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荒野的西班牙

在瓜达尔吉拉尔河缓缓注入大海之际，从塞维利亚来的船只驶过棕榈和沙洲，有一大片江滩叫科托多尼纳，它是西欧面积最大一块不通公路的陆地。这里杳无人烟，甚至看不到太多生命的迹象，偶尔有飞鸟划过天际。然而，这却是欧洲野生动物最丰富的一个地区之一，无数的鸟兽，昆虫，爬行和野生动物，和水鸟。据说一位鸟类学家仅仅在一个下午就在这里发现了三十五样不同种类的鸟，而欧洲大陆仅有的野生骆驼也生活在这里。很难想象安达卢西亚也存在这样一个地方，从塞维利亚驱车只需一个上午便可抵达，有人说这或许是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以外欧洲最荒野的地方。从本世纪初到现在，西班牙的人口从约一千八百万骤增到三千万，然而，其中三分之一都聚集在七个大城市里。理论上，如果合理布局和规划，西班牙足够装得下比现在两倍还多的人口，但是现今，半数以上的土地还未被开采，而那些可耕种的地区， 随处可见不远处的荒芜，寸草不生的岩石和蛮山。

西班牙的北方依然有熊出没，有时也有狼的踪影，我就曾在穆尔西亚一个沙滩发现一具狼的尸体。安达卢西亚到处可见一种体型庞大的鸨鸟，它有粗壮的脖颈，翅膀扇起来的响声在所有鸟类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在电线上或者松叶丛中，你能时常发现猫头鹰，带着一种鄙夷的眼光冷冷看着你。而在野外的山间悬崖，秃鹫和老鹰展翅翱翔。格拉纳达的轩尼洛里菲花园的夜莺非常有名，它们在柏树丛中不知疲倦地歌唱。几乎每一处野餐的地方，你都能看得见蜥蜴也在那儿晒太阳，当然也少不了会飞的甲壳虫，蛾子，和嗡嗡嗡的蜜蜂。从纳瓦尔到安达卢西亚，整个西班牙都是鹳鸟的踪影，在烟囱上，在教堂的尖塔上，想必对它们来说，首都是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城市卡塞雷斯，那里中世纪的房屋和杂乱的山坡跟成群的西班牙鹳相比，都要逊色一筹了。

西班牙群山脚下的小溪里，美味的鳟鱼比比皆是，西北部地区酷似峡湾的河口，满是鲑鱼。西班牙的鱼类运输系统井井有条，非常有效率。不管是地中海沿岸的瓦伦西亚，还是大西洋畔的圣塞巴斯蒂安，前一天晚上打捞上来的鱼虾迅速装箱，不管夜里发生什么，罢工了还是停电了，第二天中午，马德里的餐桌上都能找到最新鲜的红鲻鱼，龙虾，生蚝，和蜘蛛蟹。西班牙人说得上是“无鱼不欢”，路边摊的蒸汽里，熙熙攘攘的集市里，超市里，加迪斯的盐锅里，它们在无助地跳跃着，或者是在卡车甚至骡子背上，它们被运往最偏远的山村。

尽管汽车和拖拉机已经很普及，西班牙仍是一个非常依靠人力和“马力”的国度，马车依然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西班牙人喜欢马，也理解马。按说西班牙人对动物都是十分残忍的，可是要是自家的，那就不一样了。查尔斯一世酷爱他的猫和鹦鹉，熙德有一只母马，她下葬的地方至今还被标记着，十六世纪阿尔梅里亚大教堂主教比拉兰的墓像脚下，有一只猎犬，而我曾在阿尔罕布拉宫里见到的工人，他们工作的时候手边还提着一笼鹦鹉。

西班牙原始的地貌往往能给现代人紧张的神经带来一丝舒心和安宁，动物园自然是单调乏味的，但它们背后总是一片甜蜜和空旷的土地，长满了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野花。西班牙满是自然的香味，迷迭香，百里香，薰衣草，木柴燃烧的香味，雨后松树的味道，微风拂过的橘子花和玫瑰花香，在欧洲万余种野花中，一半以上都可以在西班牙找到。在西方世界，很少有哪一种欢愉能够和西班牙山间的一个春日早晨相比，向远方眺望，也许是点点村庄，也许你还听得到圆润的铃铛声，也许，在你目光已经不可及的一个山谷里，有一个马夫载着货物向市集走去。抬头看，山坡上有一群斑点猪，在风信子花丛中哼哼着。阳光渐暖，昆虫的嗡嗡声和鸟鸣不绝于耳。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她哺育的人民之性格是如此息息相关。荒野的西班牙，孕育了一个剽悍的民族。内战后的四十年间，他们都被称作“愤怒的西班牙人”，哪怕佛朗哥死去之后也没有缓和的迹象，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开始被政治恐怖笼罩着。历史上，在欧洲大陆，宗教迫害并不是西班牙独有的，但在西班牙，任何事情都会被推向一个极端，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摩尔人，新教徒 ，和这样或那样的被认为是异端的人，都被推上宗教审判庭，并最终被烧死。后来的西班牙内战就更不必说了，没有哪一场战争如此惨烈，托雷多街道上血流成河，巴达霍斯的斗牛场里，几百名被解除武装的士兵惨遭杀戮。这场战争似乎把西班牙人骨子里对血液的饥渴，对暴力的审美，对复仇的激情都给激发出来了。死亡本身在西班牙人眼中也有特殊的含义，斗牛竞技中，牛倒下的那一刻也被视为真理显灵的那一刻，而对于人来说，死亡就是人生的最高峰。在西班牙，墓地往往距离村庄很远，大片的墓碑就像是另一片独立的存在。

然而西班牙人也是无比向善的，他们喜欢孩子，没有妒忌心，礼貌背后朴实而真诚。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西班牙的犯罪率非常之低。这里的商贩也不会坐地起价，或者找给你不对数的零钱。在外人看来，这个国家是有些易怒，但一点也不刻毒。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11 科尔多瓦大清真寺

Certainly there are nagging undertones of regret to the greatest of the Islamic monuments of Spain, the Great Mosque of Cordoba, for now that its mihrab has been demoted to be a mere curiosity, its courtyard taken in hand by the canons, its huge martial expanse blocked by the Christian altars in the middle, its old brotherly arcades walled in, its ablution fountains converted to ornamental pools, and its wandering sages banished for ever from the orange trees.

— Jan Morris

image source: sqjszllxs.com

第五章 外国人

如果把深歌定义成部分源于东方，部分源于摩尔人，部分犹太人，然后最好由吉普赛人演唱的话，未免太过简单了。有些专家从这项代表着西班牙文化的音乐体裁里溯到了腓尼基人的渊源，有些人则说它里面蕴含了拜占庭文化的礼仪，有些人听到了非洲黑人音乐的节奏感，还有人说给乐曲伴奏的响板其实是来自特洛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西班牙这样受到如此多外来文化的影响。站在萨古恩多的罗马斗兽场边，你至少看得见五种文化的痕迹：山上，伊比利亚类人猿曾居住过的山洞；乡里，希腊人留下的葡萄酒工艺；脚下，罗马人铺成的石板路；背后，有一座摩尔人建造的城堡；河沿，一座高耸着的烟囱冒着黑烟。

在如今西班牙人的性格和脾气里到底还有多少摩尔人的痕迹，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再准确回答。要知道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西班牙人会直接把一切粗糙的东西叫作伊比利亚，而任何圆滑的则来自摩尔人。伊斯兰文明在这个半岛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科尔多瓦大清真寺被改建和“归化”距今已经长达七百年，曾经的壁龛如今只是个小摆设，庭院被用来存放基督教正典，大广场中央立起了神坛，古老的走廊被墙封住，用于沐浴的喷泉也被改造成装饰用途，当然，我们也再看不见橘树丛中闲庭信步的阿拉伯智者了。

被归化了的摩尔人被称作摩里斯科，最后一批摩里斯科被驱逐出西班牙是早在1609年的事情，但摩尔人的血液似乎依然留存在很多西班牙人的身体里。不比内战以前，如今在西班牙南部你是找不到带着头巾的阿拉伯妇女了，但时不时在超市里，你还是能发现这样的乡村妇女，她们在与陌生人四目相接的时候会下意识地用黑围巾遮住自己的嘴——这种防御性的姿态和埃及女人如出一辙。西班牙生活中的闲散也像极了穆斯林：在与安道尔接壤的边境，一个炎热的周末，那个检查你护照的官员，是不是很像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帕夏？西班牙人对享乐的追求，也与很多阿拉伯国家毫无二致，和埃及人一样，他们喜欢公共假日，喜欢公园，喜欢野餐，喜欢登高瞭望，还喜欢在水上泛舟玩耍。

摩尔文化对西班牙人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占领区”，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整个西班牙都说两种语言，甚至北方信基督教的王子们也用阿拉伯语彼此交流。很多基督教人改信伊斯兰教，剩下那些坚守信仰的，也在以摩尔人的思维方式思考，过摩尔人过的生活。西班牙被摩尔人统治长达七个世纪，他们的根基扎得太深了，格拉纳达便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说的不是雄伟的阿尔罕布拉宫，而是山脚下一个不起眼的摩尔风格的队商旅馆，古老，安静。店家坐在屋里的一个角落，厨房里的女人也许会偷偷瞟你一眼。这里云集了各路商人，卖毛毯的，卖水烟的，卖头巾的，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声音，篷车车主的叫喊声，动物的呼噜声，还有蹲在走廊下老人嘴里不停的阿拉伯话语，有一刹那你会恍惚觉得自己是不是身在叙利亚的一个巴扎里。当你走出旅馆来到附近的酒吧，点一杯葡萄酒要一盘虾，抬头看吧台后面的那个男人，也许你会突然觉得他是从也门来的。

摩尔人不是仅有的一支来自于东方并深深影响了西班牙的民族，犹太人在西班牙的历史上也经历了高低起伏。西哥特人统治时期，他们遭到野蛮的对待；而在穆斯林治下，犹太民族则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富裕，有地位，有文化，有影响力。有一些镇子甚至全部都由犹太人组成，格拉纳达也一度被称作“犹太之城”。在那时，犹太人是摩尔人的医生，是他们的哲学家，有时还是外交官，甚至将军。这样的繁荣在欧洲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先是格拉纳达，然后是托雷多，以至于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求学的牧师去巴黎，律师去博洛尼亚，医生去萨莱诺，而撒旦和恶魔，都去了托雷多。

在基督教王国早期，“再光复”运动完全结束之前，犹太人的待遇也还算不错，真正的迫害是从十四世纪末才开始的，在格拉纳达沦陷的1492年，犹太人被强制驱逐离开西班牙。他们离开的时候两手空空，几乎什么也带不走，留下来的图书馆，精心修建的房屋，积累的财富，还有土地，最终都不得不化为泡影。不过，总有蛛丝马迹和星星之火，他们的会堂被改建成博物馆和教堂，墙壁上你还能依稀看见希伯来语书写的经文。犹太人的才华也不知用什么方式传承了下来，有人说哥伦布就是犹太人，不管真假，西班牙历史上确实有一段时期，大部分的文化名人都是犹太出身。

西班牙的吉普赛人则是才华和艺术的象征，因此跟犹太人相比，似乎更被需要。很多我们如今看上去非常“西班牙”的东西其实都源于吉普赛，斗牛本就是吉普赛人擅长的运动，弗拉门戈舞就更不必说。这个国家还有不少其他“外国人”：罗马人留下了水渠和堡垒，斗牛场也自然是沿袭了古罗马斗兽场的设计，整个西班牙还有不少城市是用罗马地方命的名。法国人对西班牙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刻的，尤其在建筑上，西班牙大半教堂的灵感来源便是法国；在近现代，法国也是西班牙走向现代化所模仿的对象。不能忘了英国人，他们与西班牙的历史同样密切相关，直布罗陀至今也仍归英国管辖；当然，最密切的关系莫过于每年冬天拿着退休金来到西班牙度假的英国老人们，伊比利亚半岛的阳光，就是他们最好的家。

第四章 阳光还是阴影

对于大半个世界来说，西班牙的形象就是安达卢西亚的形象，山峦连绵的乡村，被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山脉包围着，八个不同的省份，不绝的浪漫气息，梅里美，比才，还有旅者华盛顿·欧文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山间的阿罕布拉宫殿，回响着《卡门》歌声的塞维利亚卷烟厂，斗牛舞海报上的托雷莫里诺斯，和那里丰盛的海鲜……对摩尔人来说，安达卢西亚就是俗世的天堂，当然在如今的旅游代理眼中，她依然是。

沿着莫雷纳山脉进入安达卢西亚古老的村庄是再好不过的选择。深深的河谷里，一座精心修缮过的老桥引你入城，之后等着你的，是一座高大静谧而古老的教堂。空气中有一丝烟草味道，透着一股油香，那是从街边已经开了火的早餐摊档那里飘过来的。河边，个把早起的人已经开始劳碌起来，铺满白色鹅卵石的街道两旁，尽是花团锦簇。这样一个地方像极了传统鲁里坦尼亚音乐剧里的某些场景，穿行在其中的人也一样：安静的牧羊人，牵着大小动物的马夫，骑在小步快跑的驴身上的牟利罗男孩，时髦的房屋经纪人，戴着他那顶扁平的科尔多瓦帽子，还有在喷泉边上说个不停的妇女，躲在“一帘子”火腿，大蒜，香肠背后瞥着你的商贩，风车旁的磨面工人，和咖啡馆里玩着牌的小赌徒。当然，这里也有摩托车，有汽车，有电视机，不过安达卢西亚永远不缺这些或许只有在歌剧里才能看得到的场面，辛勤的手工劳动者，古老的技艺，停不下来的八卦和好奇心，还有不知道从哪个广播传来的音乐歌声。

