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早年故事：“天命”与“民心”的制造
-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王充《论衡·奇怪篇》：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圣人有母无父，感天而生，大约是汉代人的通识。
- 五方五色帝：青龙居于东方，赤龙居于南方，白龙居于西方，黑龙居于北方；皇帝居中央。“赤帝子斩白帝子”，其实还是“亡秦必楚”。其时，陈胜吴广、项氏叔侄、刘邦秦嘉之徒，皆以亡秦复楚为号召。
“北方有佳人”：传闻、想象与重构
- 李延年所造之新声，乃改造胡乐而成，并非所谓“淫靡之音”。蔡文姬诗云：“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愤盈，欲舒气兮恐彼惊，含哀咽兮涕沾颈。”盖胡笳之音，悲凉旷远，引人涕落。
- 《李夫人传》所讲述的几个故事，很可能来自宫廷中的诸种传言。“北国有佳人”的诗，“少翁招魂”的故事，“姗姗其来迟”的歌，以及后人命名为“李夫人赋”的赋，很可能本来就与李夫人没有关系。它主要是班固对李夫人的一种认识和定位，反映的主要是班固对李夫人的想象和评判。
记忆、回忆、追忆以及谎言
- “即时性记忆”：很多诗歌，至少在最初，所表达的很可能是一种即时性的情感。我们今天面对的诸多历史文献中，相当部分的书信、诗作等文学作品，部分文书，都可能是“即时性记忆”留下来的文字。
- 事后的“回忆”：我们今天读到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事件过程的大多数记载，都不是“即时性记忆”。有许多事情，我们对它们有多少回忆，取决于我们有多少机会对别人叙述他们；有些事情，我们叙述它们的次数越多，就越是不怎么记得起自己对这些事情本身的体验。
- 追忆：对回忆的强化性改写，是对故事的重构。在中国历史上，关于祖先起源的追述，都是建立在“追忆”基础之上的。追忆基本不可依赖，然而，它的魅力也就在这里。追忆使过去常青，让历史“活在”当下（如宇文所安所讨论的《江南逢李龟年》）。
“天人三策”：武帝的问题和董仲舒的回答
- “夏上忠”，就是“尊命”，秉承上意而行之，尊卑有序，便于统治；其弊，在其民“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上敬”，即“尊神”，秉承神意而行之，使人皆知有忌惮；其弊，在鬼神泛滥，人失责任之心。“周上文”，就是“尊礼”，便于将人伦与政治、社会秩序“同构”；其弊，在于人但守其本位，渐失坦诚之心，遂致人情浇薄，信义缺失，而政治细碎，为政苛责。拯救“文弊”之法，“莫若以忠”。
- 在武帝之世，董仲舒及其学问，可能并未得到重视。“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种说法，很可能是西汉后期、东汉前中期儒学逐步发展之后，后世群儒溯本求源，“追溯”到董仲舒那里才产生的。
轮台诏：帝王的忏悔
- 从这个诏书中可以见出武帝发自内心的痛悔之情，以及基本出自个人动因的、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纠正，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表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受到武帝的人格力量是超乎寻常的。
- 这篇遗诏，透露出来武帝个人对生的留恋。“人固当死，慎无敢佞”，每个人都要死的，就不用花言巧语地想留在这个世界上了。话虽这么说，可是通篇遗诏里流露出来的却都是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恐惧。“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在死亡面前，帝王与庶民罪隶同归于平等。
王莽的天子梦
- 越裳氏献雉，王莽得为安汉公；黄支国贡犀牛、越嶲江黄龙游，王莽遂得比“周公”；明堂成，加九锡；丹石出，“假皇帝”。符命是新朝立国之“合法性”根据，“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然而，依靠符命构建的新朝“合法性”，也很容易走向其反面，成为证明其“非法性”的根据。
皇帝与天子
- 我们惊异地发现秦始皇没有“天命”的授予。他的出生和少年时代都没有任何可以表现出天命所归的异迹。在著名的琅琊台刻石中，甚至还直接指斥古之五帝三王，假借鬼神，欺骗民众：“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
