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托纳克《别想摆脱书》(一)

也许是当代最博学的读书人翁贝托·艾柯和法国剧作家卡里埃尔之间关于书的谈话,构成这本书的全部内容,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平和而严肃,道出了许多我们平时难以察觉的问题和角度,同时,也是对我们已然形成的思维体系的一次重新洗牌。

1. 书永远不死

从媒介的角度去思考书究竟是什么,我想艾柯在这里给了我们迄今为止最确切的答案:

在某个特定时刻,人类发明了书写。我们可以把书写视为手的延伸,这样一来,书写就是近乎天然的。它是直接与身体相连的交流技术。你一旦发明了它,就不可能再放弃它。刚才说过,这就好比发明轮子一般。今天的轮子与史前的轮子一模一样。相比之下,我们的现代发明,电影、收音机、网络,都不是天然的。

说得精彩至极。而赫尔曼·黑塞在五十年代的一段话也为上述“非天然的发明”下了一道注解:

新的发明越是满足人们对娱乐和教育的需求,书也越将重获尊严与权威。我们尚未完全到达那一步——收音机、电影等具有竞争力的新发明,取代了印刷书籍的额某些用途,而书恰恰可以毫无损失地舍弃这一部分用途。

同样的思路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我们对高质量信息的渴望也前所未有得强烈。

(艾柯)书多方证明了自身,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比书更适合于实现书的用途。也许书的组成部分将有所演变,也许书不再是纸质的书。但书终将是书。

2. 永久载体最暂时

很多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到头来,也只是取代了先前发明了的另一项新技术而已,并未彻头彻尾地改变人类最原始的需求。我们对于阅读的需求,对于真正的书的需求,自古至今也许从未衰减过。卡里埃尔提到,曾经电影作为一种新技术,尝试去代替书和阅读赋予我们的感官和思维冲击。事实证明了是徒劳,而且,把小说创作直接转入电影编剧,反倒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阿伦·雷奈在诸如《广岛之恋》的作品里对电影文学化做出了最诚恳的努力,但还是距离真正的阅读差了许多。也许自那以后,泄了气的电影人们就多多少少放弃了“与书籍试比高”的野心,我们观众也因而少了对这门技术的更高要求。作为欧洲电影人的卡里埃尔,话语间仍不忘对美国好莱坞式的电影制造进行一番评点:

在美国,电影不是艺术,至今仍然是一种可以循环使用的产品。必须不断重拍《佐罗》、《诺斯费拉图》、《人猿泰山》,不断处理老套路、老库存。

现代技术催生了我们对片段式的信息、图像化的信息的需求,而这也反过来进一步加快了我们如此忙碌生活的节奏。与之相比,书籍的创造与传播模式或许已经跟不上我们自己行走的步伐了。卡里埃尔指出这其实并不一定,他举出雷斯蒂夫·德·拉·布雷东的例子,这位狂想者在大革命时期写出的《巴黎的夜》,就是一部极其贴近历史运动的作品,白天到街上观察人群,夜里写下故事,清晨排版印刷,保持和历史平行的速度,实在令人惊奇。

书终究还是没有成为如此粗草之物。书这一形式本身受到了人们对于实时信息需求的扰动,也许这也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次吧。

3. 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

我们过得越来越快,而且也绝无可能回到过去。就像电脑软件需要时不时更新一样,我们也被迫陷入了无休止的学习和进步之中。这里两位书籍爱好者对现代技术挟持人们平和静美的生活感叹不已。而尤其吊诡的是,我们在加快更新自己的同时,却也越来越追求长寿。

(卡里埃尔)我们处于运动、变化、更新和转瞬即逝之中,矛盾的是,正如刚才所说的,我们的时代却是一个越来越长寿的时代。我们的祖父母一生显然要比我们的短暂,但他们始终处于恒久的现在之中。我叔叔的祖父从前是个乡下业主,他在每年的1月1日为来年理账。前一年的账目基本预示了下一年的状况。什么也没有改变。

