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最初的地方

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自2013年《地心引力》以来的首部作品《罗马》,在还未登上银幕之前就已备受关注,由于发行商Netflix的“不良出身”,这部大作早早就被戛纳拒之门外——但这毫不影响它在今年秋天卷土重来。几天前在威尼斯的首映,口碑极佳,而接下来,它还将一个不落地出现在Telluride,多伦多,纽约和伦敦,成为各大影展的“绝对主力”。在这一季奥斯卡的大幕还未完全拉开之际,有人便已把它当作最佳影片的有力竞逐者。要知道,这对于一部非英语作品来说是极大的肯定,上一部获得同样提名的还是六年前哈内克的法语作品《爱》。

有趣的是,《罗马》和《爱》之间的联系不仅仅在拍摄语言——这两部电影的名字其实就相差了一个字母(“Amor” vs. “Amour”),法语中的“爱”(Amour)在西班牙语里是“A-m-o-r”,而把这四个字母倒过来,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片名:ROMA。

片如其名,这是一部倾注了卡隆满满爱意的作品。故事的主角叫克莱奥(Cleo),是墨西哥城中产人家里的一位女仆/保姆。故事蓝本是卡隆的童年经历,所以片中四个孩子中的一个,想必就是导演自己——那个时候他还不到十岁。电影聚焦在1970年代,以克莱奥一段苦涩的爱情经历,和女主人苏菲(Sofia)被丈夫抛弃为主轴,细腻而悠扬地刻画了这家人的生活遭遇。同时,导演也用短暂的篇幅交代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墨西哥城街头的巷战,枪声,炮火,带我们进一步去感知那时代洪流中的渺小个体——尤其是女人和孩子,他们看似平静生活背后的不易和创伤。

然而,《罗马》并不简单是卡隆个人记忆的重现,整部电影的拍摄,和我们如今在银幕上看到的克莱奥,对导演来说都是一种“再创造”。保姆当年的生活细节,她体贴和无微不至背后的内心波澜和感情悸动,以及丧女的悲痛,想必都不是一个十岁孩子能够观察和体会得到的。影片中有一段完整描述了克莱奥在睡前是怎样一盏一盏关掉家里所有的灯,而这个极富诗意的360度长镜头,也自然不是童年卡隆的亲眼所见。与其说《罗马》是导演对过去的追溯,不如说是一种复原。他自己也说在准备过程中和克莱奥通了许多次电话,聊到了很多细节,为的就是尽可能去还原她当时的生活轨迹和精神状态,连她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听的是什么歌都打听清楚了。所以,对于卡隆来说,把抚养自己长大的保姆搬上银幕,不但是对自身过去的回望,更是对一个普通女人进行重新认知的过程。

其实早在十年前,卡隆就有了拍摄这部电影的想法,而迟迟没有动作的原因,据他讲是因为还没准备好——并不是技术上,而是情感上的:十年前的他显然还没有绝对把握完整表达这份感情,而拍好一个亲密的角色确实需要几分超脱和距离。波兰斯基直到七十岁才通过《钢琴家》揭开自己童年的伤疤,其中的感受想必也颇为相似。

因此,我们在《罗马》中看到的是一份从容悠缓和成熟大气。这段私人记忆和对过去的回首,既非声嘶力竭的追问,也非一厢情愿的怀恋,而是始终如一地建立在对克莱奥这个角色无微不至的呵护之中。这位抚养卡隆长大的女人,在这部电影里反倒成了被关照的对象。导演亲自掌镜,用细腻和如涓涓细流一般流淌的影像,为我们呈现了已知天命的他是如何定义自己的过去,又是如何珍视这份与母爱并无二致的情感。影片中的克莱奥尽管卑微渺小,毫不起眼,但却始终是被“捧在手心”的。生活的潮水中,这个小人物所经历的微弱幸福并没有被过度渲染,而那些痛苦和伤痛也没有被残忍地放大,电影的基调始终处在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之中。我们的克莱奥,欢快时如小麻雀一般穿过密集的车流,忐忑时靠着画框歪着的白墙看着男友裸身表演武术,无助时侧坐在女主人苏菲身边几近淌出泪水等着交代自己的不幸,勇敢时顶着比自己身躯还要高出一截的海浪奋勇向前,平静时则一言不发,坐在车子里望着窗外回想不久前刚经历的劫难。《罗马》中的故事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戏剧冲突,但我们依旧毫无保留地走进了克莱奥的内心世界。这位长相平平的女主人公,连笑起来都有几分腼腆,却被导演赋予了极闪耀的人性光芒。

从视听角度上看,这部电影的内在力量也是无比强大的。在如此强调叙事和故事性的今天,卡隆用他标志性的长镜头为我们还原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形式最初的美丽。影片的开始就让人回味无穷,甚至让人联想起塔可夫斯基在《乡愁》里的开篇。放映字幕时,镜头一直聚焦在家宅内院的地板上——而且是很小的一个局部,不仔细看甚至不觉得它是地板。然后我们看到水流划过,覆盖了整个表面,肥皂沫涌起,地板被洗刷一净,这个过程中摄像机完全静止,克莱奥自然也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字幕放完,镜头缓缓抬起,一户平和而美丽的墨西哥宅院逐渐映入眼帘,摄像机平行对向户院大门之后开始转动,缓缓经过了180度来到主屋面前。这个时候,人物出场,刚刷完地板克莱奥从画面一侧走进我们的视野,她进到屋里后拿了什么东西又走出来,镜头跟着她往回转了90度,随其登上房顶天台再次抬起,我们看到屋檐上的天空,和一旁晾满了白色衣裳的衣杆。这一个镜头有数分钟之久,中间没有出现过一句话,克莱奥也没有露出正脸,但结束时我们却对这间宅院的每一个角落,和克莱奥的身份与生活状态一目了然。

这样的例子在影片中还有许多,卡隆对将摄像机置于客厅中央,然后旋转360度来交代人物的运动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除了前面提到的“关灯”段落,在与苏菲座谈之前叫孩子回屋的那一幕,和在乡间旅馆里载歌载舞的那一幕也都是异曲同工。导演通过这样的镜头设计最大化地将我们的视角与克莱奥的生活状态对接,并通过刻意压制的节奏传达出一份内敛的力量,使我们进一步沉浸在这份真挚的情感里面。

当然《罗马》并不是一味地追求舒缓和隽永,卡隆对影片炉火纯青的把握还体现在最后半小时,也是剧情冲突相对激烈的半小时。反动武装的街头暴乱,持枪匪徒夺门而入,惊扰了正在商场里买婴儿床的克莱奥,也击碎了她对新生活的憧憬。紧接着,悲剧来临,去医院路上响彻天际的焦急的喇叭声,和在医院里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抢救,一举把影片推向第一个高潮。尤其是后者,从头到尾仅用两个长镜头就交代了全过程,并悄无声息地把情绪由紧张推到窒息再到无声的悲哀,一气呵成,让人赞叹不已。

正当我们以为电影将在这个悲剧之后缓缓作结的时候,卡隆通过海边抢救孩子那一场戏进一步“绷紧”了故事线,这也是短短半小时之内的第二个高潮。那个侧面跟随着克莱奥步入海面,进入海中,几近被海水淹没,又再怀抱着孩子从浪涛中艰难走出来的镜头只能用震撼来形容。这个看似简单的平移长镜头,却四两拨千斤一般在我们内心中激起了无数波澜。过程中我们只听得见克莱奥的呼喊声和汹涌的海浪声,正如《人类之子》结尾处的“末日长镜”一般,导演通过最基本的视听语言渲染极端情绪的能力再次展露无遗。

最后再聊一聊电影的主题。其实我并不觉得影片中交代的政治事件以及两位妇女(苏菲和克莱奥)面对男人的抛弃所作出的反应是卡隆所要讲这个故事的初衷,尤其是站在克莱奥的角度上看更非如此。打砸抢烧背后的国家命运对她来说距离实在是太远,妇女解放呢,也许于她而言就是个陌生的概念。归根结底,那个充满了悲欢和爱的宅院,那些她呵护有加和爱戴着她的孩子们,还有庭院之外对爱情的追逐,才是生活的全部。我想这部电影所谓的社会意义,并不在于表面上那些带有“社会属性”的情节,而是导演对这位平凡女人刻画时候的视角本身。生活中的克莱奥对于卡隆来说也许真的只是一位“母亲”式的人物,但在这部电影里,同时也通过这部电影,克莱奥成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人——她既脆弱惶恐,又勇敢坚强,不仅仅是一位“母亲”。我觉得这种视角比自由和解放还要来得珍贵。毕竟,对于女人来说,获得端正的目光和凝视才是最有诚意的尊重。

加西亚·马尔克斯《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总统先生,一路走好!》

流亡日内瓦的总统先生,过着贫寒却又不失尊严的生活。在他暮年之际,与救护车司机荷马一家相遇的故事。从夫妻二人旁观者的视角,以及他们态度上的转变,生动而微妙地刻画了一位心怀骄傲的落魄老人。✰✰✰✰✰

荷马亲眼见到他日复一日地重复那天的行程。他一次次用目光追随着他,有时候会近到很容易被发现,看着他傍晚时分在老城阴郁的墙和丛生的黄色风铃草间散步。他曾看到他在卡尔维诺塑像前发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也曾跟着他一步一步登上石阶,被茉莉花浓烈的香气呛得几乎窒息,只为了在博地弗广场的最高处观赏夏日漫长的日落。一天晚上,他看到他淋着秋天的第一场雨,既没穿大衣也没撑雨伞,为了听鲁宾斯坦的音乐会跟学生们一起排队。“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没得肺炎。”他后来跟妻子说。

荷马骑着小摩托,拉萨拉坐在后座,抱着他的腰。紫色的黄昏,华灯初上。风吹落了最后几片叶子,树木看起来像是光秃秃的化石。一辆卡车从罗达诺大街开过来,收音机巨大的音量划过街道,留下一道音乐的细流。乔治·布拉桑唱道:“我的爱人,请牢牢抓住时间的缰绳,飞逝的时光如同阿提拉的铁骑,所到之处,爱情一片荒芜。”荷马和拉萨拉默默地前行,沉醉在歌声和令人难忘的风信子的味道中。过了一会儿,她才如梦初醒。

“真见鬼。”她说。

“什么?”

“可怜的老头,”拉萨拉说,“过的什么鬼日子!”

从六个月前开始,他常常吃肉和各种海鲜,一天最多能喝二十杯黑咖啡,但是再也不看杯托上咖啡渣的排布了,因为从前那些预言最后被证明同事实正好相反。在七十五岁生日那天,他喝了几杯马提尼克精工细酿的朗姆酒,感觉非常好,而且又开始抽烟了。当然,他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改善,但也没有恶化。不过,这封信的真实意图是想告诉我们,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和一个有尊严的祖国,他想回到故乡,投身革新运动的最前线,哪怕只能落个没老死在病榻上这种微不足道的名声。

《圣女》

二十二年来一直等待着女儿获封“圣女”名号的马格里多·杜阿尔特,与“我”在罗马重逢。年轻时候的记忆纷乱又清晰,除了眼前的故人,似乎一切与那段时光有关的事物都杳无踪迹。✰✰✰

八月份,午饭过后,整个罗马都昏昏欲睡。正午的骄阳一动不动地挂在天空,在下午两点的寂静中只能听到潺潺的水声,那是罗马最自然的声音。但是到了晚上七点,清凉的空气开始流动,家家户户都打开窗户,透气纳凉。在摩托车的突突声、西瓜小贩的叫卖声和露台上花丛里的情歌声中,人们兴高采烈地涌上街头,心无旁骛地享受生活的欢愉。

博尔盖塞别墅的大树在雨中显得乱蓬蓬的,落魄公主们的跑马场上长满了无花的低矮灌木。从前的漂亮女孩们被穿得雌雄难辨、毫无品位的运动员一样的女人所代替。已经荒废的动物园里,唯一的幸存者是那头老狮子,浑身长满疥疮,在臭水沟环绕的小岛上瑟瑟发抖。西班牙广场那些装修一新的餐馆里,没有人唱歌,也没有人爱得死去活来。我们怀念的那个罗马已经成了恺撒们的古罗马城中的另一个古罗马城。

《睡美人航班》

飞机上的短暂艳遇,触手之间而又无法企及的距离,令人激动,却又充满残缺和遗憾。全部是“我”以主观视角展开的描述,睡美人除了倩丽的背影,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读者留下。✰✰✰✰

她把座位布置得就像要在这儿住上好几年一样,每样东西都整齐地放到各自的位置,直到这个小小的空间变得像个理想居所,一切都触手可及。就在她收拾的时候,男空乘送来了迎客香槟。我端起一杯想递给她,但幸好及时改变了主意,因为她只想要一杯白水。她先是用难以听懂的法语,然后又用并不比法语好多少的英语,要求男空乘在飞行过程中不要因为任何理由叫醒她。她的嗓音沉郁而温和,带着一种东方式的忧伤。

她的耳朵形状完美,没有耳洞,指甲泛着健康的玫瑰色光泽,左手上戴着一枚素圈指环。因为她看上去最多二十岁,我安慰自己说,这不是婚戒,只代表一段不会天长地久的恋情。借着香槟带来的微醺,我一遍遍地默诵赫拉尔多·迭戈那首精妙的十四行诗:“知道你已入睡,平静,安详 / 模糊的容颜,纯净的线条 / 如此贴近,我却被捆馥双手。”随后,我把椅背调到跟她一样的高度。我们肩并肩躺在一起,比在一张双人床上的距离还要近。她呼出的气息同她的嗓音一样醇美,她的皮肤散发出一种若有若无的气息,那一定是美丽自身的味道。

《占梦人》

弗劳·弗里达受雇做梦,在一户维也纳人家里,每天早餐时间主宰着他们接下来一天的行动和自由。聂鲁达内战结束后第一次踏上西班牙土地的那天,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她和巴勃罗都梦见了对方。✰✰

《“我只是来打个电话”》

一个只想给老公打个电话的女人好端端被逼疯的故事,听上去荒谬,读下来却又让人感到无比真实。精神病院的冰冷,和丈夫之间转瞬即逝的信任,叫天天不应的绝望。世界很疯狂,但是疯狂之下所剩的只有孤独。✰✰✰✰✰

接下来的几天,他按照字母顺序给巴塞罗那所有他认识的人都打了电话。谁也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每通电话都使他更痛苦。他爱吃飞醋在神圣左派那帮习惯于彻夜狂欢的人中间已经家喻户晓,所有人接到电话都跟他开玩笑,让他备受煎熬。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在这个美丽、疯狂、不可理喻的城市里,他是多么孤单,在这里他永远不会幸福。凌晨,在给猫儿喂完食后,他紧紧地捂住胸口不让自己崩溃,决心忘掉玛利亚。

她拒绝在操场上打球,也不肯在假花车间工作,而许多女病人是以狂热的勤奋态度在做这件事。但是从第三个星期开始,她慢慢融入了精神病院的生活。毕竟,就像医生们说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开始的,或早或晚,最后都会融入这个群体。

然而,接下来的周六,从上次探视时受到的惊吓中恢复过来的萨图尔诺再次来到精神病院,还带来了猫,穿得跟他一模一样:红黄相间的紧身衣,高筒礼帽,巨大的斗篷,仿佛要飞起来一般。他把演出车一直开到院子里,在那里奉献了一场将近三个小时的精彩表演。病人们都跑到阳台上去欣赏,不时发出乱糟糟的喊叫声和不合时宜的喝彩声。所有人都去了,除了玛利亚。她不但不肯接待他,甚至不肯从阳台上看他一眼。萨图尔诺心如刀绞。

她告诉雷加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她一直坚持给玛利亚送烟,还帮她解决过一些突发的情况,直到有一天精神病院变成了一片废墟,像那个阴阴郁年代的丑陋遗迹一样被摧毁了。在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时,玛利亚显得十分清醒,身材略微发福,对精神病院的平静生活感到满足。那天她把猫也带去了,因为萨图尔诺留下的给猫喂食的钱已经用完了。

《八月惊魂》

托斯卡纳艳阳下的夏日,河畔原野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堡,好客的主人,还有看似只是个玩笑的鬼故事。一夜过去,一觉醒来,一切看上去都好好的,但是……✰✰✰

托斯卡纳的夏日,白昼漫长而迟缓,地平线一直到晚上九点才消失不见。参观完城堡已经五点多了,但是米格尔坚持要带我们去看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里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壁画,之后大家又在广场的藤架下喝了一杯咖啡,畅聊了一番。

《玛利亚·多斯普拉泽雷斯》

感到自己行将就木的妓女玛利亚早早为自己买好了墓地,并悉心照料,与之“建立起感情”。然而,死亡的脚步并未如期而至,反倒是一次意外的邂逅,让她重获新生。马尔克斯用动人而细腻的笔触描摹了死神在来临前的样子。✰✰✰✰✰

然而,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她才发现她同这个社区的联系比她曾经以为的要密切。这些淳朴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的民族荣誉感被羞怯内敛的性情掩盖住了。连那些最不值钱的小东西她都分给了心中最亲近的人,也就是那些住得离她最近的人。

在墓地推销员来访之后,她变成了为数众多的陵园周日访客之一。跟旁边的墓地主人一样,她也在花坛里种下四季鲜花,浇灌新长出的草坪,并用园艺剪刀把它们修剪得几乎可以同市政府的草坪媲美。她对这个地方越来越熟悉,最终开始疑惑,当初怎么会觉得这里那般荒凉。

她窥探布兰大街上卖鸟的女人们的喋喋不休、围着书摊的男人们的窃窃私语(这么多年来他们第一次没在谈论足球),以及给鸽子喂面包屑的伤兵们深深的沉默。在所有地方她都捕捉到了确凿无疑的死亡信号。圣诞节到了,金合欢树之间亮起了五颜六色的彩灯,从各家的阳台上传来音乐和欢声笑语,一大群与我们的命运毫不相干的游客占领了露天咖啡座。但即便是在热烈的节日气氛中,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压抑的紧张,就像无政府主义者占领街道之前一样。玛利亚亲身经历过那个激情四射的年代,她无法控制内心的不安。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因为对死亡的恐惧从睡梦中惊醒。一天晚上,就在她的窗外,国家安全局的爪牙枪杀了一个学生,因为他用大刷子在墙上写下了:“自由的加泰罗尼亚万岁!”

“我的天,”她惊讶地想,“好像所有东西都在跟我一同死去。”

她斜着眼睛打量他,发现他几乎还是个孩子。他的脸被仪表盘的光映成了绿色,头发又短又鬈曲,侧影像一尊古罗马铜像。她想他并非美男子,但是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身上那件传的很旧的廉价皮夹克十分衬他。每次看到他回家,他母亲肯定感到非常幸福。

一路上他们没再交谈,但玛利亚感觉到他几次偷偷看她,这让她再次为自己到这把年纪还活着感到难过。

《十七个中毒的英国人》

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经历了跨洋长途跋涉,终于在那不勒斯港登上意大利的土地,然而这个新的国度却处处让她喜欢不起来。肮脏的街道,薄情的人群,而住在同一旅店的十七个英国人因喝牡蛎汤中毒而死更是让她的心情跌落谷底。✰✰✰✰

在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看来,他就是个普通人,身上丝毫没有奢侈生活遗留的痕迹。她注意到他的手并不光滑,指甲开裂肮脏,身上散发着浓烈的洋葱味,顽固得就像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似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为上帝服务,而且在离家万里之遥的地方,能遇到一个跟自己相互理解的人,还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离开餐馆时,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发现这个城市变了模样,太阳到晚上九点还没有落山,让她十分惊讶。涌上街头享受清爽晚风的喧嚣的人群让她感到害怕。无数发疯的摩托车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让她无法忍受。骑摩托车的男人们光着上身,漂亮的女伴在后座上搂着他们的腰,车子在猪肉铺和西瓜摊间一蹦一蹦地蜿蜒行进。

在街道尽头,她终于又看到了黄昏的大海,闻到了那股跟里奥阿查港一样的腐烂海鲜的臭味,于是放下心来。她认出了空荡荡的海滩对面那些五颜六色的旅馆、灵车一样的出租车,以及无垠的夜空中第一颗钻石般耀眼的星星。在海湾尽头,她认出了来时乘坐的那艘巨大的轮船,甲板上亮着灯,孤零零地泊在那里。她意识到,这艘轮船跟她已经毫无关系了。

《山魔》

巴塞罗那边上的小镇卡达克斯是个美丽的村落,然而,每年春秋之际狂暴的陆地风都让当地人恐惧不已。“我”在十五年前领略过一次。而十五年后,在“薄伽丘”酒吧目睹一个小伙子拒绝前往卡达克斯,没有人比我能更理解那个年轻人的恐惧。✰✰✰

两天后,我们开始觉得,这种令人恐惧的风不像是一种陆地上的自然现象,而像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伤害,而且只针对那个人。

周三一整天,除了刮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但应该就像是黎明前的黑暗,因为过了半夜,我们所有人同时惊醒了,被一种绝对的安静压得喘不过气来。那是死亡将至时才会有的安静,连山上的树叶都静止不动。门房的灯还暗着,我们来到街上,享受黎明时分的天空。星星都还在闪烁,大海泛着粼粼波光。

《福尔贝斯太太的快乐夏日》

“我们”原本无忧快乐的海滨夏日被一位来自德国多特蒙德的家庭女教师终结了,忍无可忍之后,“我”和弟弟计划用毒酒杀了她。而没过几天,我们发现福尔贝斯太太死在了自己的卧室里。✰✰

第一眼看到她,我们就意识到幸福生活结束了。在南部的炎热之中,她脚上穿着一双民兵靴,身上是一件西服领外套,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短,戴一顶男士软呢帽,身上有一股猴子尿的味道。“欧洲人都这样,尤其是在夏天,”父亲对我们说,“这是文明的味道。”

在我们潜水时,外面下了一场暴雨。海面上波涛汹涌,沙滩上到处都是垂死挣扎的鱼,一大群食肉的海鸟在低空盘旋,发出凄厉的尖叫。但是傍晚的阳光像晨曦一样炫目,没有福尔贝斯太太的生活很美好。

《光恰似水》

西班牙马德里是一个内陆的城市,那里的孩子们从未见过海,也不知道驾船航行是怎样一番感觉。一天晚上,在家里的公寓楼中,托托和霍埃尔比兄弟俩和全班同学一起,接着灯泡打碎“流出来的光”,忘情地徜徉在那条金色河流之中。✰✰✰

因为他们一下子释放了太多光,整个屋子都被淹没了。济贫者圣朱利安学校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都在卡斯特利亚纳步行街四十七号五楼的公寓里溺亡了。在西班牙马德里,一个夏天烈日炎炎、冬天寒风刺骨、既不靠海也没有河的遥远城市,世代生活在坚实的陆地上的人们从不擅长在光中航行。

《雪地上你的血迹》

一对来自加勒比的小夫妻开车到巴黎度蜜月,妻子的手指一直在流血,他们一行路过了多个小镇之后才对此提起注意。把妮娜送进医院后,比利·桑切斯迷失在陌生的巴黎街巷里,不通的语言,对故乡的思念,都在一点点把他击垮。✰✰✰✰✰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在那里,他上过所有私立和公立的学校,但永远都在念同一个年级,直到最后因人人嫌弃而辍学。第一次看到跟家乡不一样的城市,那一栋栋灰色的房屋,大白天也亮着灯,光秃秃的树,遥远的海,这一切都加重了他心中无助的感觉。一场短暂的狂风悄然而至,那是这个冬季的第一场大风。

那天后半夜,他第一次不再只想着妮娜·达肯德,而是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想起了自己在加勒比卡塔赫纳公共市场的同性恋酒吧度过的那些悲伤的夜晚;想起了煎鱼的味道和码头小餐馆里的可可饭,那些码头总是停靠着阿鲁巴的纵帆船;想起了他那掩映在杜鹃花丛中的家,此刻那里应该还不到晚上七点,他似乎看到父亲穿着一身丝绸睡衣在清凉的露台上看报纸。

离开使馆之后,比利·桑切斯发现自己站在协和广场上不知该做些什么。越过旁边的屋顶,他看到埃菲尔铁塔似乎离得很近,于是打算沿着码头走过去。但是很快地他就发现,实际上要比看起来远得多,而且随着他的追寻,铁塔也在改变方位。于是他在塞纳河畔的长椅坐下,想着妮娜·达肯德。他看着拖船从桥下穿过,感觉它们不像船,而像一座座漂泊的房子,有着彩色的屋顶,窗台上摆放着花盆,还拉了绳子,用来在甲板上晾衣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看一个一动不动的钓鱼人,连钓竿和水里的钓线都纹丝不动,直到看累了,也没有等到什么东西动一下。

他跟着那些访客进了女病房,看到一长排女病人坐在床上,穿着医院的病号服,明亮的阳光透过窗子洒在她们身上。他甚至想,所有这些都比在外面所能想象的更欢乐。他来到走廊尽头,然后又折回来找了一遍,直到确信这些女病人里没有妮娜·达肯德。

Film Scripts (July 2018)

Metrograph’s Introduction on Platform: Jia Zhangke’s intimate epic begins in and returns to the director’s hometown of Fenyang, Shanxi Province,
where it picks up with a theatre troupe first encountered in the late ‘70s, following them through changes in fashion over the course of a decade as they are scattered to the wind and finally return, along the way tracking the social shifts that accompany China’s move from the wak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threshold of market capitalism. “It’s Pop Art as history.” – J. Hoberman

Slant’s Ed Gonzalez’s Review on PlatformYou can feel the unrest in the air: Trains constantly leave and come into the community, but it’s as if no one rides on them; the tide is changing (Mao is dead and a Western, market-driven pop awareness is slowly seeping in), but no one seems to be going anywhere quick. Atop the cement platform that overlooks the city, a couple engages in a courtship repeatedly frustrated by unbending parents, defeated selves, and bitter surroundings (at one point, cement pillars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share the same frame).

