。

• （康德）人的生活目标选择必须是道德的、符合人的尊严，而不是物化的、非人的；（密尔）快乐不等同于感官上的满足，幸福是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并不认为政府应该价值中立，一再强调政府有责任培养公民的公共德性，改造人心，培养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

第五章 1990年代中国的反西方主义

• 随着对西学的深入，就越发现那些所谓具有普世性的现代性原理与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和历史传统存在着巨大的隔膜，不得不将眼光从西方的主流话语移向边缘性话语（比如后殖民文化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希望从中找到知识的灵感，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现代化模式；
• 中国很早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也是源远流长——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
  • 古代中国从来不出现过民族主义，仅有的只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 （梁漱溟）“中国人传统观念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
  • （钱穆）“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
  • 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
• （白鲁恂）民族主义的发展必须超越种族或民族归宿的要求，建立实质性的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设立规范和准则，限制领导人的行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形成较早，但内容却迟迟不能“实”起来，如美国的独立宣言，英国的议会制度，等；
• 民族主义失去其内在的精神灵魂，就会成为盲目排外、妄尊自大或自以为是的代名词；

第六章 近十年中国的历史主义思潮

• “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与历史主义：
  • 出现在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核心概念是个性和发展；相信历史的背后不存在客观的法则、超越的意志或普遍的人性，历史只是以个性的方式存在，国家乃是个性化的集中体现；
  • （康德回答“什么是启蒙”）意味着后发展国家的普遍焦虑，希望通过启蒙克服自己的独特性，成为像英法那样的普世国家。普世国家追求的不是民族的本真性，而是超越民族的普遍人性；
  • 文明v.s.文化：特殊性与普世性的抗衡；文明是一种将人造为人的人性文化，有其客观的自然基础；文化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
• 中国哲学在渴望被理解的追求中，从根本上丧失了主体性地位；今日中国一旦遭遇西方的外交、政治与文化冲突，几乎搬不出一个像样的价值论述自我辩解；

（潘维）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靠意识形态决出胜负的文明间的大战。冷战史证明，政治观念体系竞争的成败是文明兴衰的关键。苏美间冷战之所以苏联败北，不是输在军备实力上，而是话语主导权的丧失。先是苏联知识界被西方征服，然后其领导集团被征服，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与投降，于是整个民族陷入失败的绝望。中国未来如果垮掉，中国模式如果失败，很可能也是从政治话语权开始的，是被人说着说着就说成了。

• 形形色色的“中国模式”无不充满着富强至上的的国家主义色彩：
  • 现代性被抽离掉其普世、确定的价值，唯一可确定的内涵，便是以GDP为量化指标的国家富强和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制度合理化；
  • 这种制度合理化是一种去价值、去政治、以提升管理效率和控制能力为目的的理性化改革，可以与各种政治体制相结合；
  • 富强与启蒙，是西方现代性的不同面向；富强现代性的背后，是一种深刻的价值虚无主义；

当一个民族不再有普世的精神价值规范其国家行为，而仅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什么是好的’伦理问题便会被‘什么是我们的’立场问题替代，民族灵魂中的恶魔因素便会无限膨胀，从而走向现代性的歧路。

• 一部分具有人文情怀的历史主义者跨越富强现代性，试图重新建立中国文明；而古典主义者则更关注古今之争，在他们看来，中西之争的核心是古今之争；

（甘阳）我相信中国将会选择“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中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小国家，中国的悠久历史文明决定了它是一个有“文明欲望”的大国，是一个有它自己“文明利益”的大国，因此中国不会满足于仅仅作一个土耳其那样的三流国家，也不会满足于仅仅作西方的附庸。

自夏商周以来的以礼乐为核心、历数千载演进而不废的中国思想传统，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我们追寻美好生活的基本视域。以千载观百年，则中国的现代并不是中国古典文明之外的另一个文明。

• （亨廷顿）两种对普世文明的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中，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中，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
• 西方现代性具有复杂的双重性——内含普世文明的启蒙价值，和野蛮扩张的国家理性；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的历史主义者批评西方的炮火，不是瞄准以富强为导向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而是靶指自由民主的启蒙价值；
• 文明关心“什么是好的”，文化关注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中国特殊论”貌似政治正确，却将文明降低到文化的层次，大大矮化了中国文明，实非福音；
• （梅尼克）在纳粹灭亡后，痛定思痛，发现19、20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抛弃了德国早期启蒙运动中歌德、康德和赫尔德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与普鲁士保守的国家主义勾搭成奸，最后败坏了德国文化的好名声；历史主义在多元的中国文明当中与谁结盟？
• 文化相对主义v.s.文化多元主义：前者认为不同的文化价值没有可比性，因而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没有普遍的人类的“好”；后者承认人类的普世价值，但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脉络中，普世价值会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具体表现；前者跨越一步，便是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而后者则可以与启蒙的普世价值兼容共存；

第七章 走向国家祭台的虚无主义

第八章 进入21世纪以来德尔国家主义思潮

• 国家主义思潮的两个不同脉络：集体右转的激进左翼和施米特主义
  • （甘阳）中国要“走向政治成熟”，通过全国公民直选，克服日益膨胀的地方利益，让国家从人民哪里直接获得合法性授权——马克斯·韦伯式的民主威权主义，要的只是“一次性的授权”的民主；（王绍光）拒斥议会民主制为号召的民粹式民主，在国家制度上落实在以民主为合法性基础的个人或寡头威权；
  • 施米特主义：国家不再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而是有着自身目的、理性与功能的有机体；国家权力不再是不得不有所限制的必要的恶，而是代表民族整体利益和公共意志的善；
• （王绍光）民主与其说来是一种“谁来进行统治”的政权形式，不如说是“如何有效统治”的征服治理形式——“回应性的民主”：
  • 西方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削弱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精神，易被金钱势力操控，导致日常政治的官僚化；排斥了该种基本建构之后，所能想象的民主实践空间，只能诉求于毛泽东的民粹主义遗产；
  • 实质是一种“回应性威权”；更接近儒家传统的民本政治——统治者作为政治主体的“为民做主”；“谁来统治”的问题偷偷转换为“如何统治”的问题，是否要民主的问题嬗变为如何善治的问题；

（潘维）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的“责任本位”思想则延续至今。“责任本位”和“权利本位”两个概念凝聚了中西方思想的基本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中西模式差异的思想渊源。

• 除了关心民主这个政权形式之外，还要重视国家能力问题——一个高质量的民主国家离不开强大的国家能力；（吴增定）西方现代国家之所以拥有极强的扩张和征服能力，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权力对社会领域具有高度的整合与动员能力；
• 中国新左派所欣赏的民主，其实是一种混合式的民粹主义威权民主；“下层与上层联合夹攻中层”；放弃原来的社会运动诉求，乞灵于国家威权来回应民众的意愿；虽然反对官僚国家，却没有像西方左派那样对国家有天然的警惕；
• 卢梭与麦迪逊对政治的不同立场，乃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
  • （麦迪逊）人性有幽暗的一面，有逐利的冲动，但只要有适当的分权制度，以恶制恶，相互平衡，可以将恶转化为善，将私人的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
  • （卢梭）人性本身是善的，政治的过程就是一个扬善除恶的过程，如何克服私欲走向大公，走向公共的善，成为公意是否能够实现的关键；
  • （中国新左派）国家必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不能允许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但中国今天出现的，恰恰是国家与市场的互相镶嵌化——权贵资本主义；
  • 国家主义攻击市场，真正的敌人却是社会：一个缺乏自主性社会组织的众人只是一盘散沙的杂众，国家因而成为了宰制社会、无所约束的巨无霸；
• （汉娜·阿伦特）权力与权威二元化：美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可以归结为，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在于宪法；宪政如果没有分权，就不是真正的宪政；
• 中国的国家主义只是肤浅的国家理性的膜拜者，是一批宗教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虚无主义者；

当代中国最深刻的危机是心灵危机，整个社会缺乏基本的价值共识和伦理基础。当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被摧毁之后，中国人失去了认同的对象，于是民族国家便成为了情感宣泄的世俗对象。而帝国列强的压迫，则提供了这种民族国家认同的外部历史条件。

• 国家主义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去价值的价值，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国家的价值目标变得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只是国家自身的强大；

国家作为一个人造的神，虽然代替了神，但正如施米特所发现的那样，利维坦毕竟是人工合成的赝品，它是一个“会死的上帝”。梅尼克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书中注意到，霍布斯的国家具有自我解体的可能性，其自我中心主义与利己主义，无论多么理性，都无法产生一种将自利的、分散的个人凝聚起来的社会纽带。某种更高的道德与思想价值必须添加到国家理性之中……

第三章 双城的创伤

（托尔斯泰）在构思《安娜 · 卡列尼娜》的时候，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她是一个背叛丈夫、追求虚荣的女人，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但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出来，多一根枝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

“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话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一分四十秒的长镜头用在了节目结尾，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常被提起，说这是镜头前的即兴评论能力什么的。但这个段落，对我来说，跟那些无关，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头脑里的一根桩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里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第五章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有人说：“自从柴静去了新闻调查，节目就堕落到去拍网站新闻的最底下一行。”意思是你们不去拍时政新闻，却去关心边缘人群，无非为了耸动，吸引眼球。

赵铁林当初拍三陪女的时候，也被人这么说过。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我知道这些女性的存在，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

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嬉乐，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托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来到“新闻调查”后，我下意识里寻找像阿V这样的人——那些我知道，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

赵铁林出生在战场上，寄养在乡下，“文革”中母亲自杀，他去挖山挖矿，从北航毕业后，做生意失败，在海南租处就是陪三陪女住的地方。一开始也有文人心理，想找个“李香君”或者“杜十娘”之类的人，满足“救风尘“的愿望。后来发现“根本没那回事儿“。老老实实地给她们拍“美人照”，一张二十块钱，养活自己。“她们知道我是记者，我靠拍照片吃饭，她们靠青春吃饭，你也别指责我，我也不指责你，能做到这样就行。我如实告诉她们我的目的，这对她们来说就是尊重，她们知道我不会扭曲她们。”

有人认为他的照片“伤害”了她们，或者在“关怀”她们。“无所谓伤害也谈不上关怀”，他说，“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咱们就是平等的了。”

看到他临终前的照片，我心里不能平静。他像他拍摄的人一样，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不粉饰，也不需要虚浮的怜悯。

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我想了解这些死去的男人，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烧毁了跟死者有关的照片。从没人跟孩子们谈起父亲，被母亲杀死的父亲。

我问孩子：“有想过他吗？”

“有。”

“想念什么呢？”

“他笑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微笑的时候，简直就像把世界都给了你的那种感觉。”

她脸上的伤痕，是父亲用三角铁砸的，就在鼻梁和眼睛之间。

（Kims说）“我觉得中国人，美国人，所有人，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

去采访Kim前，我做完采访提纲，合上笔记本，按习惯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

奇怪的是，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中学时有天上学路上，那个小混混喝了酒，从身后把我扑倒了，磕在街边的路沿上，我爬不起来，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是死一样的分量。旁边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我起来边哭边走，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也不是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觉——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认为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

我带了一束花给Kim。

她接过报纸包的百合花，有点意外，找了一会儿才找出一只瓶子插上，又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写的工作便条，还有一页，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日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

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

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

我采访陈丹青时，这位知名的画家从清华辞去了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导的职务，因为现行的政治和英语考试，让他招不到他想要的学生。他说：“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陈丹青其他的学生都不再考了，他说：“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反抗、叫骂，而是——这是让我最难过的——所有人都认了。”

“怎么叫‘认了’？”我问他。

他笑了一下：“我现在随便到马路上拉一个人来，你见到这个人，就知道他认了，从很深处认了。”

（美丽园小区事件）后来我发现，最终起作用的，是那些住在小区里，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反对过投票，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

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渐渐加入议论，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聚在一起开会，建立小区论坛，在公告栏里，贴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人，是以前并不关心公共事务，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私人时间的人。

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他说：“以前不太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感受比较深，也比较惭愧。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顺风车，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

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

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

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贺卫方豆瓣小组关闭后，有位前辈写过一篇长长的博客纪念它，赞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里，有一个署名是这个小组组长的人，他说：“我们的小组有一部分文章是有建设性的，并不像您说的那样篇篇都是。”

这人最后写道：“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化它。”

我依然尊敬并学习法拉奇和安娜，但也开始重新思量采访，她们甘冒枪林弹雨，为一次采访可以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极深，但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与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

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写《愤怒与自豪》，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都是“坏蛋”、“强奸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陈坤志操纵土地拍卖）陈坤志曾对我说过一句话：“这个事件中没有人是正义的，别打着这个旗号，大家都是为了利益。”

我原以为，这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分为被欺凌的弱者和使用暴力的劫掠者。对他提供的信息进行印证后，我才发现，拍卖中被他劫掠的人有些确实不是单纯的受害人，他们最初都是要从中牟利的，而且牟的都不是正常的利益，只不过，在丛林法则下，大鱼吃小鱼，最后被吃掉了。