塞维利亚的四月节无疑是无疑是一年中安达卢西亚最激情和欢快的时刻。装饰和布置早在节日前好几个星期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市集广场上摆满了鲜花和童话灯，酒店早早开始涨价，整个城市的节奏开始加快，直到最后高潮的到来。大规模的游行，日夜笙歌，安达卢西亚最有才华的音乐家和舞蹈家云集至此，大家族们相约来到这里团聚。安达卢西亚暖洋洋的春日阳光下，马车川流不息，那些到了结婚年纪的年轻男人，穿上紧身夹克，戴上最俏皮的帽子，骑在骏马上，侧身坐在他们身后的，是一袭波点长裙，头戴一支玫瑰的美丽女子。晚上，狂欢才真正开始，空气中回荡着掌声和欢快的响板声，广场上荡漾起舞的人们就像鸟群一样，一窝蜂地从这个角落涌向那个角落。有时你还能听得到吉普赛人用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深歌，有时你会看得见他们本人，有节奏地从你身旁跳着舞走过。每一个角落都响着弗拉门戈舞的鼓点和脚步声，马车驶过的车轮声，和姑娘裙摆的沙沙声。这样的欢庆会持续一整个晚上，而且还是一连三天，当一切结束的第二天早晨你从床上爬醒时，你依然能感受到整个城市洋溢在一种略带倦意的欢愉美满之中，好像之前发生的不过是一场梦。

这是典型的西班牙南方之梦。如果你只是想要度假，这完全足够了，地球上没有几个地区能给你这么多欢乐，激情，和随处可以偶遇的美丽。但是，安达卢西亚也有截然相反的另一面，数据不会骗人，西班牙十个最穷的省份当中，有五个在安达卢西亚，整个地区只有两个省达到了西班牙平均经济水平。当然不管怎么说，西班牙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历史上，罗马人和摩尔人曾给这里带来短暂的繁荣，内战之前，他们仍持有世界上第六多的黄金储备。很多年前，西班牙人仍认为自己土地里埋着无穷尽的宝藏——铁矿石，铜矿石，矾土矿，锰矿，等等，但是现在他们就不那么乐观了，这个国家水电设施是有不少，还有很多低质量的煤矿，但就是没有石油，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兴起的工业革命一直没有延伸到全国，直至今日，西班牙的工业也只聚集在三个地区：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和住着巴斯克和阿斯图里亚人的坎塔布里亚沿岸。在现代科技文明面前，西班牙人似乎也没好好地调整自己的步点。

这个国家拥有广袤的土地，勤劳的农民，但是她的农业只将将够养活本国人口，葡萄酒，小麦，橄榄，这三样地中海食材西班牙可以自给自足，但是其他的就不得不依赖进口了。西班牙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没有被开发过，即便那些被开发了的，也是极其低效。家族继承也好，其他因素也罢，西班牙的农业用地分布得非常零碎，有时区区一百亩地会被分成上千块，归属于多达两到三百个农场主，在加利西亚，一头牛就够用的农田遍地都是。也有另一个极端，南方有不少大庄园，但是他们的主人却住在千里之外舒适的马德里或者塞维利亚。

在西班牙人热情的笑容和优雅的服饰背后，有我们外人看不到的生活的艰辛。西班牙的男人们，不管是资产阶级，老师，公务员，或者军官，经常需要同时做两份工作来养家糊口；西班牙人对孩子的喜欢和溺爱，其实也部分源于像“养儿防老”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就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西班牙人才开始用上自来水，盥洗室，电力系统，和拖拉机，很多西班牙的乡村小路还是土铺成的，下大雨了根本无法前行。有的时候，这种原始的贫穷让你不禁怀疑自己是否还身处在欧洲大陆。

在安达卢西亚你还能看见不少茅草屋，跟非洲大草原上的牛栏似乎没有多大区别。里面的布局很简单，起居室在一角，卧室在另一角，不能再更简单了。住在这里的人并不是睡在床上，只有几条毯子，据说，面包和汤就是他们饮食的全部。这些人不识字，没有无线广播，从未见过大城市的模样，孩子也不用去上学，很难想象这是二十世纪的欧洲。我曾问其中一个孩子的爸爸是否喜欢这样的生活，他感觉似乎还不错，唯一的抱怨就是茅草做的屋子太容易烧着了。是的，西班牙人似乎从不因自己的贫穷而感到一丝苦闷，在这个国家，一半的穷人就是愿意做一辈子穷人，而另一半，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正慢慢在变好。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游人来说，在西班牙人可掬的笑容面前，我们很难察觉这个国家的贫穷。

一千年前的古罗马人就说过，西班牙的诸多荣耀里也有一份属于她的面包，据说它好吃是因为玉米在种植的时候直到成熟的最后一刻才被采摘下来。这确实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面包，粗糙，强韧，富有弹性，就像西班牙人自己一样，就像你在安达卢西亚看到的那样，虽然看上去不那么精致，却充满了生命的气息，生活的味道。

基米希也许是最近几场进球太多了，这场比赛被安排在中后卫位置上“值班”，估计是赛前看出了苗头，阿拉巴果断选择肠胃炎而不出战，避免了自己去身兼中后卫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果然，赛前宣称要全取三分昂首离开安联的德甲倒数第三抓住了拜仁中后卫上的漏洞，几次利用基米希位置感欠缺和与整条后防线配合补位不足的机会，给诺伊尔和球门制造了威胁。博阿滕终场前终于复出，上了不到十分钟，但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他的后场拦截直接制造了第三个进球。

科斯塔下半场替补科曼出场之后，上赛季后半段经典的“里贝里科斯塔共存难题”再次隐约浮现，这两个人无疑都是在左路的时候威胁更大，并且更能与团队擦出火花。安帅也许是想试试手气，但看来科斯塔在右路的发挥和是谁当主教练关系不怎么大。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这场比赛也进入了大名单，我们看看周中的比赛他会不会上场。

两名替补边后卫这两场比赛都踢得很嗨，左边贝尔纳特直捣黄龙的个人盘带，“进攻终结者”拉菲尼亚也终于用一个进球“终结”了进攻。不得不说，这两个人在边路的防守以及攻守转换这些环节上还是符合要求的。当然，真正的顶级边卫需要在对方三十米区域也能持续高光，制造威胁。

桑切斯就像此时曼联的“一亿先生”，需要在中场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角色。但好在安联球场的压力比老特拉福德要小得多得多了。喜欢在中场囤积10号球员的胖子安帅，想必会给我们找到最后的答案。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10 克拉科夫

Retaining its old-world ambiance and charm, Krakow is the prettiest of Poland’s main cities, having escaped the worst of WWII bombing.

— Tripadvisor

image source: easyJet.com

本场比赛不知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里程碑意义，赛季欧冠第一场，拉姆，里贝里，阿隆索齐刷刷坐在替补席上，三位老将在连续的一周双赛面前也要讲讲取舍了。加上一直高挂免战牌的罗本，我们似乎已经开始习惯这支不再依靠罗贝里的拜仁。莱万延续着新赛季场场进球的记录，马丁内斯和诺伊尔统领的后防线继续零封，安切洛蒂在中前卫上像打扑克牌一样轮换着用人屡试不爽，这支夏季没有经过太大动作的拜仁，继续缜密严谨地开始着自己的新赛季。新教练不像瓜迪奥拉那样在场边表情丰富，动作夸张，他往往是面无声色地嚼着口香糖，保持着冷静的神态，也许这正是这支对欧冠冠军无比渴望的拜仁最需要保持的心理状态。

阿拉巴想打中场不让打，哈维·马丁内斯中场出身却还在补中卫的空缺，倒是以“后卫出身”的基米希率先破茧而出，在自己喜欢的位置上越来越如鱼得水。这个小伙子的球商和对局面的判断能力，处理球的合理程度，都属上乘（这一点不谦虚地说新科欧洲冠军雷纳托·桑切斯也都要好好学学），在把握着节奏的蒂亚戈和冲抢积极地比达尔两位大哥的压阵下，基米希反倒能释放出不错的潜能。现在来看，阿隆索和蒂亚戈是一组，比达尔和即将回归位置的马丁内斯是一组，而基米希的直接竞争对手就是桑切斯了，拜仁的三中场六个人已经可以排列出无数种组合了，在主打433的安帅手底下，中场三个人的厚度十分必要。

说是433也不是完全准确，这支“左重右轻”的拜仁其实在莱万穆勒同时上场的时候，踢的是“假装走走右路其实最后还是靠左路解决问题”的路数。道格拉斯·科斯塔在左路的威胁要比右路大得太多这点已经不用再试验，穆勒抢点和不会一直压着边线的属性，以及年迈的拉姆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包办一整条右边路的现实，都决定了这支拜仁，或者说，暂时缺少罗本的拜仁，右路进攻基本就是一个摆设。今天的五个进球，除了第一个点球之外，其余四个全部来自左路传中，便是明证。当然，我们不要忘了，替补席上还有一个年轻人，叫科曼。而桑切斯在欧洲杯上也证明了自己在右边路的突击能力。

新教练到来，拜仁向传统的德式打法又靠近了一些，连续三年四强输给西甲三强，将士们对冠军的渴望想必也到了一定程度。不得不说，新赛季的几场球看下来，这支拜仁还真的让人充满期待。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9 坎特伯雷

[Canterbury] remains a lively place, a fact that has impressed visitors since 1388, when Chaucer wrote his stories.

— The New York Times

image source: assorted postcards from a London bookshop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8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s good looks and fashion sense could almost be intimidating. But this city is an accessible beauty, as easy to explore as it is to love. 

— Lonely Planet

image source: Tripadvisor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7 法罗

When Ingmar Bergman died on July 30, he left behind three Academy Awards, a legacy as one of the greatest filmmakers of all time — and his home on the tiny island of Faro, Sweden. Population: 572, now 571.

— Danielle Pergament (The New York Times)

image source: visitsweden.com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6 路边野餐

The Chinese director Bi Gan’s debut, Kaili Blues, contains among other cinematic oddities a forty-one-minute single take through the windshield of a car. (Don’t worry, the car is in motion.)

— The Paris Review

Kaili Blues is prefaced with a quote from the Diamond Sutra to the effect that Everything is Now. Past thought cannot be retained, future thought cannot be grasped, and present thought cannot be held. Go with the flow. It’s a fair warning.

— J. Hoberman

image source: theparisreview.org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5 潘尼斯科拉

There are castles that are university departments, like the picture-postcard fortress of Peniscola, on the Valencian coast.

— Jan Morris

image source: spain.info

2016年夏天的纽约电影基本被西村的两大影院 Film Forum 和 IFC Center 包揽着，后者有横跨一整个季节的费里尼回顾展，前者在老电影上毫不示弱，祭出了“一张票看两场”的大招，美其名曰，好莱坞的“黄金时期”就是这么干的（通常是一部A级片，也就是当时的大片，搭上一部B级片）。今天点开网站，IFC 又即将要分周推出基耶洛夫斯基的《十诫》，横跨五个星期。林肯中心曾在2014年10月的 White Light Festival 上用一周末的三天时间一口气放完了这十部可能是电影史上最棒的短片，当时只有幸看了前六部，大呼过瘾。时隔两年我们才等来了又一次放映，好事多磨。

            

《十诫》（1989, 55 min per episode, 9.1, 9.0）的放映自然要拜 Criterion Collection 的功劳，在最新的推出名单中我们赫然发现了它的名字，影片简介说这是 “on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greatest achievements in visual storytelling … … [It] focuses on the residents of a housing complex in late-Communist Poland, whose lives become subtly intertwined as they face emotional dilemmas that are at once deeply personal and universally human … … [and] arrestingly explores the unknowable forces that shape our lives. ” Criterion 的 DVD 和蓝光版本要到9月26号才正式发售，而纽约的影迷们，从下周末开始就可以在大荧幕上先睹为快了。

IFC 中心的费里尼全集将告尾声，这个系列是影院传统的保留项目 Weekend Classics 的一部分，只留给每周末上午还能早起的电影爱好者们。七月开篇的第一场是《甜蜜的生活》，而九月底收尾的则是《城市女郎》，最重量级的《八部半》（1963, 138 min, 8.1, 8.4）则毫无悬念地被安排在了 Labor Day Weekend。

有趣的是，在离 IFC 中心不远处 Film Forum 正如火如荼展映的 “Return of the Double Feature” 里面，我们找不到费里尼的名字，的确，好莱坞的黄金时代是希区柯克，黑泽明，波兰斯基，罗伯特·奥特曼，卡罗尔·里德和卓别林们的。长长的放映名单里其实也不乏欧洲人的身影，虽然想要找到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之流的确有些困难，但我们依然有：戈达尔，阿伦·雷奈，雅克·德米，（同为意大利人的）德西卡，当然，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路易斯·布努埃尔。西班牙大师的晚期作品实际上已经敲开了美国市场和好莱坞的大门，他的倒数第三和第一部作品，《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1972, 102 min, 8.0, 8.3）和《朦胧的欲望》（1977, 102 min, 8.0, 8.3），更是为他赢得了奥斯卡提名（前者最终获奖）。Film Forum 也很老实，他们给布努埃尔选映的正是这两部。

• Tue: That Obscure Object of Desire (6:35); 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Bourgeoisie (8:45)
• Sat & Sun: 8 1/2 (11:00);  Decalog Parts 1&2 (11:20, 1:45, 4:20, 7:00, 9:35)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4 哈恩

Some [cathedrals] ar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big: the Renaissance cathedral of Jaén looks preposterously out of scale in that middling category of city.