… … Some critics have complained about the film’s lack of narrative vigor, forgetting that Jia’s point is that there’s very little for these people to live out. These are lives trapped in amber, trying to create a more complex narrative. Via startling long shots and temporal displacements, Jia truly evokes a community grasping hopelessly for something, anything to lift them up.

New York Times’ A.O. Scott’s Review on PlatformSlow and gradual also describe the director Jia Zhang Ke’s approach to storytelling. Social change is incremental, and rarely noticed by those living through it. Mr. Jia shows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provincial Chinese culture largely through incidental details.

… … When they are outdoors, Mr. Jia photographs his characters from a distance. The lovers argue on the ancient battlements that surround their hometown or stand in vast, empty winter fields. Interior spaces are either dimly lighted or flooded with harsh white backlighting. While these techniques often create visually arresting images, they also keep us detached from the human dimensions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of the story. The film seems to invert conventional notions of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as if the feelings and choices of individuals were incidental and the real interest lay in their changing cultural milieu.

… … The historical thesis is clear enough: bourgeois domesticity and consumer capitalism have replaced collectivism. We grasp this as a historical fact, but not as an experience.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the characters in ”Platform” live through a lot of history, but the history — and the film itself — never really come alive.

Film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ion on The WondersWinner of the Grand Prix at the Cannes Film Festival, Alice Rohrwacher’s vivid story of teenage yearning and confusion revolves around a beekeeping family in rural central Italy… … Hélène Louvart’s lensing combines a documentary attention to daily ritual with an evocative atmosphere of mystery to conjure a richly concrete world that is subject to the magical thinking of adolescence.

Film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ion on La FranceFrom time to time, these surprisingly sensitive, introspective men break out an assortment of homemade instruments and perform original songs written for the film by Benjamin Esdraffo and… … Exquisitely shot by Céline Bozon (the director’s sister), this unclassifiable hybrid of war movie and movie musical is truly unlike anything you’ve ever seen before.

Film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ion on The Strange Case of AngelicaManoel de Oliveira’s sly, metaphysical romance—made when the famously resilient director was a mere 102 years old—is a mesmerizing, beyond-the-grave rumination on love, mortality, and the power of images… … The crisp chiaroscuro compositions of cinematographer Sabine Lancelin enhance the film’s otherworldly, unstuck-in-time aura.

Film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ion on The Milk of SorrowLlosa and DP Natasha Braier capture the striking beauty of Lima’s outskirts, as well as a revelatory performance by Magaly Solier, with dignity and grace. Winner of the Golden Bear at the 2009 Berlin Film Festival.

Life is Brief – #18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18 科托尔 (Kotor)

It’s a dramatic and delightful place where the past coexists with the present; its cobblestones ring with the sound of children racing to school in centuries-old buildings, lines of laundry flutter from wrought-iron balconies, and hundreds of cats – the descendants of seafaring felines – loll in marble laneways.

— Lonely Planet

image source: Business Insider

白睿文《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

第一章 序曲:乡关何处

  • 贾樟柯电影背景主要设定在山西,而且不像鲁迅小说所描绘的,时间和记忆的扭曲使故乡慢慢变成了一个奇怪的、无从辨认的地方,在贾的作品里,我们看到故乡在我们眼皮底下腐朽破败。我们见证了随着人际关系、道德伦理、生活方式甚至是物质环境的解体和崩溃而来的故乡观念的内爆……

第二章 小武

  • 贾樟柯的电影拒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和第五代电影导演作品这两种早期的模式,欲对中国的城镇里上演的真正现实投去一瞥,他想要以一种主要源于纪录片传统的毫不花巧的电影美学来完成它。
  • 作为追求真实性的另一个方面,贾同样致力于摒弃国营电影制片厂认可的标准普通话对白,而偏好能够捕捉到真实声音和节奏的当地方言,……贾樟柯雄心勃勃地挑战标准普通话的虚假霸权,实际上是另一种建构。使用非真实语言来制造真实的幻象,是《小武》通过利用电影工具的各种特征来创造纪录片氛围的一个例子。
  • (小武和阿Q)都缺少身份,他们与旁人的关系都决定了他们在世界上的相应地位——或没有地位。小武的身份只有通过与他身边人的关系才得以建立,推动《阿Q正传》的是同样的失败关系网。

第三章 站台

  • 《站台》的画面构图基本上由远景镜头、长镜头、极端限制的摄影机运动构成,实际上没有特写和手持摄影。贾说:“长镜头的使用客观地展示了存在于眼前的事物,保持一种有距离的观察,尊重发生于特定时空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自由地让事件不受干扰地展现,不对观众的凝视进行掌控并维护他们的观影自主权。这种平等、尊重个体、渴望自由的意识和电影的其他主题全部体现于电影的语言中。
  • 随着影片推进,毛主义意识形态信仰之间的张力,随着历史阴影的无声转换和萌芽生长的个体欲望,形成不断增前的态势。在叙事早段,这种张力表现为代沟的一部分。(而)崔明亮和尹瑞娟一代同他们的父母一代之间表现出来的清晰裂痕,已不止是代沟问题,……当席卷1980年代中国的快速自由化和经济改革仍在继续时,即便老派的保守者似乎也无法坚持其立场。……尽管《站台》更多地描绘了崔明亮一代的旅程和寻找出路的挣扎,但也不忘批判老一代人,在面对和他们从前接受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及红旗下的生活经验相悖的改革潮流时,如何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 (歌曲)《站台》作为电影的精神内核,暗示一个想象的车站,在那里,片中的人物等待一列梦想的火车带他们到外面的世界去。然而,正如电影最终揭示的,这个想象的站台是一个虚幻的终点。
  • 贾樟柯每个镜头的内在动力学也进一步提炼出不断出现的压力。尽管温州发廊的内部世界可以看做是自由主义和开放的自足世界,然而在景框中央抽着烟的干部以及外面国家发动的宣传“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游行队伍,代表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当文工团的会议室被表现为保守的社会主义空间样板之时,留着“西式大波浪”发型的钟萍却突然出现,显然标志着“正统社会主义”的不稳定。……这种影响的杂交象征着在中国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共和私人、国家和个体之间展开的一个更大的协商。这种张力是他的电影视点刻意营造的一个面向。
  • 开向深圳、香港和更远处的梦想火车永远不会到达《站台》。片中人物不停地追寻,永远不可能将他们带往想象中的目的地。……站台不是一个实体场所,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变化空间,停留在过往和现在、乡村和城市、传统和现代之间,在那儿,时间受制于等候。
  • 在背景中,正在演奏的音乐是《姑苏行》,与张行的《站台》代表的现代摇滚乐形成鲜明对比,……在他们家前门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突出于地平线的城墙的棱堡。曾经使他们分开的城墙现在将他们密封了,寻求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正如贾樟柯所说的:“他们曾经很反叛,曾经追求理想和梦想,但最后又回到日常的生活秩序里——这是大多数中国年轻人最后的归属。他们回到了日常生活的常态里。

第四章 任逍遥

  • 两人在宾馆房间相处的那些短暂时光,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在澡堂裸露身体的小武,在这两个短暂的时刻里,两位主角都脱去了束缚着他们的所有物质的和象征的桎梏,终于可以翱翔。但是,正如小武的幸福很短暂一样,蝴蝶的生命事实上也很短暂。
  • 崔明亮曾经反抗传统的重负,称自己为“文艺工作者”,但在《任逍遥》里,艺术已沦为简单的商业宣传。伴随这种沦落的,是超越故乡去冒险看看外面世界的这种好奇心的终结。张军代表的深圳和广州“花花世界”的渴望已经被更为庸俗的欲望所取代。

乡愁的诗学(译后记)

  • 贾樟柯迄今为止的所有电影,都在描绘一种“乡愁”,这一主题透过他不断重申的在特定的时空维度内所发生的破坏及变化、停滞和运动、政治vs.流行文化而呈现出来,借助于长镜头、手持摄影,以及非职业演员、方言和画外音的运用,以及后来的拼贴、自我指涉或拼贴,体现在孤独的行走、无尽的旅程、废墟、城墙、站台、被拆迁的城市影像中。

记下的事:二零一八 辑二

4.9-4.13 大事记
Broadcom announced $12bn buybacks

4.16-4.20 大事记
U.S. Commerce Department to ban sales of American components to ZTE
Chinese antitrust regulators warns blocking Qualcomm-NXP deal
Home Depot to hire 1,000 tech employees

4.23-4.27 大事记
Tencent Music plans listing
Didi Chuxing is holding discussions about IPO

4.30-5.4 大事记
T-Mobile U.S. to buy Sprint
UK Sainsbury to buy Walmart’s Asda Group
Marathon Petroleum yo buy Andeavor
Apple announced a $100bn buyback
Xiaomi opts for Hong Kong IPO

5.7-5.11 大事记
Takeda to buy Shire in a $62bn deal
Walmart to spend $15bn for a 75% stake in Flipkart
FedEx transfers $6bn pension to MetLife
Vodafone to buy Liberty Global for $23bn

5.14-5.18 大事记
PayPal to buy iZettle for $2.2bn

5.21-5.25 大事记
SoftBank to sell its entire stake in Flipkart to Walmart

6.4-6.8 大事记
Microsoft to buy GitHub for $7.5bn
Ant Financial raises $14bn private capital

6.11-6.15 大事记
Stryker attempts to acquire Boston Scientific 
The court clears AT&T-Time Warner deal
Comcast bids for 21st Century Fox assets

6.18-6.22 大事记
Google is investing $550mm in JD.com

6.25-6.29 大事记
GE plans to spin off its health care business
Amazon acquires PillPack for $1bn

毛姆《月亮和六便士》(傅惟慈 译)

p.28

这一定是世间无数对夫妻的故事。这种生活模式给人以安详亲切之感。它使人想到一条平静的小河,蜿蜒流过绿茸茸的牧场,与郁郁的树荫交相掩映,直到最后泻入烟波浩渺的大海中。但是大海却总是那么平静,总是沉默无言、声色不动,你会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怪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这种想法也常在我心头作祟),我总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一生好像欠缺一点什么。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的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

p.89

“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会同沙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漫不经心的路人随随便便地就能够捡起来?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来。在美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来的。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

p.98

“想到那些你从来不认识、从来没见过的人被你的画笔打动,或者泛起种种遐思,或者感情激荡,难道你不感到欣慰吗?每个人都喜爱权力。如果你能打动人们的灵魂,或者叫他们凄怆哀悯,或者叫他们惊惧恐慌,这不也是一种奇妙的行使权力的方法吗?”

“滑稽戏。”

“那么你为什么对于画得好或不好还是很介意呢?”

“我并不介意。我只不过想把我所见到的画下来。”

“如果我置身于一个荒岛上,确切地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眼睛以外再没有别人能看到我写出来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还能不能写作下去。”

思特里克兰德很久很久没有作声。但是他的眼睛却闪着一种奇异的光辉,仿佛看到了某种点燃起他的灵魂、使他心醉神驰的东西。

“有些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包围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的小岛,我可以住在岛上一个幽僻的山谷里,四周都是不知名的树木,我寂静安闲地生活在那里。我想在那样一个地方,我就能找到我需要的东西了。”

p.101

“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看来一定是很奇怪的事:等到那件事过去以后,你会感到自己出奇地洁净。你有一种灵魂把肉体甩脱掉的感觉,一种脱离形体的感觉。你好像一伸手就能触摸到美,倒仿佛‘美’是一件抚摸得到的实体一样。你好像同飒飒的微风、同绽露嫩叶的树木、同波光变幻的流水息息相通。你觉得自己就是上帝。你能够给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

p.109

他们的生活从某一方面看像是一曲牧歌,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戴尔克·施特略夫的一言一行必然会表现出的荒诞滑稽都给予这首牧歌添上一个奇怪的调子,好像一个无法调整的不谐和音,但是这反而使这首乐曲更加现代化,更富于人情味,像是在严肃的场景中插入一个粗俗的打诨,更加激化了美所具备的犀利的性质。

p.172

“世界是无情的、残酷的。我们生到人世间没有人知道为了什么,我们死后没有人知道到何处去。我们必须自甘卑屈。我们必须看到冷清寂寥的美妙。在生活中我们一定不要出风头、露头角,惹起命运对我们注目。让我们去寻找那些淳朴、敦厚的人的爱情吧。他们的愚昧远比我们的知识更为可贵。让我们保持着沉默,满足于自己小小的天地,像他们一样平易温顺吧。这就是生活的智慧。”

p.179-80

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清楚的:人们动不动就谈美,实际上对这个词并不理解;这个词已经使用得太滥,失去了原有的力量;因为成千上万的琐屑事物都分享了“美”的称号,这个词已经被剥夺掉它的崇高的含义了。一件衣服,一只狗,一篇布道词,什么东西人们都用“美”来形容,当他们面对面地遇到真正的美时,反而认不出它来了。

p.181

我觉得他还是有希望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的。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他觉得无法忍受的悲痛会逐渐减轻,记忆会逐渐淡薄;老天是以慈悲为怀的!他终究会再度挑起生活的担子来的。他年纪还很轻,几年以后再回顾这一段惨痛遭遇,在悲痛中或许不无某种愉悦的感觉。或迟或早,他会同一个朴实的荷兰女人结婚,我相信他会生活得很幸福的。想到他这一辈子还会画出多少幅蹩脚的图画来,我的脸上禁不住浮现出笑容。

p.209

在这里,他在自己周围处处可以看到为使自己的灵感开花结果不可或缺的事物,他晚年的图画至少告诉了我们他终生追寻的是什么,让我们的幻想走入了一个新鲜的、奇异的境界。仿佛是,思特里克兰德的精神一直脱离了他的躯体到处漫游,到处寻找寄宿,最后,在这个遥远的土地上,终于进入了一个躯壳。用一句陈腐的话说,他在这里可谓“得其所哉”。

p.246

鲜花旅馆的客厅并不大,摆着一架简易式的钢琴,沿着四边墙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套菲律宾红木家具,上面铺着烙着花的丝绒罩子,圆桌上放着几本照相簿,墙上挂着蒂阿瑞同她第一个丈夫约翰生船长的放大照片。虽然蒂阿瑞已经又老又胖,可是有几次我们还是把布鲁塞尔地毯卷起来,请来在旅馆里干活的女孩子同蒂阿瑞的两个朋友,跳起舞来,只不过伴奏的是由一台像害了气喘病似的唱机放出的音乐而已。露台上,空气里弥漫着蒂阿瑞花的浓郁香气,头顶上,南十字座星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上闪烁发光。

p.259

“使思特里克兰德着了迷的是一种创作欲,他热切地想创造出美来。这种激情叫他一刻也不能宁静。逼着他东奔西走。他好像是一个终生跋涉的朝圣者,永远思慕着一块圣地。盘踞在他心头的魔鬼对他毫无怜悯之情。世上有些人渴望寻获真理,他们的要求非常强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叫他们把生活的基础完全打翻,也在所不惜。思特里克兰德就是这样一个人;只不过他追求的是美,而不是真理。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我从心眼里感到怜悯。”

毛姆《刀锋》(周煦良 译)

p.54

你没法子不问自己,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仅仅是盲目命运造成的一出糊里糊涂的悲剧。

p.56

你认不认为,他可能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就像天文学家在寻找一颗只有数学计算说明其存在的星体一样?

p.76

“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

“获得知识。”他微笑说。

“这好像不太实际。”

“也许不太实际,另一方面,也许很实际。总之非常之有趣。你决计想不到读《奥德修纪》的原文时多么令人兴奋。使你感到仿佛你只要踮起脚伸出手来,天上的星星就能碰到似的。”

p.77

“可是,拉里,”她微笑说,“人们几千年来都在问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回答的话,肯定答案早已有了。”

拉里笑了一声。

“你笑得好像我说了什么蠢话似的,”她生气说。

“没有这个意思。我认为,你说得很在点子上。可是,另一方面,你也不妨说,既然人们对这些问题问了几千年,那么,他们就没法不问这些问题,而且不得不继续问下去。……”

p.84

我真希望能够使你懂得精神的生活多么令人兴奋,经验多么丰富。它是没有止境的。它是极端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件事同它相似,那就是当你一个人坐着飞机飞到天上,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只有无限的空间包围着你,你沉醉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里。你是那样的欢乐,使你对世界上任何权力和荣誉都视若敝屣。

p.88

她们好像什么人都认识;什么秘密都知道。她们几乎是气也不换地提到最近上演的话剧,最时新的妇女服装设计师,最时新的人像画家,最近上台的首相的最近情妇。人们会当作她们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听得伊莎贝儿都呆了。她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文明。这的确是生活。这使她有种置身其中的惊喜感。

p.94

伊莎贝儿却是容光焕发,红红的脸色,深褐色的头发,亮晶晶的深栗色眼睛,白净皮肤,给人一种深刻的青春感,好像单是觉得自己活着,就很快活;……

p.152

过去的十年,已经缩小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中年男子之间的鸿沟,我不再觉得我们的年龄是那样悬殊了。她以一个见过世面女子的不露痕迹的奉承对待我,好像我和她的年龄相仿,所以不到五分钟,我们就谈得很体己,很没有拘束起来,就像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经常见面,从没有间断过似的。

p.174

伊莎贝儿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她弄得迷惑了,敢说她有一点儿害怕。可能她开始感觉到这个几小时前走进屋子里来的拉里,虽则外表上没有变,而且和以前一样开朗和亲热,但是,和她过去认识的那个拉里,那个非常坦率、平易、和蔼、执拗不听她的话但是讨人喜欢的拉里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她曾经失掉他,现在重新见面,她认为他还是旧日的拉里,不管经过世情变化,他仍旧是她的;现在呢,她好像在把一道日光抓在手里,而日光却从她握紧的手指间漏掉了;……

p.206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的夜晚很美,満天的星,我们坐在河边上,白杨树在黑暗中望去就像剪影,景色很美,拉里抽着烟斗。忽然间,平白无故地,他告诉我他这个朋友,和他怎样为了救他而送命的。

p.206-7

你知道,这些书我现在还在手里。便在今天,我读到他向我念的德赛维涅夫人的几封信时,耳朵里仍然好像听见他的可爱声音,仍然看见河水静静流着,看见河对岸的那些白杨树;有时候,我简直读不下去,它使我心里非常难受。现在我认识到这几个星期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快乐的。

p.225

我要说那些诗写得平淡,但是诚实,而且带有同情和高尚的感情。当时,她想要做一个社会工作者。她的牺牲精神很使人感动。我觉得,她的能力很强。她并不傻,也不感情冲动,但是,给人一种悠闲贞静和灵魂高洁的印象。

p.238

我只想向你指出,自我牺牲是压倒一切的情感,连淫欲和饥饿跟它比较起来都微不足道了。它使人对自己人格作出最高评价,驱使人走向毁灭。对象是什么人,毫无关系;值得也可以,不值得也可以。

p.290

我喜欢做祈祷的华丽场面,但是,最最喜欢的是晨祷。那是在清晨四点钟。你坐在教堂里,四周围全是黑夜,觉得特别动心;这时候,修士们都神秘地穿上他们的服装,头巾拉上来遮着头,用他们特别有力的男声唱着礼拜仪式的平易歌曲。这类日以为常的活动给人以一种安全感;而且尽管花了偌大的精力,尽管思想从没有停止过活动,你仍然感到一种持久的宁静。

p.302

“有一天,我跟他说:‘你这人头脑是很开通的,而且见过世面,读过万卷书,科学,哲学,文学——难道你真心真意相信灵魂转世吗?’

“他整个表情变了,完全是一副先知的脸。

“‘我亲爱的朋友,’他说,‘如果我不相信灵魂转世,生命对我将会毫无意义。’”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杜撰集》(王永年 译)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确切的是在生活中凡是能往后拖的事我们总是往后拖;也许我们都深信自己是不朽的,深信人迟早都会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巴比伦、伦敦和纽约以它们的辉煌灿烂使人们浮想联翩、目不暇接;但是在它们的摩肩接踵的高楼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谁都不像在南美洲城郊不幸的伊雷内奥那样日也感到沸腾现实纷至沓来的热力和压力。

思维是忘却差异,是归纳,是抽象化。在富内斯的满坑满谷的世界里有的只是伸手可及的细节。

《死亡与指南针》

在三层楼,也就是最后一层,他觉得房子大得无边无际,并且还在扩展。他想,房子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阴影、对称、镜子、漫长的岁月、我的不熟悉、孤寂。

《结局》

他点点滴滴地回想起现实,回想起再也不能改变的日常事物。他并不惋惜地瞅着自己大而无用的躯体和裹在腿上的粗羊毛斗篷。窗户栏杆外面延伸着下午的平原;他睡了一觉,但天空仍旧很亮。

傍晚有一个时刻,平原仿佛有话要说;它从没有说过,或许地老天荒一直在诉说而我们听不懂,或许我们听懂了,不过像音乐一样无法解释……

《南方》

现实生活喜欢对称和轻微的时间错移;达尔曼是坐出租马车来到疗养院的,现在也坐出租马车到孔斯蒂图西昂。经过夏季的闷热之后,初秋的凉爽仿佛是他从死亡和热病的掌握中获得解救的自然界的象征。

他要了一杯咖啡,缓缓加糖搅拌,尝了一口(疗养院里禁止他喝咖啡),一面抚摸猫的黑毛皮,觉得这种接触有点虚幻,仿佛他和猫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因为人生活在时间和时间的延续中,而那个神秘的动物却生活在当前,在瞬间的永恒之中。

Film Scripts (April to May 2018)

MoMA’s Introduction on Hanare goze Orin (Ballad of Orin)One of the most sublime color films ever made, Ballad of Orin follows the hardscrabble life of a wandering outcast goze (blind female musician) in early 20th-century Japan. Cinematographer Kazuo Miyagawa and director Masahiro Shinoda interviewed surviving goza of the time to capture “a sense of the ideal beauty that these blind women had inwardly visualized.”

Film Society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ion on First ReformedPaul Schrader’s newest film, about a middle-aged pastor named Toller (Ethan Hawke, in a truly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 who is shocked out of his self-inflicted torment when he is called to minister to a troubled young environmental activist and his wife (Philip Ettinger and Amanda Seyfried), is as deeply personal as it is politically and spiritually urgent. The film also stars Cedric the Entertainer as the leader of the megachurch that oversees Toller’s 250-year-old landmarked structure and his ever-dwindling congregation. Schrader has created a potent cinematic experience, a carefully constructed, beautifully crafted communion with one lonely soul that allows us to gaze right into the eye of modern media- and money-fueled horror.

Film Society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ion on Series Visconti: A Retrospective: A leader in the neorealismo movement who also worked with international stars like Burt Lancaster, Helmut Berger, Alain Delon, and Dirk Bogarde, Visconti produced an oeuvre of modest and humane dramas as well as decadent, sprawling historical spectacles. Deftly aware of the subtle and rich means of cinematic expression, he uniquely imposed the narrative customs of opera and the novel onto film, yet remained sharply attuned t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limates of the 20th century.

Film Society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ion on The LeopardWith fastidious attention to period detail, Visconti evokes a gilded world fading into oblivion, his camera gliding over baroque palazzos, magnificent banquets, and ornate ceremonies. It all culminates in a majestic, dusk-to-dawn ball sequence that is as poignant as it is breathtaking.

Film Society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ion on Rocco and His BrothersVisconti’s rich and expansive masterpiece has an emotional intensity and tragic grandeur matched by few other films. The director turned to Giovanni Testori, Thomas Mann, Dostoevsky, and Arthur Miller for inspiration, … …. In one beautifully realized scene after another, we observe a tightly knit family coming apart, one frayed thread at a time. … … One of the defining films of its era, Rocco and His Brothers has been beautifully restored, and Giuseppe Rotunno’s black and white images are as pearly and lustrous today as they were always meant to be.

Film Society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ion on White NightsVisconti’s adaptation of a classic short story by Dostoevsky is a ravishing romantic reverie in incandescent black and white. Marcello Mastroianni is the lonely flâneur who meets and falls in love with a fragile young woman (Maria Schell) amidst the fog-shrouded night world of the Tuscan canal city of Livorno. The resulting tale of all-consuming love and loss is a swooning dream vision elevated to the nearly operatic by Visconti’s rapturously stylized direction.

