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son comes and season goes. I'm not going anywhere.
华语电影最璀璨的几颗明珠之一，难以复制的经典，杨德昌编年史一般缜密细致的纪录手法还原的远不止是一则社会事件，而是一整个时代，和随着它一同奔涌着的命运浮萍。情节的推动，人物间的冲突，都在长达四个小时的篇幅中最大限度地铺陈开来，由于时长的特殊性，本片的观影体验很难与其他电影相比较。
杨氏特有的全景式长镜头贯穿全片始终，以“上帝”的视角来审视和观看发生的一切，冷静，而又不乏细腻与温情。虽然篇幅巨大，但是影片结构严谨工整，有限的场景中，多线索多人物交叉并行，首尾相接，一气呵成。在极其克制的情绪里，杨德昌把用留白讲故事，用细节讲故事，用物件讲故事的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IMDB评分8.3，豆瓣评分8.6。我的评分9.5。
土耳其女导演蒂尼斯·艾格温的处女作，获201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故事发生在土耳其一个偏远的山村，这里距离伊斯坦布尔有一千公里远，五姐妹因违背了当地对女性传统的要求而被关在家中，与外界隔开的同时，开始“被学习”为人妻母的各种家务技能。电影在最小的妹妹Lale的视线中展开，时而辅以旁白口吻，以她四个姐姐逐一嫁出家门为主线，诉说了土耳其年轻一代女性对自身角色和命运的倔强抵抗。
影片笼罩在一股淡而清新的初夏氛围中，大量使用自然光，镜头不停地捕捉青春期女孩健康的身体和无暇的肌肤。全片下来，导演对生活中美的刻画压过了它背后冷冰冰的教条与禁锢，结尾时长长的空镜头里，伊斯坦布尔的流光街景，博斯普鲁斯海峡宁静而又摄人心魄的蓝，闪烁的是一连串挣扎与悲剧后Lale眼里仍没有熄灭的希望光芒，温暖感人。
IMDB评分7.6，豆瓣评分7.9。我的评分7.5。
故城
(p.32) 朱雀城汉朝就有的，那时候人主意怪。
(p.14) 有块碑，刻着赞美的字，泡茶好，不起衣，隔夜不馊。
(p.254) 四个人这顿饭吃得很宁馨，水缸那边的泉声，太阳透过屋檐底下，透过树丛的一道道光影，偶尔过的雀儿叫，都不讨人厌。
(p.140) 南门城门洞口，经油糖柴烟气熏陶，斑驳陆离，凝聚着盎然的古意，很感动刚来的天主堂意大利洋人。
(p.420) 街上挂满彩旗，常听到东南西北城墙上洋鼓洋号的奏鸣，城里城外马匹来回穿插，河上运马草的船，挑马草进城门洞的人，弄得到处闻得到新鲜马草的香味。
(p.23) 这时候一切都那么单纯，蒸腾的花香，哄咙的蜜蜂，周围城内城外的鸡叫，预知黎明的逐渐出现。
(p.166) 这块领地真有点像是由于历史的疏忽遗忘被打落在今天的世界里的，那么一小粒，那么厉辣，那么雄强，那么狠毒，那么讲究文化，那么五脏俱全，又那么妙趣横生。
吃食
(p.19) 刚摘下的花椒，油锅里氽过，齿缝里一扣，“啵”的一声纷纷流出小滴小滴喷香的花椒油来。
(p.714) 滚烫的羊肉，辣椒加烧酒；蓝天，暖秋加河籁，由不得人不生感慨之心，于是有人发奋要做荆轲，有人要做爱迪生，有人要做兴登堡。
(p.725) 这宝物吃进嘴巴，很难用味觉范围的字眼来形容它，它太狎昵，太暧昧，好像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美事，身上留下的那种微温，那种微香，实在说不出口。《东京梦华录》里头记载到一些食物和汤茶，也让人产生如此异想。
志趣
(p.941) 你听我讲，不管你以后长大成人是穷是富，当不当名人专家，多懂点稀奇古怪知识还是占便宜的，起码是个快活人；不会一哄而起只准读一本书，个个变成蠢人。
(p.151) “你找这个字做什么？”“一首诗上要用它。”“字都读不明，怎么用？”“你看你！之所以要查嘛！一首诗里头有一两个‘险’字，味道足些！”
(p.278) 幸好朱雀城的年轻人不论穷富，都有几分斯文修养，懂得老少交情中相互得益的美好存在。
(p.432) 黄昏后，吃过晚饭的男人懒坐在自己卧房靠椅里，一盏落地灯温暖地顺着肩膀照在左手捏着的《管锥篇》之卷八，讲着猫和狗的地方：“……吾人尝有俗谚云：‘猫认家不认人，狗认人不认家。’一文家嘲主翁好客，戚友贲来，譬如猫之习其屋而非好其人……”正好猫躺在身侧，狗卧在脚跟，想到猫狗的习性确是这么一回事，觉得古人也都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免小有得意。
(p.523) “我刚才听到你们在三楼吵吵闹闹讲些哪样？”谈山水，谈酒，谈生死。“都是大题小做！乌合之众，焉有生死可论？”
(p.39) “也弱！”爷爷插了话，“少了点中土气派，比如我们乡里的粗碗，他们喜欢得很，学着做出来精致有余，洒脱不足。”
(p.891) 我爷爷讲他年轻的时候到山东淄川蒲松龄老家去参观，参观完了走出左手边一个弄子口，弄子口高头檐上刻了四个字：“少焉月出”。弄子口朝东，远处是山，月亮会从那一头出来，很是感动人。他就想，这四个字一定是蒲松龄自己题的。
音乐
(p.71) 凡俗太多，心不静，箫和七弦琴一样，旁边多一个人，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p.481) 我三年级的班任是萧先生，他讲过两堂课的《月光》，拿古诗映照，一边是德国旋律，一边是汉时明月……他说流传的贝多芬月光曲故事把人感动得不真实，月光曲不应拿故事去感动人，有时候艺术并没有感动人的义务；只是技巧，技巧本身。
(p.483) 为了音乐，幼麟有时幽默自己的孤立；为了自己，有时又怀疑这舍割不掉的音乐道路，没见过西洋音乐概论，没参观过一次音乐演奏会，好久好久以后才明白修芒就是舒曼，修盆就是肖邦，贝蒂火粉就是贝多芬。这个时代学音乐，先生教什么知道什么，没有选择的余地，有如乡村路边的小饭铺不时兴点菜一样。
年代
(p.57) 愿意来的，其实心里也怕，听到“照个相大家作纪念”就毛骨悚然。
(p.160) 过年，眼花缭乱，两耳嘈杂，肚子胀得咕噜作响，被大人架来抢去，拿莫名其妙的压岁钱，红包。
(p.66) 省里头刘先生不喝酒，微微地笑着吃菜，讲的几句株洲官话，让人听得半懂半不懂。
(p.613) 爷爷在喝茶，他没有讲这里的茶叶不好，家里的好，一口一口喝，今夜间他会一直喝到底，喝到没有茶叶散戏才罢休。
(p.938) 序子好几天像个不会做诗的屈原，一个人到处逛来逛去。
(p.10) 回忆的甜蜜与深重痛苦都是无可弥补的。
(p.96) 生活停止不动，曾经有过悲哀，有过寂寞，有过牵挂……都过去了。屋子深而大，地下是石板，周围是高墙，房屋塞满柜，台，桌，椅和箱子笼屉，厚厚的木地板……隔绝了她从来不懂的外界的消息和文化。
(p.814) 人长到老来，脑壳里头都会浮现一幕又一幕带彩色的童年往事。有的见不得人，有的喜欢招一些人来共同切磋，做哪样老家伙都喜欢追忆呢？宋人诗云：“无觅处，只有少年心。”
按：新年的一大 resolution 就是要再多养成些日常的好习惯，譬如记录下每个星期发生的大新闻。于是，iPhone 的 Notes 里就多出来了这个版块，几乎每天都会去更新。当然，终究抵不过惰性，最后一次更新是四月初，然而现在已经五月有余了。作三休一，这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也说不定。不管怎样，就此画一个小分号，整装待发，从头再来。
1.11-1.15 大事记
MetLife decided to split
Shire acquired Baxalta
GE to move headquarter to Boston
Haier purchased GE Appliances
1.18-1.22 大事记
Leaders met in Davos
China’s GDP growth 6.9%
Crude oil dipped below $28
CFIUS blocked Philips Lumileds sale to China
1.25-1.29 大事记
Johnson Controls to merge with Tyco
AIG opts for streamlining
Bank of Japan introduces negative rates
Xerox breaks into two
2.1-2.5 大事记
ChemChina to buy Syngenta
Cruz trumped Trump in Iowa primary
LinkedIn down by 40%
2.8-2.12 大事记
Trump and Bernie led NH primary
Deutsche Bank plans to buy back its own debt
2.15-2.19 大事记
Apple refused to unlock phone for FBI
Hilary won Nevada; Trump led SC
2.22-2.26 大事记
London mayor backing “Brexit”; Sterling fell
Saudi oil minister said to prepare for a $20 oil
Trump won Nevada caucuses
2.29-3.4 大事记
SABMiller sold their stake in Snow
Trump and Hilary won Super Tuesday
3.7-3.11 大事记
Board fight in United Continental
3.14-3.18 大事记
China Anbang bidded for Starwood
Valeant plunging 50%
LSE merged with Deutsche Borse
Fed maintained rates unchanged
3.21-3.25 大事记
Marriott raised its offer
Sherwin-Williams to buy Valspar
Explosions in Brussels airport
3.28-4.1 大事记
Anbang withdrew the bid
MetLife to be removed from SIFI
Foxconn strikes deal for Sharp
4.4-4.8 大事记
U.S. Treasury to prevent inversion
Pfizer-Allergan deal broke
第一讲 先秦诸子及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
2月17日
金观涛先生上来用三句话概括中国文化历史的核心：一，以道德为终极关怀；二，道德内容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思想以家庭伦理为中心；三，儒家道德是两千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从第三句话说起，谈到合法性，其实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应换为“合道性”，不同于西方，中国文化背景下评判制度和社会行为的好坏对错，主要看它是否符合儒家道德准则。道德和法律的根本差别在于背后的根据，善和正义。何为善？善是好的普遍化。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都讲出了道德普遍化的本质。
接着是第二句话，儒家伦理强调血缘亲疏和等级差序，“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可见儒家的本质是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中国先民的早期社会崇拜祖先，注重世代繁衍，西周时期开始出现等级制的典章礼仪，到孔子时，奠定了一套伦常等级秩序和制度，并把周礼提升到道德之源的高度。“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是如此。
2月20日
终极关怀也就是 ultimate concern，指对人生意义之终极价值的理解和追求，不同文明中是不一样的。中华文明以追求道德完善为终极关怀（孔子说“士志于道”），而其他文明在道德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追求：基督教里是对神的皈依，古希腊文明中是爱智和求知，印度婆罗门教是追求解脱等等。
3月6日
金认为，文化上的超越突破，是指人从社会关系中走出，寻求不依赖于社会组织的终极人生价值。孔子通过回到周礼的方式实现了中国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超越突破，并阐明了道德的普遍性和可欲性。
《论语》中出现最多的词汇是“人”“知”“仁”和“君子”，这些也构成了孔子讲道德的核心观念。和苏格拉底相似，孔子的“知”是二阶思维的知（知道自己是否知道或不知道的知）。但在古希腊，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知是求知，认识自然界的知识；而孔子的知主要是知礼、知善恶的知。
先秦儒家文化的形成还经历了孟子和荀子这两个阶段。孟子把有没有道德感视为人与禽兽本质上的差异，这种人禽之辨，是一种极端化表述，也成为了两千年来道德卫道士的依据。同时，孟子发扬了孔子的义利之辨，提出性善论，发展出一整套仁政学说，并提倡修身，进一步完善了道德的可欲性和规范性。
荀子则主张性恶论，强调道德规范的根源不在人心，而是外在。“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伪”就是人为的意思，“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本性是恶的，善是人自觉克服恶本性的人为结果。荀子奠定了教化天下的理论基础。
对比儒道两家的思想结构，会看到道家主张全面否定儒家的价值：第一，“道可道，非常道。”道家认为任何确定的规范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二，老子说上善若水，要做到善，应该如水那样任其自然，而不必刻意探求什么是普遍的“好”；第三，道家以“无为”来否定向善的意志。道家的“情意我”是对儒家的“德性我”之否定，但因其不能作为建立大而复杂的整全社会的理论基础，从而未能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正面价值。
3月7日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儒道两家的主张相左，但它们的超越视野仍是个人在现世的精神追求。有儒家，就一定有道家，两者共生，也是中国人博大的思想和智慧之源。此外，道家作为否定儒家的存在，对儒家理论的提升、对融合外来文明，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功能。
儒道两家共同塑造着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相比之下，先秦的法家、墨家、名家和杨朱，均没有提出超越个体生命、不死的和非功利的生命意义，汉以后它们或是消亡，或是被儒道两大家吸纳为隐性成分保留下来。
回到文化上的超越突破，不同文化面对生死的“大哉问”有不同的回应方式。首先，在追求终极价值的取向上有两种选择：此世和彼世；其次，个人靠什么力量去追求这个终极价值也只有两种选择：靠个人自己和靠外在的非社会力量。两两相乘，构成了超越突破的四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依靠外部的神秘力量，追求不在此世的目标，以希伯来宗教为代表。在这种超越视野中有三种救赎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实现了救赎的普世化，而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吉庆”，完成了救赎宗教的入世转向。
另外，强调依靠个人修炼以企及最高价值的是印度宗教；“进入此世”和“依靠外部力量”的组合则构成了古希腊的超越突破精神；而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此世的价值追求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知识追求和道德追求的不同在于，善的体悟靠个人内心就够了，知识的追求则有外部客观标准。
轴心文明独自演化时也会发生碰撞，导致融合，如古希腊罗马文明在公元五世纪后转向希伯来超越视野，形成天主教文明的社会；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在汉代以后的融合也是重要的例子。
第二讲 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形成
3月8日
自汉代始，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哲学成为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主要是通过两条线索实现的：一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形成，一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钦定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
家的兴起在战国时代，社会基本单位转变成个体家庭后，集权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实现。“编户齐民”奠定了秦汉以下两千五百年政治和社会的基础，汉代儒家作为官方哲学，赋予各种家的正当性，其中，“孝”成为汉代政治儒学的核心观念。正是通过孝提出家、国同构观念，把“国”看作“家”的放大，皇权被视为父权的放大。在人类历史上，把国视为家的放大是一个大发明，从来没有第二个文明是像中国这样的。
汉代确立儒学作为官学，同时还确立了以儒家道德标准来选拔各级政府官员的原则和办法。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国最早实行文官制，而其基础不是理性而是道德。汉以后，选拔道德精英治国是中国文官政治的大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3月9日
汉代五经确立后的两千年间，儒家经典的阐释和传统社会的调适同步演化。五经中《礼》《春秋》和《易》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礼记》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大学》《中庸》和《学记》三篇。《学记》讲进学修身的道理，强调人只有学习道德规范才能知天道，奠定了道德教化的基础。《大学》提炼出儒家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从个人修炼到修身齐家再到治国）。《中庸》把维系家国同构的伦理及修身与天道性命联系起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在汉代，《春秋》是五经之首，因为唯有它是孔子所著。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编《春秋》记述历史来维护道德政治的正当性。汉儒认为《春秋》是孔子为汉立法，并用“微言大义”的方法创造性地解释经典，为新兴的大一统帝国国家形态提供正当性论证。战国时期的三种《春秋》读本中，《左传》忠于记事；《谷梁传》侧重讲礼义、教化和宗法家族关系；而《公羊传》特色是突出政治。汉儒解春秋，主要是靠《公羊传》。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用天人相应的讲法把公羊学的政治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提出完整的治国大纲。对后世影响深远。劳思光先生称汉代这种以天人相应为特征的思想，也称“宇宙论儒学”：把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直接对应，风调雨顺表明皇帝仁政实行得好，出现灾异时就因为皇帝的政策偏离了仁政。这种观念在汉代是限制君权、惩治贪官污吏的有效工具。
《周易》有点诡异，先秦的哲学家很少讲它，因为《易》主要讲的是吉凶的变化及变化规则，与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中国文化超越视野存在冲突。儒学在汉代成为官学后，以天人相应来解释各种变化并预测吉凶的《周易》与公羊春秋相配合，共同成为宇宙论儒学的核心。《易》中有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短短一句话给出了易姓革命的正当性论证，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自我更新机制的根据。
汉代天人相应的宇宙论儒学，也给出了中国文化最早的审美标准，它是现世的、道德的，广阔而深沉。汉代的人心胸非常博大，做任何事情时心目中是有天的，天和人，小宇宙和大宇宙同构。我们今天看汉代艺术品，汉砖、雕塑，非常了不起，以后的中国人再也做不出来了。
3月10日
汉以后，儒家经典维系家国同构运作的功能不曾改变，黄仁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比喻成潜水艇夹肉面包，面包皮一个在上代表国，，一个在下代表家，而中间的那一层，是具有统一儒家精神的读书人阶层（绅士阶层）。这个中间层可大可小，它把政府的各种管理功能延伸至社会，县以下的绅士和大族把一个个家族、家庭整合起来，跟官方合作实现了基层的自治。
在经济形态层面上，中国传统社会是独特的市场经济，契约和商品经济极为发达，另外，正由于儒家伦理和家国同构，这种建立在等级制家庭伦常之上的私有产权对个人财产根本没有保障，并不是像西方那种在法律保护下的个人私产。
跟欧洲中世纪的庄园经济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单位耕地面积容纳的人口要多得多。经济史家赵冈分析认为，天主教强调成年男人对家庭负责（不能养家就不能成家）的习俗有效控制了农业人口增长，而儒家伦理中，虽然每一个家庭是经济独立的，但家族有义务照顾那些无以为生的家庭，并通过义仓、租田等办法养活剩余人口。这些剩余人口通常是半工半农，他们并不靠手工产品来养活自己，而是贴补家用，因而可以低廉到不计成本；半农则是加强精耕细作。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讲的中国经济的内卷化。它一方面遏制了专门化分工的工业制造业，另一方面，庞大的剩余人口从事家庭手工业，使得中国手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极强的竞争力。
3月11日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结构的不变性和王朝的周期姓更替是共生现象，也是区别于其他三种轴心文明的宏观特征。在经济结构子系统中，地主经济保持了地主成分和自耕农之间的平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王朝后期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自耕农成分逐步减少，流民四起，社会处在大动乱的前夜。