那些向我们举报的人领头闹事，把一个厂长赶下台，焊上铁门不让厂子生产，私卖设备分了一部分钱，不久又把另外一个厂长赶下台，又分了一部分钱。等陈坤志把拍卖控制成交后，他们以暴力抵抗，拒不交地，把厂房和荒地拆成一个个格子租出去，又是一笔钱，都是这十几个人掌握了……这些人不是我出发前想象的受害工人阶级，没有群像，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穷苦人群体，只有一个一个诉求利益的人。

在采访笔记本前页，我抄了一段话，歌德让他的弟子去参加一个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他：”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第十一章 只求了解与认识而已

他不准备忏悔，也不是为了挑衅，这就是他真实的想法。

老范坐边上，后来她写道：“说实话，他的坦率让我绝望。一个过于主动甚至积极坦白自己内心阴暗面的人，往往会让原本想去挖掘他内心弱点的人感到尴尬和一丝不安。他甚至都不为自己辩解一句。为什么不在镜头面前，哪怕是伪装歉意向大家忏悔以乞求宽恕呢？”

采访间歇，老范跟他聊天。李说起多年前也曾经养过一只猫：“养了十七年，自己老死的，我经常抱着她睡。”我们都一愣。

“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

后来我才知道，老范在机房编这段的时候也很挣扎。王的脸做了遮挡，但镜头里可以看见她脸上带着的那点笑容，侧影的弧度。

老范说一直不敢看那笑容，总是下意识地用机器挡住眼睛。她知道很多人都期待着王在镜头面前低头和忏悔，以便宽恕她。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她要的并不是同情，节目也没给她同情。采访对象对一个记者的要求，不是你去同情和粉饰，她只期望得到公正，公正就是以他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有张五十元是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打翻了——因为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另一个耍猴人的小儿子搂着小猴子睡在被窝里，小猴子露出一只小脑袋，闭着眼睡着了，一只细小黑毛手掌搁在孩子的脸蛋上。

生活就是生活。他没有只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在赤贫的中部乡村，历史上的黄河古道，土壤沙化后的贫瘠之地，猴子和人共同生活了六百多年。人和动物就是这样，心里磨着砂石，相互依存，都吃劲活着。

刊登这些照片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的原因是：“预设主题进行创作，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往往大家认为拍弱者，都要排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一个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只见远处青山连绵不绝。”

第十四章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知道，对叶哥叶嫂，没什么采访可言，没法儿问，问什么呢？我也不想试图劝谁别难过。他们允许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够了。烧火做饭时，我帮着填点柴。有时候机器开着，很长时间也没人说话，只是柴火噼啪的声音，火苗的蓝尖飘过人的脸，热一阵，冷一阵。叶哥叶嫂要是想说话了，我们就听着，有时候两口子商量以后怎么盖房子生活下去，挺有雄心的样子。有时候又沉默着，干什么都没有心思。

这就是生活吧，不可能靠喊口号就度过去。

我们找了一家日常开农家乐的村民，给了一些钱，就在他家做饭吃。他家房子没大碍，还养有一百多只鸡，灾后容易有瘟，女人拿把菜刀，把大蒜切成白片，又剁成末喂它们。但还是有一些鸡走在我们边上，脚一软，就扑腾着倒下去了，歪成一团。大家都用眼角扫彼此一下，装作没看见，不提这事。

我们记录的都是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在叶哥家门口坐着。有时候下场雨后太阳出来，杉树上水淋淋闪着光，雨滴在房上，汇成极细的水流在瓦间蜿蜒钻行，从残破的瓦头没遮没拦地挂下来。

六一那天，叶哥叶嫂很不好过，干什么都没有心思。叶哥说：“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这里，一下弄那里……”叶嫂说：“每次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他回来了。”

文超叫他们干爸干妈，是他们儿子最好的朋友。他没了妈妈，一整天都在叶哥家待着，抱着猫坐在一边。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他，翻出儿子的那盒象棋，铺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盘。叶哥有点心神不定，刚下了几个子儿，就喃喃自语：“我是输了吧？输了没有？”

陈威拍了一会儿，把摄像机撤到很远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黑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蹲着，远处烟青的山，再远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个站在远处，久久地凝视这一瞬间的宁静。

第二年，还去不去杨柳坪做回访？罗陈做完前期回来有些犹豫：“村子里没发生什么事。”

“那就好。”我说，“就拍没事吧。”

鲜红的辛夷花刚开，落得漫山遍野都是，叶哥还穿着那件绿昵子军服，把山坡上的油菜花拿镰刀砍掉，让蒜苗长起来，金光闪闪的花横七竖八倒了一地。正午山里静，只有群蜂在水洼边隐隐不绝的嗡嗡声，陈威把掉在茶水里的野蜜蜂用随身的刀尖小心地挑起来，移到新砌的水泥台上，它在太阳底下，歪斜了一会儿，抖一下，就飞走了。

日子就像胡适说的，“平淡而近自然。”

过一阵儿，叶哥挑水回来，我出屋去接他。陈威站在屋里架着机器，那算不上采访，只是说话。我说：“我这来了几天，你喝好几顿酒了，可比去年喝得多。”

叶哥踩着石头，脚尖轻敲：“以往从不喝酒，现在没儿子管我了，原来呢，他在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少喝点，有客人你再喝一杯嘛……我还希望，有朝一日，有下一个儿子的话，还像我前一个儿子那么听话，哎呀，简直是万福，真的是万福。”

我说：“但是叶哥，你现在要生孩子啊。生孩子你不能喝酒，对吧？”

叶嫂用脚踢着那块石头：“他是不听的，他是不听的。”

“我还是要听，听我还是要听，听还是要听。”叶哥说。

我说：“这是大事。”

叶嫂抬起眼，对我埋怨：“他从地震过后到现在，是又吸烟又喝酒。”

叶哥说：“你都不能给我保密啊？”

我说：“你这得接受监督。”

“行。”

我说：“你得答应我们。”

“我一定答应你。”他说。

就这些家常话，完整地放在节目里，这种采访是我以往的大忌，我觉得记者不能发表意见，不要议论，不要参与别人生活，我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现在我知道，有时话本身可能没什么意义，它只是到了嘴边。

离开杨柳坪的时候，罗陈说：“录个结束语吧。”

我们下了车，雨下得又轻又细，深青的群山全被濡湿了，去年的裂缝里青草簌簌地拱动，湿黑的山坡上一层一层墨绿的杉树林，梨花浅白，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我站在细雨中，说了最后一段话：“一年之后，我们重回杨柳坪，去年地震的时候，很多坍塌滑坡的山体，现在已经慢慢重新覆盖上了草木，就在这片山峦之间，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庄和家庭。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经历了磨难和艰辛，正在生根发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长出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清明已过、谷雨将至，杨柳坪到了雨生百谷、万物生长的季节。”

第十七章 无能的力量

他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

我采访的孩子中，有一个扮演电视剧主角容承，其他老师说他在班上最调皮，常带着男孩们闹事，被称为“老大”。他接受采访时有些紧张，拿着饭盒的勺子僵坐在桌边，要求卢安克一定要在边上。

我问了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演容承？”“觉得他性格是什么样的？”……他都说“不知道”，几个问题下来，我看他是真不知道，带了一点放弃的感觉，转头对卢安克说“可以了”。

孩子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捂着肚子倒在桌子上。我说怎么了这是，赶紧看他，他说肚子疼。疼得枕在胳膊上，一只拳头按着自己胃。

我以为他是吃饭时说话着凉了。倒杯热水给他，他不喝，问他要药吗，他摇头。

卢安克蹲在他身边，抚摸他的背，对他并不说什么，跟我说了一句“我做德语口语翻译的时候，也会肚子疼。”

我明白他指什么，但不确定，俯身对孩子说：＂是因为我的问题给你压力了吗？如果是，那我真的对不起了，韩运。＂

他埋在胳臂里摇头，“不是”，挣扎起来，脸上还挂着泪水，但表情毅然，“你问吧”。

是他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蹲在孩子身边，不看我，轻声谈：“这里是农村，自然的力量很强，叫他爬山，他什么山都爬，但叫他反思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会很痛苦的。”

当年我们采访的六年级学生，现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会加入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

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Camille Pissaro – The Hermitage at Pontoise (1867): traditional composition; clear distinctions between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architectural and landscape elements; within the tradition of Salon painting.

Edouard Manet – Before the Mirror (1876): face and identity remain unknown; brushwork unites the picture surface, blurring distinctions of space and modeling; no attempt to finish in a traditional sense.

Edgar Degas – Dancers in Green and Yellow (1903): use pastel not so much to draw as to paint, applying layer upon layer of brilliant color.

Pierre-Auguste Renoir – Woman with Parrot (1871): his friend Lise; dark green walls and plants, a heavy and formal Second Empire interior style; consistent with his formal, static composition in late 60s and early 70s; predates his Impressionist style, not yet reflect high-key tonality and shimmering patterns of light.

Georges Seurat – Seated Woman (1883): use of “divided” rather than mixed colors; woman’s dress contains touches of the opposite colors, the strokes of pigment on her face likewise; omitted any indication of a horizontal line or sky; unified surface pattern; palette and brushwork demonstrates Pissarro’s influence.

Paul Cezanne – Man with Crossed Arms (1899): acuteness and restless of his upward gaze; slight different from another version in Collection Mrs. Carleton Mitchell, Annapolis, Maryland.

Vincent van Gogh – Mountains at Saint-Remy (1889): where he was a patient; powerful, thick strokes,directional movement and expressive energy; this and other Saint-Remy landscapes, while still bold, have become noticeably more restrained than in previous years.

Paul Gauguin – In the Vanilla Grove, Man and Horse (1891): Tahiti; dense foliage conceals two female figures; man and horse, boldly outlined forms derived from West Frieze of the Parthenon; foreground abstract color areas, tapestry-like background compress space; surface patterns; like van Gogh, sought bright light.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 Au Salon (1893): Art Nouveau style; one of the many studies of brothel life; acute observation of detail; penchant for choosing scenes from the daily routine as subject matter; an atmosphere heavy with boredom.

Henri Rousseau – The Football Players (1908): a rare work among his basically static paintings; a perspectival framework; something ballet-like in the stylized poses; stiffness of gestures echoed by the four trees in background; an otherwordly environment.

Edouard Vuillard – Place Vintimille (1908-10): painted for playwright Henry Bernstein; a recurrent subject after 1907; details of life; used cardboard in early years for reasons of economy, continued to paint with this medium, favored the absorbency and matt tonality.

Paul Bonnard – Dining Room on the Garden (1934-35): theme of still life in front of window, frequent in Matisse and Picasso; glowing colors, distinctive value contrasts; his wife often felt in his pictures; windows, a visually logical transition between warm-toned interior and the cool blues outside.

Aristide Maillol – Pomona with Lowered Arms (Late 1920s): derive from Greek art, but figure type is women of his native Banyuls; the earliest was of raised arms; the position altered in late 1920s.

Henri Matisse – The Italian Woman (1916): figure emerges from the flat canvas, presses against its vertical boundaries; rework clearly visible in the present picture; plays upon contrast between left and right,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three-dimensional figure and two-dimensional surface.

Georges Braque – Landscape Near Antwerp (1906): his first Fauve works, impressed by Matisse; a vivid harmony that derives not from the actual landscape but from the imaginative world; the following year marks the beginning of his Cubist style.

Georges Braque – Violin and Palette; Piano and Mandola (1909-10): classic examples of the early phase of Cubism; fragmentation permitted him to establish a spatial element as well as movement; both still lifes exist in rather shallow space; limiting use of pictorial element, concentrated on a new conception of space.

Pablo Picasso – Woman Ironing (1904): expressive pose undoubtedly derive from Degas’s work; still retains some of the somber tonality of his Blue Period; both neutral colors and angular figure express poverty; the model appears in several of his canvases of 1904.

Pablo Picasso – Accordionist (1911): analytical Cubism; monochromatic color, shallow spac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igure and ground has been destroyed, replaced by a unified pictorial configuration; light emanating from the forms themselves.

Pablo Picasso – Mandolin and Guitar (1924): at least nine still lifes during the summers of 1924 and 1925, with similar motif, an arrangement of objects on a centrally situated table in front of an open window; bold, bright colors, live patterns of tablecloth, sky and clouds, contribute to the picture’s vitality.

Fernand Leger – The Smokers (1911-12): dynamic Cubism than to static Cubism of Braque and Picasso; volumes of smoke contrasts with the flat, angular planes of trees, buildings and faces; a decidedly upward movement; smoke as a subject, within the wider context of an interest in atmospheric phenomena.

Fernand Leger – Woman Holding a Vase (1927):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his attempt to treat human figures with the same plasticity as objects or machines; no longer a figure but an architecture of forms.