Film Society Lincoln Center’s Introduction on Death in VeniceOpening with the otherworldly image of a steamship emerging ghostlike from inky blackness and closing with one of the most transcendent denouements in all of cinema, Visconti’s exquisite adaptation of Thomas Mann’s novella is a piercing meditation on mortality, sexuality, beauty, and the longing for youth. … … Visconti’s painterly compositions enter the realm of the sublime thanks to the tension-swelling, never-resolving strains of Mahler’s Fifth Symphony.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杨乐云 译)

1 – 介绍自己的工作,和书本的关系,表达了对书本和知识的热爱。书籍充实了每天的生活。

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实际上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因此三十五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的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到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

通过阅读,我从书本中认识到天道不仁慈,一个有头脑的人因而也不仁慈,并非他不想仁慈,而是这样做违背常情。

在我心里有一盏小小的羯摩灯,瓦斯冷却器中的小火苗,一盏永恒的小油灯,每天我把思想的油注入这盏灯,是我劳动时不由自主从书籍中,就是我装在皮包里带回家去的书籍中读到的思想。

……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儿狂妄,是无垠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垠和永恒也许就喜欢我这样的人。

2 – 目睹普鲁士藏书被军车运走,想到母亲去世,舅舅发现她的骨灰分量有假。地下室的耗子。堆满了房间直到天花板上的书,似乎在谋划着怎样“复仇”。

我呆呆地望着,望着远去的车尾铁钩上挂着的红灯,我身在靠在一根电线杆上站在那里,跟达·芬奇一样,他也曾靠在一根柱子上站在那儿,呆望着法国兵怎样把他的一尊骑士像当做练习射击的靶子,一节一节地把马和骑士摧毁。达·芬奇那次也像我一样站在那儿用心地、满意地观看这可怕的一幕,因为达·芬奇当时已经认识到天道不仁慈,因而有头脑的人也不仁慈。

那时候,当我开动机器处理那些美丽的图书,当机器哐啷作响,最后以二十大气压的重力把图书轧碎时,我仿佛听到了人骨被碾碎的声音,古典名著在机器中被轧碎恰似头颅骨和骨骼在手推磨中碾磨一样,我仿佛在轧碎犹太教法典中的词句:我们有如橄榄,唯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

3 – 历史就是无休止的战争和分裂。回忆起往事,姑娘曼倩卡,永远与荣誉无缘的曼倩卡。

我从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淘沟工口中得知,这场战争一结束,取胜的一方又将立刻合乎辩证法地分裂为两个阵营,正如瓦斯、金属以及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要分裂一样,使生命通过斗争向前发展,然后通过寻求解决矛盾的愿望而取得一分钟又一分钟的平衡,因此从整体上看,世界一秒钟也不曾跛掉一条腿。我于是看到了兰波说得多么正确:精神斗争之可怕绝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

天道不仁慈,因而人,一个有头脑的人,也不可能仁慈,我一捆一捆地打着包,每个包里放进一本翻开的书,翻在最动人的一页。我站在压力机前操作着,心里想着曼倩卡,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香槟,喝光了所有的钱,但是哪怕喝白兰地,也无法实现我们的渴望……

4 – 幻觉中出现耶稣和老子,和两个茨冈女人,她们的生活也不轻松。《戏剧报》的评论家接着让我找三十年代的评论。我把《早上好,高更先生》打包好送走。

我总算还有力气拿起尼采的书翻到那页写他同理查德·瓦格纳建立星辰般友谊的段落,我像把孩子放进澡盆似的把这本书放在槽内,随后连忙双手驱赶那一大群蓝色和绿色的苍蝇,它们像风暴中的柳枝一般抽打着我的脸颊。

有不少茨冈人从事道路建设工程,他们的劳动按定额付酬,因此他们干得劲头十足,规定的指标使他们忘记了疲劳。我一向喜欢看他们干活,他们脱光了上身,用铁锹和十字镐同坚硬的泥土和铺路石拼搏。我喜欢看他们半个身躯藏在马路下面,仿佛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升降梯里司机的脑袋探了出来,于是我把包一个个装上手推车,两眼仍在《早上好,高更先生》上流连,真遗憾它们必须从我的地下室里运走。不过,没关系,我心里说,等我退休了,我买下这台压力机,那时候我打的每个包我都将留下来,我不办展览会,也许有人要买一个我签了字的包,也许一个外国人,在我不走运的时候,为了不让任何人买走我的包,我将把价格定为一千马克,我若不走运,那个外国人可能会付我一千马克,把我的包运走,不知运往哪里,我就不知道上哪儿再去看它一眼了……

5 – 舅舅去世,翻看康德,心里注满了辽阔感。茨冈姑娘跟着我回家,一起放风筝,后来突然就消失了。

我找来一本康德的著作,翻到那永远使我感动不已的段落……有两样东西总使我的心里充满了新的、有增无减的惊叹——头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不过,我想了一想之后翻到了更为动人的一段,是康德年轻时写下的……夏天的晚上,当满天繁星在抖动的光亮中闪烁,一轮明月高悬时,我便渐渐陷入一种对友情倍加敏感,对世界和永恒不屑一顾的心态之中……我把书翻到这一页放在舅舅的手里。

我干着活儿,装点耗子墓,不时跑出去,读着《天国论》,每次只读一句,含咳嗽糖似的含在嘴里。这样我工作的时候心里就注满了一种辽阔感,无边无涯,极为丰富,无尽的美从四面八方向我喷溅。

我最爱苍茫的黄昏,唯有在这种时刻我才会感到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当天色渐暗,黄昏来临时,万物就变得美丽起来,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广场,所有在暮色中行走的人,都像蝴蝶花一般美丽,我甚至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了。

……我整整干了两天,清出了地下室,使数以百计的小耗子丧了命。这些温驯的小动物,它们也是一无所求,只是啃点儿书本,在废纸堆里做个窝,繁衍后代,在安逸的洞穴里哺乳幼崽,幼耗子把身体蜷成一个团,恰像我的茨冈小姑娘在寒冷的晚上身子蜷作一团睡在我身旁。天道不仁慈,但也许有什么东西比这天道更为可贵,那就是同情和爱,对此我已经忘记了,忘记了。

6 – 遇见布勃内的巨型压力机,新时代的工人。女教师带领儿童来参观撕书。曼倩卡成为了一个她从来不曾梦想过的人。

……对于所有我的打包工同伙来说,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已结束。我们这些老打包工都是在无意中获得学识的,不知不觉中家里都有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书库,这些书是我们在废纸中发现的,我们阅读它们,感到幸福,希望有一天我们读的书将会使我们的生活有质的改变。然而,给予我最大打击莫过于看到这些年轻工人竟不知羞耻地喝着牛奶和软饮料,他们两腿叉开,一只手叉在腰上,嘴巴直接对着瓶口津津有味地喝着,于是我知道以往那个时代确实结束了。

我一个劲儿地干着干着,打成一个个包,没有裹上古代或现代绘画大师的复制品,只是一包一包完成我的任务,我领工资就为这个,什么艺术、创造美,只是干活而已。我开始明白,我倘若这个样子地干活,我一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突击队,自己立下保证书提高生产率百分之五十,为此我不仅肯定能去工人疗养所,而且能去美丽的希腊度假,在那里我将穿着长内裤绕着奥林匹克竞技场跑一圈,去亚里士多德的故乡斯塔吉茹斯朝圣。

7 – 主任把我调去印刷厂的地下室捆白报纸。最后一次给史都尔姆送书。

8 – 尾声。

金宇澄《洗牌年代》

《看澡》

我只是记得在遥远的北方冬夜,在没有风的黑河的原野,气温零下三十二度,我步入雪地去洗澡。读者一定疑虑,那是在室外?是附近一个发电厂的露天冷却池,水很干净,水温也合适,远看如一座厚雪中冒气的温泉。我在池边脱衣下水,当时满天星斗,一切沉在暗蓝的天幕里。池壁是厚厚的桦木板做的,我的鼻子前面就是池沿,积了很厚的冰,它们并不融化。水很热,我泡了一会,可以把头枕在池沿的冰上,并不感到冷。头上是银河,在很暗的电厂的四周,只有天穹是那样醒目和深远,有牛在叫,一两声狗吠,真是静,还有就是暖和。好像就是,一个人可以逐渐远离孤独的人生,一种赤条条的解脱与满足,也许,此生再也不会有这样宁静的感觉了,当时我想,如就这样昏沉睡去,即使我不再醒来,也是好的。

《锁琳琅》

黄昏接近尾声,底楼“美美”的门面正逐渐沉陷下去。街区绵延的黑色瓦脊,在浑浊中演化,爬入苍茫夜色。闸北民居繁星样的黄浊灯光,发着抖,哆哆嗦嗦,点点盏盏,不断闪烁出来,逐渐化为大面积的光晕,逐渐浸染洇湿。如密集的菌丝体,细微而旺盛,这就是阿强的闸北。电台女人滚珠般报出股价,如昏呓呢喃,如咒,如诵经文。胡琴声,车铃的叮叮声。生煎,荠菜香干,油焖茭白,腌鲜,葱烤鲫鱼的镬气,一个妇人叫:“小妹!小妹呀!”新闸桥上,西风里是匆匆不绝的归人,东南方面,屏风般无以计数,直插天穹的是宝顶玉宇,耀眼广告牌的明亮海洋。苏州河在阴影里凝止停当,如今驳船稀少,不再有嗡嗡的汽笛声了。

《合欢》

以后,蓓蒂再没有见过阿宝。教堂的废墟建起一座临时建筑,里面有一尊近十米的领袖挥手塑像,巍峨耸立,耀眼极了。这座临时的上海油画雕塑工作室以及洁白的塑像,仿佛是一夜之间,从泥里长出来的,如火箭装配车间的格局。一些人员工蜂一样在塑像周围的脚手架上忙碌,十分壮观。这是“复课闹革命”期间蓓蒂突乎其然的发现。那时的她,已经变得沉静和害羞了,她的脸庞很白,前额明净而有光泽。她透过学校的北窗,最后呆呆地看着那个雕塑工作室。

时间通常就是这样,白天在飞快地溜走,仿佛夜就在眼前。

《嚎叫》

一位长辈患了老年痴呆,已不认识所有家人了,两个月前还摔坏了胯骨,一直躺在医院,经常去看她,谁也认不出来了,没有表情。只是前几天尝到小排黄鳝汤,据说她眉毛一扬,显然知道滋味很好。这反应。说明她的病还不重。书上说如果病人忘记如何吃鱼,如何吃螃蟹的程序,是一个阶段,最后,会忘记如何咀嚼,如何吞咽,那才是彻底的遗忘。

想到了一部日本电影,记不得片名,一位热爱俳句的老教授,喜爱一种习惯,每临湖畔夕照,就吟哦经典,对准落日高声朗诵。之后,他得了老年痴呆,最后糊涂到吃屎的地步,但电影结尾有一个细节——孙子领他走到湖畔的老地方欣赏落日,当他看到久违的平静湖水,一轮即将沦落的夕阳,他忽然如一头困兽,一只受伤老狼那样断断续续,语焉不详地大肆嚎叫起来。

《上海水晶鞋》

几年光阴,如南京西路耀眼车流一样滑过去,光华夺目,却看不到可以捏紧手中的贵重记录,结婚的念头与时俱进,生活却洋洋朦胧,跟常人一式一样,看清的永远是面前的风景,不断换改的日程表,聚散分合,朝九晚五,日寝夜出,南京西路传送了多少滑过去的新面孔,似曾相识的饭局,咖啡气息,衣裙与手袋的过时展览。简一直笃定如泰山,拈花作一笑,保持镜子里好相貌,好神彩。只是有一日,做脸的小芳轻声对简讲,她眼角旁边的角质层明显增厚了。简一声不响。

Edward Luce – The Retreat of Western Liberalism

Chapter One: Fusion

  • Since 2009, the US economy expanded by 2% a year. Yet it took until 2015 for the median income to regain the level it enjoyed before the Great Recession.The median income in 2007 was below what it was in 2002, at the start of the business cycle that lasted for most of G.W.Bush’s presidency. What is good for Apple may not be good for America. The Bush expansion was the first on record where middle-class incomes were lower at the end of it than at the start.
  • Daniel Bell: “Economic growth has become the secular religion of advancing industrial societies.” He was right. It follows that in its absence, many people lapse into the equivalent of atheism.
  • Tyler Cowen: “We are using the accelera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o decelerate changes in our physical world.” The biggest ‘ideological carriers’ of the new complacency are the millennials – [they] are the least angry generation in society.
  • In the US, the more liberal a city’s politics, the higher the rate of inequality.
  • Europe and America’s populist right wants to turn the clock back to the days when men were men and the West ruled. It is prepared to sacrifice the gains of globalisation to protect jobs that have already vanished. Populists have little to say about automation, though it is a far larger threat to people’s jobs than trade.

Chapter Two: Reaction

  • It is no accident that the heyday of stable Western party politics coincided with the post-war golden decades of the rising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Starting with the Third Way in the 1990s, voters ceased on any real sca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stead they become consumers. The new left’s chosen politics was a form of anti-politics in which ‘whatever works’ had apparently replaced ideology. All of which would have been fine if the blue-collar classes had disappeared. The left-behinds looked more numerous than the cosmopolitans had supposed.
  • The populist right only began to do really well at the ballot box after they began to steal the left’s clothes. Populists broke with centre-right orthodoxy to argue in favour of a government safety net. Donald Trump was the first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ee to promise to increase spending on Social Security, Medicaid and Medicare.
  • (One Dutch scholar) Western populism is an ‘illiberal democratic response to undemocratic liberalism.
  • Evgeny Morozov: sometimes the illusion of freedom is all people need.

Chapter Three: Fallout

  • Kissinger: Both the US and China see themselves as exceptional. But China has rarely sought to export its model by force or colonise other lands
  • In the late Soviet era, no one believed in communism any more but they were forced to carry on their lives as if they did. Now they live in a society of simulations in which the pretence of democracy has replaced that old set of beliefs
  • America’s democracy has been linked to its foreign policy. Even where it proved hypocritical, the idea of America proved greater than its faults. Trump is inverting that link

Chapter Four: Half Life

  • Most of the West is moving either towards populism or plutocracy. The US is falling into a kind of hybrid pluto-populism that looks increasingly Latin American. Trump’s plans to deregulate Wall Street are a perfect illustration. In the meantime, he plans to satisfy the populist urge by demonising illegal immigrants and Muslims

The Met Fifth Avenue – American Painters in Italy: From Copley to Sargent

All pictures were taken by the author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Met Fifth Avenue, New York. Texts sourced from exhibit label scripts.

Elihu Vedder, Cypress and Poppies, 1880-90

Although best known for his visionary and mystical works, Vedder developed a lifelong interest in painting the Italian countryside during the 1860s while living in Florence. He associated with a group of artists known as the Macchiaioli, who eschewed academic practice and drew inspiration directly from nature. Probably painted in Rome in the 1880s, Cypress and Poppies reflects the enduring influence of the Macchiaioli landscapes on Vedder, with its soft atmosphere and splashes of bright color.

John Singer Sargent, Boboli Garden, Florence, 1906-7

Boboli Gardens in Florence were designed in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for the Medici court. Sargent’s depiction of a sculpture by Giovanni Battisca Caccini of a figure playing a pipe, set against lush foliage, is a study of contrasting light and shadow. He employs layers of dark pigments of varying opacity to suggest depth and shadow in the background, and renders the sunlight filtering through the branches with pale-hued pigments. He depicts the pietra serena (a light-colored Tuscan limestone) of the statue with warm tones applied in transparent washes.

John Singer Sargent, Garden near Lucca, 1910

Lucca, a charming Renaissance walled city in Tuscany, where Sargent spent the autumn of 1910. Here, Sargent uses a low vantage point to set off the richly carved urn against a brilliant blue sky. He enlivens a static subject by placing the urn close to the top edge of the composition and depicting the vine of vivid pinkish blue blossoms as if it is cascading from the urn, using feathery brushstrokes.

John Singer Sargent, Venetian Passageway, 1905

Sargent’s interest in geometric of the scene, with its numerou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visions, is apparent in the carefully ruled underdrawing visible at the left. The proximity of the building’s facade to the picture plane is underscored by the precise rendering of the bright white, carved spiral stone column at the left in contrast to the recession of the dark corridor. By leaving the illuminated area at the rear of the sotto portego ambiguous, Sargent evokes the tangle of streets and passageways so characteristic of Venice.

John Singer Sargent, Giudecca, 1913

A picturesque charm has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Giudecca, attracting artists for many centuries — both Francesco Guardi and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painted view of it. However, their images almost always include recognizable landmarks. In his rendering, Sargent avoids identifiable Venetian monuments in recor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typical neighborhood. The inclusion of sailing vessels invoke the city’s historical importance as an Adriatic port.

John Singer Sargent, Venetian Canal, 1913

For the focal point of this watercolor, Sargent chose the relatively obscure yet scenic eleventh-century tower of the Church of San Barnaba. He positioned himself close to the water to present the view looking down the Rio de San Barnaba toward the Grand Canal. Sargent’s watercolors are admired for their fluid spontaneity, evident here in his rendering of the rippling water of the canal as it reflects the nearby architecture and bright sunlight.

The Met Fifth Avenue – Public Parks, Private Gardens: Paris to Provence

All pictures were taken by the author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Met Fifth Avenue, New York. Texts sourced from exhibit label scripts.

Public Parks

Claude Monet, Landscape: The Parc Monceau, 1876

The Parc Monceau in the elegant eighth arrondissement was among the older Parisian parks targeted for renovation and unveiled in 1861. Monet lived a few blocks away from this intimate park. At first he adopted a horizontal format, as in the views he painted of London’s Green Park (1870-71), but for the second group he used a more unusual vertical format, perhaps inspired by Japanese woodcut prints.

Claude Monet, The Parc Monceau, 1878

Monet takes in the park’s curving paths on a sunny afternoon. He skimmed lightly over the figures of park-goers, blending them in with enveloping vegetation, filling the canvas with little patches of color that approximate the texture of foliage and the flicker of light.

Gustave Caillebotte, The Parc Monceau, 1877

Like Monet, Caillebotte was drawn to the renovated Parc Monceau. He inserted a path the beckon viewers into the picture and a bench to invite them to linger. A solitary Parisian gentleman, achieved with  just a few quick strokes, suggests the urbanity of the site.

Camille Pissarro, The Garden of the Tuileries on a Spring Morning, 1899
Camille Pissarro, The Garden of the Tuileries on a Winter Afternoon, 1899

Later in his career, Pissarro — the least cosmopolitan of the Impressionists — devoted successive painting campaigns to the landscape of modern Paris. In 1899 and 1900, he took leave of his home in rural Eragny to rent a large apartment high above the rue de Rivoli “opposite the Tuileries, with a superb view of the garden”. He painted two series of fourteen views each, including half a dozen from the same vantage point. Attentive to changes in the light and color of the grounds, the relative fullness of the trees, and the comings and goings of stroller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seasons, he extracted the very nature of this site.

Auguste Renoir, Versailles, 1900-1905

Renoir gravitated to more traditional motifs during his later career. In this autumnal view of the courtyard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he paints the chestnut trees that line the allée in rich seasonal hues, while he accords sculpture a key role.

Camille Pissarro, The Public Garden at Pontoise, 1874

By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virtually every town, large or small, was graced with a promenade or public garden not unlike the one Pissarro painted in Pontoise. In this semi-rural, semi-suburban hamlet just northwest of Paris, a stroll in the park was a social event.

Claude Monet, The Bodmer Oak, Fontainebleau, 1865

Monet studied the dramatic shapes and shadows formed by one of Fontainebleau’s most frequently painted and photographed trees, the Bodmer Oak, in preparation of his ambitious picture Luncheon on the Grass (1865-66). Using a palette of bright yellows, greens, and oranges to depict sunlight filtering through the trees, Monet painted this autumnal view just before he wrapped his visits to Fontainebleau in October 1865.

Floral Still Lifes

Mary Cassatt, Lilacs in a Window, 1880-83

One of Cassatt’s rare still lifes, this painting was presumably made at the country house her family rented outside Paris. She placed her casually arranged bouquet on the windowsill of the greenhouse, close to the open air, in cool spring light.

Claude Monet, Bouquet of Sunflowers, 1881

Monet was praised for the “brio and daring” of his technique when the picture was shown at the 1882 Impressionist exhibition. Such qualities seem to have resonated with Paul Gauguin six years later, when he was even more dazzled by the suite of Sunflowers Van Gogh has painted as a decoration for his room in Arles.

Vincent van Gogh, Sunflowers, 1887

By the summer of 1887, Van Gogh had updated his drab Dutch palette by painting flowers and come into his own as an original colorist. He made the dried blooms and stalks of the tall tournesols the focus of four works, magnifying their ragged heads, where flame-like sepals halo the seed destined to yield next year’s flowers.

Claude Monet, Chrysanthemums, 1882

Monet painted more than twenty floral still lifes between 1878 and 1883, fixing his sight on generous displays of a single type of flower at the height of bloom as opposed to mixed bouquets. A perennial favorite was the exotic chrysanthemum. In painting the small, pearly mums of late summer with petal-size dabs and dashes, Monet created a shimmering effect that is reflected on the polished tabletop, mirroring his concurrent infatuation with the watery surfaces of the Seine.

Gustave Caillebotte, Chrysanthemums in the Garden at Petit-Gennevilliers, 1893

Caillebotte did not develop an interest in floral subjects until the 1880s, when he acquired property in the Parisian suburb of Petit-Gennevilliers. He found inspiration enough to shift his focus from urban scenes of bourgeois leisure to his own backyard. In redirecting his gaze to the plants he had nurtured from the ground up — such as this thicket of homegrown chrysanthemums, seen from an intimate and provocative vantage point — he continued to create what one critic hailed as “impromptu views that are the great delights in life.”

Edgar Degas, A Woman Seated beside a Vase of Flowers (Madame Paul Valpinçon?). 1865

Although Degas once expressed his aversion to scented flowers, he nodded to current fashion by portraying a woman seated beside an enormous bouquet of asters, dahlias, and other late-summer blooms. The gardening gloves and water pitcher on the table suggest that the sitter had gathered and arranged flowers from the garden glimpsed through the window.

Auguste Renoir, Bouquet of Chrysanthemums, 1881

The extraordinary range of hues in which chrysanthemums could be cultivated caught the eye of Renoir. Probably gathered from the garden of his patron Paul Bérard at Wargemont, in Normandy, they must have emboldened the artist to test his overheated palette. “When I painted flowers,” he said, “I fell free to try out tones and values and worry less about destroying the canvas.”

Eugène Delacroix, Dahlias, 1833 or 1847-48

Attentive to botanical accuracy, Delacroix brought a sense of realism to his works that was soon to become the province of photographers. And for younger painters, he set an influential precedent for how high-key color and freewheeling paint strokes could contribute robust vibrancy to a subject often too daintily treated.

Edouard Manet, Peonies, 1864-65

Reportedly Manet’s favorite flower, peonies were introduced to France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ey grew in abundance in the artist’s garden in the Parisian suburb of Gennevilliers. Considered the epitome of luxury, the voluptuous flowers were a perfect vehicle for his sensuous brushwork and virtuosic handling of subtle color harmonies.

Private Gardens

Berthe Morisot, The Gate at Bougival, 1884

During the summers of 1881 to 1884, spent with her family in the village of Bougival, just west of Paris, she often painted the garden of their rental house with its wrought-iron gate, tall hollyhocks, and dense foliage. The figures emerging from the verdant surroundings may be Morisot’s five-year old daughter, Julie, and their maid, Pasie.

Paul Cézanne, The Pool at Jas de Bouffan, 1885-86

Cézanne’s affection for his family’s estate, Jas de Bouffan, near Aix-en-Provence, is reflected in the many views he painted of the property over a quarter century. He pictured this prospect along the road that led from an eighteenth-century house to its landscaped gardens, charting the symmetry of the massive chestnut trees and often including the stone washing trough and large square pool for collecting water. A sense of cool tranquility prevails in the artist’s depictions of the garden that afforded him refuge from the challenges of life in Paris.

Claude Monet, Adolphe Monet Reading in the Garden, 1867

Monet was in his twenties when he began to setting up his easel in sunlit gardens. While spending the summer of 1867 with his family on the Normandy coast, he painted his aunt’s garden in the seaside resort of Sainte-Adresse, near the port of Le Havre. The manicured oasis of standard roses and bedding geraniums at her villa made a stunning setting for the artist’s sidelong portrait of his father, Adolphe, a prosperous merchant.

Claude Monet, Camille Monet in the Garden at Argenteuil, 1876

After Monet established his own bourgeois household in rented properties in the Paris suburb of Argenteuil between 1871 and 1876, he began to garden in earnest, making his flower-filled backyards the subject of more than thirty canvases. The artist planted a central flower bed in a walled circular space: gladioli and hollyhocks soar above nasturtiums and geraniums to provide burst of colors at laddered levels, in accord with the current fashion for mounded combinations of annuals and perennials. The hollyhocks grew taller than Monet’s wife, Camille, whose painted from dissolves in shadows, submitting to the primacy of flowers and foliage.