— Jan Morris

image source: Flickr.com

第三章 埃尔切夫人

瓦伦西亚附近有一个小城叫埃尔切，1897年，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石质雕像之一——“埃尔切夫人”。这座彩色石质胸像雕刻的是一位强大的贵妇人，眉宇清晰，带着些许男性气质，有纯正的伊比利亚血统，看上去却又似乎留着希腊人的血液。两千五百年前的雕刻家就已拥有如此精妙的技艺，这位贵妇栩栩如生，逼真极了。西班牙的艺术特征也许正是溯源于此，不仅要做到逼真，而且要更高，更强烈，更笔直，一点也不能含糊。这种泾渭分明也是整个国家的写照：广袤的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原，不是酷暑就是严寒；人呢，非好即坏，非富即穷，要不是个虔诚的教徒，要不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在西班牙，什么都得是确凿无疑的。斗牛比赛是什么？它的实质就是牛最终都会败下阵来；菲利普二世每天都被无穷无尽的卷宗包围；罗德里戈城的主教被刺杀时，人们发现他临死前竟然在整理万余张关于托雷多历史的记录卡片。在西班牙，不管是城堡，山洞，还是教堂，都有自己的街道号码；每一座大教堂的正面，你都能找得到一个标着它有多高的记号。西班牙人实在是太喜欢测量了，这里的路标是全欧洲最清晰的，这里的交警，他们的指挥号令也是最明确易懂的。每到一个书店，翻开任何一本厚重的大部头，不管讲的是什么，建筑，组织，花草，文学，地质，经济，通讯，或者西班牙女人，你都能发现满篇的注释和征引。

这种强势而现实的手法也浸透在西班牙各个时期的艺术作品里，伟大的画家表达自己时，都在使用你再熟悉不过的日常语言。埃尔·格列科画里那些略显神秘而拉长了的人像，每一个都长着一样的脸，那分明是西班牙人的面容，来自卡斯蒂利亚。委拉斯凯兹的人像更具悲悯情怀，戈雅更愿意把伟人画成是凡人的样子，1808年的抗法勇士，个个头发凌乱，肌肉线条也不像传统的英雄那样优美。即便是诸如毕加索，达利，米罗这样的现代派画家，他们也经常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和技巧。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普世情怀的绘画作品了，而当我们看着达利的加泰罗尼亚海滩，会感觉自己仿佛也置身于那无尽绵延的安宁之中。

西班牙的雕塑作品同样贴近现实，却又不乏高贵气质。马德里的西班牙广场上，唐吉诃德和桑丘骑着马向众人挥手致意；马德里王宫前的菲利普四世，被誉为是西班牙最好的骑士像，它由委拉斯凯兹设计，在佛罗伦萨雕刻完成，传言还经过了伽俐略的精密计算。在博尔格斯的米拉弗洛雷斯修道院，有一尊十七世纪的人像圣布鲁诺，逼真到似乎下一秒他就要开口对你讲话。西班牙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都是当之无愧的室内设计大师，尤其是狂野华丽的巴洛克风格。安达卢西亚北部的小城普列戈-德科尔多瓦还藏着不少西班牙洛可可风格的天才，那里教堂的墙壁，满是翻腾着的天使，镀金的树叶，极为戏剧化的装饰和壁龛，某个瞬间你会以为其实自己是身在莫斯科的地铁站而不是一处供奉神灵的地方。

在西班牙，建筑就是垂直的艺术，直角的美学，充满着灵感与激情。在法国人，德国人，佛拉芒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的不断影响下，他们一跃成为罗马帝国之后最伟大的建筑师。西班牙人喜欢一切庞大的，孔武有力的东西：水坝，轮船，重型卡车，运河，公路等等。古罗马人给他们留下了雄伟的大力神塔（现存最古老的古罗马灯塔），参天的塞哥维亚输水渠，这些传统在加泰罗尼亚的帕尔马大教堂和赫罗纳大教堂里被继承了下来，无支柱单拱门的设计将内部空间拓展到极致，后世维多利亚时期火车站的设计也出自于此。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有一座教堂，它的造型让你怀疑这里是否经历了一场地震，所有的柱子都向外倾斜，感觉整个屋子就快要飞起来了，亦或者，你看的是哈哈镜而不是它。说到这里，也许你真要怀疑西班牙这些夸张建筑的抗震能力了——不妨去一趟罗德里戈城，这里一个世纪前真发生过地震，而大教堂除了稍微倾斜了一点之外，几乎完好无损。

没有什么能比桥梁更能表现出西班牙艺术精神里的沉稳和力量。有趣的是，桥在西班牙的密集程度，让你不禁忘了这其实是一个河流极为稀少的国家。有时它的确只是个精妙的摆设，有时它就是帝王和高度的象征。梅里达的罗马桥，光桥拱就有六十个之多；图里河畔的瓦伦西亚，城市本来乏善可陈，但被那些极富装饰性的桥点缀之后，异常优雅和光彩照人；隆达那座举世闻名的搭建在塔霍峡谷上高达七百五十米峭壁上的新桥，是西班牙国土上最为壮丽的景观之一。

兼具力量和实际功能的，除了桥梁之外，就是教堂了。很多人喜欢西班牙北部那些古老而又简洁有力的西哥特式和罗马式教堂，在奥维多郊外早已荒无人烟的山坡上，你还可以找得到前罗马时期建造的小教堂，安静地俯瞰着山下早已工业化的城镇。摩尔人曾经在西班牙留下过深刻足迹，他们也是建筑高手，除了纯粹的伊斯兰风格之外，穆斯林统治下基督教徒建造的Mozarabic式教堂，还有后来基督教“光复”之后两种建筑风格借外力再一次的融合，都是西班牙独有的建筑风格。这里的清真寺往往更加阳刚，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内部，密密麻麻像树林一样的支柱，方方正正的花园里整齐的橘子树和喷泉，高耸的尖塔，秉承着穆罕默德所信奉的节制，干净，和有序。在摩尔人统治期间，很多基督教徒逃亡到西班牙东北部地区，尽管那里的管辖相对稀松，你还是可以从他们造出来的房子里看到十足的伊斯兰元素：萨拉戈萨的圣保罗教堂尖塔是八角形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偷师阿拉伯风格的结果。

教堂之于西班牙，就好比摩天大楼之于纽约，每一个像模像样的西班牙城镇都会有一个教堂。有的要和蔼亲切一些，比如穆尔西亚，理查德·福特就说那里教堂的塔跟望远镜没什么两样；有的带有明显的军事风格，尤其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那里的教堂更像是一座堡垒；有的除了大之外还是大，连中等城市都算不上的哈恩，城中竟矗立着一座大到有些失去比例的教堂；有的只是为了自我满足，马拉加的教堂就是一座简单的高塔。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西班牙建筑都源于再简单和庸俗不过的动机：更好，也就是更大。卡洛斯五世不讲道理地在原本轻巧的阿罕布拉宫里加了一个罗马圆形竞技场式的庞然大物，同样是这位卡洛斯五世，把科尔多瓦大清真寺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教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塞维利亚，格拉纳达等诸多地方，基督教人当时一心想证明自己可以修建更大和更浮夸的建筑。这种想法，和西班牙人对强人统治的偏好如出一辙，埃斯科里亚的修建就是一例，佛朗哥时期马德里城中块状的空军部大楼也是，这些建筑都在生动地告诉我们，专制背后是平庸。精美的托雷多老城对岸，后来不知怎的修建起了一座庞大的军事学院；阿维拉老城最好的景致，也被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挡住了一半。西班牙人似乎特别喜欢在原有的布局和平衡上做点文章，吸引你眼球的同时，也进一步动摇和拓展了你感知的维度。

第二章 多彩的西班牙

萨拉戈萨往东，前往巴塞罗那的路上，矗立着一座叫做蒙特塞拉特的山，峰峦呈锯齿状，造型怪异。这是西班牙最古老的风景胜地之一，也是这个国家多元文化的代表——加泰罗尼亚的精神中心。和埃斯科里亚的死气沉沉截然相反，蒙特塞拉特修道院充满了尘世的气息：圣徒们手捧蜡烛，在修士的带领下，唱着圣歌在花园里行走；来自巴塞罗那的年轻人在邮局外欢快地围成一个圈，跳加泰罗尼亚传统的萨达纳舞；络绎不绝的游客徘徊在纪念品店里，神父带着微笑走在山间小径；神社大门打开，里头传来悠扬的歌声，蒙特塞拉特男童合唱团哼吟着的，是至少流传了七个世纪的旋律。

加泰罗尼亚是统一的西班牙里众多独立小王国中的一个，这些古老的族落，曾保持自治状态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它们有自己的议会，军队，公务员，和法律体系，直到今天，人们仍更习惯用区域的名称来称呼彼此：加利西亚，莱昂，阿斯图里亚，卡斯蒂亚，纳瓦尔，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埃斯特雷马杜拉，穆尔西亚，还有安达卢西亚。在众多少数族群中，巴斯克算是最特别的一个了，被炮火几乎夷为平地的古城格尔尼卡，虽然早已面目全非，但至今仍让人觉得这是某个神秘王国的首府。巴斯克语极为复杂难学，一个动词竟有二十四种变式，“他给你”是一个词，“她给我们”又是另一个。这个地区的教堂就像停驶飞机的大仓库，建筑纹案非黑即白，而人们的天主教信仰也更内敛而不露声色。

西班牙的北方人常觉得自己比中部的卡斯蒂利亚统治者更先进，更开化，也更贴近欧洲大陆。半数的西班牙工业都位于这个地区，近代以来的思想运动也大多发迹于此，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是西班牙为数不多的可以媲美欧洲大都会的现代城市。从瓦伦西亚或是萨拉戈萨驱车前往巴塞罗那，你会很容易发现自己一下子穿越到了另一个文明：如巴黎街区一般的建筑，街道，植物，还有停满船只的港口，头顶的铁路高架，空气中弥漫着的张力与激情。巴塞罗那这座城市永远在向外看，向北边看，看着新鲜事物涌来的方向。

西班牙人的文化归属感和对国家的忠诚，往往也只局限在对自己生活的村庄周围，这也许是因为，这个国家实在是太丰富多样了。当南方的果实成熟时，北方的花朵正含苞待放；巴斯克地区一头骡子都没有，而安达卢西亚则成千上万；在西北部你是看不到斗牛场的，但几乎每一个南边的村庄就会有一座；安达卢西亚的房屋是红瓦白墙，而到了阿拉贡就成了泥土一样的棕黄色。到头来，你对西班牙这个国家的印象和记忆，其实不过是来自这个或那个村庄和地区而已。

美食就更不必说了，圣塞巴斯蒂安人喜欢火腿鸡蛋，托雷多人爱做杏仁饼，奥维多以炖锅闻名，维戈有馅饼，而塞哥维亚则是烤乳猪。塞维利亚是西班牙凉菜汤的故乡，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村民会用蛇肉来养猪从而让火腿的肉质更加鲜美，马德里周边的阿兰胡耶兹，每到一年的三月初你就有欧洲数一数二的草莓吃，而只有在加泰罗尼亚，你才喝的上最正宗的乡村鱼汤。理查德·福特在一个世纪前这样评价：“西班牙的任何东西都有浓浓的乡土气息。”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3 委拉斯凯兹《布列达的投降》

One of the most Spanish of all pictures is Velazquez’s wonderful Surrender of Breda, nicknamed The Lances, in which the superb Marquis de los Balbases receives the sword of his defeated Dutch adversary with a smile of ineffably considerate regret.

— Jan Morris

image source: Wikipedia

第一章 巴拉塔里亚岛

在地理上西班牙跟一个岛并没有多大区别。葡萄牙，法国，直布罗陀，亦或茫茫的大海，不管你从哪个方向踏上西班牙的土地，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与世隔绝。摩尔人最初来到这里时真的以为她就是一个岛，而在他们之前的腓尼基人——传说正是他们命名了“西班牙”——则给这里取名为“兔之岛”。在我看来，西班牙的最佳入口在古镇隆塞斯瓦耶斯（Roncesvalles），历代当权者，大使，间谍，商贾，媒人，觊觎王位的公主，或是虔诚到一心要成为圣人的教徒，都在他们去西班牙的路上经过这里。1813年，英西联军正是在这里将入侵的法国人逐出伊比利亚半岛，而一百多年后西班牙内战期间，大批的西班牙难民也是从这逃亡到法国。

沿着路来到“斗牛之城”潘普洛纳，这个地方，小牛会在圣费尔明节（奔牛节）的时候肆意奔跑，曾有多达一万犹太人因一位王子的婚礼而惨遭屠杀，教堂的钟鸣就像是煤铲撞击在一起，夜晚在潘普洛纳入睡，你甚至会觉得枕头都是用骡子的毛做的。初到西班牙北部就是这样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个国家，从版图上就是四四方方，边界线毛毛糙糙，像极了一块未经加工的牛皮。西班牙是欧洲平均海拔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瑞士），格拉纳达有欧洲大陆海拔最高的公路。伊比利亚半岛常年多风，有人说它猛烈到足以吹倒一个人。它的气候也极端得如出一辙，五月份翻开报纸，在科尔多瓦气温高达三十二度的时候，莱昂只有可怜的四度。

西班牙内部的河流非常少，有人打趣说，如果想要一睹马德里曼萨纳雷斯河的风采，你应该挑个下雨天登上去那里的公共汽车。横跨曼萨纳雷斯河的塞哥维亚古桥在菲利普二世时期大修过，当时有人劝这位国王应三思，到底是卖了这座桥呢还是花钱再买一条新的河流。正因如此，西班牙人往往都是聚水而居，在两个聚居地之间，通常是大片大片的空地。有些地方极为富饶，瓦伦西亚海滨是欧洲的风水宝地之一，这里的农业人口密集度仅次于埃及和印度；有些地方却恰恰相反，离它不远的穆尔西亚紧邻沙漠，那里的岩石是硫磺色的，河谷也从来都没有水。北部的洛格罗尼奥，小麦产量是东南阿尔梅里亚的六倍之多。南部马拉加的海岸线丰腴青葱，可以和任何热带地区媲美；而内陆高地上瓦砾遍野的村庄，则像极了秘鲁高原某些地方的阴郁和严苛。

西班牙对外面的世界有点不管不顾，她既不追逐时尚，也不遵循常规，现当代发生的大事件，二次大战，核战争，好像都跟她没有半点关系。也许这种守旧正是西班牙最特别之处。当法国人在修建哥特式建筑时，西班牙还沉醉在古罗马的风格里；当法国人进入文艺复兴，西班牙却开始建造哥特式。中世纪的蒙昧一直长时间残存于西班牙，18世纪，大学里还在探讨哥白尼学说是否正确；马德里的人民直到1866年才第一次听贝多芬。一次大战时，布列南将军驻扎在安达卢西亚，那里的人们竟以为他是要去打摩尔人……

西班牙的村庄彼此离得非常遥远，以至于每一处都似乎是一座独立的城邦，城里的人们只关心自己教区和咖啡馆里的事，而不是什么火箭和中东战局。在旁观者的眼里，穆尔西亚，萨莫拉或是哈恩这些小城丝毫不为文明的进步所扰，乡镇的市集上，屠夫就像削苹果一样轻而易举地在你面前宰下一头羊，母鸡被捆在在一起，鸡蛋上沾着土屑，商贩用棕色的厚纸包裹着你刚买下的小红萝卜。教堂外，神父热烈地交谈；溪水边，扎着马尾的女学生晃着书包溜达回家。一切都充满生机，一切却又如此安详。

