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气书生：《范长白》《炉峰月》《斗鸡社》

张岱的笔触以描写风物和景致见长，相比而言，整部《陶庵梦忆》下来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人物其实并不多。虽然个人经历丰富，也见过世事变迁，但张岱的“朋友圈”还是以“同道中人”为主。退一步讲，《梦忆》的诸篇章也不以人物“脸谱”为线索，所以对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以及精彩程度我们也不应过多要求。不过，他们大多是一介书生，纵然个人的嗜好有千百变，但为人的基准，骨子里的性格，和深究起来的可爱之处，还是颇为相似的。《梦忆》长卷的众多“方物”里面，书生身上的酸腐之气，自然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开山堂小饮，绮疏藻幕，备极华褥，秘阁清讴，丝竹摇飏，忽出层垣，知为女乐。饮罢，又移席小兰亭，比晚辞去。主人曰：“宽坐，请看‘少焉’。”余不解，主人曰：“吾乡有缙绅先生，喜调文袋，以《赤壁赋》有‘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句，遂字月为‘少焉’。顷言‘少焉’者，月也。”故留看月，晚景果妙。

这个小段落来自《卷五·范长白》，作者来到林木秀润，奇石万状的天平山范长白园，和主人一道饮酒作乐。本是一篇略有些平淡懒散的游记，但结尾处的这个小段子，读罢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昵称月亮为“少焉”，能联想到的读书人应该不会少，但真正敢用在生活中的，怕是没有几个。想想看，主客端坐在小兰亭中，煞有其事地说自己在观看“少焉”，应是只有在当年那个太平岁月里才可能发生的事。张岱把这个“典故”特意摘出来，一字一句收录到《梦忆》里，并作为《卷五》的首篇，想必是相当怀念那个时候的爽朗心境。

炉峰绝顶，复岫回峦，斗耸相乱。千丈岩陬牙横梧，两石不相接者丈许，俯身下视，足震慑不得前。……

丁卯四月，余读书天瓦庵，午后同二三友人登绝顶，看落照。一友曰：“少需之，俟月出去。 胜期难再得，纵遇虎，亦命也；且虎亦有道，夜则下山觅豚犬食耳，渠上山亦看月耶？”语亦有理。四人踞坐金简石上。

这一篇就更有意思了。《卷五·炉峰月》里说到张岱和友人计划夜登炉峰绝顶，只为赏月，但出发前又畏惧山路险恶，恐老虎出没。大家心里都在打鼓之际，一友人安慰大家说，如此好的日子，遇上了老虎那也是命中注定，况且，“虎亦有道”，大晚上的肯定都下山觅食了，哪会跟我们一样上山赏月呢？这个自我安慰可爱至极，透着读书人特有的天真和情趣。不管是否真的认同，张岱接下来依旧肯定道“语亦有理”——这和上一篇的“晚景果妙”有异曲同工之处，最终，“张岱们”已经不在乎月夜是否真得醇美，或者登山路途是否真得安全，有了“少焉”这个形式化的符号和“虎亦有道”如此“站得住脚”的“歪理”，这段经历本身终将是段美好的回忆。

天启壬戌间好斗鸡，设斗鸡社于龙山下，仿王勃《斗鸡檄》，檄同社。仲叔秦一生日携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与余博，余鸡屡胜之。仲叔忿懑，金其距，介其羽，凡足以助其腷膊敪咮者，无遗策。又不胜。人有言徐州武阳侯樊哙子孙，斗鸡雄天下，长颈乌喙，能于高桌上啄粟。仲叔心动，密遣使访之，又不得，益忿懑。一日，余阅稗史，有言唐玄宗以酉年酉月生，好斗鸡而亡其国。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

虽然也是腐气书生一枚，但张岱在文字中对自己这一面的表露还是相当收敛的，很难看到如同“少焉”和“虎亦有道”这样的字句从他自己口中说出。这篇《卷三·斗鸡社》倒是可窥探其中一二。从斗鸡中收获了无穷乐趣的他，最终竟因为读到史书里对唐玄宗败国的记述而断然了了这个爱好，也是十分可爱。“掐指一算，我也是酉年酉月生人，看来还是不要再斗鸡下去了。”这份“假正经”背后的轻松，和一本正经地检讨自己玩物丧志比起来，总是要成熟和大气许多。

奇人奇艺：《柳敬亭说书》《彭天锡串戏》

书生的酸腐气再可爱，也是局限在刻板的条条框框中的，读多了发觉也就那么一回事，甚至酸腐最终也成了迂腐。和他们比起来，真正有人格魅力反倒是《梦忆》中偶尔提及的几位民间艺人，比如柳敬亭和彭天锡。在这些人面前，“张岱们”应该是毕恭毕敬的，肚子里装着和自己差不多的墨水，但又活出来自己未曾有的洒脱，放到哪个读书人身上都会羡慕几分吧。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

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勃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

《卷五·柳敬亭说书》聊到南京这位柳麻子，可以说是一位奇人了，样貌奇丑的他，凭借三寸之舌，也成了城中的“行情人”（注：走红的人），想必是本领非凡。张岱描述其说《武松打虎》一段，精彩纷呈，甚至可以想见当时听书时的热闹场面。但文章一开头的八个字才是真正抓住我的地方，“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这其实是张岱引自《世说新语》描述刘伶的话，有了这八个字，后面的“善说书”一下子就灵动了不少。而由此读全文，读后来对《武松打虎》的描述，便不再仅仅是对一项技艺的观摩，而是对一个人，甚至一类人的反复琢磨、“细嚼慢咽”了。我读到这里不自觉想到《五柳先生传》开头处的“因以为号焉”，这不经意的五个字其实是全篇的题眼，这里也是一样，正是有了上文的“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下面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才会显得那么合情合理。

彭天锡串戏妙天下，然出出皆有传头，未尝一字杜撰。曾以一出戏，延其人至家，费数十金者，家业十万，缘手而尽。……

天锡多扮丑净，千古之奸雄佞幸，经天锡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设身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

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实珍惜之不尽也。桓子野见山水佳处，辄呼“奈何！奈何！” 真有无可奈何者，口说不出。

《卷六·彭天锡串戏》的精彩之处在于结尾，借桓子野之口，道出了面对世间美好想要珍惜却又“珍惜之不尽”的微妙感受，可算是张岱阅戏之后端坐下来，对自己亲历过的奇人奇艺作出的结语。我想也正是由于这份“无可奈何”，张岱才有心气、有魄力通过《陶庵梦忆》，在“鸡鸣枕上，夜气方回”之际把自己大半生之所见“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在“恨不得”三个字里，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张岱对“好人”“好戏”发自肺腑的欣赏和热爱。

关于《自序》

读这本《陶庵梦忆》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读《自序》，第二部分则是余下八卷百余篇短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读完全书回过头看，《自序》里张岱字里行间的凄婉追思，和《梦忆》正文中流露的情感其实大相径庭。如果抛下《自序》而纵观全书，你会觉得这是一部“大观园”式对旧时风物的悉心记录——《自序》中“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般的悲怆，不易读得出来。然而，这本书的精妙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部“风物志”，琳琅满目的故园烟火背后，埋藏了作者深深的家国情思，而《自序》就是这份情思的最终出口。

在《梦忆》面前，我很欣赏张岱不把“梦”和“忆”囫囵地搅在一起，在回忆中混入太多“今非昔比”般的惆怅，不免落入俗套。回忆就是回忆，过去就是过去，它已发生，已存在，而且它的精彩与其今日之不复毫无关联。总结这本《陶庵梦忆》，我喜欢作者在《自序》中仅凭寥寥数语便道尽人生起伏的“轻巧”，但更欣赏他在其后每一篇文字里对过往描摹的细致和“扎实”。作者说这本书来自于“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感怀过去不难，但平和而完整地道出其中的点滴却并不容易。这一点张岱是我们的榜样。

丝竹风雅：《丝社》《闵老子茶》《奔云石》《栖霞》《湖心亭看雪》

从篇幅上看，《陶庵梦忆》里讲得最多的就是文人们那些点雅兴。乐音，甘茶，怪石，出游，能让“张岱们”嚼得出生活滋味的，无外乎这些东西。虽然我们如今已不再对这些“旧玩意儿”那么心之所向，但从书影音中获得的心神喜悦却完全是古今相通的。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雅兴”不免流于形式，一块石头的样子，至于这么大惊小怪么，但在我看来，有时形式本身就是通向精神愉悦最直接的方式。读马尔克斯，看小津，不在于他们的文字和影像背后有多少真理和“绝对的”趣味，而是借此把自己暂时放下，全盘接受另一种看世界的角度，并任其左右。古人寄托于丝竹风雅并从中获得的，应与此并无二致。

……幸生岩壑之乡，共志丝桐之雅。清泉磐石，援琴歌《水仙》之操，便足怡情；涧响松风，三者皆自然之声，正须类聚。偕我同志，爱立琴盟，约有常期，宁虚芳日。杂丝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动操鸣弦，自令众山皆响。非关匣里，不在指头，东坡老方是解人；但识琴中，无劳弦上，元亮辈正堪佳侣……

《卷三·丝社》里面，最吸引我的不是“丝桐”、“涧响”、“松风”三者合一时的美妙，而是张岱在东坡和陶潜的“琴事”中得到的乐趣。尤其是后者，“但识琴中，无劳弦上”，如果你懂得琴，又何须亲自奏出琴上美妙的音乐呢？看似荒谬，仔细想来却觉得很有道理。如果“琴趣”只在“弦上”，那么它在“涧响”和“松风”面前，怕是要渺小和局限了许多。

……导至一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磁瓯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磁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余问汶水曰：“此茶何产？” 汶水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绐余！是阆苑制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产？”余再啜之，曰： “何其似罗岕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问：“水何水？” 曰：“惠泉。” 余又曰：“莫绐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 汶水曰：“不复敢隐。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放水之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毕，汶水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采。”汶水大笑曰： “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

张岱爱茶，《露兄》里说，“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盐酱醋”。《卷三》中有不少写泉写茶的篇目，《褉泉》《兰雪茶》，还有这篇《闵老子茶》，读罢便知张岱的舌尖对茶有极高的品鉴能力。在我看来，整部《陶庵梦忆》，最能代表作者眼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便是泉水和茶，也往往在这些篇目中，我们能看到最纯粹、最清澈的那个张岱，和他眼中的自然。访褉泉时，“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冲兰雪茶，色“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泉水和茶水本平淡无奇，但在张岱眼中却是秋月和初曙那般美好的景致，没有一颗澄澈的心，怕是写不出这样的比喻的。

南屏石，无出“奔云”右者。“奔云”得其情，未得其理。石如滇茶一朵，风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棱棱，三四层折。人走其中，如蝶入花心，无须不缀也。

黄寓庸先生读书其中，四方弟子千余人，门如市。……

……丙寅至武林，亭榭倾圮，堂中窀先生遗蜕，不胜人琴之感。余见“奔云”黝润，色泽不减，谓客曰：“愿假此一室，以石磥门，坐卧其下，可十年不出也。”客曰：“有盗。”余曰：“布衣褐被，身外长物则瓶粟与残书数本而已。王弇州不曰：‘盗亦有道也’哉？”

《卷一·奔云石》和其他写“石”的篇章相比，有几分特别之处。《天砚》《花石纲遗石》聚焦的是文人墨客之兴，在怪石面前，人们禁不住大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或是如《于园》中，在妙石面前感叹“以世守此二石何如”。这些都是对自然鬼斧神工的惊叹，不过读罢也就莞尔一笑，风雅背后嚼不出什么余味来。“奔云”不同于他石，多了一份对故人的追思，“亭榭倾圮”之际，奇石仍“色泽不减”，读到这里我大致明白了几分何以古人对石头青睐有加。倒不仅仅是石头比人更经得起风霜，而是经历了风霜的人能从石头身上拾起不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山顶怪石巉岏，灌木苍郁，有颠僧住之。与余谈，荒诞有奇理，惜不得穷诘之。日晡，上摄山顶观霞，非复霞理，余坐石上痴对。……一客盘礴余前，熟视余，余晋与揖，问之，为萧伯玉先生，因坐与剧谈，庵僧设茶供。伯玉问及补陀，余适以是年朝海归，谈之甚悉。《补陀志》方成，在箧底，出示伯玉，伯玉大喜，为余作叙。取火下山，拉与同寓宿，夜长，无不谈之，伯玉强余再留一宿。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随张岱一起出游，除去路边的风景和愉快的心情以外，最让人欢欣的是路上偶遇的同游人——也就是《不系园》里说到的“不期而至”。《卷三·栖霞》里面，他能与山顶的“颠僧”诘辩良久，又同伯玉先生长谈两夜，“交友”俨然成了观霞之行的真正主题。眼前的“长江帆影”和“山河辽廓”纵然美好，但若没有后来的偶遇，怕是此行也不会给张岱留下这样温暖的回忆。

后一篇《湖心亭看雪》则是名篇，“大雪三日”，天与山“上下一白”，“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自是良辰美景，不过这些都比不过在亭上遇见与自己有相同志趣的人来得激动人心。与《栖霞》一样，《湖心亭看雪》里张岱也用到“大喜”来形容所遇之人，不难想到，真正“大喜”的恐怕不只伯玉先生和亭上“铺毡对坐”的那两位路人吧。

《卷三·丝社》：“器由神以合道，人易学而难精。幸生岩壑之乡，共志丝桐之雅。清泉磐石，援琴歌《水仙》之操，便足怡情；涧响松风，三者皆自然之声，正须类聚。偕我同志，爱立琴盟，约有常期，宁虚芳日”，“非关匣里，不在指头，东坡老方是解人；但识琴中，无劳弦上，元亮辈正堪佳侣。”生岩壑之乡，志丝桐之雅，但识琴中趣，无劳弦上声。

《卷三·褉泉》：“甲寅夏，过斑竹痷。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异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噀天为白；又如轻岚出岫，缭松迷石，淡淡欲散”，“辩褉泉者无他法，取水入口，第挢舌舐腭，过颊即空，若无水可咽者，是为褉泉”，“会稽陶溪，萧山北幹，杭州虎跑，皆非其伍，惠山差堪伯仲。在蠡城，惠泉亦劳而微热，此方鲜磊，亦胜一筹矣。”人杰地灵之处，水品必佳。

《卷三·兰雪茶》：“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箦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制茶不可马虎，兰雪茶之色香，得来不易。

《卷三·闵老子茶》：“导至一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磁瓯十馀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磁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采。’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明窗灯下，品茶饮泉水之趣，不易复得。

《卷三·天镜园》：“坐对兰荡，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鱼鸟藻荇，类若乘空。余读书其中，扑面临头，受用一绿，幽窗开卷，字俱碧鲜”，“园丁划小舟拾之，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煮食之，无可名言，但有惭愧。”园林以水为胜，然不止于水，有书读，有笋食，乐哉快哉。

《卷三·斗鸡社》：“一日，余阅稗史，有言唐玄宗以酉年酉月生，好斗鸡而亡其国。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阅史亦有助于止斗鸡，真读书人也。

《卷三·栖霞》：“山顶怪石巉岏，灌木苍郁，有颠僧住之。与余谈，荒诞有奇理，惜不得穷诘之。日晡，上摄山顶观霞，非复霞理，余坐石上痴对”，“伯玉问及补陀，余适以是年朝海归，谈之甚悉”，“取火下山，拉与同寓宿，夜长，无不谈之，伯玉强余再留一宿。”游山水之乐，在其所遇游人之乐。

《卷三·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雪大人痴，鸟声俱绝，云天山水一白。

《卷四·不系园》：“至定香桥，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东阳赵纯卿，金坛彭天锡，诸暨陈章侯，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伶陈素芝”，“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是夜，彭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余曰：‘……旻脱缞衣，缠结，上马驰骤，挥剑入云，高十数丈，若电光下射，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惊栗。道子奋袂如风，画壁立就。章侯为纯卿画佛，而纯卿舞剑，正今日事也。’纯卿跳身起，取其竹节鞭，重三十斤，作胡旋舞数缠，大噱而罢。”不系园，不期客，亦不乏裴旻舞剑，道子画壁之乐。

《卷四·二十四桥风月》：“茶博士不好请出，惟作呵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摸黑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余曰：‘何谓也？’曰：‘王公大人侍妾数百，到晚耽耽望幸，当御者不过一人。弟过钞关，美人数百人；目挑心招，视我如潘安，弟颐指气使，任意拣择，亦必得一当意者呼而待我。王公大人岂过我哉！’”二十四桥纱灯百盏，然笑声热闹中，是悲是喜，俱不可知。

《卷四·方物》：“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则……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笋、塘栖蜜桔；……台州则瓦楞柑、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桔、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鱼、鲥鱼、里河鰦”，“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罪孽固重。但由今思之，四方兵燹，寸寸割裂，钱塘衣带水，犹不敢轻渡，则向之传食四方，不可不谓之福德也。”四方兵燹之时，思太平盛世之方物，不可不谓之福德。

《卷四·祁止祥癖》：“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庛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阿宝妖冶如蕊女，而娇痴无赖，故作涩勒，不肯着人。如食橄榄，咽涩无味，而韵在回甘；如吃烟酒，鲠䭇无奈，而软同沾醉。初如可厌，而过即思之。”有癖之人有深情，有真气，初如可厌，过即思之。

《卷五·范长白》：“桥尽抵园，园门故作低小，进门则长廊复壁，直达山麓。其绘楼幔阁，秘室曲房，故故匿之，不使人见也”，“渡涧为小兰亭，茂林修竹，曲水流觞，件件有之。竹大如椽，明静娟洁，打磨滑泽如扇骨，是则兰亭所无也。地必古迹，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学问。但桃则溪之，梅则屿之，竹则林之，尽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篱下也”，“饮罢，又移席小兰亭，比晚辞去。主人曰：‘宽坐，请看‘少焉’。’余不解，主人曰：‘吾乡有缙绅先生，喜调文袋，以《赤壁赋》有‘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句，遂字月为‘少焉’。顷言‘少焉’者，月也。’故留看月，晚景果妙。”范长白园，兰亭所无。左桃源，右孤山，尽可自名其家。

《卷五·于园》：“再后一水阁，长如艇子，跨小河，四围灌木蒙丛，禽鸟啾唧，如深山茂林，坐其中，颓然碧窈”，“余见其弃地下一白石，高一丈，阔二丈而痴，痴妙；一黑石，阔八尺，高丈五而瘦，瘦妙。得此二石足矣，省下二三万收其子母，以世守此二石何如？”人为石痴。

《卷五·炉峰月》：“一友曰：‘少需之，俟月出去。胜期再难得，纵遇虎，亦命也；且虎亦有道，夜则下山觅豚犬食耳，渠上山亦看月耶？’语亦有理”，“次日，山背有人言：‘昨夜更定，有火燎数十把，大盗百馀人，过张公岭，不知出何地？’吾辈匿笑不之语。”登绝顶看月，纵畏虎，亦前行。

《卷五·湘湖》：“盖西湖止一湖心亭为眼中黑子，湘湖皆小阜、小墩、小山乱插水面，四围山趾，棱棱砺砺，濡足入水，尤为奇峭。余谓西湖如名妓，人人得而蝶亵之；鉴湖如闺秀，可钦而不可狎；湘湖如处子，眡娗羞涩，犹及见其未嫁时也。”及见湘湖未嫁之时。

《卷五·柳敬亭说书》：“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哱夬声如巨钟，说到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说书人，土木形骸，吞吐抑扬，入筋入骨，行情正等。

《卷五·虎丘中秋夜》：“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月半虎丘，路人鳞集，雷声鼎沸，弦管喧天，听者酣畅淋漓。

《卷五·扬州清明》：“监门小户，亦携肴核纸钱，走至墓所，祭毕，则席地饮胙。自钞关、南门、古渡桥、天宁寺、平山堂一带，靓妆藻野，袨服缛川”，“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余所见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差足比拟。”扬州清明，如画家手卷，逝者之哀思，远不及今日四方之盛。

《卷五·扬州瘦马》：“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尽。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红杉，千篇一律，如学字者，一字写至百至千，连此字亦不认得矣”，“新人拜堂，亲送上席，小唱鼓吹，喧阗热闹。日未午而讨赏遽去，急往他家，又复如是。”岱如数家珍般描绘瘦马“插带”出轿前前后后，难辨其所想，只知喧闹过后，便急往他家，又复如是。

《卷六·彭天锡串戏》：“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实珍惜之不尽也。桓子野见山水佳处，辄呼‘奈何！奈何！’真有无可奈何者，口说不出。”人生之幸，竟归于无可奈何，无可奈何者，珍惜不尽。

《卷六·烟雨楼》：“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舣舟于烟波缥缈”，“旋即归航，柳湾桃坞，痴迷伫想，若遇仙缘，洒然言别，不落姓氏。间有倩女离魂，文君新寡，亦效颦为之。淫靡之事，出以风韵，习俗之恶，愈出愈奇。”嘉兴烟雨藏淫靡，涳濛缥缈不留名。

《卷六·噱社》：“仲叔善诙谐，在京师与漏仲容、沈虎臣、韩求仲辈结‘噱社’。唼喋数言，必绝缨喷饭”，“‘……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顷刻下来，刷入纸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恶心呕吐，以手扼入齿哕出之，出亦无多，总是渣秽。’此是格言，非止谐语”，“仲叔候座师收一帽套，此日严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余帽套头；帽套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空悠悠。’”文人兴致，今不多矣，巧语诙谐，非止玩笑。

《卷六·菊海》：“花大如瓷瓯，无不球，无不甲，无不金银荷花瓣，色鲜艳异凡本，而翠叶层层，无一早脱者。此是天道，是土力，缺一不可焉”，“兖州缙绅家风气袭王府，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肴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夜烧烛照之，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菊海盛景，目之所见，无不菊者。

《卷七·西湖香市》：“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袁石公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波纹如绫，温风如酒’，已画出西湖三月”，“崇祯庚辰三月，昭庆寺火，是岁及辛巳、壬午洊饥，民强半饿死。壬午虏鲠山东，香客断绝，无有至者，市遂废。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见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时杭州刘太守梦谦，汴梁人，乡里抽丰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词馈送。有轻薄子改古诗诮之曰：‘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可作西湖实录。”西湖古今之变，寄岱故园之思也。

《卷七·西湖七月半》：“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西湖游人之盛，看景者亦看人，识游人之趣者，必识月半之趣。

《卷七·龙山雪》：“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坐久清冽，苍头送酒至，余勉强举大觥敌寒，酒气冉冉，积雪欱之，竟不得醉。马小卿唱曲，李岕生吹洞箫和之，声为寒威所慑，咽涩不得出。”人终究不敌万山载雪，醉不得醉，歌不成歌。

《卷七·庞公池》：“余设凉簟，卧舟中看月，小傒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嗒然睡去。歌终忽寤，含糊赞之，寻复鼾齁”，“舟子回船到岸，篙啄丁丁，促起就寝。此时胸中浩浩落落，并无芥蒂，一枕黑甜，高舂始起，不晓世间何物谓之忧愁。”胸中浩落，不晓愁忧，醉梦含糊，人间烟火。

《卷七·闰中秋》：“在席者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诸酒徒轰饮，酒行如泉。夜深客饥，借戒珠寺斋僧大锅煮饭饭客，长年以大桶担饭不继”，“夜半，白云冉冉起脚下，前山俱失，香炉、鹅鼻、天柱诸峰，仅露髻尖而已，米家山雪景仿佛见之。”与百余人同乐，不易复得，见米家山雪景，直言无憾。

《卷七·愚公谷》：“愚公先生交游遍天下，名公巨卿多就之，歌儿舞女，绮席华筵，诗文字画，无不虚往实归。名士清客至则留，留则款，款则饯，饯则赆”，“堂之南，高槐古朴，树皆合抱，茂叶繁柯，阴森满院。藕花一堂，隔岸数石，治而卧。土墙生苔，如山脚到涧边，不记在人间。”惠水涓涓，居园者福德天下。

《卷八·龙山放灯》：“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炀帝夜游，倾数斛萤火于山谷见间，团结方开，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好事者卖酒，缘山席地坐。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灯者，一入庙门，头不得顾，踵不得旋，只可随势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听之而已”，“灯凡四夜，山上下糟丘肉林，日扫果核蔗滓及鱼肉骨蠡蜕，堆砌成高阜，拾妇女鞋挂树上，如秋叶”，“是夜，有美少年来狎某童，剪烛殢酒，蝶亵非理，解襦，乃女子也，未曙即去，不知其地其人，或是妖狐所化。”灯火之盛，浴浴熊熊，鱼肉笙歌，犹在梦间。

《卷八·露兄》：“八功德水，无过甘滑香洁清凉；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盐酱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齐名；七碗吃不得了，卢仝茶不算知味。一壶挥塵，用畅清淡；半榻焚香，共期白醉。”七家常事，惟茶使人欢喜，一日何可少此，岁岁何可少此。

《卷八·瑞草溪亭》：“屋今日成，明日拆，后日又成，再后日又拆，凡十七变而溪亭始出，盖此地无溪也，而溪之；溪之不足，又潴之，壑之，一日鸠工数千指，索性池之，索性阔一亩，索性深八尺”，“一日左右视，谓此石案焉可无天目松数棵盘郁其上，遂以重价购天目松五六棵，凿石种之。”性急燕客，无亭处修溪亭，无溪处壑溪，无松处植松，业四五万，缘手立尽。

《卷八·琅嬛福地》：“梦坐其中，童子进茗果，积书满架，开卷视之，多蝌蚪、鸟迹、霹雳篆文，梦中读之，似能通其棘涩。闲居无事，夜辄梦之，醒后伫思，欲得一胜地仿佛为之”，“缘山以北，精舍小房，绌屈蜿蜒，有古木，有层崖，有小涧，有幽篁，节节有致”，“大沼阔十亩许，沼外小河三四折，可纳舟入沼。河两崖皆高阜，可植果木，以橘、以梅、以梨、以枣，枸菊围之。山顶可亭。山之西鄙，有腴田二十亩，可秫可秔。门临大河，小楼翼之，可看炉峰、敬亭诸山。楼下门之，匾曰‘琅嬛福地’。缘河北走，有石桥极古朴，上有灌木，可坐、可风、可月。”福地之宝，取之不尽，小河可纳舟，岸崖可植果木，山顶可亭，腴田可秫可秔，小楼可看炉峰，坐古朴石桥，可风可月。

《卷一·钟山》：“门左有孙权墓，请徙。太祖曰：‘孙权亦是好汉子，留他守门’”，“陵寝定，闭外羡，人不及知。所见者，门三，飨殿一，寝殿一，后山苍莽而已”，“祭品极简陋。朱红木簋、木壶、木酒樽，甚粗朴。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铗，黍数粒，东瓜汤一瓯而已……下一大几，陈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岱所见如是”，“壬午，朱成国与王应华奉敕修陵，木枯三百年者尽出为薪，发根，隧其下数丈，识者为伤地脉，泄王气。今果有甲申之变，则寸斩应华亦不足赎也。孝陵玉石二百八十二年，今岁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麦饭，思之猿咽。”明高祖钟山陵今昔之比，岱观祭之简陋，今王之不复，清明时节竟不得一盂麦饭。

《卷一·报恩塔》：“报恩塔成于永乐初年，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其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闻烧成时，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编号识之。今塔上损砖一块，以字号报工部，发一砖补之，如生成焉”，“永乐时，海外夷蛮重译至者百有馀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洲所无也。”注中称塔毁于战火，不知岱是否曾一睹其真容。

《卷一·日月湖》：“季真朝服拖绅，绝无黄冠气象”，“季真曾谒一卖药王老，求冲举之术，持一珠贻之。王老见卖饼者过，取珠易饼，季真口不敢言，甚懊惜之。王老曰：‘悭吝未除，术何由得？’乃还其珠而去。则季真直一富贵利禄中人耳！《唐书》入之《隐逸传》，亦不伦甚矣”，“四明缙绅，田宅及其子，园亭及其身，平泉木石，多暮楚朝秦。故园亭亦聊且为之，如传舍衙署焉。屠赤水娑罗馆，亦仅存娑罗而已，所谓‘雪浪’等石，在某氏园久矣。”贺季真还道而未得道，月湖亭榭人去楼空。

《卷一·金山夜戏》：“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不知是人是怪是鬼是梦。

《卷一·筠芝亭》：“筠芝亭，浑朴一亭耳。然而亭之事尽，筠芝亭一山之事亦尽”。吾家后此亭而亭者，不及筠芝亭；后此亭而楼者、阁者、斋者，亦不及。总之，多一楼，亭中多一楼之碍；多一墙，亭中多一墙之碍”，“癸丑以前，不垣不台，松意尤畅。”后世兴土木，松意不畅，视之为碍。

《卷一·越俗扫墓》：“越俗扫墓，男女袨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乙酉方兵划江而守，虽鱼艖菱舠，收拾略尽。坟垅数十里而遥，子孙数人挑鱼肉楮钱，徒步往返之，妇女不得出城者三岁矣。萧索凄凉，亦物极必反之一。”鼓吹畅饮，厚人，挑鱼肉往返，厚鬼。

《卷一·奔云石》：“交际酬酢，八面应之，耳聆客言，目睹来牍，手书回礼，口嘱傒奴，杂沓于前，未尝少错。客至，无贵贱，便肉便饭食之，夜即与同榻”，“丙寅至武林，亭榭倾圮，堂中窀先生遗蜕，不胜人琴之感。余见‘奔云’黝润，色泽不减，谓客曰：‘愿假此一室，以石磥门，坐卧其下，可十年不出也。’”八面玲珑应如此。

《卷一·天砚》：“燕客捧出，赤比马肝，酥润如玉，背隐白丝，类玛瑙，指螺细篆，面三星坟起如弩眼，着墨无声，而墨瀋烟起。”文人墨客之兴。

《卷二·孔庙桧》：“桧历周、秦、汉、晋几千年，至晋怀帝永嘉三年而枯……至隋恭帝义宁元年复生……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荣。至金宣宗贞祐三年罹于兵火……后八十一年，元世祖三十一年再发。至洪武二十二年已巳，发数枝，蓊郁。后十余年又落”，“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与江西张、凤阳朱而已。江西张，道士气；凤阳朱，暴发人家，小家气。’”孔家桧兴衰千年，凤阳朱家怎可相提并论。