Pierre Bonnard, From the Balcony, 1909

With bemused sunlight, Bonnard pictures here a bucolic summer day at the family estate in Le Grand-Lemps, near Grenoble, adopting a high vantage point that offers a glimpse of five of his offspring and their pets cavorting amid the assorted greenery of vines, shrubs, and trees spread over luxuriant lawns.

Garden Portraits

Edouard Manet, Madame Manet at Bellevue, 1880

Manet painted his wife in the sunlit greenery of their seasonal residence in Bellevue. Much of her face is hidden beneath the broad rim of hat, and her figure melds with the background realized in bravura strokes of ocher, blue, and emerald green.

Mary Cassatt, Lydia Crocheting in the Garden at Marly, 1880

One of Cassatt’s first and most dazzling plein-air pictures, this portrait of her sister Lydia debuted to praise at the 1881 Impressionist exhibition. Lydia is placed along a diagonally receding walkaway, bordered by plants, inviting comparison with Morisot’s somewhat later picture of a sitter absorbed in her knitting. Cassatt rendered her frail sister’s features with sensitivity, using freer brushwork to describe her stylish dress and still more vigorous handling for the foliage of gladioli, roses, and coleus leading to the greenhouse.

Berthe Morisot, Young Woman Knitting, 1883

In this slice-of-life view, Morisot suspends descriptive detail to create a portrait of her time, making a bold fashion statement of sorts: her sitter sports the latest style of dress and is shown knitting in a garden typical of the period, with a gravel path and flowering roses. The elegant chairs suffice to define the private setting. Morisot probably painted the work in Bougival, where she spent the summers of 1881 to 1884, perhaps enlisting her daughter’s nanny as model.

Berthe Morisot, Young Woman Seated on a Sofa, 1879

At the time when artists were churning out sentimental images of women in gardens for the annual Salons, Morisot introduced invention where tired stereotypes left off. She magically transformed the interior into a place out of doors, opening it to her balcony and bringing roses and hydrangeas into the company of a flower-bedecked hat and the floral upholstery of a tufted settee. Her approach led one critic to comment in 1880: “She grinds flower petals onto her palette, in order to spread them later on her canvas with airy, witty touches.”

Claude Monet, Camille Monet on a Garden Bench, 1873

An echo of suitors in Garden of Love paintings from an earlier era. No less traditional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half-acre walled garden. Yet its bright red zonal geraniums are clustered in a corbeille, a basket-shaped flower bed that had recently become as much a fixture in French parks as the bench. Both the parklike setting and Camille’s smart ensemble ascribe to the latest fashion. Still, the sitter telegraphs sadness amid the sunlit blooms.

Edouard Manet, The Monet Family in Their Garden at Argenteuil, 1874

During the summer of 1874, Manet paid a visit to the Monet family. Finding them enjoying a leisurely afternoon in their garden, he set up his easel to paint in the open air. Renoir, who arrived just as Manet was starting to work, borrowed materials to paint the same scene from a closer spot. Looking to capture the moment, neither artist ignored the yard’s wandering chickens, Manet placing the rooster, hen, and chick as avian counterparts to Monet, his wife Camille, and son Jean. At some point of that day, Monet took a break from tending his flowers to make a picture of Manet painting in the garden.

Ingmar Bergman – Images: My Life in Film

Dreams Dreamers

《野草莓》的剧本是我在卡洛琳斯卡医院调养的时候创作的。其实对于1956年冬天的记忆,我脑海中的印象非常模糊。仔细想来,那个时候我对人际关系的处理真是一团糟:刚和第三位妻子分开,与毕比·安德森的关系也处在崩溃边缘,对待父母也是——我和我的父亲几乎没有也不想有任何交流,而我母亲在中间的调解也并不成功。这些境况和情绪,无疑渗透到了《野草莓》的创作中,我把自己想象成我父亲,想象从他的角度是怎样看待那些和我母亲无尽的争吵。事实上,电影中主人公的名字,伊萨克·伯格(Isak Borg),影射的就是我自己,I代表冰冷(Ice),而Borg在瑞典语中是堡垒的意思——“冰冷的堡垒”。我创造出了一个像我父亲一样的角色,但除了表面的长相之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我。

《野草莓》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乡愁,影片的最后一幕也是萨拉领着伊萨克来到树林深处的湖水边,老人看到父母在那垂钓,冲他挥手……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父母不想要的那个孩子,后来在读到母亲日记的时候也多少印证了这一点,而写《野草莓》的内在动力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极力想在父母面前证明自己的心态,尽管注定会失败。直到很多年以后,他们在我眼前那高大而冰冷的形象才渐渐溶解,成为正常人,成为可以互相欣赏和理解的普通人。在之前的《伯格曼谈伯格曼》一书中有提到,一次我一大早驱车去乌普萨拉,在路上突然决定想要折道去祖母的住处,我站在厨房的门口边,突然感到那一瞬间回到了自己的童年。事实上,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活在童年以外的任何地方,那灰暗的公寓楼,乌普萨拉静谧的街道,夏日别墅门前高大的桦树,这些都不曾离开过。我看上去行动得很快,但实际上一直活在梦境里,只是偶尔和现实打个照面。

如果说为什么现在回忆起创作《野草莓》背后的心路历程是如此困难,原因只有一个,维克托·斯约斯特洛姆。我现在才意识到,从他拿到了我的剧本之后的那一刻起,这个故事便不再仅属于我,维克托把自己经历过的痛苦,不幸,残忍,悲伤,恐惧和孤独都融合到了这个角色中,他只是借了我父亲的躯壳来拍出一部属于他自己的电影。有一天下午在法罗岛自己的电影院里,我和博格斯特罗姆一起重看了《野草莓》,那份拷贝质量很好,我深深地被荧幕上维克托的脸庞打动了,还有他的双眼,嘴唇,脆弱的颈背,稀松的头发,和那份带着踌躇与寻觅的声音。

《假面》的由来和那几年我在瑞典皇家剧院的经历密不可分,自从1962年被任命为主管之后,我需要同时兼顾电影和剧院的日常工作,一开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演出和各项事务也相当成功,但是最终还是被繁重的工作所击垮。到了1964年末,我已经感到心力交瘁,并不得不来到皇家索菲亚医院接受治疗。正是在那里我开始了《假面》的创作,理由很简单,我不想因为工作的暂停而中止手上的写作活动。在索菲亚医院的那段期间,我渐渐意识到这几年在剧院的工作实际上严重阻碍了我的创作灵感,这种内心深处的焦虑和危机感进一步催生了《假面》这部作品。那是我生命中极其艰难的一段时期,我总是感到自己的头顶上悬着一股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本身。无疑,类似的状态也传达到了《假面》中,影片里两位演员在屋内外活动的场景并没有辅以物理距离上的转换或提示,从时长上看,有些场景被压缩,有些则被有意拉长,对时间和空间的清晰呈现并不是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元素。

在工作笔记中我写道,艾玛试图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而沃格勒女士则渴望找到真相,她到处寻找,有时候感觉自己似乎抓到了什么,但突然之间它又消失了,或者是更坏的情况,成了一个谎言。我在写作过程中也在不停思考艺术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有时我感到,自己所有的声音,话语,甚至腔调,都是十足的谎言,或者只是为了填充空虚和无聊的游戏。我想,唯一能够让我避免绝望和崩溃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然后想办法在沉默的“背后”去搜寻那些还剩下的对我仍有用的东西。因此,沃格勒女士的日记就是《假面》真正的内核,而在当时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十分新鲜的想法。

当你读《假面》剧本的时候,或许感觉一切都是即兴表演,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真是不知道重来了有多少次,这在其他电影里是从来没有过的,而我说的重拍,并不是一条镜头反复拍摄多次,而是一天结束后第二天醒来,再看到前一天拍的镜头之后决定推倒重来。因此,真是很难想象在一开始的时候有多么得艰难,渐渐地我也开始习惯和享受说这样的话,“不对,让我们做得更好一点,让我们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做得稍微不一样一些”。没有人因此而抱怨。而实际上这部电影的成功也正是出于大家在拍摄过程中都投入了很深的个人感情。尽管工作很艰苦,但我却清晰感觉到一份完整的自由,不管是在摄像机前还是剧组人员面前。那年秋天拍完《假面》回到剧院,被包围在那些毫无意义和繁重的管理工作里面,我再一次感觉到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自己是多么得自由!我曾经说《假面》拯救了我的生命,这是真的,没有丝毫夸张。如果当时没能有足够的勇气坚持下来到最后,我也许就从此一蹶不振了。

今天,我深深地感觉到在《假面》(以及后来的《呼喊和细语》)中,我触及到了那个最遥不可及的可能。在完全自由的心态和环境下,我真正触摸到了那些无声的只有电影才能带我们去探寻的秘境。

《呼喊与细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引用自一位乐评人评论莫扎特四重奏的文章,他在里面说乐曲旋律就像呼喊和细语一般。而这部电影的源头其实是一幅经常在我脑海里闪现的图像:红色的房间,四位白衣女子,她们出现又消失,互相低声细语,说着些什么听不清的秘密。这幅画面总是时不时在我眼前浮现,这四位女子,我连她们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一开始我并没有想把这个画面翻拍成一部电影,直到后来,我渐渐清楚了我看到的是什么:三位女子正在等待第四位女子的死亡;而她们则在轮番照料她。

那个时候,我同时也在尝试一项工作:静止摄影(the motionless camera),也就是把摄像机固定在一处,只通过镜头里人物的运动去交代故事和角色关系。我深信,人物的动作越是粗暴凶狠,摄像机就越是应该少参与到拍摄过程中。我和斯文·尼奎斯特就实施这个设想的可能探讨了很久,不过事实上并不容易,我们想到的很多办法最后都失败了,于是不得不放弃。在《呼喊与细语》中,你实际上看不到太多关于这项“实验”的痕迹。

我所有的电影都可以在黑白画面里观看,唯独《呼喊与细语》不能。在剧本里我写道,红色是心灵内部的颜色。小时候我会把心灵想象成一条虚无缥缈的大龙,喷着蓝烟,在空中肆意盘旋,长相一半是鸟,一半是鱼,但是在它身体内部,全都是红色。从1971年三月底知道六月初,我在荒芜人烟的法罗岛上写下了《呼喊与细语》,这段时期,我后来的(第五位)妻子英格丽·冯·罗森正忙于和她十八年的婚姻生活撇清关系。我极力让自己保持平静,以专注于剧本的写作。

电影里的四位角色,艾格尼斯是正在死去的那个,玛丽亚是最美丽的那个,卡琳是最坚强的那个,而安娜则是在安抚的那个。在影片里我不想去渲染因死亡而弥漫着的情绪,我只想平静地记录它的发生,让其展示所有的丑陋和不堪,以此宣示它的力量和庄严。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像是这样一首诗,或者随便称之为什么:一个人正在死去,但是在死亡过程中又开始祈求温柔和怜悯,在她身旁有两个人,他们的思绪和行动都围绕在她身边,还有第三个人,抱着她轻柔地摇晃,带给她最后的平静。

到了1971年秋天这部电影开拍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场地,玛丽弗雷德(Mariefred)郊外的塔欣格城堡(Taxinge Castle),虽然内部已经残破不堪,但我们所需的每一个场景它都能满足:餐厅,储藏室,设备间,办公室等等。整部电影的颜色经过了非常仔细的调试。当我和斯文·尼奎斯特决定要用彩色拍摄时,我们几乎测试了所有能被测试的元素,不仅是妆容,头饰,服装,还包括场景里的每一个物件,墙纸,镶边,地毯上每一寸的图案,我们对细节的追求达到了极致,在准备过程中,我们把每一个场景里的所有细节都拍到了镜头里。

《沉默》这部电影其实一开始叫《提莫卡》(Timoka),这个名字是爱沙尼亚一本书的书名,我起初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对于一座外国城市来说一个不错的名字。可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外国城市这个主题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感兴趣的,在写《沉默》之前我还有一个最终未成形的稿子,它讲的是一对杂技演员,他们在某个德国城市(忘了是汉诺威还是杜伊斯堡)走散了,那时还是二战末尾,在不停炮弹轰炸声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你可以看到这个稿子便是《沉默》和《蛇蛋》的雏形,甚至包括后来的《祭典》。我总是做着这样一个梦:在一个庞大的异乡城市里,我走在去一处禁地的路上,这个禁地不简简单单是破乱,而是一切规则和秩序都不复存在,因此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个梦我反复做了好几次,但是让人懊恼的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到达,总是在路上,要么就是中途从梦中醒来,要么就又转去做了一个别的梦。

早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我曾写过一个广播剧叫《城市》,在那个剧本里也弥漫着一股战争即将来临或是刚刚结束的气氛,但与《沉默》还是略有不同。《城市》里讲的是重建,里面有一名男子,来到这个让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很大程度上这部剧也是我当时生活状况的写照,我刚和妻子和孩子分开,艺术上也是,经历着一次又一次失败。如果我进一步去想为什么我对异域城市这么情有独钟,那么或许要追溯到十岁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那时我经常在街上流浪,有一个经常驻足的地方便是Birger Jarl拱廊,那里会放很多“小电影”。花上七十五分钱,你就可以溜进去看看当时意义上的R级片。而在旁边的小商店里,放满了紧身胸衣和假肢,以及一些打着擦边球的情色读物。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一直对异域城市这个母题念念不忘。

《犹在镜中》和《冬日之光》的画面是克制而朴素的,一次一位美国的发行商问我:“英格玛,你为什么不再移动摄像机了呢?”而在《沉默》里,斯文·尼奎斯特和我决定放下束缚,让影片顺着欲望和甚至淫荡的方向发展。直至今日,这部电影里呈现出的那些极富感性的影像仍使我感到十分愉悦。简而言之,制作《沉默》的过程是无比愉快的,而且,女演员们也十分天赋异禀,并很守规矩。她们的心情基本就没有变坏过。

Miscreance Credence

《第七封印》的雏形是我在马尔默戏剧学院教学时写的一部独幕剧,名字叫《木版画》,那是为了毕业汇演而临时写的,因为很难在已有作品中找到多个角色等同重要的例子。我干脆把写《木版画》当成一次习作,里面有好几段独白,而最终有几个学生演我就创造出来多少个角色。除此之外,《第七封印》的另一个源头则是卡尔·奥尔夫的管弦乐作品《布兰诗歌》,我对这部作品情有独钟,每次要去试镜的那天早晨我都会听一听它。《布兰诗歌》取材于中世纪的音乐,那个时候欧洲的土地上,饿殍遍野,战争连绵,路上的茫茫人流中,有学者,有和尚,有神父,也有滑稽小丑,而那些识字的有心人则把当时的故事编成歌曲,以便在教会节日或市集上演唱。在滑向没落的文明中,人们行走在路上,创作歌曲,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吸引人的一个场景。有一天,我听到《布兰诗歌》最后合唱段落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其实就可以拿来作为我下一部电影的主题。

拍摄《第七封印》只用了三十五天,比我和卡尔·安德斯·达姆林(斯文斯克影业的老板)约定的三十六天还要少一天。要不是那一年《夏夜的微笑》在戛纳得奖,卡尔·安德斯也根本不会同意我们开拍这部影片。《第七封印》是为数不多的那几部紧贴我心的电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实上这部电影一点都不完美,你不难发现它制作得很匆忙,但是正因如此,在我看来它更显得更加有力度并充满活力。而且,我饱含激情并百分之百地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主旨全都倾注到了这部电影里面。在那个时候,我对宗教信念仍然满心疑惑,因此,在电影中我将两种截然相反的信念并置在一起,让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去陈述各自的理由。也通过这样,长久以来自童年开始培养出的某种虔诚和长大后才习得的那份苛刻的理性有了一次虚拟的和解。

《第七封印》无疑是最后那部我完整陈述自己内心信念的作品,那份自孩提时代开始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信念。而从《犹在镜中》起,这份来自童年的继承便告一段落了,在那里,我始终认为任何人类创造出来的上帝的形象本质上都是恶魔,一个长着两张脸的恶魔。

关于死亡。对于死亡的恐惧也和我对宗教的看法密切相关。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小手术,医生的麻药下多了,在那段时间我感觉到自己从现实中完全消失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怎么一下子过去了这么多个小时?真是一眨眼的工夫啊。那个瞬间我顿时明白,死亡或许就是那样的感受,从存在变为不存在的。有人说,当身体和心灵分开的那一刻,也许感觉也不错呢,因为你可以暂且休整片刻,然后去体验全新的生活。不过我并不觉得是这样,那些所谓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的一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里,都贮藏于我们的内心之中。

《犹在镜中》是我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规模群戏,这对后来的《假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决定把戏剧情节尽可能压缩,比如说第一场戏,四个人从海边下船上岸,完全不交代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来。而从摄影的角度,《犹在镜中》对我来说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我和斯文·尼奎斯特合作的初期,因为彼此有两套完全不同的摄影理念,我们经常为如何用光和打光产生争执。如果说我自己的理念也经历了由青涩到成熟的转变,那么《犹在镜中》就是那个分水岭。还有就是,前一年我拍了《处女泉》,并获得奥斯卡奖,不得不说它大大提升了我的知名度。《处女泉》对我来讲的意义在于,是从这部电影起我对宗教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如果说在《第七封印》中我对宗教依旧抱着虔诚的态度,那么《处女泉》的内在动机则要复杂很多,上帝不仅在电影中让位于少女被强暴以及后来的复仇这一世俗故事主线,而它这一概念本身在我看来也早已土崩瓦解,充其量只是人们生活中的装饰而已。

《犹在镜中》很大程度上写的是我和我的第四任妻子卡比(Käbi Laretei)的婚姻与生活。就像我在《魔灯》里说到的,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微妙,彼此深爱对方,可以在对方面前说任何事,但是与此同时又毫无共同语言,难以交流。认识卡比一开始是通过书信,我们在见面之前通信了有一年之久,那段极富感情和智识气息的灵魂交流感觉相当美妙。卡比在文字世界里充满表达欲,但后来我意识到,当我们越是用美丽的辞藻去修饰现实,现实就越会远离我们。在一起生活之后,新的交流和相处方式的出现,催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而这恐惧的最终出口,有一部分就渗透在了《犹在镜中》这部电影里。我还记得,当这部电影还在企划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名字还不是《犹在镜中》,而是《墙纸》),我在工作笔记里写道:这将是一个沿着垂直而不是水平方向发展的故事,怎样才可以实现呢?从笔记的落款上看那天是1960年的元旦。尽管这个表达很奇怪,但丝毫不影响现在的我理解当时想说的是什么,垂直方向的意思就是,我想要通过这部电影去描绘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

在电影中卡琳的父亲大卫这一角色是一位成功的作家,或者说是小有成功但还没有被广泛认可——这完全就是我当时的境况。古纳尔·布约恩施特兰德出演这一角色,他那时已经转信天主教,由此可以想象他心中对诚实和真理的追求是如何与这个角色格格不入,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在整部电影中他估计没有说哪怕一句真话。弟弟米纳斯,我挑了一个刚从戏剧学校毕业的毛头小伙出演,对于这个角色的复杂他显然还不能完全驾驭,这既包括放荡不羁,对他父亲的蔑视,也包含对其的某种依赖,以及和他姐姐之间的感情纽带。饰演者拉斯·帕斯加德是个迷人的小伙子,他非常努力,我们两人都尽了全力,所以最后的不尽人意完全不是他的问题。你看,在我的这个“弦乐四重奏”里,其中一件乐器(布约恩施特兰德)始终都弹错,另一件呢(帕斯加德),倒是一直跟着谱子,但没有带丝毫感情;第三件乐器,马克斯·冯·叙多夫,拉出了应有的水准,但是整首曲子并没有过多的空间任其发挥。真正的奇迹是哈里特·安德森,她坚定而有力地诠释了这个角色,也正是因为她,整部作品才最终活了过来。

《冬日之光》的写作过程算是相当迅速。我们在1961年七月初来到托罗(Torö),在那里我开始动笔,到七月二十八号的时候就完成了。对于这样一个其实很微妙的故事来说算是非常快了,它的微妙并不在于复杂的情节,而是恰恰相反,因为简单。我最初的想法是想把这幕剧设置在一个荒废的教堂,一个已经关门了等待被修缮的教堂,那里面的风琴已经破损,老鼠乱窜,有一位男子把自己锁在里面,并最终在自己的幻觉中与孤独作伴。对于光线的要求我一开始也想得很简单,完全通过自然光来交代时间,黎明,正午,日落,和黑夜,它们是怎样在教堂的内壁和祭坛上留下踪影,我就把它表现成什么样。这些想法最终都事与愿违了,随着故事铺得越来越开,整部电影也朝着更戏剧化(而不是电影化)的方向发展,场景布置的计划也随之转变,灯光亦如此。和前一部《犹在镜中》相比,《冬日之光》的情感基调完全不同,如果说前者渲染了一份明媚的浪漫气息,那么后者就恰恰相反。也许,这两部电影唯一的联系,只在于《犹在镜中》整个故事讲的都是《冬日之光》的开头而已。

那个时候外界对这部电影并不看好,我也不是傻子,知道这类电影肯定不会特别卖座。就连古纳尔·布约恩施特兰德也演得非常吃力,托马斯·埃里克森这角色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他对饰演一位如此绝情的角色感到非常不适,这种内心的挣扎导致他经常忘词——这可是在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再加上,当时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我们每天只工作很短一段时间。这部电影的外景在达勒卡利亚(Dalecarlia)拍摄,当时是十一月,白天本来就不长,但出人意料地天气格外喜人。然而,我们依旧坚持避免在阳光直射的时候开机,电影中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在阴天或者雾天里拍摄的。一个瑞典人,在一个瑞典式的现实困境中感受一种瑞典天气带来的沮丧,怎么看都是个平淡无奇的故事。除了托马斯和玛塔在铁路道口的那一幕之外,整部电影都十分简单,但是在我看来,这简单背后也蕴藏着一份难以言明的复杂。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宗教和信仰上的冲突,但其实不仅如此,埃里克森牧师的这个角色的意义超越了爱和人际关系本身。

牧师和他的妻子是一类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浪漫化的理想主义,虽然易碎,但也真实无比。生活中,牧师的布道很受欢迎,他讲话流利,很有气势,经常和妻子一起到村庄里拜访老人,为他们唱诗,可以想象这样的生活让人十分满足。妻子去世了,牧师也逐渐遇到信仰危机,上帝的形象开始变得模糊。在妻子死后他一个人独居了两年,这段时间里,从情感上讲他已经一点一点迈向死亡,而就在这个时候,玛塔进入到了他的生活。这个女人一直深爱着埃里克森,但她患有心身疾病,牧师对她刻意疏离让其深切感觉到这段关系里爱的缺失。但玛塔是个固执的人,她把得到埃里克森牧师视为使命,并每天为此祈祷。当牧师在守护乔纳斯遗体的过程中,他清晰地看到那个在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的幻象——整个生命的溃败。后来两人去了Frostnäs,暮色下伴着教堂的钟声,他们在路上安静地走着,弗洛维克(Algot Frövik)对自己绝望的反思带给他们慰藉,甚至有一瞬间托马斯感觉到,其实上帝也与他一样正在承受痛苦。就这样,当一切都几近毁灭的时候,正是浴火重生的开始,埃里克森牧师决定再次拾起自己的职责。

如果我们相信宗教和信仰,那么会说,这是因为上帝向他交代了些什么;如果我们不信上帝,那么就会朝着另一个角度去解释一切,是玛塔和弗洛维克伸出援手拯救了一个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可怜人。想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上帝究竟沉默与否,其实早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Other Films

《喜悦》以及那个时期的其他作品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我很难把青年人的快乐刻画得令人满意。我想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因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曾经年轻过,所有的那些过往经历只能用不成熟来形容,而非年轻。青年人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极其陌生的,我不太合群,喜欢独处,喜欢阅读,记得那个时候我对瑞典作家亚尔马·伯格曼(Hjalmar Bergman)的小说爱不释手。当然结果就是,每当需要在电影里刻画出青年角色的时候,我总是从那些老掉牙的文学作品中去借鉴灵感。在《喜悦》当中,有一些场景的描述理应更冷静客观,保持适当的距离感,但是我却最终把它们拍得非常个人化,这都是因为我当时对这类题材并没有一个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说到这部电影的由来,不得不再次提到婚姻。我的第二段婚姻当时正跌落谷底,我和妻子试图通过互写情书来挽回感情。我也开始回想我们两人在赫尔辛堡时候的时光,根据这些回忆写下了几篇草稿,我觉得写下来的都是那段期间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既包括对艺术的看法,也包括对婚姻问题的反思。写着写着我的想法渐渐清晰,并且开始有了让音乐贯穿这部电影始终的想法。赫尔辛堡当地的交响乐团,虽然技艺不算精湛,但有几首经典作品却诠释得非常之好,每有机会我就观摩聆听他们的排演。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从乐队指挥斯登·弗里克伯格(Sten Frykberg)那里借来的录音,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里面的每一段旋律都能让我清晰地记起是哪一位乐团成员在背后演奏,还有那些工资还未被支付却依然满腔热情的合唱团成员们。这无疑是个饱含力量和感人的瞬间,我想,把它搬到电影荧幕上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