西班牙人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用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话说，他们傲慢，强横却又优雅。委拉斯凯兹的名画《布列达的投降》，画幅上的交战对手竟带着些许悔意的微笑；十三世纪西班牙的英雄德古兹曼，宁可摩尔人杀死自己的儿子也不愿在塔里法投降；七百年后，为佛朗哥将军效力的莫斯卡多上校也一样，为了托雷多城堡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西班牙虽然也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外人却很难察觉，不同阶层之间说着同一种口音，走在安达卢西亚的市集上，你甚至很难辨认谁是主人谁是随从。

没有什么比斗牛更能彰显这个国家身上的雄性特征了。斗牛，实际上是关乎死亡的神圣。运气足够好的话，你会有幸看见一次简短，冷静，优雅，而神圣的刺杀。一记干净，甚至让人难以察觉的一刺之后，此前还凶猛无比的野兽缓慢倒下，斗牛士如同任何一位获胜的侯爵一样，带着自豪和慈爱，优雅地向他的对手伸出手去，轻抚牛的双角。不管夹杂着多少虚情假意，这无疑是个戏剧化而动人的瞬间。

所有的这一切加起来，就是西班牙。从潘普洛纳沿着埃布罗河向东开，你就会来到桑丘·潘萨（《堂吉诃德》中那个头脑简单的农夫）所治理的那个巴拉塔里亚岛——它根本就不是一座岛。塞万提斯说，这里之所以叫巴拉塔里亚，要不就是因为它实在没有别的名字，要不就是因为这里低廉的地产价值（巴拉图拉就是便宜的意思）。我宁愿相信第二种说法，因为在我看来，这里除了西班牙之外真的是没有什么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了。

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比西班牙更自恋。尽管他们也说，自己的国家还是很落后，没有文化，不够庄重，也不值得信任，但更多的时候，西班牙人仍坚信自己是最好和最特别的那一个。在西班牙，外国人通常被视为劣等民族。如果你问一个西班牙人是谁打了特拉法加战役，他多半会说是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绝口不提法国人；若是问他是谁参与了半岛战争，他会说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只字不提英国人。这个民族不喜欢失败，而且也只愿意记住那些自己荣耀的历史时刻。

《堂吉诃德》只是一部关于西班牙人自己的书，它不像莎士比亚的戏剧，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普世意义。西班牙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名人也不是很多，怕也是因为，西班牙的伟人只为西班牙人而生。桑丘认为巴拉塔里亚是一座岛只是因为他的主人曾许诺要给他一座岛，西班牙也一样，她就是一座不是岛屿的孤岛，火车贯穿其中，四周被水环绕，她的确是一座岛，因为堂吉诃德就是这么说的。

前言：埃斯科里亚和西班牙的要义

现位于马德里城郊的埃斯科里亚修道院始建于十六世纪，那是西班牙的黄金时期，在当时修建她的君王菲利普二世眼里，埃斯科里亚就是西班牙登上世界权力和财富顶峰的象征。这座大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宫殿，有86段楼梯，89座喷泉，千余扇门，13个礼拜堂，16个天井，2673扇窗户，百余里长的走廊……她大到自己本身就是一座官方界定的城市。甚至，站在马德里街头你都可以清楚地看见她，埃斯科里亚稳稳盘踞在瓜达拉马山脚，神圣而又来势汹汹。

埃斯科里亚无穷无尽的连廊和花园，体现了西班牙人对雄伟和霸道独有的钟爱，同时，她冷酷和苍凉的另一面，也书写着这个国家对专制和强人君主的崇拜与敬畏。埃斯科里亚的楼宇图案清晰精细，我们仿佛能从中看到，来自卡斯蒂利亚高原的中央权力是怎样影响着西班牙广袤国土的每一寸边缘。皇家陵墓被修饰得华丽而又条理清楚，你轻易读得出逝者间的谱系关系和长幼尊卑——西班牙人喜爱森严的等级和程式礼节。

西班牙人自古好战，罗马人征服这里花了足足两百年时间。中部的人会用陈尿刷牙，北部的人吃熊肉，喝牛血，西北部的人甚至会用犯人的腑脏来占卜吉凶。但是，这个民族又极其好学，从腓尼基人那里，他们学会了书写，使用货币，挖掘矿藏；从希腊人那里，他们学会了酿酒和种植橄榄；从罗马人那里，他们更是继承并发扬了整个文化。罗马帝国后期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几乎都出自西班牙。帝国衰亡，接手这片土地的野蛮的西哥特人很快为这更优雅的文化所臣服。

来自北非的摩尔人统治西班牙长达七百年时间，作为一个国家，西班牙再次升华了。他们的宗教权力中心科尔多瓦，在当时的欧洲是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第二大城市。那里文化繁荣，宗教自由，女人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图书馆，大学，天文台遍地开花，而诗人和音乐家则被视为最高贵的人。摩尔人在给西班牙土地带来灌溉技术的同时，也教会了他们浪漫。当时欧洲的其他地方只把生活视为对死亡的准备，而在西班牙和科尔多瓦，它是生活本身，是无穷尽的认知和学习，并伴以光彩和欢愉。

在那七百年里，北方的基督教人并未完全投降，零星处在一种自治状态。渐渐地他们开始反攻，十一世纪时，基督教人夺回了西班牙中部高原，十三世纪末，他们占领科尔多瓦，而最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492年，伊莎贝尔女王和她的丈夫费迪南把最后一个摩尔君主赶出了格拉纳达，阿罕布拉宫里的摩尔人不得不接受另一种宗教的洗礼；同一年，哥伦布受命出海远航，西班牙的顶峰自此到来。

菲利普二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自古罗马以来最广袤和强大的帝国领土，他的统治范围包括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早期的美国，法国的大部地区，还有意大利南部，菲律宾，刚果，斯里兰卡，以及包括苏门答腊在内的众多岛屿。在那时，真理就是西班牙，这个帝国融合了基督教，摩尔人，伊比利亚和古罗马文明，她在文化上的自信和优雅，她对新大陆无可匹敌的了解，让任何一个邻国都望其项背。

十九世纪对于西班牙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王位继承战争终结了他们对整个欧洲的统治，和拿破仑的交锋使他们陆续失去了路易斯安那和特立尼达，法国人一度还将伊比利亚半岛攻陷。虽然在独立战争中挽回了些颜面，但那时的西班牙不得不依赖于比自己更强大的盟友。他们在南美洲的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失去，最后，1898年的西美战争让他们不仅失去了古巴，还从此被挤出了国际新秩序的舞台。谁也不曾料到，自埃斯科里亚建起后西班牙的灿烂光辉竟是如此短暂。

Michael Atkinson (The Village Voice) on Voyage to Italy: Always interested in the mystery zone between documentary and fiction, even when the “reality” in question was his own marriage, Rossellini shoots his anti-drama with impassive mobility, always maintaining a distance but constantly reframing, insisting that “real” environments impede on the characters’ perspectives. It’s a movie you have to hold on to as it wanders—it will not grab on to you—and it was loathed upon its original release, except by the Cahiers du cinéma gang. (Italian critics wowed by Fellini’s La Strada, released the same day, called for Rossellini’s retirement.) Laying the brickwork for Antonioni’s existential parables a few years to come, Voyage to Italy is close to watching actual strangers suffer loneliness despite being together. It can leave an aching bruise, but only if you’re paying attention.

Stanley Kubrick on Decalogue: The Ten Commandments: I am always reluctant to single out some particular feature of the work of a major filmmaker because it tends inevitably to simplify and reduce the work. But in this book of screenplays by Krzysztof Kieslowski and his co-author, Krzysztof Piesiewicz, it should not be out of place to observe that they have the very rare ability to dramatize their ideas rather than just talking about them. By making their points through the dramatic action of the story they gain the added power of allowing the audience to discover what’s really going on rather than being told. They do this with such dazzling skill, you never see the ideas coming and don’t realize until much later how profoundly they have reached your heart.

Film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 on Eric Rohmer’s Six Moral Tales: In 1950, the French publisher Gallimard rejected a manuscript of a short story collection called Moral Tales, submitted by a thirty-year-old writer. In the early sixties, the writer in question—now an influential critic and a late-flowering movie director—resolved to adapt the stories for the screen, each inspired by F. W. Murnau’sSunrise, in which a man, committed to one woman, is tempted by another. The resulting series, which took a decade to complete, established Eric Rohmer’s international filmmaking reputation. Thrillingly intelligent portraits of self-centered, articulate, often foolish men and the women they belittle, idolize, stalk, and long for, staged with offhand visual imagination and full of electrifying, high-stakes verbal showdowns, the six Moral Tales represented an entirely new way of handling male-female relationships on screen.

None of the tales are chiding or moralizing (“It would be nonsense to believe that I am proposing a moral of some kind,” Rohmer once said of them), but they all show a distinctive willingness to expose their characters’ insecurities and pretentions—to put their male heroes through punishing educations. Taken together, these films are a kind of proving ground for Rohmer and his collaborators, including the producer Barbet Schroeder, the cinematographer Néstor Almendros, and the many vital, intellectually driven actors who found in them the space to develop new ways of playing out their characters’ debates and indecisions. They still remain the films most associated with Rohmer, and most representative of his many contradictory traits as a filmmaker: strict and yet playful, conservative and sensual, reticent but always ready to judge.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2 摩洛哥哈桑塔

The massive pink tower of the Giralda above Seville Cathedral is one of the supreme monuments of Muslim engineering, comparable only to the minarets of Rabat and Marrakesh in Morocco.

— Jan Morris

image source: Wikipedia

【写在前面】“我们常说激情是短暂的，爱的激情的确短暂，对于生活的激情却可以很长。”

#1 西班牙白色小镇

Vejer de la Frontera, perhaps the most spectacular of all Spanish villages.

— Jan Morris

image source: www.zoover.com

导论

7月13日

18世纪90年代，早在西方侵略以前，大清帝国已陷入危机。人口快速增长，贸易蓬勃发展的“盛世”之下，地方开支增大，官员日益挥霍铺张，政治制度已经无法同自身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生活在征服者政权下的文人政权一贯谨慎行事，“文字狱”的兴起使这种谨慎到了极点。同时，精英阶层对“结党”十分恐惧，他们对上层权力滥用提出挑战能使用的手段因而变得更加有限。和珅事件造成政权巨大的不稳定，然而，若是要求人们既结合在一起、又以一种非派系活动的方式来反对权力滥用，从逻辑上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7月14日

中国帝制晚期社会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庞大的文化精英阶层和狭小的官僚精英阶层之间的鸿沟，他们都曾有过诵读诗书的经历，科举考试又以国家大事为题，使得文人心目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一再被强化，人数相当多的一批人对于国家大事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却又没有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希望。

清代的一般情况是，通过省级乡试者但不够为官资格的，借担任高级官员幕友的方式获得参与处理全国性事务的机会。在19世纪动荡不安的过程中，高官的幕下需要吸收更多本无定所的行政干才，以应对军事和外交上的重要危机。

18世纪中叶，中国停滞的政治框架难以包容不断扩展并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经济，不仅县的数目没有变化，县级官僚行政人员的人数也没有因政府职能的扩大而增加，县官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不受中央政府考核和控制的胥吏。

第一章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

7月18日

终其一生，魏源在经书典章的框架内一直试图协调积极政治参与和忠君观念之间的关系，并调和道德操行和实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他发展出一种理性论证，以一种同中国人长久以来关于根本性问题思考十分相通的方式，将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同国家权力的加强联结起来。

魏源的政治性著作中一个始终存在的主题，是全国性政治生活的合法性边界问题，在中国帝制时代，同政治权力的分布相比，受教育者（文人）的分布要广泛得多，而且，文人们在接受教育时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作自己的天职，在中国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从来就包含着一种对于全国性政治问题的普遍兴趣。

从魏源的政治生涯中体现出来的，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政治模糊性，为官者和身处官场之外的人们之间，拥有的权力差别很大，但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并不是很大。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一些为官者的庇荫下，深深卷入党争。虽然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将诸如魏源这样处于政治边缘的栋梁之材吸收进来，但是，如何使这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得到道理上的认可，在魏源的思考中这个问题占据了中心地位，随着近代中国越来越深陷入危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更加迫切。

魏源的学术论辩，是以关于《诗经》的一系列研究为根基的。在他看来，《诗经》超越了日常政治中的即时性问题，诗篇提供了许多“根本性”问题讨论的素材。在一个日趋没落的时代，《诗经》提供了一种将精英阶层集结起来的力量，使得文人学士得以摆脱无动于衷做出投入公共生活的决定，促使谨小慎微的沉默为直截了当的意见表述所取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魏源在研究中，突出的是鹿与鹿之间的交流，如果正确政策来自于讨论，那么精英阶层就必须克服自己对在公共事务上交换意见而被看作是组建朋党的恐惧。

究竟何人才可称之为“士”呢？魏源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乡村并不是文人学士的居所，“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权势拥有者不应优先考虑一位乡村学人为自己的幕僚，而应选择一位其关系网和教育背景都跻身全国精英阶层一员的城里人。

政治真理产生于不同观念间的冲撞，魏源其实并不在说“天赋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合理性，他意在言明的是不同意见之间的竞争能够帮助专制君主更为有效地做出决策。“泾之渭浊，湜湜其沚”，人们只有通过比较和在与其相关的语境中，才能掌握政治的真谛。

魏源还相信，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英雄式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在极端危险的时代，循规蹈矩之人不适合担任领导人。魏源所想的不是革命，而是一个更具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他看来，科举制度不仅无用，甚至有害，经由科举考试的本本说教而培养出来的文人，焉能使当今时代的风险得到有效掌控？魏源坚持认为，王道并不是道德的空谈，“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

第二章 从太平天国事变到戊戌变法

8月16日

冯桂芬在《公黜陟议》主张通过由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扩大政治参与。他引经据典，以表明自己的意见同中国先哲的看法一脉相通。在魏源和冯桂芬为扩大政治参与所作的努力中，他们都强调了文人身份中所有人在文化上具有共性的一面，在中国近代早期政治发展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并承上启下的概念，要不了多久，民族主义便会成为人们身份上共同性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在《复乡职议》中，冯提出应当在乡村中建立更为密集的政治控制的基本机制，起用由百姓自己推选并信任的本乡人士。人们对这一建议的反应集中在两个问题：第一，官员和非官员之间建立起严格界限的必要性；第二，对于获得官员身份的精英人士将会滥用权力并无视公众利益的担忧。京官陈鼎认为，这一看起来似乎属于“公”的过程，只不过是为私人利益提供了一道盛宴，在这样一种制度下，谋求官位者难免会相互勾结，对权势人物溜须拍马。