第三讲 魏晋玄学与常识理性的形成
3月14日
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玄学具有极为独特和重要的地位。魏晋玄学的结构蕴涵着中国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机制，更重要的是，魏晋玄学塑造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常识理性。常识理性成熟后消化了佛教，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宋明理学，此后还影响到了中国和日本等社会的现代转型。
与其他几种轴心文明类型相比较，没有一个其他文明如中国文明那样，把社会制度视为道德内容的实现，也没有把宇宙秩序看做具有道德属性的。然而，把宇宙秩序等同于道德秩序带来的最大问题，便是如果在某一时期，一天到晚发生天灾，会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呢？两汉持续四百余年，宇宙论儒学维系着家国同构体的运作大致可行，但是，东汉末期情况发生根本变化。任何一朝的天灾，都没有造成像东汉末年那样大的思想冲击。
公元107-219年的一百二十年中，特大天灾便达一百五十次，皇帝无论做什么，天灾都要一再显示亡国之征。当天灾多到一定程度，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德治就变为不可欲的了，对宇宙论儒学的普遍怀疑结果是出现思想大转向，士人由积极介入现实政治转向玄学思考。
东汉解体、儒学王朝修复机制失灵时，又正值半牧半农民族大举南迁，残酷、剧烈的大动乱持续了很长时间。大量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匈奴、乌桓、鲜卑、拓跋等民族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儒家伦理规定的家，也对宇宙论儒学提出严峻挑战。
3月15日
随着大一统帝国的解体，官僚机构以及家的组织形态发生变化。三国时曹丕提出了改造察举制的“九品官人法”，由中央任命的中正官分赴各地，按家世、才干、道德选官。这种选官制度加强了门阀世袭化，削弱了中央权威，其后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东汉末期，思想文化开始出现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一方面，士人崇尚道家的无为价值，追逐名士风度，有力地冲击着代表儒家伦理三纲核心价值的名教。另一方面，儒家伦理仍然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来源，为了维系家、特别是大家族的正当性，社会生活中愈来愈重视礼教和血统。在这两种倾向的作用下，儒学出现家学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上升成为显学，在重视血缘和门第的社会风气下，编纂家训、家规蔚然成风。在社会生活中，士族与寒族界线分明，互不通婚。
与此同步的是玄风大振。三国魏晋的名士如嵇康、阮籍，极度重视精神自由，以放浪形骸、鄙视礼教、行为特异为风度，以鄙视君臣关系、任性旷达而闻名于世；同时，他们又是孝子。唐长孺先生提出的“玄礼双修”，说的就是魏晋人士同时具有的这两个看似分裂的精神层面。这两者并行不悖。
“道德价值逆反”：在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文化里，当原有道德目标做不到的时候，人们就会以原有道德规范的反面或否定来作为新道德。魏晋玄学的产生，正是两汉宇宙论儒学不可欲导致价值逆反的结果。在这股思潮大转向中，道家价值全面取代儒家伦理的内容，成为士人新的道德追求。
魏晋玄学是先秦老庄思想的翻版吗？并不是这样。他们的根本差别在于：老庄的无为是对儒家道德的否定，魏晋玄学是对儒学价值的逆反，就是把道家每一项基于否定儒家的主张，都变为向善的意志所指向的新道德。
魏晋人士以反规范为新道德的追求，士人以越名教、任自然作为道德和修身。《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很多士人反儒家名教规范的奇怪行为，他们以不遵守礼教的放浪形骸行为，来表明自己是最有精神追求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的士大夫有如他们这样纵容自己的本能欲望，他们生活的最高原则就是真诚而不做作，表现了那个时代追求顺从自己本性的自然精神。
在汉末至魏晋的残酷大动乱中，人口大量死亡、夭折，士人开始追求道家的养生、得道、长生不老和成仙之术。汉代易学很发达，东汉末年虽然发生了对宇宙论儒学的价值逆反，但《易经》的思想方法以及有机自然观并没有中断。道教兴起后，各种民间方术迷信的小传统也随之大盛。
道教及民间神仙方术非常重实用与效果，但是，以老子的无为作为新道德追求的玄学则不同，并不讲求时效。那么士人如何通过修身来实现这种精神需求呢？中国文化除了重时效的道教外，并没有特别的思想资源。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用无的观念去亲和大乘佛教，东汉末、三国魏晋玄谈之风大盛时，名士与名僧交往频密，玄学与佛学积极互动，引领思想潮流，士人由玄学去理解佛学义理。
3月18日
常识理性：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人进行意识形态论证和思考自然万物现象时，是以可理解的常识和人之常情为根据，并不需要进一步追问常识背后的深层原因。常识理性构建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它构成了中西思维模式的重大差别。常识理性是一种理性的自觉，即在思考任何问题时，意识到有一个高于具体事物的后设层面，它必定是常识和人之常情合理可以理解的。
玄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老子和周易为重心，以无和无为作为新道德，由此建立了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第二个阶段以庄子为重心，与无分道扬镳、以自然为道德，把自然价值注入这一后设层面，成为玄冥之境和物各自造、万物自然生成的共同根据。常识理性才得以形成。
注庄子的代表人物有两个，向秀和郭象。向秀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从他与嵇康就养生问题的争论来看，他已经以“自然”和“自然之理”为根据来谈人性了。向秀谈的“自然”，既肯定万物自生，人的任自然也很合理，从而肯定了在现世中追求荣华富贵与享乐是正当的，任自然和崇名教就可以调和在一起，当然会受到那些既要清高逍遥，又要肯定现存秩序的高官名士的欢迎。因此，自向秀注庄子后，士人以追求自然来修身，兴起游山玩水之风。
郭象用“自然”封住了贵无和贵有两派关于万物生成的争论。他以“自然”为核心观念，建构出既包括世间万物万事的实然层面，又有追求形而上的境界层面的统一的玄学体系。在现实层面，万物的创生是物各自造，不需要追究其生成的原因，在形而上层面，它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玄冥境界，代表顺应于天的宇宙秩序的至理。玄学发展到郭象，可以与佛教划出界限，中国文化独特的常识理性精神才得以形成。
中国的艺术精神与常识理性是共生物，它们是同步形成的。到魏晋时期，自然成为修身目标，是士人追求的至高道德情怀。在艺术史上，对作为艺术表现的书法的狂热追求，绘画中的传神论和山水画画论，这些重要现象都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宗炳的《画山水序》是山水画画论的开天辟地之作，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讲士人为什么要画山水画。魏晋六朝人士的“画山水”来源于“观画中山水”，它是“游山水”的修身行为的延续。自东汉末出现对宇宙论儒学的逆反，“游”这一在先秦道家中表达不受约束的情意我的重要价值及观念，开始受到士大夫的接纳和吹捧。
几乎与宗炳论证画山水正当性的同时，出现了“传神论”，并从此支配了中国人物画的传统，魏晋时人们已普遍接受了形神可以分离的观念，又受到佛教的影响，顾恺之的审美和绘画理念是主张神主形次，他说，“玄赏则不待喻”，即画家在追求表现神似的过程中，自己也可以体悟玄冥境界之神妙。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也发展到一个高峰，在汉代由于没有形成道德意识形态背后的个体之精神层面追求，字主要是为了实用，直到魏晋，开拓出个体精神解放，书法艺术、书法审美才大量风行起来。
第四讲 佛学和中国式佛教
3月24日
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是消化佛教的结果，中国式佛教是用中国文化独特的道德哲学思维模式对佛教哲学的吸收、消化而演绎出来的另一套思想文化系统和宗教，两者既相关联又不尽相同。
佛学跟其他三种超越突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强调依靠自身的力量离开此世、寻找解脱。在佛教最重要的原始经典《阿含经》中，佛陀用十二因缘解释了世界以及自我的产生和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佛学中，讲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发生都是因缘的结果。佛陀讲：“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
“行”指某种心理倾向或心灵意识的状态，有了这种意识的意向性，就会产生心识。佛学认为，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两者是同时呈现的。主体意向性指向对象，对象呈现后就有各种各样的性质（“名色”），“识”和“名色”结合，接着产生了“六人”，即人的六种感官以及它们感知的对象，它们有可能使主体限于花花世界。佛学中所谓的世界，是指由自我的意向性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
“触”是主、客体的接触，到了这一步，主体的感官、外境以及意识三者聚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对这些对象的具体感受（“受”）。对外界有感受，喜、怒、哀、乐就源源不断地出来了。而对喜欢的东西，就会想方设法占有它，之后便是“有”和“生”，佛陀接着说，这种“生”不能长久，必定要死的，这就是十二因缘的最后一环“老死”。
大乘佛学用“三法印”来讲修行原理：“诸行无常”，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处于生生灭灭的变化中，“诸法无我”，世间一切事物和自我都是由主体（意向性）建构出来的，并没有实有的存在。明白这两条，无常即是苦，无我得解脱，就会去追求第三法印，“涅槃寂静”，指进入一种永远脱离人生烦恼、痛苦、得到解脱的寂静状态。
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的修行方法：戒、定、慧。怎么做到戒呢？首先要区分我与我有，你要尽可能不去占有，就不会产生丧失我有以后的痛苦。定就是尽可能使你的意识不指向任何对象，这颇不容易，佛教的打坐、瑜伽、禅定都是要去定。接着还有第三条叫做慧，要明白在“我有”之前，包括你的身体的个别自我，是怎么由无常的因缘而产生的，是对完整生命的觉悟。在戒、定、慧三学中，慧使解脱的主因，所谓依戒生定，依定发慧，由戒超恶趣，由定而离欲界，由慧而超越三界。
大乘佛教追求大家都解脱的普度众生，为了普度众生，修行者就须要具有舍身和慈悲两种精神。小乘注重个体的解脱，最后修成罗汉，大乘则重视菩萨行。大乘有三种面向：以空论为核心的中观，突出强调十二因缘中“识”的关键作用的唯识论，和主张人人都可以成佛的真常之教。
佛陀以后最伟大的哲学家龙树对空的论述叫“空论”，他提出“诸经一相”，十二因缘诸环节中的共同性“一相”就是空。空论证明的是世界和个别自我都是不真实的，最后的真实是不可言说的。用空论观点看问题，也叫“中论”“中观”，“中”就是破除并离开一切事物的两种极端的偏见。
唯识论论述包括人和万物在内的现象界都是由“识”建构出来的，要理解唯识论，就要了解“八识”特别是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功能。“阿赖耶识”也称“种子识”，是储藏未来、生长万有的种子库，主宰着个别自我命运和生死轮回。在有轮回的多世修行的成佛过程中，仅讲“六人”、“六识”是不够的，还要推到含藏决定你未来的阶段。
印度大乘佛教后期还有密宗和一个真常流派，这两派都相信人人皆可成佛，两派中对汉地影响最大的是真常流派。由于道德具有可欲性，因此中国人在接受佛教时，很容易从道德的可欲性来想象佛教的修行，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中国以道德完善为终极关怀的文化对印度佛教的再造，其主要特征是把向善的意志指向解脱。
佛教进入中国大致经历了格义、学习和重构三个阶段，最后是中国式佛教即心性论佛学的成熟和盛行。第一阶段是格义，士人一开始就是用中国文化的意义世界来理解佛教的。早期般若经的中译，常用道家和魏晋玄学的“无”和“自然”去格义佛教般若学，很容易为士人接受，但是也会造成对佛学的极大误解。道家和玄学的“无”，是与“有”相对的、客观的“无”，但是，佛学的“空”不是客观的“有”或“无”的问题，而是讲万物及自我皆无自性，它们统统是十二因缘建构起来的虚幻假象。
佛学的下一步发展是对格义佛学产生的各种歧见和流派来个大清理，正当南方东晋的六家七宗为般若学的义理争论得互不服气时，北方的后秦迎来精通般若学的大师鸠摩罗什法师入住长安，开启了长达三百余年的佛经大翻译运动，主要是翻译般若中观学的经论。此后，佛经的大翻译又转向大乘佛教的唯识论，其中最有名的译经家就是玄奘。他倡导的唯识论虽然当时影响也很大，但长远看并不成功。佛教大翻译运动的命运说明，中国人关注佛教的重点和印度不同，忠于原典的学习没有持续下去，士人最关注的焦点是用中国文化重构佛教。中国人总是从道德哲学上理解宗教，佛教要在中国广泛传播，首先就要承认人人都有儒家所说的道德心那样的佛性，主张人人皆可成佛。
第三阶段是用心性论重构印度佛教，发挥中国心性论佛教“一心”观念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将“一心”说成是真如，提出了一个非常中国式的重要观点，“一心开二门”。一心是指每个人都有“真如心”，二门是说每个人的一心都有两个门，一个是真如之门，一个是生灭之门。一心开二门的结构跟道德的结构一模一样。《大乘起信论》的出现是中国式佛教形成的标志，影响深远而巨大。
3月25日
隋唐时期佛教大盛，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其中最具本土特色的是天台、华严、净土、禅宗四大宗派。前三派虽然所奉行的佛教经典和修行方法有所不同，但都强化了从普遍主体来讲人人皆有佛性，个人的修行要和普遍主体合一；三派都用一心来讲佛性，使佛教的普遍主体越来越接近儒学的道德主体。
中国式佛教到禅宗才真正成熟，禅宗使心性论佛学纯粹化了，并与印度佛学区别开来。禅宗的基本教义有三点：“不依经伦”“定慧不二”“见性成佛”。禅宗认为定慧是一个东西，并且，悟是突变，不需要慢慢积累，除了顿悟，佛和众生就没有差别。
中国式佛学跟印度佛学的基本结构差别在于三点：中国心性论佛学追求的解脱更具道德性，个别主体和普遍主体分界不清，强调圆融备具，最后，在常识理性的支配下出现入世转向。
此外，禅宗的顿悟蕴含着使佛教追求来世解脱的世俗化倾向，顿悟也可以成为儒生的修身法门，使他们在现世的道德修身实践中追求天人之际的境界。“野狐禅”的故事中，“大修之人不落因果”到“大修之人不昧因果”，说的是通过修行不管你是否跳得出轮回，该死还得死，修炼是为了不迷惑因果。常识理性视死为常识，人总有一死，但是你仍可以在此世追求解脱之道。
第五讲 宋明理学与第一次文化融合
3月28日
经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后，隋唐重建大一统帝国，儒学是官方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儒学尚没有完成对佛、道的消化及融合，带来两个突出问题：儒学自身理论上的缺陷使得统一王权缺乏天道观的支持；作为社会组织力量的儒生阶层，大多是以佛教作为个人的修身工夫。中唐以后的古文运动，表面上是改变六朝以来的浮夸文风，实则是开始正视上述两大问题。
李翱写出《复性书》，力图找到使儒家本于人性的道德观与天道性命合一的途径，但仅限于儒学资源尚不能给出自圆其说的论述，不得不大量借用佛学的概念和逻辑。如何消化融合佛学，是唐儒尚未解决的问题。到了宋代，儒学发展的这两个理论难题终于被克服。
周敦颐被尊为理学的宗师，在《太极图说》中建构出儒学的自然宇宙观，“自无极而为太极”，“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把玄道讲万物生成本于无的观念，转变为儒家的太极之动产生阴阳五行与元气妙合凝聚的万物生成及变化观，是一个常识理性框架下的宇宙自然生成论，解决了儒家道德伦理形而上本原的难题。
《通书》则解决了儒学的另一个重大命题，圣人可学。在汉代因为圣人不可学，士子最多可以修炼成为帝王服务的君子，论证了圣人可学，境界上也就高了许多。周在《通书》中以《中庸》讲“诚”为根据，规定了儒家君子的修身就是去欲，恢复人性之初的诚，达到无欲的圣人之境。周说：“圣，诚而已矣。”使儒家士子安身立命的修身养德和修齐治平的人间关怀，可以达至超越个人生命限制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克服了士人修身上的儒佛两面的困扰。
周敦颐以喜爱莲花闻名，儒生由治国平天下抱负，要在烦琐事务和功名利禄的干扰中洁身自好，除了廉洁正直外，最重要的是应有高于现实生活的修身目标。汉唐以前，这样的追求是不可想象的。
张载在常识理性的宇宙论中突出了气的观念，以打通形而上的本体与自然万物的关联。他进一步论证了气之动产生的万物，既是物质的，又是情感的。这样，就可以用气把形而上的宇宙天道与代表人的情感、道德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了。张载的气论式宇宙论比周敦颐以太极为中心的常识宇宙论更动态、更道德化。
二程兄弟对儒学的核心价值与理的关系以及修身方法做出了进一步的论证和阐发。程颢的道德哲学以“仁”为出发点，他不同意张载摆脱物欲、人心与万物相隔的看法，认为只要心合于理了，人就能“廓然而大公，内外两忘”。何为“内外两忘”？以自己的无内外之分的本性为出发点，就可以做到应外界之事物而不为物所累。
程颐则提出“性即理”这一核心观念，指出天、性、心是从三种角度看的同一之理。“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对于人来说，理就是具有道德感的人心，小我之心即是作为普遍主体的天地之心。这种理论规定了程朱理学的修身模式是“穷理尽性”，不同于周敦颐的修身“主静”，程颐强调修身要持身恭敬，通过体悟现世的人心和万物之理，达到天人合一的天理境界，这样就一下子和佛学主静修炼追求解脱区别开来了。
“理”是朱熹的道德哲学体系和修身方法的核心观念。在朱熹的理论中的理是先于万物而存在的秩序，理在气先，气将实现理，万物根据各自的理而自然生成。这是一个比“太极图说”更精致的、更符合常识的宇宙观。此外，朱熹给出了与其理论相配合的修身方法。根据先有理后有气的二元结构，与此对应的修身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排除欲望，去冥想气未动时的天理世界，第二部分是格物致知，必须读书博学，触类旁通，即穷理尽性，去理解秉气所生的每一具体之物中的统一天理。汉唐儒生的修身主要是道德实践，而朱熹的修身则强调了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对知识的重视，将其视为道德实践的前提，这是史无前例的。
4月3日
理学成熟以后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元、明、清再也没有发生大分裂，也没有再出现汉代那样的迷信泛滥。儒生克服了儒佛两面人的困境，强化了儒生阶层的社会功能。第二，它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道德意识形态的内部争论，在常识理性所建立的道德意识形态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使得宋明理学内部分成不同的派系，不同派系之间互相争论，开启了道德意识形态不同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增强了中国文化受冲击时的应变能力。
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提倡心即理，他认为，作为道德规范的理压根儿不是外在的，天赋予人心的不可泯灭的道德感就是理。陆指责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修身方法过于“支离破碎”，而他的修身直指本心，“明心见性”。
到明代中后期，王阳明以良知作为不容置疑的出发点，他把常识理性中与天理相通的人之常情之善称为“良知”，陆九渊讲心即理，但修身方法不明确，王称“致良知”才是修身正道，批评程朱的性即理及穷理尽性的修身统统是道德哲学的歧途。
阳明认为，程朱那种主敬的“于事事物上求至善”的由外向内的格物修身工夫，完全搞错了方向，修身应该直截了当地转向内心良知，由内向外推，“知至善，惟在吾心，则求之有定向”。由此，阳明推出了心学的知行合一论，知并不在行之前，知行合一。
以常识理性为根据建构的儒学派系，可以有以常识或人之常情中的善两种正当性标准，又有由外向内和由内向外两种推导方式，两两组合，理论上共有四种可能性。除去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还有理学第三系：它以人之常情道德之善为道德根据，但其道德推演方式是由外向内的，即从宇宙天地普遍的道德主体落实到个别人的道德心。
牟宗三先生通过对程颢、程颐的语录研究，发现程颢比程颐更喜欢从圆融境界和悟性出发，而弟弟则重理的知识性和秩序性。牟指出，程颢思想理念形态是“以心着性”，使心体与外在体互相激发，浑然一体，它既不同于程朱理学中的天理是“只存有不活动者”的静态的心外之理，也与阳明心学专讲道德主体的良知的一心朗见、一心伸展不同，是理学中的第三系。
程朱理学在中、日、韩三国的发展情况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影响到三国的近现代转型。在中国和朝鲜思想文化中，程朱理学是官方意识形态，两国都不存在两种不同的超越视野；而日本社会在程朱理学传入前，佛教和本土神道教已塑造出日本特有的超越视野，朱子学传入日本后，日本的思想文化结构中便形成具有两种超越视野的结构。因此，当十九世纪中叶面临西方现代文明冲击时，日本社会的现代转型比中国和朝鲜快速、顺利得多。
第六讲 清代思想与中国近代传统