《喜悦》不是一部很均衡的电影,但它也有几个闪光的瞬间,斯蒂格·奥林和玛伊-布里特·尼尔松在夜晚的那次冲突就是一例,后者娴熟的演技让那一幕让人看罢回味无穷,这样一番对两性关系诚恳而清晰的呈现,也多少写出了我当时对婚姻的看法与挣扎。与此同时,《喜悦》也是一部情景剧(melodrama),在这类片型中,我想要挖掘的是情感上的绝对自由,就像后来在《芬妮与亚历山大》里做的那样。现在回想起来,在影片中把妻子的亡故和贝多芬的《欢乐颂》并置在一起多少有点草率和轻浮,我最初的稿子似乎要更好,在那个版本里两人只是分开而已,他们仍然在一个管弦乐团中,但在妻子接到斯德哥尔摩的邀约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画上句号。让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我还不能驾驭一个如此简单而残酷的结尾。

《夏日插曲》说来话长。现在想起那应该是源于我十六岁时候的一段爱情经历,那年夏天我和家人在奥尔岛(Ornö Island)度假,可以想见那个时候我的时间仍被繁重的学业所占据,所以整个夏天只有极少一部分时间我得以和当地的年轻人一起玩耍。那个时候我还很瘦,脸上长着青春痘,跟人说话的时候也结结巴巴的。那是一段既慵懒又放纵的美好时光,尤其是在那片原始又富含感性的土地上,可与此同时,我也是相当孤独的。在那个叫做天堂岛(Paradise Island)的远端,也有一个这样孤独的女孩子,她和父母居住在一间还没修缮完工的大别墅里,她母亲虽然已经略显苍老但脸上依旧透着几分少有的美,她父亲患有中风,终日坐在一间大乐室或者那个面朝大海的露台上。时不时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岛上看望他们,参观那缤纷的玫瑰花园,有时候你会感觉自己一只脚踏进了契诃夫的某部短篇小说里。在我和那个女孩之间萌发了一段青涩而短暂的感情,这和其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儿在孤独的时候所做的没什么不同。秋天到来,爱情终结,但我再后来一个夏天考试结束后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

后来我来到斯文斯克影业,成日被催稿,是个不折不扣写剧本的奴隶,于是我把这个当年的小故事拿了出来,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初稿中加入了很多闪回,几条线索交织,结构十分凌乱,我改了又改都不能令人满意。后来赫伯特·格雷文纽斯拯救了我,在他的修改下,初稿里那些浮夸的段落被摘掉,表现这段感情的那些原始而真挚的细节被再次挖掘出来,也多亏了他的帮助,这个剧本最终通过了审核,得以开拍。

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外围的那几个岛屿上拍摄的这部电影,这个地方很特别,既像一个朴素版本的世外乡村,也有几分原始土地才有的荒凉,这种反差对于电影里交代的那两个不同的时空很重要:夏日的光芒,和秋天的暮色。玛伊-布里特·尼尔松的表演为这部电影注入了一份真诚和柔和,她完全读懂了这个女孩的故事,并在表演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既带着几分嬉闹顽皮,也多了一点严肃和认真。我们的摄像机就跟着她,而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也是我最快乐的几段经历之一。

但是好景不长。拍到一半的时候斯文斯克影业想要我去执导另一部作品,《不能在此发生》,这是一部从好莱坞借鉴而来的间谍惊悚片,为了糊口我不得不把《夏日插曲》搁在一边转而去拍这部我的一点都不感兴趣的片子。可以想见,整个过程都是不折不扣的折磨,当你不得不去完成一件你不想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无疑是痛苦的。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这个题材本身让我心烦,后来在电影业暂时停摆的那段时期我去拍了电视剧,事实证明我很享受那段过程,因为在拍摄中我可以自由地挑战商业片里的那些定式,在资本的支持下,我也变得更加无所不能。但是不得不说,《不能在此发生》从头到尾都是一段折磨。在我拍过的所有作品中,很少有像这样让我如此厌恶甚至感到羞耻的,《不能在此发生》是第一部,后来的《接触》也是一部,它们是我最不喜欢的两部电影。

1950年秋天,《不能在此发生》上映,如人所料,一边倒的差评,不管是影评人还是观众都是如此。我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在那个时候《夏日插曲》仍在静静等待着自己未卜的命运,直到一年以后,它才最终和公众见面。

《不良少女莫妮卡》的诞生还要归功于前一部《女人的期待》,在我们制作那部电影的时候,我和作家佩·安德斯·弗格斯特洛姆定期会面,他当时正在写一个青年男女私奔的故事,他们两人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经历了感情和生活上的波折后终于又回到人类的文明世界。我和安德斯一起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了剧本,并提交给斯文斯克影业,并告诉他们这将是一部低成本电影,不需要很多工作人员,而且拍摄时间也可以很灵活。老板们批准了,于是我再一次马不停蹄地从完成上一部电影之后投身到下一部电影中去。哈里特·安德森和拉斯·埃克伯格是我在《女人的期待》试镜的时候认识的,我把他们叫了过来,《不良少女莫妮卡》就这样开工了。

我从来没有制作过这样一部如此简单的电影,整个创作和拍摄过程都相当顺利和自由,后来的反响也让人十分满意。不得不说,最让人高兴的是通过这部影片我发现了哈里特·安德森,她是个十足的天才。在之前她主要在剧院里工作,也在几个喜剧片里面饰演过些小角色。我还记得在我们拍摄《不良少女莫妮卡》的过程中,来自出品方的阻力还是不小的,我有问古斯塔夫·莫兰德用哈里特饰演莫妮卡合不合适,他冲着我眨了眨眼睛,说道,如果你觉得你能从她身上得到些什么,那么应该还是很不错的。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听懂了这位老同事这番话里有话的回应。

在道路曲折的电影工业丛林中,你终其旅程也不过遇得上有限的几位真正熠熠发光的天才。哈里特·安德森就是其中的一个。举个例子:夏天结束了,哈里不在家的时候莫妮卡开始和一个叫莱勒的男子约会,在一家咖啡店,莱勒用点唱机放了一首歌曲。音乐响起,我们把镜头移向哈里特,她的目光从她伴侣身上移开,一点一点转向正对着她的摄像机镜头。这个出人意料的瞬间,哈里特那直勾勾的不带任何羞赧之色的眼神,成就了影史上第一次角色和观众之间的直面交流。

《羞耻》在1968年9月29日首映之后,我因为关心观众对它的反应而心神不宁。第二天我就给斯文斯克影业公关部门打电话,询问反响如何。那个时间段经理正好出去喝咖啡了,她的秘书在电话里说,经理本人还没有读报纸上的评论,但感觉上应该还不错,Expressen晚报上给了五星,但我们还没看到他们具体说了什么。我放下电话的时候发着四十度的高烧,心脏快要跳了出来,这些都是我当时绝望和歇斯底里的写照。是的,我并不十分快乐。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两点:第一,一位导演在等待公众评论时的痛苦;第二,这位导演是如何笃定地认为他拍了一部还不错的电影。

我今天回过头来看《羞耻》,觉得电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先是关于战争的描述,然后是关于战争给人带来的影响的描述。第一个部分拍得很差,比我想象的还要差,第二个部分拍得很好,比我记忆中的那个版本感觉还要好。电影的前半部分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交代了两个角色的背景和心境,当战争结束,影片转入对其后果的描绘时,我觉得好的那部分才刚刚开始。实话跟你说,我对这部作品感到十分自豪,我认为《羞耻》甚至参与到了对人们当时对时局的辩论(比如越战),也因此我不停地对自己说,这是一部好电影。这是一部描述暴力的电影,在美国电影中,对于暴力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个传统,而在日本电影中,暴力甚至上升为一种仪式,并在影视作品中无可比拟地表现出来。当我拍摄《羞耻》的时候,我内心中很想把战争的残酷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但遗憾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我还并不完全懂得,一个现代意义上对战争的诠释者需要的更是坚强和精准,而这些素质我当时都还未完全具备。

在剧本创作阶段,这部电影的名字还是《羞耻之梦》(Dreams of Shame)。换句话说,现在在你眼前呈现的这部《羞耻》其实写得非常粗糙。电影的第一部分完全可以用一段十分钟的独白来替代,而之后发生的,则需要进一步展开,展开得越充分越具体越好。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在开拍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甚至最终在剪辑的时候也是如此,整个过程中我都认为《羞耻》从头至尾都合乎逻辑,自圆其说。然而,现在看来,这样一份在拍电影过程中不知对错的心态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最大程度保护了导演的自尊心。拍电影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可以横生出各种枝节,如果在这之上你还要去应对自己脑子里那嗡嗡嗡的质疑之声,我想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够完全承受这个过程中的艰辛和痛苦了。

《安娜的情欲》是于1968年秋天在法罗岛上拍摄,那个时候岛上的风非常猛烈,这也映照了那个时期整个电影行业里刮起的大风。从某种角度上讲,这部电影看上去有点过时,但同时它也十分有力量,和当时广泛被接受的那些拍摄手法迥然不同。从最浅显的方向出发,你能从毕比·安德森和丽芙·乌曼身上的迷你裙找到那个时代的踪迹,我一开始对此是有所迟疑的,但是,当看到这两个女人所表现出的力量时,我被彻底折服了。《安娜的情欲》某种程度上是《羞耻》的变体,它拍出了我想要在《羞耻》里真正拍出的东西,即暴力对人们精神的潜在影响。好吧,它们俩其实就是一个故事,只不过后者让人觉得更可信一些。

对比《羞耻》和《安娜的情欲》,里面呈现的现实场景是一致的,但场景背后潜在的危机在《羞耻》中表现得更为微妙。当现实世界在《羞耻》中终止以后,《安娜的情欲》里的梦境由此开始,有些遗憾的是这个转折并不那么流畅。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在片子中留下那么多六十年代的元素,《安娜的情欲》会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不仅是迷你裙和发型,还有对演员的访谈和那段即兴发挥的晚餐戏,都是应该被剪掉或弱化的。我当时之所以没有勇气这样做,是因为之前的《羞耻》反响并不好,我朝着让人更加理解我的电影这个方向去拍的《安娜的情欲》。

电影中约翰(Johan)这个角色是《冬日之光》里乔纳斯(Jonas)的再现,他们两人无法体察人们之间共通的情感。直到今天,在我的哲学里面,我都认为人们心中住着一个难以形容的可怕的恶魔,在所有动物中,也只有人类的心里住着这样的恶魔,它完全不由理性和法律支配,它是人类灵魂中最深层恐惧的来源。拍摄《安娜的情欲》用了四十五天,回想起来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考验,因为剧本里更多写的是人物的情绪,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剧情。通常,我会在写剧本的时候就预想好怎样在拍摄的时候处理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但是这一次我拖到了开拍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想这些事情。一方面是由于时间紧迫,另一方面我也是想借此机会挑战一下自己。

《安娜的情欲》也是我和斯文·尼奎斯特拍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电影,《这些女人》也是彩色片,但那是一部依据已有模式拍出来的彩色片,这一次我们想要在色彩上真正有所创新。我们两个人都很自我,也很有野心,想要用色彩拍出一部黑白片,每一个色彩的运用都有其内在的规则,这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当时的技术也很局限,出来的效果并不理想,我们因此也经常争吵。有一次,斯文的一位助理摄影师忍不了了,他在之前是个非常认真和任劳任怨的帮手,但这一次他显然被激怒了,他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对我和斯文进行声讨,说我们两人就像两个独断专行的君主,并宣布接下来所有的拍摄意见都要征求整个团队的同意。我当然没有让步,我回应道谁不想干了就拿着工钱赶紧走人。当然最终没有任何人拿钱回家,拍摄继续,再也没有这样的抗议出现。

但是,我不得不说《安娜的情欲》的拍摄过程是我生涯中最糟的几段经历之一,它和《不能在此发生》《冬日之光》和《接触》相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秋日奏鸣曲》的大纲在1976年3月26号的时候就已完成,那年的一月我陷入到了那段逃税风波中,整个人的状态都十分不好。三个月里,我从卡洛琳斯卡医院转到索菲亚医院,并最终来到法罗岛。三个月后,判决结果下来了,从最初预想的重判变为一个非常轻的罪行,我这才缓和了过来。我在工作笔记里写到,无罪获释的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并突然萌生了想要写一个母女关系故事的想法,而对于这对母女,则非要英格丽·伯格曼和丽芙·乌曼来出演不可。也许最终还可以有第三个角色,但无疑这两个角色十分重要。最终在成片中角色增加到了四个,每一个角色走循着她自身的成长和心理轨迹。母亲和女儿彼此没有互相原谅,通过重病的女孩这个纽带,她们才零星地表露出了自己身上的悔恨。

和英格丽·伯格曼合作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上一次我见到她是在戛纳电影节的时候,那时候我出展的是《呼喊与细语》,她借机会塞给我一封信,里面提醒我那个说要一起拍一部电影的约定。《秋日奏鸣曲》的剧本其实是我当时为《蛇蛋》可能夭折而准备的“B计划”,当时我对在瑞典工作充满厌恶,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秋日奏鸣曲》这部电影最终是在挪威拍摄。事实证明,选择在奥斯陆郊外这座原始朴素的工作室拍摄是个多么正确的选择。这间房子建于1913还是1914年,依旧保持着初始的样子,当然,岁月的暴风吹出了它的棱角,但总的来说还是让人感到十分温馨舒适。拍摄过程是相当疲惫的,并不是我和英格丽之间有什么合不来的地方,而是我发现我们两人之间最大的障碍来自语言。在第一天排练读台词的时候,她在镜子前读自己的那部分,我注意到她用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每一句话,一种还停留在四十年代的和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方式。我很快就意识到,用倾听理解和好言相劝并不能解决问题,在英格丽身上我动用了通常都会拒绝一种伎俩,那就是威严相逼。

和这两位演员一起工作是件极其困难的事。当我回过头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很多需要支持丽芙的时候选择了随她去。丽芙是一名慷慨的演员,她总是倾尽所有,但在有几幕中,她显得有些游离了。这都是因为整个拍摄过程里面我都一直在重点关注英格丽。而英格丽呢,也不是从头到尾都顺利,有时候她台词忘得很快,在早上的时候她通常脾气都不好,容易生气动火。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个时候她也同时在和自己的病魔作斗争,同时,在一种全新的自己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下工作本身就不轻松。但是英格丽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很专业,也没有试过要放弃或者退缩。每个人都有她自己的弱点,但即便如此,英格丽·伯格曼仍然是一位卓越的演员,慷慨,大气,并极具天赋。后来有一位法国影评人这样描述这部电影,在《秋日奏鸣曲》里,(英格丽)伯格曼出演了一回(英格玛)伯格曼。我觉得这句话放在我神圣也同样适用,在这部电影里,伯格曼(这回是英格玛)拍出了一部伯格曼。

说到这个,不得不多说几句。在众多导演中,我尤其对塔可夫斯基充满敬意,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导演。我对费里尼也无限崇敬。与此同时,我渐渐意识到,从某个时刻起塔可夫斯基开始拍出塔可夫斯基式的电影,费里尼也开始拍出费里尼式的电影,但黑泽明却从来没拍出过一部黑泽明式的电影。我自始至终都无法由衷欣赏布努埃尔,从艺术生涯的一开始他就找到了某种窍门,那种布努埃尔式的巧妙和狡黠,在这之后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重复这些窍门和技巧。布努埃尔总是得到赞誉,而他也总是拍出布努埃尔式的电影。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该轮到我伯格曼对着镜子问自己:我们在向哪里去?伯格曼开始拍出伯格曼式的电影了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p.17

……这座城市,他的城市,至今仍处在时代的边缘:它依旧是当初那座炎热干燥的城市,夜晚也仍旧充斥着那些让他觉得恐怖不已的事,但同时,也仍能让人感受到青春期那种孤独的快乐。在这里,鲜花会生锈,盐巴会腐烂。四个世纪以来,除了在凋谢的月桂树和腐臭的沼泽间慢慢衰老,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冬天,瞬间而至、席卷一切的暴雨使厕所里的污水漫溢,把街道变成令人作呕的泥塘。夏天,有一种看不见的灰尘,粗糙得就像烧红的白垩粉,被狂风一吹,便会从各个缝隙钻进屋里,堵得再严实也无济于事。此外,狂风还会掀开屋顶,把小孩抛向空中。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的穷人们会乱哄哄地离开用纸板和锌铜合金板搭建在沼泽边的棚屋,带着牲畜和吃饭饮水的家什,一窝蜂兴高采烈地去占领殖民区那布满岩石的海滩。直到前几年,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身上还带着真真正正的奴隶印记,那是用烧红的烙铁印在胸口的。整个周末,这些人都毫无节制地纵情跳舞,拼命用自家蒸馏酿制的烧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在梅子丛中交欢。而到了星期日的半夜,他们会以一场血腥的群体争斗来结束自己的方丹戈舞。一周的其他几天,这群风风火火的人则混迹于老城区的广场和大街小巷,摆起小摊,做起各式各样的生意,为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注入一种散发着炸鱼味的集市的躁动:一种新的生活。

p.29

如果两人能及时明白,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或许他们的生活完全会是另一副样子。而如果说,他们在共同的生活中也多少学到了点什么,那就是智慧往往在已无用武之地时才来到我们身边。

p.33

当他们步入老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相信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即那次吵架竟是他们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也是他们唯一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希望开始过另一种人生。尽管现在他们老了,已经心平气和,但还是注意不去提它,因为那刚刚愈合的伤口会再次流血,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p.73

多年以后,当他试图回忆那个被诗歌的魔力理想化了的姑娘原本的模样时,却发现自己无法将她从昔日那些支离破碎的黄昏中分离出来。即便是在急切等待着她的第一封回信的那些日子里,在他悄悄地望着她却不让她发现的那些日子里,他看到的也只是午后两点的阳光下和纷纷扬扬的杏花中她隐约的轮廓,无论季节如何变化,那情景始终都停留在四月。而他之所以愿意站上唱诗楼的首席位置,用小提琴与洛达里奥合奏,唯一的目的就是看她的长裙如何在赞美诗的歌声中轻轻飘动。

p.151

圣诞夜,她们到大教堂去望子时弥撒。费尔明娜·达萨站在当初可以最好地欣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秘密为她演奏的位置上,带表姐看了自己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看见他的准确地点,就在与此同样的一个夜晚,她的目光撞上了那双惊慌的眼睛。她们还冒险独自去了“代笔人门廊”,买了一些甜食,又在卖神奇纸的商店玩了一会儿。之后,费尔明娜·达萨向表姐指出了那个她猛然发现自己的爱情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地方。她并没有察觉,从家到学校,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地方,她短暂过去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存在的。伊尔德布兰达向她指出了这一点,但她却不肯承认,因为她永远也不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好也罢坏也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她生活中唯一曾发生过的事。

p.186

……很难想象有人能像她那样,那么快,那么兴高采烈地适应了巴黎的日常生活。尽管巴黎阴雨连绵,她还是学会了去爱记忆中的它。然而,当她带着那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的无数经历,带着旅途的疲惫,昏昏欲睡地回到家时,港口的人们问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对欧洲的种种神奇之处有何感受,而她用一句四个字的加勒比俚语概括了这许多个月的幸福生活:

“浮华而已。”

p.197

与对出版《恋人指南》这一提议的反应不同,特兰西多·阿里萨在这件事上甚至超前一步:她当即买下房子,开始全面翻新。原来的卧室变成了一间会客厅,又在二层建起了一间供小两口使用的卧室,以及一个为两人将来的孩子准备的房间,两间房都宽敞明亮。在以前烟草厂房的位置,建起了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种了各个品种的玫瑰,全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利用清晨的空闲亲自栽种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经住的店铺里永久地保持了原貌,吊床仍旧挂在那儿,写字台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而他却已搬到二层预备做婚房的那个房间去了。那是整座房子中最宽敞、最凉爽的一间,阳台建在了屋内,晚上海风轻拂,空气中飘着玫瑰园的馨香,坐在那里惬意无比……

p.201

……他喜欢这幢房子,它明亮凉爽,有四扇大窗面朝大海,还能远眺古城的全貌。他也喜欢那些琳琅满目、光彩照人的陈设,全都是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每次出海时带回来的各式精美的手工艺品,多得连再放一件的地方也没有了,让客厅看上去既神秘复杂又精致无比。朝海的露台上,一只马来西亚白鹦鹉站在只属于自己的铁环上,羽毛白得令人难以置信,它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带给人无限的思考——这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见过的最美的动物。

p.204

从午觉中醒来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记得那只白鹦鹉的尖叫声,它铜管乐器般凄厉的声音与它美丽的外表背道而驰。但在下午四点的炎热中,一切都静得仿佛透明一般,从卧室的窗子可以望见老城的轮廓——下午的阳光照在它的脊背上——一个个金色的屋顶,还有仿佛在燃烧的通往牙买加的大海。

p.234

……直到后来,想要弥补过去已为时过晚,她甚至还为他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坚韧而失望痛苦过,并且不时地感到某种迟来的渴望,盼能收到一封永远不曾到达的来信。但当她不得不正视自己嫁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决定时,她在一场更大的危机中被击垮了,因为她发现自己在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就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后,也同样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更喜欢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事实上,她喜欢后者的程度不比喜欢前者多,而了解则更少,他的信不像前者那样炽热,也没有做出过那么多能证明其决心的感人举动。事实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追求从来不是用爱的语言表达的,而且奇怪的是——至少可以说是奇怪——像他那样一个天主教的卫士,向她提供的竟然仅限于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它们终究不是爱情。这些疑虑增加了她的彷徨,因为她也并不坚信爱情当真就是她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

p.250

他的过去唯一的参照点就是与费尔明娜·达萨短暂的爱情,只有和她相关的事才能让他找到岁月的支点。所以,看见燕子停在电线上的那个下午,他从最久远的记忆开始回顾自己的过往,回顾了一桩桩猎艳的情事,回顾了为爬上发号施令的位置曾跃过的无数处暗礁,以及种种都数不清的往事,而这一切皆由他那刻骨的决心而起:他誓要让费尔明娜·达萨属于他,而他也属于她,这个决心高于一切,所向披靡。可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一生几乎都已经过去了。

p.283

……小孩子们只有在真生病时才生病,和医生交流时也不会说套话,只讲具体的症状,没有半点虚假。成人则正好相反,到了一定年龄,要么是只有症状而没有真生病,要么更糟:病得很重,症状却像其他一些无关痛痒的小病。他通常都用缓和性的药剂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把问题交给时间,让他们在暮年的一团乱麻中与自己的小毛病长期共处,最终学会熟视无睹。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想到,像他这个年纪的医生,自认为什么都见过了,竟然不能克服明明没病却觉得有病的焦虑。或者更糟:也许是真的有病,却仅仅凭着科学的偏见,不相信自己有病。

p.294

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可怕的流行病、或者其他疾病留下的痕迹。她还保持着豆蔻年华的体重和身段,但很显然,最近两年她经历了仿佛十年的艰辛与严酷。短发很适合她,两侧的鬓角像翅膀似的翘着,但已经不是蜜的颜色,而是铝的银白色。老花镜后,那双美丽的柳叶眼已失去了半生的光芒。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着她挽着丈夫的手臂在散场的人群中远去,惊讶地发现她竟在公共场合披着穷人的头纱,穿着家用的便鞋。但最让他感伤的,是她的丈夫不得不抓住她的手臂,指引她该从哪里出去,而即便这样,她还是估计错了高度,差点在门口的台阶上跌倒。

p.319

他在恍惚中又度过了一个星期,干什么都无法集中精神,吃不好,睡得更糟,一心寻找能给他指明获救之路的标记。但从星期五开始,一种平和的心境无缘无故地征服了他,他把这理解为一个征兆,预示着不再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了,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而且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一切都已走到尽头。然而星期一,他回到窗户街的家中,竟发现有一封信漂在门厅的积水里。他立即认出了湿漉漉的信封上那高傲不屈的字体,生活中的无数波澜并没能改变它。他甚至相信自己闻到了凋谢的栀子花的夜间芬芳,因为在惊喜的第一瞬间,他的心就把一切告诉了他: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刻也无法平静地等待的,那封信。

p.341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暮年的岁月不是奔涌向前的激流,而是一个无底的地下水池,记忆从这里慢慢流走。

p.343

那是对人生、爱情、老年和死亡的思考:这些想法曾无数次像夜间的鸟儿一般扑扇着翅膀掠过她的头顶,可每当她想抓住它们时,它们就惊飞四散,只剩下散落的片片羽毛。而如今,它们就在这里,清晰明了,正如她自己原本想表达的那样。

p.351

她喝完一壶茶的时候,他也喝完了一壶咖啡。他们已经试着开始并又中断了好几个话题,并非因为真的对这些话题感兴趣,而是因为想避开另外一些无论他还是她都不敢触及的话题。两人都有些胆怯,都不知道在距离年轻岁月已如此遥远的时候,在一座不属于他们的房子里,在用来下象棋的露台上,在还飘着墓地花香的地方,究竟要做些什么。这是半个世纪后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坐在一起,距离是如此之近,并且有充足的时间静静地看着对方。他们看得如此清楚:这两个被死神窥视的老人,没有旁的什么共同之处,一起享有的只是对那个短暂过去的回忆,然而那个回忆早已不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两个消失了的年轻人,那两个人足可以做他们的孙子了。

p.401

船长看了看费尔明娜·达萨,在她睫毛上看到初霜的闪光。然后,他又看了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到的是他那不可战胜的决心和勇敢无畏的爱。这份迟来的顿悟使他吓了一跳,原来是生命,而非死亡,才是没有止境的。

“见鬼,那您认为我们这样来来回回的究竟走到什么时候?”他问。

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以来的日日夜夜,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直都准备好了答案。

“一生一世。”他说。

Slavoj Zizek –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

Part I   The Universal: Themes

1   Hitchcockian Suspense by Pascal Bonitzer

希区柯克独有的制造悬念的方式,常常从看似平凡的场景中催生出,他本人更喜欢剪辑而非戏剧化的表演本身,因此他会要求演员尽可能在镜头前“保持中立”,从而达到他想要的悬念效果。

Hitchcockian narrative obeys the law that the more a situation is somewhat a priori, familiar or conventional, the more it is liable to become disturbing or uncanny, once one of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begins to ‘turn against the wind’. Scenario and staging consist merely in constructing natural landscape with its perverse element, and in then charting the outcome. … …Hitchcock systematically opposes suspense to surprise. He prides himself not so much on directing the actors — since he asks of his actors merely that they remain ‘neutral’, so that he can then edit a scene, a neutrality which he in fact takes some pleasure in testing by introducing postures which are frequently difficult, if not acrobatic — as on directing the audience.