Fernand Leger – The Great Parade (1954): a year before his death; the culmination of several themes developed over the preceding fifteen years; made hundreds of preparatory studies for the figures; imposed free color areas; a synthesis of color, form, and rhythm.

Juan Gris – Houses in Paris (1911): stylistic development evolved toward Cubism in an individual manner, revealed influence of Cezanne; slight flattening of the building, titled angle, the emphasis on line.

Francis Picabia – The Child Carburetor (1919): machinist style; altered the actual diagram to suggest two sets of male and female sex organs and to produce a machine that could not work.

Marcel Duchamp – Apropos of Litter Sister (1911): light colors accentuated by texture of canvas itself; angularity of forms suggests Cubism; his early influenced by Cezanne, the Fauves, and the Symbolists.

Frantisek Kupka – Planes by Colors, Large Nude (1909-10): not allied with any artistic movement; eliminated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constructed figure with color areas; a pivotal work which points in the direction of abstraction.

Robert Delaunay – Saint-Severin No.3 (1909-10): a view that enabled to depict tipping arches and bulging columns; paint colors modified by the light emanating from the stained-glass windows; reminiscent of Cezanne’s palette.

Robert Delaunay – Simultaneous Windows (2nd Motif, 1st Part) (1912): overlapping transparent planes of pure color, perceived simultaneously; simultaneity, a popular concept about 1912 to 1914.

Ernst Lugwig Kirchner – Gerda, Half-Length Portrait (1914): before outbreak of WWI; assertive pose enhanced by angular stylizations in the background; tension between three-dimensional form representation and two-dimensional picture plane.

Oskar Kokoschka – Knight Errant (1915): self portrait, before served in WWI; two small figures, bird-man also resembles him, sphinx woman represents his mistress; symbolize the end of relationship; ES refer to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 agitated brushwork, disturbing colors emphasize emotional content.

Egon Schiele – Portrait of Johann Harms (1916): his father-in-law; unlike many other Expressionist paintings, somber, almost monochromatic; color values used in hierarchical manner; skeletal hands, deeply furrowed brow express weariness of old age; but the pose, the tenderness, soften the image, a melancholy peace.

Vasily Kandinsky – Blue Mountain (1908-9): a traditional period in his career; identifiable forms lost their impact as representational images, moved far in the direction of abstraction.

Vasily Kandinsky – Painting with White Border (1937): a translation of impressions he received on his most recent visit to Moscow; white border is his solution to a compositional problem in completing picture.

Vasily Kandinsky – Several Circles (1926): resemble transparent gels; those that overlap with others change color at the point of intersection; for him the circle represents a development in cosmic evolution parallel to that of spirit taking the form of matter.

Franz Marc – Yellow Cow (1911): a transitional stage between his earlier more naturalistic treatment and later stylized flattening of objects into planes; colors have symbolic values, blue is male principle, yellow is female, red is matter, must be fought and overcome by the other two.

Paul Klee – The Bavarian Don Giovanni (1919): reminiscent of Delaunay’s Windows, a painting he admired; planes can be seen as theatrical curtains, force the viewer to shift from the realm of visual perception to that of the imagination; these names, characteristically Bavarian, might refer to girls he once knew.

Paul Klee – Red Balloon (1922): imaginary architectures, illusionary perspectives, among his major themes; specific reference reduced to minimum, purely abstract compositions of colored rectangles.

Paul Klee – New Harmony (1936): one of a series paintings called “magic squares;” it reflects his study of musical harmony; firmly anchored into a rigorous grid pattern,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inverted bilateral symmetry.

Gino Severini – Red Cross Train Passing a Village (1915): Futurists, celebrate beauty, dynamism of machine and modern life; small brushstrokes, applied rapidly, slanted in varying directions, a vivid sense of motion; feeling of the locomotive’s power heightened by billowing white smoke, sharp-edged landscape fragments.

Marc Chagall – Paris Through the Window (1913): not represent what he could see from his studio; Eiffel Tower, metaphor for Paris, cat with human head, man with two faces, upside-down train, belong to his fantasy; create a psychic reality by destroying logical reality.

Marc Chagall – Green Violist (1923-24): violist personifies not just music but arts in general; chose the green color for “psychic and plastic” reasons, said that green is arbitrary, poetic color.

Constantin Brancusi – King of Kings (1930s): presents problems of dating and difficulties identifying the forms from which it is composed.

Amedeo Modigliani – Nude (1917): approximately twenty-six female nudes between 1916 and 1919; sleeping figure appears self-contained, sensuous, unaware of the viewer; warm flesh color set off on one side, by dark color of the background and the white drapery; head described in a rather stylized manner.

Alexander Archipenko – Medrano II (1913): refer to the famous circus in Paris; multi-material construction; dancer positioned on a base in front of a frame rectangular red-painted background, to control the spectator’s view.

Mikhail Larionov – Glass (1912): his first Rayonist picture; depicted five tumblers, a goblet, two bottles, lines represent rays reflected from the objects; painting “simply glass,” fragility, ease in breaking, sharpness, transparency, brittleness, ability to make sounds, sum of all sensations.

Kazimir Malevich – Morning in the Village After Snowstorm (1912): emphasized volume through the shapes of the cylinder, sphere, and cone; even snowdrifts have been stylized into geometric forms; colors are with an almost metallic and decidedly non-naturalistic cast, suggest those of Leger.

Liubov Popova – Landscape (1914-15): belong within Cubo-Futurist style, painted just before her breakthrough to nonobjective art; marked contrast to French Cubists, restricts bright, bold colors to specific areas of the painting; forms appear volumetric rather than fragmented.

Piet Mondrian – Composition 1916 (1916): his work of the war years characterized by a breakdown of grid into an empirically improvised cross and line pattern, resulting in a punctuated yet uninterrupted flow of space; provoke an opposition or duality of pictorial elements, resolved through a dynamic balance.

Piet Mondrian – Composition 2 (1922): by 1921 reduced his palette to the three primary colors, black and gray-white; simplification of both color and line relationships; mixed small amounts of primary color into the noncolor zones, creating different kinds of chromatic relationships.

Piet Mondrian – Composition I A (1930): about 1930 to 1933, eliminated color in many his compositions; utmost simplicity in which the placement and varying thickness of lines determine the painting’s harmony and rhythm; inherent unity of square transcends the limits of the canvas, completes itself outside the plane.

Theo van Doesburg – Composition XI (1918): a synthesis of Mondrian’s and Van der Leck’s work; arranged the planes over the background to achieve balance through an intuitive rather than systematic method of placement.

Naum Gabo – Column (1923, Reconstructed in 1937): culmination of his search for an image which would fuse the sculptural element with the architectural element into one unit; vertical elements are rectangular constructions within parabolas that are determined by the dimensions of the bases.

Laszolo Moholy-Nagy – A II (1924): sought to redefine painting in terms of modern technology; coeval experiments in camera-less photography, painting on transparent supports, projection of color transparencies on screens; the repitition of the red disc suggests the light projection of a design on two screens.

Kurt Schwitter – Merzbild 5 B (Picture-Red-Heart-Church) (1919): word MERZ cut from an advertisement of KOMMERZ UND PRIVATBANK; cut several pieces of newspaper, pasted them down, covered them with circular and triangular painted areas; drew three images, heart, church, number 69.

Jean Arp – Constellation with Five White Forms and Two Black, Variation III (1932): reduction of color to white and black emphasizes the flat wood shapes superimposed on the wood background; a cluster of disparate objects which form a system yet are held apart from one another by the interaction of natural forces.

Joan Miro – The Tilled Field (1923-24): structural division into three horizontal areas;   a vision of supernatural world; appearance of biomorphism with the isolated eye and ear, juxtaposition of a folded newspaper, a lizard wearing a conic cap, are examples or Surrealist devices.

Joan Miro – Alicia (1965-67, with Josep Llorens Artigas): in memory of Alicia Guggenheim; almost two-hundred ceramic plaques were executed; spontaneous use of black lines recalls his coeval canvases; interwoven letters of Mrs. Guggenheim’s first name into the bold calligraphy.

Alberto Giacometti – Spoon Woman (1926): personal Cubist sculptural style, also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Primitive art and Surrealism; enlargement of the female torso into an oversized, spoonlike hollow, inverted reference to pregnancy, explorations a Surrealist world arising from subconscious dreams and emotions.

Alberto Giacometti – Nose (1947): elongated forms for expressive effect; introduction of a steel cage, located the head within spatial confines, nose protrudes beyond them.

Max Beckmann – Paris Society (1931): fifteen people presented in the room; not only the compressed place but also the bold, black outlines create tensions within the picture.

Matta – Years of Fear (1941): contains changing, amorphous shapes within a landscape space that lacks either topography or a horizontal line; linear patterns establish spatial recession, link various parts of the composition, and contribute a strong stabilizing element.

Rufino Tamayo – Woman in Grey (1959): combines austerity and a warm earthiness of palette, with a female figure reminiscent of Picasso’s work of late 1920s; stylized contour of the woman’s body is repeated in the decorative background pattern.

Jean Dubuffet – Will to Power (1946): seen against “a sky of trivial and violent blue;” stocky, muscular man presents an image of masculine brutality; used a variety of materials to create the coarse, gritty, heavily impastoed surface; title refers to a central concept in the philosophy of Nietzsche.

Jean Dubuffet – Nunc Stans (1965): part of a commission for wall decorations; smooth surface, bold, decorative quality, pattern of interlocking pictographs, typical of the Hourloupe cycle; in this cycle traditional figure-ground relationship is destroyed, instead there is a play of image against image.

Francis Bacon – Three Studies for a Crucifixion (1962): not a religious subject but the ultimate example of man’s inhumanity to man; triptych format allows for the expression of simultaneity without implying any narrative sequence.

Asger Jorn – Green Ballet (1960): bright colors applied in seeming frenzy, control established by the large sweeping movements and the asymmetrically balanced color shapes; a sense of genesis, produced by the balance between creative and destructive forces.

Richard Hamilton – 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Black); (Black and White); (Spectrum) (1965-66): Black and White version accentuates the projecting spiral bands; Black relief, reflections of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 last example, seen at the bottom of the rainbow.

Alexander Calder – Red Lily Pads (1956): the large scale activates Guggenheim’s interior space; the suspension of abstract shapes exemplifies mobility and freedom.

Josef Albers – Homage to the Square: Apparition (1959): an arrangement of four nested squares; avoid complementary colors, shunned strong color contrasts; colors come forward like sunlight shining through a window.

Hans Hofmann – The Gate (1959-60): vivid radiant colors and a sense of weight and density of paint; rectangular planes of colors placed on canvas, to produce rhythm and tension between force and counterforce equivalent to that found in nature.

Joseph Cornell – Space Object Box: “Little Bear, Etc.” Motif (Mid 1950s – Early 1960s): representation of Northern Sky with Little Dipper; ball on the rods implies movement of the sun, ring suggests the orbits of planets around the sun; isolate and juxtapose disparate objects, formulated new relationships of space and time.

Willem de Kooning – Composition (1955): belo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figure to landscape to abstraction; contains suggestions of female anatomy displaced and ambiguously rearranged on the picture plane; not solely focus on the two basic red forms but on the spaces between them as well.

Jackson Pollock – Ocean Greyness (1953): his late work, postdates his development of poured and dripped paint; emergent imagery of eyes; the surface pulsates with rhythmic energy; turbulence is emotional rather than merely oceanic.

Mark Rothko – Violet, Black, Orange, Yellow on White and Red (1949): united color with space, light, and form; tension resulted from colors pushing forward and pulling back; his luminous colors radiate from the canvas.

Adolph Gottlieb – Mist (1961): the palette consist of delicate nuances ranging from white and pale gray to blackish gray;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the infinite and peculiar varia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and bottom elements of his compositions.

Franz Kline – Painting No.7 (1952): used housepainters’ brushes in varying widths; he did not consider his paintings as black figures on white grounds but a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white and black that resolved itself into a final unity; the reduction of color was a way of concentrating on the essentials.

Isamu Noguchi – The Cry (1959): sought to convey a sense of lightness and weightlessness in balsa wood sculptures; presents abstract shapes in asymmetrical alignment; the lateral element appear precariously suspended, it is attached so it can move very slightly, responding to air currents and vibrations.

Louise Nevelson – Luminous Zag: Night (1971): black paints unifies the large number of components and contributes an element of regularity to the multiplicity of shapes within the total composition; strongly horizontal emphasis punctuated with occasional verticals.

David Smith – Cubi XXVII (1965): geometric forms achieve an asymmetrical balance and great stability; chose burnished, reflective surfaces that respond to the changing colors and light of their surroundings, the reflective properties deny the solidity and weight implied by the massive forms.

Robert Rauschenberg – Untitled (1963): three-dimensional elements projecting from the surface and giving the work a greater physical presence; st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exploration of multiple, mechanically reproduced images.

Andy Warhol – Orange Disaster (1963): used a photomechanical silk-screen process, removed from the act of painting; one image is replicated fifteen times but each frame varies somewhat; electric chair, emotionally charged object, marked contrast to the anonymity, detachment and mechanical repetition of his method.