《卷二·鲁藩烟火》：“天下之看灯者，看灯灯外；看烟火者，看烟火烟火外。未有身入灯中、光中、影中、烟中、火中，闪烁变幻，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昔者有一苏州人，自夸其州中灯火之盛，曰：‘苏州此时有烟火，亦无处放，放亦不得上。’众曰：‘何也？’曰：‘此时天上被烟火挤住，无空隙处耳！人笑其诞。于鲁府观之，殆不诬也。’”灯火之盛。

《卷二·朱云崃女戏》：“未教戏，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箫管，鼓吹、歌舞，借戏为之，其实不专为戏也”，“西施歌舞，对舞者五人……女官内侍，执扇葆璇盖、金莲宝炬、纨扇宫灯二十余人，光焰荧煌，锦绣纷叠，见者错愕”，“殷殷防护，日夜为劳，是无知老贱，自讨苦吃者也，堪为老年好色之戒。”好色老年。

《卷二·花石纲遗石》：“变换百出，无可名状，大约如吴无奇游黄山，见一怪石，辄瞋目叫曰：‘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中国人之于奇石之雅兴，究竟源于何种心境？

《卷二·沈梅冈》：“十九年，中郎节；十八年，给谏匣。节邪匣邪同一辙”，“塞外毡，饥可餐；狱中箑，尘莫干。前苏后沈名班班。”忠良陷牢狱中数十载，思之如隔世，予心向之。

《卷二·岣嵝山房》：“门外苍松傲睨，蓊以杂木，冷绿万顷，人面俱失”，“余键户其中者七阅月，耳饱溪声，目饱清樾”，“邻人以山房为市”，“有客至，辄取鱼给鲜”。人间难得清净之处，如今灵隐寺前更喧嚣，冷绿万顷，人面面相觑。

《卷二·三世藏书》：“三代遗书一日尽失”“，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失”，“唐之书计算二十万八千卷。我明中秘书，不可胜计，即《永乐大典》一书，亦堆积数库焉。余书直九牛一毛耳，何足数哉！”虽与隋唐较之，岱三世藏书之富不过九牛一毛，然一日之失之乱之悲之不复，非常人可与之比拟。

p.56-7

自从对老宅有所了解，我便陷入一种状态：想起它，就只有深宅大院、孤寂萧瑟、痛苦、思念和疑惑。多少年来，那段日子几乎每晚入梦，如在那间圣徒像卧室一般，我醒来时总是心悸。少年时期，我就读于安第斯山区一所冰冷的寄宿学校，常常半夜哭醒。之后梅县没肺地活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卡塔卡老宅外公外婆的不幸源于剪不断的乡愁，越逃避，乡愁越浓。

p.137-8

接下来那个礼拜，我们在苏克雷下船，像回归故里一般。这里和当年的其他城市一样，拥有一万六千居民，所有人彼此相识，知名知姓，知根知底。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地区就是一泓宁静的海，与花海同色。季节不同，地点不同，心境不同，颜色便不同。它的灿烂让人想起如梦如幻的东南亚海面。

p.163

每次旅行都是重要的人生课堂，我们和沿途城镇的接触短暂而又难忘，许多人的命运和这些城镇的命运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一个有名的医学系学生作为一个婚礼舞会上的不速之客，未经允许，邀请最美的女人跳舞，被其夫开枪打死。另一个喝得酩酊大醉，在贝里奥港娶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姑娘为妻，生了九个孩子，婚姻美满，家庭幸福。我们在苏克雷的朋友何塞·帕伦西亚在特内里费鼓手大赛中赢了一头奶牛，就地出售，赚了五十比索。这在当年可不是小数目。在石油之都巴兰卡韦梅哈广阔的红灯区，我们意外发现安赫尔·卡西·帕伦西亚在一家妓院的乐队里唱歌。他是何塞·帕伦西亚的堂兄，一年前在苏克雷销声匿迹，音讯全无。乐队喧闹欢腾，直到天明。

p.172

我不知道被关在国立男子中学期间，所学究竟为何物。不过，和同学们相处的四年培养了我对国家的全局观：我们彼此迥异，各有所长，合起来，便是国家。如此感悟，让我永生难忘。也许，这就是教育部所言政府出资加强地区间流动的目的。人到中年，有次飞越大西洋，我应邀走进驾驶舱。机长开口，问我是哪里人。我一听就明白了：

“您是索加莫索人。我跟您一样，也来自加勒比海岸。”

机长的说话方式、表情、声音和我在国立男子中学四年级时的同桌马科·菲德尔·布里亚一模一样。正是这种突然闪现的直觉指引我在那个无法预知的社会的种种沼泽中前行，即使没有指南针，即使逆着风。也许，它也是我作家生涯中的万能钥匙。

p.183

当年住在阿拉卡塔卡，我梦寐以求的生活是拉着手风琴四处游唱，那是最古老、最幸福的叙事方式。

p.227

读完《变形记》，我不禁渴望生活在那个与众不同的天堂。新的一天来临时，我坐在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借给我的便携式打字机前，试着写一些类似于卡夫卡笔下可怜的公务员变成大甲虫的故事。之后几天，我没去上学，依然沉浸其中。

p.231

很难想象当年人们如何生活在诗歌的影子里。那是一种狂热的激情，另一种生活方式，一只四处乱滚的火球。翻开报纸，看经济版或法制版也好，坐在咖啡馆，注视杯里的残渣也好，诗歌都在等着我们放飞梦想。

p.238

午后漫漫，闲极无聊，我偶然发现国家图书馆音乐厅对公众开放。我喜欢躲在那儿看书，想听什么就写在纸上，交给热情的女职员，用大师们的曲目做背景音乐。我们这些常来的听众喜好各异，互寻知音。

p.239

青少年时代在有轨电车上度过的那些下午，就像拖在许多个荒废的周日背后的一条没完没了的尾巴。坐电车收获颇丰，电车一个劲儿地转圈，我一个劲儿地读诗，车行一个街区，我读一段诗，直到淫雨霏霏，华灯初上。

……

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可总能找到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后浪推前浪，尤其是诗人和罪犯。刚做了点儿什么，马上就发现有人做得更好。有时，我在故纸堆里翻出几张照片——街头摄影师替我们在圣方济教堂回廊前照的——不禁会同情地叫出声。照片上的人不像我们，倒像我们的孩子。

p.274

多年后，我在墨西哥城认识了他和妻子丽雅·科斯塔克夫斯基。他们在科约阿坎区的家中有当年知名画家的多幅真迹，记忆中那处住宅神圣而美丽。每到周日晚上，好友们齐聚一堂，在那儿度过一段亲密而朴实无华的时光。

p.286-7

在卡塔赫纳这座城市，万物无须抵御时间的腐蚀，相反，时间为万物停留，岁月变老，万物依旧。第一夜，每走一步，这座城市都在向我展露，它不是历史学家们用纸糊成的模型，它有血有肉；支撑它的不再是战功赫赫的历史，而是断壁残垣的尊严。

p.295-6

埃克托尔在铸排机发出的绵绵细雨声中继续跟我聊，仿佛他也从未和萨巴拉有过任何联系。他谈兴甚浓，妙语连珠，令人倾倒；他天马行空，虚构出一些神乎其神、连他自己都信了的事情。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聊活着和死去的朋友，聊不该写出来的书，聊忘记我们和我们无法忘记的女人，聊他的出生地托卢天堂般恬静怡人的加勒比海岸、阿拉卡塔卡言出必中的巫师和只能在《圣经》里找到的悲惨遭遇，总之，聊所有已经发生的和应该发生的事。我们不喝水，不喘气，只抽烟，人生苦短，只怕来不及畅所欲言。

p.296-7

百年纪念那会儿，雕像被搬走，做清理养护，姓名和日期全乱了，无人分得清，只好随便摆。这个故事被当作笑话，流传多年。相反地，我觉得，那是一种彰显历史公正的行为，纪念没有名字的英雄们，纪念的不是他们活过的人生，而是他们共同的命运。

p.337

日常工资刚好够我付房租。不过，那些日子，我最不在意的就是穷得叮当响。付不起房租是家常便饭，每逢这样的晚上，我就去罗马咖啡馆读书，仿佛我就是现实：夜晚徘徊在玻利瓦尔大道上的孤独男人。遇到熟人，要是愿意看他一眼，我就远远地打个招呼，然后接着走，去老地方看书，多少次看到旭日东升。那时候，我仍然是个没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手不释卷的读者，读得最多的是诗，包括烂诗。甚至情绪跌至低谷时，我都坚信烂诗早晚会带我邂逅好诗。

p.339

……故事由缺乏足够的诗意资源的孩子讲述，视角未免局限。于是，我意识到二十岁读《尤利西斯》和《喧哗与骚动》纯属年少轻狂，体会不深，决定以不抵触的视角再读一遍。确实，当年觉得乔伊斯和福克纳深奥、卖弄，如今却觉得他们的书有摄人心魄的简单和美。

由《繁花》知晓金宇澄，从而拾来这本《回望》。《回望》里看不到《繁花》里细细碎碎的沪语，展开的则是另一幅画卷。这部基于父辈书信、日记和口述的回忆文本，聚焦的是我们不曾经历的那段兵荒年代，读起来有点像《平如美棠》。个人的经历抵挡不过时代的洪流，童心即便留存，但理想和青春易逝，生活的憧憬和希望也逐渐演变成柴米油盐，和对家人平安团聚这些毫不为过的奢求。就像作者在书中引用的歌句，“曾经我们想要在生活中寻找答案，但答案早已随风而去，随风而去。”在“回望”里，我们不求“答案”，只想沿着这些小人物的浮沉与悲喜，追寻过去的踪迹。

黎里·维德·黎里

一四三

我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跳下长途车，走上太浦河大桥，附近的桑田和稻田，满眼绿色，走进黎里老街，镇河是亮的，高低错落的屋脊还余存青灰的古意；一九八〇年再来黎里，我三姑母说，金家老房子，就剩一张露弹簧的蓝丝绒破沙发了——“上海人，现在家家自做沙发，弹簧难买，倷阿要旧弹簧？”

一四八

[父亲笔记]

建国前一年，我在现锦江饭店旁边的苏商时代书店，购得一册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视为珍本，建国后我又有了《列宁主义问题》，这是姚云同学送我的结婚礼物，读这两书，我自以为知道了俄国情况的尖锐和复杂，但“季、托联盟”是怎么回事，不明底细，也不敢发问。四十年后，红得发紫的这两书销声匿迹了。如今暮年默想，方知读书的难处，人生短暂，读不完那么多书，何况，书未必有真理。

初夏的风，吹进了我的窗子，竹帘洒下淡淡的阳光，我搁笔沉默。问书书不语，自问又不能自答。我去问谁呢？是为记。

一五一

我母亲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确实如此，在我记忆里确实如此，只提别人的苦痛，他多次说到与顾高地先生重逢的沉郁心情，顾是蔡廷锴秘书，参加淞沪抗战，协助潘汉年脱险的老军人，一九五五年涉“潘汉年案”入狱判二十年，一九七七年从青海释放归来，方知家徒四壁，妻秦慎仪、女顾圣婴、子顾握奇早于十年前自杀……八十年代某个夏日，父亲在火车上遇见一个有明显刀疤的人，一道极醒目的斑驳疤痕由耳后一直延伸到颈背，攀谈后知晓，眼前这老者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前遭日寇追劈，刃及肌里，扑地昏厥，翌日从尸堆里爬出活命……我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 ”

上海·云·上海 母亲口述

二二七

[维德旧信]

总之，生活确是受些影响，在一些朋友中以我的生活最不安定是事实——我并不嫉妒他们，但愿他们能生活得好，我只要把我的个性保护得很好。如果我的武器是长矛的刺，那么刺呵，你就更尖锐和锋利些，如果我的个性是老姜，那么你更辣些，姜辣之至老弥烈。人就要如此，也需注意的就是刺得方向正，辣得味道不酸就是了。

我的老朋友，我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你是我朋友中值得记忆的一个。可是生活的重轭，生活的锉刀，生活的暴风疾雨，生活的丑相和臭味，把你的脖颈、肩背、眼睛和鼻子耳朵完全给弄毁了、打碎了。你在黝暗的地层下或是煤层下，爬着，爬着，哪里是花？哪里是清流？哪里有挺着背脊行走的人，哪里有温醇的酒一般的笑声呵？假如你找不到的话，那么你捧一握岩洞中掉下来的水按在额上清凉一下，你就会知道——等挖煤的时间过去后，你从几十丈的升降机上爬出煤洞的时候，太阳，花朵，和一切你看了会大笑的景物，在向你哄然爆出笑声来。老朋友，你的信条，在地下永远没有的，只有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才存在，多着呢，多着呢！我就知道，而且看见过。

二三八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一场大风大雨之后，我在维德不知的情况下，去苏州看他租的新宅。天色已晚，我对门房说找金先生（他化名金子翊），对方说没有此人。难道是地址弄错了？我转身，茫然不知所措，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是维德，他的房间离大门不远，听到我的声音立刻跑了出来。我非常高兴，这是一段阳光明媚的回忆。

三〇二

七年后的师生重逢，像有很多话要说，也不知从何谈起。他已不是当年建承中学的老师，我也不是天真烂漫的高中女生。一年多来，我已历经风雨，见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内心已更坚强，不需要托出不幸，博取他者的同情。我只说是不凑巧，维德去京出差了，不然认识一下该有多好。这话显然不只是对蒋说，每当亲友相聚，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维德。不知今日此时，他在何方。

三二六

一次我在楼下，准备下班回家，忽听到有人叫我名字，原来是与维德在水上区一同工作过的范达夫，这时，他已是建工局副局长，他非常关心地安慰我说：“你心里别难过，老金的事，最后总会解决的，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的，你要耐心，要好好照顾孩子，当心老金的身体……”听到这几句温暖话语，我如沐春风，不觉流下了热泪。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总以为人心已死，事实告诉我，人间自有真情在，我们有这样一位真正的朋友。

三三二

入夜万籁俱寂，只有“突突”的柴油机声在船尾鸣响，小火轮划开平静的河水前行，月光照在水面上，泛起银光，孩子们都睡着了，我的心也像河水一样平静，终于可以结束这颠沛流离的两地生活，和孩子们团聚在一起，回上海工作了，我们再也不会分离。清晨，船开进十六铺码头，远远看到维德在码头向我们挥手，我们分坐两辆三轮车回家了。

p.17

两人到达松林里夹着一树红叶的小岛，沿着石阶登上顶端那片站立着三只铁鹤的圆形草地。他们坐在两只仰天长啸的铁鹤脚下，进而平躺到地上，遥望着傍晚时分一碧如洗的秋空。草尖儿穿透他俩脊背的和服，刺得清显一阵剧疼；然而对于本多来说，他的整个脊背仿佛垫在一种不得不承受的最甘美、最爽净的苦难之上。两只历经风吹雨打、沾满鸟粪的铁鹤，那婉转伸延着的脖颈的曲线，随着漂浮的云朵，似乎也在轻轻晃动。

“多么美好的一天！这种无所事事的悠闲的日子，怕是一生中没有几次。”

本多内心满怀着一种预感，心直口快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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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的兴趣在于，悟道之后的元晓，是否还肯将原来的水当做清冽的甘泉，一饮而尽呢？纯洁也是如此，你不这么想吗？不论对方是个多么恶劣的女人，纯洁的青年都能尝到纯洁的恋爱。可是，当你知道这个女人的劣迹之后，当你知道自己纯洁的心象只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描摹世界之后，你还能再从同一个女人身上尝到清醇的情爱吗？如果能，你认为那是高尚的吗？假如自己心灵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能够巩固地结合在一起，你不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吗？这不等于将世界的钥匙握在自己手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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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时代的武将们在舞台上来来往往，清显沉迷在幸福之中，这幕戏在他眼里一片模糊。摆脱不安的自尊心，从舞台上看到的只有自己闪光的身影。

“今晚，聪子比平时更加漂亮！她是精心化妆之后来的啊。她的这副打扮正合我心意。”

眼下，他不好转头去看聪子，只在心中反复思索。他不断感到背后她的美丽，这是多么令他高兴的事啊！坦然，富足，温馨，这一切都于现实的存在之中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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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幸福的时刻，说话就像轮船下水典礼上从彩球飞出的鸽子，一股劲儿向蓝天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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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想起下雪的早晨，第二天即便是晴天丽日，我的胸间也会继续飞降着幸福的雪花。那片片飞雪映照着清少爷您的面影，我为了想您，巴不得住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下雪的国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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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映照着紧闭的障子门，六铺席的房间暖洋洋的，门上的一层白纸就像一枚半透明的白色大蚕茧，他们呆在茧壳里，沐浴着透射进来的阳光。祖母突然打起盹来，清显呆在这间明亮的屋子里，寂静中倾听着墙上时钟跑动的声响。迷迷糊糊低着头的祖母，发根里到处撒满了染白发的黑粉，凸露着厚实而光亮的前额，看上去，那里仿佛依旧残留着六十年前少女时代在鹿儿岛被阳光晒黑的痕迹。

他想到海潮，想到时光的推移，也想到自己不久就会老去，胸口突然一阵憋闷。至于老年的智慧，他从来未有过什么欲望。怎样才能趁着年轻时候死去，而又不感到痛苦呢？那是优雅的死，就像胡乱丢弃在桌子上的绣花和服，不知不觉之间，就滑落到灰暗的地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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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显脑袋一搁在枕头上，万千思绪就一起涌上了心头。他明白，自己完全孤独了。论起朋友，只剩下个本多了，然而他也不可能把事情的经过，毫无保留地全部告诉本多。

清显做了个梦，他想，这样的梦根本无法写入《梦日记》。因为这个梦实在是纷纭反复，漫无头绪。

各种人物你来我往，刚刚出现雪中三联队的营房，立即又是本多当上了军官；才看到雪地上一群孔雀上下飞舞，又发现暹罗王子一左一右，正在给聪子戴上璎珞长垂的金冠；眼见着饭沼和蓼科争吵不休，两人扭成一团掉进千丈谷底；又看到美祢乘着马车而来，侯爵夫妇恭敬出迎；转瞬间清显自己却坐在竹筏上，摇摇荡荡，漂流于一望无边的大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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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子诉说着，每次他都觉得是和清显最后的幽会，尤其是今天晚上，他俩包裹于宁静的自然之中，达到了多么可怕、多么令人销魂的峰顶啊！她焦急不安，如何才能打破禁忌、一股脑儿全都说给本多，让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呢？这可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啊，就像把死、宝石的光辉以及晚霞的美丽传达给别人一样。

清显和松子躲开朗月的清辉，徘徊于海滨各地。深夜的海滩没有一个人影，周围一派光明耀眼，高高翘起的渔船，将舳舻的黑影投在沙滩上，倒是个可靠的处所。船上沐浴着月光，船板似白骨闪亮，把手伸过去，月光似乎穿手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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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已经进入东京市区，天空呈现紫红色，拂晓的云彩橫曳于街道建筑物的上空。本多本来巴望着尽早抵达东京，但这时又觉得人生难得一遇的夜晚过去了，实在有点儿割舍不得。也许是耳朵的缘故吧，背后传来簌簌的微音，那是聪子正在从鞋里向地上抖落沙子，听起来仿佛是这个世界上最清越的沙钟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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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显胸中躁动着悲哀和幸福的感情，他一看到聪子在她母亲的陪伴下步履极为缓慢的样子，刹那之间，他仿佛觉得是来迎接正在向自己走来的新娘子。这场婚礼进行得如此迟缓，好似点点滴滴郁积的疲劳，喜悦之情，拥塞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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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看上去潮润润的，然而那种莹润似乎和清显所畏惧的泪水依然相距遥远。眼泪硬是被强忍住了。那是一位溺水之人径直向他投射过来的渴望救助的眼神啊！清显不由怯懦了。聪子修长而俊美的睫毛，犹如一朵蓓蕾猝然绽开，向外部世界尽情展现着妍丽的鲜花！

本书围绕政治秩序的三个组成部分——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展开，以全球和历史视角对照典型国家政治发展的历程，并从高度民主政体身上正在发生的“政治衰败”为切入点，重点阐述了国家建设和高质量政府的重要性。

篇幅最大也是最饱满的是第一部分（“国家”），在这一章里，福山点出四个例子：1）普鲁士-联邦德国，2）希腊和意大利南部，3）英国诺斯科特–屈威廉改革，4）美国依附主义的兴起和终结。普鲁士的例子旨在强调高效自主的官僚体系之于强大国家的必要性，而且，在建立韦伯式“现代国家”的经验中，高质量的政府往往可以优先于普遍的民主负责制。英国的例子进一步表明，在民主负责制产生前完成改革，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如腐败和依附主义）。在美国身上，普遍选举权的过早引进使早期民主实践成了“依附主义”的温床；而法治和对政府不信任等思想的根深蒂固，进一步阻碍了政府部门的自主性，进而影响国家建设。

第四部分（“政治衰败”）是上述讨论的进一步延伸，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这三个好东西不那么容易同时到来。在福山的分析框架中，政治衰败来源于：1）国家建设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如依附主义的产生）；2）国家建设和法治之间的紧张（如行政因分权给法院太多而效率低下）；3）民主负责制自身的紧张，福山在本书第三部分（“民主”）中对此进行了展开，并最终以美国为例，阐述了民主参与程度的高低并不一定反映整个体系的代表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外来制度”）相对来说较为独立，在这里福山的视角扩展至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等国家，探讨这些地区国家建设的具体经验教训。在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的对比中可看出领袖“能动性”在制度发展中非常重要；从非洲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坦桑尼亚，印尼）的进程中我们发现“共同语”和民族建设也必不可少。最后在“强大国家”云集的东亚，福山重点讨论了政府的自主性，并指出，过渡到对权力的更正式约束，首先应着眼于法治而不是负责制。

引言 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发展

• 政治制度的三个关键起源：1）国家；2）法治；3）促成民主负责制的程序
• 在西欧，三大制度中第一个出现的是法治；而在中国，率先出现的是国家
• 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就：1）促使欧洲第一部现代法典的颁布；2）建立了现代官僚国家，以推广执行这部法典

第一部分 国家

第1章 何为政治发展

• 政治衰败的来源：1）人类行为内在的保守性；2）人类的天生社交性植根于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
•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过是它们的国家软弱低效的副产品。许多归罪于民主的失败，其实是国家行政部门的失败

第2章 发展的各个方面

• 政治发展的三个重要组件：1）经济增长；2）社会动员（例如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转变）；3）合法性的思想演变
• 亨廷顿：经济发展孕育社会动员，当后者的速度超过现有制度应付参政需求的能力时，政治秩序就会崩溃。他认为，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
• 但事实上，新近的分析显示，冲突与贫困有很明显的正比关系；而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不稳定和暴力升级

第3章 官僚体系

• 政治发展的讨论最近几年均集中于约束制度，但政府在受到约束之前，必须要有实际做事的能力
• 印度的问题不是缺乏法治，也不是民主不够，而是国家的失败——政府提供基本服务和官僚体系的失败
• 政府的功能：提供公共物品，监管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参与社会规范，财富再分配（例如强制性保险）
• 美国人喜欢无休止地争辩政府规模的大小，但数据显示，在争取良好结果上，政府质量比政府大小更重要
• 为什么有些地方发展出了强大国家，其他的却没有？关键原因在于改革官僚体系与容忍更广泛的民主竞争，究竟哪个先哪个后：普鲁士 v.s. 美国、希腊和意大利

第4章 普鲁士建立国家

• 马克思·韦伯：（20世纪初）讲私营部门的质量，美国是当时的典范，但它的政府却是极其落后的
• 德国：早期就发展出强大的国家和法治，只是它的负责制政府姗姗来迟
• 普鲁士国家犹如秦国，曾与邻国进行长期的殊死搏斗——战争奖励高效且唯才是任的政府，而普通的经济活动于事无补
• 从旧贵族阶级到普鲁士国家，从纳粹政权到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官员的政治态度随时代发生变化，但官僚体系的自主高效的传统基本完好无损

第5章 腐败

• 与腐败相关联的两种现象：1）政府创造和提取租金；2）庇护政治（或曰依附主义）
• 依附主义的负面影响：1）影响政府质量；2）让现有精英变得更强，阻止民主负责制的涌现
• 马丁·谢夫特：庇护政治的供应比它的需求重要得多，换句话说，当政客有机会获得可支配的国家资源时，庇护政治才会存在

第6章 民主发源地

• 不少观察者将北欧与南欧之间的差异归咎于文化问题；反例：新教的英国和冰岛也曾遭受重大危机 v.s. 天主教的西班牙。真正的分界线不是文化，而在于依附主义的存在与否
• 希腊和意大利：1）更接近19世纪的美国，成为民主政体之前，并没有发展出现代官僚体系；2）随着经济增长，依附主义并未消失（与美国恰恰相反）
• 希腊、意大利南部、中国华南、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许多乡村：忠于家庭而导致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城市化不由工业化驱动，而是整个村庄搬到城市，礼俗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由于深度不信任而未产生强而有力的政府
• 19世纪的希腊：1）政治并不围绕广大社会阶级及其各自利益组织起来，而是基于地区和氏族；2）没有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国家成了事实上的就业来源
• 福山：希腊不信任的根源在于政治，特别是缺乏强大公正的国家；希腊人从不把国家当作抽象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如德国和法国）

第8章 庇护政治和改革

• 民主能使政治改革变得困难，如19世纪的美国——宪政制衡制度使公共政策的变化既困难又耗时
• （英国）诺斯科特–屈威廉改革：呼吁停止任人唯亲，把考试作为取得公职的前提；为官僚体系改革推波助澜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创造了和平时期无法形成的改革压力
• 至关重要的一点：英国公共部门的改革发生于扩大选举权之前，等到英国政党可能受到诱惑将政府工作分配当作拉票良机，这道大门早已关上

第9章 美国开创依附主义

• 美国例外论：1）美国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缺乏传承下来的欧洲封建阶级；2）美国诞生于一场反抗（英国）集权政府的革命，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自由思想生气勃勃
•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高度组织起来的依附主义，在市政一级发展得最齐全，成为动员非精英选民的机制；穷人从政党机器那里获得好处，促使他们组织起来的是个人（短期）好处的分配，而不是广泛的纲领性议题——社会主义（例如英国和德国那样的比较正式的再分配，如全民医疗保险或职业安全就计划）从未在美国生根的原因之一
•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与当代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1）有民主制度和竞争性选举，但选票可以交易收买；2）政府质量普遍较差，但在和平时期不算是大问题

第10章 分赃体系的终结

• 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逐步拆除政党政府的依附式体系，奠定专业官僚机构的基础，比英国花了更长时间：1）威斯敏斯特体制（多数党作出快速决策）v.s. 联邦层次的改革不一定会在全国铺开；2）中产阶级较早进入精英教育机构 v.s. 在美国只集中在东北部
• 美国的经验：1）改革是深刻的政治过程，而不是技术上的；2）赞成改革的政治联盟必须基于在现存体系中没有严重利害关系的群体；3）在塑造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利益上，思想在公开场合的阐述仍至关重要；4）改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第11章 铁路、森林和美国的国家建设

• 普鲁士国家拥有最高的自主程度，无须向民主政客负责；19世纪晚期的美国则正好相反，这不是为了民主负责制，而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权；政府机构既要屈从民主意愿，又要有足够自主性，不受强大利益集团的攫取，这非常困难
• 官僚自主的个案——20世纪之交的美国农业部门，尤其是吉福德·平肖的作用

第12章 民族建设

• 通向民族认同的四条途径：1）移动边界；2）流放或肃清人口；3）文化同化；4）调整已设定的民族认同

第13章 好政府，坏政府

• 通向现代政府的两条主要途径：1）军事竞争，其创造的激励远远超过任何经济激励，也在成功的民族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2）有志于改革的社会群体结成联盟，改变体系的运作规则（如英国和美国）
• 普鲁士/德国的发展道路：由民族生存的需要建设强大的国家，对法治产生积极影响，但国家并不接受民主负责制的原则；现代国家和法治相结合，在工业化进程中推动经济增长，随即导致工人阶级的出现和社会动员；历经20世纪初的战争、革命和镇压，直到1949年才实现完全制度化的自由民主
• 美国的道路：从英国继承来强大的法治；对私人产权的坚强保护，为19世纪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过早引进普遍选举权，造就了依附主义，对国家建设造成负面影响；经济增长而涌现新兴的社会群体，在改革联盟的推动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 希腊/意大利南部的途径：发展的切入点既不是国家建设，也不是经济增长，而是社会动员（“没有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经历城市化，但没有创建大型工业部门）和早期的民主化；广泛的依附主义削弱了国家能力，从而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增长的前景
• 新兴中产阶级未必寻求终结庇护体系（如希腊/意大利）：1）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城市化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职业群体和社会关系；2）中产阶级不一定会支持改革联盟；3）文化因素，有了覆盖广泛的信任半径和社会资本，对国家的忠诚才能占据首位，超越对家庭、地区和部落的忠诚

第二部分 外来制度

第16章 白银、黄金和蔗糖

• 气候和地理是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根源，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等处建立榨取性奴隶经济，留下不平等的遗产
• 更为僵化不变的是阶级结构，它将人口分割成较白较富的精英和更穷更黑的大众，阶级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均，造成尖锐的政治两极化
• 政治不稳定打断正常的经济生活，而经济精英在维持自己社会地位的同时阻止经济社会的民主化

第17章 不叫的狗

• 拉丁美洲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太平的地区之一，暴力往往发生于民间，而不是在国家之间；原因：1）阶级分层，各国精英不愿发动起人口总动员；2）地理；3）民族认同微弱；4）外部势力强大
• 与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相比，国家也从未向公民大规模征税——行政能力单薄的体现

第18章 清洁的石板

• 哥斯达黎加的经验显示，地理和气候的物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可通过优秀领袖和当事人的选择而得以抵消
• “阿根廷之谜”：糟糕的经济记录是坏政策的结果；背后的答案是政治，1）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不同于美国，有意鼓励小农场）；2）领导风格，不是制度建设者
• 这些偏离的案例显示，人类能动性在制度发展中非常重要

第19章 非洲风暴

• 非洲新家族制的特点：1）人格主义；2）普遍的依附主义；3）国家力量软弱（反映在税收水平低下，人力资本匮乏）
• 限制非洲国家形成的因素：1）人口密度低；2）自然地理

第21章 国产或进口的制度

• 间接统治的陷阱：1）对本地知识的需求非常巨大，容易受当地人操纵；2）有些情况下，殖民当局不愿意让当地酋长做主，认为其违背“文明道德”