- 汉高祖刘邦自己，今本《史记》与《汉书》记载中的受上天眷顾大约不可信。其自述取天下之艰难困苦，一点见不到上天的特殊眷顾。但在另一方面，刘邦以一介布衣而有天下，又特别需要“天命”以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吾以布衣，持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明了此点，我们就可以理解王莽何以会如此亟亟于给自己制造符命了。
“三尺法”与“人主意指”
- 张汤除善于“深章党羽”、“穷治根本”之外，更为突出的是他善于舞文弄墨，罗织构陷，致人于罪。
- 做一个成功的酷吏，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揣摩人主之意。武帝作出尊儒的样子，张汤就聘请专治《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到廷尉府来，专门引用五经中的古义，作为评判疑狱的根据。帝王之意就是酷吏心目中最高的法。
奉法循理与宽仁待民
- 《史记》中司马迁描述了五个循吏的典型，没有一个“当代”（汉代）的典型。而他在《酷吏列传》里所写的酷吏，可全部是汉朝“当代”的。
- 汉初高祖惠帝时奉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上下官员务在清静，为政宽厚，好官还是会有不少，但都不称之为“循吏”；到了文、景时代，朝廷重视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官员持身严谨正直，廉正公平，又不至于严厉，而老百姓受其影响，纷纷向慕礼教，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风气因之而大变，才得以被成为“循吏”；武帝以法制治天下，不以文教为尚，故“循吏”稀少；到了宣帝时代，“以霸王道治天下”，厉行法治的同时也兼用教化，教化是达 最受重视的是能吏。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 张敝对黄霸的批评主要有，“耕者让耕，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多比较空洞，无益于真正改变社会风气，反而鼓励百姓“并行伪貌，有名亡实”，淳正朴实之风变成浇薄浮夸之风。
- 酷吏是法家中的“刻者”，他们把自己性格中阴暗、忮刻的那部分，运用到司法行政之中；循吏也不全是儒家，观黄霸施政，以儒教为表，法术为实，而且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虚伪巧饰，浮夸作秀。
从“风尘三侠”和“柳毅传书”说起
- “义”字的繁体，“義”，从羊从我，本义或可释为“像我”、“与我相仿佛”，故引申为宜，相宜，即二人互相欣赏，相处相恰。将“义”付诸实践，就是“侠”。侠义道中的“义”，盖仅取其投缘的意思，并没有正义、仁爱，是小义，而不是公义，也不是天下大义，其所谓“举大事”，也在个人之得志与功业，绝不在救民于水火。
- （柳毅答洞庭君）“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荷君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
- 在“柳毅传书”的故事里也多次提到了“义”，这里的“义”，是“应当”的意思，指“当为之事”，也是从“宜”延伸出来的。柳毅的仁与义，是可以普遍适用的，是公义，也是“大义”。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
- （《史记·游侠列传》）“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太史公对游侠倾向于同情、肯定乃至向往，班固则明显倾向于指责、否定乃至痛恨。前者更多的时候是站在社会立场上，而班固的国家立场则非常清楚坚定。
- 太史公将侠客分为卿相豪贤之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与匹夫之侠等类型。所谓公卿豪贤之侠，是那些有权有势而心中能持天下公义的公卿贵族；布衣之侠，自己不做官，主要以救人危难、排解纠纷、主持公义著称，是比较纯粹的侠客；闾巷乡曲之侠，武断乡曲，设财役贫，交接官府，虽偶或扶危济难，并非真有仁爱之心，实际上是算不上侠义道的。
- 早期的游侠属于游士的一种，择木而栖、择主而事。换言之，游侠的黄金时代，是在战国时期，“臣各为其主用”。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 在董仲舒看来，学习、研究《春秋》的关键，是要抓住人、我二字，而其背后之精髓，则在“仁”与“义”，仁就是爱人，义就是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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