Roy Lichtenstein – Preparedness (1968): “a muralesque painting about our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ree large panels united by strong diagonals and geometric compositional elements, by use of primary colors, by the use of Ben Day dots that uniformly articulate the canvases.

Morris Louis – Saraband (1959): expanded upon Pollock’s stylistic and technical breakthrough; successive washes of bright colors followed by a final dark layer, canvas absorbed colors, creating a stained, translucent surface; superseded the traditional figure-ground relationship, united color, form, texture and movement.

Ellsworth Kelly – Blue, Green, Yellow, Orange, Red (1966): increasing the scale of unmodulated expanses of bright, highly saturated hues and eliminating any trace of brushwork, makes color area synonymous with the shape of canvas; each five functions simultaneously as an integral unit within the whole.

Richard Estes – 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1979): took dozens of color photographs, selected three views upon which he based the composition; works slowly to achieve the desired clarity of light and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s; his only time set out to paint a specific, well-known building.

2002年戛纳金棕榈奖，2003年奥斯卡三项获奖（最佳导演，男主角，和改编剧本），波兰钢琴家施皮尔曼自传改编，同样经历纳粹伤痕的名导罗曼·波兰斯基，在70岁高龄奉上的隐忍，深情之作。影片更像是一部稍加润饰的纪录长片，不议论，淡化了剧情转折，人物冲突，和气氛渲染，因此，观影者也承受了更多本应由片中人物表达出来的情感，饱满而独特。

这并不是一部关于钢琴或音乐的电影，钢琴师只是男主角的技能和职业而已，原声弹奏在片中出现不多，与情节的呼应更需要倾心投入的聆听，加之少许对艺术的鉴赏力。在战争带来的苦难，流离，生命不值一文的惨状面前，导演尽可能地采用最平淡的拍摄和叙事，沉默而又坚强地守住了人性仅存的光辉。

IMDB评分8.5，豆瓣评分8.9。我的评分8。

1994年戛纳金棕榈奖，1995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鬼才昆汀·塔兰蒂诺一举奠定地位的佳作，回环叙事，黑色幽默，鲜明的个人色彩，毫无疑问地成为Cult电影的范本。导演在影片桥段搭建上信手拈来，颠覆传统，对每一位出场的小人物，刻画得都极为成功，回想起来依然滋滋有味。在原本平常的故事里，塞进大量对白，喋喋不休，还一本正经，戏谑，荒诞，有点无厘头，黑色却不黑暗。

影片不以暴力血腥为主调，也似乎不屑探讨情义或是非，更没什么发人深省的符号和隐喻，女角色的安排，精彩绝伦的原声配乐，进一步将人物捏合得圆润饱满，很见天赋和功力。你可以说昆汀的电影都不大严肃认真，但不管怎样，他的的确确是在严肃认真地玩电影。

IMDB评分9.0，豆瓣评分8.8。我的评分8.5。

基于古华茅盾文学奖原著，1987年金鸡百花最佳影片，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可能也是中国大陆最好的电影。芙蓉小镇上人事变迁的记述，二十年间的风风雨雨，是伤痕，是反思，也是礼赞。历史沉重的担子被导演轻缓地置于我们肩上，没有突出暴力血腥，宏大场面，或是英雄的气短与救赎，在完全中国化的叙事里，导演的情感表达洗尽铅华，不主张揭短或责备，这种深沉在同类题材中无出其右。

影片对人物饱满的刻画，对情与性深入的描写，被时代轮转所左右的，不单单是命运起伏，更是个人私密空间里那最真，最见不得光，而又最没受到尊重的地方。房可还，钱可退，但被时光掏空的情感寄托却再不可能被寻回。此外，结尾对主要人物结局的处理也十分耐人寻味，导演抛开是非功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令人叫绝。

IMDB评分7.1，豆瓣评分8.7。我的评分9.5。

1991年威尼斯银狮得主，199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苏童《妻妾成群》改编，张艺谋早期代表作。保持原著框架的基础上，表现手法上具有鲜明的导演个人色彩，尤其是“点灯”和“捶脚”元素的加入，成功地将文学转化为电影语言。

影片叙事从简而有力，布景并不铺张，讲对比讲效果而非讲排场，人物形象只交代一刀切下的截面，而不留其它余味，毫无让观众自己去遐想的空间，将深宅院落的封闭，压抑，和失去人性表现到极致。没有正脸的老爷，没有春天的四季，形式上高度符号化的同时，又韵味十足，冷峻，婉转而犀利。

IMDB评分8.1，豆瓣评分8.0。我的评分9。

讲述行为艺术教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纪录片，同时也可看作是对这门艺术本身的认知和宣传。在江湖上，行为艺术地位有些尴尬，这跟历史上人们在争论摄影是不是艺术，电影是不是艺术一样，不过是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奔放之间的相互争宠。任何有关玛丽娜是否做作，是否粗浅的讨论，都似乎有些偏离主题，但即便如此，不管如何被定义，艺术终究还是靠“做”出来的，这跟爱没什么两样。

影片以玛丽娜在MOMA展览的筹划和执行为主线，穿插回顾了她在数十年间的作品，最终借展中与旧恋人的重聚推至高潮。让人震撼的，不仅仅是玛丽娜多年来的执着，勇气，无畏，甚至疯狂，在从MOMA大厅里一个个与她四目相视的路人身上，更是看到了人在撕下面具后的种种悲喜和坦诚，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表演更真实了。

IMDB评分7.7，豆瓣评分9.0。我的评分7.5。

2013年奥斯卡四项得主，李安二度夺最佳导演的神作。气势宏伟，视觉效果震撼，汪洋无边里，一叶孤舟的翻流激荡，男主角与老虎Richard Parker之间的捧逗与调和，宛若史诗一般，结尾谜底揭开时更是让人相顾无言。这是一部讲给成人的童话，简单的场景设置，抽空掉其他任何细枝末节，任由余下的人与兽，其实是人与镜中的自己之间，互相缠斗，角力，与挣扎。

影片开头的童年回忆也是一大亮点，它为后来漫长的海上旅程铺下了坚实的基础，唯美流畅，娓娓道来。宗教符号，神秘的梦境，亲切又让人慌恐的孤岛，缠绕交织，给观者留足了想象和填补的空间。虽然这都得拜原著者的功劳，但能将它九浅一深地搬上荧幕，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IMDB评分8.1，豆瓣评分9.0。我的评分9。

黄金1994的又一部代表，李安早期作品的巅峰。一个四口之家，三个性格迥异的女儿，人生百态，起承转合，高光与阴霾，都在导演这个“大厨”的精心烹制下，端送到荧幕面前。影片爽朗明快，张弛有节，结构条理明确清晰，主演偶尔喧宾夺主，亦不乏李安对细节精明的玩味，温暖，动人，是家庭正剧中的上品。

全片最让人大呼过瘾的莫过于剪辑，干脆利落，毫不拖沓，一干家庭平常琐事，亦能烩出一桌丰盛佳肴。当然，情节戏剧化，人物性格类型化，处处都是李安西化的痕迹，但其中从饮食和男女里透露出的生活哲学，却是只有东方人才能看得出滋味来的。

IMDB评分7.6，豆瓣评分8.8。我的评分8.5。

2012年戛纳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前金棕榈得主《四月三周两天》的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基于真实报告文学而改编的作品，制作精简，立意深刻。故事发生的地方在偏远的山之外，一座古旧破败的修道院，是储藏人性中最纯洁美好那一部分的地方。这里，现实世界的欲望、势利和残忍被回避，换以简单重复的生活，和对信仰的执念与无条件遵守。当山上山下的两种坚持相互碰撞，一场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影片被包裹在修女们道服的黑色之中，叙事时以背影居多，自然光的大量使用，把本就静默的观众进一步从情节的发展中剥离开来。值得一提的是占据全片主体的大量对话，与情节关联不大，却又漫不经心地塞入了导演想要表达或提出的问题，这是见大师功力的地方。此外，女主之一的维克琪雅，她纯真无暇的双眸，不仅是对片中矛盾冲突的润滑，更传递着导演对生命简单而深沉的思考。

IMDB评分7.6，豆瓣评分8.1。我的评分8。

2012年金棕榈奖得主，2013年金球奖与奥斯卡双料最佳外语片，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尼克携两位年逾八十的法国老人奉上的一曲关乎爱与死亡的挽歌。生命的逝去让人无力抵抗，男女主角间迟缓的脚步，弦外有音的言语，他们眼神的交汇之处，却又饱含温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影片色冷，屡次出现的长定焦，让观众不得不与角色保持着距离，但是，房间里的精致布景，主角优雅的尊严和姿态，冷暖交融，静谧安详。导演着眼的是自然地铺陈叙事，而非点燃冲突，或诉说某种无奈，因为这本是对爱和对生命的凝视而非拷问，镜头语言与观众情感之间的张力达到了极致。

IMDB评分7.9，豆瓣评分8.4。我的评分7.5。

且不论四年前诺坎普0比4的耻辱，就是一年前在安联门口丢掉手边的冠军，就足以让现在这支其实什么还不是的拜仁卯足了劲如豺狼虎豹一般扑向弱点已经暴露出来的巴萨。不在最佳状态的梅西，老迈的中场指挥官，还有残缺的后防线，足以让更高更快更强的德国坦克车一碾而过。无论如何，巴萨还是宇宙队，只不过输给了时间，4比0的比分或许有些偶然，但这也恰恰体现出了拜仁全体将士对胜利的渴望。在中前场每个人奋力地铲抢，毫不手脚的富有侵略性的对抗，不惜体力的狂奔，在场上站着的似乎是11个奥利奇。巴萨在他最好的光景里，拜仁还很羸弱；如今拜仁开始变得无解的时候，巴萨又显露出老迈和疲态了。足球本就是圆的，所以胜负和成败都是早晚的问题。最后，向海因克斯致敬，这是他最后一场在安联的欧冠比赛。

沙齐里参与了前四个球，小猪两次助攻戈麦斯助其完成五分钟内的帽子戏法，面对弱队，拜仁前场完全依靠个人能力解决了比赛，这还是在里贝里没有上场，穆勒状态一般的情况下完成的。最近的比赛中沙师弟的高光表现为接下来的几场恶仗备足了B方案，但是克罗斯受伤之后拜仁进攻的组织问题逐渐开始暴露，由之前的双核控球打法变为两翼进攻结合德式简练推进追求简单和效率的进攻方式。面对球风相克的巴萨，这种德式踢法能否发挥出威力还是个未知数。马丁内斯本场不够稳定，他和古斯塔沃之间的选择也是海帅需要考虑的地方。

A Yen for yield could rock U.S. REITs

• yield on the Vanguard REIT exchange-traded fund: 3.2% or 2.7% in yen terms; while the largest Japanese REIT fund, the Shinko U.S.-REIT Open Fund, sports a yield of 17.5%;
  
• They distribute not just the dividends their REIT holdings generate, they also base payouts on what can be unrealized capital gains in the REIT shares; So if U.S. REIT shares rise, the Japanese funds pay out all or some of those gains to investors, even though they may not have sold their holdings.
• The danger is that, if the music stops playing, the Japanese funds could be in a precarious position: Say prices of the U.S. REITs stop rising, and the yen stabilizes. Then the Japanese funds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pay such generous dividends without selling off some of their holdings. This could depress some U.S. REIT shares. And that could provoke more sales in following months as the Japanese funds sought to continue the dividend payouts.

Following the money with Apple’s apps

• Example of Pandora: quarter sale $16m, $12.7m via mobile services (mostly through Apple);  Apple keeps $3m – not a lot;
• total amount paid to developers since the July 2008 opening of the App Store was $8 billion;
• Apple’s cut before paying that amount to developers would amount to around $3.4 billion;
• While Iphone sales last quarter was $31 billion.

China’s economy is best of a bad bunch

• First quarter 2013: year-on-year 7.7%;
• weak global demand is a factor;
• wasn’t all bad news: consumption contributed 4.3%, more than 2.3% from investments — long-awaited rebalancing towards domestic consumption;
• considering what’s going on elsewhere, doesn’t look shabby: U.S., lowest job creastion in March since June 2012; Europe, crisis isn’t over;  Japan, embarked on a high-risk cour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expansion;
• question now: whether China’s new leaders will move aggressively following the latest GDP data? should not accelerate, “In the global economic beauty pageant, China’s still the least ugly.”

