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敌人》
一个固执的异见者，几乎完全被时代忘记，也就是在这篇由他妹妹记录下的文字里，还保留着零星的生命意义，既微弱又顽强。查建英的思考细腻冷静，充满反思，表达了不理解，却又无比包容，让我们看到了人身上的复杂性。
p.10
我父母为他践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十七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踪影。
p.13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九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城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二十年的精神历程划伤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农村却改变了他。
p.28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康原为营救那些与他素昧平生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地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p.35
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曾反复听我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二零零五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p.39
建国出狱回家那天，亲戚们正围着他问长问短，站在房间里的几位警察当中有一位忽然向我走过来，开口问道：“你是查建国的妹妹查建英吧，对不对？”
我说对呀，我就是。
“嗯，你写的那篇关于你哥哥的文章，我读过，”这位年轻的警察说。然后，大概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才合适，他看着我， 冲我咧嘴笑起来。
《国家的仆人》
生动地讲述了一位在“体制内”不卑不亢、坚持中庸和渐进之道的“国家仆人”，也是当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精神的写照。在他们内心中，理想和社会进程是融为一体的，激进地批判和对抗不是最终目的。这在某些人眼中或许是沙子，但好在总有懂得他们的人。
p.64
然而，审慎并非总是一种普遍受人尊敬的品格。那些年，王蒙频繁出访西方。一九八六年一月，他应邀前赴纽约参加国际笔会，就“作家的想象力与政府的想象力”这一指定命题发表演讲。其他发言者还有德国的君特·格拉斯和南非的纳丁·戈蒂默。戈蒂默上来就宣布：“政府没有想象力。”此言一出，引来全场一片欣赏的笑声。王蒙钦佩她挑战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勇气，但认为她的发言过于傲慢和居高临下。对于那些参会的美国作家，王蒙后来写道：“我要说，他们像炫耀自己的崭新汽车一样地炫耀着自己享有的自由。”
p.75
这篇文章读起来煞是痛快淋漓，轻盈灵巧，机智的卖弄不时闪动其间，很像是一气呵成、提笔立就之作，但作者居高临下的语调令人不寒而栗。王蒙怎么能够，以他享有的全部特权，来攻击一个无法公开发言的政治犯呢？
p.85
从王蒙的誓言中，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直到他去世，父亲也仅仅是愿意修正，但不肯放弃他的信念。我感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王蒙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家之一，已经为自己的青春狂热承担了个人责任。在作品中，王蒙不留情面地描写了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光彩的表现，这体现着诚实和勇气。然而，对一个带来这么多破坏和妄想的信仰，为什么他仍然感到需要重新肯定呢？
p.89
王蒙的写作也弥漫着一种乐观态度。他在一次访谈中说：“作家不应该成为世界的裁判者。他应该对世界充满兴趣和热爱。有些作家喜欢诅咒世界。我尽量避免与这类人接触，因为他们会影响我的食欲与健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者不应该心胸狭隘。”
王蒙经常提及大海，这是他评价世界和最佳创作时喜欢采用的意象。大海是个能够激起敬畏和崇拜的现象：它雄浑壮观、暗潮汹涌，充满暴力的诗意又有着伟大的宁静，它拥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与包纳一切的胸怀，又具有永恒的神秘感。
p.102
当然，对王蒙来说，每艘航船上都有一只锚，一切旅程最终都指向回家。孔子本人也曾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一个谦逊的学习者。每个中国人都熟悉《论语》中的这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是最终，孔子在生活中最关心的是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效力，为统治者提供有价值的思想，无论是通过从政、教学，还是写作。在此意义上，王蒙继承了这一悠久的历史传统。正如所有那些为伟大权力和文化中心献身服务的人一样，他的遗产——他的成就与妥协——也必将被众人依此评说。
《北大，北大！》
学贯中西，见识过外面世界的人反倒更容易过上拧巴的人生。作为学者和教授，在这样一个行政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的国度，想要潜心学术不易，想要推动进步更难。