第22章 共同语

• 印尼的民族认同所用方式：1）综合思想的明确阐述；2）民族语言的确立（通过教育）；3）基于全国军队的专制政权支持
• 坦桑尼亚 v.s. 肯尼亚：前者把民族建设当成明确目标，努力杜绝地域主义和种族认同，结合上20世纪90年代后明智的经济政策，在近20年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速度
• 成功的民主国家受益于历史上以暴力和非民主手段完成的民族建设；印尼和坦桑尼亚当年都比现在专制得多——就共享认同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而言，先后次序和历史都很重要

第23章 强大的亚洲国家

• 强大的亚洲国家来自何方？悠久的国家传统和民族认同。与欧洲国家不同，东亚的政治发展开始时没有法治和负责制，法律只是吏治的工具
• 日本，现代国家的整合仅仅花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1）德川日本强烈的民族认同，明治维新需要建立的只是国家，而不是民族；2）官僚机构的能力增长非常出色，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教育水平）；3）（像普鲁士一样）日本国家也是在战争中炼成的
• 日本推动建立宪法，不是社会群体同意分享权力的结果，也不是中下层群体组织起来强加于天皇，而是自上而下的过程
• 从半专制的《明治宪法》到二战后改用美国在1947年起草的宪法
• 日本还为其他亚洲国家创造了另一个先例，威权统治者的道德品质，根植于儒家传统

第24章 法律在中国的挣扎

• 彭慕兰：18世纪中的欧洲与中国相比，技术或制度上并无显著优势，而是在于关键体系的综合（科学体系，技术体系，产权体系，教育体系，和在同一时间鼓励以上的政治体系）
• 在动荡时期，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中央集权统治的传统，都没有消失
• 儒家伦理是高度情境化或语境化的，好的结果不靠规则的非人格化应用；中国传统力求通过灵活的道德体系，使政府的自主性最大化
• 1978年改革以来衡量中国新兴的依法治理：1）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的程度，根本上是政治问题；2）最高级别领导的换班，至少已有制度化过程

第24章 中国国家的再造

• 中国式的自主性，能让政府在政策问题上，采取比民主政体更为大胆更为迅速的行动；在较低的级别，中共允许下级政府在执行任务时享有高度自主；中国的体制允许地方政府保留多余收入——乡镇企业：把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引进公共部门；但严重依赖金钱激励的行政体系，会为腐败打开大门
• 威权体系的成功取决于优秀领袖的不断出现，王朝中国的对策有二：1）建立复杂的官僚体系结构，限制君主的实际权力；2）以一套精密的体系培养君主。但目前中国的体系能保证好领导的持续供应吗？
• 过渡到对权力的更正式约束，可以循序渐进，首先应该着眼于法治，而不是负责制

第三部分 民主

第27章 民主为什么会扩展？

• （亨廷顿）第一波民主化：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末；第二波：二战之后（较短）；第三波：20世纪70年代初，西班牙和葡萄牙民主转型，希腊和土耳其军事统治结束，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韩国和台湾地区，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
• （马克思）劳动分工转化成社会阶级：1）旧地主，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2）地主阶级想保留旧的专制秩序；资产阶级想要保护产权自由的（法治）政权，正式的 选举民主倒无所谓；无产（工人）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支持选举民主，但这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 （巴林顿·摩尔）现代民主政体的社会基础：1）中产阶级，倾向于支持自由民主中的自由，以保护自己的权利；2）工人阶级，热衷于自由民主中的民主，侧重于再分配；3）大地主，几乎无一例外是民主的专制反对者；4）农民，有复杂不一的政治诉求

第28章 通向民主的漫长之路

• （保守的意大利思想家如莫斯卡和帕累托）正式民主的出现和选举权的扩展不会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只会以不同形式保持精英的支配地位——某种意义上，这些思想被证明是正确的
• 但所有这些19世纪的反民主论点，都接受许多支撑民族的现代概念：政府应对公民负责，具有良好政治判断的公民都应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 （布鲁斯·凯恩）把更多议题放在选民面前，结果却往往不是民意的准确表述，而是组织最好资源最多的团体对公共空间的支配
• 英国民主化的模式是精英政党推动的，还有：瑞士、智利、挪威、意大利、乌拉圭等

第四部分 政治衰败

第32章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 美国政府质量的衰败根源在于，它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法院和政党”治国，把行政的权力分给了法院和政党：1）法院不再是政府的制约，反而成了政府扩张的替代品（诉讼的激增，决策的缓慢）；2）利益集团影响力蔓延
• 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体制的监管以法院为基础，效率远远低于拥有强大行政部门的其他民主国家

第33章 国会和美国政治的家族制复辟

• 利益集团和说客的目标，并不是促进新政策，而是防止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出笼
• 多元主义理论认为，相互抗衡的群体加在一起就构成民主的公共利益，但也可以说，它们固有的对狭隘利益的过度代表，反而阻碍了代议制民主代表的真正公共利益

第34章 否决制的美国

• 在平衡强大国家行动需要与法律和负责制的能力上，美国的制衡体制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议会体制（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荷兰和瑞士）
• 美国政治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衰败，这个去中心化的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让利益集团和活跃组织拥有过度影响，它们加起来并不等于代表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

第35章 自主和服从

• 委托人–代理人框架的最大问题：视国家能力的存在为理所当然，代理人可以完全忠诚，积极投入，却仍归于失败，因为缺乏贯彻委托人愿望的知识、能力和技术
• 如要政府正常运作，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很重要（如中国传统的实践始终偏向于自由裁量权）
• 政治委托人经常颁布重叠乃至相互矛盾的任务，这些任务显然无法同时实现，因而引发官僚体系的功能障碍

第36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 政治秩序三大组件之间的紧张：1）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民主相互发生碰撞；2）高质量国家和法治之间的紧张（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争）；3）法治和民主负责制之间的紧张；4）民主本身的紧张（努力提高民主参与，实际上可能降低整个体系的民主代表性）

1926年是里尔克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春夏之交，他在书信中偶然结识了两位俄罗斯年轻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两人相约夏天去瑞士探望自己的“精神导师”，但由于各自的生活流离和奔波终究未果。两人都没想到，这一次未能成行的“失约”竟成了永别。

他们三人在这年夏天的书信往来围绕着对生命，诗歌和爱情的探索展开。帕斯捷尔纳克对创作灵感迟迟没有到来的苦闷，茨维塔耶娃身上对感情对生活永不磨灭的热情，里尔克尽管重病在身但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温和沉稳，浓缩在一季短暂的夏日中数十封饱满的信笺里。如今读来，依然感动满满，并时不时被诗者笔下生出的灵动与光彩所叹服。

茨维塔耶娃无疑是这部“1926年之夏”的核心与灵魂，也是他们三人之中最不吝惜笔墨最不“收敛”自己情感的一位。帕氏倾慕于她的天赋与才华，她也十分珍视他们之间相似的价值观和追求。在被引荐给里尔克并自此结成“笔友”后，茨维塔耶娃一发不可收，对自己的“偶像”萌发出强烈的爱慕与激情。在写给里尔克的书信里，她大谈自己的信仰，对诗歌的态度，当然，还有对夏末相见的期待。

书信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个人化”“情绪化”的文体，在本就敏感多情的诗人笔下，这些特点进一步被放大。而这本信集更加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聚焦在一段非常短的时间，和一个沟通谈不上多么顺畅的年代——等不及对方上一封信寄到，这边就得开始提笔写下一封回信了。密集的一个个日期，伴随着春去秋来时光的流淌和草木自然的更迭，更能让人感受到三位诗人笔下文字的力量。这些恣肆的情感，虽然在广阔的时局和漫长的岁月里，渺小如沧海一粟，短暂如白驹过隙，却也正因这渺小和短暂而弥足珍贵，光芒万丈。

Introduction

Unlike a correspondence that covers an extended period, this exchange of letters covers but a single moment. In one bright flash we glimpse a scene of startling concentration, more vivid in detail than if the picture were exposed to prolonged light.

Western Europeans believed that their own civilization, sunk in rationalism and atheism , had run its course and was fast declining, while Russia, a youthful land, had not exhausted its fund of primordial faith and could expect a great spiritual blossoming.

The impressions Rilke received in his first weeks in Russia confirmed his preconceived idea of it as a wholly unique country. “The poet’s image of Russia was of a land of prophetic dreams and patriarchal traditions as contrasted with the industrial West,” wrote Sofia Schill.

Pasternak was not exaggerating when he said that Rilke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his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e basis of Pasternak’s early rejection of romanticism was his striving toward perfection as a means of reshaping life.

For Pasternak Rilke offered the example of a poet who had disengaged himself from German Romanticism for the sake of European unity and the movement toward realism in contemporary art. Tsvetayeva considered Rilke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poetic spirit, but he also embodied the romanticized Germany she loved so dearly.

She [Tsvetayeva] could not have poeticized more completely–or in a sense, more destructively–her relationships with these people whom, as a rule, she had never seen, or seen but a few chance times. Yet she treated every letters as an artistic undertaking, made of it a work of literature, an outpouring of her soul.

1.

Boris Pasternak to Rainer Maria Rilke (April 12, 1926)

There is one lesson, though, which our life experience here alone teaches everyone who is willing to learn: a great thing is most full of contradictions when it takes an active form; in its reality, it is also small within its magnitude, and sluggish within its activity.

2.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April 20, 1926)

A fleeting vision of all that in the prism of momentary emotion transforms a woman into something incommensurable with human dimensions, as if she was not a human but the sky filled with the beauty of all the clouds that have ever sailed across. But that was but an element of your loveliness.

We are not spea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I have an aim in life and that aim is you. But you are becoming less my aim than a part of my labor, of my misfortune, of my present uselessness, because the happiness of possibly seeing you this summer eclipses everything else and I no longer see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whole, which may be visible to you.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May 8, 1926)

Forgive me this letter, the foolish poetry, the endless discourse on footnotes that are of course unnecessary. I will write well this summer, will examine everything from top to bottom. I will write you about you, about the ultimate, about what is most precious: about you unconditionally, “objectively.” And about the meaning, as I see it, of my life’s touching yours.

And still I feel that my not coming to you is a mistake, something lost. Life has become horribly difficult again. But this time it is at least life, and not something else.

4.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May 19, 1926)

I never knew that a beloved handwriting could, with silence, play such funeral music. I do not remember ever in my life having suffered the despair that engulfed me yesterday.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May 22, 1926)

My severance from life becomes more and more irrevocable.

More about life. I hate thing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them. Like a man who promises his wife that all will be put in order (and then she dies or something). She doesn’t care about the orderliness of life based on reason; just the common mania for putting things in order.

Not long ago I spend a beautiful day, all of it with you. I didn’t let you go until late at night. Pay no attention to my “chilliness.” There is always a sort of draft between you and me.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May 25, 1926)

When I was six years old, Boris, I read a book (an old, translated book) called The Green Princess. Only it wasn’t I, it was Mother who read it aloud. It was about two little boys who ran away from home. One fell behind, the other ran ahead. Both searched for the Green Princess. Neither found her.

Am I writing too often? I always want to talk to you.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May 26, 1926)

Hello, Boris! Six in the morning, with everything blowing and howling, I just ran into the well between rows of trees (two opposite pleasures: an empty pail, a full pail) and I greeted you with my whole body, and with the wind in my face.

Can you believe it, Boris? –I’m beginning to feel drawn to the sea by a kind of morbid curiosity–so as to be convinced of my own instability.

Have you noticed that I give you of myself in pieces?

5.

Tsvetayeva to Rilke (June 3, 1926)

Before life one is always and everything; as one lives, one is something and now (is, has–the same!)

My love for you was parceled out in days and letters, hours and lines. Hence the unrest.

Rilke to Tsvetayeva (June 8, 1926)

Here are my little pictures. Will you “despite everything” send me that other one of yours some time? I don’t want to stop looking forward to it.

6.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June 5, 1926)

Things are simpler with the sweater and the handsome leather notebook. I have put both of them aside, the sweater in anticipation of winter, the notebook in anticipation (hopeless) of exceptional inspiration. These items do not cause me the pain and bitterness provoked by the poems, which arrived at a time of my own barrenness.

Tsvetayeva to Rilke (June 14, 1926)

If I put my arms around a friend’s neck, it is natural; if I tell of it, it’s unnatural (to myself!). And when I make a poem about it, it’s natural after. So the deed and the poem are on my side. What is between accuses me. The between is mendacious, not I. When I report the truth (arms around neck), it’s a lie. If I am silent about it, it’s true.

Your elegy. Rainer, all my life I have been giving myself away in poems–to all. To poets, too. But always I gave to much, drowned out the possible response.

Rainer, last night I stepped out once more to take down laundry, for it was going to rain. And took all of the wind–no, all of the north in my arms. And his name was You (tomorrow it will be the south!). I didn’t take it home with me, it stayed on the threshold. It didn’t go into the house, but it took me along to the sea as soon as I went to sleep.

Write to me from Muzot–have the masons gone? And is the sun there? We don’t have an hour’s worth of sun, I’d like to send you the whole sun; nail it to your piece of landscape.

7.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June 13, 2016)

The letter about “Piper” will be not only about this particular work but also about many other things, some of them personal–in a word, everything suggested by the poem itself. I have not reread “Poem of the Mountain.” That is why I have not mentioned it so far. I love you with all my thoughts and embrace you tenderly. I have no faith in the year that stands between us and our meeting.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July 1, 2016)

Now more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my life I have to seek peace and moral equilibrium, pursuing my object selfishly, almost comically, like an old maid.

But I shouldn’t be telling you this, dear friend. Perhaps it is a bitter thing that I know the mechanism of feeling because I have been hurt by it. Why should I reveal it to you? … … How happy I am to be writing to you. In your company I become more pure, more tranquil. Basically you and I think alike.

God, how I love all that I have never been and never will be, and how sad that I am I. How all my neglected opportunities or those that have flown past me through no fault of my own are as nothing compared with me! Dark, mysterious, joyful, glowing with adoration. One for whom the nights were made. Physically indestructible, deathless. I fear death only because it is I who will die, without having had the chance to be everyone else. But sometimes when I am writing to you or reading what you have written, I am free of this clattering, jostling threat. Now let me embrace you strongly, strongly, and kiss you with all the feeling that has accumulated during these reflections. All my thoughts have been tinged with tenderness. Have you felt it?

Forgive me for this dull and verbose letter. At last I have cleared a path to “The Pied Piper.” Now I can read it for pure enjoyment. After all, “The Pied Piper” is not a thing one can dismiss with “I liked it immensely.” I was intrigued by the poem’s originality and wanted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it.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July 1, 2016)

Boris, everything is perfectly clear to me now: what I want is for Schmidt to say nothing. Schmidt to say nothing and you to say all.

I wish somebody would make me a present of free days. Then I would copy out Rilke’s elegy for you, and some of my own thing.

Tsvetayeva to Rilke (July 6, 1926)

Writing in poetry is in itself translating, from the mother tongue into another, whether French or German should make no difference. No language is the mother tongue. Writing poetry is rewriting it. That’s why I am puzzled when people talk of French or Russian, etc., poets. A poet may write in French; he cannot be a French poet. That’s ludicrous.

The reason one becomes a poet (if it were even possible to become one, if one were not one before all else!) is to avoid being French, Russian, etc., in order to be everything. Or: one is a poet because one is not French.

8.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July 10, 1926)

A person’s essence cannot be broken down into bits of daily living. Being heroic doesn’t guarantee anyone an apartment. Apartments are needed by those who would make new heroes (of themselves).

I understood your second letter about “The Pied Piper” instantly and in full. You read the poem as I wrote it: I read your letter as you wrote it and as I wrote the poem.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July 11, 1926)

From earliest childhood to the present, through passing years and changing circumstances, I have surrendered to the lure of ideas I couldn’t shake off, even though they were always morbid, always drained my heart’s blood, always contradicted the actualities of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changed was the ideas themselves. I never have and never will see life as I suppose others see it–Nikolai Tikhonov, for instance.

I am anxiously awaiting the poem that you say is to be about you and me. Or let me simply say I am awaiting some wonderful new poetry.

Pasternak to Tsvetayeva (July 31, 2016)

Don’t despise and don’t ridicule me. There are some things about me you don’t really understand. On the whole you may overrate me. You undoubtedly underrate certain of my serious aspects.

9.

Rilke to Tsvetayeva (July 28, 1926)

Every time I write to you, I’d like to write like you, to speak my self in Marinian, by your equable, and withal so feeling, means.

As you see, I am again away from Muzot: to see, here at Ragaz, my oldest friends and the only ones whom I considered still linked to me from Austrian times (how much longer? for their age overtakes me by a great span …). And with them came, unexpectedly, a Russian woman friend of theirs; a Russian–think how this struck home with me! Now they are all gone, but I’m staying on a little for the sake of the beautiful aquamarine-clear medicinal springs. And you?

Tsvetayeva to Rilke (August 2, 1926)

You are always traveling, you don’t live anywhere, and you encounter Russians who are not me. Listen, so you’ll know: In Rainerland I alone represent Russia.

Tsvetayeva to Rilke (August 14, 1926)

Rainer, write me a postcard, just two words: train letter received–or not received. Then I’ll write you a long letter.

Rainer, this winter we must get together, somewhere in French Savoy, close to Switzerland, somewhere you have never been. (Or is there such a never? Doubt it.) In a tiny little town, Rainer. For as long as you like; for as briefly as you like.

Tsvetayeva to Rilke (November 7, 1926)

Dear Rainer,

This is where I live. –I wonder if you still love me?

MARINA

Epilogue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February 8-9, 1927)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best for me and the best on this earth have coincided. Is it not but natural that he should have gone? How do you regard life? For you his death is not in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For me his life is not in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is in a different order, is itself a different order.

Ah, but here is the main thing. How could you have made the focal point of your letter the temporary divergence of our ways–yours and mine–for an hour, a year, ten years–instead of the lasting separation from him for all of our lives, for all of this world … … Can’t you see, Boris, that the divergence of our ways or any other personal thing in our lifetime has now been reduced to nothing. Then, he “hoped,” “wanted,” “resolved”; now: all is over.

Tsvetayeva to Pasternak (May 11, 1927)

Don’t misunderstand me: I live not to write poems, I write poems in order to live. (Who would make writing poems an end in itself?) I write not because I know, but in order to know. Until I’ve written about a thing (have looked at it), it doesn’t exist. My way of knowing is through expression–there’s the knowledge, right from under the pen. Until I’ve written a thing, I don’t think about it. (You’re the same, you know.)

引子

四个人谈了一小时，汪小姐与李李先辞。空气静了下来。阿宝吃一口咖啡说，沪生想啥。沪生说，忙了一天，头昏眼花。阿宝说，看见了李李，我想到了以前小毛的邻居，大妹妹。沪生笑说，是有几分像。阿宝说，白萍有信来吧。沪生说，相当少。阿宝放下咖啡杯，感叹说，大妹妹，还有小毛，多少年不见了，时光真快呀。沪生不响。

壹章

过街长廊全部是人，沪生无聊。小毛此刻转过身来，指书中一段让沪生看，是繁体字，樸刀李俊，滾了馬石寳，泥进剛賈信，悶棍手方回，満天飛江立，就地滾江順，快斧子黑雄，搖頭獅子張丙，一盞燈胡冲。沪生说，这像《水浒》。小毛说，古代人，遍地豪杰。

二章

大家笑笑，几圈下来，康总一直让梅瑞吃碰，打到五点半结账，梅瑞独赢，粉面飞红。大家准备夜饭，康总炒菜，梅瑞做下手。几次宏庆走到灶前来，汪小姐喝一声说，去烧火呀。最后大家坐定，小菜不咸不淡，配本地黄酒，一镬子鱼头粉皮，居然慢慢吃净。

康总说，人真是怪，蚕宝宝跟大青虫，形状差不多，松鼠跟老鼠，面孔一样，前面两种，人就欢喜，后两种，一见就厌。梅瑞说，我养过蚕宝宝，北京西路的张家宅，有大桑树，男同学年年爬上去，一张一张采。康总不响。两人并肩而立，月光下，四周寂静。康总觉得，梅瑞靠得近，闻到发香。月亮移进一朵云头，然后钻出来，是所谓白月挂天，苹风隐树……

汪小姐说，有一种女人，开口就谈情调，谈巴黎，谈吃茶，谈人生，这是十三点。开口闭口谈小囡，奶瓶，尿布，打预防针，标准十三点。一开口，就是老公长，老公短，这是妖怪。

……还有一个律师沪生，喜欢半吊子婚姻，老婆早就去了外国，无所谓，专门乱混，即便劳民伤财，仍旧坚持基本原则，一点不动摇，有啥办法呢。梅瑞说，老毛最高指示，天要落雨，娘要嫁人，我有啥办法，少管为妙，但心里烦。康总不响，眼看窗外，雨打芭蕉。

叁章

这天夜里，父母做夜班，西康路24路电车，当当当，开了过去，听见二楼爷叔一声咳嗽，银凤上下楼梯，接水，然后变静。老虎窗外面，北风寒冷，听见西康桥方向，夜航船马达声，船笛声，苏州河叶家宅一带，河对面一长排粪码头，岸边的空舱分驳子，吃水浅，甲板摇摇晃晃，高过防汛墙。

两个人话题散漫，走到船民小码头，沪生买了油墩子，两人慢慢吃。河上传来拖驳的汽笛，两长一短。对面中粮仓库，寂静无声，时间飞快，阳光褪下来，苏州河变浓，变暗。沪生说，有空来拉德公寓。小毛答应。

四章

月轮残淡，天越来越明，鸟鸣啁啁然，逐渐响亮，终于大作。半夜出发，无依无靠，四个荒唐子，三更流浪天，现在南依古园，古树，缄默坐眺，姑苏朦胧房舍。苏州美术馆几根罗马立柱，渐次清晰起来，温风如酒，波纹如绫，一流清水之上，有人来钓鱼，有人来锻炼。三两小贩，运来菜筐，浸于水中，湿淋淋拎起。大家游目四瞩，眼前忽然间，已经云灿霞铺。阿宝说，眼看沧浪亭，一点一点亮起来，此生难得。

伍章

小毛说，苏州河旁边，经常看人摇橹，天气阴冷，吃中饭阶段，河里毕静。姝华说，从来没去过。沪生说，有风景。小毛说，下游到三官堂的稻草船，上游去天后宫批发站码头青皮甘蔗船，孤零零，一船一船摇过来，一支橹，一个人摇。船大，两支橹，一对夫妻，心齐手齐，一路摇过来，只听得一支橹的声音。姝华说，词意浅易，词短韵密，无非一点闺怨，写满相思，只这两首，我欢喜的。

六章

……结婚多年，要方要圆，随意家常，但天天面对糯米团子，难免味蕾迟钝，碰到梅瑞，等于见识“虾籽鲞鱼”，即便梅瑞一再谦称，是白纸一张，自有千层味道，等于这种姑苏美食，虽然骨多肉少，不掩其瑜，层层叠叠，浑身滚遍虾籽，密密麻麻小刺，滋味复杂，像梅瑞的脾气，心机，会哭会笑，深深淡淡，表面玲珑，内里凌厉，真也是鲜咸浓香。

八章

苏安停了一会说，徐总陪汪小姐上楼，休息到现在，不见动静。李李看手表。大家不响。天井东墙，飞檐小戏台里，端坐男女两位评弹响档，先生一身海青长衫，女角是圆襟朱地梅香夹旗袍，腰身绝细。两人出尘清幽，目光静远，醒一醒喉咙，琵琶弦子，拨响两三声。先生一口苏白，开腔道：欢迎各位上海客人，春风春鸟，秋风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今朝天气蛮好，各位刚刚看见，前面天井金鱼池里，残荷败叶，也是好看，有古诗一首，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苏州绣花娘子，个个晓得，鱼戏莲叶，意盼情郎。

十章

梅瑞说，人讲的故事，往往是表面文章，懂了吧。康总不响。

拾壹章

居委会女干部说，外地乡下户口，乡下女人，赖到上海不肯走，为啥。小阿姨跳起来说，来帮我的阿姐姐夫，我不犯皇法，叫派出所来捉呀，我的死腔男人，就是派出所的，张同志李同志，我认得多了，我打电话就来，试试看。居委会女干部一呆。小阿姨说，太气人了，逼煞人不偿命。另一个女干部说，喂，嘴巴清爽点。小阿姨忽然朝干部面前一横说，我怕啥，我怕抄家吧，抄呀，抄呀，抄抄看呀。阿宝与阿宝娘去拖。此刻，旁边的大伯忽然解开腰带，长裤一落到底。大伯说，请政府随便检查，我啥地方有黄金。几个女干部，看见眼前两条瘦腿，一条发黄的破短裤，立刻别转面孔，低头喊说，老流氓，快拉起来。下作。

两人垂头丧气，朝东漫走，最后转到思南路。这一带树大，相对人少，梧桐叶落，沿路无数洋房，包括阿宝祖父的房子，已看不到红旗飘飘，听不到锣鼓响声，沸腾阶段已经过去，路旁某一幢洋房，估计搬进了五六户陌生人，每个窗口撑出晾衣竹竿。两人坐到路边，一声不响。姝华说，人与人的区别，大于人与猿的区别，对吧。沪生不响。

阿婆说，喜欢黄金，天经地义，虽有神仙，不如少年，虽有珠玉，不如黄金。蓓蒂捂紧耳朵说，好了，不要讲了。

十二章

小琴说，我以前一直认为，人等于是一棵树，以后晓得，其实，人只是一张树叶子，到了秋天，就落下来了，一般就寻不到了，每一次我心里不开心，想一想乡下过年，想想上海朋友的聚会，就开心一点，因为眼睛一霎，大家总要散的，树叶，总要落下来。

拾叁章

于男人面前，钢琴是女人，女人面前，又变男人。老人弹琴，无论曲目多少欢快跳跃，已是回忆，钢琴变为悬崖，一块碑，分量重，冷漠，有时是一具棺材。

十四章

林太说，情调很赞，我原以为，喝个巴黎咖啡，看个甲板日落，数个草原星星，是情调，酒中风格天地别，一个女人家，古旧大床懒洋洋醒来，面如桃花，娇柔无力，老绅士殷勤伺候，焚香沐浴，窗下歌弦，秋风鸣悲，一百五十年前，两江总督三姨太，也不过如此耶。古太笑说，编。

拾伍章

……这几种扳手里，美女式最是精美，尤其正面双峰，先要钻一对绝细的孔洞，压进两粒粉红尼龙棒料，然后，双面锉成粉红凸点，砂纸打出圆势。二百多斤樊大胖子，大手大脚，特号背带裤，大额角上面，套一只钟表眼罩，工具摊开一台子，只为一个拇指大小的钢制美女服务，件件合金钢锉刀，堪比柳叶嫩芽，更细更柔。樊师傅十根胡萝卜胖手指头，灵巧非凡，美女逐渐颠鸾倒凤，曲线毕露，逐步顺滑，滚热，卷发飘飘，这真是缭乱青丝，锦衾怜月瘦。

沪生，我写信来，是想表明，我们的见解并不相同，所谓陈言腐语，“花鸟之寓目，自信心中粗”，人已经相隔千里，燕衔不去，雁飞不到，愁满天涯，像叶芝诗理所讲，我已经“支离破碎，六神无主”，也是身口自足。我们不必再联系了，年纪越长，越觉得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情态，已经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

……1967年深秋，一个下午，沪生陪姝华，走进中山公园，去看一看华东最大，还是远东最大的法国梧桐，公园门口，一样贴满大字报，但越往里走，等于进入一个分场，寂无一人，四顾旷莽，园北面有西式大理石音乐台，白森森依旧故我，旁边一口1865年铭记的救火铜钟，已遍寻不着，另有一条小径，上跨一座西式旱桥，静幽依然，满地黄叶。

十八章

阿宝说，天堂的水面上，阳光明媚，水深万丈，深到地狱里，冷到极点，暗到极点，一根一根荷花根须，一直伸下去，伸到地狱，根须上，全部吊满了人，拼命往上爬，人人想上来，爬到天堂来看荷花，争先恐后，吵吵闹闹，好不容易爬了一点，看到上面一点微光，因为人多，毫不相让，分量越来越重，荷花根就断了，大家重新跌到黑暗泥泞里，鬼哭狼嚎，地狱一直就是这种情况，天堂花园里的菩萨，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是笑眯眯，发觉天堂空气好，蜜蜂飞，蝴蝶飞，一朵荷花要开了，红花莲子，白花藕。李李说，太残酷了，难道我抱的不是阿宝，是荷花根，阿宝太坏了。

二十章

阿宝说，这套照片，肯定是男人拍的。沪生不响。阿宝说，女人的照片，照相机端到男人手里，还是女人手里，选择的角度，味道，不一样。

陶陶说，男人为啥只欢喜邓丽君。沪生说，为啥。陶陶说，邓丽君金曲，唱来唱去一个字，嗲，听不到半句埋怨，其他女人，开口一唱，就是鉴貌辨色，冷嘲热讽，要死要活，夹头夹脑，一肚皮牢骚，阴阳怪气，怨三怨四，搞七搞八，横不好竖不好，还以为，这是男人最吃的嗲功，妖功，男人吃得消吧，根本吃不消。

贰拾壹章

小毛有一点醉，慢慢走回大自鸣钟，已经九点敲过，小毛懒得开门，走后弄堂，后门敞开，听见理发店堂里有人说笑。小毛身体一避，里面坐定两个人，一个女人靠了镜台，仔细听口音，是阿宝，沪生，银凤。三人有说有笑。银凤说，小毛的女朋友，交关标致，有房子。沪生说，太不够朋友了，我跟阿宝，为啥一点不晓得，有啥可以瞒的。阿宝说，嫂嫂结婚几年了。银凤嗲声说，我年纪大了。沪生说，嫂嫂笑起来好看。银凤笑说，我晓得沪生，早就熟的，一道看过电影。沪生说，这我记得，《多瑙河之波》，船长跟安娜。银凤软声说，是呀是呀。阿宝说，我一般只是夜里过来，嫂嫂哪里会认得。银凤笑说，这是秘密。沪生说，笑起来好听。银凤轻笑，撩心撩肺。阿宝说，这个小毛，看到了新娘子，走不动路了。沪生说，大概是过夜了，这是允许的。银凤说，沪生真会说戏话。小毛靠了门框，一股热血涌上来，慢慢走近理发店。三个人发现小毛，身体一动。银凤穿一件月白棉毛衫，手拿一条毛巾，路灯光照过来，浑身圆润，是象牙色，但此刻，小毛毫不动心，也并不难过。小毛拿出春香的照片说，讲得不错，我确实要结婚了，从现在起，大家不要再虚伪，不需要再联系。沪生说，小毛，做啥。小毛说，本来就不是结拜弟兄，我走我独木桥，以后不必要来往了。阿宝说，小毛，酒吃多了。小毛说，我死我活，我自家事体，从今以后，大家拗断。阿宝与沪生立起来说，小毛。银凤不动，凛若冰霜，忽然蹲下来抽泣。