清兵入关对中国士人思想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蒙元和满清对中国本土地区的征服和统治，都是以程朱理学为正当性根据，但是，汉族士人对两个新政权的整体态度却判然有别，从思想史来看，不能不说与程朱理学的普及和僵化有关。程朱理学到明代中期已陷入僵化，士子纷纷转向阳明心学，道德优越感的绝对化，使儒生在维护王朝正朔强调华夷之辨上更为执着，更为注重名节。明清之际，有不少儒生把明亡的罪责算到宋明理学头上，反思矛头直指理学自身的问题，引发思潮的巨变。
明中后期，政治秩序不断溃乱，民间士人已经认识到程朱理学的僵化和心学的空疏，令士人缺乏事功能力，难以承担治国平天下之责，他们开始反思理学及其修身方式的问题。明末清初儒生对理学的反思矛头主要指向理学的空谈心性，这个“空”，是指宋明理学中的道德形而上层面。他们认为，华夏之所以亡天下，是因为理学被佛学侵害而变了质，失去了儒学天行健、务实的特质。明中叶以后，气论哲学开始兴起，这是明清之际反思、粉碎理学形而上境界层面的理论武器。
顾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调查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国家兴亡的知识，对他个人来说，还是反空谈的修身方式。与顾炎武的重视调查研究不同，另一种是颜元的实践主义，他年轻时也曾沉迷于理学义理，三十五岁时他认识到“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在反复实践的习中完成学。总之，在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儒生，他们大胆实践自己认为正确的修己立人、救世报国的修身方式，一扫宋明以来虚浮讲谈的名士之风，塑造出平实典型的清儒楷模。
程朱理学对道德天理的体悟有两种途径，一个是用常识格物穷理，另一个是学习儒家经典的圣人之言；一旦打掉作为境界层面的天理世界，程朱式的体悟天理就分别落实到格物穷理和明经两方面了。先看明经，取代冥想的是用常识理性严格审视经典的真伪，由此开启了清代学界主流的考据潮流。再看格物穷理，打掉天理的境界层面后，常识理性支配下的格物穷理落到实处，士大夫对西方各种科技知识表现出极大兴趣。值得注意的是，格致的目标是理解儒学的天道，并不是像古希腊文明那种求真的求知。
明清之际对理学的批判，对理气关系上来了个颠倒，气变为第一性的，理不再是一种先验的规定万物特质及秩序的理念形态，它只是气在运行中显现出来的规律和条理，理在气中，理随气变，气不同理亦不同。
王船山通过注张载的《正蒙》来阐发自己的气论哲学，他认为，“气者，理之依也”，根本不存在游于气之外的理。用这种理随气变的必然性来看历史，正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进步观。船山讲的理在事中，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相通之处。
刘宗周以气论为根据，以“意”和“慎独”为核心概念，重构了心学体系和修身方法，他以具有为善去恶的“意”作为心的道德主体，取代了阳明的良知，并给出一套不同于阳明“致良知”的修身工夫，这就是“慎独”。“意也者，至善归宿之地，其为物不贰，故曰‘独’”。刘宗周的慎独修身方法，就是排除心动之后在脑袋里一闪而过的妄，在中国道德哲学中，还没有过像刘宗周那样用否定不道德（过）来定义善的。
黄宗羲论证了君臣之间跟父子间的气不一样，否定了忠孝同构，提出了一套不同于儒家传统政治伦理的设想。一理分万殊，万殊整合为一理，周流一气的公共之理分为万殊，散到千百家中的个人，所有人的欲望合成为一个公共之理，个人感知的是非都指向这个公共之理。在《明夷待访录》中黄以职责分工来谈君臣关系，并提出了一套监督公权利的制度设计，反对皇帝家天下，以绅士公议来限制君权，这些都是空前的、有建设性的理论创新。
戴震气论的要点是强调分理，否定普遍之理，天道只是个名而已。和船山一样，戴认为只有佛老思想才强调存在一个寂然不动的普遍天理，这是他们共同反对的，所谓的普遍之理，只是一个个具体之理的抽象名词而已。而每个人内心都认同的理，就是义；怕就怕把伦理规则当做一种固定不变的意见去宰制百姓。他说，道的本义是行，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就是道；天理与人情相通，从个人的情感可以得到天理。我们称戴震哲学为常识具体主义，在中国儒学史和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中，这一思维模式极为重要。
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礼的自由化”与戴震哲学的常识具体主义一脉相承，一方面，揭示了理学以理杀人的逻辑，另一方面，为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型开辟了道路。戴震哲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式自由主义的本土资源，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只要深感普遍之理的压迫，就会倾向常识具体主义，并不需要师承。
BFI’s script on Peeping Tom: ‘All this filming isn’t healthy,’ says a character in Peeping Tom; a sentiment echoed by the savage reaction of film critics at the time of the film’s release. Powell dressed his meditation on the seductive power and destructiveness of cinema in the clothes of a horror film, albeit one which shows sympathy for a man who records the act of killing. Much has been written about Peeping Tom, but the film’s mysterious power renews with each viewing and it remain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British cinema.
Metrograph’s script on Vivre Sa Vie: “He doesn’t analyze. He shows.” —Susan Sontag. An untouchable masterpiece, shot with cool precision and artful solemnity. It features Anna Karina in her most iconic role, as Nana Kleinfrankenheim, and was advertised by JLG himself as “a film on prostitution about a pretty Paris shopgirl who sells her body but keeps her soul while going through a series of adventures that allow her to experience all possible deep human emotions.” The film includes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images of the New Wave: Karina’s teary movie theater commune with 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s Maria Falconetti.
Richard Brody (The New Yorker)’s script on A Brighter Summer Day: In the nearly four-hour span of this vast Proustian memory piece, from 1991, Edward Yang meticulously delineates the anguish of young people in Taipei in 1959 and the gang violence that pervades their lives. The story, which begins with young Xiao Si’r, a wayward student who gets caught sneaking into a movie studio, opens out into a dazzling multigenerational array of characters, as well as a panoply of trenchant themes—including the paranoia of the Taiwanese military state, the woes of refugees from the mainland, the bitter memories of wartim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encroachment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the plot pivots on concerts by local boys covering doo-wop and Elvis), and the cinema itself, as Ming, the girl with whom Si’r is obsessed, gets herself a screen test at the studio. Yang’s methods bring a melancholy tenderness to his recollections. He films intricately staged action in long takes of a rueful, contemplative reserve. As in Proust, the closely observed objects—an American tape recorder, a radio from China, a Japanese sword, a flashlight stolen from the movie studio—bring the past back to life. In Mandarin, Shanghainese, and Taiwanese.
A.O.Scott (New York Times)’s script on A Brighter Summer Day: The English title of “A Brighter Summer Day,” Edward Yang’s chronicle of disaffected youth in Taiwan in 1960, comes from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which was a hit for Elvis Presley that year. One of the teenagers in this sprawling, melancholy and surpassingly beautiful film sings in a rock ’n’ roll band, and he tries, phonetically and with the help of a friend’s sister who studies English, to decode the song’s haunting, enigmatic lyrics. American pop music is a tendril from the outside world that has penetrated this claustrophobic, hectic island, and it expresses the universal longings and the specific frustrations that dominate the lives of Mr. Yang’s characters. The film, at bottom a true crime story about a murder, seethes with the spirit of confused, ardent rebellion that you also find in Hollywood movies from the 1950s and early ’60s, like “East of Eden” or “Rebel Without a Cause.” Focused mainly on the restlessness of a group of young men, “A Brighter Summer Day” also belongs to a tradition that stretches from “I Vitelloni” to “Mean Streets” and beyond. But this film, completed in 1991 and only now receiving a proper American release (thanks to restoration efforts by Martin Scorsese’s World Cinema Foundation and the adventurous programming of the Film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 is much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references and associations. Colored by Mr. Yang’s memories of the world he grew up in, it is one of those movies that, by slow accretion of detail and bold dramatic vision, disclose the structure and feeling of an entire world.
Museum of Moving Images’ script on Nashville: Robert Altman’s crowning achievement is arguably the most innovative American masterpiece since Citizen Kane. It is a teeming, exhilarating, multi-character vision of life in the 1970s that channels the splintered reality of America. It is Owen Gleiberman’s favorite film—because it remains, in his words, “the movie of our time.”
THE LIST, by Sarah Stillman
这篇纪实把我们的视角拉到一个也许略有耳闻但却不会刻意关注的角落，青少年犯罪/罪犯。美国大部分州的司法系统中都有一个数据库，上面登记了因侵犯未成年而留下案底的罪犯信息，这个公开的数据库里，不仅有成年人，还有很多未成年人。通常，这个记录会伴随他们长达二十年之久，远远长于他们服刑（或者“劳教”）的期限，也因此对他们的未来之路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本文以一种类纪录片式的手法，穿插在三个主要人物（Leah DuBuc，Patty Wetterling，Anthony Metts）中间，为我们生动而深刻地刻画了他们的切身经历和感受，抛出了对该数据库系统（The List）的疑问，是一篇冷静而极富人文关怀的纪录范本。
Leah DuBuc 只是众多被登记在 Public Sex Offender Registry Web 中的一个，她和很多人一样，因为在未成年时所犯下的“错误”，就被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CRIMINAL SEXUAL CONDUCT”。作者走访了许多这样的案例：“In Charlie Roberts’s living room, not far from Paris, Texas, I learned how, at the age of ten, Roberts had pulled down the pants of a male classmate at her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She was prosecuted for ‘indecency with a child’, and added to the state’s online offender database for the next ten years.” 不仅如此，Charlie 每晚六点后不得离开家门，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 county，或者亲近任何“minority children”。作者也采访了这个案件的受害人，“he was shocked to learn of Roberts’s fate. He described the playground offense as an act of ‘public humiliation, instead of a sexual act’ — a harmful prank, but hardly a sex crime.” 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弗吉尼亚，一名十七岁的高中生因向他的女朋友发 sexual video 而受到指控（“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ng child pornography”）。在北卡罗来纳，“a sixteen-year old girl faced multiple felony charges for ‘sexting’ a picture of herself to her boyfriend.” 随之而来的就是定罪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到“少管所”呆上好几年，出来之后面临着种种难题：“Homelessness; getting fired from jobs; taking jobs below minimum wage, with predatory employers; not being able to provide for your kids; losing your kids; relationship problems; deep inner problems connecting with people; deep depression and hopelessness; this fear of your own name; the terror of being Googled.”
Leah DuBuc 在她十二岁的时候被送到了位于伊利诺伊州 Manteno的一家 residential juvenile-sex-offender treatment facility，叫作 Indian Oak Academy。“She was the youngest child in her program … Many of the girls there were sixteen or seventeen, with histories of trauma that surfaces as rage. The older girls … verbally and physically abused one another, and occasionally her.” 作者介绍说，“The program borrowed heavily from addition theory. ‘Your identity is you’re a sex offender’ … They’d never be cured, but they could learn to refrain from harming people in the future.” 也许对另一类人来说，在少管所里接受“再造”是逃离“turbulent home life” 再好不过的方式，但在 Elizabeth Letourneau 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Moore Center of the Prevention of Child Sexual Abuse 中心主任）眼中，“this idea that a ten-year-old kid who does something sexually inappropriate needs residential treatment is completely insane.” 伊丽莎白教授指出，“most youths who are charged with a sex offense don’t reoffend sexually. The motives behind their crimes, too,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most adults who sexually offend.” 而且让人更加担忧的是，这些“少年再教育机构”的资质和管理良莠不齐，作者说，“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I found a cottage industry of court-authorized but poorly regulated therapy providers subjecting kids and teens to widely debunked technologies. Juveniles undergoing treatment of sex offenses have been exposed to severe verbal abuse, beatings, and even sexual predation at residential facilities. Not a few people have been placed in dubious but costly treatment programs for actions that many believe should never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first place.”