Gold’s glory days come to an end

• just above $1,360 an ounce;
  
• confirmation that Cyprus is considering selling some of its gold reserves to reduce its debt burden has triggered fears other euro-zone countries with larger reserves;
• Gold’s problem is that it yields no interest, making it inherently difficult to value. That leaves it reliant on sentiment;

洪灏：黄金暴跌预示股市波动性上扬

• 贵金属的波动大致来自于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预期；金价上周的大跌反映了市场对黄金极端悲观的情绪；在过去40年里仅在1976年、1983年、1998年及最近出现过5次类似的极端悲观情况；
• 金价波动率持续上升显示股市波动率即将飙升；
• 没有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市场似乎在承担货币战争的代价：上海处于风口浪尖，香港在2010年11月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一直未能再创新高；但美国和日本的股市却表现出色；

陆庭龙：银行股成果为何难分享

• 中国的银行股普遍在业绩公布后下跌；
  
• 四大内地银行在决策上并不单纯是回报股东投资收益的考虑；

安邦：如何改革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

• 中国政府债务是否过重，取决于对政府责任的界定；日本债务远比希腊高，但是希腊是外债，日本是内债；
• 中国体制的特殊性：很容易将债务问题分摊到全社会；
• 也绕不开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若房价真的下跌，地方政府债务首先吃不消；土地抵押 – 从银行借贷 – 房价上涨 – 通过土地财政予以覆盖；2009至2012年，只要房价稍微有下降的意味，个地方政府便出台政策救市；

刘利刚：中国如何面对日本新一轮量化宽松？

• 日本对美元的汇率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110-120的水平；
• 中国贸易竞争力会出现下降；
• 汇率政策需要作出变化：不是简单跟随美元，而是钉住一揽子货币（应为6.65而非现在的6.20）；
• 加快推进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改革；（短期）做到境内外资本双向流动，不能让资本账户开放改革成为新一轮资本流入的起点。

Chapter 1: Democracy Goes in to Reverse

Weakening trend of democracy began to materialize in 2001:

• the weakening of American power;
• both Russia and China begin to consolidate their leadership transitions;
• broadband Internet began to become available;
• also saw a height of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questioning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 initial signs of conservative, middle-class revolts against electoral democracy;

The middle class acquiesced democracy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 fear that democracy would produce chaos, corruption and weak growth;
• anger at the rise of elected populists who disdain the rule of law;
• worry that their own power will be diminished.

Chapter 2: How We Got Here

Huntington and other proponents of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 economic development would create sizable middle class, an educated populace, and greater integr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 Huntington placed bet on the middle class as the primary moving force: they build networks of business and society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state;
• as they gain more education, build more ties to the outside world of democratic ideas, they demand mor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reedom;
• in addition, development would promote higher level of interpersonal trust, seen as critical to civic engagement in politics, to open debate and to forming, to forming the opposite political parties;

The third wave and America’s democracy promotion

• Clinton for the first time institutionalize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the U.S. foreign bureaucracy;
• few had predicted the Soviet collapse, but in its wake a Western triumphalism quickly emerged;
• post cold-war haughtiness even filtered into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powers like Russia and China, … ,  ignoring warnings from experts that Russian nationalism had hardly just vanished, and that Russians and Chinese might resent this dramatic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their backyard;

Chapter 3: The Fourth Wave

Fareed Zakaria’s notion of illiberal democracy

• democratization and illiberalism are directly related – eroded separation of power, undermined human rights, and corrupted longstanding traditions of tolerance and fairness;
• this was not that they were insufficiently democratic, but too much democracy – the only solution was authoritarian rule, or at least a kind of oligarchic rule by the “best people;”
• it make sense: democracy means more than simply elections;
• yet: impossible to find a clear link between autocracy and growth; those elected autocrats never left their nations more repressive than they had been under previous true dictatorships; in appropriate examples in his book;

The fourth wave and the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 many third wave nations actually pursued highly state-directed strategies of economic growth;
• but in the fourth wave, caught up in a kind of post-Cold War hysteria; (Fukuyama) the liberal democracy and market economics represented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world would inevitably evolve;
• But: the hard sell of democracy barely took account of the uncertainty about the actual conditions for growth in developing nations;
• (Stiglitz) proponents of (World Bank) reforms made little effort to tailor its prescriptions to individual countries and even if it produced growth, actually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whether that growth alleviated poverty or really addressed inequality at all;
• quick transformations and a kind of economic shock therapy – resulted in a period of capital flight and economic policies that saddled Latin American and African nations with greater debts and a death spiral of underdevelopment and isolation from the global economy;
• example of Malawi;

Chapter 4: It’s the Economy, Stupid: The Consensus Fails

Democracy delivered economic growth?

• some did, but many — including Taiwan, South Korea and Chile —  already had been succeeding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and so continued growth did not help much in selling the public the merits of democracy;
• financial crisis reversed many economic gains in young democracies like Russia, Argentina and East Asia; much of Latin America and sub-Saharan Africa’s growth wound up being absorbed by rising costs for pandemic disease;
• former Soviet states, rapi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requently led to the stripping of state assets and other dubious type privatization;

Paradox of growth without prosperity

• (Peter Lewis, JHU) many citizens judged two “goods” together – if democracy could not deliver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ublic well-being, its strengths had been greatly oversold;
• people living in countries that had experienced previous serious downturns and that seemed to have lowered expectation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growth, were less dissatisfied with the downturn of the late 2000s and early 2010s;
• Malawi example continued: romanticize the past Banda’s era –  a country with very little economic inequality, or the inequality was far less visible (because people can talk more than in the past);
• like many other postcolonial leaders, Banda could rely on his credentials as an independent hero; while his successors, rested much of their legitimacy on the explicit link between growth and their political system;
• working classes, rather than middle classes and elites, more associated with failures with democracy, even thoug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anging term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r many other factors could explain weak growth;
•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had dropped, and particularly those from lower-income households thought that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had brought no improvement to their lives;

Chapter 5: The Middle Class Revolts

Philippines

• large scale street protests to push Estrada out: “People Power Two”;
• it took fifteen years for the urban middle class to move from leading the country’s battle for democracy to leading the battle against democracy;
• Huntington’s theory been turned on his head: sizable middle class actually became an impediment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 middle class not constitute a majority of population – democratization empowers the poor more than it empowers the middle class;

Taiwan

• first generation of elected leaders so often regressed;
• holding an opposition movement in the face of a repressive regime requires a high degree of cohesion, even autocracy, within that movement; Taiwanese DPP leader exhibited the same traits – tight control of his parties and paranoia regarding outsiders;
• rapid transition, leave little opportunity for former opponents to forgive the crimes and mistakes of the past;
• by comparison, in a more gradual transition, Spain after death of Franco in 1975, opponents had more time to build trust and agree on the norms and rules that would govern Spanish democracy;

Venezuela

• Chavez’s populist economic policies, jettisoned most of the advisers who had links to middle class urban businesspeople, thrown out many foreign investors;
• did help slashed poverty significantly, but also hurt the overall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 middle class opponents, backing the coup, stepping up the number of street protests to force Chavez out, also showed little care for the institutions of democracy;

Arab uprisings and to sum up

• for many Arab middle classes, a military-backed counterrevolution, does not look like a bad idea – been more conflicted about whether to continue supporting democratic reform, or putting their trust once again in the armed forces;
• the middle classes’ intervention can prove utterly destructive: potentially undermin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for generations and sets the stage for the army to undermine civilian leaders repeatedly;
• middle class uses protests to oust an elected leader popular with the majority poor – working classes themselves become more politically engaged and convinced that only street demonstrations rather tha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an work to fight back;
• the middle class further alienates working classes;

Chapter 6: Graft, Graft and More Graft

Indonesia and how political opening leads to the liberalization of corruption

• in theory, more open politics should reduce corruption, by throwing sunlight onto the actions of politicians;
• may be true in the long run but in the short run, as country democratize, i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amount of money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more actors have access to important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hat could be sold;
• even when graft might not actually be getting worse, the openness of new democracies often leads to the percept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that it is;

Rising corruption (or even perceptions) add to popular alienation with democracy

•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heighten economic uncertainty, making private companies even more uncertain about whether investments would be protected;
• in the fourth wave, with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the reach and scope of media outlets is far greater and faster;
• in Africa, corruption is the major obstacle to building popular trust in state institutions;
• in Pakistan, Thailand or Egypt where the public today has low levels of trust in political parties, middle class citizens instead often have put their trust in the army;

Darwinian struggle for political survival and money politics

• without an established tradition of tolerance for opposition parties, the first three elections turn into zero-sum battles, in which no party can afford to lose, and so all parties are willing to use most dramatic and even violent tactics to triumph;
• money politics has become the norm during campaign seasons in Indonesia; disbursements of money;

Chapter 7: China Model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without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 devoted significant resources to primary education; created highly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a hybrid form of capitalism;
• what’s more: this typ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s utilized to strengthen the power of the ruling regime and China’s position internationally – not possible in a free market democracy (Obama cannot convince American companies to invest in Indonesia);
• now Chinese officials (in the training program) far more confident than even ten years ago, would compare with investments in India or even wealthy democracies;
• (discussions in Davos) shifted to more specific conversations about some of the failings of Western economic models exposed by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 people in many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hare a willingness to abandon some of their democratic values for higher growth and the kind of increasingly state-directed economic system;

Chapter 8: The Autocrats Strike Back

Beijing and Moscow developed explicit strategies to undermine democracy

• tried to delegitimize the color revolutions by arguing that the color revolutions were not genuine popular movements but actually Western attempts at regime change that violated the sovereignty of independent countries;
• SCO, attempting to be the embodiment of a new set of values and norms govern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

Chapter 9: Failure of Emerging Powers

Big emerging democracies has not become regional champions of democratization

• India, Thailand, and Indonesia, implemented no sanctions, and enjoyed sizable trade and security relationships with the Burmese junta;
• South Africa provides Zimbabwe with electricity, food aid, and other lifelines;
• Brazil’s increasingly powerful economy, now have greater influence over many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n leaders, particularly those from socialist backgrounds;
• Poland: exception, had used its influence to support reformers in othe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nations;

The policies of these emerging democratic powers made some sense

• principles of nonintervention and sovereignty, resonated intensely with the new powers; many of them felt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joining any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hat sought to undermine other nation’s sovereignty.
• they still worried about maintaining its own territorial integrity, like India (Kashmir), Indonesia, and Turkey, want to avoid criticism of their own human rights abuses;
• new democratic powers, less secure in their regional environments, are more willing to live with stable but autocratic neighbors than to risk destabilizing their regions;
• in long-established democracie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with authoritarian regimes are balanced by the advocacy of human rights groups, organizations, muckraking journalists, etc., which are lacking in younger democracies;
• fear of losing out to China on business and strategic deals if focused too much on promoting democracy; case in Burma, Sri Lanka, sub-Saharan Africa;

Chapter 10: Failure of the West

The failure of electoralism

• Allies did not win the WWII because they were democratic; Soviet Union collapsed not primarily because of its lack of political freedom — weak foundations of third- and fourth-wave democracies, leads to far more vulnerable reversals;
• focused too much attention on whether countries hold regular elections; only about half Egyptians thought it important, nearly 80 percent believed “a fair judiciary” and over 80 percent believed “improved economic conditions”;
• alternative model exists: a model that can enjoy economic benefits without allowing political freedom; that allow the conservative middle classes to maintain their businesses and wealth without having to deal with the popular power of the working classes;

Obama (or Bush) administration’s problem in democracy promotion

• failing to work with developing nation’s leaders to manage their citizen’s expectations of what democracy would actually do for them; counterexample: Mandela of South Africa,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manage expectations;
• further alienated working classes critical to successful democratization; United States did not care to support democratization if elections did not lead to outcomes Washington felt comfortable with;
• too rhetoric, not matched by resources, or at least wise use of resources;
• Obama inclination toward pragmatism and consensus — Jeffersonian tradition: “reduce America’s costs and risks overseas by limiting U.S. commitments and belie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st spread democracy and support peace by becoming an example of democracy at home.”