在这里，冯桂芬的批判者持有一种冷酷的社会观，“民风不古”，当下的中国早已远离经典文本中关于乌托邦古代社会的想象：那是一个黄金时代，人人都有着对于公共利益自然而然的关怀，由于公共价值的内在化，威权式的强制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在中国政治著作中，自然产生的公民德行没有受到忽略，虽然古代的大公无私仍是一种遥远的愿景，但人们对于自己家乡社区自然而然的热爱为善政良治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但是，这种德行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将变得无比困难：产生于家乡的公德，在县级范围内也许能促成善政良治，而在全国性的环境里却会变形，甚至会被摧毁。

第三章 从耒阳暴乱到农业集体化

在中国，朝廷所要对付的是根深蒂固的“创收”政治文化，尽管巡抚和知县们并不“拥有”自己的官位，但他们却有着相当于皇帝授予的权力来征收税赋。

自从1644年征服中国之后，清政府一直试图对农业税收予以保护，使之不受中介掮客们的侵扰，清政府将农民的税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同时对拥有土地的地方精英百般威胁，不让他们插在国家和农民之间。然而，自1661年以后，用镇压方式处置逃税行为的事情再也没发生过，逃税现象不断恶化，到18世纪初，精英阶层逃税漏税的现象已经在地方上普遍流行开来。

18世纪20年代，雍正皇帝痛下决心要结束地方精英庇护他人土地的行为，然而，地方官员对于处置这件事情却极不情愿，他的继位者乾隆皇帝也发现，要彻底铲除地方精英们在税收上趟浑水的行为是办不到的。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这种行为进一步威胁到了朝廷的安危，那些靠着人们住地和应纳税土地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而过活的中介掮客，成了武力暴乱的领导人。历史环境的变化很快便改变了朝廷的看法，他们开始支持地方精英领导并依赖于地方资源、遍布中原各地的武装民团，以对付太平军的叛乱，维系现存的统治秩序。

自民国初年起，常规官僚机构便竭力试图重建自己对于地方税收的控制，除了对地方精英的控制之外，南京政府积极促使地方政府深入乡村，在县城和村庄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行政单位——“乡”。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旧体制寿终正寝之时，他也继承了国民党所留下的县以下政府网络，并采取行政措施把几个村庄连在一起，将土地和居所连接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在努力将未经授权的中介掮客从税收体系中排除出去这一点上，中国进入20世纪的所有政权都继承了旧王朝在这方面曾有过的雄心。

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它将地方精英阶层当作一种经济和政治力量予以摧毁，一个庞大的小土地拥有者阶层（“新中农”）被创造出来。然而，当农村经济开始恢复时，贫富分化重新露头，一个“新富农”阶级正出现并在控制中国乡村以及剩余产品的问题上成为国家的竞争者。

中国农业集体化是在新政权面临着如何保证城市供应这一严重问题时发生的，旧政权所面临的收入来源问题在现代条件下改头换面地出现了。为了确保城市能够得到低价粮食的供应，中共采取“统购”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行，是中国税收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这不仅保证了国家对于农民剩余产品的占有份额，而且在实际上还增加了这种份额（这实际上是一种税收措施）。然而，“统购”无法在实际上增加农业的产量，毛认为，合作化可以解决问题，而合作社的领导人就成为了国家在农村的税收代理人。

很不幸的是，这种高效率的汲取体系在大跃进期间被极大损害，在许多地区，干部们不得不解散集体化农业并将土地交还给农民，然而，党并不愿意放弃国家对于农村经济的控制，解决的办法，是把公社和生产大队转变为行政和社会服务的机构，20世纪60年代中国乡镇行政化的实现，也意味着国家对于乡村控制的实质性扩展。到1983年，邓小平肯定了将乡镇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区区分开来的做法，即便在人民公社制度瓦解的情况下，国家对农村社会的行政渗透仍然生存了下来。

在中国现代和帝制晚期的种种表象背后，就其深层结构而言，旧议程在新的环境下一再表现出来，集体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又一个政府试图通过对于中介掮客的压制来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关于旧有的需要如何在新的特定环境下被付诸实践的故事。毛泽东将在山西发生的情况视为阻挡党实现历史任务的障碍，这里的症结所在，并不在于“富农”是否会变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在于他们是否会在党控制农民和农村剩余产品的努力中，演变成党的竞争对手。毛泽东肯定也知道，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是何等深厚。

第四章 19-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的演进

8月17日

魏源想要表达的是，文人参政是解决他所处时代问题的一种办法，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便能够使政治体制得到加强，起到防止像和珅那样以狭隘派系为基础的专横暴政的作用。但是，我们找遍魏源的著作，也看不到关于文人参与政治应通过什么机构或机制来实行的论述。

通过海路实行漕运的做法，揭示了19世纪20年代改革思潮的局限性，魏源解决问题的方案，着眼点不在于改造地方行政机构，而在于缓解小农的财政困境。通过海路实行漕运，能够在不涉及根本性问题的情况下，减轻乡村的最直接的负担。

19世纪40年代后，伴随着外来入侵一再而来的屈辱导致了一种充满政治敌意的新气氛，也为对权势人物发起攻击提供了新的机会。“清流”这一以松散方式结合在一起的群体，对权势人物的妥协外交痛加抨击，并尖刻地将之讥讽为卖国及以权谋私。“清流”一党根本不打算在广大文人中寻求支持，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在现存官僚行政机制内，加强自己的名声和巩固自己的前程。19世纪60年代以后，地方社会重建的领导人不仅包括文人中流，也包括下层文人，对于教育、对穷人的救济，以及维护地方治安等迫切任务，常规的官僚机构往往推到地方要人显贵的身上，在诸如汉口这样的商业城市，商会在官方的赞同下，正在地方服务管理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根本性的转折出现于1895年春，《马关条约》签订，精英阶层对此做出了愤怒的反应。由康有为起草并经一千二百余名进京赶考的举人联署的“万言书”，其实际内容远远超出魏源当年的想象。康有为这班人正在走出“文人中流”的圈子，而通过19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的各种学会，实现对广大文化精英人士的动员，他们的出版物接触到更为广大的读者群。

立宪派梁启超认为，文人参政的观念已不再适用当时的急迫情势了，这种观念过于倚重国家权力，也过于具有社会身份上的排他性，因此难以一般化而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到了20世纪初年，关于政治参与的看法在中国是通过一种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的社区观念而表达出来的。权力分摊和利益妥协是宪政主义的精髓所在，梁认为，在地方自治所释放的解放力量冲击下，旧的环境和条件会土崩瓦解，自律的内在意念将为每一个公民和团体指明方向，因而，官僚行政机构的外在强制性措施完全不需要。梁启超这个时期著作的特点是，他坚信，宪政主义的本质不在于其工具，而在于其精神，由国家权力中枢任命的官僚机构的强制性行为，永远不可能像地方领袖治理社区时那样产生善政良治。

虽然中国20世纪的宪政思想家继续受到这种自下而上地建立国家权力的想法的影响，它很快就被具有革命思想的章炳麟浇了一盆冷水。他坚定地认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在于使地方人士获得权力，而在于对常规的官僚行政机构实行改革，在当时的环境里，地方自治只会为土地赋税的大量流失打开大门。只有在官僚们的腐败受到无情的镇压时，人民才会支持政府，只有当人民看到他们所纳的税赋是被用于服务公众利益而不是中饱私囊时，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缴纳税赋。中国经历封建时代已经两千多年，这个社会因而特别适于实习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制度，由于中国社会固有的平等观念，也由于中国没有世袭的阶层和等级的划分，使得中央集权有可能实行平等的法治。而在欧洲和美国，财产和特权凌驾于政治之上，它们就做不到这一点。在中国如果实行社区自治，只会造成地方精英势力的繁殖，并将他们的专横统治强加于各个村庄头上，中国所应做的，是法律的平等实施和对于官僚行政机构严格的纪律约束。

有鉴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经验，章炳麟的看法似乎也同样令人疑惑难解，在缺乏社会对于国家机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公平和自制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

在大清帝国喧嚣不安的最后十年里，由梁启超和章炳麟所代表的两种声音，为此后的事态发展提供的只是负面意义的范式。在梁启超关于建立自治的宪政国家设想中，缺乏各省或全国范围内掣肘军事专制的机制，而章炳麟关于司法权力平等和公民平等的同时对官僚机构予以密切监督的设想，则又碰上了如何才能让政府置于法律之下的老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进入现代，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而生存了下来。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岁月里，从来没有什么将某一省份分离出去的行动或建立联邦的建议，能够同中国人民关于国家统一压倒一切的向往相匹敌。由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产生了建立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的要求，这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建制议程上也成为重中之重的需要。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便设想，今天的中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所拥有的基本推动力量同先前的各个时代是相同的，也许，对外开放至少在经济上打开了沿海省份实际上实行自治的大门，也许，关于政治参与、公共利益和地方社会的老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以较少受到中央集权国家影响的方式而重新得到界定。

p.9

We used to laugh at our small selves, saying that I was a bad girl trying to be good and that he was a good boy trying to be bad. Through the years these roles would reverse, then reverse again, until we came to accept our dual natures.

p.23

I had found solace in Arthur Rimbaud … …He possessed an irrelevant intelligence that ignited me, and I embraced him as compatriot, kin, and even secret love. Not having the ninety-nine cents to buy the book, I pocketed it.

Rimbaud held the keys to a mystical language that I devoured even as I could not fully decipher it. My unrequited love for him was as real to me as anything I had experienced. At the factory where I had labored with a hard-edged, illiterate group of women, I was harassed in his name … … It was within this atmosphere that I seethed. It was for him that I wrote and dreamed. He became my archangel, delivering me from the mundane horrors of factory life.

p.26

I would often stop before a grand hotel, an alien observer to the Proustian lifestyle of the privileged class, exiting sleek black cars with exquisite brown-and-gold patterned trunks. I was another side of life. Horse-drawn carriages were stationed between the Paris Theatre and the Plaza Hotel. In discarded newspapers I would search out the evening’s entertainment. Across from the Metropolitan Opera I watched the people enter, sensing their anticipation.

The city was a real city, shifty, and sexual. I was lightly jostled by small herds of flushed young sailors looking for action on Forty-second Street, with its rows of X-rated movie houses, brassy women, glittering souvenir shops, and hot-dog vendors. I wandered through Kino parlors and peered through the windows of the magnificent sprawling Grant’s Raw Bar filled with men in black coats scooping up piles of fresh oysters.

The skyscrapers were beautiful. They did not seem like mere corporate shells. They were monuments to the arrogant yet philanthropic spirit of America. The character of each quadrant was invigorating and one felt the flux of its history. The old world and the emerging one served up in the brick and mortar of the artisan and the architects.

I walked for hours from park to park. In Washington Square, one could still feel the characters of Henry James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author himself. Entering the perimeters of the white arch, one was greeted by the sounds of bongos and acoustic guitars, protest singers, political arguments, activists leafleting, older chess players challenged by the young. This open atmosphere was something I had not experienced, simple freedom that did not seem to be oppressive to anyone.

p.47

One Indian summer day we dressed in our favorite things, me in my beatnik sandals and ragged scarves, and Robert with his love beads and sheepskin vest. We took the subway to West Fourth Street and spent the afternoon in Washington Square. We shared coffee from a thermos, watching the stream of tourists, stoners, and folksingers. Agitated revolutionaries distributed antiwar leaflets. Chess players drew a crowd of their own. Everyone coexisted within the continuous drone of verbal diatribes, bongos, and barking dogs.

We were walking toward the fountain, the epicenter of activity, when an older couple stopped and openly observed us. Robert enjoyed being noticed, and he affectionately squeezed my hand.

“Oh, take their picture,” said the woman to her bemused husband, “I think they’re artists.”

“Oh, go on,” he shrugged. “They’re just kids.”

p.49

Robert was not especially drawn to film. His favorite movie was Splendor in the Grass. The only other movie we saw that year was Bonnie and Clyde. He liked the tagline on the poster: “They’re young. They’re in love. They rob banks.” He didn’t fall asleep during that movie. Instead, he wept. And when we went home he was unnaturally quiet and looked at me as if he wanted to convey all he was feeling without words. There was something of us that he saw in the movie but I wasn’t certain what. I thought to myself that he contained a whole universe that I had yet to know.

p.63

Sometimes, during lunch break at Scribner’s, I would go to St. Patrick’s to visit the young Saint Stanislaus. I would pray for the dead, whom I seemed to love as much as the living: Rimbaud, Seurat, Camille Claudel, and the mistress of Jules Laforgue. And I would pray for us.

Robert’s prayers were like wishes. He was ambitious for secret knowledge. We were both praying for Robert’s soul, he to sell it and I to save it.

p.69

In early June, Valerie Solanas shot Andy Warhol. Although Robert tended not to be romantic about artists, he was very upset about it … … He respected artists like Cocteau and Pasolini, who merged life and art, but for Robert, the most interesting of them was Andy Warhol, documenting the human mise-en-scene in his silver-lined factory.

I didn’t feel for Warhol the way Robert did. His work reflected a culture I wanted to avoid. I hated the soup and felt little for the can. I preferred an artist who transformed his time, not mirrored it.

p.83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our days was our trek to the American Express office to send and receive mail. There was always something from Robert, funny little letters describing his work, his health, his trials, and always his love.