这类青少年案件中还有一类叫作“Romeo and Juliet case”，即和未成年间的 consensual relationship，Anthony Metts 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因此而被判了十年的察看（probation）。“For the next decade, he’d be barred from alcohol and the Internet; from entering the vicinity of schools, parks, bus stops, malls, and movie theaters; from living within a thousand feet of a ‘child-safety zone’. A mugshot of his curly-haired, round-cheeked face would appear for life on the Texas sex-offender registry, beside the phrase ‘Sexual Assault of Child’. And he would have to start sex-offender treatment.” 这个“治疗计划”的内容是常人难以想象的：“He was told to write up a detailed sexual history, and then to discuss it with a room full of adults, some of whom had repeatedly committed child assaults. On his first day of class, he recalls, he entered a group circle beside a dentist who had violated several patients while they were under anesthesia. To graduate, he would have to narrate his ‘assaults’ in detail: “How many buttons on her shirt did you unbutton?’” 不仅如此， 一种叫作PPG的技术还被用在他身上，“According to documents provided by the state of Texas, the PPG … is a ‘sophisticated computerized instrument capable of measuring slight changes in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penis’.” 这种技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捷克的一个 sexologist 发明，起初被用来检测那些假冒成同性恋从而可以不用参军的人们。美国的许多州都明令禁止使用PPG。Anthony 需要定期参加这个“检查”，每一次花费两百美元。
Anthony 经历了几次被炒鱿鱼之后，在德州米德兰市的油田找了一份工作，2006年他与当地一位警长的女儿相爱，很快他们就结婚并且生下一个女儿，一切似乎都向好的发现发展。但是，“it also introduced him to a troubling new aspect of his life on the registry. Metts, then twenty-four, learned that he wouldn’t be allowed to see his daughter. His status banned him from living with her, and thus with his wife.” 这只是厄运的开始，他后来被强制在脚踝上栓一个 bracelet，“administered by a private monitoring company that charged several hundred dollars a month. The device would notify the authorities of any infractions — stepping too close to a mall, park, bar, or church, or leaving the county without permission.” 经历了一段徘徊和挣扎之后，在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他决定与妻子离婚。十年“察看”期的最后一年，在一个五月的阳光午后和朋友的家庭聚会里，由于忘了给 bracelet 及时充电被 probation officer 发现，Anthony 被再次送上法庭，“The prosecutor pushed for two years in prison, arguing that the long list of Metts’s technical infraction was ‘not just a fluke … not just ‘Oops, I messed up.” Metts’s attorney urged alternatives that would be less costly for taxpayers. None of Metts’s violations, he noted, had any connection to the original charge of sexual assaults of a child. A typical mistake was failing to charge his ankle bracelet’s battery. The judge took some time to think it over. The next morning, she sentenced Metts to ten years in prison.”
让我们把视线再拉回到 Leah DuBuc 身上，从 Indian Oaks 出来后，她考取了当地一所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与此同时，她被密歇根执法机构告知自己须在一个 online registry 上注册，每年登记自己的详细信息，而且在满十八岁后，这些信息将在网上公开。她自己后来写道，“This is where my life became a living hell all over again.” 在学校里， 尽管是一名经常拿到奖学金的好学生，她还是遭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公对待，有一天上课回到宿舍，她在门上发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We know you’re a sex offender. GET OUT OF OUR ROOM.” 第一个学期的寒假，她的男朋友邀请她去他另一个镇子上的家作客，她答应了，但是按照规定 Leah 需要在那个镇上的警局登记。在 Brighton Police Post，当她在前台告诉 trooper 说她是一名 registered sexual offender 时，得到的回应是，“We don’t serve your kind here. You better leave before I take you out back and shoot you myself.”
这一切并没有击垮 Leah，意识到自己无法回避 public registry 之后，她决定开始研究她，以自己的努力设法对这个系统做出一点改变。她开始在网上写自己的故事，写信给当地的立法人员为她和很多与她有相似经历的人请愿。这些并没有收到太多实质的成效，2008年硕士毕业后，她的 sexual offender 身份使得找到一份像样工作的可能性依旧是微乎其微。最终，她决定离开美国。
作者在去年七月亲自去了一趟德州米德兰市，想要找到那位在 Anthony Metts 案件中的“受害女孩”，当然，她现在早已经长大成人了。“Having no luck with doorbells, I left notes, and two days later I got a call from one of them. ‘I never wanted Anthony to be prosecuted,’ she told me. ‘It was a consensual relationship — the kind when you’re young and you’re stupid. My mom knew about it. We’d go on dates, drive around, hang out.’ She was shocked to learn of Metts’s fate: his nine-plus years of probation, his current decade of incarceration. ‘I told [law enforcement] that I didn’t feel like he should have to be prosecuted,’ she said.”
作者在过去的两年里也定期和 Metts 本人保持通话联系，这一次她也专门前去探望他。几经辗转，Metts 已经被安置在德州东部非常偏远的一所监狱。说起他们见面的过程，作者写道，“‘I thought, by the time we finally met, we’d be on the rooftop at the Hilton,’ he said, laughing halfheartedly. For most of the next four hours, he spoke of how he planned to get through the coming decade. ‘In my mind, I don’t live here,’ he told me. He spends his days reading business and life-style magazines and making plans to return to his daughter, who is now eight.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 dad she deserves, the dad I feel I am,’ he said. ‘I miss reading her stories. Getting doughnuts with her, helping her with her homework, brushing her hair. Everything. Everything.’”
后来 Leah DuBuc 去了日本，那里和几乎任何除了美国的其他国家一样，没有网上数据库。Leah 在那里教英文，并不久遇见了一个叫做 Kimo 的菲律宾男人。他们不久后在印度班加罗尔完婚，又返回日本，在那里他们的儿子降生。直到有一天，“she received a flurry of Facebook messages from Sharon Denniston, her juvenile advocate in Michigan. Denniston had been pushing the legislative reforms that DuBuc had helped promote. ‘Be sure you are sitting down,’ she wrote. ‘Juveniles that were less than 14 at the time of their offense will be straight out removed from the registry: no hearing, no court visit, no paperwork to fill out!’” 作者并没有描写 Leah 当时的具体反应，她只说，“DuBuc decided to take her family home.”
Interview with Leong Po-chih
Yang’s compositions were filled with windows and doorways, and he used long shots. His was a different film language from Hong Kong’s preference for quick cuts and close-ups, which reflected the city’s claustrophobia and emotional intensity.
He gave equal weight to all his characters. There was tremendous detail in every frame. You almost have to be an engineer to work that out. Everything has to be in the right place. He also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soundtrack … He may have been the first in Taiwan to push the boundaries in sounds.
There is a bit of Edward in the little boy Yang Yang in Yi Yi. His curiosity about everything meant that he sometimes saw the world through a child’s eye. There are also aspects of him in the paternal role of NJ. The last scene in Yi Yi where the boy reads his diary to his deceased grandma – that is Edward speaking.
Interview with Du Tuu-chih
Once Yang and I traveled up to Yang Ming Sha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o record some sounds. It took us a long time, just to complete one thing. Many directors would just go home right after filming wrapped up for the day.
Yang was also an aficionado in classical music. Word has it that Yang’s father used to make him stay home just to listen to classical music. Listening to Vivaldi’s Four Seasons, he could tell which string quartet was playing it. Yang even re-scored Four Seasons for the soundtrack of Hou Hsiao-hsien’s The Boys from Fengkuei (1983).
Once, we were in Australia for sound mixing. I had flown in from Taipei and Yang from Europe. We sat at Sydney harbor reflect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ad gotten us there, how the two of us had each traveled halfway across the world to a foreign country to work on our passion together and how it was films that had given us a chance to be there.
Interview with Chen Po-wen
Yang often told me that he was happiest when overseeing editing because it was so much easier to achieve a desired effect or fix a problem on the editing table than to control a team or the variables on a shoot. Every time after a painful film shoot, he would look forward to the editing process tremendously, because that was where he could enjoy himself.
Especially with the use of music, Yang was especially sensitive and he had a great musical background. For example in the scene of the concert at Sun Yat Sen Hall in A Brighter Summer Day, there was an undercurrent of dramatic events happening during Cat’s performance with the band. If you do not have a certain sensitivity to music,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bring out the essence of the scene. To the audience watching the scene, everything appears very natural and smooth, but during the editing process, you have to perfectly match musical cues and dialogue, and you can’t achieve that without a precise and intuitive sense of rhythm.
All his films were expressions of himself. Society, politics, friendship, feelings, they were all filtered through hi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were expressions of what he felt in his heart … The unique way in which he approached the subject matter for his films was something rarely attempted by other Taiwanese directors. Before Yang, no other Taiwanese directors got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for exploring urban themes this way. Yang changed after he had a child. Previously he had very cynical worldview and a harsh opinion of society … But after he had child, he changed, and in Yi Yi he presented a more compassionate viewpoint of humanity.
Yang did not deliberately use long shots, but there were examples of long shots in his films. However his use of long shots were different from other directors. There were a lot of movement in his long shots and they were not static. Whether it was the camera movement itself or the movement of the characters within the scene, his long shots were seldom quiet and contemplative.
Interview with Angelika Wang
He really enjoyed communicating with young people and to nurture them. He never treated us like kids but as equals, listening to our views with real interest. He talked to us about all sorts of ideas and topics. But he distanced himself from the public and from a lot of people in the trade. He was very close to his mother, so he was extremely understanding and sensitive to female mentality and sensibility. Ming, the female protagonist in Brighter in some ways mirrors Yang – she has a soft, tender side, but also has the spunk of love and hate passionately.
In 2005, Yang and Hou were both invited to Cannes Film Festival – the former as the head of the jury for short film competition and the latter for Three Times which was in competition for the Palme d’Or. When they met they hugged each other after having drifted apart for a long time. It was a moving moment to behold, and it was also the last time I saw Yang.
Interview with Wei De-sheng
He didn’t like to talk to his cast or crew about small, dry technical details. He only expounded on ideas and values about the nation, culture, literature, politics. Yet, why do the same actors who earned awards for appearing in his works often fail to achieve the same results in other people’s productions? It was owing to the ambiance Yang cultivated to lend the roles exceptional credibility … he strained to build perfects sets that would allow the cast to come immersed the film’s fictional world.
Interview with Chen Yi-wen
An amusing case was a car scene in Yi Yi. The protagonist NJ was supposed to be driving his family home from a banquet. It was a short scene, with no dialogue. The scene was reshot four times. At the first reshoot, Wu noticed that the actress playing his wife had been changed. Next time, he peered over his shoulder and found the girl playing his daughter was someone else.
Yang allowed me to see what it means to be a serious filmmaker. I learned that there is a time for seriousness whatever filmmaking conditions you face.
Interview with Chiang Hsiu-chiung
If you studied Yang’s characters, you see him in each of them. Even in the role of Yang Yang, you can see traces of Yang’s personality, as if he was talking through the boy. The only exception was with Wu Nien-jen. He trusted him so much he let him revise his own lines. Wu understood Yang so well he could express his intentions even better than in Yang’s own words, especially when the dialogue required Taiwanese dialect, with which Wu really eloquent.
Of course, we belong to different eras, but I’d spent so much time and effort probing his mind and trying to see with his eyes that I internalized some of this thoughts … I often relive the moments of Yang’s career and picture what he went through and tell myself whatever difficulty or setback I face is nothing. He is someone who devoted himself almost entirely to his films. What inspired me most about both Yang and Hou was their unshakable determination to get things perfect. Yang would re-shoot from scratch even after crank-out. I deeply admire the scope and dimension of Yang’s cinema.
The Martyrdom of an Idealist: Death in the Films of Edward Yang, by Ryan Cheng
From the advent of A Confucian Confusion, there is a palpable change in Yang’s films. “Everything we can see with our eyes, there must still be another brand new perspective awaiting our discovery … … There are signs everywhere hinting at us, that we can live more blissfully with hope anew! To conquer hypocrisy is not about dying in the literal sense, but to live on with real honesty.” Spoken by the Secluded Poet (Hung Hung), these large chunks of soliloquy are presented without a single edit, with no concern at all for the audience’s ability to digest them. Through a seemingly unexpected, fragmented and nonsensical euphoric expression, Yang had proclaimed the new and sudden realization of his personal beliefs. No matter how complex, contradictory and absurd, he would have enough strength to go on till the end. And this is what the three-hour long Yi Yi painstakingly tells us.
The Blood of Youth, by Wen Tien-hsiang
Yang’s high regard for youth as a paragon of innocence and idealism was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he would inspect and question a time and a society. It is Yang’s courage to dabble in such “confucian confusion” that made him a director of paramount moral specu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cinema.
千呼万唤始出来。借 Criterion Collection 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 237 min, 8.3, 8.6）纳入收藏的东风，瞩目已久的大荧幕放映将于本周末在 BAM Rose Cinema 举行。IMDb 的影片题图也早早地更换成了 Criteion 的封面。将近四个小时长的电影放映场次不会多，除了周日有下午和晚上两场之外，其余三天就只是单场放映。台湾导演中，属蔡明亮在纽约的荧幕上最为活跃，侯孝贤侯导借新片也在近两年赚足了人气，唯杨德昌，在印象中似乎从未有他的片子在纽约亮相，这次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
这个周末能和 BAM 掰一掰手腕的是 IFC，美国女导演凯莉·雷查德的单片回顾系列“RIVER OF GRASS and Its Sources” 精选了她本人十分喜爱的几部老电影，其中包括泰伦斯·马力克的《不毛之地》（1973, 94 min, 7.9, 7.8）和“法国新浪潮”的开山之作《筋疲力尽》（1960, 90 min, 8.0, 8.4）。戈达尔是各大电影院的常客了，每一年几乎都会有他的回顾系列（此时此刻伦敦 BFI 的就还没结束），而泰伦斯·马力克，这位哈佛哲学系毕业，曾经摘得金棕榈和金熊奖的美国导演，也是各院线品质的保证。IFC 的介绍页面引用了 Time Out 杂志的影评人约书亚·罗斯科夫在2013年的一片篇短评，里面说，“Whatever you think you need to do this week, make some time to settle into a seat at Film Forum and be beguiled. We start in a 1950s South Dakota suburb, … , Badlands is the American myth of freedom and violence; it doesn’t get old because it remains what we are.” 在介绍语里面直接点名道姓地提及几个 block 之外的竞争对手的名字也是相当大度。这部电影是导演的处女作，也是1973年纽约电影节的闭幕影片。
而约书亚评论里提到的 Film Forum 这周在干嘛呢？他们还在放《晚春》（1949, 108 min, 8.3, 8.7），而且声称是这周四就会下线。不管怎样，这是纽约各大 art house 影院的惯例了，每年这个时节，小津的这部佳作都会在某个角落迎着我们。只是今年稍微不一样的在于，在 Late Spring 之后，我们有一个 Brighter Summer Day （注：《牯岭街少年》的英文名）。
THE GOLDEN GENERATION, by Jiayang Fan
从文章作者的名字就看得出来，这是一篇讲述亚裔的文章。果不其然，文章的切入点是温哥华的一场真人秀节目：Ultra Rich Asian Girls of Vancouver. 作者以一个旁观者兼朋友的口吻对参加这场秀的几个女孩进行了记录。这个题材，很像《纽约客》杂志早在1940年代 Rebecca Ross 对美国的一个选美比赛的纪实。
作者是这样像读者介绍“富二代”这个词的，“The children of wealthy Chinese are know as fuerdai, which means ‘rich second generation.’ In a culture where poverty and thrift were long the norm, their extravagances have become notorious.” 她进一步分析道，“Contempt for the nouveau riche is hardly limited in China, but the Chinese version is distinctive. Thanks to the legacy of Communism, almost all wealth is new wealth. there are no old aristorcracies to emulate, no templates for how to spend.”
很多文章里描述的事情和现象对我们国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像把子女送到海外，在加拿大挥金买房等的背后原因，也都花笔墨点到了。“Yan has coined the term ‘hedge city’ for places like Vancouver; they are a hedge against volatility at home.” 同时她也说，“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a’s rich have sought to emigrate in significant numbers. For thousand of years, the ruling class was proudly isolationist.”
在过去的六年里，温哥华single-family 的房价涨了75%，但是居民的人均收入却丝毫未动，这也引起了些当地人的不满情绪。“The city has become a hotel … I think any country should be against that because you’re not buying the best people. They don’t invest in their country. There’s no belonging. But it’s a worldwide trend. It’s happening in England. It’s happening in France, It’s happening in Australia. Everywhere.”
文章里也提到了“富二代”们自己努力奋斗的一面，并不是人人都坐在父辈的财产上，“My daddy doesn’t want me to kill the company he has worked so hard to build. He told me, ‘If you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take over, it’s better for you to collect a monthly income and give the reins to someone else.’” 和上一代比起来，这群年轻人拥有了许多同时也失去了不少，一位参赛选手告诉作者，“I lack my parents’ Chinese business know-how. Westerners are about being straightforward and direct. But, when you negotiate a deal in China, it’s all about what’s unsaid, simultaneously hiding and hinting at what you really want. In China, I’m treated like a naive child, and sometimes I feel like an alien.”