Illusion of the spread of new technology

• impact is great, both for activists and for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 simply the spread of Internet access certainly has not ensured freer politics o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 weak bonds built by technology’s new tools often wilt under pressure from governments, and are not strong enough to keep citizens coming back to the regular, more mundane institutions of civil society critical for a democracy;
• text messaging, e-mails – particularly sent from strangers and not from friends or relatives – are relatively ineffective in voter mobilization;

Chapter 11: Prescriptions for the Future

拜仁经历了前一段时间短暂的低谷之后，终于打起了十二分精神踢出了一场压倒性的比赛。场面上的完全压制，但两个进球却多少有些运气成分。吊诡的是，2比0的比分却又是双方实力和状态的客观反映，但拜仁群狼浪射不得分的痼疾还是未能改善。

克罗斯意外受伤下场，换上罗本之后拜仁更加坚决执行了前场逼抢，尤文图斯后场无法舒服出球的问题直到终场结束都没能解决。原本以为的是掐死皮尔洛对方威胁就能少一大半，可海因克斯更进一步，直接从对方的三后卫开始抢起，使得皮尔洛的拿球机会降到最少。此外，克罗斯的下场，古斯塔沃替换停赛的马丁内斯，受益最大的无疑是小猪，最近一段时间小猪对比赛的控制力明显增强，这是冠军球队核心应有的状态。

第二回合悬念应该不大，丹特和拉姆悬在头顶上的黄牌是未来的隐患。

进了四个五个依然不收手放慢节奏，完全杀红了眼继续挥刀进攻。谁都知道拜仁不是跟汉堡有多么大的仇恨，而是欧冠站前立功心切的情绪写照。两个角球失球再次敲响警钟，三天后的安联令人期待。

序

光阴飞逝，正如诗人所说“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中年人的忙碌和沉醉于忙碌带来的成功感，实际上和吸大麻差不多，用占满每天时间来逃避人生的空虚，使他忘却那个青年时代立志一生去追求的理想。

思想家有自己的战场，那就是去战胜（认识）那些人们创造出来但又难以驯服的观念。在社会巨变中，有多少观念如过眼云烟被人遗忘，又有多少观念被历史积淀形变，上百年来它们吸收着民族血汗和精华，成长为庞然大物，是每一个后继者都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中，视它们为理所当然。

第一章 超稳定系统的两种行为模式

• 在对外开放、工业文明冲击下，社会危机并非单由无组织力量引起；人们开始怀疑意识形态，引起认同危机；社会整合危机最后会引起意识形态更替；如新文化运动后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
• 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更具有社会动员力，是一种更强势的意识形态；

第二章 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历史学家应该指出每一种胜利的事业都有某种恶的因素，每一种失败的事业也总有某种善的内核，从而使该时代的偏激得到平息。

• 要引起超稳定系统对外来挑战的重视，需要两个条件：西方文明发展到一定地步；社会大动乱有效清除了吏治腐败和土地兼并等无组织力量（否则兵力无暇顾及）；
• 太平天国：以极为残酷的方式缓解了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人口—土地危机；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农村相对平静正是农民大起义清楚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结果；
• 大动乱后，清王朝的政治腐败情况有所好转，意识形态上务实作风的兴起，汉族官员比例上升，呈现出吐故纳新 — 同治中兴，是典型的中国超稳定系统大动乱结束后的行为方式；但是，一体化结构的复兴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
• 洋务运动未能达到明治维新的效果，原因在于：日本政府能把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投资，工业化运动为官方推动，民间响应；但在中国一体化结构中，农业生产积累大多都用于供养中、下两个组织层次，国家可支配收入很少；而且，传统一体化中的官商合作是为了建立农村社会秩序，与洋务和现代工业是在城市里的新型事业背道而驰；此外，儒家的“经世致用”学说也形成羁绊；
• 在没有实行一体化结构的帝国中，社会组织行动的失败不立即和意识形态发生关系；甲午海战后，对儒家意识形态产生怀疑；但一开始只是局部性的，认同危机首先发生于社会观和哲学观中，对家庭伦理的触动很少；

第三章 一体化结构解体的逻辑

• 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带来的社会观内容的改变导致其上曾组织凝聚力减弱，如1900年庚子事变时的“东南互保”；西方哲学和社会制度模式进入原有意识形态的社会观和哲学观， 如1905年正式废科举；乡绅城市化——传统绅士被新知识分子所取代；宗法家族逐步瓦解，近代城市开始发展；
• （墨菲）西方列强在中国设置通商口岸和其他东方殖民地不同，并不有意避开原有的城市和商业中心而建立新城市，并发展出一整套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经济上的抵抗力依然很大）；
• 辛亥革命之所以燎原，在于城市化绅士领导和推动城市群众运动；本质是城市化的绅士与革命党人联合摧垮王权，也是一次地方分权运动；

第四章 社会整合危机

• 革命对县城的影响则比对省城小多了，绝大多数为当地士绅宣布和平光复，农村社会秩序并没有发生变化；
• 民初的城市化绅士并不具有实现民主政治所要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性精神（与主导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文化观念存在结构性矛盾）；独立的行政系统建立不起来，一体化中下两个层次与现代行政机构互不相容，如造成财政收入枯竭；
• 军绅合流：军阀和地方豪强相互勾结，结果是自耕农纷纷破产；此外，掌权者思想观念的倒退：军阀受教育不多，大多只懂儒家伦理，文明开化程度小得多；
• 全社会抛弃军绅政权、批判其意识形态的运动不可避免——新文化运动；

第五章 意识形态更替机制

• 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发展到抛弃旧意识形态：上曾组织解体后，中下层组织成为社会整合危机责任之承担者（儒家伦理又是绅权的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的反思者已摆脱一体化组织中各种角色；并实现了伦理中心主义的突破；
• 抛弃儒家伦理的社会条件：绅权扩张又不能克服社会整合危机；当时已存在一个在社会角色上完全不同于绅士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在该阶层出现之前，就已经有激烈的反传统思想，但那时社会结构性条件尚未成熟）；
•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恰恰是1905年废科举后尚处青少年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成长为社会中最活跃的一代人所带来的结果；
• “借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思想方式表明，在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的传统组织方式影响下，新知识分子仅仅意识到传统意识形态不能解决社会危机，因此渴望变更其内容，追求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
• 由价值逆反机制推动的新文化创造造成对新价值观念的误解，如民主更多被视为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一种唯民主义；（梁实秋）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
•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禁锢中国人思想两千年之久的意识形态牢笼。但由于没有树立超越价值判断的真正科学精神，一旦中国人认为找到了能根本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新意识形态，新文化运动也就走到了尽头。二十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百花齐放的时代过去了，只有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沉重地挂在枝头……”

第六章 中国社会的重建

• 列宁主义政党为意识形态认同团体，西方议会政党只是政见认同团体，不可能既紧密而又具有群众性；
• 在西方现代国家整体中，军队服从宪法权威；而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军队只会服从意识形态权威；
• 大革命高潮中的农民运动，使得农民心中政权和社会合法性的标准无形中完成了由传统向新意识形态的转化；
• 国共两党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改造社会的模式，以是否与基层民众利益一致为区别；列宁式政党和群众大革命有效结合，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稳固的一体化结构，因而夺取政权时间比第一种模式更长；

第七章 国民党及其脆弱的统一

• 国民党清共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性质，其组织成员和经济来源主要来自于城市，因此只能建立一个弱的中央政府；
• 抗战期间对农村的过度动员造成土地兼并，城市的过度动员后果则是官僚资本的兴起和腐败（无组织力量的巨大增长）；
• 八年抗战是国民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 用农民实现社会整合需要两个条件：农民必须突破家庭的框架，接受不同于家族的基层组织形态；上中下三个组织层次的管理者均来自于意识形态认同体；
• 1860年到1920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出现了从地主—自耕农经济到自耕农—经营地主富农经济再到贫农经济的转化；最终为土地兼并严重，一体化解构条件下的经济结构，愈来愈多的自耕农转化为类似于城市无产者的地位；不再是传统小农，而是有可能成为社会组织者，为意识形态认同团体所吸收；
• 马列主义儒家化：毛泽东对农民持一种独特的二分法——自耕农与不出卖劳动力之佃农仍为传统小农，出卖劳动力之小农，倾向于组织和社会交往，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此外，“农村包围城市”也是对马列主义夺取政权理论的修改；
• “马列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儒家化和农民化，儒家化实现了由知识中心向道德中心之转化和破除反传统的心态，农民化则是在儒家化的同时，把农民视为无产者，农民战争经验和农民文化系统纳入马列主义。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能够打动亿万农民心坎的新意识形态终于被创造出来，并开始了自己势不可挡地整合中国社会之历程。”

第九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 一种既能实现辽阔农业社会整合，又能抗拒西方列强外来冲击的社会结构，是以中国变成超级官僚社会为代价的——所有的社会问题均通过强化一体化官僚系统的控制来解决；

城市的拥挤——全面开放生育与“城市病”（一）

• 大城市的拥挤度与所在国人口密度成正比，与人均GDP成反比，且相关性更大；
• 巴西面积是中国的89%，人口仅有中国的14%，但圣保罗的拥挤度高于北京和上海；
• 人口众多的国家会形成更多规模不同的城市，给人们更多的选择；
• 俄罗斯和日本的经验表明，人口规模长期衰减下，人口分布会更不均匀，大量中小城市和城镇会衰败，年轻人更会涌向大城市；

北京的承载力有多大——全面放开生育与“城市病”（二）

• Demographia的城市聚集体概念最具经济学意义和国际可比性；221个全球超过200万人口的城市聚集体中，北京的拥挤度处于139位，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
• 中国人口最多，经济飞速增长，而且权力集中，除非许多功能转移出去，否则北京中心城区人口控制在850万无异于痴人说梦；
• 社会资源的集中与人口的集聚互为因果；
• 与国际上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汽车保有量不算太多；北京的拥堵与城市布局有一定关系；纽约的街道密度远大于北京（25% vs 7%）；
• “一方面，减少人口对减缓地铁拥挤的效应立竿见影，人口一少，地铁马上就宽松了；但另一方面,减少人口也会降低地铁建设的需求和财力，并最终降低地铁服务的规模，但这个作用过程非常漫长，其效应间接而抽象。也就是说，减少人口的好处是短期和微观的，容易为人们所感受，而减少人口的坏处却是长期和宏观的，难以被人体会，尽管其作用可能更加深远。”
• “无论是与过去比，还是与地广人稀的俄罗斯和阿根廷相比，中国现在的人均住宅面积并不低，而且增长迅速。其实，房价居高不下本质上是发展模式、分配机制和金融政策的问题，与人口规模的关联性并不大。”

耕地和粮食够吗——全面放开生育与自然资源（二）

• 中国远期粮食产量在7亿吨以上，远超未来人口增长最高估计幅度；
• 推动粮食生产的在于需求，中国的亩产目前仅有发达国家的85%左右，还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
• 抛荒的耕地近0.3亿亩，盐碱地中还有2亿亩农业利用潜力，草地面积是耕地面积四倍（世界平均水平1.5倍）；
• 历史上的大饥荒都与信息不畅，交通不便与管理不当有关；
• 未来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不是耕地不够，人口太多，而是中国社会的富裕化推高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
• “减少人口不能带来粮食安全，除非全力提升农业集约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也不一定会带来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中国的优势不在农业，而在制造，未来应该在创造；后者才是财富的真正增长点。继续限制生育而不是立即全面放开生育是在把中国未来的活力扼杀在摇篮中。”

水资源够吗——全面放开生育与自然资源（三）

• 中国人均水资源排在118位，与英国、德国相当；
• 如果缺水影响发展，应该让人口流动，而非减少人口；巴西人均水资源是世界平均的5倍，但其东北部九个州却处于半干旱状态；
• 中国水资源浪费严重，农业用水效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 加利福尼亚水资源匮乏，但建立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体系；以色列人均淡水资源只有中国的1/7，但反而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

资源会不会紧张——全面放开生育与自然资源（四）

• 向外购买资源不仅平衡国际贸易，也有利于掌控国际影响力；如中国与澳大利亚、巴西、中东的关系；
• 只要供需关系能在价格上得到真实反映，如石油，循环使用或者替代资源则会变得有利可图；
• 与人口政策相比，生产与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的影响要大得多：“比如，中国2011年的能源消耗量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400%以上，如果为了经济发展能够接受能源消耗增长400%多，那强力限制生育来避免人口多出不到30%又有何意义？”

刘利刚：人民币汇率政策如何选择？

• 中国在过去两个月出现明显的资本流入态势，通胀压力上升；美元过去一个月走强；欧元区风险上升；日元大幅度贬值刺激出口；亚洲央行普遍采取干预汇市的手段，加剧美元强势的表现；央行的过渡干预可能造成流动性泛滥；
•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贸易部门工资上升，带来服务业工资上升，但其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因此带来通胀；
• 中国：过去很长时间内，劳动力充足，贸易部门工资受到抑制，因此汇率上升压力并不明显；
• “遵循这样的逻辑来考虑人民币汇率问题，得出的结论则较为明确，首先，中国需要考虑限制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来减轻资本流入的压力，并为国内金融改革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加快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并通过清除体制性障碍，降低国内过高的资金成本，以减少资本流入的压力。”

（安邦）中国房调：无解的僵局

• 2003年末至2012年10年间，北京房价涨了365%，上海一手楼涨了341%，广州和深圳分别为261%和233%；
• 面对高房价，新一届政府不少政策操作空间都被压缩了；
• 忽略了核心问题：在中国，房地产是个有极大需求容量的市场，中国人财富积累的过程和城镇化进程中，在投资品还很缺乏的时候，房地产在相当时间内都会吸引资金追逐；
• 需要调整目标：不以涨落作为政治目标，而是以平稳发展、避免风险作为主要目标；降低房地产占用经济资源的比例；让政府逐利之手从房地产市场中撤出；大力发展“后土地经济”，替代“土地经济”模式；

徐建国：吃出来的通胀？

• 中国通货膨胀的显著特点：农产品通胀远高于非农产品通胀；源于浪费？投机？
• 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小（饮食习惯难改）；供给弹性小；仓储成本高；通胀最终是个货币现象，多出来的票子人为增加总需求，到处追逐商品；
• 只要供给够多，就不会涨价；需要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农业机械化进一步发展，农业技术进步；