兰兰领沪生到楼上听唱片，阿宝与雪芝，落子棋枰，房间里静，阿宝想到雪芝卖票的样子，心生怜惜。这天回去的路上，沪生看了看阿宝说，连输了两盘，肯定是有意的。阿宝说，我一直是臭棋，从来不动脑筋，只是看雪芝，夹一粒黑子，端端正正揿下来，滴的一记，雅致相。沪生不响。阿宝说，棋一动，就晓得对方心气，无论打劫，死活，收官，雪芝根本无所谓，一点不争。

事后，银凤抽泣一阵，木然上楼。两个人呆坐许久，沪生说，还是走吧。沪生拉了阿宝，走出店门。阿宝说，结束就结束。沪生不响。阿宝说，最后再看一看，理发店这一页，也就翻过去了。沪生看定寂静的弄堂，路灯昏黄，一只野猫穿过。沪生说，如果是结拜弟兄，也许就好一点。阿宝叹息说，人是要变的，情况变了，一切会变。沪生不响。

贰拾叁章

沪生撩开发黏的头发，看看姝华眼睛说，走到哪里去，上海还是吉林。姝华双目瞪视，想了想说，到苏州去，到沧浪亭好吧，波光如練，燭盡月沉。沪生说，出毛病了，快走。两个人拖拖拉拉，踏进公兴路一家饮食店，叫两碗面，两客生煎，沪生毫无胃口。姝华低头闷头吃。沪生说，吃了以后，就回南昌路。姝华说，我想去吉林。

两个人讲到此地，也就起身。春香点洋风炉，烧泡饭，小毛叠被铺床。等两人坐定吃饭，小毛说，理发店里，生意还好吧。春香说，还可以。小毛说，看见啥人了。春香说，二楼爷叔。小毛说，还有呢。春香筷子一搁说，对了，二层楼的海德银凤两夫妻，已经调了房子，搬到公平路去了，据说离轮船码头近，比较方便。小毛说，搬场了。春香说，搬了一个多月了。小毛闷头吃泡饭。

春香开电灯，小毛看着春香，独自发呆。春香说，老公想啥。小毛不响。春香说，有啥不开心了。小毛说，我开心呀，吃了点酒，喜欢静一静。春香说，我明白了。小毛不响。春香说，小毛想啥呢。小毛不响。春香说，小毛是想朋友了。小毛不响。春香说，想沪生阿宝对吧。小毛说，瞎讲八讲。春香说，今朝台面上，只是老公的师父，同门师兄弟，我心里一直是想，小毛的好朋友呢，自家的贴心的好朋友呢。小毛说，朋友太忙，我一个也不请了。春香说，做男人，要有最好的朋友，如果一道请过来，有多好。小毛不响。

贰拾伍章

房间里静，窗台上有一只蹦蹦跳跳的麻雀。阿宝觉得，只有电影蒙太奇，可以恢复眼前的荒凉，破烂帐闱，墙壁，回到几十年前窗明几净的样子，当年这对夫妻，相貌光生，并肩坐到窗前，看月的样子，娴静，荒寒，是黑白好电影，棱角分明，台面上摆了月饼，桂花糕，一壶清茶，黎老师年轻，有了醉态，银烛三更，然后光晕暗转，龙凤帐钩放落，月明良宵。

贰拾柒章

阿宝说，小姑娘有良心。沪生说，啥叫良心，兰兰到我房间里哭了两趟，哭归哭，我心里明白，香港比上海好，我理解，人往高处走，是应该的，结果，兰兰见了香港男人两次，也就登记了。阿宝说，后来呢。沪生说，后来就是现在，刚刚看见吧，忙进忙出，预备结婚，兰兰娘还想请我去吃囍酒，笑话吧。阿宝恍惚说，如果雪芝，也这样问我，就好了。

阿宝朝前几步，闻到胸口的润滑油味道，想到小毛遥远的诗抄，塞客衣单，孀闺泪尽。空气里，夹有淡淡樟脑气息，一丝丝清晰。窗前，挂有新写的大字对子，雪芝喜欢称呼旧名字“堂翼”，“中翼”，也叫“耀壁”，纸有一点皱，七言下联是，進退追遁還逍遥。墨浓意远，字字宝塔，刚秀笃定。记得雪芝讲过，“走之”对联，十四个偏旁相同，是写成一样，还是顺势随意，难，大字怕挂，真是难，起讫要分明，题识要好，写字是求趣，否则就是账房笔墨了。

尾声

养老院花园旁边，是铁丝网围墙，外面有一条废弃铁路，荒草从枕木里长出，几乎湮没红绣的轨道，几只野猫走动，异常静。小毛说，最近，我经常梦到从前，见到了姝华，拉德公寓，醒过来，难免胡思乱想，梦里也见了蓓蒂，杨树浦小赤佬马头，沪生爸爸书架里，第一次看到女人下身图画，赞，详详细细，乱梦堆叠，想到以前抄的，春病舆春愁 / 何事年年有 / 半為枕前人 / 半為花间酒，我现在懂了。三个人不响。

阿宝说，“文革”最难得的镜头，真不是吵吵闹闹，是静，是真正静雅，1972年，我每次离开闸北鸿兴路，会去附近的老北站，宝山路三层阁，看一位老阿姐，有次一上楼梯，就听阿姐开文艺腔，国语读诗，彷徨的日子將不再有了 / 當我缢死了我的錯誤的童年。沪生说，穆旦，快樂又繁茂 / 在各様的罪悪上 / 積久的美德只是為了年幼人。阿宝说，是呀是呀，每礼拜三，阿姐讲全本《简·爱》，西晒太阳，地板毕剥作响，实在的静，讲过《贝姨》，《九三年》是旧版本，雨果叫“囂俄”，阿姐几乎默记，一面结绒线，一面慢慢讲，我到现在，还是记得“肃德莱树林”，兵士小心翼翼，四面开满了野花，菖兰花，沼泽地菖蒲，草原水仙，预告好天气的雏菊花，春天番红花，刺刀上空，听见鸟啭。

沪生说，我一直听玲子讲，阿宝比较怪，一辈子一声不响，也不结婚，皮笑肉不笑，要么讲戏话，阿宝的心里，究竟想啥呢。阿宝笑笑说，一样的，玲子也问过我，讲沪生这个男人，一直不离婚，只是笑笑，要么讲，“人们不禁要问”，文革腔，玲子完全不了解，搞不懂沪生心里，到底想啥呢。沪生笑笑不响。

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1991-2001）

——如今，贫困成了耻辱，甚至不健身也要羞愧……简单地说就是显得你不成功。我属于打扫庭院和看门人那一类。曾经有一种内心流亡的方式，就是只过自己的日子，不去注意四周，不去管窗外的事情。……那时工程师挣一百三十卢布，而我在锅炉房挣九十卢布，就是说我情愿少得到四十卢布，以换取绝对的自由。……一切都在改革中结束了，资本主义迅猛袭来。九十卢布变成了十个美元，这样根本活不下去，于是我们就从厨房走到了大街上，结果发现原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理念，……还有新的游戏规则：有钱，你就是个人；没有钱，你就啥都不是。谁在乎你是否通读过黑格尔？……以前经常回忆起我们的“厨房生活”……那是什么样的爱情啊！多么美丽的女人们！那些女人鄙视富人，不可能用金钱买到她们。可现在世道变了，没有任何人有真感情，大家都为了赚钱。

——民主是个我们不认识的野兽。那时候我们多么疯狂，跑来跑去，到处开会：我们知道了有关斯大林的所有事情，知道了有关古拉格的真相，我们读到了雷巴科夫的禁书《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和另外一些好书，我们全都成了民主党人。……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为此做好了准备……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反苏情绪，他们想的只有一件事：好好过日子。

——苏维埃时代，这是个神圣而富有魔力的词汇。由于惯性原因，在知识分子的厨房里人们仍然在谈论帕斯捷尔纳克，一边熬汤，手中还拿着阿斯塔菲耶夫和贝科夫的书，然而生活最终已经证明这些不重要了。……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改变，只有在书中没有变。俄罗斯长篇小说从来不教读者如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如何致富……奥勃洛摩夫一直躺在沙发上，契诃夫的主人公永远是边喝茶边抱怨生活……（沉默）中国人说，在变革的时代别指望上天保佑你。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还是原来的自己。体面的人们都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到处都是你争我夺……

——我们为什么不审判斯大林？我来回答你吧：要是审判斯大林，就得审判我们自己的亲属和朋友，那些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我来说说我的家庭吧……今天所说的那些刽子手，他们其实也都是平常人，并不可怕……举报爸爸的是我们的邻居，尤拉叔叔。妈妈说，就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那年我七岁。尤拉叔叔经常带着他的孩子和我一起骑马，一起钓鱼，他还帮我家修理栅栏。您瞧，一个刽子手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一个普通人，甚至是好人、正常人。爸爸被捕后的几个月，他的弟弟也被抓走了。到了叶利钦时代，他们把爸爸的档案给了我们，其中有几封检举信，一封是奥丽雅阿姨——他的表妹——写的……奥丽雅是一个美丽开朗的人，歌唱得很好。现在她已经老了，我问她：“奥丽雅阿姨，给我讲讲1937年吧。”“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我在恋爱。”她对我说。……爸爸的弟弟，我的叔叔终究没能回家，他失踪了，消失在监狱还是劳改营，没人知道。虽然很难开口，但我还是问了这个一直折磨我的问题：“奥丽雅阿姨，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在斯大林时代，你在哪里看到过一个诚实的人吗？”（沉默）还有一位巴维尔叔叔，曾在西伯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队里服役……您明白，其实不存在化学上那么纯粹的邪恶……不仅斯大林和贝利亚，尤拉叔叔和美丽的奥丽雅阿姨也是的……

——社会主义强迫人们生活在历史中，沉溺于某种伟大……

——我们班上有个贫穷的女孩，她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死亡，留下她和奶奶相依为命。她长年只有一件衣服穿。但是没有一个人同情她。怎么这么快啊，贫穷成了一种耻辱……

专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谜

叶莲娜·尤里耶夫娜：

——在劳改营的头两年，谁都不相信能活着出来；刑期五六年的人还会回忆家庭，刑期十至十五年的人从来不提家庭。他们谁都不敢想，不管是妻子，还是孩子，或者父母，都从来不提及。“如果你想家的话，那你是活不下去的。”这也是爸爸的原话。但我们一直在等着爸爸。……他终于回来了，那天奶奶在篱笆门外看见一个穿着士兵大衣的人，就问：“当兵的，你找谁呀？”“妈妈，你都不认识我了？”

——爸爸活着的时候，从没有任何抱怨，他知道“一个人要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面包、洋葱和肥皂，”……我们父母这代人已经不在了，如果谁留下来，那么他们应该被送进博物馆……他们经历了多少苦难啊！当爸爸平反时，只给他发了双倍的士兵军饷，就补偿了他全部的苦难。但我们家里很长时间里都高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很长时间，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活得很大度，他认为那个时代就是这样。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但是人们建设了强大国家，战胜了希特勒！这些都是爸爸的话……

——我现在很愿意回忆往事……我想弄明白过去是怎么过来的。不仅我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的，苏联的经历。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什么都不是，等于零，在生活的最底层，但是苏联时期他可以写信给报纸，走进区委会投诉，给领导或者不好的服务提意见，也可以举报丈夫不忠……我不否认这些也都挺愚蠢，但是今天有谁还会听普通人说话？谁还需要普通人？您还记得苏联时期的街道名称吧，冶金学家大街、爱好者大道、工厂街、无产阶级大街……那时候，小人物是受重视的，可以发表宣言，上电影屏幕。就像您说的，现在谁都不必遮遮掩掩了。没有钱就走开！

安娜·依琳尼奇娜：

——那时候的信仰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我们都相信：时候到了，停在街上的公共汽车把我们载去参加民主集会。我们憧憬着住进美丽的房子，而不是赫鲁晓夫的灰色建筑中，我们会建成高速路取代破旧的公路，一切都将变得美好。但谁都没有去寻求合理的证明。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证明。但是为什么还要相信？因为我们是用心去信，而不是用理智去信。我们是用心去投票站投票的。谁都没有具体说应该做什么，反正自由就是一切了。如果你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电梯里，那么你的梦想就只有一个：打开电梯门。

叶莲娜·尤里耶夫娜：

——那些自称共产党员的人，突然宣称他们从小就仇恨共产主义。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党证。一些人是默默地把党证交上来，还有一些人是砸着门进来的。也有人是夜晚悄悄溜进区党委大楼，像小偷一样。请来诚实地同共产主义告别吧，不要那样偷偷摸摸。……我遇到一个女邻居，她为有了一个德国咖啡机而开心，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太幸福了！”可是不久前，就在不久前，她还彻夜排队购买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呢，现在却为一个咖啡机而疯狂，为了一些破东西而开心……他们与党证分手，就好像和什么废品告别似的。虽然很难相信，但是几天之内真的一切都变了。就像你在回忆录中读到的，沙皇俄国只有三天就消失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也是一样，都是几天而已。

——人们都在展示着自己，鲜明，鲜亮。不论是生人还是熟人，甚至亲戚，以前相遇时都会说：“你好吗，叶莲娜·尤里耶夫娜？”“身体好吗，叶莲娜·尤里耶夫娜？”可是现在这里的人们大老远看到你，马上就穿越马路到对面去，就是不想打招呼。

——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人人都以为我们分了党的钱，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石油管道的份额，至少也有个小加油站。反正我是既没有加油站，也没有商店，也没有摊位。……我回到学校教书，带学生们重读最喜爱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作品。其他人怎么样？我的同志们的命运各自不同。一位指导员自杀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得了精神分裂症，在医院躺了很久。有人成了商人——区委第二书记成了电影院院长。还有一个区委指导员成了牧师。我跟他见过面，谈了好久。人可以等待第二次生命。我很羡慕他。

安娜·依琳尼奇娜：

——人们可能会嘲笑我们的那些日子，说那是一场轻喜剧、滑稽剧。但是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是十分严肃、认真和诚实的。全都是真实的，我们也都是真心实意的。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对坦克。……当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和感人的眼泪。人群中会突然有人大喊起来：“谁那里有救心丸啊，这里有人发病了。”马上救心丸就出现了。……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拍下照片，没有人把这些详细记载下来。非常遗憾。人心齐，有秩序，也很感动人……然后又出现了旗帜和音乐，众志成城……不过生活中的一切都支离破碎，泥泞肮脏……

——我经常回忆，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好像身边还有人喊道：“坦克！坦克来了！”大家手牵手站成一条人链。又一次深夜两三点钟，身边有个男人拿出一包饼干递给我：“你爱吃饼干吗？”于是所有人都来拿他这些饼干。我们就都笑了。我们想要饼干，更想要生活！但是我，至今……都会为那时候的我感到幸福，为当时和丈夫在一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我感到幸福。那时所有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也为当时的我们感到遗憾，我们已经不是过去那时候的样子了……特别遗憾。

兄弟和姐妹，刽子手、受害者和选民

女邻居玛琳娜·吉洪诺夫娜·伊萨伊齐克讲的故事

——那个家里有一个很老很老的老爷爷，他连第一次对德战争都仍然记得。他一边喂两个孩子吃饭，一边哭：“可怜的宝贝，要是他们抓到你们的话，你们就苦了。要是可以，不如我自己杀了你们。”就是这样说的，却被一个魔鬼全听到了……（画十字）三个德国人驾着黑色摩托车，带着一条黑色大狼狗来了。有人告密。总是有这样的人，他们的心很黑。

——入学需要填写表格，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你或你的亲属是否曾经被俘或者在占领区居住过？我的答案是肯定，当然是。学校校长就把我找到办公室问我：“小姑娘，请拿回你的证件。”他是在前线打过仗的，少了一只胳膊，一只衣袖是空的。这样我才知道，我们……所有在占领区生活过的人……都是不可靠的，都是嫌疑人。这时候已经没有人说我们是“兄弟姐妹”了……四十年后这些问卷才被废除。四十年啊！废除这个表格时，我的生命都要结束了。

——我们建设啊，建设啊，萨沙去垦荒了。他也在建设共产主义！建设光明的未来。他说冬天在帐篷里睡觉，没有睡袋，只是蜷缩在自己的衣服里。他的手冻伤了，但还是感到自豪！“一条道路漫长无尽，祝福你，处女地！”……和我一样，他也是先进工作者和人民代表。生活就这样飞一般地过去了。毫无痕迹，无法追寻……

——当棺木从木板房里抬出来时，人们把米撒在门前。这样做是为了生者更容易生活，是传统的习俗。人们把棺材摆在院子里，他的亲戚中有人出来祷告：“请宽恕善良的人们把。”“上帝宽恕了。”大家都简单地答道。宽恕什么呢？他生前和任何人都和睦得像一家人。你没有的我给你，我没有的你送来。我们都喜欢过节。我们一起建设了社会主义，可是现在广播上却说社会主义结束了，而我们还停留在这里……

耳语和呐喊……还有高兴

——警察向我们确认说：“这些是极权主义时代的物品，我只是负责稽查毒品和色情的……” 一个党证卖十个美元——还说不是色情？光荣勋章……或者是这个带列宁像的红旗，用它们换美元？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作为某种装饰品中的一个部分，他们在拿我们开心。我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我站在那儿就哭了。旁边的意大利人还在试穿试戴军大衣和红星大檐帽，一边说，“卡拉绍，卡拉绍！”满嘴说着……拙劣的俄语。

——为了早些加入共青团，我虚报年龄，给自己加了一岁。我爱走那条总是播放广播的大街……广播，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全部。一打开窗户，音乐就飘进来，这种音乐马上激荡你起床，并且在家里就走起正步，仿佛你正在队列里一样。或许有人说这是个牢笼，但对我来说这是温暖的牢笼。

——我感到被孤立了，生活一次次把我拉向泥淖，落在地上。我的孩子们已经按照新法则生活了。他们不需要我了，我成了所有人的笑料。……我最近整理旧物，找到了我年轻时的日记：记录着我的初恋、初吻和所有我如何热爱斯大林、准备死也要见到斯大林的全部日记。通篇都是疯狂的笔记……我想要扔掉他们——但舍不得，藏起来又害怕。只要被人发现，他们会对此大开玩笑，讥讽我嘲笑我。

施舍的回忆和欲望的感觉

妈妈讲的故事

——艺术热爱死神，我们的艺术对死神尤其钟情。我们的血液中就有崇拜牺牲和死亡的基因。生活向往的是主动脉的破裂。……我们从来不谈生活，或者很少谈……总是谈英雄！英雄！英雄！英雄的生活……

与伊戈尔朋友的谈话

——实际上对于傻乎乎的我来说，只要有言论自由就足够了，因为就像我很快发现的那样，其实我就是个苏联女孩，我们吸收的苏联元素，比我们感觉到的更多。只要给我读多夫拉托夫，还有维克托·涅科索夫，再让我听听加里奇的演唱，对我就足够了。我并不梦想到巴黎蒙马特去，也不梦想去看高迪的神圣家族大教堂，只要让我们自由地读书和说话就行了。

——无数个这样的盒子罐子，人们把它们带回家作为圣物一样，东西用完后，小罐子也不扔掉，摆在书架或橱柜玻璃门内的显眼的位置上。人们把一批封面光滑闪亮的杂志作为经典作品阅读，极为虔诚地相信：在这个封套里面，在这个封皮的后面，就是美丽的生活。

另一种圣经和另一种信徒

——不久前一个漂亮女士给我做的专访令我受到了伤害。她一开始就“启发”我，说我们当年是生活在一个何等可怕的时代。她是在书里了解到我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确实是那时出生的，来自那个年代。于是她对我说：“你们曾经是奴隶，斯大林的奴隶。”乳臭未干的小丫头！我才不是奴隶呢！不是！虽然我现在也满腹狐疑……但是我不是奴隶……

——你们不能按照一般的逻辑法则来审视我们，不能像会计师那样计算！你们必须明白，能够判定我们的只有宗教法则！这叫信仰！……对你们来说什么是伟大？什么都不是。只有舒适的生活。

残酷的火焰与高尚的救赎

——叶利钦就任总统之初曾发誓说，如果他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准，就去卧轨。如今这种生活水准不仅是降低，而是坠落了，可以说是落入深渊了。但是叶利钦并没有去卧轨。真正卧轨的，是老兵齐梅良·吉纳托夫……

——他们觉得就和童话一样，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战士们为什么牺牲生命也要救下战旗？可以再缝一面新的嘛。”我们战斗，我们杀敌，都是为了谁？是为了斯大林吗？傻瓜，都是为了你们这一代啊！

——有的人窃取了工厂或者集体农场，有的人在行骗，人们就这样活下去……而我家的那位，却还活在云端，一直不接地气。我们女儿在一家药店工作，有一次她带回来一些稀缺药品，想卖出去赚一些钱。不知怎么被他知道了，莫非是嗅到了味道？他就冲着女儿大骂：“你应该感到无耻！无耻！”还把女儿赶出了家门。我无论怎么做都不能让他平静下来。其他老兵都按照规定享受着待遇。“去找找他们吧，”我求他，“或许他们也会发给你一些东西的。”但他瞪着眼睛大吼：“我是为祖国去打仗的，不是为了特权。”他一整夜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一声不响，叫他他不回应。他不再和我们说话了。他正经历着巨大的痛苦，不是为我们而痛苦，不是为自己的家庭，而是为所有人、为国家而痛苦。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跟着他吃尽了苦头……我在这儿把您当成一个女人，而不是当成一位作家，和您诚实地说吧：我从来没理解过他……

他去挖了些土豆，穿上了体面些的衣服，就去了自己的要塞。他没有留给我们一张纸片。只给国家、给陌生的人们写了遗书。什么都没有写给我们……只言片语都没有留给家人……

苦难中的甜味和俄罗斯精神的焦点

奥尔加·卡里莫娃：一段爱情故事

——我爸爸是1945年从战场上回来的，浑身是伤，精疲力竭，还因为受伤而重病缠身。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者们！只有他们的妻子知道，和胜利者的日子到底是怎样过来的。……我们的男人都是蒙难者，他们全都带着创伤，是在战场上、在监狱中或是在劳改营中受到的创伤。战争和监狱，这是俄语中两个重要的词汇。是俄语特有的！而俄罗斯女人从来就没有过正常的男人。她们一直在给男人医病。

——他很不喜欢人们盘问他的经历……而隐藏在这种严肃后面的，是劳改营犯人们特有的东西，另外一种观念。比如他从来不说“自由”，永远都说“小自由”。“我们现在有了些小自由。”在很难得的时刻，他会讲得津津有味，非常激动，使我也感受到他那时的快乐：比如搞到一片橡胶轮胎，把它绑到毡靴上，可以把鞋子垫高一截，他得到这一片橡胶是多么兴奋开心……平凡之后，他收到了父亲的赔偿金。他们对他说：“我们还欠你们房子，欠你们家具……”算下来是很大一笔钱。他先买了一套新西服、新衬衫、新皮鞋，又买了一部照相机，进入莫斯科一家高级的“民族餐厅”，叫了所有最贵的菜，喝白兰地，还点了各种名贵的点心，外加咖啡。酒足饭饱后，又请人为他在这个最幸福的时刻拍了一张照片。他回忆道：“我回到了我住过的公寓，但我突然想到：我其实并没有感觉到幸福，穿着这身西装，挎着这个照相机，可为什么没有幸福感呢？那几片橡胶轮胎、锅炉房里的肉汤深深留在记忆中，那才叫幸福感啊。”于是我们又企图弄明白，……幸福到底在哪里？

——关于男女之事，他的第一次是这样的……他们当时在大森林里工作，一天，有一支女劳改犯队伍经过。女人们看到男人，就停下不走了，一动不动。看守队长说：“继续往前走！前进！”女人们就是站着不动。“他妈的，快走啊！”“队长公民，让我们去见一下男人吧，我们不行了。我们会号叫的！”“你们想干什么？这么凶！真让我恶心！”女人们还是站在那儿：“我们不会逃跑的。”于是队长下令：“给你们半个小时。解散！！”队伍瞬间就散掉了。然后大家都按时回来了，十分准时。她们带着满满的幸福感回来了。（沉默）幸福到底在哪儿呢？

一面小红旗和斧头的微笑

母亲：

——我想记住妈妈年轻时的样子，但我想不起来，我只记得生病的她。不止一次，我们互相拥抱，但是没有亲吻过，我们之间没有说过充满爱的词语，至少我不记得。我们的母亲们曾经两次失去我们：第一次是我们很小的时候，从她们身边被抓走。第二次是她们老了回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孩子成了陌生人……别人改变了她们的孩子。……我们只知道自己的父母在监狱里，很远很远……我们从未和他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都想离开我的妈妈，逃回孤儿院。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了……她从不读报纸，从不参加游行，也从不收听收音机。

——第二天，我离开了……留下了什么？一片茫然和扫兴……我不知道，这都是为了谁？我梦见过草原，梦见过我在雪地里，身边是红色的罂粟花。可是现在，曾经是劳改营的这些地方，有的变成了咖啡馆，有的地方成了别墅，还有放养的奶牛在吃草。真不应该回来。不该回来！我那么难过地哭泣，那么痛苦地思索，都是为了什么呢？这一切都为了什么？再过二十年，再过五十年……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只会有两行字留在历史教科书，对索尔仁尼琴的崇尚将按照索尔仁尼琴的方式成为历史。此前有人因为《古拉格群岛》而被监禁。我们通过偷偷复印或者传抄来阅读。我相信……我相信，如果成千上万的人开始阅读，那么一切都将有所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因为痛悔而流泪。结果怎么样？一切都在纸上写过，在纸上印过，一切都被偷偷地思考偷偷地说过。又能怎么样？这些书籍躺在书架上，落满了灰尘，人们都从旁边走过……

儿子：

——我们还记得上大学时怎么去开荒种土豆，还有在军队体验生活时好玩的事情。总之，我们都怀念苏联时期。您理解吗？我们的聊天总是这样结束：“今天已经无法无天，我们需要斯大林。”我告诉您吧，虽然我们一切都很好，又怎么样呢？就拿我来说，11月7日还是我的节日。我在这天庆祝某种伟大，我为它感到遗憾，甚至是非常遗憾。……我给儿子读索尔仁尼琴，他一直在笑。我听到了！他在笑。对他来说，一个人被指控为三个情报机构的间谍，这已经就是荒谬的玩笑。“爸爸，哪有这种不识字的调查员，每一个单词都有拼写错误。甚至枪决这个单词他们也拼不对……”他永远不会理解我和我的母亲，因为他一天也没有在苏联生活过。我，我的儿子，我的母亲……我们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虽然都是俄罗斯，虽然是一家人，但我们彼此之间是一种奇怪的关系。

——几百本书都描写过希特勒和斯大林：他们的童年，他们的家庭，他们最喜欢的女人，他们喜欢的酒和香烟……我们对每一个小细节都感兴趣，都想弄明白……帖木儿、成吉思汗，他们都是怎样的人？而几百万和他们相同的小人物，同样也干了可怕的事情。但只有极少数是疯子，其他都是正常人：他们与女人亲吻，他们下国际象棋，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买玩具……每个人都以为这不是我，不是我把他吊在拷问架子上，把他的脑浆打得溅到天花板上；不是我用削尖的铅笔刺入女人的乳头。这都不是我干的，而是一个体系干的，是斯大林本人干的……甚至他会说，这不是我决定的，是党的决定……死亡机器不间断地工作了几十年……它的逻辑是独一无二的：受害者就是刽子手，而刽子手最终也是受害者。好像这不是人类发明的，一切只是完全产生于自然界当中。齿轮在旋转，但是没有人有罪过。没有！每个人都很可怜，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在链条的末端是所有人！就是这样！那时候，我还因为年轻而吓得说不出话来，我今天不会再追问到底了……但我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害怕了……当我了解了所有人之后，我对自己害怕了。我害怕，因为我是个普通人，是个弱者。我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或者黄的，我是各种颜色的……在苏联学校里我们学到的是，人类原本都是好人，都很漂亮，我的母亲至今仍然相信是可怕的现实让人类变得可怕了，而人类本质上都是好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在善恶之间摇摆着。或许你就会用削尖的铅笔刺入女人的乳头，或许你会……选择吧！选择吧！

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2002-2012）

——资本主义并没有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资本主义精神对于我们来说很陌生，它不会在莫斯科传播。毕竟，莫斯科的气候不一样，人也不一样。俄罗斯人是不理性的，不唯利是图的，他们可以把最后一件衬衫给别人，但有时也会偷东西；与活动家相比，他们是消极者，更容易因为小事情而满足；他们不喜欢囤积居奇，也觉得积累很无聊；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但是俄罗斯人不想简单地生活，而想要为了某种意义而生活。俄罗斯人希望加入伟大的事业。在我们这里，比起诚实和成功，你更能发现神圣的东西。读读俄罗斯经典吧……

后共产主义时代，他们立刻变成了另一种人

——挤奶女工喝酒喝得不比男人少，后来妈妈也开始和她们一起喝。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好朋友了。我越来越频繁地冲她吼，她就对我生气。偶尔在她心情很好的时候，也会给我读诗，她最喜欢茨维塔耶娃：“一串串红艳的花楸果/火焰一般燃烧/树叶凋落/我降生了……”只有在那时，我才又看到母亲往日的影子，多么难得。

与幸福很相似的孤独

——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比起古拉格群岛、苏联的赤字，还有那些夜间敲门者的故事，我更喜欢阅读现代资本主义作品，比如德莱塞的小说。……我爸爸依然是个苏联浪漫主义者。他经历过1991年8月的那次政变！那天从早晨开始电视台就一直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坦克开进莫斯科，就像在非洲一样……我爸爸，还有他的七个朋友，下班后就直接赶到首都支持革命！我就坐在那儿看电视，记住了坦克上的叶利钦……摇摇欲坠的帝国土崩瓦解，无可挽回……我想，他至今还把这当成生活的动力。经过多年以后，我终于理解了，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像爷爷那一辈人一样。爷爷一辈子都在讲述，他们如何在斯大林格勒打败了德国人。……后共产主义时期发生的事情他们也想不明白，接受不了。他们想要的是另一种东西，就算是资本主义，那也得是有人情味的、带着迷人微笑的资本主义。

——幸福？幸福是什么？世界已经变了……现在的孤独者都是成功人士，是幸福的人，而不是软弱者或失败者。他们拥有一切：金钱，事业。孤独，这是一种选择。我就想置身于这条路上。我是猎人，而不是卑微的野兽。

扎着辫子的老太婆和美丽的姑娘

——但四十岁的我们，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马上就要放下身段，要忘记自己是导演，是艺术家，或者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父亲当年一直打到柏林。我一直都记得这些……一位美国老收银员说：“我们战胜了德国人，但是你们俄罗斯人也是好样的，帮助了我们。”这就是美国人在学校里学到的，我听了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他们哪里了解俄罗斯？他们只知道俄罗斯人豪饮伏特加，只知道俄罗斯会下很大的雪……

狡猾的无知和由此产生的另类生活

——对我来说，纪录片体裁有一个先天缺陷：影片拍摄完了，但生活还在继续。我的主人公不是编造的，他们是活人，是真实的人，他们不依赖于我而存在，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与我的想法和我的专业无关，我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只是偶然和暂时的。我并不像他们一样自由。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用一生只拍摄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每天跟踪拍摄。他们如何牵着孩子的手，去别墅度假，喝茶聊天，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争吵，买报纸，汽车抛锚，夏天结束……有的人哭了……我们身处其中，但是很多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在场，被我们错过。仅仅捕捉片刻或跟踪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太少了！

P5

Show your photographs to someone–he will immediately show you his: “Look, this is my brother; this is me as a child,” etc.; the Photograph is never anything but an antiphon of “Look,” “See,” “Here it is”; it points a finger at certain vis-a-vis, and cannot escape this pure deictic language. This is why, insofar as it is licit to speak of a photograph, it seemed to me just as improbable to speak of the photograph.