THE DIGITAL DIRT, by Nicholas Schmidle
Harvey Levin 是一个名叫TMZ的网站的老板和创始人，这个网站可来头不小，它自2005年创建以来，一直致力于报道名人的花边信息，想必好莱坞半数以上的明星们都对他们敬畏三分。Levin 被问到他的团队是如何获取那么多第一手资料的，他说，“It’s so funny to me that people ask that question. We’re a new corporation. I mean, that’s what you’r supposed to do.” 是的，TMZ 有庞大的信息源网络，包括给专门给明星打官司的律师，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法院的工作人员，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还包括成人电影的经销商……“A former TMZ cameraman showed me expense reports that he had submitted in 2010, reflecting payments of forty or fifty dollars to various sources: to the counter girl at Beverly Hills salon, for information on Goldie Hawn; to a valet, for Pete Sampras; to a shopkeeper, for Dwight Howard; and to a writer, for Hayden Christensen. ‘Everybody rats everybody else out … That’s the beauty of TMZ.’”
Levin 是这样定义自己的这份工作的，“[my] mission, he once said, was ‘not to make celebrities look bad but to make them real.’ To Levin, the O.J.Simpson case offered a glaring example of how differently the law was applied to celebrities and to ordinary citizens” 很多时候明星在被执法时受到“特殊关照”，他们的公关团队也经常借各种机会捏造事实来美化名人的形象，Levin 对这一切都很不认同。一位前AOL高管就这样评价Levin，“Harvey believed that every celebrities was fake, and that it was his job to expose that.”
TMZ 的新闻报道讲究的是时效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prioritized speed over polish”。Steve 曾经是Linsay Lohan 公关团队中的一员，他说，“When my phone rings and it’s TMZ, I pretty much stop what I’m doing and pick it up. Not because I’m bowing to the gods at TMZ but because, when something from TMZ runs, it spreads so quickly that, if there is any inaccurate information, within five or ten minutes it’s been picked up by hundred other outlets.”
作者走访了不少曾经和Levin共事过的人，从他们的讲述中可以看出Levin的工作方式会让你十分难熬，甚至难堪。“Harvey has no problems publicly shaming you … He used to say, to all of us, ‘My fucking dogs are smarter than you!’” 其他人还说，“Dozens of current and former employees characterized the TMZ offices as an uncomfortable workplace. ‘Sex was discussed casually, as a commodity,’ another former producer said. He described employees regularly gathering around computer monitors to watch footage of celebrities having sex.” 很多在这里留下评论的人都不愿意署名，因为害怕惹怒了Levin。
文章讲到了TMZ与Justin Bieber之间的一段故事。他们曾经收到过一段视频，里面的Justin在演唱时把girl改成了nigger，Levin后来在一段访谈里提到说，他当时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决定。“You have no idea how many stories cross our desks that we don’t do.” 就像他说的，很多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确切的底线在哪里，2010年他在母校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一段演讲里提到，“I don’t live by hard-and-fast rules in this job. I can’t give you a rigid principle on where the line of privacy is. [I] struggled with this dilemma all the time.”
后来Levin选择没有公开这段视频，究竟是出于情感还是利益我们自然不能完全知晓。尽管没有公开，但Levin并没有完全删除这段视频，“A former writer for TMZ told me that, for Levin, there was more to gain by sitting on the clip, and earning Bieber’s good will, than by running it and ruining his career.”
COVER STORY, by Elif Batuman
本文和前几期的记述实录口吻不一样，是作者以第一人称写的亲身经历，因此也是近几期读到的个人认为最好的一篇关于中东社会生态现状的文章。主人公来自土耳其，她一上来就提到了“开国之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并强调了他对上一代土耳其的人的深远影响：“I felt grateful to Ataturk that my parents were so well educated, that they weren’t held back by superstition or religion, that they were true scientists, who taught me how to read when I was three and never doubted that I could become a writer.”
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土耳其“新一代”，作者对凯末尔的情感自然不会那么深厚。本世纪伊始，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上台之后，伊斯兰主义者逐渐开始在民意和舆论上占据上风：“Suddenly, it was the secularists who seemed stodgy: racist, authoritarian, elitist, and slavishly pro-Western.”。在某种程度上，作者是认同他们的部分主张的。研究土耳其的专家珍妮·怀特就认为，“In the A.K.P.-sympathetic world view, the Ottomans, who Kemalists had blamed for selling Turkey to the British, enjoyed a vogue as models of enlightened Muslim multiculturalism.” 作者自己也说，“To me, as to most Americans, it seemed a tiny bit weird that nearly every public building in Turkey had a picture of Ataturk on the wall … Furthermore, when I thought about my own family, something about White’s critique of Kemalism felt familiar … Kemalism, not unlike Zionism, drew much of its energy from the fact that there could easily have been no Turkish state.”
转折发生在2010年，这一年作者搬回到伊斯坦布尔，在一所大学里任教（并开始为《纽约客》撰稿）。她开始亲身体验到这个国家里两大族群的对立，这“white Turks” 和 “black Turks” 之间的对立之深刻和尖锐是作者始料未及的。比方说他的父母其实分别来自这两个族群，但在她成长的经历中并没有发现有任何问题，“my father had written the essay in praise of Ataturk in his high-school yearbook, his sisters were pro-choice, none of the women in his family wore head scarves except to do housework, and I had never heard any of them express the remotest hint of nostalgia for the Ottoman past.” 然而今天，在伊斯坦布尔，作者开始告诫自己任何行为和言语都要小心，小心被人们贴上 “Islamophobe” 标签。
从这里，本文的主角——头巾（Cover）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了。作者从她乘出租车的经历开始讲起，说到很多穆斯林司机都乐意花时间跟她讲明戴头巾其实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I usually didn’t reply, especially if the driver seemed at all excitable, because when those drivers started to argue they would stop watching the road …” 不过终于有一次她还是开口了，“I think all women should be respected. It shouldn’t depend on their hair.”
接下来的对话是这样的，想必也是作者之前从未预想到的：
“The driver replied that I was absolutely right, that of course women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that the head scarf was the best way for women to remind men of this necessity for respect. Men, after all, were worse than women: they could sometimes forget themselves, and then unfortunate things could happen, ‘even’ — he said in a hushed voice, adding that he didn’t like to mention such things in front of me — ‘even rape.’
I relied, in my simplistic Turkish, that to me this sounded like a threat: either cover your head or rape can happen. The driver protested in ornate phrases that nobody was threatening anyone, that to speak of threats in this situation was unfitting, that he could tell from my smiling face that I was a good and trusting person, but that the world was an imperfect place, that some men were less like humans than like animals and that it was best to send clear signals about what one was or wasn’t looking for.”
这还是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后来作者来到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古城Urfa，那里人们的观念自然更加保守：“I seemed to be the only unaccompanied woman at my hotel. When I told the clerk I was staying for six days, he almost had a heart attack. ‘Six days?’ he repeated. ‘All by yourself?’ … All the time I was in Urfa, whenever I saw any member of the hotel staff in the halls or the lobby, I always received the same greeting: ‘Oh, you’re still there?’” 不止是在酒店里，打车，吃饭，基本的衣食住行，独身在Urfa的作者处处遭遇着不便和别人奇怪的眼神。
作者经常去一个当地的古堡躲避酷暑，由于女性需要戴头巾方可进入，她不得不买了一条。“One day, when I had been visiting Abraham’s cave, I forgot to take the scarf off. Walking back through the park, I almost immediately felt that something was different. I passed two beautiful young women in scarves, walking arm-in-arm and laughing about something. When I looked at them, they looked right back into my face and met my eyes, still smiling, as if we were all in the presence of a great joke. I realized that no young women had my my eyes or smiled at me in Urfa till then.”
自那之后作者便开始暗暗比较戴头巾与不戴之间的微妙差别，人们对待她的态度果然好转了不止一点。渐渐地，她开始觉得，自己戴上头巾，或许更多地是表示自己对这里人们的友善和尊重吧。她还把头巾跟高跟鞋作比：“High heels were painful, and, for me at least, expensive, because they made walking more difficult and I ended up talking more taxis. Yet there were many times when I wore heels to work-related events in New York, specifically because I felt it made people treat me with more consideration. Why, then, would I refuse to wear a head scarf, which brought a similar benefit of social acceptance, without the disadvantage of impending my ability to stand or walk?” 这微妙的心态变化，后来甚至发展到在离开酒店时，作者一想到是否要摘掉头巾就心头涌上一种难以言清的背叛之感。她感到自己如果执意去做，反倒对那些把她当做亲姐妹的人们是一种伤害。她也开始扪心自问，“now a glimmer appeared before me of a totally different way of being than any I had imagined, a life with clear rules and duties you followed, in exchange for which you were respected and honored and safe … You didn’t have to worry about your social value was irrevocably tied to your sexual value. You had less freedom, true. But what was so great about freedom? What was so great about being journalist and going around being a pain in everyone’s ass …”
后来让作者彻底想通了的是在读了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极具争议的畅销小说《Submission》之后，小说里构建了一个在未来由伊斯兰统治的乌托邦式的世界，“He portrays Islam not as a depersonalized creeping menace, or as an ideological last resort to which those disenfranchised by the West may be ‘vulnerable’, but as a system of beliefs that is enormously appealing to many people, many of whom have other options.” 作者说，“It’s fascinating to see how Houellebecq rises to the challenge of making female domestic enslavement seem palatable in the novel, not just to the Islamo-curious Francois but also, to some extent, to the women of France.” 比方说，小说前半部分提到了主人公的两位前任女友，她们那时已经四十岁了，事业成功却依旧独身，“these scenes suggest, not implausibly, gthat the penalties of aging, and the psychic toll of dating and singleness, are even harder for women than for men … they aren’t really balanced out by the joys of a career in.” 后来小说里也写道主人公的一位前同事，她刚从学校隐退回归家庭，“To see her bustling around the kitchen in an apron bearing the humorous phrase … it was hard to believe that just days ago she’d been leading doctoral seminar on the altogether unusual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Balzac’s corrections to the proofs of Beatrix.” 书中的这个 Islamic regime，但凡有些姿色的女性，似乎都生活在童年中。“Obviously they had no autonomy, but as they say in English, fuck autonomy.”
这一切让作者感到一种难以说清的不适，她自那以后便再也没有披上头巾。
THE BOUVIER AFFAIR, by Sam Knight
这篇文章是对前不久曾轰动一时的艺术品交易界里的“巨额诈骗案”的全程纪实。故事的两个主角分别是法国商人/中间人布维耶，和他服务的“老板”，俄罗斯大亨雷波洛列夫。文章不短，但却十分精彩，引人入胜，读来一点不输悬疑小说。一上来作者便花了大幅笔墨介绍了这个神秘，精明，而又十分能干的法国人布维耶，让人误以为这不过又是一篇揭露贵圈内幕的小文。然而翻到第三页，我们才发现故事其实有另一个主角：“Dmitry Rybolovlev, a Russian oligarch, first met Bouvier in August, 2002, during a visit to the Geneva Freeport to pick up a painting by Marc Chagall.” 之后的故事还是看原文才能够体味全貌了。
SEEDS OF PEACE, by David Remnick
“中东聚焦”这周的主人公是巴勒斯坦（某运动组织）的领袖 Ayman Odeh，他是新一代的运动人士的代表，“He is now a middle-aged politician in a suit, legislator preaching the coexistence of Arab and Jew in a time of dashed hopes, almost daily acts of terror, and regional chaos.” 这篇文章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运动洪流之中个人境遇的描摹，战乱和纷争放在历史的微观视角中，总归不过是身边的和切肤的事情。Ayman 的小舅子（妻子的弟弟） Asel Asleh 在2000年的一场游行中被以色列警官击毙，这场变故也彻底改变了 Ayman 妻子（Nardin）对政治和革命的态度。“after my brother was killed, politics felt so hopeless. It was no longer just a matter of homeland or refugee; it was personal. What the hell can you do anymore?” 她接着说，“Asel’s death ruined our lives. My parents never got over it, and neither did I. In a way, I lost my parents.”
作者和 Ayman 一家（他们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在海法的一家餐厅里谈论了上述这些，文章借 Ayman 的热血和坚持与 Nardin 的顾虑和犹疑，刻画了一个（相信是非常典型的）巴以地区的家庭。Nardin 继续说，“When you deal with politics, you are always hopeful about results, I suppose. But when your brother is killed like that it breaks you. I have no energy for politics, not the way Ayman does. I’m not encouraged — maybe that’s the right word.”
让我们再回到主人公 Ayman，她妻子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乐观主义者，（现任领袖）阿巴斯说他是“the wisest man of his generation”，他自己则说，“I am not some intellectual hoping to be understood a century from now. I am a political leader. I have to stand in front of my community. If I am a metre too far out in front of people, I’ll lose them.” 在青年时期，Ayman 的“激进”思想就受到了“当局”的密切关注，他曾经三番五次遭受到恐吓和秘密审讯，那是一段非常折磨人的经历（他的父母听闻后也十分崩溃）。“I was called three more times by the Shin Bet. They never hit me. But they succeeded in two things. I isolated myself from friends — I became much more introverted. And I had the sense the Shin Bet was watching me no matter where I went. When I went to the bus station and I saw some guy in sunglasses, I just assumed he was Shin Bet.”
对于巴勒斯坦的过去，现在，尤其是未来，作者没有议论过多，他在与阿巴斯会面的时候问他，在接下来的一年，你能在与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谈判中取得进展吗？“Abbas smiled wearily, ‘I don’t know, but they tell me that for at least the next year its’ hopeless.’”
THE MET AND THE NOW, by Calvin Tomkins
在纽约的“博物馆圈”里，惠特尼搬迁无疑是过去一年里的大事。而在2016年，大事件自然是Met的当代艺术新馆的开张，大家也都知道，新开的地方就是惠特尼的旧址。也因为这个原因，大都会的 Depart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的新部门主任，Sheena Wagstaff 成了这大半年来的明星人物。她是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 （Tate Modern）的头儿，在Met新部门扩张之际被馆长 Thomas Campbell 招致麾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去年年末某一期的《纽约客》就对她进行了介绍。这篇文章则更多的从Campbell 和 Met 的角度，讲了讲为什么“沉重的”大都会要迈出这一步。
Campbell 和他的前任，Philippe de Montebello 不一样，对现当代艺术有着更高的热情，Philippe 曾在言语中毫不吝啬对当前“艺术潮流”的不解（不满，甚至不屑）：“Something like ninety-nine per cent of all collectors — the rich,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and will support museums in the future — are collectors of contemporary art.” 而坎贝尔则更加积极地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如今现当代艺术对于博物馆来讲已经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从办公室的装潢风格就可以窥见这两人在这一点上的不同，de Montebello 的木质家具和路易十四风格的书桌被白色的墙面和安迪·沃霍尔的画像取代。针对前任馆长所说的收藏家对当代艺术品的追捧，他自己也承认，“Of course, one of the major developments has been the capit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with huge amounts of money flowing into a market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view as an opportunity for investment and speculation. I could see that we might be going through a lot of rubbish out there, but, at the same time, I felt there was a sort of neo-Renaissance that the Met should be part of.”
其实在历史的各个节点上，“Met should be part of” 的时刻有许多。“Cluelessness about modernism goes back a long way at the Met.” 近一百年前，当印象派画作已经席卷大半个世界的时候，大都会直到1934年还未曾藏有哪怕一幅来自高更、修拉、罗素、马蒂斯、毕加索、莫迪利亚尼等大师的作品。有时这是经费的问题，大都会有多达十七个部门，所以在购置新馆藏时，摊到每个部门上的预算就十分有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都会里的抽象表现主义作品仍都屈指可数，跟随着那个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倒是摄影部门，原因自然还是钱：“Because prices for even vintage photographs remained relatively low, curators could afford to buy them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Trustee Acquisitions Committee.”
还有的时候则是人为因素了，并不是每一位领导都拥有“正确的”品味。1977年，上任馆长 de Montebello 履新之际，聘请了抽象表现主义领域的专家 Thomas Hess，但不幸的是 Thomas 仅十八个月后就病逝，接替他的 William Lieberman 显然是个退而求其次的人选，“Lieberman, who was unwilling to go after anything that he thought MOMA coveted, acquired a surprising number of figurative paintings by contemporary artists whose names do not resonate today, and whose works reside in the basement.”
回到当下。作者在去年十一月和新晋就职的 Sheena 会了一次面，进一步聆听了她对 Met 现当代艺术部门的未来构想。今年三月即将拉开帷幕的展览叫做 “Unfinished: Thoughts Left Visible”，囊括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当代五百多年间的作品。这里面既有提香，El Greco，鲁本斯，伦勃朗，委拉斯开兹，也有马内，梵高，塞尚，毕加索，波洛克，Jasper Johns，Cady Noland，Robert Gober 等人，Sheena说，“What the Met can do, and others can’t do, is bring history and life today into a new conversation … the concept of an art that was intentionally non-finito emerged during the Renaissance, to describe paintings whose technique did not conform to traditional notions of composition and “finish”. When it get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re a whole lot of other issues attached to the idea of unfinished. Does it matter that something is unfinished? Is process more important than choosing a goal?”