在联赛夺冠无压力而又下周中需要出战欧冠的情况下，拜仁启动了久违的“国足模式”，而对手也见缝插针，曾经两度领先，而这两个进球都是从拜仁的右路形成突破。在从扳平到反超的过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那个2007-08赛季初到德甲的里贝里，在左路如入无人之境，频频形成下底传中但中路包抄点就是相差毫厘——那是一支比现在要弱的拜仁队；另外，由于两度落后，本场也难得让三位拜仁中锋都有足够长的表现时间，事实证明，还是拉丁风格的皮萨罗和里贝里更加来电，兹以为在欧冠赛场中老皮应该被给予更多机会。

Volcker: Fed shouldn’t wait too long to unwind stimulus

• Paul Volcker, came after Janet Yellen saying that she doesn’t see any reason to right now curtail bond-buying programs;
• Volcker said, low inflation supports current Fed policy; but central bankers must decide how and when to retreat;

Keeping up with the Dow Joneses

• historically, Dow has not been a bad measure of stock-market performance;
• some vitally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market that Dow and other measures miss: impact of inflation (if adjusted, only be around 12,900 instead of the new high 14,253); but offset by not considering the dividends reinvested (if considered, 16,600);

The real outperformer? Bonds

• “when equity markets do well, people love to  ignore the risks.” “people need to be more vigilant about the risks.”
• since Oct 2007, high-grade bonds have delivered 48% total return, annualized gain of 7.6%; “junk” bonds have delivered 63%, annualized gain 9.5%; while Dow’s return, with dividends, has return more than 16%, annualized gain 2.8%;
• the average coupon on a new corporate bond was about 3%, down from 6% in 2007; the average life is increasing as companies take advantage of low rates by issuing bonds with longer terms —  that make corporate bonds sensitive to increase in interest rates;

Facebook adds to Google battle

• tough for advertisers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a “like” — for online media, how to demonstrate that banner ads can be valuable even if Web surfers don’y click on them;
• that is a big reason Google does so well — Google is often the last place people go just before they make a decision to buy a product online;
• Facebook last week’s deal to buy Atlas from Microsoft, a online ad technology company; give Facebook a more expansive view of online ads that users see and sales that occur across the Web;
• Google owns Doubleclick, which serve more ads than anyone;
• Facebook partnership with ad-measurement firm Datalogix — view of offline sales impact of its online ads;
• Facebook other advantage: more specific data, name, age, gender, information on other interests;

No budget for China reform

• government spending will shoulder more burden of growth; a turnaround from the easy monetary policy; 
• only timid step to line up public finances behind the objective of raising household income and consumption: spending on healthcare, educ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targeted 9.6% increase in 2012, below the growth rate of the economy, if considering inflation;

 

刘胜军：废除IPO审批应克服恐惧症

• IPO审批制的危害：扭曲供求关系，导致市盈率长期处于高位，破坏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市盈率造成套利空间 — 造假上市的冲动；少数人的特权，腐败的温床；边缘化证监会监管的只能；
• 审批制到注册制的转变，一个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审批制下，寻租的巨大诱惑，成为造假者的保护伞；注册制下，只要信息披露充分，保障媒体报道权利，造假者将无处遁形；

汇丰：中国出口向价值链上游转移

• 2030年，工业机械、通信设备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行业；
• 其他新兴市场，马来西亚从动植物油转向工业机械；阿根廷，动物制品转向交通设备和工业机械；越南和孟加拉国，粮食和糖转向提炼品和原材料加工后的商品；
• 促使发达市场在更高端和更专业的领域寻求增长点；美国的工业机械、交通设备、科学仪器，将占未来十年出口增长的一半左右；

刘守英：警惕城镇化成本越来越高

• 2007到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中，征地和拆迁的比重占到41% — 靠征地推进城镇化的成本非常高；
• “政府完全靠土地的融资来完成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尽快改变；
• 征地推动，成本比较低，推动速度快；但也带来问题：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冲突；土地的出让、出租、抵押带来的债务和金融风险；
• 指出，应从新增建设用地转向利用存量土地为主；创新城镇化融资模式；
• 中国上一轮30年的发展三大教训：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靠内地的粮食安全来保证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孙明春：亚洲发生货币战概率不大

• 最可能的是，亚洲货币继续升值；
• 对于日本那样外债不多的国家，本币贬值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小；越南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比例76%，处境相对比较危险；
• 日元贬值对亚洲经济体的直接冲击并不明显，因为亚洲区域内的多数出口国并非日本的直接竞争者；

徐建国：农地不集中，粮食不安全

• “可以想见的，是再过几年老人们就真的老了，不能继续劳动了。那么谁来种地呢？没人种粮，18亿红线恪守的粮食安全怎么着落？只有土地没有人耕种，粮食是不会自动长出来的。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种粮的肯定不是现在农村青年。”
• 农场制取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30亩？就是人均土地增加15倍，农村人口减少15倍，城镇化达95%左右，其实美国的农业人口只有2%；
• “实际上，早在1984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铺开之际，邓小平就预见到了未来的变化趋势，提出了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第一个集中是在政府的主动推动下大幅推进的，原因无需多言。比较而言，后两个集中则被动跟在市场后面，制度变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市场发展的严重阻力。小平提出“三个集中”已经将近三十年了，真不知该作何感想。”

序言：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

• 历史研究中的“歧路花园”：亨佩尔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产生如下问题：原因往往无限多难以枚举；因果循环网；
• 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稳态”分析：对比于终极原因决定论（如地理环境、经济、人的心态，价值判断系统）和多因论（相当于否定历史有规律可循），提出系统组织理论：社会处于稳定有序状态时，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实现了“功能耦合”，其内部互相适应（反例：东方宗教的兴起使西罗马帝国走向衰亡 — 吉本）；
• 异化机制 — 社会结构稳态的破坏：之所以会自发破坏，关键在于子系统的功能（输出）不可能是单一的 — 子系统参与整体的相互调节时，必然具有哪些没有参与功能耦合又暂时看不出破坏性的功能；“异化”（马克思踢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人在有目的活动中又被这种活动和活动的结果所改变，甚至否定；
•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千变万化，不断发展着的海洋，而社会结构则是社会生活海洋中相对稳定的岛屿”；欧洲古代社会中的城市发展：不属于原有的欧洲封建社会结构，在一定时期内能被容纳，但终究会破坏欧洲封建社会的构架；
• 影响社会结构演化的因素：1）演化源于异化+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变化，因此功能异化的具体内容、增长方式和速度，社会生活变化的方向和速度 — 的不同；2）任何一座新的社会大厦或蓝图都是在旧社会结构和它所包含的全部生活中所预先准备好的；
• 社会结构演化的四种模式：1）静态静止型；2）结构取代型（三个条件：解体前已经具有了取代原有结构的新组织要素；各要素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组合；结构取代的难易，是否会夭折）；3）超稳定型（三个条件不全具备，破坏后修复）；4）灭绝型；

第一章 一个古老的难题

• 四百年前，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引起反响，法国大作家蒙田：“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 —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之谜；
• 以往学说：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是对比欧洲的封建庄园（自给自足更高度，城镇规模也不大），却发展出了资本主义；2）生产关系（封建剥削的残酷性），但对比一下发现，中国农奴一般说来要比欧洲农奴的境况好一些；3）强大的中央集权克服分散性，但仔细推敲又陷入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大网；4）“亚细亚生产方式”；
• 现代系统控制理论：不把事物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处理的机械模式；局部特点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特征；

第二章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

• 中外历史学家无不对中国封建社会强大的统一力量感到惊愕；
• 马克思的“马铃薯”比喻 — 小农间缺乏组织联系；（维纳）社会通讯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联系在一起的“混凝土”；欧洲封建社会：分散的经济结构，不产生密切交往的需要，表现为小国林立；（奴隶制）罗马共和国，商人、自由民执行社会联系功能，而保持长期稳定；
• “士”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 — 儒生– 能摆脱土地的束缚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不是靠土地而主要是靠所谓学问而被组织进封建官僚机器中的；象形表意的方块字，也有利于克服方言繁杂的障碍；掌握该工具的儒生，成为组织官僚机构所必须依靠的阶层；
• “一体化”结构使得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耦合起来，须具备如下条件：存在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儒生）；统一的信仰（儒家学说，忠君保民）；全国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郡县制）；
• 世界史中封建大国的分裂过程：1）分封管理领土；2）人身依附加强；3）军事割据；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贵族化趋势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如果缺乏一个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贵族化倾向可使官僚演变成贵族领主；
• 西汉时期对分封诸侯的遏制：中央王朝用一体化力量调节；一旦中央控制力加强，人身依附关系就减弱，地主经济维持其稳固地位而又不会演变成领主经济（经济结构靠外界干预才能保持下去；反例，魏晋南北朝分裂）；一体化结构还在抑制分裂和镇压叛乱上起到作用（儒将）；
• 欧洲封建社会不能建立一体化调节的原因：教士无异于贵族，贵族化趋势在教会中就是表现为世俗化，不能从庄园经济中相对脱离出来；整体文化水平低下；基督教国家学说相当薄弱；
• 西方的“国家”是地域性的，中国的“国家”是“国”和“家”，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并不互相冲突反而强化，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封建社会里，往往需要借助宗法组织力量来约束个人行为，虽然农民与地主间人身依附关系较弱，但宗法血缘依附关系却相当强（例如，各种亲戚称谓的名目就相当多，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宗法一体化结构”；
• 脆性（缺乏弹性，需要保持在平衡点左右，否则就会崩溃）的社会结构，例如，自耕农不能过多成为佃农，流民；商品流通不能过于发达从而危及地主结构；儒家正统思想也不能发生太大偏离；但脆性不等于容易瓦解，正因为脆弱才会催生一套保护系统；
• 强控制维持脆性平衡：依靠强大的官僚网，严密的户籍制度，土地调查制度，思想控制，文字狱，与宗法制度同构；

第三章 无组织力量及社会结构的老化

• 官僚机构自身的膨胀和腐化，是封建帝国日益老化；封建特权的存在，使得官僚成为儒生刻意追求的目标，低薪制的存在，使得官僚机构有可能吸收更多的人当官；皇权执行官僚机构之上的监察和考核权力（但也会造成吏治腐败的加剧，除自身外，还有宦官外戚干政）；
• 无组织力量：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其瓦解作用，而又不代表新结构的那种力量；不可逆，且一定程度后具有自身繁殖性；（政治上）圣君和道德的影响，正直的儒生按照儒家国家学说来组织官僚机构，只是理想状态；（经济上）土地兼并，自耕农变成佃农，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破坏了一体化结构；
• 土地兼并也具有不可逆性和自身繁殖性：（受控阶段）国家的强控制（“均田”）和儒家意识形态（“基祉不衰”）、宗法结构（族田，不可买卖）使得自发兼并趋势不会急骤增长；（恶性增长阶段）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腐化）对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形成正反馈；王朝鼎盛时期，往往是土地兼并爆发的前夜；
• 意识形态中的无组织力量是随着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而增长的，表现为思想混乱，纲纪崩坏，小人靡集，理想主义儒生退避林泉（人才危机），百姓怨声载道；

第四章 变法与动乱

• 变法效果递减律：王朝初期的变法往往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唐开元天宝年间，不及贞观之治，无组织力量受限制后又很快反攻倒算，随即安史之乱；社会结构中无组织力量越大，一体化调节能力就越弱，而且只能用官僚机构来进行改革；另一种调节机制则是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 封建剥削关系中的可控与不可控关系：自耕农及其天赋、人头税可控（杂税，徭役是伸缩量），佃农与国家之间还存在与地主的剥削关系，不可控；王朝后期，杂税徭役加倍增长，同时无组织力量增加，堵塞国家财源，地主剥削与国家剥削相互放大，佃农化加重；
• 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规模不那么大，作用不那么强；在分散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不易形成统一目标，相互联系也不紧密；
• 农民起义的规模与无组织力量的大小有正比关系；

第五章 中国封建王朝的修复机制

• 历史上任何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过；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只需要十年到三十年；
• 农民战争执行着清除无组织力量的功能；对旧王朝打击得越彻底，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的寿命也就越长；农民起义大到一定规模，才有调节作用（王朝中前期，规模较小，无法抑制无组织力量发展）；
• 如果由于存在某种障碍使得农民起义不能有效扫荡无组织力量，新王朝建立的修复机制就会暂时失灵， 如东汉末年和唐代末年的分裂；而无组织力量与军事势力的结合，发生在一体化结构尚不完善的时期，自宋以后，再无这种调节失灵的情况出现；
• 宗法同构体是第一块修复模板，宗法家族制度发挥了国家结构的同构效应，像生殖细胞那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
• 与欧洲不同，中国大规模农民起义中皇权主义极为明显（不能简单解释为小农意识）；西欧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反对农奴制度，“照往昔一样地生活”，很少有人想当皇帝；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决定了人们（包括农民）的精神生产，农民的皇权主义和宗法思想正是其必然反映；
• 儒家国家学说及一体化是第二块修复模板；儒生是活跃的阶层，分三派，保皇，参与，观望；诸葛亮和魏徵，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乱世和治世所赋有的使命的理解；
• 两块模板的拼合有三种情况：豪门世家建立如东汉、唐、宋；农民起义建立如西汉与明；少数民族入主如元、清；在第二种情况中，仅有此两例成功，因为特别注意了第二块模板的作用，利用儒生实现了一体化；若指导思想与一体化不容，如太平天国，最终不能完成新王朝的重建；
• 因此，宗法一体化结构具有两种调节机制：国家官僚机器和宗法家庭制度对社会实现全面的调节和控制；农民革命中，宗法一体化结构所体现的同构效应和儒家国家学说成为新王朝建立的模板；