He had temporarily moved from Brooklyn to Manhattan … …

His first letters seemed a bit down but brightened when he described seeming Midnight Cowboys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unusual for Robert to go to a movie, but he took this film to heart. “It’s about a cowboy stud on 42nd street,” he wrote me, and called it a “masterpiece.” He felt a deep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hero, infusing the idea of the hustler into his work, and then into his life. “Hustler-hustler-hustler. I guess that’s what I’m about.”

p.107

We headed home holding hands. For a moment I dropped back to watch him walk. His sailor’s gait always touched me. I knew one day I would stop and he would keep on going, but until then nothing could tear us apart.

p.109

I always loved the ride to Coney Island. Just the idea that you could go to the ocean via subway was so magical … …

Nothing was more wonderful to me than Coney Island with its gritty innocence. It was our kind of place: the fading arcades, the peeling signs of bygone days, cotton candy and Kewpie dolls on a stick, dressed in feathers and glittering top hats. We wandered through the last gasp of the sideshows. They had lost their luster, though they still touted such human oddities as the donkey-faced boy, the alligator man, and the three-legged girl.

p.115

One time, when I was sitting in the lobby reading The Golden Bough, Harry noticed I had a beat-up two-volume first edition. He insisted we go on an expedition on Samuel Weiser’s to bask in the proximity of the preferred and vastly expanded third edition … …

It seemed like we milled around in there for hours. Harry was gone for a long time, and we found him standing, as though transfixed, in the center of the main floor. We watched him for quite a while but he never moved. Finally, Robert, perplexed, went up to him and asked, “What are you doing?”

Harry gazed at him with the eyes of an enchanted goat. “I’m reading,” he said.

We met a lot of intriguing people at the Chelsea but somehow when I close my eyes to think of them, Harry is always the first person I see. Perhaps because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we met. But more likely because it was a magic period, and Harry believed in magic.

p.131

Newly inspired, we walked back to Twenty-third Street to look at our space. The necklaces hung on hooks and he had tacked up some of our drawings. We stood at the window and looked out at the snow falling beyond the fluorescent Oasis sign with its squiggly palm tree. “Look,” he said, “it’s snowing in the desert.” I thought about a scene in Howard Hawks’s movie Scarface where Paul Muni and his girl are looking out the window at neon sign that said The World Is Yours. Robert squeezed my hand.

The sixties were coming to an end. Robert and I celebrated our birthdays. Robert turned twenty-three. Then I turned twenty-three. The perfect prime number. Robert made me a tie rack with the image of the Virgin Mary. I gave him seven silver skulls on a length of leather. He wore the skulls. I wore a tie. We felt ready for the seventies.

“It’s our decade,” he said.

p.156

Robert was devastated that Tinkerbelle had told me not only that he was having an affair, but that he was homosexual. It was as if Robert had forgotten that I knew. It must have also been difficult as it was the first time he was openly identified with a sexual label. His relationship with Terry in Brooklyn had been between the three of us, not in the public eye.

… …

Robert rarely spoke to Tinkerbelle after that. David moved to Seventeenth Street, close to where Washington Irving had lived. I slept on my side of the wall and Robert on his. Our lives were moving at such speed that we just kept going.

p.166

Jim and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Chinatown. Every outing with him was a floating adventure, riding the high summer clouds. I liked to watch him interact with strangers. We would go to Hong Fat because it was cheap and the dumplings were good, and he would talk to the old guys. You ate what they brought to the table or you pointed to someone’s meal because the menu was in Chinese. They cleaned the table by pouring hot tea on them and wiping it up with a rag. The whole place had the fragrance of oolong. Sometime Jim just picked up an abstract thread of conversation with one of these venerable-looking old men, who would then lead us through the labyrinth of their lives, through the Opium Wars and the opium dens of San Francisco. And then we would tramp from Mott to Mulberry to Twenty-third Street, back in our time, as if nothing had ever happened.

p.176

Observing people taking in the work I had watched Robert create was an emotional experience. It had left our private world. It was what I had always wanted for him, but I felt a slight pang of possessiveness sharing it with others. Overriding that feeling was the joy of seeing Robert’s face, suffused with confirmation, as he glimpsed the future he had so resolutely sought and had worked so hard to achieve.

p.190

One by one, he shared photographs forbidden to the public, including Stieglitz’s exquisite nudes of Georgia O’Keeffe. Taken at the height of their relationship, they revealed in their intimacy a mutual intelligence and O’Keeffe’s masculine beauty. As Robert concentrated on technical aspects, I focused on Georgia O’Keeffe as she related to Stieglitz, without artifice. Robert was concerned with how to make the photograph, and I with how to be the photograph.

p.192

I never anticipated Robert’s complete surrender to its powers. I had encouraged him to take photographs to integrate into his collages and installations, hoping to see him assume the mantle of Duchamp. But Robert had shifted his focus. The photograph was not a means to an end, but the object itself.

p.200

Our social differences, however exasperating, were tinged with love and humor. In the end, we were more alike than not, and gravitated toward each other, however wide the breach. We weathered all things, large and small, with the same vigor. To me, Robert and I were irrevocably entwined, like Paul and Elisabeth, the sister and brother in Cocteau’s Les Enfants Terribles. We played similar games, declared the most obscure object treasure, and often puzzled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by our indefinable devotion.

He had been chided for denying his homosexuality; we were accused of not being a real couple. In being open about his homosexuality, he feared our relationship would be destroyed.

We needed time to figure out what all of this meant, how we were going to come to tears and redefine what our love was called. I learned from him that often contradiction is the clearest way to truth.

p.208

We were leaving the swirl of our post-Brooklyn existence, which had been dominated by the vibrating arena of the Chelsea Hotel.

The merry-go-round was slowing down. As I packed even the most insignificant of things accumulat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y were accompanied by a slide show of faces, some of which I would never see again.

There was the copy of Hamlet from Gerome Ragni, who imagined me playing the sad and arrogant Danish prince. Ragni, who co-wrote and starred Hair, and I were not not cross paths again, but his belief in me bolstered my sense of self. Energetic and muscular with a wide grin and masses of curly hair, he could be so excited about some crazy prospect he would leap onto a chair and raise his arms as if he had to share his vision with the ceiling or, better yet, the universe.

A rag roll with hair of Spanish lace given to me by Elsa Peretti. Matthew’s harmonica holder. Notes from Rene Richard scolding me to keep drawing. David’s black leather Mexican belt studded with rhinestones. John McKendry’s boatneck shirt. Jackie Curtis’s angora sweater.

As I folded the sweater, I could picture her under the filmy red light of Max’s back room. The scene there was changing with the same speed as the Chelsea, and those who had attempted to imbue it with a Photoplay glamour would find the new guard was leaving them behind.

Many would not make it. Candy Darling died of cancer. Tinkerbelle and Andrea Whips took their lives. Other sacrificed themselves to drugs and misadventure. Taken down, the stardom they so desired just out of reach, tarnished stars falling from the sky.

I feel no sense of vindication as one of the handful of survivors. I would rather have seen them all succeed, catch the brass ring. As it turned out, it was I who got one of the best horses.

p.276

Dear Robert,

Often as I lie awake I wonder if you are also lying awake. Are you in pain or feeling alone? You drew me from the darkest period of my young life, sharing with the sacred mystery of what it is to be an artist. I learned to see through you and never compose a line or draw a curve that does not come from knowledge I derived in our precious time together. Your work, coming from a fluid source, can be traced to the naked song of your youth. You spoke then of holding hands with God. Remember, through everything, you have always held that hand, grip it hard, Robert, and don’t let go.

The other afternoon, when you fell asleep on my shoulder, I drifted off, too. But before I did, it occurred to me looking around at all of your things and your work and going through years of work in my mind, that of all your work, you are still your most beautiful. The most beautiful work of all.

Patti

p.288

There are many stories I could yet write about Robert, about us. But this is the story I have told. It is the one he wished me to tell and I have kept my promise. We were as Hansel and Gretel and we ventured out into the black forest of the world. There were temptations and witches and demons we never dreamed of and there was splendor we only partially imagined. No one could speak for these two young people nor tell with any truth of their days and nights together. Only Robert and I could tell it. Our story, as he called it. And, having gone, he left the task to me toe tell it to you.

2. 塞哥维亚的罗马输水道

• 巴塞罗那，罗马古城，葡萄酒坊
• 输水道，纯净，刚柔相济，雄壮却不粗俗
• 古罗马是西班牙最坚实有力的古代史

3. 古老的科尔多瓦

• 哲学家塞内加的出生地（《论心灵的安宁》）
• 并非摩尔人造就，在古罗马时就是文化中心
• 罗马石柱，古桥，到天主教堂
• 罗马人被野蛮的哥特人逼退

4. 小城托雷多的故事

• 西哥特人的京城，近三百年
• 节制，古朴的阿尔坎塔拉桥
• 法兰克公主（信天主教）南下塞维利亚；父子兵戎相见
• 589年，雷卡雷多国王签署对天主教的信仰

5. 阿拉伯人来了

• 711年，北非入侵，直布罗陀——“塔里克的山”（阿拉伯语）
• 西班牙南部，阿拉伯人滞留时间长了，文化就如泉水，渗入了安达卢西亚每一寸土壤
• 阿拉伯西班牙的故事，就是安达卢西亚的故事

6. 阿尔扎哈拉的废墟

• 公元十世纪，阿拉伯科尔多瓦的极盛期
• 阿拉伯城墙，精致朴实，尖尖的四坡头，在西班牙到处可见
• 1012年，柏柏人洗劫科尔多瓦，阿尔扎哈拉宫城几乎被夷为平地

7. 历经沧桑的科尔多瓦主教堂

• 拉赫曼一世，在主教堂上建清真寺
• （五百年后）1236年， “被光复”
• （三百年后）十六世纪，被彻底改造，哥特式教堂从清真寺破顶而出

8. 塞维利亚的故事

• 主教堂，在费尔南多三世攻下之前，就已不再是清真寺了
• 费尔南多三世的圣骸盒，有四种文字

9. 阿尔汉布拉宫的故事

• 格拉纳达摩尔人王朝的终结
• 华盛顿·欧文对查理五世宫殿的贬斥
• 1492年，格拉纳达被攻陷，这一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0. 带着诅咒的黄金时代

• 塞维利亚主教堂，哥伦布墓
• 瓜达尔基维尔河畔的金子之塔
• 犹太人被驱逐，（一百年后）摩尔人被驱逐（已被称为摩里斯科）
• 十六世纪后，西班牙进入漫长的野蛮时期

11. 马约尔广场随想

• 十八世纪始，比利牛斯山“坍塌”，法国启蒙思想涌入西班牙

12. 戈雅笔画下的战争

• 太阳门广场上的“五月之战”（反拿破仑）
• 戈雅，宫廷画家，晚年的战争悲剧素描
• 法国人一走，西班牙内战就拉开序幕，和法国一样，循着共和，称帝，复辟，公社之间不停倒来倒去的节奏

13. 世纪之交的高迪和“九八”一代

• 米拉公寓，力度，粗矿；巴特罗公寓，极度的精致

14. 不幸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

• 1931年，左翼共和政府上台，两年后，右翼再掌权，1936年，内战打响

15. 迪伯德神庙下的兵营

16. 深歌在枪声中沉寂

• 洛尔加成长于格拉纳达地区，弗拉门戈和深歌的故乡
• 弗拉门戈舞，是吉卜赛的树林，小酒馆的微醺和大醉，卡斯蒂利亚多石的山，安达卢西亚强劲的风，是西班牙不灭的灵魂
• 洛尔加的《骑士之歌》（写的科尔多瓦）
• “格拉纳达，这个城市，杀死了他的诗人”

17. 战争以谁的名义

18. 西班牙内战中的人们

19. 半个西班牙被杀死了

20. 战后西班牙，置之死地而后生

• 佛朗哥“二战”期间的中立

21. 蒙特塞拉特的变化

22. 小镇杰里达和它的古堡

• 延续着中世纪的加泰罗尼亚
• 西班牙多山，在历史漫长的岁月里，始终是分散的，周边对中部的认同并不强
• 杰里达，普通的山区小镇，整洁，安宁，干净

23. 殉难谷的十字架

• 西班牙的内战纪念碑，一个教堂

24. 公投和第一次大选

• 政治制度现代化和文化独立区分开来
• 海滨小城西格斯

25. 到巴斯克去

• 西班牙人热情洋溢而泛滥，宗教和世俗缠绕在一起
• 毕尔巴鄂火车站的壁画
• 河水环绕的老城外，晴朗，有雾气，深绿湿润的群山

26. 格尔尼卡的老橡树

• 巴斯克人更愿意提卡斯蒂利亚而非西班牙
• “埃塔”

27. 古根海姆的骄傲

• 2.23政变，国王，政变之夜出现在电视上
• 从1898年开始，西班牙人苦苦追寻国家富强之路，他们废黜了国王，却换来了国家混乱，他们引进了各色思潮，却导致民众分裂，他们想走强国之路，却在左右极端间振荡，他们想复制一场十月革命，却复制了一场内战灾难，换来了倒退，重新起步和三十六年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终于在佛朗哥死后，用短短几年时间，顺利完成了政治体制转型
• 有时候，人只是凭一种直觉，到过今天的马德里，巴塞罗那，安达卢西亚，也到过毕尔巴鄂，格尔尼卡，还有贴着“埃塔”集会通告的小山村伊利扎德后，看得出他们把一切做好还需要时间，可是我们再不会以为，西班牙王国会变得分裂。几十年来他们在相互走近，而不是渐行渐远……他们在对话，那不只是政治对话，他们一起为加泰罗尼亚的高迪和米罗骄傲，一起为马拉加的毕加索骄傲，一起为巴斯克的古根海姆骄傲……那不是一个封闭民族虚妄的傲慢，罗马人神庙里奏响古乐，哥特人土地上纵马驰骋，阿拉伯人王宫里泉水淙淙，法国人圣坛下轻声祈祷，还有全世界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西班牙的山川河流和大街小巷留下足迹

Anthony Lane (The New Yorker)’s script on Mustang: The film will be of most use, perhaps, to anyone who is teaching “Pride and Prejudice” to a bunch of teen-agers. They will relish the scenes in which the five sisters, showing slightly more initiative than the Bennet girls, escape to watch a soccer match, from which all male spectators have been banned. The question that Ergüven put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Turkey, is one that Jane Austen might have recognized: How, as a young woman, can you preserve not just your modesty but also your freedom of spirit and the play of your wits, when the purpose of your being, as laid down in social laws, resides in the finding of a man? How much of you remains, in that transaction? A fear of the answer shines most clearly, and most fiercely, in the eyes of a child—of Lale, who sees the future surging toward her, like the waves at the start of the film. She is the heroine of this bright and busy movie. She will not be drowned.