P12

What I want, in short, is that my (mobile) image, buffeted among a thousand shifting photographs, altering with situation and age, should always coincide with my (profound) “self”; but it is the contrary that must be said: “myself” never coincides with my image; for it is the image which is heavy, motionless, stubborn (which is why society sustains it), and “myself” which is light, divided, dispersed; … …

P13-14

The portrait-photograph is a closed field of forces. Four image-repertoires intersect here, oppose and distort each other. In front of the lens, I am at the same time: the one I think I am, the one I want others to think I am, the one the photographer thinks I am, and the one he makes use of to exhibit his art. In other words, a strange action: I do not stop imitating myself, and because of this, each time I am (or let myself be) photographed, I invariably suffer from a sensation of inauthenticity, sometimes of imposture (comparable to certain nightmares). In terms of image-repertoire, the Photograph (the one I intend) represents that very subtle moment when, to tell the truth, I am neither subject nor object but a subject who feels he is becoming an object: I then experience a micro-version of death (of parenthesis): I am truly becoming a specter.

P19-20

I quote Sartre: “Newspaper photographs can very well ‘say nothing to me.’ In other words, I look at them without assuming a posture of existence. Though the persons whose photograph I see are certain present in the photograph, they are so without existential posture, like the Knight and Death present in Durer’s engraving, but without my positing them. Moreover, cases occur where the photograph leaves me so indifferent that I do not even bother to see it ‘as an image.’ The photograph is vaguely constituted as an object, and the persons who figure there are certainly constituted as persons, but only because of their resemblance to human beings, without any special intentionality … …”

P27

Many photographs are, alas, inert under my gaze. But even among those which have some existence in my eyes, most provoke only a general and, so to speak, polite interest: they have no punctum in them: they please or displease me without pricking me: they are invested with no more than studium. The studium is that very wide field of unconcerned desire, of various interest, of inconsequential taste: I like / I don’t like. The studium is of the order of liking, not of loving; it mobilizes a half desire, a demi-volition; it is the same sort of vague, slippery, irresponsible interest one takes in the people, the entertainments, the books, the clothes one finds “all right.”

P51

What I can name cannot really prick me. The incapacity to name is a good symptom of disturbance … … The effect is certain but unlocatable, it does not find its sign, its name; it is sharp and yet lands in a vague zone of myself; it is acute yet muffled, it cries out in silence.

P53

Nothing surprising, then, if sometimes, despite its clarity, the punctum should be revealed only after the fact, when the photograph is no longer in front of me and I think back on it. I may know better a photograph I remember than a photograph I am looking at, as if direct vision oriented its language wrongly, engaging it in an effort of description which will always miss its point of effect, the punctum.

P80

I repeat: a photograph, not a drawing or engraving; for my horror and my fascination as a child came from this: that there was a certainty that such a thing had existed: not a question of exactitude, but of reality: the historian was no longer the mediator, slavery was given without mediation, the fact was established without method.

P85, 87

The photograph does not necessarily say what is no longer, but only and for certain what has been. This distinction is decive. In front of a photograph, our consciousness does not necessarily take the nostalgic path of memory (how many photographs are outside of individual time), but for every photograph existing in the world, the path of certainty: the Photograph’s essence is to ratify what it represents … …

No writing can give me this certainty. It is the misfortune (but also perhaps the voluptuous pleasure) of language not to be able to authenticate itself. The noeme of language is perhaps this impotence, or, to put it positively: language is, by nature, fictional; the attempt to render language unfictional requires an enormous apparatus of measurements: we convoke logic, or lacking that, sworn oath; but the Photograph is indifferent to all intermediaries: it does not invent; it is authentication itself; … … Photography never lies: or rather, it can lie as to the meaning of the thing, being by nature tendentious, never as to its existence.

P88-89

This argument is futile: nothing can prevent the Photograph from being analogical; but at the same time, Photography’s noem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nalogy (a feature it shares with all kinds of representations) … … To ask whether a photograph is analogical or coded is not a good means of analysi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photograph possesses an evidential force, and that its testimony bears not on the object but on time.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viewpoint, in the Photograph, the power of authentication exceeds the power of representation.

P102

Ultimately a photograph looks like anyone except the person it represents. For resemblance refers to the subject’s identity, an absurd, purely legal, even penal affair; likeness gives out identity “as itself,” whereas I want a subject–in Mallarme’s terms–“as into itself eternity transforms it.” Likeness leaves me unsatisfied and somehow skeptical (certainly this is the sad disappointment I experience looking at the ordinary photographs of my mother–whereas the only one which has given me the splendor of her truth is precisely a lost, remote photograph, one which does not look “like” her, the photograph of a child I never knew).

P106-107

In the image, as Sartre says, the object yields itself wholly, and our vision of it is certain—contrary to the text or to other perceptions which give me the object in a vague, arguable manner, and therefore incite me to suspicions as to what I think I am seeing. This certitude is sovereign because I have the leisure to observe the photograph with intensity; but also, however long I extend this observation, it teaches me nothing. It is precisely in this arrest of interpretation that the Photograph’s certainty resides: I exhaust myself realizing that this-has-been; for anyone who holds a photograph in his hand, here is a fundamental belief, an “ur-doxa” nothing can undo, unless you prove to me that this image is not a photograph.

P118-119

Such a reversal necessarily raises the ethical question: not that the image is immoral, irreligious, or diabolic (as some have declared it, upon the advent of the Photograph), but because, when generalized, it completely de-realizes the human world of conflicts and desires, under cover of illustrating it. What characterizes the so-called advanced societies is that they today consume images and no loner, like those of the past, beliefs; they are therefore more liberal, less fanatical, but also more “false” (less “authentic”)–something we translate, in ordinary consciousness, by the avowal of an impression of nauseated boredom, as if the universalized image were producing a world that is without difference (indifferent) … …

有关我受“帮教”的事，必须补充说明一句：当时是在革命时期。革命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就成为了牺牲品，正如王母娘娘从天上倒马桶，指不定会倒到谁头上；又如彩票开彩，指不定谁会中到。有关这一点，我们完全受得了。不管牺牲的人还是没有牺牲的人，都能受得了。革命时期就是这样的。在革命时期，我在公共汽车见了老太太都不让座，恐怕她是个地主婆；而且三岁的孩子你也不敢得罪，恐怕他会上哪里告你一状。

 

把时光回溯到六八年春天，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在河边上时，当时眼前是一片无色的肃杀世界。树干都是灰秃秃的，河里留着无色的流体，天上灰蒙蒙的有很多云块，太阳在其中穿行，时明时暗，但也没有一点红，一点黄。地上的土是一些灰色的大大小小的颗粒。姓颜色的女大学生搂着我躺在小树丛里。她身上湿漉漉的，我心里慌慌的。有时候阳光把我烤得很暖，有时候风又把我吹得甚凉。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在河边上时，没想到还有将来，只想到此时此刻。当时我很想和她干，又害怕干起来自己会像个蜡人一样融化。当时我丝毫也没想到后来还会有很多事情，更没想到再过六年会遇上一个X海鹰；假如想得到，就不会把自己的熔点估计得那么低。经历了这种时刻，后来和X海鹰干时，就像一个打了二十年仗的老兵上前线，镇定如常。我估计那时候X海鹰的心里倒是慌慌的，因为她后来告诉我说：“我好像在你手上死了一回。”这种感觉叫我很满意。我不满意的是自己没有在姓颜色的大学生那里死掉。这种死掉的感觉，就是幸福吧。

 

我到豆腐厂工作之前，姓颜色的大学生说过让我和她一起走。因为她爱我，所以可以由她来养活我，将来我再养活她。这实际是让我和她私奔，但是在一般的私奔事件里更世故的一方该是男的；在我们这里搞颠倒了。我以为这种想法太过惊世骇俗，所以没有答应。我猜她也不是太认真的，所以后来不打招呼就走掉了。

姓颜色的大学生曾经用她那对粉雕玉琢的丰腴乳房对着我那张多毛的小丑脸，这个景象给我们俩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猜就是因为这一刻产生的怜惜之情，她才起了养活我的念头。其实我根本不用她养活，但这一点无关紧要；实际上我也没有被她养活过，这一点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样的话已经说了出来。我和她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就由这一句话固定了。

 

再把时光推回到六八年春天，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待在河岸上时。那是有有些从云隙里透下来的光斑在田野上移动，我对她说：我们打了败仗。要是在古代，大伙就要一起去做奴隶。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会被铁链锁住，拴在大象上，走在队伍的前面。她说是吗，漂亮的脸上毫无表情。后来又说，别说这些了。这时候荒芜的河岸上一片灰蒙蒙，小树的枝头正努力发出绿芽来。T.S.艾略特说：四月是残酷的季节。他说得对。

 

我天真的时候想过，我们应该享受一个光荣的失败。就像波斯尘土飞扬的街道和罗马街头被阳光灼热的石板上发生过的那样，姓颜色的大学生应该穿上白色的轻纱，被镀金的锁链反锁双手，走在凯旋的队伍前面，而我则手捧着金盘跟在后面，盘里盛着胜利者的战利品。在这片刻的光荣之后，她就被拉到神庙里，惨遭杀戮，作为献神的祭品，而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到死方休。如果是这样，对刚刚发生的战争就有了交代。而一场战争既然打了起来，就该有个交代。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交战的双方，都被送到乡下教小学，或者送去做豆腐。没有人向我们交代刚才为什么要打仗，现在为什么要做豆腐。更没人来评判一下刚才谁打赢了。我做的投石机后来就消失在废料堆里，不再有人提起。我们根本就不是战士，而是小孩子手里的泥人——忽儿被摆到桌面上排列成阵，形成一个战争场面；一忽儿又被小手一挥，缺胳膊少腿地跌回玩具箱里。但是我们成为别人手里的泥人却不是自己的责任。我还没有出世，就已经成了泥人。这种事实使我深受伤害。

 

现在我还在那个“高级智能”研究所上班。毡巴在我们附近的医院里当大夫，凑巧那个医院就是我们的合同医院。姓颜色的大学生就在我们那条街上，X海鹰也离我们不远。我们这些人又会合了。我有点自命不凡地想道：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缘故，因为他们之间并不认识。现在我每天早上还要到外面去跑步，跑到煤烟和水汽结成的灰雾里去。我仿佛已经很老了，又好像很年轻。革命时期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爱情仿佛结束了，又好像还没有到来。我仿佛中过头彩，又好像还没到开彩的日子。这一切好像是结束了，又仿佛是刚刚开始。

我和小孙之间，有好多话还没说。我翻译“Story of O”，不是因为它能让妇科大夫脸红，而是因为它是好的。这世界上好的东西岂止不多，简直是没有。所以不管它是什么，我都情愿为之牺牲生命。

 

寂寞是我的选择，正如在地下室里离群索居是我的选择一样。在我看来，寂寞就是可以做一切事的自由，这是因为你做什么都没人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理会。所以我能够翻译“Story of O”，李先生能读西夏文。自从我割断了对女人的单恋，寂寞就真正归我所有。寂寞纯黑如夜，甜蜜如糖，醇香如酒。

 

从此以后，寂寞不再归我所有。这有好处，也有不好处。走进了寂寞里，你就变成了黑夜里的巨灵神，想干啥就干啥，效率非常之高。你可以夜以继日的干任何事，不怕别人打断，直到事情干成。但是寂寞中也有让人不能忍受的时刻，那就是想说话时没有人听。

现在我不再拥有寂寞了。我的事非常之多。我既然不阳痿，也就没有理由神经。没有了这两项毛病，就得上楼去开会。除此之外，我又成了中年业务骨干，什么仪器都得修了。除此之外，还得念念英文，准备到美国去接仪器。院长对我说，咱们医院懂电子的人太少了，你的病好了，就得多干点。

 

本书的三部小说被收到同一个集子里，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我相信读者阅读之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同时也会认为，还没有人这样写过我们的生活。本世纪初，有一位印象派画家画了一批伦敦的风景画，在伦敦展出，引起了很大轰动——他画的天空全是红的。观众当然认为是画家存心要标新立异，然而当他们步出画廊，抬头看天时，发现因为是污染的缘故，伦敦的天空的确是砖红色的。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

王安老爹说，创世之初，世间就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是我们，另一种是奸党。到了大唐建元年间，世上还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依旧是我们，另一种依旧是奸党。这是老爹的金玉良言。到了今天，世上仍然有两种人，一种还是我们，另一种还是奸党。老爹还说，王仙客就是个奸党，虽然他有两个臭钱，他依然是奸党。在这个世界上，冰炭不同炉，正邪不两立。一个人不是我们，就必然是奸党。

 

我们知道，王仙客第一次到宣阳坊来找无双是一无所获。他说无双是怎样怎样一个人，人家却说没见到。他又说，无双住在一个院子里，人家却说，那院子里住的是鱼玄机。王仙客对这些现象一直是这么解释的：宣阳坊里的人记性很坏，需要帮助。但是他们那些乱糟糟的记忆也不是毫无价值，所以他也相信鱼玄机和无双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未知的关系。后来他忽然听到了另一种解释：记性很坏的原来是他，他需要帮助。他只是一个人，对方却是一大群。所以王仙客就开始不相信自己了。

 

在酉阳坊里，王仙客经常梦见鱼玄机，梦见她坐在号子里中间那一小片阳光洒到的地方。这时候他不再觉得鱼玄机也是一个梦，而是和回忆一样的东西；或者说，对他来说，梦和回忆已经密不可分。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发生过的事，只有更深一层的梦和浅一层的梦。

 

王仙客临终时说，他始终也没搞清楚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在他看来，苦苦地思索无双去了哪里，就像是现实，因为现实总是具有一种苦涩味。而篱笆上的两层花，迎面走来的穿紫棠木屐的妓女，四面是窗户的小亭子，刺鼻子的粗肥皂味，以及在心中萦绕不去的鱼玄机，等等，就像是一个梦。梦具有一种荒诞的真实性，而真实有一种真实的荒诞性。除了这种感觉上的差异，他说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以前我在地下室里住时，有时候感到寂寞难当，日子难熬，就想道：一定有个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应该对我的存在负责，所以他也该对我现在的苦恼负责任。所以我就对他（你可以叫他我的上帝，我的守护神，或者别的什么）抱怨一番：你瞧你把我放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笨蛋！叫我怎么活呀！这样想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回应：你少唠叨两句吧。我也烦着哪。

以前希腊有个老瞎子荷马，喜欢讲特洛伊的故事。故事里特城战士一方，雅典战士一方，杀得你死我活。天上的战神爱神支持一方，神后和雅典娜支持一方，也是斗得七死八活。我们和奸党的分歧，天上地下到处都有。在那个故事里，古代的战士们身负重伤，行将毙命时，就向自己一方的神抱怨说：你怎么扔下我不管了。而神却说，这里的奸党厉害，连我自己都快保不住了，还有能力救你啊。

 

后来王仙客就带着他的人离开了宣阳坊，继续去找无双。到底找到了没有，我表哥还没告诉我。但是他说，掖庭宫是皇宫大内，王仙客虽然IQ185，也很难进去。但是无双在那里，不管她想得开想不开，生命是有保障的。假如宫里的女人想死就死得了，皇帝身边就没人了。除了这一点好处，其他都是不好处。何况尘世嚣嚣，我们不管干什么，都是困难重重。所以我估计王仙客找不到无双。

那座土坯筑成、墙皮剥落的小庙正在她心里变成杨府的后花园，那地方我们已经说过，是石头筑成的，反射着阳光，惨白一片，在她看来是死气沉沉的。她时刻准备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逃出去，就如植物的种子随风飘走，换个地方开始生长。我也想变成头顶秃光光的犹太教授，忍受一下法国人的傲慢；或者到香港什么大学里去当个长了啤酒肚的教授，不尴不尬地讲几句带粤语味的英文。我甚至很想变成红拂，穿着被露水打湿了的百褶裙在草地上走路，透过自己的发香闻到李卫公身上浓烈的汗臭味。不管是什么人，都会感到时光在身上流动，受到这种启迪之后，自己也想像风中的芦花、水里的浮萍一样流动。但是我把这种流动深藏在心里，不让它表现出来。在表面上，我像虬髯公一样木讷、可以信任。我也不想当什么领导。作为一个普通数学教师，这样就足够了吧。

 

在我看来，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不在做白日梦。乞丐在做黄金梦，光棍在做美女梦，连狗都会梦到吃肉而不吃屎。一个数学家梦想证出个大定理，也是合情合理。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点可能好梦成真，但也可能不成真就到了梦醒时分。我们需要这些梦，是因为现实世界太无趣。我现在已经没有了梦想，但还活在人世上；因此风尘三侠逃出了洛阳城，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这件事使我想起了十六岁时离开家到云南插队。插队这件事对于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是足够糟糕的，因为它意味着从此吃不饱，得不到医疗上的照顾，不适应的气候条件等等。去了以后不久，就死了一些人。不管怎么说，一种条件能让实验动物中一部分死去，对于活着的动物来说就是足够恶劣的了。但是我们这些人离开家前去插队时全无悲戚之情。我们以为自己离开了北方，到了热带地方，以后就该遇上一些有趣的事情了。这说明我们都太年轻。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一点都不怪诞。我不过是写了我的生活——当然这个生活有真实和想象两个部分，但是别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吧。生活能有什么寓意？在它里面能有一些指望就好了。对于我来说，这个指望原来是证出费尔马；对于红拂来说，这个指望原来就是逃出洛阳城。这两件事情我们后来都做到了。再后来的情形我也说到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出洛阳城或者证出费尔马，而是指望。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能让我相信我是对的，就是人生来有趣，过去有趣，渴望有趣，内心有趣却假装无趣。也没有一件事能证明我是错的，让我相信人生来无趣，过去无趣现在也无趣，不喜欢有趣的事而且表里如一。

Metamorphosis of a Word

Before developing my own argument,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some of the essays that have focused on [cultur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lthough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y do share a common denominator in so far as they all agree that culture is in deep crisis and is in decline.

a) T.S.Eliot: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 [He] offers a penetrating criticis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of his time, which, according to him, is becoming ever more distant from the ideal model that it represented in the past.
• T.S.Eliot states that what he calls ‘high culture’ is the domain of elite, and he justifies this by asserting that ‘it i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culture of a minority, that it should continue to be a minority culture’.
• The naive idea that, through education, one can transmit culture to all of society is destroying ‘higher culture’, because the only way of achieving this universal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 is by impoverishing culture, making it even more superficial.
• We should not confuse culture with knowledge … … Culture is something that predates knowledge, an attribute of the spirit, a sensibility and a cultivation of form that gives sense and direction to different spheres of knowledge.
• Culture and religion are not the same thing, but they are not separable … … Religion, ‘while it lasts, and on its own level, gives an apparent meaning of life, provides the framework for a culture and protect the mass of humanity from boredom and despair’.

b) George Steiner: Castle: Some 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Culture

• Steiner is disturbed that the great poet of The Waste Land could have written a treatise on culture just three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ithout linking his discussion in any way to the extraordinary of the two world wars, … … the culmination of a long tradition of anti-Semitism within Western culture.
• In Steiner’s account, … … the Old Continent [Europe] fell prey to … … a sense of frustration, tedium and melacholy, mixed with a secret desire for explosive, cataclysmic violence … … For Steiner, European culture did not simply anticipate but it also desired the prospect of a bloody and purging explosion that took shape in revolutions and in two world wars. Instead of stopping these bloodbaths, culture desired to provoke and celebrate them.
• In his final chapters, Steiner sketches a rather gloomy picture of how culture might evolve, … … Traditionally, ‘spoken, remembered and written discourse was the backbone of consciousness’. Now the word is increasingly subordinated to the image.
• The most polemical part of Steiner’s essay is where he argues that postmodern society requires all cultured men and women to have basic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and natural science so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the notable advances that the scientific world has made … … This proposition is as utopian as those that Steiner decries in his essay.

c) Guy Debord: La Societe du spectacle

• Debord defines ‘spectacle’ what Marx called ‘alineation’ … …, a condition caused by commodity fetishism, which has taken on such a central role in the life of consumers that it has displaced any other cultural, intellectual or political reality. The obsessive acquisition of manufactured products, which keeps commodity production actively increasing, brings about the ‘reification’ of individuals, turns them into objects. Men and women become active consumers of objects that fashion and advertising impose on them, emptying them of social, spiritual or even human concerns … …
• These ideas of the young Marx, which he never managed to develop in his mature writings, are at the basis of Debord’s theory of our times.
• Debord’s book has a number insights and intuitions such as the idea that replacing life by representation, turning life into a spectator of itself, leads to an impoverishment of human existence … … ‘The real consumer becomes a consumer of illusions’. This lucid observation has been amply confirmed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Debord’s book.
• This process leads to a sense of futility … …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freedom because any social or political changes that occur are not due to the free choices of individuals, but rather to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dynamic of capitalism’.

d) Gilles Lipovetsky and Jean Serroy: La cultura-mundo: Repuesta a una sociedad desorientada

• It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there is now an established global culture – a culture-world … … This culture, unlike what had previously been defined as culture, is no longer elitist, erudite and exclusive, but rather a genuine ‘mass culture’ … … This mass culture is based on the predominance of image and sound over word … … Not only has information broken through all barriers and become accessible to all, but almost every aspect of communication, art, politics, sport, religion, etc., has felt the reforming effects of the small screen.
• Some assertions of La cultura-mundo seem questionable, such as the proposition that this new planetary culture has developed extreme individualism across the globe. Quite the reverse: the ways in which advertising and fashion shape and promote cultural products today are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formation of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 … Rather than developing individuals, the culture-world stifles them, depriving them from lucidity and free will, causing them to react to the dominant ‘culture’ with conditioned, herd mentality.

e) Frederic Martel: Mainstream

• … … Mainstream culture has swept away the cultural life of a small minority that had previously held monopoly over culture; it has democratized it, putting it within everyone’s reach … …
• The accounts and the interviews collected by Martel are instructive and quite representative of a reality that, … … the great majority of humanity does not engage with, produce or appreciate any form of culture other than what used to be considered by cultured people, disparagingly, as mere popular pastimes, with no links to the intellectual, artistic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that were once at the heart of culture. This former culture now is dead.
•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of the past and the entertainment of today is that the products of the former sought to transcend mere present time, to endure, to stay aliv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while the products of the latter are made to be consumed instantly and disappear, like cake or popcorn.

I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pectacle

a) What has caused the West to slide towards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pectacle]?

• The material well-being that followed the years of priv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 …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a notable extension of moral parameters. Well-being, a freer lifestyle and the increased time given to leisure in the developed world gave an important stimulus to leisure industries, promoted by advertising, the insipiration and magical guide for our times.
• Another, no less important factor has bee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 … …This commendable philosophy has had the undesired effect of trivializing and cheapening cultural life, justifying superficial form and content in works on the grounds of fulfilling a civic duty to reach the greatest number.

b) Feature of our time

• … … The culture we live does not favour, but rather discourages, the indefatigable efforts that produce works that require of the readers an intellectual concentration almost as great as that of their writers. Today’s readers require easy books … …
• It is true that the more serious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still publish reviews of books, exhibitions and concerts, but does anyone read these solitary paladins who try to map a scale of value onto the tangled jungle that contemporary culture has become? In the days of our grandfathers and great-grandfathers, criticism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world of culture because it helped guide citizens in the difficult task of judging what they heard, saw and read.
• In the civilization of our time, it is normal, and almost obligatory, for cookery and fashion to take up most of the culture sections, for chefs and fashion designers now enjoy the prominence that before was given to scientists, composers and philosophers.
• The vacuum left by the disappearance of criticism has been filled by advertising … … [which]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forming taste, sensibility, imagination and customs.
• Massification, along with frivolity, is another feature of our time … … today the major football games, like the Roman circuses, function mainly as a pretext for irrationality, the regression of individuals to the tribe, to being a part of a collective, where, in the anonymous warmth of the stands, spectators can give free rein to their aggressive instincts, to the symbolic conquest and annihilation of the opposition.
• Today, drugs are not used to explore new sensations or visions for scientific or artistic purposes. They are not an expression of rebellion against established norms by nonconformists looking to adopt alternative forms of existence. Today, the mass consumption of [drugs] is a response to a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pushes men and women toward quick and easy pleasure, that immunizes them against worries and responsibility, allowing them to turn their backs on any self-knowledge that might be gained through thought and introspection.
• Superficial and glitzy culture, which is playful and an affectation, cannot replace the certainties, myths, mysteries and rituals of religions that have stood the test of centuries. In today’s society narcotics and alcohol offer a momentary spiritual peace, and provide the certainties and respite that, in earlier times, men and women could find in prayer, confession, communion and sermons.
• A notable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is the waning in importance of intellectuals.
• A further characteristic of this civilization is the impoverishment of ideas as a driving force of cultural life. Today images have primacy over ideas.
• … … sometimes on the margins, and sometimes in the mainstream, great talents would emerge, which, despite difficult conditions in which directors always had to work because of budget constraints and dependence on producers, were capable of making films of great richness, depth and originality, with a distinctive personal style. Today’s society … … no longer produces creators such as Ingmar Bergman, Luchino Visconti or Luis Bunuel. Who is today’s cinema icon? Woody Allen, who is to David Lean or Orson Welles what Andy Warhol is to Gauguin or Van Gogh in painting or Dario Fo is to Chekhov or Ibsen in theatre.
• The disappearance of any minimal consensus about aesthetic value means that in this field confusion reigns and will continue to reign for a long time, since it is now not possible to discern with any degree of objectivity what it is to have talent or to lack talent, what is beautiful and what is ugly, what work represents something new and durable and what is just a will-o’-the-wisp. This confusion has turned the art into a carnival where genuine creators, sharp operators and conmen all intermingle and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tell them apart.

c) In what ways has journalism influenced, an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pectacle?

• [¡Hola! Magazine], which is now published not just in Spanish, but in eleven languages, is avidly read by millions of readers across the globe, who enjoy reading news about how the rich, the famous and the winners in this vale of tears get married, get divorced, remarry, dress, undress, fight, become friends, spend their millions, listing their likes, their dislikes, their taste and lack of taste.
• While they are acting in this way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ir public, the organs of the press are unwittingly contributing more than anyone else to consolidating this ‘light’ civilization that has given frivolity the supremacy previously accorded to ideas and artistic creation.
• Of course the big press corporations are not mere weathervanes that decide their editorial stance, their moral behaviour and their news priorities simply on the basis of opinion polls on public taste. Their function is also to offer direction, assess, educate and clarify … … But to perform this function, they must have an audience.
• It is not in the power of journalism by itself to change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pectacle that it has helped to create. This reality is deeply rooted in our time … … we who are the fortunate citizens of countries in which the democracy, liberty, ideas, values, books, art and literature of the West have afforded us both the privilege of turning fleeting entertainment into the supreme aspir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as well as the right to view with cynicism and disdain everything that is boring or worrying, and remind us that life is not just entertainment but also drama, pain, mystery and frustration.

d) Evolution of modern art

• The most unexpected and disturbing consequence of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art and the myriad experiments feeding it is that there are no longer any objective criteria that make it possible to qualify or disqualify something as a work of art or situate it within a hierarchy. The possibility began to disappear with the cubist revolution and disappeared entirely with abstract art.
• Under the guise of modernity, the experiment – the search for ‘new means of expression’ – in reality documented the terrible dearth of ideas, artistic culture, dexterous craftsmanship and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that marks a good portion of the artistic work of our times. There are exceptions, of course. But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locate them, because, contrary to the way things happen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 where there aesthetic codes that permit the identification of originality, novelty, talent and mastery, or crudity and fraud, have not yet collapsed completely … … in the case of painting the system is rotten to the core.
• In Bathers at Asnieres, that perfection astonishes and, in a way, overwhelms us: the repose of the figures sunning themselves, bathing in the river, or contemplating the scenery, beneath ta midday sun that seems to dissolve the distant bridge, the locomotive crossing it, and the chimneys of Passy into the dazzle of a mirage. This tranquility, this balance and this secret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water, cloud and sailboat, costume and oars, are certainly manifestations of a total command of the medium, the sureness of line, and the use of colour, all achieved by dint of effort; but they also represent an elevated and noble conception of the art of painting as a means of spiritual fulfilment and a source of pleasure in and of itself, in which painting is understood as its own best reward, a metier in the practice of which one finds meaning and joy. … … The admiration it arouses in us derives from more than technical skill and meticulous craftsmanship. Beyond all that, and somehow supporting and fostering it, is an attitude, an ethic, a manner of surrendering oneself to the service of an ideal, which a creator must embrace in order to transcend and extend the limits of a tradition, as Seurat did. This way of ‘choosing to be an artist’ seems lost for ever to today’s impatient and cynical youth, who dream of seizing glory any way they can, even if to reach it they must climb a mountain of pachydermatous shit.

