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e Against Hope, by Masha Gessen
33岁的俄罗斯政治活动家柳波夫·索博尔自2011年加入纳瓦尼的反对派团体后一直是骨干成员，在普京政府的高压统治下，仅通过YouTube作为宣传渠道的索博尔从未放弃自己的微薄努力。2012年克里姆林宫大规模镇压反对派活动，很多成员被投入监狱，他们的同伴则纷纷流亡海外，虽然嘴上的说辞是在海外总比在监狱里能做得更多，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已经放弃希望。那一年纳瓦尼没有选择离开，而刚参与运动不久的索博尔则与政治学毕业生莫科夫完婚，两年后他们的女儿米罗斯拉娃出生。
2016年，纳瓦尼和索博尔发布了一份关于普京“大厨”普里高津的调查报告，这名俄罗斯商人是普京的亲信，索博尔在报告里罗列了八百多项和他有关联的政府合同。报告发布后一个月，莫科夫在回家路上被不明人士袭击，身上被注射了药物，警方虽然调取了监控录像但结果不了了之。这个意外事件让莫科夫进一步认识到他与索博尔在观念上的分歧，“I realized, once and for all, that there is no justice in Russia and there never will be. Sobol redoubled her efforts to build the wonderful Russia of the future.”
2019年，索博尔再次竞选市议会，但官方取消了她与其他八名独立候选人的竞选资格，为此她决定采取绝食以示抗议。一连三十二天，她的行动吸引了少则几百人多则几万人在莫斯科市中心聚集，虽然这与整个国家一亿四千万的总人口相比不值一提，但仍是苏联解体后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
2020年8月，纳瓦尼在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的途中被人下毒，此后包括索博尔在内诸多纳瓦尼身边的核心成员均遭到逮捕或软禁，目的是防止他们参加纳瓦尼事件的听证会。那段时间莫科夫在外求学，索博尔和她母亲在家照看米罗斯拉娃，警察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出现在家门口要求搜查，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显然是灾难性的。索博尔不得不在附近再租了一间小房子，让母亲和女儿搬到那里去住。
在问到为什么还愿意呆在俄罗斯时，索博尔反问道为什么不，而且她认为就算选择离开，也不能因此获得永久的安宁。“She reeled off a list of assassinations that Russia has allegedly carried out abroad. There is also the risk of retaliation against family members”。与想要坚持战斗下去的索博尔不同，莫科夫觉得这样的生活糟透了，但是除了留在俄罗斯也别无他法。“Emotionally, this is an appalling way to live. I have no private life. Lyuba says I knew what I was getting into when I married her, but I didn’t. I was getting married to a young lawyer, not to an opposition politician.”
The Kentler Experiment, by Rachel Aviv
本文聚焦极富争议的“肯特勒实验”，德国富有声望的性学家赫尔穆特·肯特勒在政府的准许和资助下，将孤儿送给恋童癖寄养，并对他们养育孤儿的全过程提出指导和建议。今年三十四岁的马可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他的养父叫亨克尔，马可是他十六年里第八个领养的男孩。和亨克尔一起居住一年半以后，另一名叫斯文的男孩也搬了进来，马可在晚上经常发现斯文房间的门是开着的但里面并没有人，由于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马可很清楚亨克尔此时在对斯文做些什么。但对于马可和斯文来说，亨克尔的举动完全是一个禁忌话题，他们两人从来没有交流过这个话题。
马可的老师建议他每周看一次心理咨询师，但每次交流的时候，亨克尔就坐在隔壁的房间，斯文也被建议过同样的事情，但一开始就被亨克尔否决了。后来肯特勒专门致信给当地青少年福利部门，指出如果非要进行心理方面的测试，可以由他本人执行，在信中他还特地为亨克尔开脱，“I ask you to consider that a man who deals with such seriously damaged children is not a ‘simple person’ ”。此外，亨克尔和肯特勒也极力阻止马可定期与他母亲和哥哥的会面，认为这些人为马可的成长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肯特勒写道，“The boy gives the (false) impression of strength and superiority.”
文章进一步追根溯源到德国在二战后对纳粹的反思，国家对性行为的管控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树立新道德”和赎罪的方式，战后二十年里，对女性生育权利的限制和同性恋的逮捕十分盛行。1960年心理学专业毕业的肯特勒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奥斯维辛悲剧的发生，与德国人从小被教育要抑制自己的性冲动从、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人的观念有直接关系，他开出的“治病良方”不是进一步的性抑制，而是性解放。在那个年代，性教育的讨论是整个国家反思纳粹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人指出这本质上是一种逃避，“it was also a way to redirect moral debate away from the problem of complicity in mass murder and toward a narrowed conception of morality as solely concerned with sex.”
在逐渐与自己的家人失去联系以后，马可对自己父母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亨克尔和肯特勒的描述，直到二十年以后，他才知道其实那段时期自己的生父母也很想与他重修关系，但都被自己的养父拒之门外。亨克尔还变相鼓励马可在学校里捣蛋，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小时候转了七次学，基本没什么同龄朋友，马可开始意识到这一切可能都是亨克尔的“计划”。马可十八岁的时候，他没有立刻想要从亨克尔家里搬出，“It’s very hard to describe, but I was never raised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anything.”
肯特勒在自己大部分学术生涯里都认为恋童癖领养者对孤儿的成长是有利的，他认为两者间的性行为只要不是强制发生的就不必担心，对于那些从小失去亲人的孤儿来说，这可能反倒是一种良性的“治疗”。“Kentler’s experiment seemed to rest on the idea that some children are fundamentally second class, their outlook so compromised that any kind of love is a gift”，但在1991年他最小的养子自杀之后，肯特勒开始反思自己的观点。其他学者明确指出，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的性关系永远是不平等和带有剥削性质的，表面上恋童癖给予了这些孩子更多的爱（或者至少是一种不一样的爱），但最终的结果只会是对他们应当享有的爱的剥夺。
作者在2020年夏天与马可见面时，在场的还有一名叫克里斯托弗·施韦尔的人，他是德国右翼党派AfD的成员，声称是出于好心想要主动帮助马可。在“肯特勒实验”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马可曾多次联系政府想要了解更多细节但没有得到答复，而在AfD方面看来，马可的例子便是德国左翼政府在性教育上失败的明证，他们还试图将该事件与对同性恋的抨击联系在一起，“History seemed to be looping back on itself. Right-wing politicians were calling for a return to the kind of ‘terribly dangerous upbringing’ against which Kentler had rebelled”。事情发酵之后，左派一方也站出来指出AfD居心不良，社会民主党成员桑德拉·希尔里斯认为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是让马可得到经济补偿而不是没完没了的诉讼。
马可自己当然不想成为政治上的工具，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现在的家庭和未来的生活。在收到了来自政府五万欧元的补偿之后，马可拒绝了克里斯托弗继续上诉的提议，他说，“We have gotten our wishes, so there’s no point in further irritating or tyrannizing the Senate”。马可现在有两个孩子，他在不久前还和妻子艾玛举行了婚礼，虽然只是走过场，但对他来说依然意义重大，“自由不是一夜之间来到的”，他说，“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but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figured out that I am living a life with a billion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I could have been an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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