在悬念过程中时间的刻意延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情欲和色情的表现手法。

We are now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understand why Hitchcock should have insisted so often upon the paradoxical use of slowed-down time in suspense, … …This subjective stretching, this viscosity of time, is related to eroticism, and it concerns the eroticized time in the prolonged, necessarily disturbing undecidability of an event. Suspense is the erotic prolongation of the trajectory of a coin thrown up into the air, before it falls on one side or the other.

2   Hitchcock’s Objects by Mladen Dolar

希区柯克电影中的重复其实不仅是单纯的复制,而是另有所指,往往二元的重复都在暗暗指向第三个物件或是个体,而那第三个“不在场”的元素才是破解这些重复的关键。

……There is a thesis implied on the structural level — not simply an obsession with duplication, but quite the contrary: every duality is based on a third. The third element is both excluded and introduced as a stain in this mirror-relationship, the object around which it turns and which fills the gap of the exclusion, makes then absence present.

意外的偶遇对于希区柯克的戏剧空间非常重要。

Accidental encounters, as already pointed out, are essential for Hitchcock’s universe. It is a universe governed by a ‘malign spirit’ which makes a chance event plunge a normal citizen into a nightmare, and it is the chance accident that reveals the structure into which the subject is implicated. The chance encounter basically takes the form of a joint between an element and an empty space, a void that was awaiting the subject like a trap.

推动剧情发展的麦高芬,它的实质内容其实并不重要。意义在其最高层面上往往体现为其自身的缺失。就像《放大》里的网球,虽然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但我们仍然知晓其“存在”。

The McGuffins signify only that they signify, they signify the signification as such; the actual content is entirely insignificant. The are both at the core of the action and completely irrelevant; the highest degree of meaning — what everybody is after — coincides with an absence of meaning. The object itself is a vanishing point, an empty space; it does not need to be shown or to be presented at all – as in Blow-up — an evocation by words is enough. Its materiality is inessential; it suffices that we are merely told of its existence.

3   Spatial Systems in North by Northwest by Fredric Jameson

现代主义电影风格并不是希区柯克作品的特质,事实上他的电影中很少出现像《第七封印》中“死神之舞”或者《维莉蒂安娜》里面“最后的晚餐”场景那样的画面,那些视觉效果和其背后所指意义完全相互脱离的场面。

… …In spite of the fetishzation of the visual and the voyeuristic in Hitchcock, these films rarely work towards the supreme moment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modernist image as such, the dissociation of the moment of vision from the narrative which become its pretext, as in the Dance of Death in The Seventh Seal, or the dramatic caricature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image-production in the unexpected Last Supper of Viridiana.

希区柯克的电影也很少带有明显历史的痕迹,他的影片不强调是何年何月,即便是那几部聚焦在巴尔干地区或者讲纳粹的作品里,历史痕迹也被淡化了许多。

… …what can equally well be argued is that in that sense Hitchcock’s images are never historical. Historicity — the urgent sense of the year, the date, the decade, the cut of the hair or the dress, the model cars, the ideological and current-event preoccupations of a time in a particular place — is never active in Hitchcock, not even in the pretexts of the ‘Balkan’ or Nazi films, much less in the feeble Cold War efforts.

4   A Perfect Place to Die: Theatre in Hicthcock’s Films by Alenka Zupancic

剧场视角和电影视角是截然不同,电影之所以为电影,恰恰在于其内在视角和我们在剧院里看戏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当摄像机不仅仅是记录或转述正在发生的剧情,而是自带逻辑的去表达导演想要传递的讯息的时候,电影视角就形成了。

For Hitchcock himself, the birth of a ‘pure film’ is the moment when Griffith’s camera overstepped the barrier of the stage and thus discovered a new subject of the gaze — the film subject. … …The emergence of the specific cinematic view does not coincide simply with the invention of cinema. The decisive break between film and theatre occurred within film itself, when filmmakers ‘changed the paradigm’ by ceasing to think in terms of theatre and beginning to think in terms of film; more precisely, when the camera stopped being a mere mediator, the recorder of a specific theatrical vision, and became an ‘organ’ with which the filmmaker thinks — a creator of its own vision.

“戏中戏”呈现的其实是原本就缺失的东西,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原件的复制品。

… …The structure of the play scene is precisely the structure of what psychoanalysis conceptualized as Vorstellungs-Reprasentanz: we are dealing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mething which is originally missing; with something that can appear only as duplicated and appears already the first time as its own repetition: its only original is this very repetition.

5   Punctum Caecum, or, Of Insight and Blindness by Stojan Pelko

在电影影像中突然出现的静态照片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它制造了距离和另一段在电影剧情之外的时间空间,尽管我们的眼睛依然睁着,但在照片面前似乎感觉像闭上了双眼,因为思路变得更自由和活跃了。

Raymond Bellour derived from this case some far-reaching conclusions about the role of a static photographic image in the dynamic stream of cinematic moving pictures:

By creating distance and another time, the photograph allows me to think in the cinema. It allows me to think the film as well as the very fact of being in the cinema. In short, the presence of the photograph allows me to cathect more freely what I see. It helps me (a little) to close my eyes, though they keep on being open.

… …After all, it is precisely this elusive juncture of pondering eyes and dimmed mind around which Alfred Hitchcock builds his cinematic universe. Because of that, by necessity, he himself appears at a similarly elusive juncture — at the juncture of classic and modern cinema.

Film Comment’s Interview with Ildiko Enyedi

Interview by Nicolas Rapold

原文刊载于《Film Comment》2018年2月21日网页版(https://www.filmcomment.com/blog/interview-ildiko-enyedi/)

这部电影的灵感从何而来?

这都源自一些非常基本的感受。记得那是在三月初,早春,天气还很凉,但从空气中你仍能嗅到春日的气息——一种万物初始皆有可能的清新感受。我在街上游荡,看见路人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但你知道他们心里感受到的和你没什么两样;而他们看到的也是这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我想,把这个拍成一部电影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在这世上,有多少事潜藏在表象之后,又有多少感觉我们无法同他人分享。

写作的过程进展得很快,也就几个星期时间——这可能是我最轻松的一段剧作经历。也是在那同一天,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了这两个角色,而且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共享梦境”这个构思究竟是从何而来。我只是想把这两个人放在一个他们无法逃避的情境中,一个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情境。在这样的设置下,我只是把他们所做的事情记录下来而已。

这两个人彼此的梦被互相分享,真是个美妙的创意。这与人们对爱情的思考很像,我们总在想是否对方也有同样的感受,或者在这里,同样的梦境。

有时候你会质疑写出来的故事,会犹豫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会想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么做都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自己构思的初衷。这一次我几乎没有怎么更改最初的剧本——这其实挺不寻常的,我所做的就是毫无顾忌地把我想到的写出来。现在我觉得,这个故事似乎讲的是多年以前我读荣格时候的某种感受。弗洛伊德更加关注个人和个人的过去,而荣格则侧重人们潜意识的心理活动。不管乐意与否,我们实际上都将之与他人分享。当我们处在睡梦中,对自己失去绝对控制的时候,你会无比接近自己的,怎么说,心灵吧。因此,梦境有时确实是非常私人的体验,但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些瞬间,你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袒露给他人,这和你在白天里与别人的交往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也正是这部影片所要关注的主题。

这对Maria来说似乎尤其重要,因为平日里的她有交流障碍,你会感觉到她总是不停地去揣摩和分析周围的环境——这一定非常耗费精神。但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她与别人开始建立起联系。

是的,正是这样。

Maria这个角色是从何而来呢?

说实话,我并没有花过多时间精力去“捏造”这两个人物形象。他们在一开始就完整地“出现”在我面前,非常饱满,让我感觉到我似乎已经认识他们很久了。当然,Maria的很多特质也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她与周围世界建立起联系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与外界一点一点熟悉起来的方式。比如说,在我生下孩子之后,我开始学游泳,学骑自行车,只是为了能和孩子们更长时间地在一起。通过这样,我感到自己过上了一种更广阔的生活,和小时候相比,我开始更多与外界接触,你知道孩提时代的我只会呆在家里读书。

好像我有时候也像那个样子……

对,世界上总会有这样的人。说到Endre,我对他也有一样的感触,在他身上看到的其实也是很多非常成功出色男人所曾经历的:当他们衰老的时候,或是体质变弱的时候,他们周围的人开始排挤他,倒不一定是还击。Endre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一直很清晰,有一次在西班牙,我在斗牛场看见一头公牛,浑身布满了尘土,脖子上被刀尖刺出了鲜血,双眼已经模糊,但它依然保持着对周围的警惕,并想要尝试再次直起身躯,即使死亡也不能失去尊严。这就是Endre给我们传递的,他曾说:“好吧,我真是个傻瓜,但我只想继续活着,即便存在各种风险。”如果说Maria的风险来自于未知,那么对于Endre来说,风险来自他太了解这种危险的爱情,它的结局会是怎样,它会给双方带来多少伤害,而它又如何会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一文不值。

这同时让我想到这部影片与“身体”密不可分,两个人工作的地方,也有很多动物的躯体。而且这部影片的名字,《肉与灵》,似乎也在提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血肉鲜活的,Maria和Endre在刚接触的时候都非常拘谨,但他们也与此同时渐渐展现了自己更鲜活的一面。

是的,是的,肉与灵不是两个互不关联的存在,它们互相融合,难分彼此。至少我选择在屠宰场拍摄这个故事的用意就在这里,当我把镜头聚焦到那些动物美妙的躯体,夸张的面庞的时候,当我看到它们身体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是心灵。那些血腥的镜头并不是要去描写杀戮,而是死亡,一个如此复杂的生物就这样死去。屠宰过程中那些更血腥的镜头我没有在影片中展示,比如一头牛被切割成两半,巨大的牛肚暴露出来,那实在是很恐怖很吓人,这也不是影片想要关注的。我只想把屠宰这个戏剧化的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并以此唤起某种共情。

其实,当Maria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心灵的时候,她是通过身体的活动来实现的——学习去触摸,学会接受触摸,感受芳草在指尖滑动,和太阳光照在她皮肤上的某种力量。心灵的放开正是通过身体的体验来实现。

你在这部电影中对光线,阴影,和节奏的选择,让观众切身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影片舒缓的剪辑让人感到很平静,你能谈一谈在剪辑过程中你是怎样为这部影片铺设节奏的吗?

你能想到这个让我非常高兴。时间和节奏是很重要的,它对影片的戏剧和美学内核有着很大的影响。举个例子,在影片结尾,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不要刻意加快节奏,也不要刻意放缓,或者变得更戏剧化,我只想把事件按部就班地拍出来,带着一种不可逆转,义无反顾,却又异常平和的平稳,Maria回到家,洗盘子,从阳台上把衣服收回来……所以,我并不想把自己的任何情绪掺杂在这些镜头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更加关注Maria本身,关注那些个瞬间本身。我有一个非常棒的合作者,剪辑师Karoly Szalai,但我也想要强调这个制作团队里的每一名成员都非常在意这些细节,因为他们深深理解,每一个细微之处——甚至衣服的颜色——都对这部影片非常重要。这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创造出某种形式或者风格,而是这部影片里的每一个音画元素都对其意义至关重要。

我注意到每隔几个画面就有红色的出现,这真是一种特别的串联方式。

是的。这确实是我们的初衷,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想把它呈现得过于刻意和明显,因为那样的话,就变成导演自己而不是影片中的角色在于观众对话了——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与制作团队通力合作,把这样的想法实现是一件困难而有趣的事情,我们仔细地做出选择,因为哪怕有一点太过明显或做作,它就会毁掉整部影片。我真的很想藏在幕后,参与制作这部影片的每一个人也想要如此,想要让电影本身去与观众交流。有时候,真的就是一点点细微的区别就决定了这部电影是否带有过多作者的痕迹。

你能谈一谈两位主演员吗?你是怎么挑到他们来出演这两个角色的呢?

对于Endre,我想找一位富有吸引力的男子,但同时又被岁月所侵蚀,因此再次面对爱情会冒着极大的风险。如果你找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你会说:“好吧,这次感情没有开花结果,没关系,还有下一次。”但是对他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挑战:“我应该再一次退缩,还是冒着风险尝试一次呢?”我认识所有这个年龄段的匈牙利男演员,而且有些还很不错,但是我知道他们不是我想要刻画出的Endre。于是一开始我就从业余演员中寻找,他是一名业余演员,在他接受之后我没有试镜其他人,我很高兴他能来出演。

他之前有过剧场表演经历吗?或者其他相关的经历?

没有,没有任何经历。他是匈牙利最大一家出版社的经理,完全不同的背景,并且也很腼腆。在拍摄过程中他十分专注,对他来说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对此很感激。而对于Alexandra——对了,我很高兴她获得了欧洲电影学院颁发的最佳女演员奖——这是她第一部作为主演的影片。她在此之前是一位相当有名和有实力的戏剧演员,但是性格上和Maria相去甚远。我们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在她身上寻找Maria的特征,看到她最终呈现出这个角色真是件神奇的事情,你会惊叹一位好演员是如何把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像蚕蛹破茧成蝶一样。对Maria的试镜过程花了五个月之久,我们面试了很多优秀的演员,很多人也十分有天赋,但是没有一个能做到她最后做到的。实话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一个怎样的演员出演Maria,就在几个月之前,在一次问答环节中我才意识到,她所呈现的是脆弱和强大的合二为一,不是先脆弱后强大,而是同时和合二为一。

她仅凭双眼就传递了很多精彩的表演。

是的。这是因为当她在自己身上找到Maria之后,我便没有必要再告诉她要怎么做,自那以后她不再去“尝试”,因为她已经“成为”了Maria。

你知道一部电影叫《旺达》吗?芭芭拉·洛登拍的。那里面有几个镜头很像她。

是吗?《旺达》是么?我会去查查看,我喜欢去搜罗好电影。

是的。那部电影很不错。我同时也想到了日本电影,尤其是当我看到电影里的两个人试图去理解他们各自的孤独,并尝试改变自身处境的时候。

你知道么,有趣的是这部电影在东亚地区——像中国,韩国,日本——备受欢迎,而且不仅是欢迎,而是那里的观众似乎更加读得懂这部影片。所有的放映,所有的观众问答环节,都让我感觉到这部影片似乎就是为他们而拍的。有一次在香港,我告诉我的摄影师,有人说这部电影让他们想到了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我跟他说,这部电影就应该跟《花样年华》那样,表面看上去毫无波澜,但藏在下面的却是满满的激情,危险,和渴望。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视觉手段去营造这样的氛围。我很高兴在香港见到了王家卫本人。他也很喜欢这部电影。

说到电影节和颁奖,我注意到你的摄影师Mate Herbai刚被美国摄影师协会提名。

他获得了Cameraimage的金蛙奖,他还很年轻所以在得知获奖的时候还相当惊讶。我很为他高兴。

我能问一问你现在正在创作什么作品吗,或者正在构思哪些新的作品?

是的,我现在手头上有两个项目。一个还在准备阶段,谁知道最终会变成什么呢,在第一天开机之前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另一个剧本已经完成了一半,那个作品很贴近我自己的内心,名字叫做《沉默的朋友》(Silent Friend)。那会是一部德语作品,而主角是一棵树。

记下的事:二零一八 辑一

1.1-1.5 大事记
CFIUS to block Ant-Moneygram deal

1.8-1.12 大事记
Dropbox files IPO
Moneygram to work with Ripple Labs

1.15-1.19 大事记
Bitcoin plunged by 20%
GE is considering breaking up

1.22-1.26 大事记
Meg Whitman to join WndrCo
Saudi buys 25% stake in Clariant from activists

1.29-2.2 大事记
Keurig to buy Dr. Pepper Snapple for $19bn
SAP acquires Callidus for $2.4bn
Alibaba to acquire 33% in Ant Financial

2.5-2.9 大事记
Broadcom raises bid to $121bn

2.12-2.16 大事记
Baidu consider listing iQiyi in the U.S.
Cisco to bring $67bn foreign cash back to the U.S.

2.19-2.23 大事记
Albertsons to buy Rite Aid

2.26-3.2 大事记
Microchip to buy Microsemi for $8.3bn
Amazon acquires Ring for $1.1bn
iQiyi files for IPO
P&G slashed $200mm digital ad spend last year

3.5-3.9 大事记
Gary Cohn resigns
Cigna to buy Express Scripts

3.12-3.16 大事记
Trump blocked Broadcom-Qualcomm deal

3.26-3.30 大事记
Arizona suspends Uber self-driving cars
DocuSign files for IPO
Walmart in early talks to buy Humana

Scripts on Films (March 2018)

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s Introduction on Le BonheurIn Varda’s exquisitely colorful movie, a seemingly happy married carpenter takes a mistress. Though set in bucolic landscapes and filmed with a vividly stylized and vibrant palette, Le Bonheur is sharply analytical beneath its sunny exterior, as disturbing as it is beautiful. Describing the film, Varda said “I imagined a summer peach with its perfect colors, and inside there is a worm.”

BAM’s Introduction on Lynne Ramsay’s Retrospective Series: Through her complex layering of sound and visuals, transformative use of pop music, and knack for capturing lightning-in-a-bottle performances, Ramsay creates senses-shattering spectacles of hallucinatory beauty and raw psychological power.

New Directors New Films 2018’s Introduction on An Elephant Sitting StillSure to be remembered as a landmark in Chinese cinema, this intensely felt epic marks a career cut tragically short: its debut director Hu Bo took his own life last October, at the age of 29. The protagonist of this modern reworking of the tale of Jason and the Argonauts is teenage Wei Bu, who critically injures a school bully by accident. Over a single, eventful day, he crosses paths with a classmate, an elderly neighbor, and the bully’s older brother, all of them bearing their own individual burdens, and all drawn as if by gravity to the city of Manzhouli, where a mythical elephant is said to sit, indifferent to a cruel world. Full of moody close-ups and virtuosic tracking shots, An Elephant Sitting Still is nothing short of a masterpiece.

Donald Richie – Ozu

Introduction

  • One major subject: the Japanese family; one major theme: its dissolution – family members moving apart; two main extensions: the school and the office
  • “The father or mother sitting alone in the now empty house is an image common enough in Ozu’s films … … These people are no longer themselves. We know they will somehow survive, but we also know at what cost … … The reason they impel our sympathy is that they are neither victims of their own flaws, nor the prey of a badly organized society; they are the casualties of things as they are, the way that life is.”
  • Only in early films [he] emphasized the external social conditions; in later films the director found more important the constraints on human conditions; The more pleasant bourgeois life is “no less real”; Ozu abandoned the idea that unhappiness is caused solely by social wrongs
  • Ozu story is a pretext: “It is not the story that Ozu wants to show so much as the way his characters react to what happens in the story, and what patterns these relations create.”
  • The technique: highly restricted; the titles: similar; same actor in the same kind of role, [also] same story line in various films; activities: also consistent; and [Ozu’s] liking for trains – a vehicle of mystery and change; photograph for nostalgia, [while] death is simple absence
  •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Human Nature, only individual men and women – “By so restricting our view and confining our interest, Ozu allows us to comprehend the greatest angle aesthetic paradox: less always means more … … the several invariably indicates the many; restriction results in amplification; endless variety is found within the single entity.”

Script

a)  Plot and Characters

  • Light story lines, rendered even slighter by its conventionality – marriage and death are the only conclusions
  • Ozu’s method resembled that of directors of animated films or musical comedies who construct their film around a finished sound track. One result of this method was the creation of characters that in no way depended upon the convolutions of plot or story.
  • “The character became real with no reference to story or plot; he became real because all the words he spoke gave expression to those principles of his character which it was the writers’ duty to discover.”
  • Heightened realism: the characters say just what they would say, yet the dialogue continually surprises because it is always unfolding facets of the character that we were hitherto unaware of
  • Ozu disliked plot: his curiosity and interest in people so great, that he denied himself the undoubted convenience of story, plot, and conventional dialogue … … The resultant lovability of [his] character, … … is based on his perfect freedom and consequent fullness
  • In the Ozu script no character description beyond simple indication is given; instead lines of dialogues that carry their own inflections. “The viewer of an Ozu film is expected to infer the characters’ feelings, and usually the dialogue is so beautifully written that reasonably attentive viewers do just that, whether consciously or not. … … in the films of Bresson and the earlier pictures of Antonioni, though, thoughts and feelings are so lightly implied that we must infer most of the motivation.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Ozu films; as in the middle novels of Henry James, we are shown everything and told nothing.

b)  Humor, Parallel, and Inconsistency

  • Humor: formed by logical incongruities; repeating jokes, repeating character traits, led naturally to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 In the Ozu film there is often a minor motif running parallel to the main theme or story, and to an extent, both presaging and sustaining it: 1) The variations may be presented as contrasting with each other, or one variation may continue another. 2) More often, however, the parallels running side by side do not meet and stretch into infinity. 3) Sometimes, Ozu’s parallels are purely pictorial – the same scene is shown again and again, its presence supporting the theme of the film. 4) The most satisfying parallels are the few that are readily recognizable which fit the film and amplify it but whose connection with the main theme remains elusive (e.g. in An Autumn Afternoon, the old-time war song)
  • “Parallelism was the mainstay of Ozu’s method of film construction because it enables him to show what he wanted without telling us what we should be thinking and feeling.”
  • There is nowhere in [Ozu’s] work a scene of which the real, intended meaning is contrary to the one seemingly expressed. “Rather, a character reveals his belief to be the contrary of those he expresses, or maintains a belief different from the one reality quite apparently imposes. In Ozu’s work, such self-deception is, as the father in Equinox Flowers plainly states, proof of humanity.

c)  Irony, Mono no aware, and Surprise

  • Ozu’s irony makes us want to move closer to [those] very warm and human people, [contrary to]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irony ([makes] wholesale empathy impossible). Many of the ironies are neither explained nor exploited. Our detachment reveals a design of which the characters are unaware
  • Mono no aware (“sympathetic sadness”): a serene acceptance of a transient world, a gentle pleasure found in mundane pursuits soon to vanish. “Ozu’s characters are all without pasts and only very occasionally and indirectly suffer because of some past action of lack of one. But the present matters because it is all we have. One should … … not bemoan its gradual disappearance because that is the way things are … …”
  • Ability to contemplate; silent contemplation; long still shots of characters simply existing; a scene of simple savoring of the moment; appreciation of the weather ([so that] our thoughts are soothed and our spirits renewed)
  • “Ozu’s films are made of so little, his characters composed of so apparently few “traits”, … … He rarely gives his characters any identifying props, and yet they surprise.”
  • Ozu’s characters often display opposite extremes of emotion; beneath every one of the emotions we normally show, there lies its opposite. “When such concealed emotions, powerful and long denied, break out, they show — no matter who we are — how akin we are to everyone else.”

d)  Moralist and Artist; Life and Choice

  • The message of Ozu’s film, is, perhaps, that one is happiest living in accord with one’s own imperfections include aging, dying, and other calamities .- seen in this light, Ozu was a truly moral man … … He was also an artist, and thus expressed his moral views only indirectly
  • In Ozu’s universe there is no afterlife, [and his] view of life is not, indeed a comforting one. “Most of Ozu’s films are about parents and children, all of whom suffer a degree of disappointment … … This disappointment is built into the human condition, as many an Ozu character learn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icture. They begin by hoping that all will be well, that things will turn out as they wish; they often end by consoling themselves that at least they have suffered less than others they know.”
  • “Loneliness and death are in a sense such banal facts of human experience that only a great artist,  a Tolstoy, a Dickens, an Ozu, can restore to them something of the urgency and sadness that we all someday experience … … Ozu is one of the very few artists whose characters are aware of the great immutable laws that govern their lives.”
  • Choice is important to all of Ozu’s people: you are what you do, and nothing more or less; the sum total of your choices, your actions, is the sum total of yourself. Here, perhaps, is the reason why Ozu’s characters have no past (Ozu never once in his entire career used a flashback) – 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what life has done to them, but what they do with what life has done to them. Then, one understands Ozu’s dislike and distrust of plot … … one understands also why inconsistency of character is so important to Ozu: it is a sign of life because it is a sign of choice

Shooting

a) Camera Movement and Angle

  • Ozu’s later films [make me] think harder and feel more, and hence [my] experience is the deeper. In the circumstances we must supply the emotional direction ourselves, and doing so heightens our emotional involvement, brings us closer than we can be when our reactions have been foreseen and foreordained … … we think more,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we felt less
  • Ozu relinquished most of the grammatical elements of cinema: he did not want to express himself in a direct way; he refused elements of film grammar because they express conventionalized opinion
  • The low camera angle made it possible to sharply delineate the various surfaces of the image and to accentuate the one occupied by the actors; [It] has the effect of creating a stage upon which the characters are seen to best advantage

b) Appreciation of the Present Moment

  • We are obliged to watch the entire selection when the Ozu character performs. Ozu would have us listen to the whole long song not only out of a sense of politeness, but for its own sake, out of a sense of pleasure; (Zen) when one does something one does noting else; the present moment is immortalized [in the scene at the end of Late Spring]: “As we watch the skin fall away, it is the concentration on the present we appreciate and, if we are like Ozu, admire. It is when the hands stop moving, the knife remains poised, the peeling remains unfinished, it is when the father looks up with vacant eyes, that we know he is, after all, like us — that the present is now lost in the future with its hopes and its fears, that he is feeling his loneliness.”

c) Composition and Symbols

  • Ozu was interested in composition within the single shot, [instead of] harmonizing the composition of succeeding shots; [he] worked to create the kine of geometry necessary to satisfy his sense of beauty
  • [Ozu’s] compositions, like most Japanese pictorial compositions, are the main horizontal. Such compositions suggest the known, the content, even the serene. Vertical and diagonal compositions, by contrast, suggest striving, the unknown, even the discontent. The invariable low horizon of the Ozu film helps create the accepting atmosphere of these pictures
  • The vase in Late Spring: it is the pretext for an amount of elapsed time; it is something to watch during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feeling of the daughter change … … “In being shown only the vase during the crucial seconds when she comes near tears, we are put into the position of having to imagine her feelings. Although we do not necessarily imagine that she will be near tears when we next see her, the vase has occupied our attention while we were occupied with her feelings, and we consequently accept her feelings, no matter what they are.”

d) Acting and Directing

  • In most of his mature films, Ozu demanded not emblematic gestures, but a wide though restricted range of actions that would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Ryu]: “Ozu told me to stare at the end of my chopsticks and then stare at my hand and then speak to my child. The simple act of doing these things in that order conveyed a certain feeling. Ozu did not explain the feeling; the actions came first. He told me what to do and let me discover the feeling.”
  • Just as he remained relatively uninterested in the changing social conditions of his country, [Ozu] is uninterested in a naturalistic picture of his people. He is interested, precisely, in the known, mundane, and certain society, that can provide a frame or his observations on life, death, and other imponderables … … “For this reason, perhaps, almost all the characters in an Ozu film already know one another before the film begins.”
  •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 of an Ozu film is that a person is always in control of himself … … “We are not allowed that vicarious and easy pleasure of knowing more about the character than he himself does … … given this kine of character delineation, the whole question of fault never rises.