人们追求快节奏生活的脚步,与电影里剪辑技术的发展不无二致。最早的时候,电影仍旧是搬进摄像机镜头里的舞台,叙事尽可能地与时间平行同步;后来,摄像机的移动开始支配移动的图像,久而久之形成了独有的镜头语言;再后来就有了剪辑,用多个角度去拍摄同一个角色并将其剪在一起;发展到现在,好莱坞大片里几乎就没有超过三秒钟的镜头,“仿佛技术本身带上了动作,仿佛动作就在摄影机里,而不是摄影机所展现的内容里”。这样的说法,与前段时间关于芮成钢的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媒介即内容,姿态即内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4. 说出滑铁卢所有参战者的姓名

这一篇幅里主要围绕一个颇富哲理的小问题展开,新技术帮助我们更可靠地保存下来许多资料和数据,那么人们要记忆还有什么用?说的是啊,如果任何过去的人事都能安全地搁放在某个角落,随手可及,那我们还用不用费心思地去额外记一些东西呢?艾柯给我们拓展了思考这个小问题的角度:

记忆具有双重用途——无论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数据,二是让那些没用并有可能充塞我们脑袋的信息沉于遗忘。……文化是所有从此消失的书和其他物件的墓园。心照不宣地放弃(也就是过滤)某些历史遗迹,同时把另一些文化元素保留在未来的冰柜里,有关这种现象的研究如今已经展开。档案馆和图书馆就如一些冰冷的屋子,我们把记忆储存在里面,以免文化空间充斥着所有这些杂物,同时又不至于彻底放弃这些记忆。在未来,只要愿意,我们总是可以再把它们找回来。

这种“将记忆暂时冷藏”的说法,其实细想来异常准确,因为不管是古时候人誊写纪要,著书立史,还是现代人应用新的媒介大量快速的存储信息备忘,都与人们把吃剩的食物放进冰箱冷藏以备后用没什么两样。只是,如今的这只“冰箱“太强大,我们怕是把很多还来不及咀嚼的食物也一并往里塞了吧。

两个人闲扯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跑题。卡里埃尔不知怎的就提到了自己在保加利亚索非亚发现罗马圆形剧场遗址的事情,感叹道历史不停地让我们吃惊。他还援引了巴伐利亚戏剧家卡尔·华伦廷的一句话,“在从前,未来也更加美好”,很美,意境上很像木心的《从前慢》。

5. 被过滤者的报复

网络也作为一种记忆工具,它的出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不再迷信权威的年代,由它过滤来的信息,不再通过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文化基础(不再是一部百科全书),而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头脑和判断本身。艾柯认为,全球化带来的反倒不是共识的形成,而是愈发增加了经验破裂的风险。

两位因此谈到了古往今来被过滤掉的艺术家和诗人。在卡里埃尔看来,“除了兰波和波德莱尔以外,最伟大的法兰西诗人均默默无闻”,艾柯则点出了科学与人文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在新的发现宣告前一种理论无效时,科学就加以扼杀……相比之下,人文科学不可能忘却历史”。两位絮絮叨叨地又数了一番被遗忘的意大利作家们,感叹了一下不同时期的不同艺术语言,诸如此类。人文学者在抚今追昔的时候,天马行空,“假若电影不存在,布努埃尔会做些什么”?卡里埃尔如是问道。这些谜一般的问题根本就无法解答,也许比起非是即非的科学领域来,确实要有趣那么一些。

历史上这些解不开的事情还有很多:

(卡里埃尔)在拿破仑处于权力顶峰的1800–1814年间,没有一本在法国出版的书还流传至今。当时的绘画非常壮丽,却也极其矫饰,雅克-路易·大卫在《加冕仪式》以前还是伟大的画家,后来却变得平淡无味。他在比利时度过可悲的晚年,专画一些矫揉造作的古典题材。

没有音乐,没有戏剧。当时只重演高乃依的作品,拿破仑去剧院只能看《西拿》。斯塔尔夫人被迫流亡。夏布多里昂遭到当局敌视,他的代表作《墓中回忆录》一开始是秘密写的,在他生前只发表一小部分,而且是很久以后。当时给他带来荣誉的小说如今都不堪卒读。这是一个过滤的奇特例子:他为众多读者写的东西被我们丢开,他单独为自己写下的作品,却让我们心醉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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