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何草不黄》

刘邦的早年故事:“天命”与“民心”的制造

  •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王充《论衡·奇怪篇》: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圣人有母无父,感天而生,大约是汉代人的通识。
  • 五方五色帝:青龙居于东方,赤龙居于南方,白龙居于西方,黑龙居于北方;皇帝居中央。“赤帝子斩白帝子”,其实还是“亡秦必楚”。其时,陈胜吴广、项氏叔侄、刘邦秦嘉之徒,皆以亡秦复楚为号召。

“北方有佳人”:传闻、想象与重构

  • 李延年所造之新声,乃改造胡乐而成,并非所谓“淫靡之音”。蔡文姬诗云:“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愤盈,欲舒气兮恐彼惊,含哀咽兮涕沾颈。”盖胡笳之音,悲凉旷远,引人涕落。
  • 《李夫人传》所讲述的几个故事,很可能来自宫廷中的诸种传言。“北国有佳人”的诗,“少翁招魂”的故事,“姗姗其来迟”的歌,以及后人命名为“李夫人赋”的赋,很可能本来就与李夫人没有关系。它主要是班固对李夫人的一种认识和定位,反映的主要是班固对李夫人的想象和评判。

记忆、回忆、追忆以及谎言

  • “即时性记忆”:很多诗歌,至少在最初,所表达的很可能是一种即时性的情感。我们今天面对的诸多历史文献中,相当部分的书信、诗作等文学作品,部分文书,都可能是“即时性记忆”留下来的文字。
  • 事后的“回忆”:我们今天读到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事件过程的大多数记载,都不是“即时性记忆”。有许多事情,我们对它们有多少回忆,取决于我们有多少机会对别人叙述他们;有些事情,我们叙述它们的次数越多,就越是不怎么记得起自己对这些事情本身的体验。
  • 追忆:对回忆的强化性改写,是对故事的重构。在中国历史上,关于祖先起源的追述,都是建立在“追忆”基础之上的。追忆基本不可依赖,然而,它的魅力也就在这里。追忆使过去常青,让历史“活在”当下(如宇文所安所讨论的《江南逢李龟年》)。

“天人三策”:武帝的问题和董仲舒的回答

  • “夏上忠”,就是“尊命”,秉承上意而行之,尊卑有序,便于统治;其弊,在其民“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上敬”,即“尊神”,秉承神意而行之,使人皆知有忌惮;其弊,在鬼神泛滥,人失责任之心。“周上文”,就是“尊礼”,便于将人伦与政治、社会秩序“同构”;其弊,在于人但守其本位,渐失坦诚之心,遂致人情浇薄,信义缺失,而政治细碎,为政苛责。拯救“文弊”之法,“莫若以忠”。
  • 在武帝之世,董仲舒及其学问,可能并未得到重视。“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种说法,很可能是西汉后期、东汉前中期儒学逐步发展之后,后世群儒溯本求源,“追溯”到董仲舒那里才产生的。

轮台诏:帝王的忏悔

  • 从这个诏书中可以见出武帝发自内心的痛悔之情,以及基本出自个人动因的、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纠正,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表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受到武帝的人格力量是超乎寻常的。
  • 这篇遗诏,透露出来武帝个人对生的留恋。“人固当死,慎无敢佞”,每个人都要死的,就不用花言巧语地想留在这个世界上了。话虽这么说,可是通篇遗诏里流露出来的却都是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恐惧。“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在死亡面前,帝王与庶民罪隶同归于平等。

王莽的天子梦

  • 越裳氏献雉,王莽得为安汉公;黄支国贡犀牛、越嶲江黄龙游,王莽遂得比“周公”;明堂成,加九锡;丹石出,“假皇帝”。符命是新朝立国之“合法性”根据,“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然而,依靠符命构建的新朝“合法性”,也很容易走向其反面,成为证明其“非法性”的根据。