Editing

a) Form and Transition

  • As we have seen, Ozu did not want to interpret; he wanted to present; for him there was only one way of editing – following the script. He followed it carefully and undeviatingly because the impact of his film depended on his realizing previously calculated effects, mainly those concerned with form and tempo
  • Circular form: life has revolved, and we are back where we started but with a difference (see Tokyo Story). Showing us this difference is the purpose of the film … …
  • Transition: usually indicated by two shots; the first shows an outside view of the place we have just been, the second an outside view of the place we are going. Other methods include [showing] only what the characters are experiencing, [which] appears both logical and natural; [using] objects as transitional devices, like the bicycle in A Story of Floating Weeds
  • Ozu’s still lifes and otherwise empty scenes become containers for our emotions. Empathy is not the key here. Primary to the experience is that in these scenes (like the vase in Late Springempty of all but mu, we suddenly apprehend what the film has been about, i.e., we suddenly apprehend life. “…. … Ozu has ensured that we sense something larger than the emotion we are both seeing and feeling, that at the same time we become aware of the universality of all emotion — in short that we feel something of the texture of life itself and again know that we are part of this universal fabric. Empathy is thus transformed into an appreciation, and experience into personal expression.”
  • Schrader: [the shot of the vase (a long one, lasting some ten seconds)] “can accept deep, contradictory emotion and transform it into an expression of something unified, permanent, transcendent.”

b) Tempo and Sequence

  • Indeed there is a question whether Ozu “knew” what he was doing … … The long close-up of the vase is not in the original script for that picture. Its proper length and position were something that became apparent only during the course of creating the film … … Certainly, his editing methods were largely a matter of “feeling”
  • Ozu usually continued [conversation scenes] past the point of silence, letting the camera run after conversation stops … … This gives an air of importance, of weight, to almost any conversation
  • The Noh drama scene in Late Spring: it would have been made rapidly, and we would then be rushed to the next sequence. [However,] Ozu has added shot after shot as a painter would apply brush strokes, each one contributing to the final impression … … In doing so, he created a feeling of actuality, … … and he took the amount of time we needed both to be convinced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to apprehend the event’s emotional effects on father and daughter
  • The visual form of the Ozu sequence is the binary a-b-a, so the temporal form of the sequence is slow-fast-slow. “All aspects of an Ozu film, then, dialogue, scene, sequence, sound, were patterned; they were module-like units … … One reason Ozu can successfully impose such a pattern upon his material, can do so, that is, without falsifying, is that the sequence pattern is not the story pattern … … The higher authority in Ozu’s picture is the unvarying structure of the film itself, and not, as in most films, story or plot.”
  • “Certainly the immediacy of the Byzantine mosaic portraits is occasioned in part by the rigor and sameness of their patterns; certainly much of the joy of a Bach fugue is caused by the inflexible rules of fugue-writing itself, just as part of the magical realism of a Vermeer interior is attributable to the rigid geometrical composition. Or, better,  perhaps all this life and joy and recognizable realism results from the overcoming of various rules and patterns. Perhaps it is restriction that creates amplitude; perhaps less always means more.”

Conclusion

  • “While working with completely traditional material and using traditional means, Ozu has had the energy and insight to prevent the formal from becoming formalistic, the form from becoming empty, and the spirit from becoming the mere letter … … Ozu’s characters have a validity beyond their role in the film.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imagine them continuing their lives. Indeed,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not to. Having spend a few hours with them, we find that we do not want to leave them. We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and consequently to love them. And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we come to know more about ourselves, and, with that, more about life.”

Film Comment’s Interview with Philippe Garrel

Interview and translation by Yonca Talu

原文刊载于《Film Comment》2018年第一期

借助极具戏剧化的镜头语言,你在《一日情人》的一上来就交代了女主角“被甩”这一事实。

这世上有两种导演:一些想着如何影响观众,另一些永远遵从自己主张,而我属于第二种。我在从影初期只为自己拍电影,其实这在当时是有些被人看不起的。我认为直觉在创作过程中极为重要,而你说的这段开幕戏就源自于两段我个人的亲身经历。Ariane和Gilles做爱的场景来自我的一个梦,而Jeanne在街角痛哭并回到父亲家里则是现实中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一个女孩在我窗外哭泣,我看着她后来穿过街巷并最终消失在黑夜里。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撼人的瞬间,因为谁都可以立刻想到,她被甩了。

这部电影的细腻和敏感让我联想到西蒙·波伏娃的文字,尤其是她同样以“三人组合”为背景的小说《女宾》。

我只读过波伏娃的回忆录,但是自从拍摄《女人的阴影》之后,很多人开始问我是否拍的是一部女权主义电影。其实我只想如实地记录和研习女性的行为。在内心深处,我相信男人和女人在任何角度都是平等的,但我同样认为,当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时候,总还是有诸多未知。我试图通过这部电影去进一步了解女性,你看和我合作的是一位女剧作家,在选材过程中我也采纳了很多自己未必了解但同样感觉到真实的女性的故事。

你认为让-克劳德·卡里埃尔在《白日美人》和《朦胧的欲望》中刻画出的女性欲望对你拍摄这部电影有帮助 吗?

当然。与卡里埃尔合作让我认识到,布努埃尔的晚期作品的确深受其影响。

Gilles曾对Ariane说过一句非常感人却又残忍的话:“我不惧怕死亡,但我想和那个我爱并且也爱着我的女人一起变老。”这句话因柔情而感人,但想到让一个年轻女孩放下所有对余生的幻想,又不觉有些残忍。

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Louise Chevillotte才二十岁,而Eric Caravaca已经五十了,这是因为我想要在电影中展现这种年龄差。我对自己说:“如果你能把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男人的故事真实地拍出来,并且不让人感觉到不适,那你就成功了。”比如拿库布里克的《洛丽塔》做例子,我觉得James Mason和那位年轻女演员(Sue Lyon)什么都做到了,但唯独没让观众觉得他们是真实地生活在一起。我难以想象他们俩在床上是怎样的情形,但是在这里,当Gilles和Ariane上床的时候,你会觉得十分自然。

Gilles在一次晚餐中和学生谈到了阿尔及尔之战,这又是一个你电影中把日常生活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例子。

我有意把政治嵌套在我的电影中,反抗当代电影的“去政治化”。在我写《平凡情人》的时候,因为影片是关于“五月风暴”的,我在筹集资金时遇到了不少困难。我认为,电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是为资本主义而拍的——那么一部讲述革命的影片无疑在资本家眼中是“自杀”。那些没有经历过“五月风暴”的人们永远不会意识到,有多少事实和真相被无情地掩埋了。

几乎没有一部关于“五月风暴”的电影。

是的,这就像没有关于阿尔及尔之战的电影一样。通过《平凡情人》,我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的体制里拍一部“反资本主义”的电影是不可能的。但我的电影中还是有一些关于那个时代的痕迹:我父亲在二战时是“自由法国力量”的成员,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父母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抵抗,当然还有六八年的“五月风暴”,那个时候我已经二十岁,并投身其中。然而,其实我并没有高涨的政治热情,也没有想要重现历史事件,我只想通过电影去探讨政治在人们当今生活中的角色。

你认为法国当代电影有某种“政治棱角”吗?

没有。但追溯到阿贝尔·冈斯的那个年代,法国电影是真正流淌着政治血液的。对我来说,从拍摄“地下电影”到给发行商拍片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在这过程中不忘初心是很重要的。每当我说我只为创作和剪辑过程中给自己带来的愉悦而拍电影,不为发行而拍,这都源自于当年拍摄“地下电影”时的经历。我的电影来自于我对法国“新浪潮”的观察和我在“地下运动”中的亲身体验。

《追寻》这部电影是对“五月风暴”的一种政治上的呼应吗?

在“五月风暴”初期,有很多关于“景观概念”和“情境主义”的批评,所以当运动失败的时候,毫无疑问参与了这个运动的人们会把个人的记忆转化为情境,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在《追寻》中把背景设置在那个历史转折中的一个贫困家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五月风暴”遭受了很多人的批评,因为人们认为它是当今社会混乱的根源。因此我认为,如果那些经历了当年运动的人们不能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闻,那么这种误解会持续更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凡情人》是对“五月风暴”的澄清,而《追寻》则是对其后果的复原。

在《一日情人》中有哪些自传的因素?

由我女儿来饰演Jeanne是这部电影中唯一自传的因素。她和她的哥哥都是演员,但是她的经验相对来说更少一些,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我把自己的家庭经历与故事有机地捏合在了一起。结果便是,这部电影既是艺术的表达,也是对个人生活的某种回应。至于说自传是不是艺术,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当你渐渐变老,你的作品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具有自传色彩。但是与此同时,你也与真正的自传渐行渐远::你会有意省略人物和事件的细节,进而关注人类普遍的感受和行为。《平凡情人》是关于一个我年轻时参与过的一个帮派,但并不是里面的所有角色都是我经历的再现,但这些人物叠加在一起,所呈现的就是我所经历过的那段生活。因此,自传作品可以帮助你衡量虚构作品的“真实性”,这就好像把小说放在“现实的天平”上,去称一称它的分量。

你的电影中往往关注人们的肢体语言,比如《追寻》里面实验性的手势,《日常情人》和《一日情人》里面仔细编排的舞蹈段落。吉尔·德勒兹把你电影中的这些段落称之为“身体的电影”。

我其实从来不知道德勒兹眼中的“身体的电影”究竟是什么,而其实这些也都不是有意而为之。作为两位演员的儿子,我觉得我对演员的“客观物理存在”极为敏感,并也在拍摄过程中这样要求我的演员们。在任何情况下,电影本身并不能满足我,我同样喜爱绘画和舞蹈,所以我认为自己更是一个艺术家而非仅仅是一名导演。把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糅合在一起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当我拍片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拿着草稿本去画画,去描绘那些角色在特定情况下的反应和情形。那些只对电影感兴趣的人们让我难以理解:一直生活在虚构中的生活是多么令人不安啊。在开拍电影之前,我总会去一下博物馆去寻找灵感,而在拍摄过程中,我会把摄像机想象成画笔。在任何历史面前,艺术总会战胜一切的——身为一个无神论者,艺术就是我的信仰。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艺术形式,而非大众现象。如今我的电影还算有些受众,但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如此。作为戈达尔的门徒,我永远不惧怕失败,因为我曾经目睹了这位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是如何被媒体嘲讽和批评的。《一日情人》是我第二十五部作品,也是自2005年的《日常情人》之后第一部还算有些观众的影片。

在你生涯初期你会组织小规模的私人放映吗?

有时候会。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电影都是在巴黎亨利·朗格卢瓦的电影馆里放映。六十年代末时候的我只会在乎在那个电影馆里放映的场次,在那里放映结束之后,我就会“鸣金收工”,并开始考虑下一部作品。事实上,特吕弗曾说:“菲利普的电影可惜就可惜在,它总是从“实验室的摇篮”直接钻进巴黎电影馆的“墓地”里,至少应该被发行啊!”但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也正是因为出展于世界各地的电影馆,我的电影才为那些“迷影”观众所知,并最终登上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舞台。

回头来看,你怎样看待你的电影从最初的实验风格到现在的叙事风格这一转变?

直到1979年《秘密的孩子》之前,我从不给我的影片写剧本。通常,一部电影只有一个题目,其余的全部来自即兴自由发挥。七十年代末期,“地下运动”渐进尾声,因此我就想:“我要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决定开始写剧本,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创作模式——这一类“新电影”以故事为依托。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制片人的支持,实际上我自己就是我的电影的制片人。放在今天来看,很难想象哪个制片方会发行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换句话说,想让商业电影销声匿迹是不现实的,因为那样的话整个电影工业包括“作者电影”都会一并消亡。法国电影对我来说极好的一点是它艺术性的一面,即便我再喜欢某些美国电影,我也不曾想过要以那样一种方式拍电影。

举个例子,我第一部在美国发行的电影是我的第一部片子,1968年的《玛丽为了回忆》,这部电影我卖给了环球影业的一个子机构,叫作环球教育与视觉艺术,这个机构主要是把买来的电影在全美各大院校播放。可是没想到,它们把这部片子重新剪了一遍:最后的版本少了整整25分钟,并且幕与幕之间的顺序也被重新整理过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把电影视为艺术的人来说,这就像从一个画家手里买画,然后用锯子把所有你不喜欢的部分给裁掉。在法国,导演对成片有最终的裁定权,我认为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我宁愿为了这份自由挣十分之一的钱,屈就于审查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

你有接到过来自美国的邀约吗?

有一次。那还是在七十年代,我还非常穷。有一天我收到来自Cannon集团的一封信,那家公司由一对以色列兄弟经营。他们在信里说,我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导演,他们想邀请我制作一部属于我自己的影片,并与卡索维茨和戈达尔的片子一同发行。我当时想,好啊,他们原来还想制作一部属于我自己的影片,想罢我便把那封信给扔掉了。过了几年,我看到那两兄弟发行了《爱的激流》和戈达尔的《李尔王》,这才意识到,原来他们不是骗子。这是我唯一一次收到来自国外的片约,但是当我看到他们声称要制作一部属于我自己的影片的时候,我仍旧感觉到这个说法太奇怪了,所以终究未能成行。

你会认为《炎炎夏日》沿袭了安东尼奥尼的风格而最近的三部曲更像伯格曼吗?

戈达尔曾说,自1999年与凯瑟琳·德纳芙合作的《夜风》之后,我开始摒弃他之于我的影响,并由此转向安东尼奥尼。但那不是有意而为之的。不管如何,安东尼奥尼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最敬仰的导演有四位:戈达尔,特吕弗,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

但是安东尼奥尼本人对戈达尔并不是特别感冒。

安东尼奥尼在现代主义这条道路上比戈达尔要超前许多,但某种程度上,他们作为现代电影史上的两位巨匠,彼此也是互相认可的。这些年来,很多其他伟大的导演也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塔可夫斯基和布列松。但是当我拍片子的时候,我并不去想别的导演。除了特有的工作方式之外,作为观众我也有自己的准则:我家里没有电视,我只在电影院看电影,并且与看新片子相比,我更乐意重看老片。对于新片子,我只挑那些自己崇敬的导演拍的,像阿诺·德斯普里钦,莱奥·卡拉克斯,阿布戴·柯西胥。在拍电影的时候,我的思绪与那些我在电影院看了不下十遍的伯格曼的作品同在,这对我如何构图,选景和拍摄无疑影响深刻。我不喜欢看一般的片子,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会迁怒于电影本身。我喜欢看那些比我拍出来的电影要好上千八百倍的作品,因为这样我才会感受到活着的意义,并由衷称赞电影之伟大。除此之外,让我始终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是,那些总是守在电视荧幕面前的导演们究竟是怎样拍出好电影的。

很多导演都沉迷于复制和重现其他导演作品里的影像。

这其实就是学院派。换句话说,电影并不是纯粹从生活中来,因为每一部电影都是对已有电影作品的回应。相比于生活,其实更是电影作品本身让电影这门艺术永葆活力。

《郁达夫集·散文卷》 (袁盛勇 编注)

《归航》

……我在沦亡的故国山中,万一同老人追怀及少年时代的情人一般,有追思到日本的风物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可拿出几本描写日本的风俗人情的书来赏玩。这书若是日本人所著,他的描写,必至过于真确,那时候我的追寻远地的梦幻心境,倒反要被那真实粗暴的形象所打破。

《还乡记》

走下了城,踏上清冷的长街,暮色已经弥漫在市上了。各家的稀淡的灯光,比数刻前增加了一倍势力。清泰门直街上的行人的影子,一个一个从散射在街上的电灯光里闪过,现出一种日暮的情调来。天气虽还不曾大热,然而有几家却早把小桌子摆在门前,露天的在那里吃晚饭了。我真成了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光了两眼,尽在这日暮的长街上彳亍前进。

《海上通信》

名义上自然是隐士好听,实际上终究是漂流有趣。

《一封信》

我觉得艺术中间,不使人怀着恶感,对之能直接得到一种快乐的,只有几张伟大的绘画,和几段奔放的音乐,除此之外,如诗,文,小说,戏剧,和其他的一切艺术作品,都觉得肉麻得很。……

……前几个月在上海做的那一篇春夜的幻影,你们还记得么?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近来于无聊之极,写出来的几篇感想不象感想小说不象小说的东西里,还是这篇夏夜的幻想有些意义。不过当时的苦闷,没有现在那么强烈,所以还能用些心思在修辞结构上面。我现在知道了,真真苦闷的时候,连叹苦的文字也做不出来的。

《北国的微音》

似水的流年,过去真快,自从海船上别后,匆匆又换了年头。以岁月计算,虽则不过隔了五个足月,然而回想起来,我同你们在上海的历史,好象是隔世的生涯,去今已有几百年的样子。

《小春天气》

当半年前,每天只是忧郁的连续的时候,倒反而有一种余裕来享乐这一种忧郁,现在连快乐也享受不了的我的脆弱的身心,忽而沾染了这一层虽则是很淡很淡,但也好象是很深的隐忧,只觉得坐立都是不安。……

……这时候我们已经走进了一条热闹的横街,两人各雇着洋车,分手回来的时候,上弦的新月,也已经来得很高了。我一个人摇来摇去的被拉回家来,路上经过了许多无人来往的乌黑的僻巷。僻巷的空地道上,纵横倒在那里的,只是些房屋和电杆的黑影。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而转入这样僻静的地方的时候,谁也会发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出来,我在这初月微明的天盖下苍茫四顾,也忽而好象是遇见了什么似的,心里的那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更深起来了。

《江南的冬景》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叶亦有时候会保持得三个月以上的生命。……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览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

《半日的游程》

大约是山中的清气,和十几里路的步行的结果吧,那一碗看起来似鼻涕,吃起来似泥沙的藕粉,竟使我们嚼出了一种意外的鲜味。等那壶龙井芽茶,冲得已无茶味,而我身边带着的一封绞盘牌也只剩了两枝的时节,觉得今天是行得特别快的那轮秋日,早就在西面的峰旁躲去了。谷里虽然掩下了一天阴影,而对面东首的山头,还映得金黄浅碧,似乎是山灵在预备去赴夜宴而铺陈着浓装的样子。我昂起了头,正在赏玩着这一幅以青天为背景的夕照的秋山,忽听见耳旁的老翁以富有抑扬的杭州土音计算着帐说:

“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Neue Galerie – Before the Fall: German and Austrian Art of the 1930s

All pictures sourced from external links as Neue Galerie New York does not allow visitors to take photos. Notes from the museum audio guide.

Sunrise, Max Beckmann
Two Heads, Rudolf Wacker
Portrait of Tomas Garrigue Masaryk, Oskar Kokoschka, 1935-36

The first president of Czechoslovakia. Setting him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ague and Vltava river. Extraordinary brushwork. Shortly after Kokoschka finished this painting, the Nazi called it ‘degenerate’ and he fled to London. Tomas Masaryk died in 1937 and this painting became an elegy for this loved president.

Birds’ Hell, Max Beckmann
Paris Society, Max Beckmann, 1931

Here beckmann portraits real people: intellectuals, politicians, and businessmen. This is an elegant party – there is singer at the background but no one pays attention.The guests don’t seem to enjoy themselves; only the couple at lower left seems to b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The main aspect of this painting is isolation.

Self Portrait with a Horn, Max Beckmann
Railway Underpass, Rudolf Dishinger, 1934
Threat, Rudolf Dischinger, 1935

The style and implication of this painting would have been unacceptable to the Nazis and clearly the artist painted it for himself. Has a scientific fiction in it. The barren room, the door that goes nowhere, and the empty frame on the wall. Perhaps this an artist studio but the productivity has been totally gone.

Expectation, Richard Oelze, 1935-36

Oelze drew a variety of sources for this unsettling composition: the use of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European landscape painting – the genuine strategy of surrealism. MoMa bought this painting in 1940.