初来乍到的 Sheena 自然少不了听到对她质疑的声音，有人就说大都会的这个新馆至多不过是“泰特第五大道”，有人也说，从本质上讲，想要把住现当代艺术的“脉”就不是件易事。洛杉矶县艺术馆的馆长 Michael Govan 就评论道，“The language of contemporary art is always changing. Our frame of reference changes. Things are diversifying. Being an encyclopedia of anything is more and more untenable.” 说白了就还是那句老话，“you can be a museum or you can be modern, but you can’t be both.” 末尾处作者是这样作结的：
“The fact that nobody seems to know what art is anymore makes a curator’s job all the more difficult. Does anyone still subscribe to Alfred Barr’s definition of what he and his colleagues at MOMA were doing as ‘the conscientious, continuous, resolute distinction of quality from mediocrity’? Many curators would say that they do, but, as any Chelsea gallery-goer can attest, a vast amount of mediocre art is being shown these days, and some of it commands absurdly high prices at auction. The unfashionable, elitist notion of quality doesn’t really go away, and our need for museum to sift, select, and make illuminating judgments about recent art has never been more acute. The Met is taking a risk in its efforts to view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through the lens of its historical collections, and vice versa, but no other museum could do it, or do it as well. At the very least, the effort should remind us that all art was contemporary once, and that, if it’s good enough, it stays that way.”
DEAD CERTAINTY, by Kathryn Schulz
准确地说这是一篇电视剧评论。所谈论的剧集便是最近在 Netflix 上非常火的真实犯罪实录《制造杀人犯》，该剧的播出在美国引发民众和舆论的一片哗然，上万人表达了对剧中人物 Steven Avery 无罪释放的请愿。作者对这一现象说出了自己的思考，文章的副标题是 “How ‘Making a Murderer’ goes wrong”。她的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就是剧集的制作团队所持的鲜明立场（即 Steven 是无辜的），Penny Beerntsen 是 Steven 第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十八年后通过DNA证据证明其实那是误判），她拒绝了导演 Richardi 和 Demos 对她参与录制的邀请，并对作者解释道，“It was very clear from the outset that they believed Steve was innocent. I didn’t feel they were journalists seeking the truth. I felt like they had a foregone conclusion and were looking for a forum in which to express it.” 作者进一步指出，“the documentary consistently leads its viewer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very was framed by the Manitowoc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 and it contains striking elisions that bolster that theory. The filmmakers minimize or leave out many aspects of Avery’s less than savory past, including multiple alleged incidents of physical and sexual violence.” “Although ‘Making a Murderer’ is structured chronologically, it fails to provide a clear time line of events, and it never answer such basic questions as when, where, and how Halbach died.”
作者在讨论中承认，导演制作剧集时的“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这一思维，和警署人员在办案时滥用证据，主观臆断事实并无二致。发生在 Steven 身上的悲剧，无疑是整个司法系统失能的具体体现。作者说，“While Avery’s story is dramatic, every component of it is sadly common. Seventy-two per cent of wrongful convictions involve a mistaken eyewitness. Twenty-seven per cent involve false confessions. Nearly half involve scientific fraud or junk science. More than a third involve suppression of evidence by police.”
这对于整个系统的反思，也是在作者看来这部剧集另一个不足之处：“it is far more concerned with vindicating wronged individuals than with fixing the system that wronged them.” “Ultimately, ‘Making a Murderer’ dos not challenge our yearning for certainty or do the difficult work of helping to foster humility. Instead, it swaps one absolute for another — and, in doing so, comes to resemble the system it seeks to correct.”
第三点，在作者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指向了这类剧集的“道德性”和“同情心”：“they turned people’s private tragedies into public entertainment.” 另一部同类剧集《Serial》的受害主人公 Hae Min Lee 2014年在 Reddit 上写道，“To you listeners, its another murder mystery, crime drama, another episode of CSI. You weren’t there to see your mom crying every night … and going to court almost every day for a year seeing your mom weeping, crying, and fainting.” Steven 所涉及的前后两起案件的受害人（或家属），Penny Beerntsen 和 Halbach 一家都拒绝了参与录制，但是，“no one in such a situation has any real way to opt out. ‘Making a Murderer’ takes Halbach’s death as its subject, and footage of her family appears in almost every episode. Beerntsen, for her part, was dismayed to discover that the filmmakers had obtained a photograph of her battered face from the 1985 attack and used it without her knowledge. ‘I don’t mind looking at it, but my children should not have to relieve that.’” 作者指出这无疑也是“结果决定手段”的思维在主导制片者（甚至观众）的行为：“both creators and viewers tacitly dismiss the pain caused by such shows as collateral damage, unfortunate but unavoidable. Here, too, the end is taken to justify the means; someone else’s anguish comes to seem like a trifling price to pay for the greater cause a documentary claims to serve.”
刘邦的早年故事：“天命”与“民心”的制造
“北方有佳人”：传闻、想象与重构
记忆、回忆、追忆以及谎言
“天人三策”：武帝的问题和董仲舒的回答
轮台诏：帝王的忏悔
王莽的天子梦
皇帝与天子
“三尺法”与“人主意指”
奉法循理与宽仁待民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从“风尘三侠”和“柳毅传书”说起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SISTERS IN LAW, by Katherine Zoepf
凯瑟琳把焦距对往沙特这一妇女权益的荒漠之地，讲述了几位正在为女性权益奔走的律师，以及她在这个国家所看见和听到的种种，并由此引发的思考。她的描述中穿插了很多在我们（“进步的”）外人看来会很有意思的现象：沙特对 Gender Mixing 限制很严，男性在公开场合不会提及自己女性亲属的名字，餐厅里有专门的 “family section”，供女性食客就餐，但是这种限制只发生在沙特人与沙特人之间。如果其中一方是外国人，那么就完全没有问题：“A Saudi woman may ride in an Uber car driven by a man from Pakistan, and a Saudi man may have his breakfast served by a housemaid from the Philippines.”
在强奸案件中，女性受害一方（的家人）选择缄默是再常见不过的事。“Parents, fearing ruined marriage prospects, chose silence, which meant that men who had raped girls as young as eight went unpunished, and might act again.” 有一个事件是一个女学生被她的哥哥侵犯，校长打电话给母亲，“And the mother said, ‘Yes, well, better that he do it to her than that he do it to a stranger.'”
2004年始，沙特开始允许向女生开设法律专业课程。“West wondered if a fresh contingent of female attorneys would champion women’s rights. But, of the dozens of females lawyers and law graduates I spoke with on a visit to Saudi Arabia in early November, only two would admit to any interest in expanding rights for Saudi women.” 在很多具体的法律实践上对女性权利的解放进展也十分缓慢，“a Saudi woman’s testimony in court is, with few exceptions, valued at half that of a man.” 还有一种称之为 guardianship 的体系，要求成年妇女在出国或者就医前得到“监护人”的许可，“In fact, the male relative with responsibility over a Saudi woman may be her own adolescent son.”
诚然，我们确实能看到越来越多学法律的女学生，但是学法律并不意味着将来从事相关的工作：“Many of them seemed to be studying law in the same spirit of intellectual curiosity that might lead 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 to major in classics.”
在谈及问题根源和解决方案时，与凯瑟琳交流的这几位律师都提到，“individual Saudis and local traditions, not Saudi laws, were the sources of her struggles.” 因此，要想进步，教育，观念传播，意识觉醒才是根本。
THE MOGUL OF THE MIDDLE, by Tad Friend
Adam Fogelson，四十八岁，是好莱坞新晋制片公司 STX 娱乐的主席，这是一篇关于他的小传，从制片人的角度对电影业进行了番解码。这位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曾经平步青云时被 Universal 炒掉，文中充满了他对这个行业辛辣而犀利的见解。题图底下的文字就说，“If you ask, ‘Can we make something great once or twice a year that violates a rational business model?’ the answer is no!” 又说，“seventy-five per cent of a movie’s success is due to its marketing and marketability.” 又说，“When I mentioned a number of superb films that failed at the box office, and asked whether better marketing could have saved them, [I] wouldn’t have made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STX 走的是和六大制片公司不同的模式，不同于只着眼于“大片”，STX 更青睐于中等规模成本的制作（2000万到8000万美元这个区间），他的策略是，“pick the right films, spend less to make them, spend just as much to market them, and win back audiences who’d forsworn the moviegoing habit.” 但是这类生意并不好做，传统的说法就是，“you get killed in the middle”，在这个行业里，有时就是花的更多更容易赚得来钱。现在，“STX’s original model was under stress.” “To get projects under way, Fogelson had to keep squeezing the definition of a movie star.”
文章中间浅谈了一下好莱坞的发展史（插一句，有人说 “Despite its current volatility, this is the most stable business in the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从一年每一个制片厂发两百多部电影（而从不担心没有人去电影院看）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如今所有制片公司才发行一共不到两百部电影（却每一部电影都要小心翼翼地去做市场营销），作者说，“Movie theatres are no longer where we go for stories about who we are. That’s become television’s job. We go to the movies now for the same reasons that Romans went to the Colosseum: to laugh, to scream, and to cheer. 有一位制片头头告诉作者，“Movies may not have gotten better over the years, but they’ve gotten more satisfying.” 他举了《克莱默夫妇》和《哈利波特》或《指环王》系列的例子，前者的确是部好电影，但是难以在全球都有受众，后两者虽然相对来说不那么“优秀”，但却“满意度”更高。
说到好莱坞再拿手不过的“系列电影”及其背后的 “franchise” 概念，一位导演说，“every single first meeting I have on a movie, in the past two years, is not about the movie itself but about the franchise it would be starting.” 弗格森自己也说，“Sequels have become a duty – a form of storytelling that, thanks to great television, audiences have grown accustomed to.”
THE CUSTODIANS, by Ben Lerner
艺术版块里这一期关注的是惠特尼美术馆作品（文物）保存部门（conservation department）的负责人 Carol Mancusi-Ungaro 在这个领域的经历及其看法。Carol 师从前耶鲁大学美术馆的 chief conservator, Andrew Petryn，而 Andrew 本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是很具争议的，现任馆长对他前任在位那段时期的描述就是 “a time of aggressive over-cleaning”。他们所做的事情，概括来说就是对“受损”画作的修复，但是这种修复行为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早在1848年，“反修复运动”的发起人 John Rushkin 就指出，“buildings and objects must be left to decline, even die — that the ‘great glory of a building … is in its Age.'” 同时期另一位发过建筑理论家则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修复工作 “reestablish [the building] in a finished state, which may in fact never have actually existed at any given time.”
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造成画作“受损”失去原样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颜料本身，二战后的美国画家早已不像中世纪的画师那样深谙颜料的奥秘，用的多是 “cheap, mass-produced materials that weren’t intended to endure — at least, not across centuries.” 很多时候，画家自己也不介意（甚至乐于接受）自己的画作随时间而腐蚀，毕加索和布拉克就是其中的例子，“they would rather let their canvases deteriorate than have them varnished, which they felt would ruin the subtle texturing of the surfaces.” 还有的时候，你甚至很难说清这是否是画家自己的主观意愿：Rothko 的一位助手曾透露他在创作时，每天一早都要准备最“新鲜”的颜料，并在搅拌的过程里加入整个鸡蛋，但研究发现，正是这加进去的鸡蛋，使得他在1967年完成，1971年展出的一幅画作问世不久便开始变色和结出奇怪的晶体。到现在也没人能解释这究竟是画家有意而为，还是无心插柳，阴错阳差。
还是 Rothko，文章提到，很多评论家将其晚期作品描述成 “monochromatic dead ends, evidence of his despair.” 但 Carol 却并不认同，“[She] felt that the subtle contrasts between the plum-colored borders, which are painted with pigments dissolved in rabbit-skin glue, and the black expanses represented a more complex range of aesthetic and emotional concerns. ‘These paintings aren’t about darkness. They are about light — about reflectance.'” 作者也说，conservation 并不简简单单是清理和“去污”，更多时候它实际上是对作品的解读。
文章还通过在惠特尼展出的 Kline 的雕塑（3D打印机制作出来的）以及 Many Oldenburg 的 “Ice Bag Scale C” （顾名思义，以冰袋为原材料）等进一步讨论了艺术作品的原创性，可复制性和复制过程（从博物馆展出的角度）。这两件作品都指向了同一个命题：“what is the status of the ‘orginal’ when the artists hand wasn’t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fabrication of the work?” 惠特尼的 Dana Miller 说，“Plenty of works in our collection involve a split between a file and an output … we have no ‘correct’ physical work to match new iterations against.” 作者进一步指出，“What is the medium? … I increasingly felt that Kline’s medium, rather than digital files or 3-D prints, is museum conservation itself … At a time when so many artists outsource fabrication … [and] In an era when many critics speak of the rise of curation as art, … conservation is deeply curatorial, as conservators choose which aspects of a work are presented and how.”
通篇的抽象和理论大道理之后，这篇文章的结尾非常精彩，读来很像看到《The Best of Youth》或《一一》末尾处时候的感觉。故直接摘抄最后三段：
“Recently, I’ve been walking around listening to Nina Simone’s version of “Who Knows Where the Time Goes.” The recording sounds particularly beautiful, because my headphones are staticky, a false patina that interacts well with the lyrics and the grain of Simone’s voice. (“I do not count the time / for who knows where the time goes?”) Everywhere I look, I see development that’s hard to differentiate from destruction: the proliferation of Chase Bank branches; the speakeasy storefronts bearing the commodified image of the Brooklyn that preceded the Brooklyn they’re replacing, as if gentrification were restoration. I have little right to lament, Ruskin-like, the passing of “the old New York”—I’m part of the gentrification it’s fashionable for gentrifiers to lament, and one New York is always passing into another anyway. Meanwhile, ISIS continues to make its horrifying video art; I watched that video of men in Mosul destroying statues with sledgehammers while my Q train idled on the Manhattan Bridge. Oxford and Harvard archeologists are distributing thousands of 3-D cameras in Middle Eastern conflict zones, hoping to capture images that will allow them to replicate crucial artifacts once they are destroyed. In Kline’s work, I discover (or at least I project) vulnerability as well as technophilia: rather than producing works that can be shattered or lost, he is sending blueprints into the future.
I wander through the Met, which will soon take over the Whitney’s old location on the Upper East Side. I walk among the ancient sculptures that we leave fragmented and paintless even though we could try to restore the vivid polychromy they originally possessed. We refuse to undertake such restoration, however, because it would devastate the image of antiquity we’ve inherited from the Renaissance. I find that inconsistency somehow touching; I don’t want these statues to look like the loudly painted figures of the miniature-golf courses of my youth, even if they did.
In my favorit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European-painting galleries, I see van Goghs (many of his paintings ruined, say some conservators, by wax lining) and Braques (many destroyed, supposedly, by varnish), and I wonder what to make of the fact that several of the defining aesthetic experiences of my life took place in front of canvases that were merely a “false description of the thing destroyed.” At the moment, I find it enlivening rather than depressing. Spending time among the replicators has helped me become aware of what it’s easy to acknowledge intellectually but more difficult to feel: that a piece of art is mortal; that it is the work of many hands, only some of which are coeval with the artist; that time is the medium of media; that one person’s damage is another’s patina; that the present’s notion of its past and future are changeable fictions; that a museum is at sea.”