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s script on Theo Angelopoulos: Greece’s most prominent film director of the post-1968 era, Theo Angelopoulos (1935–2012) was a master cinema stylist. His investigations into history and politics, tyranny and resistance, and spiritual anomie and emotional devastation place him on equal footing with filmmakers like Andrei Tarkovsky, Bernardo Bertolucci, and Wim Wenders. When he emerged on the world scene in the 1970s, with a distinctive style marked by carefully choreographed compositions and tracking shots, he epitomized the great tradition of international art cinem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5.9-5.13 大事记
LendingClub CEO resigns
Staples-Office Depot merger collapse
Apple invests $1bn in Didi Chuxing

5.16-5.20 大事记
Bayer offers to buy Monsanto
An EgyptAir jet disappeared over Mediterranean Sea

5.23-5.27 大事记
HP Enterprise plans to split
Alibaba faces U.S. accounting inquiry

6.6-6.10 大事记
Hilary declared victory in Democrats race

6.13-6.17 大事记
Terrorist attack in Orlando
Microsoft to buy LinkedIn for $26.2bn
MSCI holds off adding Chinese stocks

6.20-6.24 大事记
Trump fired his campaign chief
UK voted to leave EU
Telefonica considers delay in O2 IPO

6.27-7.1 大事记
Nearly all US banks pass stress test
Boris Johnson decides not to run PM
Mondelez to buy Hershey

7.11-7.15 大事记
China’s claim to South China Sea rejected
Terror attack in Nice
Mike Pence as Trump’s running mate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

5月18日

人类文化至今，最强音是拜伦：反对权威，崇尚自由，绝对个人自由。拜伦的一生是十足的诗人的一生，是伊卡洛斯的一生。

歌德与拜伦如伟人与英雄，歌德是伟人，四平八稳——伟人是庸人的最高体现；而拜伦是英雄，英雄必有一面特别超凡，始终不太平的。歌德诗如交响乐，拜伦诗如室内乐。 拜伦的精神家谱是西方的怀疑主义，而歌德一有机会就赞美拜伦，因为在文学上或生活上，拜伦做了歌德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伟人能够欣赏英雄，但英雄未必瞧得起伟人。李清照诗曰：“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那时的诗，已摆脱神话英雄事件，自湖畔诗派起，已倾向生活、爱、儿童、自然，属于感情上的民主主义。他们主张永恒的主题，但方向是向回走的。雪莱与拜伦性格不一样，拜伦因为思想上的不成熟，呼天抢地宣扬他的怀疑，雪莱也因为思想上的不成熟，欢天喜地维持他的信仰。

我认为正统文学对狄更斯写的是通俗小说的批评很煞风景，在他书中，仁慈的心灵，柔和的感情，源源流出。托尔斯泰说：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会好起来，和世界妥协。狄更斯的小说结尾，失散或久别的亲友又在一起了，总是夜晚，总是壁炉柴火熊熊燃，总是蜡烛、热茶，大家围着那张不大不小的圆桌，你看我，我看你，往事如烟，人生似梦，这种英国式的小团圆，比中国式的大团圆有诗意得多。

5月19日

哈代是真正的大家，大在他内心真有大慈大悲，他的行文非常迟缓，如此长，温和，读时，心就静下来，慢下来。他写苔丝早起，乡村的种种印象描写，无深意，无目的，就是这种行文，描写，了不起。哈代可以教我的，是气度，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可学的，是一种文学的“粘”度，一看就脱不开。哈代沉得住气，伏笔吗？到后来也不交代了，气度大！陀氏的结构的严密度，衣饰、自然、环境，都不写，全是人、对话，看得你头昏脑涨，又心眼明亮。艺术家贵在自觉，哈代、陀氏是恰如其分地自觉；普鲁斯特、乔伊斯，太过自觉了。

王尔德，幼年即博览名品，眼界气度都高阔，高唱、宣传唯美主义，身体力行。他说：“所有的艺术都是无用的。”又说：“诗像水晶球，使生活美丽而不真实。”他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反功利，反伪道德。大概到四十岁时，我顿悟了：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都是莫须有的。哪种艺术与人生无关？哪种艺术不靠艺术存在？鲁迅真的是为人生而艺术吗？他的人生观还是比较狭隘的。徐志摩真的为艺术而艺术吗？他和艺术根本是一种游离的状态，没有点，没有面，没有线，所谓江南才子，不过是“佳人”心目中的“才子”。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浮光掠影。

批评成为一种门类，从英国杂志开始，查尔斯·兰姆，愈近现代愈受尊敬。把愤慨而幽默、渊深而朴素混在一起的，是兰姆。他非常敬重古典作品，喜欢古典作品中的恬静。最好的东西总是使人快乐而伤心。魏晋人夜听人吹笛，曰：奈何奈何？

5月20日

道德力量是潜力，不是显力。好的作品将道德隐得更深，更不做是非黑白的判断。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

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反：《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宏大，奇怪，振奋人心，用的是故事、情节、场面，人物是为故事、情节、场面存在的。陀的故事情节场面为人物存在，当人物说话时，故事、情节、场面好像都停顿了，不存在了。陀更高超，符合原理。看雨果，就像看旅游风景。

作为一个有心性的男人，人生的快乐无非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人生不得此痛快，小说中痛快痛快。但《基督山恩仇记》不是艺术品，我一口气读完，一点不觉得艺术，就觉得我生活了一场，痛快了一场。大仲马是个老板，兰姆是个朋友。

对巴尔扎克，不能用什么主义去解释了，面对他，思想的深度，文体，都免谈。哈代，你要纯性地读，狄更斯，充满友情去读，托尔斯泰，可以苛求地读，可是我读巴尔扎克，完全放弃自己。他的小说，忽然展开法国十九世纪生活。艺术不反映现实，现实并不“现实”，在艺术中才能成为现实。现实是不可知的，在艺术中的现实，才可知。

福楼拜是世界文学中最讲究文法修辞的大宗师，他是个道德力量特别强、又特别隐晦的人物。《包法利夫人》在我看来是道德力量非常强的小说，但在当时，几乎被判为伤风败俗的大淫书。他的艺术力量很奇妙，写极平庸的人与事，却有魅力，仔细看。有美感。

一拿起都德的书，轻快，舒适，像赤了脚走在河滩的软泥上。我特别喜欢他的《磨坊书简》，写法国南方民俗风情，处处动人，用不完的同情心。都德一定模样温厚文静，敏感，擅记印象，细腻灵动，偶现讽刺，也很精巧。其实内心热烈，写出来却淡淡的，温温的，像在说“喏，不过是这样啰”，其实大有深意——也可以说没有多大深意，所以很迷人。

有人把他比作狄更斯、莫泊桑，我想：你们去比吧，我不比。都德不是大家，别的大师像大椅子，高背峨峨，扶手庄严，而都德是靠垫。我不太喜欢二流画家，更不喜欢二流音乐家，却时常看重二流的文学家。

《羊脂球》至今看，还是好。《于勒叔叔》也好，稍感疏浅露骨，《项链》大有名，现在读，可能嫌粗糙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可以解作老派的短篇小说时期。新型的短篇小说，特征是散文化、不老实、重机智、人物和情节不循常规。这种历史变迁，未必是文学的进步进化，而是文学的进展。艺术没有进步进化可言。

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俄国文学

5月27日

看一个诗人，不要完全注意他的诗——他的肖像，散文，他的整个人。海涅没有一首诗我读来完全钦佩，但他的散文，我没有一篇不佩服：逸趣横生，机智雄辩。他的哲学论文、游记杂感，都好透了，处处见到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大诗人在写散文，左顾右盼，神采风流。

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尼采的时代相比，是他那个时代好。他的时代，天才大批降生在德国、欧洲。那时代是工业时代。我以为工业时代是男性的，商业时代是女性的——我们处在阴柔的商业时代。

在我作品中看不到这个时代。曹雪芹聪明，抽掉他的时代。他本能懂得时空必须自由。大观园在南京？北京？他不让你弄清楚。莎士比亚对他的时代，毫不关心，他最杰出的几部作品，都不写他的当代。再去看尼采的书：当时的德国连影子都找不到。他把事实提升为诸原则，他只对永恒发言。

普希金被公认是俄国文学的太阳，相当于莫扎特在音乐上的成就。他生来就是诗人。普希金少年就有心冲出狭隘的个人抒情范围。1814年写出《皇村回忆》，引起狂热赞美。有一幅画，画着他朗诵这首诗的高贵姿态。普希金自己呢，独爱拜伦，他说：“我爱拜伦，爱得发狂。”一个人的艺术作品，留在世界上，实在是不死的。对于我，拜伦、普希金完全是活着的。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力作，共二十五篇短篇，第一篇发表，批评家就喝彩，接着篇篇精彩。描写俄国中部农村景色、生活、人伦，对含垢忍辱、备受欺凌的农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中国文学不也写农村吗？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写，极其概念化。屠格涅夫用的是人性的观点、人道的立场，至今还有高度。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他的创作全盛期，《罗亭》，接着是《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最后是《处女地》——这些中译本当时销路非常之好。据说读屠格涅夫原文，修辞、文法、结构，极为精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也比不上。即便在欧洲，如此工于文字技巧，也只少数几个。他和福楼拜是好友，两人都是文字的大魔术师。

要从近代的几位文学大人物中挑选值得探索的人物，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当时真正理解他的人很少。越到近代，陀氏的研究者、崇拜者越多。尼采，纪德，一看之下就对陀氏拜倒。要去评价一个伟大的人物，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物？这是致命的问题。

潜意识、无意识、性压抑、变态心理，什么什么情结，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哪里比得过！意识流那点手法，三分才气七分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手笔，一味自然，那样奇怪曲折，出人意外，但都是自然的。这才是高超、深刻。不要在陀氏的书中追究思想信仰、道德规范。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

陀氏的小说一传到欧洲，大家惊呆了。相比之下，欧洲作家就显得是无情无义的花花公子。陀氏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如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

安娜身上渗透了托尔斯泰的魂灵。他把自心种种不可能实现的幽秘情愫，放在安娜身上。他的正面流露是列文，大谈社会改革的理想、宗教信仰的探索。《战争与和平》的情节、场面，写得非常好。他写这种大构，粗中有细，从容不迫，顺手写来，极像文艺复兴的巨匠画壁画，大开大合，什么也难不倒他。最后的杰作《复活》，笔力很重，转弯抹角的大结构，非常讲究，有点像魏碑。十足的小说，不准许拍电影、演舞台剧。试以别的小说来比，都会显得轻佻，小聪明、小趣味。

十九世纪美国文学

6月6日

霍桑从艺术家的观点去重视良知问题，这就很好，很好。所以他能把祖先不能说的人性内部的冲突，写成小说，以清教徒的心灵，而不是态度去了解人性，这是他的伟大处。在《红字》中，霍桑把宗教的不可见的道德力量，与情人间的心灵变化，写得非常紧张真实。许多人读后写信给霍桑，讲自己的诱惑、痛苦。

我认为惠特曼真的称得上是自然的儿子。许多人自称是自然的儿子，可他们自己多么不自然。《诗经》，自然的，唐宋诗词，不自然了。惠特曼是非常人间的，当时美国处在上升时期，初期工业时代是浪漫。我同意他的意见：人体好就好在是肉。不必让肉体升华。所谓灵，是指思想，思想不必被肉体拖住。让思想归思想，肉体归肉体，这样生命才富丽。

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

6月12日

现代派文学强调表现自我，不重视环境描写，把个人内心活动作为写作的重心。英雄，伟人，不见了。人物都是卑零的、微末的、畸形的、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陌生人。以前传统的写实主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这套把戏被抛弃，用象征手法，以具体形象表现抽象概念，认为思想可以还原为感觉。普遍采用意识流，表达主观的内心世界，又开发了潜意识的结构和深度。

柏格森哲学的认识论本质是直觉主义，他认为，人的理性不能认识世界，也不能认识真理。感觉、判断、演绎、归纳等等，都是人造符号创造出来的，不能揭示实在事物的本形和本意，至多提供实在事物的投影。超感觉的直觉，是认识世界、把握真理的唯一方法。中国的庄子去、老子，都是凭直觉创造他们的哲学。莫扎特、肖邦都是凭直觉作曲。释迦牟尼、耶稣，也是靠直觉传道。

6月13日

意识流，仅仅是一种写作法，不是新发明，不能拿这个来反对二十世纪以前的非意识流小说。二十世纪意识流的几位代表作家，我认为没有一个达到成熟完美。平心而论，意识流宜写短篇小说，更宜写散文。现代派小说一上来就嘲骂前辈的文学“不真实”、“不自然”。一百年过去了，现代派小说水落石出，相比前辈，他们更不真实、不自然。

象征主义重视直观的认识和艺术的想象作用，强调音乐性，浓厚的神秘色彩，有独特的美的定义。象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后面，隐藏着理念世界。自然风景、人的活动，都不会出现在象征主义作品中。他们要使意念有摸得到的形状，但形状处于从属地位，只是可感知而已。

我认为。文学上现实主义成就最大，象征主义是小儿子，认为现实主义太迂，浪漫主义太傻，但他们从弄权出发，又回到宗教，算什么？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自己标榜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这些人没有提出、标榜什么主义。

6月14日

意识流的四个代表人物：法国的普鲁斯特，爱尔兰的乔伊斯，英国的伍尔芙夫人，美国的福克纳。作为流派，存在二十年。《往事追迹录》的引子《睡眠与记忆》，就写得好极了。伍尔芙夫人《一间自己的屋子》，也是很好的散文。亨利·詹姆斯第一个提出意识流小说方法，把“真实感”列为小说最重要的追求目标，他反对旧小说的程式化、因循。我认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应是潜意识特别旺盛、丰富，而意识又特别高超、精密，他是伯乐骑在千里马上。梦和艺术是两回事，梦是散乱的、不自觉的，艺术是完整的、自觉的，艺术家的意识及潜意识要特别平衡。“智者，是对一切都发生惊奇的人”，一句话：明哲而痴心。

6月15日

未来主义歌颂机械文明，进取性的运动，歌颂速度，描写大都市，朝拜都市文明，盲目歌颂战争，从都市和战争中发现美：机械美，速度美。未来主义的诗有时代的象征，一般评家很重视所谓时代性，把艺术价值看得平淡次要，我是只看艺术，时代不时代，根本不在乎。时代超强的作家，他赢了，只赢了一个时代，对千秋万代来说，他输了。

