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连我自己今天也不得不感到惊讶：我们竟将如此层出不穷的变故挤塞到一代人生活的短暂时间之内，那当然是一种极其艰难和充满险恶的生活——尤其是和我的祖先们的生活相比。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又见到过什么呢？他们每个人都是以单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飞黄腾达，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将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
太平世界
我知道，在一个只有通过手腕和逃避才能始终自由生活的世界里，在一个如歌德老人明智地所说“勋章和头衔能使人在倾轧中免遭挨打”的世界里，我父亲和我的那种迂腐拘谨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我的父亲始终在我心中，我无法违背他的深藏于内心的那种自豪——为始终保持低调而自豪，是那种自豪促使我从不锋芒毕露。我今天真的要感谢我的父亲，是他给我留下了也许是今天唯一可靠的财富：感觉到自己内心的自由。
这里的氛围是那么轻松愉快，就像巴黎到处充满欢乐一样，只不过在这里能享受到更自然的生活罢了。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而所谓文化不就是用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艺术和爱情美化赤裸裸的物质生活吗？
……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激情燃烧的世纪。那是一个阶层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等的新速度尚未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节奏；岁月和年龄依然有着另一种尺度。
上个世纪的学校
在我头二十年的生涯中，我几乎没有好好看一看维也纳周围的美丽风光。当最美、最热的夏天来临时，城里空空荡荡，我们却更加迷恋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可以乘此机会在咖啡馆里读到内容更丰富多彩的报章杂志，到手也更快，种类也丰富。……我对我中学时代的那种狂热，对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未后悔过。它曾把一种我永远不愿失去的求知热情注入我的血液之中。
大学生活
他们是豪侠，他们是只知为了生存而毫无人生目标的偏执狂人。也许人们会在我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觉察我对他们这种豪迈本性的偏爱。当然其中还有他们那种异国他乡人的神秘色彩。……一个年轻的俄国人为我翻译了当时在德国尚未著名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最精彩的章节。一名年轻的瑞典女子使我第一次见到了蒙克的绘画；……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大千世界的丰姿多彩，从不会令人厌倦。我在中学时代只和那些纯粹的公式、诗的韵律和诗句打交道，而现在接触的是人。……
这种非同一般的广泛接触想必会大大增加我的创作欲望，好像这样才合乎逻辑。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我在中学时代由彼此的激励而培养起来的高昂的创作自觉性令人忧虑地消失了。……尽管我觉得那些在形式上精雕细琢的诗句应该说是好的和熟练的艺术品，其中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但是我总觉得它们的感伤基调是不真实的。
我的曲折道路
……把偶然的事件和命运等同起来，仅仅是青年时代最初几年的事。后来我知道，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原来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看来，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没有道理，但它最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欧洲的光辉和阴霾
我为马克斯·赖因哈特争取到了维尔哈伦的一部新剧本。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诚挚、积极、满怀深情。在我们热情奔放的某些时刻，我们会飘飘然地以为我们已经给世界指出了正确的拯救道路呢。但是世界却很少关心文学家们的这样一些表现，它依然走自己险恶的路。
我向巴黎告别，那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告别、不动感情的告别，就像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一样。我知道我以后几个月的打算。但眼下我要先在奥地利——避居在乡间某个地方——赶写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篇稿子，这样我也就可以完成《三大师》这本书了。然后我再到维尔哈伦那里去；也许到了冬天，计划已久的俄国之行便可实现，为的是在那里认识一群人，以增进我们思想上的互相了解。我觉得，我在三十二岁那一年一切都会顺利。在那阳光灿烂的夏天呈现出一片可喜的庄稼，世界显得美丽而又合乎情理。我热爱那个世界，为了她的那个时代和她的更伟大的未来。
可是，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的那一声枪响，刹那之间将一个太平而又充满理性的世界——我们在其中受教育、成长、栖身为家得世界——像一只土制的空罐似的击得粉碎。
回到祖国奥地利
……生活的飞轮始终以自己的节奏在旋转，毫不停顿，也从不关心个别人的命运。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写他的书，农民耕他的地，列车正常运行，报纸在每天早晨按时送到门口，那些娱乐场所、酒吧间和剧院一直座无虚席。正因为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贬值——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才使人们更看重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风光——的真正价值。……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在那几年里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从来没有比在那混乱的几年里更加热爱艺术，因为由于钞票极不可靠，我们反倒觉得自己心中认为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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