第六章 历史的奇观：超稳定系统

• 中国封建社会的强控制体现在重本抑末，不允许新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官商和官办手工业发达，民间私人商业受限、萎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中世纪，城市是农村封建经济的对立物，是封建势力控制鞭长莫及的地方；如意大利兴起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在封建社会结构的裂缝中扎根生长——中国社会就没有这种状态；
• 中国古代城市，都、邑，有强烈的等级意识，市场根据封建“礼法”设置，而不是随着经济需要自然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商业的中心，而且是各级官僚机构衙门的所在地，也是封建统治控制力量最强的地方；
• 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壮大，通过两个重要中介：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与王权结合（王权也是为了自身利益）；在意识形态中也能找到代言人，依靠知识分子接受市民文化来实现；
• 中国封建社会中，市民阶级不强大，并且一体化结构中，王权不可能与市民阶级相结合，反而对其进行遏制；相反，王权与儒生的结合，使得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很难分化出一个新成分，以完成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和意识形态中新因素结合的任务；
• “中国历来不缺乏伟大的思想，也不缺乏卓越的思想家，但是缺乏新思想结合、扎根的土壤。宗法一体化结构像盘根错节的古老大树，把自己的枝叶布满空间，使得新因素的萌芽得不到充足的阳光，也不可能在布满了大树根毛的土壤中真正扎根。”
• 资本原始积累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旧结构能否迅速瓦解；新结构是否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政治、意识形态对新结构的成长是促进还是抑制；英国的流民主要转化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去了，而中国的流民仍在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中流动；
• 中国封建王朝崩溃前的“假资本主义”：商业高度发达，非农业人口急剧增加，但其实是病态繁荣，因为流入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只有小部分转化到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去；而且，萌芽也和无组织力量结合，官、商、大地主三位一体，因而也成为农民起义的矛头所向；
• 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为脆性而非柔性瓦解，不利于新结构取代旧结构；这种巨大的破坏性，也使新结构缺乏内部调整的时间，形势所迫，人们会选择最快恢复秩序的办法；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亚稳态结构及其他

•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体化调节失灵，原因之一：西北少数民族的冲击和门阀贵族化相结合；原因之二：封建知识分子的普遍消极和汉代佛教的传播（封建礼法的解放，实际上是精神危机和放荡不检的生活所表现出的退却）；
• 政治结构的变化：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和禄田的出现，是贵族化趋势的表现；经济结构的变化：地主经济不断退化，坞堡组织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
• 重建一体化的任务最终由北朝来完成，因为其亚稳态结构不如南朝稳定，恢复超稳定系统也就较容易；南朝也有贡献，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学术界对儒、佛、道的融合消化的理论果实；
• 超稳定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与一体化调节能力成正比，与无组织力量成反比；封建大国越是强大的时期，反而越是开明，越不会闭关自守；除此之外，巨大的同化融合力（对外来文明的冲击，不是拿来主义）和巨大的历史惯性（北朝少数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重建一体化结构）；
• 四个阶段：秦汉（系统建立、形成）；魏晋南北朝（受冲击并形成大融合）；隋唐宋元（鼎盛、成熟）；明清（系统僵化）；
• 为什么中国走上这一条独特的道路？一种答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熟性；
• “确实，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超稳定系统的前夜，和欧洲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前夜，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出现过一个文化思想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争鸣，西方则是文艺复兴运动。它们都有发达的城市、商业和内部通讯联系的迫切需要。但是，这些现象中国却比欧洲早出现了一千年。这时，中国封建社会还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而文艺复兴时欧洲社会中开放性的工商业已占有很大比重。另外，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结构始终没有被瓦解。而欧洲则经过了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又受到瓦解宗法关系的高级宗教（基督教）的征服，废除了偶像和祖宗崇拜。中国封建社会在春秋时代以后形成了士阶层，发展了客卿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欧洲封建社会则发展起了一支新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市民阶级。因而，封建社会的发展到绝对君主制时，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央王权与士阶层的结合，推行了官僚政治，建立了超稳定系统的封建大国。欧洲中央王权与市民阶级结合，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第八章 意识形态结构的系统分析

• 儒家学说：（价值观）仁，（社会观）礼，（哲学观）天；道家学说：（价值观）无为，（社会观）小国寡民，（哲学观）道；（价值观）兼相爱，交相利，（社会观）尚贤，尚同，（哲学观）天志，明鬼；
• 儒家和墨家都主张有为，积极参与世事，但在有为的方式上完全不同：儒家的有为是以有等级结构的家庭中的人为核心，将个人的感情往外推，合理化；墨家主张从整个社会出发来考察每个人的行为的合理性，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分尊卑贵贱，也不是固定不变，有相当强烈的平等、民主色彩；
• 从价值观、行为结构和国家学说来看，儒家和墨家都可能实行一体化，但事实不是这样，主要是由于墨家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外适应方面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第一，当时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远不如欧洲中世纪后期发达，而且市民也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二， 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没有解体，人们难于接受任何类似于人文主义的博爱、平等思想（欧洲因基督教瓦解了宗法关系，反对上帝以外的任何偶像和祖先崇拜）；
• 由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儒家学说一直沿着有利于实现宗法一体化结构的方向发展；其伦理、行为结构不断向着有为和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而哲学观却在唯心和唯物之间摇摆；最终由董仲舒完成了最后一步；
• 董学说的三个特点：第一，与君主集权政治和强控制的社会管理形成内和谐，仅靠孟子那种“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论显得不够有力，而应是“天人感应”的结果；第二，丰富多变了儒家思想，如人性既是善的又是恶的；第三，把儒学道德教化作为民族文化的标志（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是封建儒生的信仰和优越感的源泉，也是他们保守和抵御外来文化的依据）；
• 道家作为儒家的补结构长期存在；一般说来，一种意识形态结构占统治地位以后会排斥与它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却不能排除它的补结构；由此解释了封建儒生的二重人格：得志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此外，补结构的存在使得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更加完备，形成一道无形的缓冲地带，因而具有更强的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印度意识形态中的神秘主义与佛教、婆罗门教也形成互补，而欧洲则是取代关系， 基督教取代古罗马哲学，人文主义取代基督教）；
• 外来文化对封建意识形态结构的冲击，是从补结构入手的；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佛教与道家都迷醉于玄妙机理，因而影响大得多；
• 宋代理学的出现大大巩固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儒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短处被克服了：（朱熹）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把董仲舒阴阳五行观、王充对董仲舒的目的论的批判，把张载以及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的思辨精神，统统加以整理；
• “也许可以这样说，在西方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以前，儒家学说是人类思想体系最有生命力的一个体系。比起光辉而相对短暂的古希腊文化来说，它悠久而强韧。比起中世纪宗教统治来说，它开明而更具有人性和民主色彩。在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支配下，它以实现有等级的仁爱为最高价值观念，创造了一套高度完善的道德伦理规范。它以理性的光辉抵御了宗教统治的愚昧和黑暗。儒家学说积极干预生活，提出并实践了自己的国家理论。更令人惊叹的是，儒家强调和谐精神和调节作用，揭示人的思想、社会行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家庭、国家、社会也应该是和谐的个体。这种立足于和谐并强调人的道德力量的学说，使我们民族成为古代最重视文化和教育的民族，两千余年创造和维持了独特的文明体系……儒家的成功，它的魅力，它的僵化，它的失败，都来自同一个核心，这就是它的伦理行为结构。确实，儒家成熟的仁爱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讲求和谐与实际的处事原则，都是成功的。但它本身却是先验的，不允许批判的，它是一个扼杀个性的保守主义。儒家的伦理结构核心是不允许人们怀疑的，它是圣人先贤的遗教。”

Arthur Brooks: Republicans and their faulty moral arithmetic

• Arthur Brooks,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author of “The Road to Freedom”
• (YouGov.com polls) only 33% of Americans said that Mitt Romney “cares about people like me.”
• (NYU)  Jonathan Haidt: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 citizen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place a great importance on taking care of those in need and avoiding harm to the weak;
• (the anti-poverty) achievement is not the result of philanthropy or foreign aid. It occurred because billions of souls have been able to pull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thanks to global free trade, property rights, the rule of law and entrepreneurship.
• “Some say the solution for conservatives is either to redouble the attacks on big government per se, or give up and try to build a better welfare state. Neither path is correct.”
• “Instead, the answer is to make improving the lives of vulnerable people the primary focus of authentically conservative policies.”

Advisers benefit from listening on social media

• Only 19 percent of the 463 financial advisers surveyed by Aite Group said they found social media to be useful to their businesses. LinkedIn was up 10% since 2009 but Facebook and Twitter dropped 10% and 8%;
  
• LinkedIn: 9 out of 10 financial advisors who use social media use LinkedIn;
• Twitter: listening might be useful; follow the major journalists;
• LinkedIn found that 87 percent of investors use social media, but only 4 percent of them were interacting with advisers through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Of the small percentage that did interact, 54 percent said they found value in doing so;
• “Twitter is where the news is made.”

Uncertainty pushes China’s property stocks down

• they will strictly enforce a capital-gains tax of 20% on profits from home sales.
  
• China Vanke, China’s largest developer by volume, was one of several property stocks to plunge the daily 10% trading limit Monday;
• a weaker property market will hit demand for everything from steel to furniture and a car to park in the garage. Commodity exporters like Australia and Brazil, which feed China’s steel mills, could also suffer.

Janet Yellen: Benefits of Fed policy outweigh risks

• Janet Yellen, vice chairwoman of the Fed board of governors
• Ms. Yellen emphasized that ending the Fed’s bond-buying programs prematurely carries its own risks and made clear that she supports keeping policy easy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 (repeated the point Ben Bernanke made last week) Fed favors continuing its bond-buying programs “to keep monetary policy highly accommodative until well into the recovery;” (in pushing down long-term interest rate);
• other factors: household belt-tightening following the trauma of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slowdown in the global economy, particularly in Europe, has hurt global sales;

No more easy ways to cut U.S. debt

• Douglas Elmendorf, director of Co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 “Putting the debt on a sustainable path will ultimately require increases in taxes or cuts in government benefits or services for peopl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in the middle class.”
• (the tax increases and the sequester) will reduce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by 1.5 percentage point in 2013, the CBO estimates. The sequester alone will be about a 0.6-point drag;

The evolving economics of the App

• at the end of 2012, average priced app in Apple store is $3.18 for iPhone and $4.44 on iPad; $3.06 in Google play store, and $2.84 in Amazon app store;
• Apple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store represent 87% of the market;
• In general, Android device owners are less likely than iOS users to spend money on apps, including for downloads as well as in-app purchases — due in part to the greater availability of low-end Android smartphones and tablets, which tend to attract lower-income people compared with iPhone and iPad users.

Samsung sparks anxiety at Google

• the South Korean company sells about 40% of the gadgets that use Google’s Android software;
  
• Samsung’s growing might—it shipped nearly 200 million more Android smartphones last year than the next-biggest Android-device maker—has boosted Google’s mobile-ad revenue;
• Google fears that Samsung will demand a greater share of the online-advertising revenue that Google generates from its Web-search engine;
• Google has said it wouldn’t show favoritism toward Motorola over other manufacturers;
• Samsung is spreading its bets by making devices powered by Microsoft Corp.’s Windows mobile software, as well as with Tizen, an operating system that is being co-developed by Samsung and microprocessor maker Intel Corp;
• Google has hopes for some new Android entrants such as H-P;

Bernanke sets out aggressive goal for congress

•  focus on debt-to-GDP: between 1960s and the onset of crisis,  federal debt averages less than 40% of GDP; replenishing this fiscal capacity will give future Congresses and Administrations greater scope to deal with unforeseen events.
• if 40% should be the long-run goal? “If we could bring it down from here some it would be helpful.”

A look at Case-Shiller, by metro area

• composite 20-city home price index, up 6.8% in December from a year earlier; 0.2% from the previous month amid winter season;
  
• 19 of the 20 cities posted annual increases in December. Just New York notched an annual decline;
• (Dan Greenhaus) Since most people have their wealth tied up in their home, rising home prices makes consumers more confident, more credit worthy and more willing to spend acquired in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