表现主义比未来主义强，至今还有影响，他们以荒诞的情节和真实的细节描写来批判社会弊端，刻画人性，反对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客观世界已经存在，何必重复？我的问题是：艺术曾经重复过客观现实么？从来没有过。未来主义倾向探讨抽象的哲理性问题；人性和暴力，个人和群众，人的异化，重视社会整体性的东西。它文学上的渊源是波德莱尔（象征主义），马拉美不再表达现实，只写内心活动，瓦莱里说得更透明：诗人的天赋，是创造一个与实际事物无关的世界。

卡夫卡对现代文学影响很大：荒诞、象征、现实，很自由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他在现代文学中开拓了新技法，新境界。《变形记》写出了一种独特的人道主义，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来爱侮辱他损害他的人。这种转了味的人道主义，很感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从来没用过这种手法。

存在主义与萨特

6月21日

存在主义的鼻祖是十九世纪的克尔凯郭尔，他认为人的存在与发展有三个阶段：美学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黑格尔把存在和思想同等对待，而克认为，同等对待存在与思想，使信仰失去了地盘，这样，基督教仅仅成为一个环节。后来出了胡塞尔及他的“现象学”，他认为哲学是对纯粹意识的肯定，现象学不把认识主体看做是现实的、社会的、心理的存在，而是把它看成是纯粹的，即先验的。胡塞尔构成了非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海德格尔是无神论存在主义，他关心“存在”的意义，认为人所处的世界是无法理解的世界，他关心人是如何“存在”的，人孤立无依，永远只能惶恐忧虑。

6月23日

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三项：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世界荒谬，人生痛苦。前两者是大众哲学，励志哲学，对二战后的欧洲起过安抚作用，进取性很强。叔本华认为自由是不可能的，可是悲观主义不实用，萨特的存在主义，说穿了，是实用的悲观主义。第三原则最真实，否定了第一第二原则。

二次大战，十年光景，战后幸存的一代知识分子，知识有限，很苦恼——什么是人的存在？人在世界上占何种地位？人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萨特的可贵，是拿存在主义理论去回答这些问题。

6月24日

萨特反对纯艺术，认为艺术家应“介入”他的时代。我的回答是：二流作家，最好介入，一流的，可介入可不介入，超一流的，他根本和时代无关。老子完全克服他的时代，无时代的人，是属于各个时代的人。

战后，冷战形成——在这历史条件下，西方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何以自处。这个背景决定了萨特的写作和介入。四十年代后到六十年代初，是“境遇剧”阶段，那是他的全盛期。他认为人既然在一定的境遇中自由并选择，就必须在剧中表现简单的境遇及他们的选择，这完全是为他的存在主义效劳的。

由于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萨特推演出一种激进的政治立场，他频繁介入政治活动，成为一个知识界的领袖。萨特有幸生在法国。他不是政治家。

1980年4月15日，萨特死，举国悲悼。葬礼时几万人队伍长达三公里，法国人说是雨果葬礼后最隆重的。生前尊荣、葬礼隆重的人，他有限，影响也有限。萨特也好，雨果也好，他们身后的哀荣，太戏剧性，太直截了当，太像政治秀——就说雨果吧，现在看，他的成就远不如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而这三位大天才死时，景况寥落，甚至很凄凉。可见艺术家的光荣决不在葬礼的规模。萨特由于他的“介入”，已经属于他的时代，你可以喜欢他，尊敬他，但只是作为时代象征的萨特。

尼采已经说了：“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6月26日

我认为成功的萨特的小说，是《墙》。刑前心理，很多人写过，萨特好在写得很新鲜，看后好像自己也经历了刑前的心理。而且这小说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永久意义，永久意义是小说结尾这个偶然性，这个命运，和希腊悲剧原理同。当然，他在小说中强调的还是存在主义第三个命题：世界荒谬，人生痛苦。但《墙》不是存在主义思想的图解，《墙》超出主义，比主义长久。

加缪、萨特，他们自己不是局外人，他们是非常执着的功利主义者，一个执着的人，描写冷漠，一个非常有所谓的人，表现无所谓，这就是存在主义的虚伪。

从法国小说传统来看，梅里美、马拉美一路下来的贵族个人主义，到了加缪他们，已被平民的个人主义替代，这不能说是进步，也不能说是退步——说明世界在变。这，就是异化。

6月27日

存在主义文学的特征概括为三方面：明显的哲理性，它起初并非为文学而文学，它是哲学，不是文学流派，哲学会过去，文学可以长在。我记得我二十三岁时，一个基督教同学与我常常彻夜长谈，我说：其实没有宗教，只有哲学，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又想说——其实没有哲学，只有艺术。你去听贝多芬、勃拉姆斯，随时听到哲学，鲜活的哲学。书上的哲学，是罐头食品。

二，存在主义把人物放在特定境遇中，让环境支配人的行动，人再选择行动，造成本质。三，富有真实感，这是存在主义的好处——传统戏剧中，往往人物的好坏比现实中甚。

新小说，垮掉的一代

7月2日

克洛德·西蒙喜欢画画，所以书中求油画般的色彩效果，用回忆、感知、想象、幻觉等等，放在同时性、多面性的描绘之中，也可以说是文字的绘画。他有时太过分追求绘画效果，但我还是喜欢他，因为他诚恳。你们以为西蒙这种方法好不好？我以为绘画、文学两码事。文学一路看下去，是时间的过程。音乐因为有和声，占了大便宜，文学只能是一条线进行，即便字字珠玑，还是一条线，不像音乐可以同时进行。绘画，是个平面，壁画再长，时间感还是有限。

总的评价：新小说派，第一特征是反巴尔扎克，认为传统小说靠虚构故事，安排情节，设计曲折，有计划安排人物的命运，都是愚弄读者。新小说注重写物件、环境，具有迷宫式的结构，和绘画效果。自古以来，小说的中心是人，新小说派认为小说应该重视物，认为所谓现代人是处在物的包围中，人、世界，是看不透的，只能看到物的表面。

7月8日

垮掉的一代，我喜欢一个，就是杰克·凯鲁亚克。他的天性很有趣，十八岁入哥大，好动，不久离开纽约，开始流浪，比高尔基还强健。这种流浪，机会，在中国完全不行，他生在美国，占了便宜。这种作家只有美国会出产。我刚飞临美国，旧金山，看下去——这个国家好年轻！后来在曼哈顿俯瞰大楼群，那么阳刚。像小伙子，粗鲁，无知，但是阳刚。凯鲁亚克是我所喜爱的一个作家，他不做家禽，要做野鸟、野兽，他写成十八本小说，有种。晚年回到现实主义，有心肠，有头脑。

“阿克梅派”只讲阿赫玛托娃，“普希金是俄国文学的太阳，阿赫玛托娃是俄国文学的月亮。”她的诗非常柔情，真诚。她也聪明，转向古典，研究普希金，译中国的屈原，李商隐的《无题》诗。四十年代卫国战争，她却写了许多爱国诗，战后有了正面名望，她又退回来，远离当时的重大主题，写自己的生活。我尊重阿赫玛托娃，强者尊重强者，她与苏维埃对立，又写爱国诗，是完全本色——这就是我说的公平。一个温柔细腻的女人，战胜了粗暴残酷的势力。

THE MODEL AMERICAN, by Lauren Collins

自 Trump 参加大选并呼声越来越高以来，他家中的老老小小竞相成为了媒体追逐和报道的对象。《纽约时报》曾在不久前长篇介绍了他的二女儿也是得力助手 Ivanka。这一期《纽约客》则把笔墨花在了他的现任妻子 Melania 身上（注：她并不是 Ivanka 的母亲）。常读媒体报章就会不难发现，记者们对 Trump 形象的刻画通常都言辞犀利，毫不留情，而且以负面消息居多。在生活中其实并不高调张扬的 Melania 也逃不过这个定式和套路。首先就是身份和背景问题：“Donald Trump, it is worth noting, is married to an immigrant. Should he be elected, Melania will become the first foreign-born First Lady since Louisa Adams, though Louisa Adams doesn’t really count, as her father was an American, and from a politically connected family that hopped back and forth between England and its newly liberated colonies.” 然后就是和其他领导人妻子的比较：“If First Ladie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public-service announcements, then she is a slickly produced advertorial — we marvelled at Michelle’s arms, because it seemed that they could be ours, if only we were willing to work as hard as she did, but you don’t hear anymore (other than her husband) talking about Melania’s legs.”

这篇文章并不长，也许也是因为可以大书特书的素材并不多。开头作者颇具意味地描述了2002年七月 Trump 是如何在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首都，Melania 来自斯洛文尼亚）机场及其三十分钟车程开外的一家餐厅与 Melania 一家用餐，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前往斯洛文尼亚，晚上八点抵达，不到凌晨便又回到了机场。仅有的细节是这样的：“Over virgin cocktails (Trump had a Coke Zero), onion escalope with pan-fried potatoes, and forest blueberries, Melania interpreted. Trump declined coffee. ‘Is this place for sale?’ he asked his future father-in-law on the way out, according to the journalists Bojan Pozar and Igor Omerza.”

这两位叫 Bojan 和 Igor 的记者也是 “Melania Trump: The Inside Story” 一书的作者，前者是斯洛文尼亚有名的八卦专栏作家，他们走访了可以收集到信息的每一个角落汇成了此书，其中一个段落提到了 Melania 的姑姑：“‘Melania’s aunt, Olga Ulcnik, born on 30 October 1943 in Judendorf-Strassengel, was an absolute phenom in school,’ they write. ‘She averaged excellent grades from 1950 to 1954, even finishing the last year with straight As except for one B in geometry.’” 简单地掰手指算一下便知道，1950年到1954年，Melania Trump的这位姑姑是在上小学的年纪。

文章避免不了把 Melania 和 Trump 本人进行比较（也是以此来进一步剖析 Trump 其人）。“Yet Melania appears to have internalized many aspects of Donald’s culture: his ahistoricism; his unblinking gall; his false dichotomies between murderous scofflaws and deserving citizens, women who ask for nothing and nagging wives … … She never breaks ranks, not even with a teasing criticism … … Not only does she never joke about her husband; she is entirely self-serious … … She doesn’t attempt to bond by deprecating herself. She makes no apologies for her twenty-five-carat diamond, her formal life style, her multiple houses.”

然而，由于材料有限，文章读罢我们对这位谜一样的 Melania 仍没有更多深入的了解，谈不上多好也谈不上多坏。接近结尾的地方作者不经意的一句话也许说得是对的，“We must thus conclude that she wants to be perceived as aloof.”

DANGEROUS FICTIONS, by Dexter Filkins

Mohammed Hanif 曾是BBC伦敦负责报道乌尔都语和巴基斯坦时政的负责人，现在他回到了自己的母国，担任记者和并从事小说创作。巴基斯坦不是一个太平的地方，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起在卡拉奇的生活，“People were being kidnapped for a few thousand rupees,. Everybody’s cousin had been robbed at gunpoint. Carjacking was rampant. Even an obscure journalist like me had a gangster or two stalking him.” 但是，已经手持英国护照的 Hanif 却从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外国人，他说，“Some writers become foreigners, even when they are living here. I don’t think I am a foreigner. Even the people who don’t like me, I’m one of them … … I didn’t just fly in from England.”

Hanif 的第一部小说 “A Case of Exploding Mangoes” 围绕巴斯斯坦前总统齐亚·哈克的坠机身亡展开，他在伦敦工作时就对这个题目十分感兴趣，但是经过调查发现，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少之又少。最后，Hanif 决定把自己写成是刺杀齐亚·哈克的背后主谋，小说的主人公化身为一名空军飞行员——这无疑是与 Hanif 曾经参军有直接关系。小说里充满了卡通化的戏谑，Hanif 自己也说，“[the] fiction [is] ‘the opposite of journalism’.” 在长达数十年的军政府统治高压下，能够如此大胆地写出对军队首领的批判和讽刺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这本书最终由印度的兰登书屋出版，并最终运送了数千本到巴基斯坦，反响强烈。意外的是，当权者并没有过多打压或设置障碍，Hanif 自己打趣道：“I think I was helped by the fact that no one in the military reads novels.”

这本书没有受到太大阻力的另外一个原因便是，他是用英语书写的。巴基斯坦半数人都是文盲，剩余的部分也大多只读乌尔都语，只有少数的媒体和社会精英把英语作为日常用语。“This situation presents both limits and opportunities. Writers in English have far more latitude to criticize authorities, both secular and religious, without retribution. Clerics tend not to read English, or to care much about the opinions of upper-class intellectuals; politicians are largely concerned with the vastly greater numbers of people who read primarily Urdu, Punjabi, Pashto, Sindhi, or Balochi.”

即便如此，在巴基斯坦从事时政报道和写作仍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In 2010, Umar Cheema, who had written about dissent within the military, was picked up by men in police uniforms who were widely presumed to be I.S.I agents … … In 2014, Hamid Mir, the country’s best-known television journalist, who has criticized the Army and the I.S.I. in his pieces, was shot six times by unknown gunmen as he drove to work.” Hanif 本人也不例外，他经常接到曾经在空军 的老战友的通风报信，提醒不要总是把自己置身在话题和危险之中。他的妻子也说，“In Pakistan, you don’t have to be outspoken to be killed. The people we might be afraid of are people we don’t even know.”

战乱的时局通常对伟大的文学家来说是一个恩赐，在哪里都不例外。但是，Hanif 却希望用自己文学灵感的枯竭来换取这个国家长久的太平：“… … he insists that he would be happier if the country somehow became calm. ‘I never want to leave,’ he said. ‘If Pakistan were normal and boring, I would love that. I’d shut my mouth for a while, if that was the price.’”

2015年柏林金熊奖得主，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化身一名出租车司机，通过不断上上下下的乘客来描摹当代伊朗的人文风物，社会形态。影片创意新颖，化大为小，在短小的篇幅和局促的空间内填充了作者对伊朗社会永不停歇的观察，思考，和些许无奈。从某种角度说，本片意义大于内容，符号大于技巧和电影本身。

回过头看，出租车甚至司机（导演自己）本身只是电影中的一个道具，导演把自己想要表达的话分拆到零散的断章之中，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精心设计而为之。如此的安排，无疑是给我们这些“外国”观众提供了一种直截了当的看世界看伊朗的方式。

IMDB评分7.4，豆瓣评分8.0。我的评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