Marshall McLuhan: On the Nature of Media

Advertising as a Magical Institution (1952)

读写能力的退化是观众在与新媒介的互动中变得越来越被动的结果

  • Literacy will become as rare as any other specialized skill, because prose was based on the power to translate picturgrams into syntactical gestures and grammatical perspectives – and these are of little interest to the ordinary person today
  • The decline of literary skill is more likely connected with the passivity of modern audiences and the consequent disappearance of conversation
  • The values of civilization would seem to be best created and maintained where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face-to-face discussion

The Comics and Culture (1953)

图像技术的到来并未伴随着与之相称的理解图像能力的提升

  • Culture has during the past four hundred years been, for the most part, book-culture
  • Printing fostered nationalism, … [and] proved to be a great setback for the visual and plastic arts
  • In our own time technology has restored pictorial communication to a public which is completely untrained in pictorial discrimination

Inside the Five Sensorium (1961)

电视作为媒介颠覆了人们感知外界的方式,高强度高密度的信息,视觉和听觉的联动,进一步把观众的“感受力”压制到最低

  • The “low intensity” or “low definition” of retinal image elicits high empathy or particip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viewer
  • J.C. Carothers: people who live in an oral-aural world know none of the impersonal and detached attitudes of a visual-literate people
  • TV has the power of imposing its own conventions and assumptions on the sensibilities of the viewer. It has the power of translating the Western literate back into the world of non-literate synesthesia

Cybernation and Culture (1966)

三维和图像化的信息只摘选了一个瞬间,并不能成功地描述更普遍的人类情感

  • The story line as a means of organizing data has tended to disappear in many of the arts
  • Sculpture does not enclose space. Neither is it contained in any space. Rather, it models or shapes space
  • Georg Von Bekesy: the world of flat iconic image is a much better guide to the world of sound than three-dimensional and pictorial art [which] selects a single moment in the life of a form
  • The flat iconic image gives an integral bounding line or contour that represents not one moment or one aspect of a form, but offers instead an inclusive integral pattern

Environment: The Future of an Erosion (1967)

当代的技术和媒介像周边环境一样让人不易感知到它的存在,而逝去的媒介则由环境演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

  • Every new technology creates an environment that translates the old or preceding technology into an art form
  • The form of movie which once was environment[al] and invisible has been re-processed into an art form
  • The artists as a maker of anti-environment becomes the enemy in society. He doesn’t seem to be very well adjusted. He does not accept the environment with all its brainwashing functions with any passivity whatever

McLuhan Looks at Fashion (1968)

在远古时代,艺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具有明确的功能;而今天的学者更强调各门类艺术的专业划分以及思想独立于生活和外界环境

  • Literate man [refus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world he lived in. He valued the isolated, delimited self, particularly the mind
  • In the tribal world, art belongs to ordinary day-to-day experiences: painting lives on the body, sculpture is something you use or worship, architecture you do yourself, and literature you recite or dance
  • Misako Miyamoto: The audience watches the play and catches the feeling through not only the action and words but also the intervals of the period of the pauses. There is a free creation in each person’s mind … and the audience relates to this situation with free thinking

Foreword to Harold A.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1972)

现代科学更强调对因果关系的量化研究,而古希腊时代的自然科学则关注分类而非模式识别

  • Since the Renaissance, science has tended increasingly to quantify cause and effect and to assign as much as possible one effect to one cause
  • Greek physis or “nature” was more a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than of the recognition of dynamic patterns in experience

Do Books Matter (1973)

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纷杂,人们无时不被情感和环境因素干扰的年代,书本是仅存为数不多的可以提供客观信息和超然感受的媒介

  • Unlike radio and phonograph, the book does not provide an 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that merges with social scenes and dialogue
  • Today, the printed book is the means of detachment and civilized objectivity in a world of profound sensuous involvement
  • Reading and writing were assigned to slaves in ancient Greece, and it was the Romans who promoted the book to a place of dignity

The Brain and the Media: The ‘Western Hemisphere’ (1978)

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大多是由左脑支配的,更加注重线性逻辑和用理性指导活动,而非基于全然和同时的感知

  • Non-literate culture are mainly oral/aural, even when they cultivate some non-phonetic form of writing such as Sanskrit
  • The linearity of the left hemisphere is reinforced by a service environment of roads and transportation, and logical or rational activities in legal legislation. The dominance of the right hemisphere, on the other hand, depends upon an environment of a simultaneous resonating character, as is normal in oral societies

《假面》注释若干

演员与护士

伊丽莎白是一名演员,每天面对无数虚构的场景,把虚假的感情“真实”地表达出来是她的天职。艾玛是一名护士,承担着救死扶伤的义务,而在这里,她更多需要去“拯救”的是病人心理上的阴暗和创伤。

伊丽莎白有一天在排演中突然失语,诡异的是当时舞台前并没有任何观众。她缓慢地转过身,从面向舞台到面向镜头前的我们,把郁积于她思绪中的困惑和痛苦抛给“第四面墙”背后的电影观众。沉默由此开始。对自我的审视由此开始。

艾玛出场时,双手背后笔直地站着,背后是肃穆的白墙,象征着秩序和规则。她对即将到来的工作有些忐忑,远不及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前景来得有信心。这种忐忑,既源于二人身份的不对等(功成名就的演员 vs. 初出茅庐的护士),也源于她对沉默本能的抗拒——似乎冥冥之中,沉默会通向她心中那些不可告人的恶魔,和看似平静生活背后更深一层的不安。而后来的故事情节也印证了,艾玛与伊丽莎白接触的过程,正是她“卸下”护士这一身份角色的过程。

一名演员厌倦了自己身为演员,一名护士发现自己不仅是护士。

沉默与言语

电影最精彩的地方在于沉默和言语之间的交锋。这两者既二元对立,又同根同源。如果说,伊丽莎白的(有意)沉默是通过对外界生活的封锁而进一步接近自己的心灵,那艾玛的喋喋不休,又何尝不是对自我进行“碎片式”的解剖和挖底呢?两人只是借由不同的方式,在尝试感知和触及自身的灵魂。

与此同时妙就妙在,电影同样表现了沉默和言语之间的相互依附。沉默是言语的容器,而言语又让沉默变得更加舒坦和自然——两者间的交锋,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彼此的滋养。试想想看,如果“信件门”没有发生,她们俩这样“一说一听”的状态其实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但是,沉默和言语毕竟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是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沉默是沟通让位于自我沉溺,而言语则是在呼唤人与人之间信任和坦诚。伯格曼把这两者并置在《假面》中,通过伊丽莎白和艾玛的遭遇讲述了这两者各自的局限,而且很有可能,沉默和言语在“卸下盔甲”正面交锋的时候,会带来更大的危险与灾难。

社会机器和规则

护士,言语,把它们两者组合在一起,背后即潜在的社会机器和规则。医院的意象再明显不过,而故事的全过程也可以概括成对伊丽莎白失语的“修复”。不管用何方式,有意还是无意,让伊丽莎白重新开口说话,重新回到演艺舞台,才是对她真正的“治愈”和康复。

言语在影片里表现为“击退”沉默的武器,而且这个武器相当“无情”,因为它更是对沉默的“不允许”而非善意的填充,而护士角色的纯洁和神圣身份也是对这种“治疗”方式的“正名”。同时,艾玛对生活和生育的态度也代表着一种“社会声音”,它是对伊丽莎白的教育,是对她个人生活中的“污点”的指控,也是对这属于伊丽莎白一个人自我之沉默的响亮反击。

然而,伯格曼并没有让影片停留在这单一层面上,叠加在艾玛打破伊丽莎白沉默之上的,是后者企图站在更高的视角对前者的“study”和冷眼旁观。且不说灵魂之间绝对意义上的沟通和分享是否可能,艾玛在看到信件前后的反差无疑反映了所谓真诚和沟通背后的脆弱,与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规则的不堪一击。

女性与母性

电影聚焦在两位女性,一位在婚姻生活面前看似信心满满,一位在婚姻生活之中其实步履维艰。艾玛早年果断地堕胎,因为她“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成为母亲;伊丽莎白在社会压力中生下孩子,因为她曾经仍想成为别人眼里的“合格”母亲。艾玛向伊丽莎白坦诚自己心中的恶魔,海滩上难忘的性经历是她在婚姻大门前内心最深处的踌躇;而伊丽莎白沉默的背后,则是她和儿子之间的隔断与疏离,这个恶魔也在影片后半段被无情揭开。

在影片的不同阶段,艾玛和伊丽莎白分别被推上“审判席”,接受众人目光对自己女性和母性身份的定义和评判。艾玛讲海滩经历的那一晚和她其他的倾诉过程相比显得是那么不同,场景的明暗布光,背景的船笛声,而她和伊丽莎白的距离也被拉得很开,似乎这个时候电影已经不再呈现的是她们两人之间的交流,而是艾玛面向所有人,面向群众和社会的无言审判。在这段自白中,她头一次具体地讲明自己是如何对即将到来的婚姻关系感到不安。

而电影末尾对伊丽莎白“缺乏母爱”的控诉,伯格曼极其自负地重复了两遍,分别从两个机位去描摹指控者的振振有词和被控者的惊惶错愕。但不要忘了她们二人也共享着女性和母性的身份,今天的伊丽莎白,有可能就是明天的艾玛。即便实非如此,她们各自的困惑和“过错”,犹疑和执着,都是对这重身份反思和审视。

镜子与脸庞

镜子和脸庞是《假面》中导演最着力表现的符号。电影开始小男孩想要触摸的女人脸庞,艾玛睡前擦脸时候的自白,两人在镜子前的凝视,以及在两段一模一样控诉时对两张脸的聚焦,和最后的“合体”,穿插着整个伯格曼讲故事的过程。而电影的名字“假面”也恰恰与脸庞有关。

脸既是个人身份,也是内在心理的外化表现,连通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两张脸庞的相似,暗指两颗心灵在追逐背后的相互融合。在镜子面前,艾玛看着自己也看着伊丽莎白入神,幻想自己成为了与之相似的另外一个人。

与此同时,脸庞也指代面具,影片着力表现了两人各自卸下面具之后探索内心和自我的过程。但当面具被撕开,两张尽管相似的脸被生生拼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却感觉极其不适。或许,面具背后的“真实”原本就是这样不堪和让人后怕,因此人类太需要这样一张“假面”去面对和承担生活的重压。

电影中最惊悚的一幕,出现在艾玛差点将滚烫的热水泼向伊丽莎白的那一刻,伊丽莎白惊叫出声,尽管肉体的脸庞仍在,但沉默的“伪装”被揭穿后,等待她的是进一步的不信任和言语上的攻击。这个场景的惊悚源于更深一层的对“毁容”本身的恐惧。艾玛收住了手,伯格曼没有残忍地告诉我们脸庞尽毁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也许这残留的惊悚本身就是“假面”的意义吧。

 

参考:The Persistence of Persona By Thomas Elsaesser

张定浩《爱欲与哀矜》

《“你必须精通重的和善的”》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米兰·昆德拉的隽语几乎成为当代小说中弥漫的反智倾向的护身符。在我们这里,小说似乎率先一步进入了民主时代。平凡的、代入感强烈的小人物成为最常见也最流行的小说形象,小说主人公的内心精神生活越来越明显地被降到很低的水平,较之努力地去感受和描写卓越的精神生活,今天的小说家们更乐意解剖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于是,小说这种文体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精神高空跌回原形,不再承担任何教育的功能,重新成为一种有益身心的娱乐。这种转变的后果之一,就是小说读者的大量流失,那些依旧期待和追求卓越的年轻人,宁可埋首佶屈聱牙的学术译著,也不愿花费同等的精力去读大部头的当代小说,因为从小说中他们所得甚少。或许,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这部被卢卡契盛赞为逆文学潮流而动的书写精神的杰作,在引发前所未有的阅读困难的同时,也能唤回一小部分读者对小说乃至文学已经失去的热情。

《我所理解的村上春树及其他》

据说李陀先生也是村上的著名粉丝。我看他前阵子在批评林达,把林达和琼瑶联系在一起,视为肤浅的代名词。我看过以后有两个感想,首先,唯有 林达这种看似鲁莽却充满实干精神的自由主义才能真的刺到左派的痛处;其次,就三观而论,琼瑶似乎比村上更健康一些。在琼瑶那里,男女双方至少是默认要在精神上保持对等的,要互相进步,虽然他们必然在经济上不对等。而在村上那里,看似对女性无限尊重,其实女性是完全没有精神存在的,她们大多数情况下只作为两种方式存在,一种是前任,用来让男主人公怀念,以此作为最好的借口,拒绝与现任发展除了性爱之外更深入的关系;一种是现任,用来安抚男主人公失败的人生,作为温顺的性爱伙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留后患。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失败者的人生,那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失败。

《文学与生命》

在普林敦身上,有一种对昙花一现般灿烂生命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同样属于海明威,甚至,属于每一位认真苛刻的写作者,他们希望自己写下的每一篇文字,都不是一种数量上的累积,而是一次次全新的盛开。最近《老人与海》的张爱玲译本在内地出版,在“译者序”中,张爱玲说:“《老人与海》里面的老渔人自己认为他以前的成就都不算,他必须一次又一次重新证明他的能力,我觉得这两句话非常沉痛,仿佛是海明威在说他自己。”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也很沉痛,仿佛张爱玲在说她自己。

《埃兹拉·庞德》

唯有对照两人的文论著作,才会发现一个有趣且深刻的差异,被史蒂文斯提及的多半是学着,如柏拉图、帕斯卡、克罗齐、怀特海、威廉·布鲁斯等,而庞德的名单里则是另外一个序列:荷马、奥维德、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戈蒂埃和兰波……大体而言,在史蒂文斯那里,诗要抗衡的是哲学;而在庞德那里,诗最终是要和音乐相媲美,因为要抗衡哲学,诗人就要学习在孤寂中沉思,学习独力探寻真理、经历困境,并最终“学会和自己交谈”,走向创造性的“最高虚构”;因为要和音乐媲美,诗人非得回到古老的人群去,学习倾听万人的方言和过去的声音,“操千曲而后晓声”,甘心和反复一切技艺的基础磨炼,从“ABC”做起。这两条诗学之路,虽然充满对抗,但也并非水火不容,或者说,它们之间的对抗永远是阶段性的,而那些最杰出的诗人就是将这二者予以统摄的人。

《文明的声音》

在《丁尼生》一文中,奥登说:“抒情诗人总是面临一个问题,即在为数不多的灵感时刻之余该做什么的问题……我们都了解过其他抒情诗人的生平,他们要么潜心创作枯燥的长诗,要么就是失了无邪天真,整日沉湎酒色,寻欢作乐,完全称不上度过丰富充实的人生。”我觉得,奥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现代抒情诗人能够做出的典范回答,那就是,去为报刊撰写评论文章,进而,把这样的评论文章也变成一种“广泛的诗”。《奥登文集·散文卷》有煌煌六卷,虽然按照他自己谦虚的说法,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迫于生计或是碍于情面,但诗人和一切艺术家一样,他们的天职在于转化而不是抱怨,在于将一切不利和困窘转化成有益于生命的艺术品。同时,通过谈论他人和他人的作品,奥登也是在完成某种王尔德所谓的“最高级的文学批评”,即记录自身的灵魂。

……

有些书带来知识的愉悦,有些书则给予情感的冲击,但能够令人在阅读中滋生幸福感的书,少之又少。对我而言,W.H.奥登的《序跋集》或许是其中之一。很多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诗人,更是一种文明的声音。他关注人的意义,人在当下的境遇及其所背负的历史,其在各个时代的差异与联系。当他说:“原始的诗歌用迂回的方式述说简单的事情,现代诗歌试图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言说复杂的事情”;抑或,“荷马的世界悲伤得让人不堪忍受,因为它从未超越当下;人们快乐、难过、战胜、失败,最后死去。这就是全部”,诸如此类,我会感觉到,这个世界不是深陷在某种病态的新与病态的旧之间无休无止的对抗当中,而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整体,如同宇宙一般,一切消逝之物都生动可感地存在于某处,都和现在产生关联。同时他又用他贯穿一生的神学奋斗和写作行为提醒我们,学会倾听他人并将之清晰地表述出来是一项多么重要的才能,他的众多书评和导言都在与我们分享着这种才能。他邀我们重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时的奇迹:“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对此,他评论道:“圣灵创造的奇迹通常被称作口才的天赋,难道它不同样也是听力的天赋吗?”

《求爱于无生命者》

和《小于一》一样,《悲伤与理智》是一部大块头文集,甚至体量可能还超过《小于一》,但目录页依旧是标志性的寥寥一面。这是我理想中一部文论集的样子,足够分量,却有着轻盈简洁的目录,它意味着作者的写作绝非滥无旨归,而是可以在他所心爱的窄域里走到超乎想象的远。而写作,如果不能走到比想象还远一点的地方,就收效甚微。那些为数不多的、由几十个小节缓缓构成的超长文章,阅读它们就宛如置身于一架巨大的飞行物中,在沿着跑道缓缓而持久的滑行中,你有时会忘记飞行这回事,会习惯那渐强的加速,甚至走神,分心想一些其他的事,等到某一刻你回过神来,已经身处蔚蓝无垠的天空。

《私人文论》

在前言里布鲁姆讲:“‘如何读’这个问题,永远指向读的动机和用途,因此我绝不会把本书的主题‘如何’和‘为什么’分开。”这句话相当重要,一个读书人最后能成为什么样子,就取决于他对“为什么读”这个问题的思考。对布鲁姆而言,每一个人都是慢慢形成的,一生绝对不够,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而阅读的最佳动机和最好用途,就是帮助我们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尽可能地形成自己。他引用塔尔封拉比的话:“你不一定非要完成工作,但你也不能随心所欲停止”,理查德·罗蒂正确地理解了布鲁姆的意思,他对此评论道:“这个工作指的是拓展自己。这需要时刻准备着被明天将要经历的事情推翻——接受这种可能性:你要读的下一本书,或你要遇到的下一个人,会改变你的生命。”这是相当激动人心的工作,不断地改变自己,无穷尽地拓展自己,寻找自己,最终形成一个坚定且又丰富敞开的自己,这是尤利西斯从事的工作,是浮士德从事的工作,也是莎士比亚从事的工作,这是西方思想最深处的活力源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鲁姆才对莎士比亚顶礼膜拜。

《真正的爱和真正的生活》

从堂吉诃德开始,现代小说就一直企图僭越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它造成了无数的疯狂与破坏,但在其最好的意义上,它也促成了一些进化。它强调书写和阅读小说可以成为一种积极有效的对于人类未知世界的探索行为和创造,是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的超越而非依附。它使得,我们的生命和我们周围的现实,有可能在写完一部小说或读完一部小说之后,都得到不可逆的改变和拓展,而不单单是短暂和解。

《爱与怜悯的小说学》

可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金宇澄的《繁花》在2013年度这个号称中国长篇小说的大年里,奇迹般的近乎压倒性的成功。相较于那些更负盛名的小说家的作品,人们在《繁花》中惊喜地听见了久违的、本真的、人的声音。在那些市井闲话和饭桌闲谈中,不断有人“不响”,在“不响”中成为安静的倾听者,倾听另一个人开始说话,即便在说完之后,他们依旧懂得沉默,让那些已经说出的人声在空气中再静静停留一会儿。在《繁花》中,经常出现五六个人以上的饭局对话,写过小说的人都应当知道处理这样多人对话的难度,而这种多人聚会的场景,就是平静生活的宏大场面,我们可以说,乔伊斯在《死者》中展现的对于一次圣诞聚会场面的控制力和感受力,是可以拿来与《战争与和平》中有关拿破仑战争的大场面相提并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称《繁花》作者为处理宏大场面的大师。

……

在很多层面,《无愁河》和《繁花》都有共同的特质。它们均不在当代中国小说现有的诸趣味中,它们都像是一个意外,一种反戏剧性和反隐喻的、“仅仅是按照事物本来面貌给我们描述事物平静状态”的小说。此外,这两部小说里都有新的、没有被暴力和谎言败坏过的中文,有无数嘈杂且真切的活人的声音,又都有力量连通那个正在消失的老中国。并且,如前所说,《繁花》作者堪称处理宏大场面的大师,而在《无愁河》中,那些连通无数琐碎日常瞬间的,作为平静生活的值得期待和回味的宏大欢宴,也被处理得同样出色。

但唯独在爱的层面,以及随之呈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上,这两部作品又或许是不同的。《繁花》有点接近于《围城》,是中年人经历世故之后的冷眼与风趣,当然也有成熟的体谅和宽容,无论怎样,作者与他笔下的大多数人物之间,还是保持着适当的疏离,他愿意观看和倾听他们,但未必会愿意爱他们所有的人,繁花落处,隐隐的是阵阵秋意。相对而言,《无愁河》第一部则更接近于前四十回《红楼梦》尤其是大观园的部分,有少年人对于万物和众生无有拣择的爱惜,处处透着一种一种不管不顾的明媚春日的气息。是爱让一个老者再度年轻了吗?

《译诗札记》

写作和生活,都令人疲惫,但翻译让人平静,那是一种桥墩所具有的、笨拙的平静。

《一份第三人称的读书自述》

就这样,他的文章慢慢结集出版,他开始成为某本书的作者,也开始拥有一些陌生的读者。他前阵子搬家,在淘宝店里卖的统一规格的小装书箱,大概装了有八十余箱。他父亲帮他装书,专门用一个本子为他手录了一份图书清单,记下每一箱书的书目,他父亲的字很好看, 他想, 有这本父亲手写的书目,这些书有一天都散掉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读书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从一本书漫游至另一本书,每读一本书都是了解自己还有多少本书没有读的过程;而写作却是减法,是赶在时间残酷的淘洗之前的自我淘洗。有时,当他厌倦于应付目前一个接一个的写作计划,厌倦于表达与言说,他会觉得,像儿时那样躺在床上任由自己心意去读一本书是多么幸福的事,仿佛必须经受某种崭新而严厉的淬炼,一个人才有可能穿越虫洞,回到无忧愁的童年。

Scripts on Films (February 2018)

Criterion Collection’s Introduction on Wild StrawberriesThrough flashbacks and fantasies, dreams and nightmares, Wild Strawberries dramatizes one man’s remarkable voyage of self-discovery. This richly humane masterpiece, full of iconic imagery, is a treasure from the golden age of art-house cinema and one of the films that catapulted Ingmar Bergman to international acclaim.

Criterion Collection’s Introduction on PersonaIn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legendary performances for Bergman, Liv Ullmann plays a stage actor who has inexplicably gone mute; an equally mesmerizing Bibi Andersson is the garrulous young nurse caring for her in a remote island cottage. While isolated together there, the women perform a mysterious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transference that would prove to be one of cinema’s most influential creations. Acted with astonishing nuance and shot in stark contrast and soft light by the great Sven Nykvist, Persona is a penetrating, dreamlike work of profound psychological depth.

Criterion Collection’s Introduction on Cries and WhispersAn intensely felt film that is one of Bergman’s most striking formal experiments, Cries and Whispers (which won an Oscar for the extraordinary color photography of Sven Nykvist) is a powerful depic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face of death, positioned on the borders between reality and nightmare, tranquillity and terror.

Criterion Collection’s Introduction on Scenes from a MarriageShot in intense, intimate close-ups by master cinematographer Sven Nykvist and featuring flawless performances, Ingmar Bergman’s emotional x-ray reveals the intense joys and pains of a complex relationship.

A.O.Scott’s Review on Western: Geopolitics and global economics are elements in the atmosphere, less themes of the movie than part of the air its inhabitants breathe. It’s worth noting that Maren Ade, whose “Toni Erdmann” is also about a German expatriate in a Balkan country, is credited as a producer of “Western.” (Ms. Grisebach was a script consultant on “Toni Erdmann.”) Both films combine highly specific individual narratives with sharp, critical scrutiny of the way the world is organized now — the imbalances of power and autonomy that inevitably, though not always predictably, influence the ways people behave toward one another.

New York Times’ Bosley Crowther on The Virgin Spring: In all of this representation, Mr. Bergman has achieved a tremendous sense of mental heaviness, primeval passion and physical power. … …Each character may be a representation of some contemporary element in the world. But we rather feel Mr. Bergman has here given us nothing more than a literal, very harsh, very vivid and occasionally touching statement of a moral. When water springs from the earth beneath the dead child, after the father has repented his wrong, the simple — almost naïve — conception is resolved in a miracle.

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

第二章 哈布斯堡的维也纳:充满矛盾的城市

  • 对舞蹈病态的酷爱;表面上一派世俗华美、荣耀辉煌
  • 从艺术中获取的优雅和风度盖过了艺术的内在价值;那一代维也纳人是在一种浸透着“审美”价值的气氛里成长起来的

第四章 文化与批判:社会批评与艺术表达的界限

  • 克里姆特成立“分离派”;在新艺术中没有明确的东西,他们急于从流行品位的枷锁中逃离出来,并把介质的美妙精微之处更好地展现;
  • 建筑师瓦格纳设计的建筑色调浅淡,立面光滑,把纯粹实用性奉为教条
  • 装饰品成了一种歪曲物品的方式,它不再是一种修饰,反而以自身为目的了;在设计领域,路斯与工艺美术观念作战,他察觉到,这种把事实与想象混在一起的做法对两者来说都极为不利
  • 在路斯看来,当艺术既不受时间影响,又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它就是伟大的
  • 艺术的目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日常生活的沉重和乏味中释放出来,并将其重新聚焦到想象和精神价值的领域,并以此启迪人心
  • 科柯施卡通过人的面部尤其是眼睛,以及双手,来显现其性格的映像;艺术家绝不能把他试图描绘的东西高喊出来,而是要引人浮想联翩
  • 勋伯格:严格遵守作曲法则才是作曲家自由的源泉;马勒:作曲不是为了制造愉悦的声音,而是为了表现作者的人格;自我表达与自我纪律是自然自发、相携而至的
  • 勋伯格的全部作品表现的都是对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伪精致复杂的抨击,有点像路斯的建筑学
  • 对霍夫曼斯塔尔而言,诗歌的目标是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创造统一;科学家与感觉隔着一层,因为他们用数学而不通过口头描述感觉,而诗人则想方设法用透彻而精确的方式直接表达他的感觉

第六章 重访《逻辑哲学论》:一项伦理之举

  •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模型论,假设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充分的“同构”
  • 命题通过结构建立起与对象有关的情形的“模型”,命题的意思就是命题在符号之间表达的逻辑关系;名称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脉络中,名称才可以理解
  • 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像其他不现实的考量一样,难以言传;命题能够建模,从而描述现实;然而它们无法同时描述它们是怎样描述现实的
  • 在科学中,我们想要认识事实,但在生命问题面前,事实并不重要;在生命中,重要的是能够对他人的苦难做出回应,这与恰当的情感有关
  • 《逻辑哲学论》表达的是某种语言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把人类生活中的头等重要之事归于艺术,因为只有艺术才能表达生命的意义
  • 维特根斯坦企图捍卫想象,抵抗理性的入侵,让自发的感觉免遭理性化的窒息;当理性为好人所拥有时,理性只是寻求善好的工具而已,好人之为善好并非出自其理性的功用,而是源自他对充满想象的生活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