新三联书店
不温旧，焉知新。在北京要想以新再闯出一番来，不是易事。三联书店在过去两年里刷刷刷开出两家分店，又效仿台北诚品，推出24小时深夜书房，老古董总算踩在了新时代的步点上。
我去三联海淀新店之前，也算是有点小担心，因为不知道这瓶新酒，到底卖的是什么原材料。北京算是爱书人的天堂了，但书店的买卖不好做。十年前红极一时的光合作用走到了死胡同，单向街呢，精细有余，美中不足的是京味尽失。万圣据说大家都说好，不过也没有三联的胆识去开分店吧。三联的本址在美术馆后街，是不折不扣的风水宝地，紧挨美术馆和人艺，北京大学旧址也在不远处，在我眼里，这是东城的代表。书店分上下三层，布局上浓重的国营气息虽挥之不去，但气宇毕竟要比普通的新华书店大气许多，一进门沿着楼梯扶手“L”字形布局的几个书桌，摆放着各门类精选，足以让你驻足良久。沿着永远坐着看书的人楼梯到地下一层，入口处是几百年都不曾更换的三联自家出品，林林总总，如果眼睛够尖，你还是能找到许多年前读到的，林达，妹尾河童等等。那是一个不需要“梁文道们”来荐书和写腰封的时代。
说远了，讲那么多旧三联布局又有何用，海淀新三联只一层，是清华东门附近一家写字楼的底商，周边工科气息浓厚，同楼层有一家很大的咖啡厅，进去一看座无虚席，俨然周边学生的校外自习室，还有一家打着江南旗号的餐馆，排场不小的样子。
一进门，我就知道我没有来错地方，有一点是只有在三联书店里才找得到，安静，那种双目和思绪垂悬在书页上的那分安静，我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西单图书大厦自不必说，里面简直就是个不卖菜的市集，单向街里的人倒是不喧哗，但耳边总传来点木吉他或是其他乐器声。三联里的安静再古朴不过，像庭院里的松柏。
其实哪儿的三联里面都是坐满了人的，美术馆的老店是坐在下行楼梯上，海淀的新址干脆就在进门右手处设了一大片像音乐阶梯教室一样的弧形长凳，读者座于上，远远看去像电线上的鸟儿一样玲珑可爱。整个书店呈长条形，入口处照例是几尊书案码放着店家精选，后左转，两三条主要过道延伸开去，隐约能望见“巷尾”。左边的一侧稍微垫高了一层，主要摆放着中外文学。我从店尾走回店头，发现有几座小的立方体，上面只码放一至两位作家的作品，这引起了我的兴趣。顶头两座，左前方是莫言，右后一点是木心与陈丹青二人；中间两座，左侧是张爱玲和汪曾祺，右侧是林语堂和王小波，倒是很有意思的搭配。走到这里，最后两座上摆的会是谁？我不禁在想。余华？沈从文？然而结局让人大跌眼镜，左边一侧是竟是蒋勋，叹息之余，我看到了右边是冯唐，才稍微缓过一点来。
工体北路
这次回京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是有多么喜欢这一条路。
东二环路上四座城池堡垒，由北向南，东直门，东四十条，朝阳门，建国门，每一条“门外大街”如今都已成了商圈密布，霓虹四溢的地方。朝阳不同于海淀，不是高校和学子的聚集地，发达起来带着点“武气”，放在京城里就算作是一种“官气”吧。这里竖起来的每一栋高楼，多多少少都带着点权力的意味，你看不到南城的那股“京味儿”，也找不见埋在西北郊地下的“帝脉”，然而这里，同样是味道十足的北京。
不过我要说的却不是这样一条路，从东四十条桥出二环向东，新旧两座保利大厦把你迎出内城，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自己的耳根和双眼开始变得清净。准确来说，工体北路自西向东段，由工人体育馆和工人体育场分界处始，直至东三环长虹桥，这是一条虽然不算长却也能让你百走不厌的路。这条路没什么特别需要让你驻足流连的景点，也没太多华丽的建筑或是有趣的去处，但是在我眼里，北京的古韵和新貌在这里产生了奇妙的反应，让你不自觉地融入到这个城市的血液中。路经工体时，它很安静，安静到让你感觉是不是比赛就在昨晚，现在大家都累了都在沉睡。一座立于大市之中的万人体育场值得敬畏。
经过工体之后我喜欢横穿十字路口走到路的左侧来，这里的街角是京客隆商场，它的一侧是肯德基，两个商家同向面对着一个小小的停车场，场中有一个报刊亭，把门户的方向也朝着它们。这个美妙的三角关系长久以来一直存储在我脑海里，成了我对北京和朝阳不灭的印象。站在此处，天际线就是不远处的居民住宅楼，老住户，六层小楼都是，这种搭配甚是迷人。
往前走便是三里屯和太古里，夜夜笙歌的地方，白天自是冷冷清清。有人说后海的味道也得得益于白天空荡荡的酒吧，想来是有那么点意思，这里也一样。新盖的三里屯各商家，造型东倒西歪，一个个像盒子，错落有致地码在一起，有一种隐藏的秩序。我喜欢这种分散的存在，若是不分青红皂白得起来一座像西单诸商场那样肥大的臃肿楼宇，反倒煞了风景。
最神秘而有趣的是从三里屯至长虹桥一段，路北侧其实有部分已是使馆区，但走近长虹桥时街边开始出现一家又一家的阿拉伯风味餐厅，先是“一千一夜”，再到“波斯餐厅”，好像还有一家打土耳其风味的，我都从来没有进去过。店家的门窗大多是深色，走在街上看不到里面为何物，加之西亚和中东我们本就十分不熟悉，更增添了三四分情趣。
走到这里，工体北路也就到了尽头，这里没有皇，没有权，也没有什么财，更谈不上什么文艺或是情怀，但却是我眼里最美的北京。
一月三日下午，京城大雾未消，进津之行受阻，倒成全友人相聚提前。田晴，北外辩论旧识，同届赴美留学，上次见适逢彼此出国前夕，今一别，四年有余。
Bookcafe 咖啡馆，北海北门街上，地安门腹地，举目相望，无水泥森林，摩天楼宇，净是四合庭院，胡同巷陌深深，比肩至多二三层老式旧楼。行至楼上，安雅古朴，无过多矫饰装潢，盆栽草木，郁郁葱葱，虽不似南国之春日繁茂，但厅堂内北国之冬趣盎然，盈盈满满。午后斜阳洒入木格窗间，望眼窗外，灰瓦层层叠叠，枯枝探出墙头，天色清明，万物无声，任凭光阴流淌。
友人至。饮馆内自制手调咖啡，名曰铁皮卡，虽为名品，甘苦自知。饮毕，捧友人场再加点一壶，送饮后生善意提示多喝需谨慎，尤其忌空腹贪杯，而伤及脾胃。自此话匣大开，大谈对不同种咖啡豆味道差别之微妙，及烹制手法，眉舞间，格物之兴溢于言表，友人与我亦同享其乐。
马不停蹄。与友人行至北海北地铁站台作别，赴下一约。站内壁垣之上，见湖光初夏，皑皑白塔，傲视众人，环顾四周，客履攘攘，对此大抵习以为常。余在京十年，走街串巷无数，但亲赴北海不过一两次，今日再睹白塔“真容”，心弦不免一动，宛如初见。
几经辗转，错认光耀东方中心为光耀东方广场，行至目的地时夜已阑珊，友人候我多时。秦雪，高中同窗，今执央视《人物》栏目导筒，又有新作《孔子》两日前播映，问及近况，却说处于小小低谷，再问何故，言操之过急。长路漫漫，何以朝朝日日满面春风，回首旧岁，若求得问心无悔，愿继续斩棘前行，当属幸事。
席间谈旧日同学，皆各有成，问细节，也都相差无几，盖众生芸芸，大多殊途同归。念少时不经事，以为世间因缘皆历经腥风血雨，殊不知岁月如棋，纵然布局时雄韬武略，指点江山，盘中厮杀，你抢我夺，终收于大小官子，扎扎实实，按律行事。
也罢，不过是桌边笑谈，情怀犹在，莫辨是非。返程时，不知何故论及欧洲列国，便问所到之处哪里最中意，答曰布达佩斯。再问，一时说不上所以然来，思忖片晌，友人道，盖因此地，最似京城。
2015.11.17 卡瓦莱罗维奇 《修女乔安娜》
昨天看的电影叫《修女乔安娜》，来自六十年代，波兰，发生在修道院内，神父和尼姑为主角的故事。地点，人物设置，加上黑白画面，教条的禁锢和人性解放之间的挣扎，是这类电影不变的主题。处理这类题材，老电影因技术所限反而更加能凸显人性的狰狞与光辉。
2015.11.28 安东尼奥尼 《过客》
很难想象一部电影只是因为其中的一个镜头而声名在外。安东尼奥尼的《过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坐在在BFI Southbank的三号厅，镜头给到男主人公躺下的旅馆窗前（这个七分钟的长镜由此而始），我没有任何缘由地便意识到这个镜头终于到来了。一时间，感觉全场的观众也都不一样了起来，似乎抖擞挺直了腰杆，擦亮双眼准备大睹其“芳容”。电影世界里，这种屏幕与观者间充满无限张力的无声互动，实在是不多见的观看体验。
七分钟过后，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到旅馆外，车子徐徐驶去，夜幕下，也看不到别的什么人。怕真是之前那个长镜的缘故，字幕打出的那一刻，这个定格让我不禁惊呼好美，是那种让人心花怒放的美。此时此刻想起少时不经事的时候，买过一本书叫《世界美如斯》，可笑的是过后却也从来没认真读过，更不晓得这斯，哦不这世界，究竟是如何美法。幸运的是，我在《过客》结尾的那一瞬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一回。
回来的头几天因为时差问题还很不适应，第一晚半夜两点醒来整整两个小时都没再合上眼，第二天困意倦倦。接下来的这一晚有所好转，但是自早五点醒来之后也就再也没能睡过去。
这次回来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以往飞纽约的感觉大相径庭。伦敦的天气温和，温和到让人感觉似乎天地与你无半点瓜葛，冬天的时节，一件薄外套就足以抵抗寒意。
回来后入梦的第一夜在下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像妇人数不完的哀叙，搅得人心神不宁。想到自己上一次在这床塌上睡下时的2015早已翻过页去，2016呢，注定是艰难的一年。
趁着每天都能很早起来在家里连续两天吃了早餐，因为需要加热糕点，终于把从纽约带来的两个碗（也是仅有的厨具）从塑封袋里解放出来，也在住进这间地下室三个月后，第一次转了微波炉。
都在有意无意地用行动为新的一年宣誓。把这次国内买来的新书新杂志整齐地码在床头柜上，尽管它们都还没拆封；把行李箱里叠好的衣物拿出放到抽屉里，这也是头一回用房里的衣柜。这一切就像是在进门时用力地踩在垫子上掸去泥土一样，谁不都希望2016有个干净响亮的开始。
沈从文的后半生 | 张新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6月
p.20
一月三十日梁思成写信告诉张兆和：“这里的气氛与城里完全两样，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老邓、应铨等就天天看字画，而且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样工作。二哥到此，至少可以减少大部分精神上的压迫。”
p.28
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
p.50
八月八日这一天，沈从文在家里，天下了雨，他细致地看了院子里的向日葵、天冬草、茑萝、薄荷叶、无花果。天空如汝窑淡青，他一个一个房间走去，看着各样家具。“从这些大小家具还可重现一些消失于过去时间里的笑语，有色有色的生命。也还能重现一些天真稚气的梦，这种种，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一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的。可是这时节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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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工作结束，已是暮色苍茫。“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嵥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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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我才有机会当面问沈先生。我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你这个人完全跟你小说脱节。文字写得很美，那是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那些故事那么野，那么浪漫，跟别人的那么不同，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回事？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荒唐人，就像那编荒唐故事的那种荒唐人一样，说亲身经历哪！
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说得把我心里一个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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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心情不错，甚至说得上是兴致勃勃，对济南的印象相当好。前后不足六天的时间，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九封信，约一万五千字，细细地描述所闻所见所感。
到达当天，他就感受到，“济南给从北京来人印象极深的是清净。街道又干净，又清净。人极少，公共汽车从不满座，在街中心散步似的慢慢走着，十分从容。”他还特别观察了济南的“住家”：“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作事，大致一天可敌两天。有些人家门里边花木青青的，干净得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霉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静寂，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但是一个能思索的人，极显然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是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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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他去看了场电影，印度的《流浪者》，回来约二里长的路上，碰巧又遇上医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谈文学，谈小说技巧，“我好像是这些人的父亲一样听下去，觉得很有意思，也是一种享受。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城头上，穿了件新棉军服看年青女人情形，我那时多爱那些女人！这些人这时也许都做祖母了，我却记得她们十五六岁时影子，十分清楚。”而眼前的这些女生，他真想看看她们怎么恋爱，怎么斗气，怎么又和好。有一位“长得极美丽，说广东话，我猜想她一定是学牙医，很愿意将来在什么牙医院再见面时告她，什么什么一天她们瞎谈文学，我却一个人在瞎想。”这天晚上，他想到文学，想到过去弄文学的日子，“睡眠就被赶走了。”
在济南的最后一天，早晨起来，沈从文给妻子写信：“早上钢琴声音极好，壮丽而缠绵，平时还少听过。声音从窗口边送来，因此不免依旧带我回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去。……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慢的和一九三三年冬天坐了小船到辰河中游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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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可追；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变故之后，亲情虽然无从改变人生的坎坷波折，却足为动荡人生的珍贵安慰。“三姑爷来了”的喊声笑声里，沈从文想到久违的单纯的快乐。他住的地方曾是太平天国王府一小侧院，清静，无人声，有鸟鸣，有花香，他大清早拿起笔给妻子描绘庭院图，“可惜院子中一派清芬我画不出，齐白石来也画不出！”
p.124
在这样的氛围中，凡事谨慎就成了自然的反应，即便海边的清静让沈从文明线地感觉到体力和脑力的恢复，他又能写什么，又能怎么写呢？内心里，他恐怕不得不承认张兆和的批评有道理，他试写的作品其实是失败的。他跟大哥信里说：“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人难成而易毁……”
p.143
住院期间收到汪曾祺一封信。汪曾祺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信正是从他劳动的张家口沙岭子寄来的。沈从文特别喜爱这个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如今看着他身处逆境，心情可想而知，他写了一封异常鼓励的信，语重心长。以前，他曾经用过骂的方法：一九四六年汪曾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此信不存，却在汪曾祺记忆里难以磨灭；他还记得老师同时让三姐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现在，“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可比当年一时找不到工作要严酷得多，沈从文的回信因此也大为费心。他先打了底稿，用钢笔写在练习本撕下的纸上，十二页，六七千字；从医院回家后，又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一次寄出。
p.147
“收到你五六封信，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可一时又说不清楚。关于创作的一些经验和甘苦，你读的我觉得很对，也正是这次文艺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天所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对于文艺批评家的态度，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对创作所采取的态度，你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已的要想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激情。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但是文艺创作不能没有文艺批评，文艺应当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是鼓励大家多发议论，用各种不同样式风格表现生活，文化艺术才能发展繁荣。说是人家要批评，我就不写，这是非常消极的态度。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留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写呢？不写？究竟为什么感到困难？不能说没有困难，创作这种复杂的活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都有，重要在于能排除困难，从创作实践中一步步来提高，不写，空发议论是留不下好作品来的。”信的最后，张兆和抄了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的诗《一个死去了的广岛小姑娘》，并说，“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包括你在内）。写出这样作品，是人类的骄傲。你说呢？”
p.148
生命“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至少人类数千年来，这种挣扎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得到认可”。伟大文学艺术的产生存在，“反映什么的发展，变化，矛盾，以及无可奈何的毁灭（对这种成熟良好生命毁灭的不屈、感慨或分析）。文学艺术本身也因之不断的在发展，变化，矛盾和毁灭。但是也必然有人的想象以内或想象以外的新生，也即是艺术家生命愿望最基本的希望，或下意识的追求。而且这个影响，并不是特殊的，也是常态的。……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生命流转如水的可爱处，即在百丈高楼一切现代化的某一间小小房子里，还有人读荷马或庄子，得到极大的快乐，极多的启发，甚至于不易设想的影响。
p.158
倘若写生活回忆录，沈从文设想的是用信札体或者《猎人日记》、《湘行散记》的手法，这样写起来应该会顺手——后来，我们当然知道这也是一个没有实施的计划。可是当时，这个念头让他不断回想过去生命的种种，这也是一种“温旧”；从“温旧”中总结自己的生命特征：“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
p.207
海外却有传言，把沈从文也列于死者名单。六月九日，台湾《中央日报》刊出署名“井心”的文章，说沈从文被迫害致死。梁实秋见到这个消息，写《忆沈从文》一文悼念，但当时并未发表；一九七四年台北志文出版社出版梁实秋的《看云集》，才收了这篇文章，文末加了一九七三年在西雅图补写的一个说明：“此文写过，又不敢相信报纸的消息，故未发表。读聂华苓女士《沈从文评传》，果然好像从文尚在人间。人的生死可以随便传来传去，真是人间何世！”
p.267
沈从文一生中大概没有写过同样严厉的信。多年之后，一九七七年，他在给汪曾祺的一封信中旧事重提：“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作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那会把这种小人的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
