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光影里的歌唱

回想起2014年夏天《Ida》刚上映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部采用复古画幅的黑白电影竟然在第二年登上了奥斯卡的最高领奖台。也通过这部作品,此前名气并不响的波兰导演帕夫利科夫斯基首次进入大众视野。如果《Ida》的成功多少有其格式和形式上“耳目一新”的因素,那么今年的新作《冷战》无疑是更上了一层台阶。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帕氏的风格就是被《Ida》这一部电影所定义的。在黑白和画幅这些“表面文章”之外,影片真正出色的地方在于其视听和故事内核间的水乳交融,和文本相比,电影的观看体验往往更让人印象深刻。帕氏很重视视觉形式上的工整,但是这种艺术性的笔触却并不影响情节推动和人物刻画,电影里的环境描写和对“无意义”画面的运用,是观感体验丰富而有层次的基石。荣膺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同时,《Ida》还收获最佳摄影的提名,便是极大的肯定。影片里那些无声的“会说话”的镜头,精致而富含意境的构图,围绕着主题上对人性和欲望的探究,让人回味无穷。毫无疑问《Ida》是那一年的惊喜之一。

《冷战》则延续了上述的出色品质,而且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对这位东欧导演有了明确认知后再看一部格调颇为相似的黑白电影,我们却依然感受到新意。对于“作者性”较强的导演,坚持一贯的风格只算是“基本要求”,不过从固有的程式中实现超越,就是真正的水平了。《冷战》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帕氏身上这样一份“化腐朽为神奇”的天赋,一段换作是位平庸导演很可能会拍得俗套的爱情故事,到了他手中就成了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和《Ida》相比,这部作品在形式上的新意至少有三点:色彩,剪辑,和对音乐的使用。色彩上,虽然同为黑白电影,但是《冷战》和《Ida》的质地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整体偏灰,强调对灰度层次的运用,人物情感的勾勒因而更显细腻。从这个角度上看,《冷战》则要“粗放”许多,电影的黑白色彩增强了不少对比度,给人以一种油画笔触方可带来的“遒劲”和力度。与《Ida》中着眼于人物精神状态的细微变化相比,《冷战》里传达的是(至少)形式上更加大气的“历史观”——个人的爱情轨迹也是时代的运行轨迹。黑白在《Ida》中蜿蜒地指引着个人精神上的自由,而在《冷战》里则更多是追溯历史的印迹。

拍摄《Ida》之后,帕夫利科夫斯基一跃成为当代影坛驾驭黑白画质的大师。新晋的威尼斯金狮《罗马》,导演阿方索·卡隆在制作时就曾与帕氏探讨对颜色的使用,更不用说《Ida》更是催生了“古稀老人”保罗·施拉德再拍一部电影的念头(去年的《第一归正会》)。不过,据导演本人坦承,《冷战》最初的想法是一部彩色片。电影的背景——波兰马佐夫舍(Mazowsze)省民间歌舞团是色彩斑斓的,除了激昂的乐章,导演对那段父辈历史的回忆也是建立在色彩之上的。但遗憾的是,对颜色质地极为敏感的导演始终没有找到最合适的彩色胶片媒介,最后便“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黑白作为自己回忆的载体。

再谈剪辑。影片依然很短,只有90分钟,但是其中的信息量不算少,帕氏凌厉的剪辑让人感觉像看了一部两小时长的电影。通篇下来,《冷战》故事的节奏感和力度是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电影的时间跨度有十五年(1949-64),截成八个章节,通过明确的“时间-地点”标题将之分隔开。故事虽然绵长连续,但是影片从头至尾都毫无拖泥带水之感,因为每一段历史都以局部切片的方式得以呈现。片段细节之处舒缓的沉吟与“浸入”,与及时的“叫停”和“跳出”结合在一起,展现了导演对节奏的准确掌控。诚然,电影的主线是一段唯美的爱情,但帕氏通过在剪辑上的选择一举把个人情感升华为对时代的致敬——篇章式的设计,每一章中的局部聚焦,恰似历史的剪影和碎片,它们合在一起,精确表达了个人与时代之间那份从属和间离并存的关系。历史的浪潮把个人的命运击碎打乱,同时个人生命长河里的浮萍与浪花,又恰恰是历史中最为真实和无法抹杀的那部分。

第三是音乐的作用,歌舞和乐曲是这部电影的灵魂。作为中国观众,影片里的“文工团”想必并不陌生,而合唱曲目背后的政治意味和“历史局限性”也很容易理解。然而,《冷战》里对这些“时代脉搏”的描色,却体现了一份超脱于那个时代本身的永恒与浪漫气息。和上述“个人-时代”的微妙关系相似,帕夫利科夫斯基在《冷战》中所记录的也是音乐与历史之间的密切关联。谈及片中的音乐,导演自己说它们全部都来自童年的记忆,尽管小时候并不感冒,但是久而久之便印刻在自己的脑海里——就像曾经风靡一时的流行乐团ABBA,放在今天的标准之下也许并不出众,但却深深地植根在那一代人的心中。

凌厉的剪辑结合上溢满篇幅的对音乐的使用,使这部电影充满了曼妙的文学性。如果说好的文学作品是用作者笔下的情节本身作骨,读者在情节之外的想象作肉,那么《冷战》中音画的结合,视觉片段之间的留白被音乐和歌舞填满,正是其文学性和导演高超叙事技巧的体现。可以说,除了男女主角之外,影片中第三个重要的角色便是音乐,东欧民族风,法国香颂,爵士,巴赫,摇滚,虽然或多或少也包含了导演的个人趣味,但对这多种曲风的灵活使用,一方面体现了那一代人斑斓的外部世界,另一方面,乐章中流淌着的自由血液与苍白的现实作比,又反向映衬了歌声背后渴望圆满生活与精神充实的孤独灵魂。在这个故事中,音乐是爱情的“传声筒”,是政治语境下的工具,是谋生的一技之长,但最终它还是每个角色安放灵魂和坚持信仰的地方。

《冷战》是导演对逝去时代的致敬,对父亲和母亲爱情故事和流离生活的缅怀,片中主角的名字,维克托和祖拉,也是帕夫利科夫斯基爸爸妈妈的名字。电影的结尾打出“for mom and dad”的字样,一语道破了其中蕴含的深情。导演自己也说,父母那一辈人太不容易,他们结婚,离婚,再结婚,出国,回国,再出国,个人命运的周转,悄无声息地被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中。然而,生活的艰辛不易并没有用一种现实主义的笔触描摹在《冷战》这部电影中——再大的悲剧也成了诗歌。里面的维克托和祖拉,彼此身上都笼罩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在顺境时拥抱生活的幸福,在逆流前同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导演把这段辗转和珍贵的爱情记录下来,并以此作为描绘家国与历史的切入点,诚意的背后,也饱含一份悲悯与慈祥。

谈到为什么回到祖国拍了《Ida》之后还要再拍一部更具历史感的电影,帕夫利科夫斯基则解释道,当前的这个世界有些“太过无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激起自己的灵感和热情。而父母的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和电脑屏幕,没有纷扰的信息,生活中反倒充满了动人的戏剧性和无比的真实。在第二章“Warsaw, 1951”中,一位听众在演出后发自内心地感慨,“It’s the most beautiful day of my life”,我想导演通过整部电影想要传达和营造的也是这样一句感叹。

是的,如今我们的生活早已结束了颠沛流离,但已经没有谁再像维克托和祖拉那样放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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