II   A Brief Discourse on Culture

a) Mikhail Bakhtin’s Rabelais and His World

• The Russian critic argues what he calls ‘popular culture’ serves as a sort of counterpoint to official and aristocratic culture. Popular culture satirizes official culture, with incidents that expose and exaggerate what is hidden and censored, and contrasts this bawdy ‘bad taste’ to the so-called ‘good taste’ of the dominant classes.
• This is more radical than the division between highbrow and lowbrow culture: they gave lack of culture due dignity, showing that what might be seen as crude, vulgar or slovenly could be redeemed by its vitality and humour and the uninhibited and authentic way it represented the most basic of human experiences.
• In this way the borders that separated culture from lack of culture appear politically incorrect. Now we are all cultured in some way.

b) An era of specia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culture

• In the past, culture at least allowed [people] to establish hierarchies and preferences in the fields of knowledge and aesthetic values.
• T.S.Eliot in his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argued that we should not identify culture with knowledge, because culture precedes and sustains knowledge … … something akin to a moral design.
• It would be wrong to attribute identical functions to science and to the arts: one cannot say of literature, painting and music, as one can say of chemistry and alchemy, that the latter replaces and supersedes the former. A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that achieves a certain level of excellence does not die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it continues living and enriching new generations and evolving with them. That is why, [they] were 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culture, the space whe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was possible despit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traditions, beliefs, and eras.

III   Forbidden to Forbid

a) An end to ‘authority’

• Michel Foucault (and his ideology of May ’68): in the Western world education had always been one of those ‘structures of power’ put in place to repress and domesticate the social order, establishing forms of compliance and alienation to ensure that the dominant groups could perpetuate their privileges and power.
• Teachers: stripped of credibility and authority since then; lost the respect of parents and revolutionary philosophers.
• The impoverishment and disorder suffered by the state education in France has given private education. Effectively Michel Foucault and his unwitting disciples instead contributed to a great education revolution, which ended up with the poor remaining poor, the rich remaining rich … …

b) The delusion of deconstructionism

• Jacques Derrida: literature does not describe the world, it merely describes itself … …[In the end] nothing exists outside language, which constructs the world that we think we know, but which is nothing more than a fiction woven of words.
• According to Foucault, power uses languages to control society and to nip in the bud any attempt to undermine the privileges of the dominant elites — If we were merely the languages that power imposes on us, political liberty would not have been born, no historical evolution would have taken place, and literary and artistic originality would not have blossomed.
• Lionel Trilling and his essays: [he] saw literature as the ultimate witness to the ideas, myths, beliefs and dreams that make a society function and to the secret frustrations or stimuli that explain individual behaviour. [Indeed], the worst and the best of the human story could always be found in books.
• … …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encompasses all of human experience because it reflects it and shapes it in decisive ways, and that it should thus be the patrimony of everyone, an activity that is nurtured in the shared experiences of the species, to which we can ceaselessly refer as we search for order when we seem mired in chaos, or look for relief when we are downhearted, or explore doubts and uncertainties when reality seems to safe and reliable.

c) The Islamic veil

• From the outset, from a liberal perspective, the respect for individual rights demands that any person should be able to dress any way they like without the state getting involved in their decision.
• The issue of Islamic veil is not so simple if examined more closely and fro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s that guarantee democracy, pluralism and freedom.
• The first, irrevocable, requisite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is the secular nature of the state which is the only way of guaranteeing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ommon interest over individual interests … …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cular public schooling was a great step forward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an open society and it offered a stimulus to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artistic creativity, … …  the development of a critical spirit and of a deep spirituality. A secular state is … … a state that,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freedom of its citizens, has removed religious practice from the public sphere into the private sphere.
• This process of secularization has made democracy possible. Unlike Christianity, Islam has not experienced this process in any integral fashion.
• The girls sent by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o French state schools wearing the Islamic veil are something more than they appear: their objective is to gain recognition for their right to be different, to enjoy, in public spaces, a civic extraterritoriality compatible with what these sectors consider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supported by their beliefs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Thi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ocess is one of the most potent challenges that the culture of freedom faces in our time.
• This argument, taken to extremes, is endless. Or rather, if it is accepted, it will create powerful precedents for the acceptance of other practices that are so fictitiously ‘essential’ in their own culture, such as arranged marriages, polygamy and , as an extreme, even female circumcision.
• All cultures, beliefs and customs should have their place in an open society so long as they do not collide head on with those human rights and principle of tolerance that are at the heart of democracy. The human rights and public and private freedoms guaranteed by democratic society offer a wide variety ways to live one’s life that allow for the coexistence of all religions, beliefs, but these, in many cases, must give up, as Christianity has done, the most fundamentalist aspects of their doctrine, in order to gain a democratic place in an open society.

IV   The Disappearance of Eroticism

a) The masturbation workshops in Spain

• The initiatives designed to demystify sex, making it something as common and everyday as eating, sleeping and going to work, might have the effect of making future generations feel prematurely disillusioned by sex. For sex would lose its mystery, passion, fantasy and creativity and would become banal, a gymnastic workout.
• The ideal thing in this respect would be for the boundaries within our sex lives unfold to broaden sufficiently for men and women to act freely, exploring their desires and fantasies without feeling threatened or discriminated against, but within certain cultural forms that preserve the private and intimate nature of sex, so that sex lives do not become banal or animalistic. That is eroticism. With its rituals, fantasies, its clandestine nature, its love of form and theatricality, it emerges as a product of high civilization, a phenomenon inconceivable in primitive or rudimentary societies or people, because it is an activity that requires refined sensibility, literary and artistic culture and a certain propensity for transgression.

b) Catherine Millet’s account on her own sex life

• This book confirms what all literature that focuses on sex has shown over and over again: that, if separated from all other activities and functions that make up our existence, sex is extremely monotonous, so limited in its scope that, in the end, it is dehumanizing.
• It is essential, as Georges Bataille has explained, that certain taboos and rules that can channel and limit sex should be preserved, so that physical love can be lived – enjoyed – as transgression.

V   Culture, Politics and Power

a) The loss of prestige in politics

• In our era those negative aspects of political life have often been magnified by the press, with the result that public opinion has become convinced that politics is an activity full of amoral, inefficient and corruptible people. The frantic search for scandal and cheap gossip with which to launch attacks on politicians has mean that, in many democracies, what the public knows about its politicians are their worst features.
• There is no way out: muckraking journalism is a perverse stepchild of the culture of freedom. We cannot curtail it without deal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 mortal blow.
• The root of all this is in the culture, in which the supreme value now is to amuse oneself and amuse others … … to forget serious, deep, disquieting and difficult things and to indulge in light, pleasant, superficial, happy and sanely stupid pursuits. Politics is one of the main victims of the ruling value of postmodern life: stupidity.
• Another consequence is how little the majority of people react to levels of corruption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are at perhaps their highest levels in history. Furthermore this moral laxity has reached such a level of complexity that the supervision of power that any society can achieve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han in the past.
• Of course culture cannot be held solely responsible; another reason is because public office is usually badly paid.

b) Indifference to the law

• This indifference presupposes that laws are the work of a power that is merely self-serving. Most people adhere to the law because there is no other alternative.
• There is no better example of this general indifference to the law today than the widespread piracy of books, records, DVDs and other audiovisual products.

c) The disappearance of confidentiality

• The prodigious transformations brought about by the Internet authorize Internet users to know everything and divulge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under the sun, dissolving once and for all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s to take a giant leap that might not be an act of freedom but rather an assault on freedom itself.
• Notes on Julian Assange: it is not about fighting against a ‘lie’, but rather about satisfying this morbid and unhealthy curiosit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pectacle, the civilization of our age, where journalism is guided by the need to entertain.

VI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a) Presence of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life

• Religion shows no signs of disappearing: the resolve and engagement of Catholics have never before been so active in social campaigns, demonstrating against gay marriage, the legalization of abortion, contraception, euthanasia and secularism. Something similar can be said of Protestant churches in United States and Orthodox in Russia.
• Is this good or bad for culture and for freedom?
• Richard Dawkins (The God Delusion) and Christopher Hitchens (God Is Not Great): books against religion and in defence of atheism
• Noble Prize winner for physics, Charles Tornes, who defend their religion beliefs

b) The function of churches and religions

• Fear of death;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has not managed to do away with religions. Physical extinction has kept notions of transcendence alive throughout history.
• A complementary belief: for this life to be bearable,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re should be an authority where good is rewarded and evil is punished.
• Also, so many of us suspect that if this idea were to disappear, then, sooner or later, social life would become barbaric, there would be a return to the law of the jungle and the rule of the strongest.
• It is rather a feeling of abandonment and loss in this life caused by the mere suspicion that there is no other life, there is no place beyond where a being more powerful and wiser than humans know and determine the meaning of life, of temporal and historical order … … Despite all the advances it has made, science has not been able to reveal this mystery.
• Positive aspect (private sphere): religion gives people a form of solace; it is a form of salvation that they cling to so as not to give in to the desperation that might undermine their capacity to react to and resist misfortune
• Positive aspect (social sphere): church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birth of democratic culture; they did help to alleviate the most brutal forms of exploit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 …

c) Church vs. development of secular society

• While Christianity would serve democracy through the philosophy implicit in its doctrine, in societies that had not become secularized, it became one of the greatest obstacles preventing democracy from expanding and taking root
• Religions accept and promulgate only absolute truths; every religion rejects the truths of other religions; they all aspire to conquer the hearts of human beings and to control their behavior. In power it became intolerant, dogmatic, exclusivist and fanatical
• Secularization means unrestricted freedom of citizens to practice and live their faith without any hindrance, as long as they respect the laws of their parliaments and democratic governments
•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reduced their intolerance and accepted coexistence with other religions, not because their doctrine was any less all-encompassing and intolerant than that of Islam, but because they were forced to change; in Christian societies, there was a process that forced religion to privatize and step back from state control
• In an open society, religion belongs to the private sphere should not usurp the function of the state, for monopolies are always a source of abuse and corruption

d) Necessity of spiritual life

• While I am firmly convinced that secularism is indispensable in a truly free society, I also believe with equal certainty that for a society to be fre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re to be an intense spiritual life
• There are examples of secular morality, but they could be found only in small groups … … It is still an incontrovertible reality that, for the great majority, religion is the first and the main source of the moral and civic principles that buttress democratic culture
• It is in the economy that the evisceration of spiritual life are most visible: this system of free economy accentuates economic differences and encourages materialism, consumerism,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nd an aggressive, belligerent and egotistical attitude
• All the great liberal thinkers  argued tha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reedom achieved its full civilizing function only when the spiritual life of a society was intense and fostered a hierarchy of values respected and adhered to by that society. The great failure, and the crises that the capitalist system faces again and again are not due to inherent faults in the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themselves but rather to the collapse of moral and religious values, which act us a curb that keeps capitalism within certain norm of honesty, respect for one’s neighbor, and respect for the law.
• And it is even worse if the person committing the crime is rewarded by media success

e) The case of German Constitutional Court

• If the state doesn’t preserve its secular character, and gives in, democracy is lost, in the short or the long term
• Churches would negate themselves – they would cease to exist – if they were flexible and tolerant and prepared to accep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emocratic life, such as pluralism, relativism, the coexistence of contradictory truths, the constant mutual concessions required to arrive at a social consensus

Final Thoughts

a) The idea of progress is deceptive

• Never before have we lived in an age so rich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cal discoveries; never have we been better equipped to defeat illness, ignorance and poverty, and yet perhaps we have never been so confused about certain basic questions such as what are we doing on this lightless planet of ours, if mere survival is the sole aim that justifies life, if concepts such as spirit, ideals, pleasure, love, solidarity, art, creation, beauty, soul, transcendence still have meaning and, if so, what these meanings might be?
• In the past, literature and the other arts were often the best way of attracting attention to such problems … … Now, by contrast, it is a mechanism that allows us to ignore problematic issues, distracts us from serious concerns, and immerses us in a transitory ‘artificial paradise’, … … , a brief vacation of unreality

b) A final query: will paper books survive?

• Jorge Volpi: the arrival of electronic books will contribute in a decisive way to ‘the greatest democratic expansion that culture has been since the invention of the printing press’
• [I suspect] something of immateriality of the electronic book will affect its content, as happens with the clumsy literature, without order or syntax, full of apocopes and jargon, sometimes undecipherable, that dominates the world of blogs, Twitter, Facebook and other Internet-based communication systems … … Television is to date the best demonstration that the screen makes ideas banal and tends to turn everything it touches into spectacle … … My impression is that literature, philosophy, history, art criticism, to say nothing of poetry, all the manifestations of culture written for the Net, will doubtless be ever more entertaining, that is, more superficial and transient. If this is the case, new generations of readers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appreciate the worth and significance of demanding works of ideas or literature … …
• Molina Foix reminded Volpi that for many readers, ‘reading’ is an operation that as well as registering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the words also means savoring the beauty that, like the sounds of a beautiful symphony, the colors of an unusual picture, or the ideas of a shrewd argument … … reading is not only an intellectual operation but also a physical exercise

c) The world of Internet

• Nicholas Carr (and his The Shallows: How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Read and Remember): his book is vindication of the theories of Marshall McLuhan who argued that the medium is important not just for its content, but that the medium itself has a surreptitious bearing on this content and, in the long run, changes how we think and act
• There is evidence that when a person’s memory is not exercised because it relies on the infinite archive that a computer can offer, then it stiffens and weakens, like muscles that are no longer used
• Dr Katherine Hoyle at Duke University: ‘I can’t get my students to read whole books any more’

d) The fate of literature

•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to help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human complexity, be alert to historical realities and to resist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truth by the powers
• If literature is just about entertainment, having a good time, immersing ourselves in fantasy, free from the pettiness of everyday life, domestic hell or economic anguish, in a relaxed spiritual indolence, then literary fictions cannot compete with those supplied by our screens, be they big or small
• Screen fictions are intense in their immediacy and ephermeral in terms of their effects: they seize us and then release us almost immediately … … what is important about reading good novels always happens after the event; it is an effect that lights up in one’s memory over time
• Benjamin and Popper, the Marxist and the liberal, both heterodox and original within larger currents of though that they renewed and stimulated, are two examples of how, by writing, one can resist adversity, act and influence society

(Selected paragraphs from seven articles)

Unpacking My Library

I am not exaggerating when I say that to a true collector the acquisition of an old book is its rebirth. This is the childlike element which in a collector mingles with the element of old age. For children can accomplish the renewal of existence in a hundred unfailing ways. Among children, collecting is only one process of renewal; other processes are the painting of objects, the cutting out of figures, the application of decals—the whole range of childlike modes of acquisition, from touching things to giving them names. To renew the old world—that is collector’s deepest desire when he is driven to acquire new things, and that is why a collector of older books is closer to the wellsprings of collecting than the acquirer of luxury editions.

Of all the ways of acquiring books, writing them oneself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praiseworthy method. At this point many of you will remember with pleasure the large library which Jean Paul’s poor little schoolmaster Wutz gradually acquired by writing, himself, all the works whose titles interested him in book-fair catalogues; after all, he could not afford to buy them. Writers are really people who writes books not because they are poor, but because they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books which they could buy but do not like.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regard this as a whimsical definition of a writer. But everything said from the angle of a real collector is whimsical.

The book borrower of real stature whom we envisage here proves himself to be an inveterate collector of books not so much by the fervor with which he guards his borrowed treasures and by the deaf ear which he turns to all reminders from the everyday world of legality as by his failure to read these books. If my experience may serve as evidence, a man is more likely to return a borrowed book upon occasion than to read it. And the non-reading books, you will object, should be characteristic of collectors? This is news to me, you may say. It is not news at all. Experts will bear me out when I say that it is the oldest thing in the world. Suffice it to quote the answer which Anatole France gave to a philistine who admired his library and then finished with the standard question, “And you have read all these books, Monsieur France?” “Not one-tenth of them. I don’t suppose you use your Sevres china every day?”

The purchasing done by a book collector has very little in common with that done in a bookshop by a student getting a textbook, a man of the world buying a present for his lady, or a businessman intending to while away his next train journey. I have made my most memorable purchases on trips, as a transient. Property and possession belong to the tactical sphere. Collectors are people with a tactical instinct; their experience teaches them that when they capture a strange city, the smallest antique shop can be a fortress, the most remote stationary store a key position. How many cities have revealed themselves to me in the marches I undertook in the pursuit of book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rt, in the same way, posits man’s physical and spiritual existence, but in none of its works is it concerned with his response. No poem is intended for the reader, no picture for the beholder, no symphony for the listener.

Is a translation meant for read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This would seem to explain adequately the divergence of their standing in the realm of art. Moreover, it seems to be the only conceivable reason for saying “the same thing” repeatedly. For what does a literary work “say”? What does it communicate? It “tells” very little to those who understand it. Its essential quality is not statement or the imparting of information. Yet any translation which intends to perform a transmitting function cannot transmit anything but information—hence, something inessential.

Pannwitz writes: “Our translations, even the best ones, proceed from a wrong premise. They want to turn Hindi, Greek, English into German instead of turning German into Hindi, Greek, English. Our translators have a far greater reverence for the usage of their own language than for the spirit of the foreign works. . . . The basic error of the translator is that he preserves the state in which his own language happens to be instead of allowing his language to be powerfully affected by the foreign tongue. Particularly when translating from a language very remote from his own he must go back to the primal elements of language itself and penetrate to the point where work, image, and tone converge. He must expand and deepen his language by means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It is not generally realized to what extent this is possible, to what extent any language can be transformed, how language differs from language almost the way dialect differs from dialect; however, this last is true only if one takes language seriously enough, not if one takes it lightly.”

The Storyteller

The earliest symptom of a process whose end is the decline of storytelling is the rise of the novel at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imes. What distinguishes the novel from the story (and from the epic in the narrower sense) is its essential dependence on the book.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novel became possible only with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What can be handed on orally, the wealth of this epic, is of a different kind from what constitutes the stock in trade of the novel. What differentiates the novel from all other forms of prose literature—the fairy tale, the legend, even the novella—is that it neither comes from oral tradition nor goes into it. This distinguishes it from storytelling in particular. The storyteller takes what he tells from experience—his own or that reported by others. And he in turn makes it the experience of those who are listening to his tale. The novelist has isolated himself. The birthplace of the novel is the solitary individual, who is no longer able to express himself by giving examples of his most important concerns, is himself uncounseled, and cannot counsel others. To write a novel means to carry the incommensurable to extrem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life. In the midst of life’s fullness, and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is fullness, the novel gives evidence of the profound perplexity of the living.

Every morning brings us the news of the globe, and yet we are poor in noteworthy stories. This is because no event any longer comes to us without already being shot through explanation. In other words, by now almost nothing that happens benefits storytelling; almost everything benefits information. Actually, it is half the art of storytelling to keep a story free from explanation as one reproduces it. Leskov is a master at thi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things, marvelous things, are related with the greatest accuracy, but the psychological connection of the events is not forced on the reader. It is left up to him to interpret things the way he understands them, and thus the narrative achieves an amplitude that information lacks.

The storytelling that thrives for a long time in the milieu of work—the rural, the maritime, and the urban—is itself an artisan form of communication, as it were. It does not aim to convey the pure essence of the thing, like information or a report. It sinks the thing into the life of the storyteller, in order to bring it out of him again. Thus trances of the storyteller cling to the story the way the handprints of the potter cling to the clay vessel. Storytellers tend to begin their story with a present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themselves have learned what is to follow, unless they simply pass it off as their own experience.

A man listening to a story is in the company of the storyteller; even a man reading one shares this companionship. The reader of a novel, however, is isolated, more so than any other reader. In this solitude of his, the reader of a novel seizes upon his material more jealously than anyone else. He is ready to make it completely his own, to devour it, as it were.

The novel is significant, therefore, not because it presents someone else’s fate to us, perhaps didactically, but because this stranger’s fate by virtue of the flame which consumes it yields us the warmth which we never draw from our own fate. What draws the reader to the novel is the hope of warming his shivering life with a death he reads about.

Franz Kafka

“I remember,” Brod writes, “a conversation with Kafka which began with present-day Europ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human race. ‘We are nihilistic thoughts, suicidal thoughts that come into God’s head,’ Kafka said. This reminded me at first of the Gnostic view of life: God as the evil demiurge, the world as his Fall. ‘Oh no,’ said Kafka, ‘our world is only a bad mood of God, a bad day of his.’ ‘Then there is hope outside this manifestation of the world that we know.’ He smiled. “Oh, plenty of hope, an infinite amount of hope—but not for us.’” These words provide a bridge to those extremely strange figures in Kafka, the only ones who have escaped from the family circle and for whom there may be hope. There are not the animals, not even those hybrids or imaginary creatures like the Cat Lamb or Odradek; they all still live under the spell of the family. It is no accident that Gregor Samsa wakes up as a bug in his parental home and not somewhere else, and that the peculiar animal which is half kitten, half lamb, is inherited from the father; Odradek likewise is the concern of the father of the family.

Some Reflections on Kafka

In speaking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big-city dweller, I have a variety of things in mind. On the one hand, I think of the modern citizen who knows that he is at the mercy of a vast machinery of officialdom whose functioning is directed by authorities that remain nebulous to the executive organs, let alone to the people they deal with.

Kafka’s work presents a sickness of tradition. Wisdom has sometimes been defined as the epic side of truth. Such a definition stamps wisdom as inherent in tradition; it is truth in its haggadic consistency.

It is this consistency of truth that has been lost. Kafka was far from being the first to face this situation. Many had accommodated themselves to it, clinging to truth or whatever they happened to regard as truth and, with a more or less heavy heart, forgoing its transmissibility. Kafka’s real genius was that he tried something entirely new: he sacrificed truth for the sake of clinging to its transmissibility, its haggadic element. Kafka’s writings are by their nature parables. But it is their misery and their beauty that they had to become more than parables.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Towering above this literature is Bergson’s early monumental work, Matiere et memoire. . . . The title suggests that it regards the structure of memory as decisive for the philosophical pattern of experience. Experience is indeed a matter of tradition, in collective existence as well as private life. It is less the product of facts firmly anchored in memory than of a convergence in memory of accumulated and frequently unconscious data. It is, however, not at all Bergson’s intention to attach any specific historical label to memory. On the contrary, he rejects any historical determination of memory.

Proust’s work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may be regarded as an attempt to produce experience synthetically, as Bergson imagines it, under today’s conditions, for there is less and less hope that it will come into being naturally. Proust, incidentally, does not evade this question in his work. He even introduces a new factor, one that involves an immanent critique of Bergson. . . .[Bergson] leads us to believe that turning to the contemplative actualization of the stream of life is a matter of free choice. From the start Proust indicates his divergent view terminologically. To him, the memoire pure of Bergson’s theory becomes a memoire invoontaire. Proust immediately confronts this involuntary memory with a voluntary memory, one that is in the service of the intellect. The first pages of his great work are charged with making this relationship clear. In the reflection which introduces the term Proust tells us how poorly, for many years, he remembered the town of Combray in which, after all, he spent part of his childhood. . . . This his calls the memoire volontaire, and it is its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information which it gives about the past retains no trace of it. “It is the same with our own past. In vain we try to conjure it up again; the efforts of our intellect are futile.” Therefore Proust, summing up, says that the past is “somewhere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intellect, and unmistakably present in some material object (or in the sensation which such an object arouses in us), though we have no idea which one it is. As for that object, it depends entirely on chance whether we come upon it before we die or whether we never encounter it.”

If it were the intention of the press to have the reader assimilate the information it supplies as part of his own experience, it would not achieve its purpose. But its intention is just the opposite, and it is achieved: to isolate what happens from the realm in which it could affect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ader.

The crowd—no subject was more entitled to the atten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writers. It was getting ready to take shape as a public in broad strata who had acquired facility in reading. It became a customer; it wished to find itself portrayed in the contemporary novel, as the patrons did in the painting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most successful author of the century met his demand out of inner necessity. To him, crowd meant—almost in the ancient sense—the crowd of the clients, the public. Victor Hugo was the first to address the crowd in his titles: Les Miserables, 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 In France, Hugo was the only writer able to compare with the serial novel.

The masses had become so much a part of Baudelaire that it is rare to find a description of them in his works. His most important subjects are hardly ever encountered in descriptive form. As Dujardin so aptly put it, he was “more concerned with implanting the image in the memory than adorning and elaborating it.” It is futile to search in Les Fleurs du mal or in Spleen de Paris for any counterpart to the portrayals of the city which Victor Hugo did with such mastery. Baudelaire describes neither the Parisians nor their city. Forgoing such descriptions enables him to invoke the ones in the form of the other. His crowd is always the crowd of a big city, his Paris is invariably overpopulated.

The Image of Proust

We know that in his work Proust did not describe a life as it actually was, but a life as it was remembered by the one who had lived it. And yet even this statement is imprecise and far too crude. For the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remembering author is not what he experienced, but the weaving of his memory, the Penelope work of recollection. . . . For here the day unravels what the night was woven. When we awake each morning, we hold in our hands, usually weakly and loosely, but a few fringes of the tapestry of lived life, as loomed for us by forgetting. However, with our purposeful activity and, even more, our purposive remembering each day unravels the web and the ornaments of forgetting.

Max Unold, one of Proust’s more discerning readers, fastened on the “boredom” thus created in Proust’s writings and likened it to “pointless stories.” “Proust managed to make the pointless story interesting. He says: ‘Imagine, dear reader, yesterday I was dunking a cookie in my tea when it occurred to me that as a child I spent some time in the country.’ For this he uses eight pages, and it is so fascinating that you think you are no longer the listener but the daydreamer himself.” . . . . Proust’s frenetically studying resemblances, his impassioned cult of similarity. The true signs of its hegemony do not become obvious where suddenly and startlingly uncovers similarities in actions, physiognomies, or speech mannerisms. The similarity of one thing to another which we are used to, which occupies us in a wakeful state, reflects only vaguely the deeper resemblance of the dream world in which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appears not in identical but in similar guise, opaquely similar one to another.

The eternity which Proust opens to view is convoluted time, not boundless time. His true interest is in the passage of time in its most real—that is, space-bound—form, and this passage nowhere holds away more openly than in remembrance within and aging without. To observe the interaction of aging and remembering means to penetrate to the heart of Proust’s world, to the universe of convolution. It is the world in a state of resemblances, the domain of the correspondances; the Romanticists were the first to comprehend them and Baudelaire embraced them more fervently, but Proust was the only one who managed to reveal them in our lived life.

“Proust approaches experience without the slightest metaphysical interest, without the slightest penchant for construction, without the slightest tendency to console.” Nothing is truer than that. And thus the basic feature of his work, too, which Proust kept proclaiming as being planned, is anything but the result of construction. . . . One must picture him in this state of weakness to understand how felicitously Jacques Riviere interpreted the weakness when he wrote: “Marcel Proust died of the same inexperience which permitted him to write his works. He died of ignorance of the world and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how to change the conditions of life which had bugun to crush him. He died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how to make a fire or open a window.” And, to be sure, of his psychogenic asthma.