p.308
二月七日下午，旧金山东风书店特意安排了一个沈从文与读者的见面会，时值书店举办“白先勇作品周”，白先勇得知沈从文来到了旧金山，特意从美国南部赶来，于是一老一少两个作家，联袂出现。白先勇致辞说：沈先生是他最崇敬的一位中国作家，他从小就熟悉沈先生作品中的许多栩栩如生人物。……人生短暂，艺术长存，沈先生的小说从卅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辉。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多大的变动，但是，艺术可以战胜一切。
p.322
短短的回乡之行，给沈从文晚年以极大安慰。他深幸自己还能重温没怎么变样的一切；同时他也清楚，变化一直在发生，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有些东西会消失，但他过去的文字保存下了一些美好：“最可惜是一条沅水主流，已无过去险滩恶浪，由桃源上达辰溪，行船多如苏州运河，用小汽轮拖一列列货船行驶，过去早晚动人风物景色，已全失去。再过一二年后，在桃源上边几十里‘武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将有四县被水淹没。四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载中。”
p.329
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恩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现。因为本人年龄是在半成熟的心境情绪中，对当前和未来的憧憬中进展的。而且作品的时间性极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凯称帝前，大小军阀还未形成，地方比较安定的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绝不宜加入什么）军民矛盾打闹噱头发生。即涉及所谓土娼和商人关系，也是比较古典的。商人也即平民，长年在驿路上奔走，只是手边多有几个活用钱，此外和船夫通相不多。决不会是什么的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掌码头的船总，在当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职务一切居于调解地位，绝不是什么把头或特权阶级，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p.334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巴金在出席政协会议前，由女儿李小林陪着来看望他，“房间还是很小，四壁图书，两三幅大幅近照，我们坐在当中，两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一九六五年那个晚上，可是压在我们背上的包袱已经给摔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动不便，我比他毫不了多少。我们不容易交谈，只好请兆和作翻译，谈了些彼此的近况。”“我大约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吧，告别时我高高兴兴，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我以后就不曾再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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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上，似乎也逐渐显出变化，一个表现是，他越来越容易流泪了。沈从文本来就是感情纤细敏锐的人，流泪是感情表达的一种自然方式；同时他也是个隐忍的人，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压抑、分散或者表达感情。但是随着年岁增大，流泪渐渐变得多了起来——从另一方面看，流泪所表达的东西也多了起来。
p.346
沈从文走了，她有了空闲。空下来，整理沈从文的遗稿；还有，就是重新建起一个小花园。小羊宜宾胡同的花园在狭窄的阳台上“复兴”了。她精心侍弄花花草草，给它们起名字，用的是沈从文书里那些可爱的女孩子的名字。她最心疼一盆虎耳草，来自湘西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这是沈从文喜欢的草，也是《边城》里翠翠梦里采摘的草。
在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北岛和李陀合著了一本书叫《七十年代》，当时掀起了一股“年代热”，不少像我一样的小青年很是新鲜和喜欢。后来，市面上也出现了关于其他年代的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应接不暇。其实日后想来，编纂此类书并不难，在浩如烟海的短文长文里，按年份整理成一个十年的文集，实在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事情。真正难得的，是时代本身。
在上个月，我有机会重新读了一遍《黄金时代》。距离上一次看已经有六七年，王二和陈清扬的面容却依旧清新，让人感觉不到这是多年后的故人重逢，反倒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奇妙。书中的他们活在他们的黄金时代。我无意探讨六七年对一个小青年意味着什么，读罢只是有些感慨，也许有些东西真的变不老。
手边的这本《纽约客》文集（The 40s: The Story of a Decade），精选的是杂志在四十年代的文章，按主题断章，战争，战后，风物，人物，文学，艺术，小说诗歌，等等等等。二战的爆发，改写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命运，也永久扭转了《纽约客》的“人生观”“世界观”。曼哈顿琳琳朗朗的街巷转角，纽约人自顾自潇洒不闻两耳窗外事的自在，不再是这本杂志一成不变的主题。有人说它变得更加严肃，更加关怀，但更重要的是树立了自己的风格与趣味。
这部文集厚达七百页，前半部分可谓十分惊艳（当然好书一般都虎头蛇尾）。在读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感叹，别说一本杂志，一座城池，整个世界也很难再等来一个四十年代。约翰·赫西扬名天下的《广岛》，利布林在巴黎成为空城前的生活记录，贝尔曼笔下“大轰炸（Blitz）”后的伦敦，都是难以被复制的题材。四十年代依旧作家的年代，大众传媒远未如今日繁荣，在人们还在饶有兴致地探讨着电影是不是艺术的时候，作家和文字仍然勾勒着人们的生平意趣和对世界的憧憬。
如果把这本书比作皇冠，赫西的《广岛》无疑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数学-数论的比方仍深深刻在我脑海里），不过我也一样流连这颗明珠旁边熠熠夺目的宝石。诚然，《广岛》在立意和深度上很难被超越，文笔和感情基调也是大师水准，“好到没朋友”。但是，我感情上更钟爱利布林的《巴黎后记》（Paris Postscript），约瑟夫·米切尔的《家边的老房子》（The Old House at Home），或莉莉安·罗斯的《请进，莱西》（Come in, Lassie）这样的作品，在我看来它们是“也好也能交到朋友”的代表。
《巴黎后记》与《家边的老房子》分别是一二两章的首篇。第一章的主题是战争，驻法的利布林写的是被德军占领前的巴黎。暴风雨将至的巴黎城，人们的情感起伏，感性和理性的交织，都在利布林漫不经心的笔下，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一对儿子在前线的老夫妇，作者下榻酒店里的侍应，花店里抱怨玫瑰比顾客还要多的老板娘，发布会上依然淡定实则第二天就启程离开的部长，与作者一起， 是整座城市和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笃信，利布林在收笔的时候也已经离开了巴黎， 不然他的举重若轻，带着点淡淡忧伤浪漫却毫不深沉的笔触，在一个中国人看来， 实在是很难解释。
《家边的老房子》是一篇不折不扣的风物志，发表在四十年代初期，如果你是按绝对顺序翻阅本书的话，读到这篇你怕是会有种牛奶终于开始倒进咖啡的怡人感受。约瑟夫·米切尔是给纽约写情书的高手，我们看到的这一篇介绍的是圣马克广场（St. Mark’s Place）边上的麦克索利酒吧——纽约最古老的爱尔兰酒吧。文章的篇幅跨越了酒吧三代四位老板，一大段一大段的细致描写，让人不禁要怀疑，这究竟是作者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甚至凭空想象。当然搞清这一切实在不必要，某种意义上，读者沉浸于书本，作家迷恋于描摹过去，也许找的就是如乌托邦一样的幻影与逃离。这种寻找在四十年代我想更加珍贵吧。
《请进，莱西》是“纳什维尔派作家”（其实是我自己命名的流派，说的是擅长人物群像）的代表人物莉莉安·罗斯的作品，她写的是笼罩在“麦卡锡主义”阴云下的好莱坞片场。各路神圣在罗斯搭好的舞台上，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如果让我想象，我会说罗斯一定是位身高还不到一米六并且言辞犀利的小女子，她就夹在人群之中，表情不多，却不声不吭地把我们的一言一行给记录并发表出来。一开始听她说话，你也许还会有些烦，可听着听着，其中的深意你就渐渐读懂了。
坐在维珍的飞机上，终于等来了餐饮供应，一通吃喝之后，在酒精的作用下终于开始缓过神来。这个星期总算来到了周五。
昨晚送别Ifti的晚宴上，Christophe对我说，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这个星期就是格外忙。回想起来，貌似当时我并没有表露出深表同情，因为自己也是这样。
周三搬到新家，周四一早第一次坐地铁上班，拿着上周末的《纽约客》消磨路途上的时间。只读了一篇文章的一半（方才才把另一半读完），不管怎样，总算是日日知新。
文章讲的是伊拉克一位妇女权益保护者的所见所为。当然，和《纽约客》惯常的体裁一样，文章由作者的视角切入，作者呢，看来是一位常驻巴格达的记者（文章的section title叫Letters from Baghdad），读过了一半（其实也就是方才），我进一步肯定了作者是一位女性。一位女记者在一个是非不断和女性大受欺凌的一个国度写她们的努力和抗争，读来感觉却很异样：我不是很振奋。也许是因为这个国家太遥远，也许是那样的社会太陌生。作者Rania Abouzeid 结尾处说，My wound, my deep wound, is also my strength, because it makes me help others, to be around these pimps, to take them on. Those who bear scars must help the wounded. 也罢，就像读到赫西《广岛》末尾处一样，不管是否关己，也不管作者的描写多么精彩纷呈，总不是件让人欣欣然的事。
一想确实，这一副十足的资产阶级趣味，把自己的三观大开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我们无非也就是这人文关怀的一名消费者。当然，话也不能说的这样极端，读书，看报，我们拿别人千百里外的事来填充自己忙碌而空洞的生活，阅罢油然而生起一些忧伤感怀，不论是出于真正同情还是自己这一周实在太疲惫了，实在没必要去太过指摘批判。
维珍的餐饮面面俱到，分量不大，但从主菜到酒水到甜点到咖啡一样不落，而且是分次递送上来（还得算上餐前的热毛巾），给人以十足的被服务感。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感到眼前的这本《纽约客》渐渐焕发出晨曦般的微亮光芒，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依然如旧。
哎，又是疲劳状态下的资产阶级趣味不是。
浑浑噩噩的一个星期终于过去，周六凌晨三点从办公室离开回到家，半个月前下单的《纽约客》杂志，静静躺在信箱里。信封还附带了一张同样大小的纸条，来自货运公司，热情地劝你告诉他们，收到杂志的具体日期。原来这一程漂洋过海不容易。
封面的主角是一只窗台上的猫，很肥很慵懒的那种。窗外一人一犬，夸张地奔跑着。一副周末的清新气息。我其实并没有看过《纽约客》，现在手上端着的这本，是自纽瓦克飞希思罗之前随手买的之后的第二本。到伦敦之后的第二个周末，我曾在网上疯狂地寻找，这里能收到什么大洋彼岸的报刊，杂志。《纽约时报》只有国际版，《经济学人》本来就来自英国，唯有这《纽约客》，在映入我眼帘的那一刻，倍感亲切。
所以就有了现在。如果未来的某一天我成了《纽约客》的惯常读者，别人问我为什么呀，我的答案无非是，有一年某一天我在伦敦。
来英伦几近一个月，四个星期下来看了四部电影，都在BFI Southbank，都是侯孝贤。今天下午的《千禧曼波》，竟是在场观众最多的一场。当我坐在BFI 放映厅里松软的座椅上时，眼前经常会浮现出别的地方和场景，如梦似幻。八月底我在Film Forum 看了《影子部队》，影片最后每位主人公的结局被一一交代，深沉凝重，定格的瞬间让你感到这就是永恒。现在想来，那是我在离开前在纽约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怪不得我现在时常想起它。
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自然一切都很新鲜，关于英和美的比较，一两句话说不完。这几日纽约的同事造访，我们的话题永远离不开这边发生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事。不在这赘述这些。我现在坐在Costa Coffee 里，说到它有趣的是两周前的一则小新闻。切尔西和阿森纳德比赛后，迭戈·科斯塔场上的所作所为无疑激怒了北伦敦的阿森纳拥趸们，于是我听说他们要开始抵制科斯塔咖啡。也好，不然现在我也没那么容易找到空座。
都是笑谈。不过真正让我感同身受的是，我意识到自己从未在物理上与切尔西，阿森纳如此之近。我还未有机会去现场，但他们的比赛，无疑就像是在隔壁学校的操场上进行的一样。
浑浑噩噩过了一周。记得一个星期前，北京的众人仍在讨论故宫“石渠宝笈”特展的队伍是如何得长，如何得热火朝天。美东的诸位呢，纷纷在秀自己拍的中秋轮月是如何大，如何红，或者是自己今年又做了怎样的月饼。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我发现不太知道自那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IFC Center 放映小津？这种搭配确实很罕见，但是不知不觉，从六月中旬起长达十五周的周末专场就要落下帷幕了。这个系列从《父亲在世时》开始，到本周由《秋日和》收场，和小津中后期的作品一样，继续讲述嫁女的故事。在纽约，一个导演能陪伴你一整个夏天是件很幸福的事，去年在BAM 玫瑰剧院有布努埃尔压阵，模糊记得前年夏天也是小津在Film Forum 有过一个跨时很长的专场。这种机会虽然每年都有，但能够有实力踏上这个舞台的导演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周日午间11点场，IFC，小津安二郎的《秋日和》（1960, 128 min, 8.3, 8.5）为2015的夏天告别。
与此同时，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德西卡会在Film Forum 陪伴大家，这个系列已经过半，名作《偷自行车的人》《风烛泪》《意大利式结婚》已经收场，导演的处女作《擦鞋童》（1946, 93 min, 7.9, 8.5）在下周二三还会有放映，新现实主义另一部代表作《屋顶》仅有一场，排在整个系列的倒数第二天（10/7）。
本年度柏林金熊奖得主，被禁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出租车》（2014, 82 min, 7.5, 8.1）将在下周二首次同纽约观众见面。这是一场点映，在BAM 玫瑰剧院，真正的全面上线要等到下周末。这部电影很特别，导演本人坐在车内，扮演一名出租车司机，而影片记录的则是他与各个乘客的谈话，是记录当今伊朗社会生态的一部真诚读本。
说到BAM，他们家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主打瑞典女影星英格丽·褒曼（也作英格丽·伯格曼）的专场，这个系列只剩下三部作品，但仍不乏重量级影片，（周日）由两位瑞典伯格曼姓氏的伟大影人合作的作品《秋日奏鸣曲》（1978, 99 min, 8.3, 8.6），以及（周一）著名悬疑片《东方快车谋杀案》（1974, 128 min, 7.3, 8.3）。英格丽本人在这两部作品中均荣膺奥斯卡提名，并一次获奖。《秋日奏鸣曲》的经典之处在于，这是英格玛·伯格曼和英格丽·伯格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合作。
最后要预告的是City Cinema Village East 的希区柯克系列，我印象中这个名为“Hitchcocktober” 是个一年一度的活动，至于是不是每年都放一样的电影就无从考证了。每周四晚上八点，影院将会播放一部希胖子的代表作。本周10月1号首先登场的是《群鸟》（1963, 119 min, 7.8, 8.1）。本片的编剧之一是法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当然她也是原著作者），如果听着耳熟的话，没错，她正是另一部更为有名的悬疑小说《蝴蝶梦》的作者（《蝴蝶梦》也由希区柯克搬上了荧幕，并最终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这个赛季前六场，拜仁在下半场总共打了对手一个16比0。这场比赛也遵循了这一规律，久攻不下并且还浪费了一个点球的球队在下半场17分钟之内连灌美因茨三个球，提早终结了比赛的悬念。莱万多夫斯基的状态就像烫手的山芋一样火热。此外，本场比赛比达尔被调离首发，马丁内斯复出出任中卫，拉菲尼亚则来到左边后卫的位置（贝尔纳特是彻底被边缘化了）。看来瓜迪奥拉是铁了心用非中卫出身的人手去打中后卫了。哈维·马丁内斯我倒没有担心太多，但是一味地把阿拉巴固定在这个位置上，不知是否是最优的选择。
新赛季欧冠第一场，一场大比分掩盖不了全场局面占优但基本只开花不结果的事实。罗本受伤之后，两翼折损一翼，“科斯塔光环”也黯淡了许多。另外的格策的受伤也让中场的渗透能力下降了一个层次，比赛中少了一个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局面的人。比达尔-阿隆索-蒂亚戈的三中场配置远未达到理想的效果，龙哥是如鱼得水了，但是另外两人很明显还没有与整个体系完美结合。现在看来，上拉菲尼亚把拉姆推到中场，似乎是稍好一些的选择。
里贝里归期未定，罗本也要缺席一段时间，马丁内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上场，贝纳蒂亚已经高挂免战牌，本赛季的拜仁注定要以慢热和磕磕绊绊踏上征途。长远来看其实这并不是坏事，好钢用在刀刃上，下半赛季四五月份需要发力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再次看到当年那支所向披靡的王者之师。
国家队比赛日回来，全队的疲惫显而易见。奥格斯堡在踢得很干净并且门将没有显著开挂的情况下把1比0保持了77分钟之久，只能说明拜仁全队都很疲软。换下比达尔，换上新签的小将科曼确实是瓜帅的妙招，两翼重新开始齐飞，自此也吹响了总攻的号角。
欧锦赛射手榜的前两名，莱万和穆勒，不折不扣的进球机器。在球队最需要摧城拔寨的时候，还是他们俩挺身站了出来。罗本一个月后才能复出，里贝里还归期未定，这场对阵同州小兄弟的2比1小胜，实在是不能再好的结果了。
开场9秒就丢球，把此前进了鲍曼9个球的莱万多夫斯基放在替补席上（为了给格策找状态），博阿滕一分钟两黄牌被罚下，还造成点球，可以说比赛的过程完全实现了瓜迪奥拉想要练兵的目的——那就是落后的时候怎么反扑。当然，这场比赛的价值也不应被夸大，同样是0比1落后，2014年在安联对阵皇马的结果就是，0比1变成了0比4。拜仁在上半场大部分时间里的踢法都非常着急，面对弱队的时候，自然很有效果。
科斯塔成了这支拜仁的大腿，博阿滕，阿隆索的后场长传基本都在找他。德甲的大部分右后卫（至少在这赛季）应该都不是他的对手。大腿花了大半场时间练传中，不懈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两个进球均由他直接创造。目前来看，在阵地战中还是卡洛斯式的大力横扫小禁区前最有杀伤力。
格策还在调整之中，略有起色。进攻体系中他的角色依然还是很模糊。希望能继续找到能让自己闪光的位置。
比赛毕竟还是友谊赛性质，两队两天内的第二场比赛，因而节奏也放慢了一些。在练兵的大背景下，新援道格拉斯·科斯塔打满了全场，在比赛前段面对卡瓦哈尔还有些放不开，但是逐渐找到了感觉，并最终助攻莱万打入制胜一球。在罗贝里伤情不断并逐渐老去的情况下，这笔引援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格策继续首发找感觉，今天主要徘徊在右肋位置，与国家队队友拉姆和穆勒串联，打出了几次精彩的小配合。拜仁今天重拾四后卫，主要打两翼齐飞的边路进攻套路， 下半场后段全面压制皇马的时候，也依然是利用场面宽度从边路内切发起进攻。不出意外，这应该还是拜仁最习惯和拿手的获胜模式。
六年前同样是奥迪杯对阵AC米兰，拜仁4比1大获全胜，“范家军”梦幻般的09-10赛季正是从那时开始的。托马斯·穆勒，巴德施图贝尔等新人，奥利奇，戈麦斯（当然要算的话，还有普拉尼奇，布拉夫海德，季莫什丘克）等新援正是从那时起进入到我们的视线中。一晃六年过去了，拜仁也一点一点地完成了装备升级，而这支（德容当队长的）已经面目全非的米兰早已不再是他的对手。
明天对皇马的决赛才是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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