p.121
但是，要在体制内生存，就要做妥协，对这一话题，刘东有些敏感。他喜欢讲述刘氏版本的美国巴顿将军和苏联朱可夫将军的故事。有一次，他问他的学生们：这两位将军，你们最钦佩哪一位？所有人都选择了巴顿。但是刘东告诉他们，朱可夫才是更值得钦佩的英雄，因为作为斯大林手下的将军，朱可夫必须在前线和后方两条战线同时作战。虽然为国家打了胜仗，斯大林却从未信任过朱可夫，甚至差点儿杀了他。而拥有指挥天才和军人信念的巴顿则目标单一。朱可夫必须应付更严酷、更为复杂的环境，因为他不仅需要与国家的敌人浴血搏杀，而且还不得不为人的生存而战！
p.126
刘东对此另有高论：“我们假设北大病了，病得相当严重。于是来了个医生给病人做了个检查，在他所有器官都出了问题的情况下，医生匆忙决定先拿病人的心脏开刀。这太荒唐了！因为病人的心脏是现在唯一工作得还可以的器官，至少比其他器官要好一些。这种手术很可能使病人一刀毙命！”
他的比喻让我想起一个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当时中国改革两难窘境的描述：“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
p.153
在和我交谈时，他对整个争论感到心灰意冷。他认为有些方案的批评者是言辞高蹈却用意卑鄙。“他们以一种看似文人风格实则语言暴力的方式跟你打仗。如果连我们的大学教授在一场公开辩论中都这么容易就堕落到人身攻击的地步，中国还怎么能有民主呢？我对维迎说，也许是我们太西化了——在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曾想：民主多好！但它在这儿行不通。邓小平说得对：在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不争论’。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里，辩论会降格到最低层次，谁为了吸引眼球而不惜下作，谁就能获胜。一位擅于骂大街的出租车司机，肯定能赢得任何辩论。”
《一位好大亨》
一位经历过苦难，又宽宏而无比受人爱戴的“德商”，在商场里知进退，在人生这盘棋中也知什么时候坚守，什么时候奋勇向前搏杀。
p.175
一天，书里的一句话让他深受震动，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一个人的不幸程度，取决于你对不幸的理解。”他说，“我不记得它是出自哪篇文章、哪个作者了，但这句话突然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窗，我从此决定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已经生活在谷底了，那就接受它吧！”
p.200
张大中倾向于渐进改良而非激进变革，这自然缘于他个人的审慎性格，但也折射了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渐形成的共识。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正视自己现代史的阴暗面，这个民族需要民主化，但没有多少人指望它能很快实现。这种看法既是基于八十年代之后清醒的现实感，同时也要归功于经济繁荣带来的满意度和过去二十年里个人自由的大大增加。如果说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往往是政治上保守的实用主义者，那么中国的商人则更有谨慎小心的理由，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更多地需要依赖政策和统治者的善意，而这个政权可不是从善待有产阶级开始其统治的。
《龟的故事》
“海龟”和“土鳖”之间的结合。这不是一个生存的故事，而更像是一个告诉我们如何借着“浪潮”向上攀登的故事。
p.233
张欣自万通时便跟随丈夫的老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很脆弱。这些人用怀疑和嫉妒的眼光看待潘的“外国老婆”，而张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人支持她对质量和细节的追求。每次当她否定了她的员工做的什么事情——一开始，她发现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没达到标准”——她都会得到同样的反应：“你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实际上就是需要一种“凑合”的思维。渐渐地，张欣开始怀疑自己在工作场所推行的民主试验——它似乎导致人们只说不做。她还发现，一旦等级观念淡薄了，就很难指挥得动。她开始感到挫败。
p.239
“在今天这个时代，”潘说，“只有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争议的人，才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只有那样，人们才会关注你。”潘引用了一位给了他灵感的美国人的话，这个美国人甚至比美国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还有名，他就是比尔·克林顿。
《赤脚资本家》
p.268
立哲对这种担忧似乎并不在意，他继续讲述读者对这类图书的需求：“我认为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使中国人产生了精神危机。比如，在成功与失败的压力之下，人们开始分化了，开始怀疑在这个实用主义的时代，纯粹的情感还有没有价值。”不过，他说，“我不能对这些问题想得太深。当你面对一股巨大的潮流时，重要的是行动。无论它是什么——下乡、上大学、出国、回国——都不重要。我必须得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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