第十章 理发师的铜盆

在菲利普二世把马德里立为这个国家的首都之前，这里不过是一个小村庄，人们说这个城市最初的由来是因为摩尔人要搭建城堡，那个时候，西班牙中部的卡斯蒂利亚高原，还是一个蛮荒之地，北方是基督教文明，南方是伊斯兰文明，马德里的建成更多是出自军事用途。这里并不是哪条交通大动脉的交汇，也没有大河流经，更没有富饶的地矿资源，或者特殊的历史意义，菲利普国王选择这里，就像后来巴西的首都被定在巴西利亚一样，是国家统一的象征。马德里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正中央，把它作为中心和统一的符号，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 西班牙人也喜欢这种象征。

曾经，马德里人自己曾自豪地打趣道，天堂里一定要能看得见马德里的风景才够完美。这个城市雄踞在卡斯蒂利亚高原之上，视野好的地方你能清楚地看见在郊野的尽头，是一毛不拔的荒漠和土地，是的，如果和卡斯蒂利亚大多数其他地方作比，马德里的确算得上是天堂了。但是现在，这个城市已经不再那样有影响力，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国家来说，马德里的命运和未来不再是值得他们关心的话题，而马德里自己也成了其他大都市的附庸，潮流和品味来自巴黎，伦敦，或是纽约，街上响着的也是流行了有些时日的歌曲，诞生的艺术多半是受外界影响，而整个城市也几乎看不见一栋夺人眼球的现代建筑。

但是，放眼全欧洲，马德里还是那个最嘈杂，最喧闹，最具种族色彩的首都，因为在这里，经济比政治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城市的中央逐渐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占据，它们多半是大银行的总部，占据着阿尔卡拉大街上曾经属于咖啡馆的地盘——在旧时代，不同的群体是要去不同的咖啡馆的，有属于斗牛士的，有属于知识分子的，有属于诗人的，还有属于将军们的。除了银行，你还能看见美国跨国企业的办事处，各大旅游代理的总部，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马德里这个由菲利普国王钦选的首都，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并在这人来人往中走向物质和现代化。

西班牙的工业落后导致这个国家早早地被周边邻居甩在了后面，在六十年代以前，人们的习俗仍保持着工业社会之前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远未受到机器和大规模就业的影响，因此，那个时候的西班牙人，即便是在佛朗哥统治时期，仍怀着对个体和个人的极大拥护和尊重。西班牙人的尊严背后正是这种心态，而他们曾经长时间贫穷的背后，或许也是同一种心态吧。现在，整个国家迎来了改变的机会，每一年都有大量年轻人涌进城市，技术培训学校把农民培养成“更有用”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刺激了工业的需求，而眼界开阔了的西班牙人，在目睹了周围邻居的生活状况之后，也渐渐地不再固执，开始打开国门。虽然很多产业还在起步阶段，但如今在西班牙，你已经分明嗅得到唯物主义的气息，新建的公路，铁路，水坝，钢厂，电站，就是这个时代的哲学。

在外交上也是如此，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国家不能靠自给自足而活下去。早在佛朗哥死去之前，西班牙就已经开始接受外面的世界。有趣的是，现代化在西班牙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出自经济上的野心，宗教权力的解体，或者对执政者的失望，而是由看上去毫不起眼的旅游和贸易带起来的。正是从络绎不绝的游客身上，西班牙人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因为他们意识到，生活其实还有很大可以改善的空间。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变化，相比于葡萄酒，现在的西班牙人更倾向于喝啤酒，周末的休闲娱乐活动也从看斗牛变成了看足球比赛，弗朗门戈已经不再是最受欢迎的音乐了，年轻人更热衷于摇滚，甚至在塞维利亚的狂欢节上，你都能找得到不少情侣踩着迪斯科的鼓点起舞，而不是安达卢西亚的传统音乐。中产阶级的比例不断上升，而且越来越富裕。在很多服务区里的洗手间，女士的门牌告示是一只长手套和玫瑰，而男士的则是一顶礼帽和拐杖。西班牙人开始习惯每周日去洗车，商店里摆满了洗衣机，而每家每户的房顶上也插满了天线。

所以说，时间可以改变一切，西班牙人，曾经那么庄重，那么讲礼，那么热情，又那么保守，现在和你我也没有什么两样了。进步的过程自然会伴随着民族特性的流失，而过不了多久，前往龙塞斯瓦耶斯的朝圣之旅也注定将不再那么有趣。相信西班牙人在这过程中是收获而不是失去了更多吧。但对于我们来说，毫无疑问只有失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桑丘，但堂吉诃德只来自西班牙。

（全书终）

第九章 四个城市（接上篇）

塞哥维亚就是另一个世界了，尽管她距离阿维拉仅有四十英里，而且还身处同一片山脉。如果说阿维拉只是一个空的躯壳，那么塞哥维亚则全都是核仁，她怕是卡斯蒂利亚高原最完整的一个城市，如果比作一个人，那么塞哥维亚全身的器官都还完好无损，而且丝毫没有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萎缩。从美食的角度看，阿维拉的特色是由修女制作的小蛋糕，而到了塞哥维亚，则是烤乳猪，它身上的脂肪带着浓浓的征服者的气质。

塞哥维亚是城市规划的典范，她绵延在起伏的丘陵地带，南边是一条叫作克拉默雷斯的小河，北边是埃雷斯马河，水流更加丰沛。想要一窥塞哥维亚的全貌，你得先登上阿维拉附近的一座小山，（最好是早上），在那里你会发现不远处的塞哥维亚是如此美丽而且恰到好处。太阳从高原的一端升起，整个城市突然就被染成了红色，三维的轮廓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维。城市的中央是一座高高的大教堂，它左边是城堡，浪漫的塔尖，保留着十九世纪的原貌，炮塔，锥形塔，还有错落有致的窗户，和谐地分布在一整片悬崖上。而这梦幻的另一边，则是无比雄健刚硬的古罗马大水渠，它的强势和不朽甚至让人有整个山丘其实是由它撑起来的错觉。这三足鼎立的建筑中间，密布着有些乱七八糟的狭窄而陡峭的小路，偶尔被一两座尖塔和广场打乱，包围着城市的城墙则在居民房屋群中时隐时现。站在阿维拉看塞哥维亚，她就好像是一艘轮船，在这个美好的清晨，扬起了最饱满的风帆正要远航。

在历史上，塞哥维亚这座城市被注入了不少力量和挑战。就在那座城堡，卡斯蒂利亚的女王伊莎贝尔曾击退了围攻她的一群暴徒，也是在那座城堡，我们可爱的阿方索国王，曾经在书本中寻求真理，质疑是否太阳真的是围绕地球旋转，而在那座造型有些奇特的维拉克鲁兹教堂，圣殿骑士曾守护着它整整一夜。就连天灾人祸在塞哥维亚也有些哄闹的气息：城堡的旧址在1862年被一场大火付之一炬，但据说这场大火是当时在那里的炮兵学校的学员放的，因为他们希望把学校迁到马德里去。

最初来到塞哥维亚的人是幸运的，他们在卡斯蒂利亚高原上最好的一块地方搭建起自己的家园，我自己也一直忘不了来塞哥维亚第一个晚上在老街上漫步的美妙感觉。那是一个略带湿气的夜晚，街道被暖而模糊的路灯点亮着，我在绵绵细雨中毫无目的地游走，来到大教堂附近的一个小广场，用当地人的话说它的名字叫“警报广场”。这个广场高出地面，建在好几级台阶之上，远远看去你还以为这是一幕歌剧的布景。在它左边，是可爱的古罗马风格的圣马丁庭院，中间则是一尊雕像，应该是塞哥维亚当地的一位爱国者，挥动着旗帜，而右边，爬上台阶，有一排迷人的小房子，鲜花和蕨类植物从阳台里纷纷探出头来。这就是塞哥维亚，一座充满灵气的城市。

最后，让我们来到托雷多。托雷多之于西班牙，就像京都之于日本一样，因为这里储藏着这个国家最古老，最自豪，也是最私密的心态和意识。当你想起古西班牙，便会记起托雷多，这里曾是西班牙的首都，一城之内，卡斯蒂利亚人，犹太人，摩尔人和他们的文化曾经相生相容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也因此塑造了托雷多独有的包容和丰富的文明气质。埃尔·格列柯的画作让如今每个人都多少知道托雷多长什么样，就连最轻率的游客，也会觉得从马德里的计划中抽出一个下午来这里看看是必要的，毕竟过来很方便，即使下午出发也不会错过晚上的鸡尾酒会。

托雷多距离马德里只有四十英里，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独立于马德里而存在的。塔霍河自然的拐弯将她团团围住，整座城市便建在这被包裹着的山丘上，河水相当湍急，每走几步你就能看见几个老式的石头做的风车，和美丽的石桥。托雷多的容貌是粗粝的，没有丝毫柔软和玩笑打趣的成分，就好似西班牙这个国家的性格。如果能拿城市和人来作比的话，托雷多就是格列柯笔下的人物，俊朗，高挑，不苟言笑，略带些悲伤，还似乎有点冷血。

教堂主宰着这座城市，它也无时不刻在提醒我们，这里的大主教往往比整个王室和政府还更有权力，红衣主教吉麦内兹·德·西斯内罗斯不仅支付了非洲探险队的全部费用，而且是亲自率队出征。托雷多城堡矗立在山尖，它的地下马厩如今还能装得下多达两千匹马。到了晚上，泛着灯光的托雷多异常美丽，被进一步照亮的教堂似乎直入云霄，连最坚定的怀疑论者或许都会因此而想到不朽。

走到城市里面去，依然到处都是精神和宗教的气息，犹太人的信仰和习惯在他们的会堂里妥善保存着；穆斯林的光辉基督清真寺，就是一座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的翻版，虽然小了许多，但你依然可以找到马蹄状拱顶和尘土飞扬的小花园；穆萨拉布，也就是摩尔人统治时期仍保持基督教信仰的教徒，在这里也有不少回忆。托雷多是刀刃之城，这里曾经大量出产供圣骑士使用的宝剑。在圣托美教堂里面悬挂着一幅格列柯的名画《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生动地刻画了在西班牙上帝和统治阶级是怎样和谐共生的。托雷多人奥尔加斯是一名虔诚的教徒，英年早逝，圣徒斯蒂芬和奥古斯汀决定来到人间亲手为其送葬，而这幅画就描述了他下葬时的场景。让人啧啧称奇的不是两位圣徒，而是他们身后的一群目光悲伤却又不失坚毅的西班牙男子，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社会阶层，两位圣徒只不过和别的工人一样，在履行他们的职责罢了。在画的右侧，一位神父端着一本手册似的书籍在翻看，好像在审核每一道工序是不是符合要求。上方则是菲利普二世，虽然在格列柯作画的时候这位国王依然在世，但在画里，他已经和先辈一起身居天堂了。

圣马丁桥上的圣胡安-雷耶斯修道院在“光复运动”之后修建，是一座异常华丽的哥特式建筑，各种精妙和美轮美奂的细节，透着十足的胜利者的喜悦和自豪。这个城市的最高峰，托雷多大教堂，则象征着西班牙这个国家神圣的命运。托雷多的街道是狭窄而蜿蜒的，很多地方无法走车，有时甚至一辆卖橘子小推车都会挡住去路，可当你从不起眼的教堂外墙最终找到入口走进去，会发现自己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广袤的世界。二十八个礼拜堂分布在七个大殿底下，士兵，圣徒，英雄，教徒云集于此，在这里，西班牙人伴随着荣耀走向永恒。会议殿里挂满了历任大主教的画像，他们盯着你的眼神，跟军事博物馆里的将军没什么两样。这座教堂里也装满了无数珍宝，石制的天使像，国王和主教的灵柩，西班牙锻铁大师浇制的花格铁栅，出自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工匠的雕像和彩绘玻璃，还有数不胜数的大师的名画：鲁本斯，委拉斯凯兹，范迪克，戈雅，埃尔·格列柯，等等。

这四个城市都是无与伦比的古城，地球上很少能找得到相似或同类，而它们就密布在一个直径仅一百英里的圆圈里。尽管如此，哪怕身处万里之外，当你闭上眼睛回想起西班牙，回想起这四个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的轮廓和身影是依旧那么清晰，那么光彩照人。

第八章 基督就是国王

西班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就好比沙特阿拉伯信奉伊斯兰教，缅甸人信佛，俄罗斯人信共产主义一样。虽然佛朗哥时期的政教合一一去不复返，但在历史上很多个时期，天主教堂都是西班牙的统治阶级。这个国家当初的统一，也是以基督的名义。格拉纳达大教堂里有一块浮雕，上面记述了当年最后一位摩尔人国王受降于伊莎贝尔女王和费迪南国王时的场景，站在他们中间的还有一个人，是三位胜利者中唯一戴着手套的，卡迪纳·门多萨，伊莎贝尔和费迪南的精神导师，象征着国家统一背后的宗教力量。犹太人和摩尔人被驱逐，背后是显而易见的宗教因素，大批登船探索“新世界”的勇士们，手里也都握着十字架，心怀基督教的信念并想要把它传至全世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西班牙人都信教，在内战之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公开声称是教徒，现在这个比例大约有一半左右，而且大多是女性。在西班牙，反宗教的情绪来源于反对教权，人们常常忌惮宗教背后的金钱和权力，对此嗤之以鼻。而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异，有些知识分子对之报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怀着虔诚和端正的心态，而另一部分人，则有点把宗教和迷信混为一谈。走在西班牙，我们到处都能看见圣女画像，她们的故事依然在坊间流传，并时常被赋予治愈和保护的神秘力量。

在佛朗哥死后，西班牙的文化氛围逐渐开放起来，但这也是表象。旧传统，旧习俗只是不再流行，但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如今西班牙还有不少神学院，那里有潜心学习拉丁文的学生，一年当中有多达一千五百多名圣徒被纪念，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拥护和追随者。在阿斯托尔加大教堂的北塔，在萨拉戈萨皮拉尔大教堂，在巴塞罗那的圣家堂，所有这些基督教的伟大建筑，我们每天都能听得见建筑工人的锤子声和起重机的叮咚声。

第九章 四个城市

让我们来拜访四个西班牙城市，来看看他们之间的差异和统一是怎样塑造整个国家的。萨拉曼卡，是由砂石堆砌而成的，话说到这里，西班牙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人们喜爱强调各个城市的“原材料”：圣地亚哥是花岗岩，萨拉曼卡则是砂石。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所有名城里面，托尔梅斯河畔的“大学城”萨拉曼卡或许是最安静的一个，她把这个国家古往今来的激烈和动荡都默默吸收到了自己的年岁和文化当中。进入萨拉曼卡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罗马古桥，古老，坚实，饱经风霜，桥下的河水宽广而沉稳。站在桥中央的壁龛驻足一会，周围是那样简单和确切。桥另一头的灌木丛里，也许有个把头埋在书本里的学生，手里拿着瓶附近咖啡店买来的汽水，耳边是弗拉门戈音乐。稍微抬起点头向上看，不远处就是两座大教堂，萨拉曼卡好像还停留在中世纪——城市和乡村的距离是如此之近。

萨拉曼卡大学始建于十三世纪，在此后的四百年里一直是欧洲数一数二的思想中心，哥伦布的航海计划曾经交给这里的教授来审阅，国际法的概念也是从这里诞生的，新世界的头几个大学（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校规也是参照这里的制度。几个世纪以来，很多雄伟的建筑围绕着校园纷纷建立起来，比如精美绝伦的埃斯奎拉斯庭院，这里刻着关于费迪南德和伊莎贝尔的铭文：国王和女王的大学，大学的国王和女王，由此不难看出萨拉曼卡大学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她在西班牙政治，王室，和宗教历史里的独特意义。十五世纪建起来的贝壳之家，据说是为了当地一位圣哲而造，是西班牙最妩媚的建筑之一，整面墙都装饰着轮廓分明的扇贝一样的造型。著名的马约尔广场，优雅，对称，颜色艳丽但却毫不俗气，没有哪个地方能比这里更能彰显出一种特别的带着学术气息的欢乐了。

萨拉曼卡是一座可爱的城市，但是就像很多其他西班牙可爱的事物一样，可爱背后都带着一丝悲伤。她曾经的辉煌早已沉睡许久了，那所曾几何时欧洲前三的学府，现在不仅只排在西班牙第七，而且丝毫看不到生气，也看不到叛逆的学生徘徊在马约尔广场周围的咖啡店里，而这里的图书馆和教室，怕一时也再没法孕育出新的哲学和理论。宗教审判时期萨拉曼卡就开始走向没落，到了当代，佛朗哥狭隘的心胸又捅了她一刀，这个国家的“精英们”似乎都对自由思想抱有天生的抵触，要想看到萨拉曼卡重复昔日的荣光，成为欧洲思想和启蒙的先锋，恐怕要再等上很长一段时日了。

这样的悲伤在阿维拉也可以看到，尽管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形式。阿维拉是一座士兵的城市，从西边入城的话，你会看到一段长达近两英里的城墙，由八十八座塔楼和十扇威严的城门组成，到现在还保存得很完好，就像新建的一样，但是，城墙的背后并没有藏着什么珍奇异宝。阿维拉就像是一颗老掉的核桃，虽然外表还坚硬闪亮，可是里面早就被掏空。主城门附近的大教堂，墙面已十分斑驳，走进城里，中世纪的街道还在，但总让人感觉有始无终——因为行人太少了。在稀松的店铺里，高耸的教堂显得异常孤单。如今的居民，连同商铺和咖啡馆一起，统统迁移到附近的新城去了，坐在那里的餐馆向窗外望去，或者在搭乘公共汽车的时候，你还能看到不远处的城堡和绵延的城墙，一副守卫森严的样子，可吊诡的是，现在的阿维拉古城早已没有什么可值得守卫的了。

韶华易逝，看着如今的阿维拉，很难想象在最光辉的时候她也曾是多么阳刚。不禁要问，这里真的是圣女德肋撒出生的地方吗？这里真的是圣文森特烈士被斩首的地方吗？这座如今苍白而游客寥寥的城池，真的是曾经统治了整个帝国的胡安王子早年学习和受训的地方吗？这座一间书店都没有的城市，真的是伟大的阿方索·马德里加尔大主教每天都要写三页深刻文字的地方吗？这些记忆都已经十分遥远，哪怕在西班牙历史上最近一次动乱——内战时期，国民军也是未动一兵一卒就攻下了阿维拉。

（待续）

第七章 将士们

不知不觉西班牙步入和平时代已经有些年岁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可不多见，西班牙人是好战的，这个国家本身也像一座城堡一样。而事实上，城堡遍布西班牙的各个角落，安达卢西亚的贝莱斯布兰科城堡矗立在山尖，塞哥维亚附近的城堡像一块圣诞节蛋糕，贝尔蒙特有座博物馆样子的城堡，那里的守卫热情到送别你时会一直招手直到你走到山下。南边曾长期被摩尔人占领，那里的白色城市中也留下了他们建造的城堡，有些城堡则被改造成了酒店，临近葡萄牙边境的休达德罗德里戈城堡便是一例，有的城堡像村庄，贝尼多姆附近的瓜达勒斯特城堡的墙壁上还住着好多户人家。瓦伦西亚海边的潘尼斯科拉城堡则是一座大学的学院，里面有五湖四海的学生，马约卡岛上的城堡是圆形的，有的城堡还保持着城堡本来的功能，有炮台，有士兵站岗，有的城堡举世闻名，比如阿尔罕布拉宫。

这些城堡也在无形中提醒我们，西班牙就是由不停的战争建立起来的，城堡就是战场前线的堡垒，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点一点地向南开拓，而西班牙的国王也一点一点把他们的首都向南推进。内战对于西班牙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很少有城市完全没有战争英雄可以缅怀吹嘘。尽管西班牙是一个由将士组成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当代国防装备却并不先进，那些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油画里才能看见的军事场面，如今的西班牙仍能找到。西班牙的士官仍为自己的头衔而自豪，即便他在值完班的下午去银行做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它们的军舰出海时，上面依旧插着整齐漂亮的军旗，吹着有序的号角，保持着几百年来的传统。

从科托多尼纳向东北方向，穿过莫雷纳山脉和埃斯特雷马杜拉，你会来到一个名为特鲁希略的小城，这里是征服者皮萨罗的家乡。弗朗西斯科·皮萨罗，那个率领183个人只身打败整个印加帝国的英雄，在整个世界战争史上都是一个奇迹，他的雕像就在特鲁希略广场的中央。埃斯特雷马杜拉也是这样一个遍布着冒险家的地方，在那段人人向往着“新世界”的年代，衣锦还乡的他们至今仍被家乡人纪念，这个地区的每一块纪念碑，也提醒着人们西班牙曾经有那样一个辉煌时代。在阿拉贡省有一个小村庄叫作科雷拉，这里很少有游客问津，但是她特别的地方在于自己和“新世界”紧密的联系，几乎每一座大户人家都有或多或少关于南美殖民地的回忆，这一家出了后来的秘鲁首领，那一家出了后来战死沙场的一位著名将军。卡斯蒂利亚高地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城市昆卡，虽然现在看上去有些灰头土脸，但它可是用当年从美洲殖民地运回来的黄金建造而成的。

打开世界地图，看着上面各路地名，布宜诺斯艾利斯，拉斯维加斯，洛斯阿拉莫斯，你不禁会感叹，曾几何时西班牙给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那么深远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也不禁要唏嘘，曾经的辉煌是如此短暂。第一杯热巧克力，传说就是由西班牙人品尝的，西班牙人对头颅，骨骼，血液的崇拜，也据说是经阿兹台克人影响，现代西班牙建筑中的不少元素，比如马约卡岛上的石墙，是从印加文明学习而来，而阿尔罕布拉宫门外的警察穿着的羊毛雨披，则像极了玻利维亚的牧羊人。还远不止这些，在与拿破仑的战争里，蒙特塞拉特皇家教堂中的灯大规模损坏，但是，来自秘鲁，墨西哥，和阿根廷的西班牙王权拥护者纷纷把替代品寄了过来。来自拉丁美洲的大学生如今依然会远渡重洋来西班牙学习，北部海边的度假胜地圣塞巴斯蒂安，每到假日都云集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富人们。

我有一次在休达德罗德里戈，这个当年威灵顿侯爵击退拿破仑的地方，路经一座石像很想威灵顿将军，我向旁边的一位妇女确认，没想到她却说，这不是威灵顿，而是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是萨拉曼卡大教堂的风琴手。其实我不该惊讶，每一段音乐故事的背后，有可能都埋藏着战火和杀戮。在西班牙，战争的痕迹随处可见，萨拉曼卡的一座坟墓，男子一副中世纪武装，而女子身着尼姑的服饰，这类服饰是女人们在自己的男人前线拼杀奋战时才会穿上的。格拉纳达的一座不起眼的小清真寺，当年费迪南国王就是在这里接受了摩尔最后一位君主的投降。托雷多大教堂上镀金的玻璃，当年拿破仑打来时当地人为了掩人耳目，在上面又浇了一层铁，结果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清除下来。当然，我们也不该忘记，就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西班牙被一场最惨烈的内战肢解得四分五裂，遍体鳞伤，直到现在一些北方的小镇还是破旧不堪，格罗纳，维希，托尔托萨，那里鹅卵石铺成的街道，寒酸的房屋，似乎至今未曾从战败的阴影里走出来。

第六章 荒野的西班牙

在瓜达尔吉拉尔河缓缓注入大海之际，从塞维利亚来的船只驶过棕榈和沙洲，有一大片江滩叫科托多尼纳，它是西欧面积最大一块不通公路的陆地。这里杳无人烟，甚至看不到太多生命的迹象，偶尔有飞鸟划过天际。然而，这却是欧洲野生动物最丰富的一个地区之一，无数的鸟兽，昆虫，爬行和野生动物，和水鸟。据说一位鸟类学家仅仅在一个下午就在这里发现了三十五样不同种类的鸟，而欧洲大陆仅有的野生骆驼也生活在这里。很难想象安达卢西亚也存在这样一个地方，从塞维利亚驱车只需一个上午便可抵达，有人说这或许是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以外欧洲最荒野的地方。从本世纪初到现在，西班牙的人口从约一千八百万骤增到三千万，然而，其中三分之一都聚集在七个大城市里。理论上，如果合理布局和规划，西班牙足够装得下比现在两倍还多的人口，但是现今，半数以上的土地还未被开采，而那些可耕种的地区， 随处可见不远处的荒芜，寸草不生的岩石和蛮山。

西班牙的北方依然有熊出没，有时也有狼的踪影，我就曾在穆尔西亚一个沙滩发现一具狼的尸体。安达卢西亚到处可见一种体型庞大的鸨鸟，它有粗壮的脖颈，翅膀扇起来的响声在所有鸟类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在电线上或者松叶丛中，你能时常发现猫头鹰，带着一种鄙夷的眼光冷冷看着你。而在野外的山间悬崖，秃鹫和老鹰展翅翱翔。格拉纳达的轩尼洛里菲花园的夜莺非常有名，它们在柏树丛中不知疲倦地歌唱。几乎每一处野餐的地方，你都能看得见蜥蜴也在那儿晒太阳，当然也少不了会飞的甲壳虫，蛾子，和嗡嗡嗡的蜜蜂。从纳瓦尔到安达卢西亚，整个西班牙都是鹳鸟的踪影，在烟囱上，在教堂的尖塔上，想必对它们来说，首都是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城市卡塞雷斯，那里中世纪的房屋和杂乱的山坡跟成群的西班牙鹳相比，都要逊色一筹了。

西班牙群山脚下的小溪里，美味的鳟鱼比比皆是，西北部地区酷似峡湾的河口，满是鲑鱼。西班牙的鱼类运输系统井井有条，非常有效率。不管是地中海沿岸的瓦伦西亚，还是大西洋畔的圣塞巴斯蒂安，前一天晚上打捞上来的鱼虾迅速装箱，不管夜里发生什么，罢工了还是停电了，第二天中午，马德里的餐桌上都能找到最新鲜的红鲻鱼，龙虾，生蚝，和蜘蛛蟹。西班牙人说得上是“无鱼不欢”，路边摊的蒸汽里，熙熙攘攘的集市里，超市里，加迪斯的盐锅里，它们在无助地跳跃着，或者是在卡车甚至骡子背上，它们被运往最偏远的山村。

尽管汽车和拖拉机已经很普及，西班牙仍是一个非常依靠人力和“马力”的国度，马车依然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西班牙人喜欢马，也理解马。按说西班牙人对动物都是十分残忍的，可是要是自家的，那就不一样了。查尔斯一世酷爱他的猫和鹦鹉，熙德有一只母马，她下葬的地方至今还被标记着，十六世纪阿尔梅里亚大教堂主教比拉兰的墓像脚下，有一只猎犬，而我曾在阿尔罕布拉宫里见到的工人，他们工作的时候手边还提着一笼鹦鹉。

西班牙原始的地貌往往能给现代人紧张的神经带来一丝舒心和安宁，动物园自然是单调乏味的，但它们背后总是一片甜蜜和空旷的土地，长满了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野花。西班牙满是自然的香味，迷迭香，百里香，薰衣草，木柴燃烧的香味，雨后松树的味道，微风拂过的橘子花和玫瑰花香，在欧洲万余种野花中，一半以上都可以在西班牙找到。在西方世界，很少有哪一种欢愉能够和西班牙山间的一个春日早晨相比，向远方眺望，也许是点点村庄，也许你还听得到圆润的铃铛声，也许，在你目光已经不可及的一个山谷里，有一个马夫载着货物向市集走去。抬头看，山坡上有一群斑点猪，在风信子花丛中哼哼着。阳光渐暖，昆虫的嗡嗡声和鸟鸣不绝于耳。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她哺育的人民之性格是如此息息相关。荒野的西班牙，孕育了一个剽悍的民族。内战后的四十年间，他们都被称作“愤怒的西班牙人”，哪怕佛朗哥死去之后也没有缓和的迹象，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开始被政治恐怖笼罩着。历史上，在欧洲大陆，宗教迫害并不是西班牙独有的，但在西班牙，任何事情都会被推向一个极端，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摩尔人，新教徒 ，和这样或那样的被认为是异端的人，都被推上宗教审判庭，并最终被烧死。后来的西班牙内战就更不必说了，没有哪一场战争如此惨烈，托雷多街道上血流成河，巴达霍斯的斗牛场里，几百名被解除武装的士兵惨遭杀戮。这场战争似乎把西班牙人骨子里对血液的饥渴，对暴力的审美，对复仇的激情都给激发出来了。死亡本身在西班牙人眼中也有特殊的含义，斗牛竞技中，牛倒下的那一刻也被视为真理显灵的那一刻，而对于人来说，死亡就是人生的最高峰。在西班牙，墓地往往距离村庄很远，大片的墓碑就像是另一片独立的存在。

然而西班牙人也是无比向善的，他们喜欢孩子，没有妒忌心，礼貌背后朴实而真诚。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西班牙的犯罪率非常之低。这里的商贩也不会坐地起价，或者找给你不对数的零钱。在外人看来，这个国家是有些易怒，但一点也不刻毒。

第五章 外国人

如果把深歌定义成部分源于东方，部分源于摩尔人，部分犹太人，然后最好由吉普赛人演唱的话，未免太过简单了。有些专家从这项代表着西班牙文化的音乐体裁里溯到了腓尼基人的渊源，有些人则说它里面蕴含了拜占庭文化的礼仪，有些人听到了非洲黑人音乐的节奏感，还有人说给乐曲伴奏的响板其实是来自特洛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西班牙这样受到如此多外来文化的影响。站在萨古恩多的罗马斗兽场边，你至少看得见五种文化的痕迹：山上，伊比利亚类人猿曾居住过的山洞；乡里，希腊人留下的葡萄酒工艺；脚下，罗马人铺成的石板路；背后，有一座摩尔人建造的城堡；河沿，一座高耸着的烟囱冒着黑烟。

在如今西班牙人的性格和脾气里到底还有多少摩尔人的痕迹，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再准确回答。要知道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西班牙人会直接把一切粗糙的东西叫作伊比利亚，而任何圆滑的则来自摩尔人。伊斯兰文明在这个半岛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科尔多瓦大清真寺被改建和“归化”距今已经长达七百年，曾经的壁龛如今只是个小摆设，庭院被用来存放基督教正典，大广场中央立起了神坛，古老的走廊被墙封住，用于沐浴的喷泉也被改造成装饰用途，当然，我们也再看不见橘树丛中闲庭信步的阿拉伯智者了。

被归化了的摩尔人被称作摩里斯科，最后一批摩里斯科被驱逐出西班牙是早在1609年的事情，但摩尔人的血液似乎依然留存在很多西班牙人的身体里。不比内战以前，如今在西班牙南部你是找不到带着头巾的阿拉伯妇女了，但时不时在超市里，你还是能发现这样的乡村妇女，她们在与陌生人四目相接的时候会下意识地用黑围巾遮住自己的嘴——这种防御性的姿态和埃及女人如出一辙。西班牙生活中的闲散也像极了穆斯林：在与安道尔接壤的边境，一个炎热的周末，那个检查你护照的官员，是不是很像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帕夏？西班牙人对享乐的追求，也与很多阿拉伯国家毫无二致，和埃及人一样，他们喜欢公共假日，喜欢公园，喜欢野餐，喜欢登高瞭望，还喜欢在水上泛舟玩耍。

摩尔文化对西班牙人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占领区”，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整个西班牙都说两种语言，甚至北方信基督教的王子们也用阿拉伯语彼此交流。很多基督教人改信伊斯兰教，剩下那些坚守信仰的，也在以摩尔人的思维方式思考，过摩尔人过的生活。西班牙被摩尔人统治长达七个世纪，他们的根基扎得太深了，格拉纳达便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说的不是雄伟的阿尔罕布拉宫，而是山脚下一个不起眼的摩尔风格的队商旅馆，古老，安静。店家坐在屋里的一个角落，厨房里的女人也许会偷偷瞟你一眼。这里云集了各路商人，卖毛毯的，卖水烟的，卖头巾的，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声音，篷车车主的叫喊声，动物的呼噜声，还有蹲在走廊下老人嘴里不停的阿拉伯话语，有一刹那你会恍惚觉得自己是不是身在叙利亚的一个巴扎里。当你走出旅馆来到附近的酒吧，点一杯葡萄酒要一盘虾，抬头看吧台后面的那个男人，也许你会突然觉得他是从也门来的。

摩尔人不是仅有的一支来自于东方并深深影响了西班牙的民族，犹太人在西班牙的历史上也经历了高低起伏。西哥特人统治时期，他们遭到野蛮的对待；而在穆斯林治下，犹太民族则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富裕，有地位，有文化，有影响力。有一些镇子甚至全部都由犹太人组成，格拉纳达也一度被称作“犹太之城”。在那时，犹太人是摩尔人的医生，是他们的哲学家，有时还是外交官，甚至将军。这样的繁荣在欧洲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先是格拉纳达，然后是托雷多，以至于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求学的牧师去巴黎，律师去博洛尼亚，医生去萨莱诺，而撒旦和恶魔，都去了托雷多。

在基督教王国早期，“再光复”运动完全结束之前，犹太人的待遇也还算不错，真正的迫害是从十四世纪末才开始的，在格拉纳达沦陷的1492年，犹太人被强制驱逐离开西班牙。他们离开的时候两手空空，几乎什么也带不走，留下来的图书馆，精心修建的房屋，积累的财富，还有土地，最终都不得不化为泡影。不过，总有蛛丝马迹和星星之火，他们的会堂被改建成博物馆和教堂，墙壁上你还能依稀看见希伯来语书写的经文。犹太人的才华也不知用什么方式传承了下来，有人说哥伦布就是犹太人，不管真假，西班牙历史上确实有一段时期，大部分的文化名人都是犹太出身。