皇帝与天子

  • 我们惊异地发现秦始皇没有“天命”的授予。他的出生和少年时代都没有任何可以表现出天命所归的异迹。在著名的琅琊台刻石中,甚至还直接指斥古之五帝三王,假借鬼神,欺骗民众:“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
  • 汉高祖刘邦自己,今本《史记》与《汉书》记载中的受上天眷顾大约不可信。其自述取天下之艰难困苦,一点见不到上天的特殊眷顾。但在另一方面,刘邦以一介布衣而有天下,又特别需要“天命”以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吾以布衣,持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明了此点,我们就可以理解王莽何以会如此亟亟于给自己制造符命了。

“三尺法”与“人主意指”

  • 张汤除善于“深章党羽”、“穷治根本”之外,更为突出的是他善于舞文弄墨,罗织构陷,致人于罪。
  • 做一个成功的酷吏,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揣摩人主之意。武帝作出尊儒的样子,张汤就聘请专治《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到廷尉府来,专门引用五经中的古义,作为评判疑狱的根据。帝王之意就是酷吏心目中最高的法。

奉法循理与宽仁待民

  • 《史记》中司马迁描述了五个循吏的典型,没有一个“当代”(汉代)的典型。而他在《酷吏列传》里所写的酷吏,可全部是汉朝“当代”的。
  • 汉初高祖惠帝时奉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上下官员务在清静,为政宽厚,好官还是会有不少,但都不称之为“循吏”;到了文、景时代,朝廷重视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官员持身严谨正直,廉正公平,又不至于严厉,而老百姓受其影响,纷纷向慕礼教,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风气因之而大变,才得以被成为“循吏”;武帝以法制治天下,不以文教为尚,故“循吏”稀少;到了宣帝时代,“以霸王道治天下”,厉行法治的同时也兼用教化,教化是达 最受重视的是能吏。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 张敝对黄霸的批评主要有,“耕者让耕,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多比较空洞,无益于真正改变社会风气,反而鼓励百姓“并行伪貌,有名亡实”,淳正朴实之风变成浇薄浮夸之风。
  • 酷吏是法家中的“刻者”,他们把自己性格中阴暗、忮刻的那部分,运用到司法行政之中;循吏也不全是儒家,观黄霸施政,以儒教为表,法术为实,而且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虚伪巧饰,浮夸作秀。

从“风尘三侠”和“柳毅传书”说起

  • “义”字的繁体,“義”,从羊从我,本义或可释为“像我”、“与我相仿佛”,故引申为宜,相宜,即二人互相欣赏,相处相恰。将“义”付诸实践,就是“侠”。侠义道中的“义”,盖仅取其投缘的意思,并没有正义、仁爱,是小义,而不是公义,也不是天下大义,其所谓“举大事”,也在个人之得志与功业,绝不在救民于水火。
  • (柳毅答洞庭君)“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荷君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
  • 在“柳毅传书”的故事里也多次提到了“义”,这里的“义”,是“应当”的意思,指“当为之事”,也是从“宜”延伸出来的。柳毅的仁与义,是可以普遍适用的,是公义,也是“大义”。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

  • (《史记·游侠列传》)“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太史公对游侠倾向于同情、肯定乃至向往,班固则明显倾向于指责、否定乃至痛恨。前者更多的时候是站在社会立场上,而班固的国家立场则非常清楚坚定。
  • 太史公将侠客分为卿相豪贤之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与匹夫之侠等类型。所谓公卿豪贤之侠,是那些有权有势而心中能持天下公义的公卿贵族;布衣之侠,自己不做官,主要以救人危难、排解纠纷、主持公义著称,是比较纯粹的侠客;闾巷乡曲之侠,武断乡曲,设财役贫,交接官府,虽偶或扶危济难,并非真有仁爱之心,实际上是算不上侠义道的。
  • 早期的游侠属于游士的一种,择木而栖、择主而事。换言之,游侠的黄金时代,是在战国时期,“臣各为其主用”。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 在董仲舒看来,学习、研究《春秋》的关键,是要抓住人、我二字,而其背后之精髓,则在“仁”与“义”,仁就是爱人,义就是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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