西班牙的吉普赛人则是才华和艺术的象征，因此跟犹太人相比，似乎更被需要。很多我们如今看上去非常“西班牙”的东西其实都源于吉普赛，斗牛本就是吉普赛人擅长的运动，弗拉门戈舞就更不必说。这个国家还有不少其他“外国人”：罗马人留下了水渠和堡垒，斗牛场也自然是沿袭了古罗马斗兽场的设计，整个西班牙还有不少城市是用罗马地方命的名。法国人对西班牙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刻的，尤其在建筑上，西班牙大半教堂的灵感来源便是法国；在近现代，法国也是西班牙走向现代化所模仿的对象。不能忘了英国人，他们与西班牙的历史同样密切相关，直布罗陀至今也仍归英国管辖；当然，最密切的关系莫过于每年冬天拿着退休金来到西班牙度假的英国老人们，伊比利亚半岛的阳光，就是他们最好的家。

第四章 阳光还是阴影

对于大半个世界来说，西班牙的形象就是安达卢西亚的形象，山峦连绵的乡村，被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山脉包围着，八个不同的省份，不绝的浪漫气息，梅里美，比才，还有旅者华盛顿·欧文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山间的阿罕布拉宫殿，回响着《卡门》歌声的塞维利亚卷烟厂，斗牛舞海报上的托雷莫里诺斯，和那里丰盛的海鲜……对摩尔人来说，安达卢西亚就是俗世的天堂，当然在如今的旅游代理眼中，她依然是。

沿着莫雷纳山脉进入安达卢西亚古老的村庄是再好不过的选择。深深的河谷里，一座精心修缮过的老桥引你入城，之后等着你的，是一座高大静谧而古老的教堂。空气中有一丝烟草味道，透着一股油香，那是从街边已经开了火的早餐摊档那里飘过来的。河边，个把早起的人已经开始劳碌起来，铺满白色鹅卵石的街道两旁，尽是花团锦簇。这样一个地方像极了传统鲁里坦尼亚音乐剧里的某些场景，穿行在其中的人也一样：安静的牧羊人，牵着大小动物的马夫，骑在小步快跑的驴身上的牟利罗男孩，时髦的房屋经纪人，戴着他那顶扁平的科尔多瓦帽子，还有在喷泉边上说个不停的妇女，躲在“一帘子”火腿，大蒜，香肠背后瞥着你的商贩，风车旁的磨面工人，和咖啡馆里玩着牌的小赌徒。当然，这里也有摩托车，有汽车，有电视机，不过安达卢西亚永远不缺这些或许只有在歌剧里才能看得到的场面，辛勤的手工劳动者，古老的技艺，停不下来的八卦和好奇心，还有不知道从哪个广播传来的音乐歌声。

塞维利亚的四月节无疑是无疑是一年中安达卢西亚最激情和欢快的时刻。装饰和布置早在节日前好几个星期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市集广场上摆满了鲜花和童话灯，酒店早早开始涨价，整个城市的节奏开始加快，直到最后高潮的到来。大规模的游行，日夜笙歌，安达卢西亚最有才华的音乐家和舞蹈家云集至此，大家族们相约来到这里团聚。安达卢西亚暖洋洋的春日阳光下，马车川流不息，那些到了结婚年纪的年轻男人，穿上紧身夹克，戴上最俏皮的帽子，骑在骏马上，侧身坐在他们身后的，是一袭波点长裙，头戴一支玫瑰的美丽女子。晚上，狂欢才真正开始，空气中回荡着掌声和欢快的响板声，广场上荡漾起舞的人们就像鸟群一样，一窝蜂地从这个角落涌向那个角落。有时你还能听得到吉普赛人用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深歌，有时你会看得见他们本人，有节奏地从你身旁跳着舞走过。每一个角落都响着弗拉门戈舞的鼓点和脚步声，马车驶过的车轮声，和姑娘裙摆的沙沙声。这样的欢庆会持续一整个晚上，而且还是一连三天，当一切结束的第二天早晨你从床上爬醒时，你依然能感受到整个城市洋溢在一种略带倦意的欢愉美满之中，好像之前发生的不过是一场梦。

这是典型的西班牙南方之梦。如果你只是想要度假，这完全足够了，地球上没有几个地区能给你这么多欢乐，激情，和随处可以偶遇的美丽。但是，安达卢西亚也有截然相反的另一面，数据不会骗人，西班牙十个最穷的省份当中，有五个在安达卢西亚，整个地区只有两个省达到了西班牙平均经济水平。当然不管怎么说，西班牙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历史上，罗马人和摩尔人曾给这里带来短暂的繁荣，内战之前，他们仍持有世界上第六多的黄金储备。很多年前，西班牙人仍认为自己土地里埋着无穷尽的宝藏——铁矿石，铜矿石，矾土矿，锰矿，等等，但是现在他们就不那么乐观了，这个国家水电设施是有不少，还有很多低质量的煤矿，但就是没有石油，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兴起的工业革命一直没有延伸到全国，直至今日，西班牙的工业也只聚集在三个地区：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和住着巴斯克和阿斯图里亚人的坎塔布里亚沿岸。在现代科技文明面前，西班牙人似乎也没好好地调整自己的步点。

这个国家拥有广袤的土地，勤劳的农民，但是她的农业只将将够养活本国人口，葡萄酒，小麦，橄榄，这三样地中海食材西班牙可以自给自足，但是其他的就不得不依赖进口了。西班牙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没有被开发过，即便那些被开发了的，也是极其低效。家族继承也好，其他因素也罢，西班牙的农业用地分布得非常零碎，有时区区一百亩地会被分成上千块，归属于多达两到三百个农场主，在加利西亚，一头牛就够用的农田遍地都是。也有另一个极端，南方有不少大庄园，但是他们的主人却住在千里之外舒适的马德里或者塞维利亚。

在西班牙人热情的笑容和优雅的服饰背后，有我们外人看不到的生活的艰辛。西班牙的男人们，不管是资产阶级，老师，公务员，或者军官，经常需要同时做两份工作来养家糊口；西班牙人对孩子的喜欢和溺爱，其实也部分源于像“养儿防老”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就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西班牙人才开始用上自来水，盥洗室，电力系统，和拖拉机，很多西班牙的乡村小路还是土铺成的，下大雨了根本无法前行。有的时候，这种原始的贫穷让你不禁怀疑自己是否还身处在欧洲大陆。

在安达卢西亚你还能看见不少茅草屋，跟非洲大草原上的牛栏似乎没有多大区别。里面的布局很简单，起居室在一角，卧室在另一角，不能再更简单了。住在这里的人并不是睡在床上，只有几条毯子，据说，面包和汤就是他们饮食的全部。这些人不识字，没有无线广播，从未见过大城市的模样，孩子也不用去上学，很难想象这是二十世纪的欧洲。我曾问其中一个孩子的爸爸是否喜欢这样的生活，他感觉似乎还不错，唯一的抱怨就是茅草做的屋子太容易烧着了。是的，西班牙人似乎从不因自己的贫穷而感到一丝苦闷，在这个国家，一半的穷人就是愿意做一辈子穷人，而另一半，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正慢慢在变好。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游人来说，在西班牙人可掬的笑容面前，我们很难察觉这个国家的贫穷。

一千年前的古罗马人就说过，西班牙的诸多荣耀里也有一份属于她的面包，据说它好吃是因为玉米在种植的时候直到成熟的最后一刻才被采摘下来。这确实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面包，粗糙，强韧，富有弹性，就像西班牙人自己一样，就像你在安达卢西亚看到的那样，虽然看上去不那么精致，却充满了生命的气息，生活的味道。

第三章 埃尔切夫人

瓦伦西亚附近有一个小城叫埃尔切，1897年，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石质雕像之一——“埃尔切夫人”。这座彩色石质胸像雕刻的是一位强大的贵妇人，眉宇清晰，带着些许男性气质，有纯正的伊比利亚血统，看上去却又似乎留着希腊人的血液。两千五百年前的雕刻家就已拥有如此精妙的技艺，这位贵妇栩栩如生，逼真极了。西班牙的艺术特征也许正是溯源于此，不仅要做到逼真，而且要更高，更强烈，更笔直，一点也不能含糊。这种泾渭分明也是整个国家的写照：广袤的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原，不是酷暑就是严寒；人呢，非好即坏，非富即穷，要不是个虔诚的教徒，要不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在西班牙，什么都得是确凿无疑的。斗牛比赛是什么？它的实质就是牛最终都会败下阵来；菲利普二世每天都被无穷无尽的卷宗包围；罗德里戈城的主教被刺杀时，人们发现他临死前竟然在整理万余张关于托雷多历史的记录卡片。在西班牙，不管是城堡，山洞，还是教堂，都有自己的街道号码；每一座大教堂的正面，你都能找得到一个标着它有多高的记号。西班牙人实在是太喜欢测量了，这里的路标是全欧洲最清晰的，这里的交警，他们的指挥号令也是最明确易懂的。每到一个书店，翻开任何一本厚重的大部头，不管讲的是什么，建筑，组织，花草，文学，地质，经济，通讯，或者西班牙女人，你都能发现满篇的注释和征引。

这种强势而现实的手法也浸透在西班牙各个时期的艺术作品里，伟大的画家表达自己时，都在使用你再熟悉不过的日常语言。埃尔·格列科画里那些略显神秘而拉长了的人像，每一个都长着一样的脸，那分明是西班牙人的面容，来自卡斯蒂利亚。委拉斯凯兹的人像更具悲悯情怀，戈雅更愿意把伟人画成是凡人的样子，1808年的抗法勇士，个个头发凌乱，肌肉线条也不像传统的英雄那样优美。即便是诸如毕加索，达利，米罗这样的现代派画家，他们也经常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和技巧。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普世情怀的绘画作品了，而当我们看着达利的加泰罗尼亚海滩，会感觉自己仿佛也置身于那无尽绵延的安宁之中。

西班牙的雕塑作品同样贴近现实，却又不乏高贵气质。马德里的西班牙广场上，唐吉诃德和桑丘骑着马向众人挥手致意；马德里王宫前的菲利普四世，被誉为是西班牙最好的骑士像，它由委拉斯凯兹设计，在佛罗伦萨雕刻完成，传言还经过了伽俐略的精密计算。在博尔格斯的米拉弗洛雷斯修道院，有一尊十七世纪的人像圣布鲁诺，逼真到似乎下一秒他就要开口对你讲话。西班牙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都是当之无愧的室内设计大师，尤其是狂野华丽的巴洛克风格。安达卢西亚北部的小城普列戈-德科尔多瓦还藏着不少西班牙洛可可风格的天才，那里教堂的墙壁，满是翻腾着的天使，镀金的树叶，极为戏剧化的装饰和壁龛，某个瞬间你会以为其实自己是身在莫斯科的地铁站而不是一处供奉神灵的地方。

在西班牙，建筑就是垂直的艺术，直角的美学，充满着灵感与激情。在法国人，德国人，佛拉芒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的不断影响下，他们一跃成为罗马帝国之后最伟大的建筑师。西班牙人喜欢一切庞大的，孔武有力的东西：水坝，轮船，重型卡车，运河，公路等等。古罗马人给他们留下了雄伟的大力神塔（现存最古老的古罗马灯塔），参天的塞哥维亚输水渠，这些传统在加泰罗尼亚的帕尔马大教堂和赫罗纳大教堂里被继承了下来，无支柱单拱门的设计将内部空间拓展到极致，后世维多利亚时期火车站的设计也出自于此。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有一座教堂，它的造型让你怀疑这里是否经历了一场地震，所有的柱子都向外倾斜，感觉整个屋子就快要飞起来了，亦或者，你看的是哈哈镜而不是它。说到这里，也许你真要怀疑西班牙这些夸张建筑的抗震能力了——不妨去一趟罗德里戈城，这里一个世纪前真发生过地震，而大教堂除了稍微倾斜了一点之外，几乎完好无损。

没有什么能比桥梁更能表现出西班牙艺术精神里的沉稳和力量。有趣的是，桥在西班牙的密集程度，让你不禁忘了这其实是一个河流极为稀少的国家。有时它的确只是个精妙的摆设，有时它就是帝王和高度的象征。梅里达的罗马桥，光桥拱就有六十个之多；图里河畔的瓦伦西亚，城市本来乏善可陈，但被那些极富装饰性的桥点缀之后，异常优雅和光彩照人；隆达那座举世闻名的搭建在塔霍峡谷上高达七百五十米峭壁上的新桥，是西班牙国土上最为壮丽的景观之一。

兼具力量和实际功能的，除了桥梁之外，就是教堂了。很多人喜欢西班牙北部那些古老而又简洁有力的西哥特式和罗马式教堂，在奥维多郊外早已荒无人烟的山坡上，你还可以找得到前罗马时期建造的小教堂，安静地俯瞰着山下早已工业化的城镇。摩尔人曾经在西班牙留下过深刻足迹，他们也是建筑高手，除了纯粹的伊斯兰风格之外，穆斯林统治下基督教徒建造的Mozarabic式教堂，还有后来基督教“光复”之后两种建筑风格借外力再一次的融合，都是西班牙独有的建筑风格。这里的清真寺往往更加阳刚，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内部，密密麻麻像树林一样的支柱，方方正正的花园里整齐的橘子树和喷泉，高耸的尖塔，秉承着穆罕默德所信奉的节制，干净，和有序。在摩尔人统治期间，很多基督教徒逃亡到西班牙东北部地区，尽管那里的管辖相对稀松，你还是可以从他们造出来的房子里看到十足的伊斯兰元素：萨拉戈萨的圣保罗教堂尖塔是八角形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偷师阿拉伯风格的结果。

教堂之于西班牙，就好比摩天大楼之于纽约，每一个像模像样的西班牙城镇都会有一个教堂。有的要和蔼亲切一些，比如穆尔西亚，理查德·福特就说那里教堂的塔跟望远镜没什么两样；有的带有明显的军事风格，尤其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那里的教堂更像是一座堡垒；有的除了大之外还是大，连中等城市都算不上的哈恩，城中竟矗立着一座大到有些失去比例的教堂；有的只是为了自我满足，马拉加的教堂就是一座简单的高塔。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西班牙建筑都源于再简单和庸俗不过的动机：更好，也就是更大。卡洛斯五世不讲道理地在原本轻巧的阿罕布拉宫里加了一个罗马圆形竞技场式的庞然大物，同样是这位卡洛斯五世，把科尔多瓦大清真寺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教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塞维利亚，格拉纳达等诸多地方，基督教人当时一心想证明自己可以修建更大和更浮夸的建筑。这种想法，和西班牙人对强人统治的偏好如出一辙，埃斯科里亚的修建就是一例，佛朗哥时期马德里城中块状的空军部大楼也是，这些建筑都在生动地告诉我们，专制背后是平庸。精美的托雷多老城对岸，后来不知怎的修建起了一座庞大的军事学院；阿维拉老城最好的景致，也被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挡住了一半。西班牙人似乎特别喜欢在原有的布局和平衡上做点文章，吸引你眼球的同时，也进一步动摇和拓展了你感知的维度。

第二章 多彩的西班牙

萨拉戈萨往东，前往巴塞罗那的路上，矗立着一座叫做蒙特塞拉特的山，峰峦呈锯齿状，造型怪异。这是西班牙最古老的风景胜地之一，也是这个国家多元文化的代表——加泰罗尼亚的精神中心。和埃斯科里亚的死气沉沉截然相反，蒙特塞拉特修道院充满了尘世的气息：圣徒们手捧蜡烛，在修士的带领下，唱着圣歌在花园里行走；来自巴塞罗那的年轻人在邮局外欢快地围成一个圈，跳加泰罗尼亚传统的萨达纳舞；络绎不绝的游客徘徊在纪念品店里，神父带着微笑走在山间小径；神社大门打开，里头传来悠扬的歌声，蒙特塞拉特男童合唱团哼吟着的，是至少流传了七个世纪的旋律。

加泰罗尼亚是统一的西班牙里众多独立小王国中的一个，这些古老的族落，曾保持自治状态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它们有自己的议会，军队，公务员，和法律体系，直到今天，人们仍更习惯用区域的名称来称呼彼此：加利西亚，莱昂，阿斯图里亚，卡斯蒂亚，纳瓦尔，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埃斯特雷马杜拉，穆尔西亚，还有安达卢西亚。在众多少数族群中，巴斯克算是最特别的一个了，被炮火几乎夷为平地的古城格尔尼卡，虽然早已面目全非，但至今仍让人觉得这是某个神秘王国的首府。巴斯克语极为复杂难学，一个动词竟有二十四种变式，“他给你”是一个词，“她给我们”又是另一个。这个地区的教堂就像停驶飞机的大仓库，建筑纹案非黑即白，而人们的天主教信仰也更内敛而不露声色。

西班牙的北方人常觉得自己比中部的卡斯蒂利亚统治者更先进，更开化，也更贴近欧洲大陆。半数的西班牙工业都位于这个地区，近代以来的思想运动也大多发迹于此，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是西班牙为数不多的可以媲美欧洲大都会的现代城市。从瓦伦西亚或是萨拉戈萨驱车前往巴塞罗那，你会很容易发现自己一下子穿越到了另一个文明：如巴黎街区一般的建筑，街道，植物，还有停满船只的港口，头顶的铁路高架，空气中弥漫着的张力与激情。巴塞罗那这座城市永远在向外看，向北边看，看着新鲜事物涌来的方向。

西班牙人的文化归属感和对国家的忠诚，往往也只局限在对自己生活的村庄周围，这也许是因为，这个国家实在是太丰富多样了。当南方的果实成熟时，北方的花朵正含苞待放；巴斯克地区一头骡子都没有，而安达卢西亚则成千上万；在西北部你是看不到斗牛场的，但几乎每一个南边的村庄就会有一座；安达卢西亚的房屋是红瓦白墙，而到了阿拉贡就成了泥土一样的棕黄色。到头来，你对西班牙这个国家的印象和记忆，其实不过是来自这个或那个村庄和地区而已。

美食就更不必说了，圣塞巴斯蒂安人喜欢火腿鸡蛋，托雷多人爱做杏仁饼，奥维多以炖锅闻名，维戈有馅饼，而塞哥维亚则是烤乳猪。塞维利亚是西班牙凉菜汤的故乡，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村民会用蛇肉来养猪从而让火腿的肉质更加鲜美，马德里周边的阿兰胡耶兹，每到一年的三月初你就有欧洲数一数二的草莓吃，而只有在加泰罗尼亚，你才喝的上最正宗的乡村鱼汤。理查德·福特在一个世纪前这样评价：“西班牙的任何东西都有浓浓的乡土气息。”

第一章 巴拉塔里亚岛

在地理上西班牙跟一个岛并没有多大区别。葡萄牙，法国，直布罗陀，亦或茫茫的大海，不管你从哪个方向踏上西班牙的土地，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与世隔绝。摩尔人最初来到这里时真的以为她就是一个岛，而在他们之前的腓尼基人——传说正是他们命名了“西班牙”——则给这里取名为“兔之岛”。在我看来，西班牙的最佳入口在古镇隆塞斯瓦耶斯（Roncesvalles），历代当权者，大使，间谍，商贾，媒人，觊觎王位的公主，或是虔诚到一心要成为圣人的教徒，都在他们去西班牙的路上经过这里。1813年，英西联军正是在这里将入侵的法国人逐出伊比利亚半岛，而一百多年后西班牙内战期间，大批的西班牙难民也是从这逃亡到法国。

沿着路来到“斗牛之城”潘普洛纳，这个地方，小牛会在圣费尔明节（奔牛节）的时候肆意奔跑，曾有多达一万犹太人因一位王子的婚礼而惨遭屠杀，教堂的钟鸣就像是煤铲撞击在一起，夜晚在潘普洛纳入睡，你甚至会觉得枕头都是用骡子的毛做的。初到西班牙北部就是这样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个国家，从版图上就是四四方方，边界线毛毛糙糙，像极了一块未经加工的牛皮。西班牙是欧洲平均海拔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瑞士），格拉纳达有欧洲大陆海拔最高的公路。伊比利亚半岛常年多风，有人说它猛烈到足以吹倒一个人。它的气候也极端得如出一辙，五月份翻开报纸，在科尔多瓦气温高达三十二度的时候，莱昂只有可怜的四度。

西班牙内部的河流非常少，有人打趣说，如果想要一睹马德里曼萨纳雷斯河的风采，你应该挑个下雨天登上去那里的公共汽车。横跨曼萨纳雷斯河的塞哥维亚古桥在菲利普二世时期大修过，当时有人劝这位国王应三思，到底是卖了这座桥呢还是花钱再买一条新的河流。正因如此，西班牙人往往都是聚水而居，在两个聚居地之间，通常是大片大片的空地。有些地方极为富饶，瓦伦西亚海滨是欧洲的风水宝地之一，这里的农业人口密集度仅次于埃及和印度；有些地方却恰恰相反，离它不远的穆尔西亚紧邻沙漠，那里的岩石是硫磺色的，河谷也从来都没有水。北部的洛格罗尼奥，小麦产量是东南阿尔梅里亚的六倍之多。南部马拉加的海岸线丰腴青葱，可以和任何热带地区媲美；而内陆高地上瓦砾遍野的村庄，则像极了秘鲁高原某些地方的阴郁和严苛。

西班牙对外面的世界有点不管不顾，她既不追逐时尚，也不遵循常规，现当代发生的大事件，二次大战，核战争，好像都跟她没有半点关系。也许这种守旧正是西班牙最特别之处。当法国人在修建哥特式建筑时，西班牙还沉醉在古罗马的风格里；当法国人进入文艺复兴，西班牙却开始建造哥特式。中世纪的蒙昧一直长时间残存于西班牙，18世纪，大学里还在探讨哥白尼学说是否正确；马德里的人民直到1866年才第一次听贝多芬。一次大战时，布列南将军驻扎在安达卢西亚，那里的人们竟以为他是要去打摩尔人……

西班牙的村庄彼此离得非常遥远，以至于每一处都似乎是一座独立的城邦，城里的人们只关心自己教区和咖啡馆里的事，而不是什么火箭和中东战局。在旁观者的眼里，穆尔西亚，萨莫拉或是哈恩这些小城丝毫不为文明的进步所扰，乡镇的市集上，屠夫就像削苹果一样轻而易举地在你面前宰下一头羊，母鸡被捆在在一起，鸡蛋上沾着土屑，商贩用棕色的厚纸包裹着你刚买下的小红萝卜。教堂外，神父热烈地交谈；溪水边，扎着马尾的女学生晃着书包溜达回家。一切都充满生机，一切却又如此安详。

西班牙人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用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话说，他们傲慢，强横却又优雅。委拉斯凯兹的名画《布列达的投降》，画幅上的交战对手竟带着些许悔意的微笑；十三世纪西班牙的英雄德古兹曼，宁可摩尔人杀死自己的儿子也不愿在塔里法投降；七百年后，为佛朗哥将军效力的莫斯卡多上校也一样，为了托雷多城堡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西班牙虽然也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外人却很难察觉，不同阶层之间说着同一种口音，走在安达卢西亚的市集上，你甚至很难辨认谁是主人谁是随从。

没有什么比斗牛更能彰显这个国家身上的雄性特征了。斗牛，实际上是关乎死亡的神圣。运气足够好的话，你会有幸看见一次简短，冷静，优雅，而神圣的刺杀。一记干净，甚至让人难以察觉的一刺之后，此前还凶猛无比的野兽缓慢倒下，斗牛士如同任何一位获胜的侯爵一样，带着自豪和慈爱，优雅地向他的对手伸出手去，轻抚牛的双角。不管夹杂着多少虚情假意，这无疑是个戏剧化而动人的瞬间。

所有的这一切加起来，就是西班牙。从潘普洛纳沿着埃布罗河向东开，你就会来到桑丘·潘萨（《堂吉诃德》中那个头脑简单的农夫）所治理的那个巴拉塔里亚岛——它根本就不是一座岛。塞万提斯说，这里之所以叫巴拉塔里亚，要不就是因为它实在没有别的名字，要不就是因为这里低廉的地产价值（巴拉图拉就是便宜的意思）。我宁愿相信第二种说法，因为在我看来，这里除了西班牙之外真的是没有什么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了。

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比西班牙更自恋。尽管他们也说，自己的国家还是很落后，没有文化，不够庄重，也不值得信任，但更多的时候，西班牙人仍坚信自己是最好和最特别的那一个。在西班牙，外国人通常被视为劣等民族。如果你问一个西班牙人是谁打了特拉法加战役，他多半会说是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绝口不提法国人；若是问他是谁参与了半岛战争，他会说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只字不提英国人。这个民族不喜欢失败，而且也只愿意记住那些自己荣耀的历史时刻。

《堂吉诃德》只是一部关于西班牙人自己的书，它不像莎士比亚的戏剧，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普世意义。西班牙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名人也不是很多，怕也是因为，西班牙的伟人只为西班牙人而生。桑丘认为巴拉塔里亚是一座岛只是因为他的主人曾许诺要给他一座岛，西班牙也一样，她就是一座不是岛屿的孤岛，火车贯穿其中，四周被水环绕，她的确是一座岛，因为堂吉诃德就是这么说的。

前言：埃斯科里亚和西班牙的要义

现位于马德里城郊的埃斯科里亚修道院始建于十六世纪，那是西班牙的黄金时期，在当时修建她的君王菲利普二世眼里，埃斯科里亚就是西班牙登上世界权力和财富顶峰的象征。这座大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宫殿，有86段楼梯，89座喷泉，千余扇门，13个礼拜堂，16个天井，2673扇窗户，百余里长的走廊……她大到自己本身就是一座官方界定的城市。甚至，站在马德里街头你都可以清楚地看见她，埃斯科里亚稳稳盘踞在瓜达拉马山脚，神圣而又来势汹汹。

埃斯科里亚无穷无尽的连廊和花园，体现了西班牙人对雄伟和霸道独有的钟爱，同时，她冷酷和苍凉的另一面，也书写着这个国家对专制和强人君主的崇拜与敬畏。埃斯科里亚的楼宇图案清晰精细，我们仿佛能从中看到，来自卡斯蒂利亚高原的中央权力是怎样影响着西班牙广袤国土的每一寸边缘。皇家陵墓被修饰得华丽而又条理清楚，你轻易读得出逝者间的谱系关系和长幼尊卑——西班牙人喜爱森严的等级和程式礼节。

西班牙人自古好战，罗马人征服这里花了足足两百年时间。中部的人会用陈尿刷牙，北部的人吃熊肉，喝牛血，西北部的人甚至会用犯人的腑脏来占卜吉凶。但是，这个民族又极其好学，从腓尼基人那里，他们学会了书写，使用货币，挖掘矿藏；从希腊人那里，他们学会了酿酒和种植橄榄；从罗马人那里，他们更是继承并发扬了整个文化。罗马帝国后期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几乎都出自西班牙。帝国衰亡，接手这片土地的野蛮的西哥特人很快为这更优雅的文化所臣服。

来自北非的摩尔人统治西班牙长达七百年时间，作为一个国家，西班牙再次升华了。他们的宗教权力中心科尔多瓦，在当时的欧洲是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第二大城市。那里文化繁荣，宗教自由，女人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图书馆，大学，天文台遍地开花，而诗人和音乐家则被视为最高贵的人。摩尔人在给西班牙土地带来灌溉技术的同时，也教会了他们浪漫。当时欧洲的其他地方只把生活视为对死亡的准备，而在西班牙和科尔多瓦，它是生活本身，是无穷尽的认知和学习，并伴以光彩和欢愉。

在那七百年里，北方的基督教人并未完全投降，零星处在一种自治状态。渐渐地他们开始反攻，十一世纪时，基督教人夺回了西班牙中部高原，十三世纪末，他们占领科尔多瓦，而最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492年，伊莎贝尔女王和她的丈夫费迪南把最后一个摩尔君主赶出了格拉纳达，阿罕布拉宫里的摩尔人不得不接受另一种宗教的洗礼；同一年，哥伦布受命出海远航，西班牙的顶峰自此到来。

菲利普二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自古罗马以来最广袤和强大的帝国领土，他的统治范围包括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早期的美国，法国的大部地区，还有意大利南部，菲律宾，刚果，斯里兰卡，以及包括苏门答腊在内的众多岛屿。在那时，真理就是西班牙，这个帝国融合了基督教，摩尔人，伊比利亚和古罗马文明，她在文化上的自信和优雅，她对新大陆无可匹敌的了解，让任何一个邻国都望其项背。

十九世纪对于西班牙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王位继承战争终结了他们对整个欧洲的统治，和拿破仑的交锋使他们陆续失去了路易斯安那和特立尼达，法国人一度还将伊比利亚半岛攻陷。虽然在独立战争中挽回了些颜面，但那时的西班牙不得不依赖于比自己更强大的盟友。他们在南美洲的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失去，最后，1898年的西美战争让他们不仅失去了古巴，还从此被挤出了国际新秩序的舞台。谁也不曾料到，自埃斯科里亚建起后西班牙的灿烂光辉竟是如此短暂。

导论

7月13日

18世纪90年代，早在西方侵略以前，大清帝国已陷入危机。人口快速增长，贸易蓬勃发展的“盛世”之下，地方开支增大，官员日益挥霍铺张，政治制度已经无法同自身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生活在征服者政权下的文人政权一贯谨慎行事，“文字狱”的兴起使这种谨慎到了极点。同时，精英阶层对“结党”十分恐惧，他们对上层权力滥用提出挑战能使用的手段因而变得更加有限。和珅事件造成政权巨大的不稳定，然而，若是要求人们既结合在一起、又以一种非派系活动的方式来反对权力滥用，从逻辑上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7月14日

中国帝制晚期社会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庞大的文化精英阶层和狭小的官僚精英阶层之间的鸿沟，他们都曾有过诵读诗书的经历，科举考试又以国家大事为题，使得文人心目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一再被强化，人数相当多的一批人对于国家大事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却又没有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希望。

清代的一般情况是，通过省级乡试者但不够为官资格的，借担任高级官员幕友的方式获得参与处理全国性事务的机会。在19世纪动荡不安的过程中，高官的幕下需要吸收更多本无定所的行政干才，以应对军事和外交上的重要危机。

18世纪中叶，中国停滞的政治框架难以包容不断扩展并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经济，不仅县的数目没有变化，县级官僚行政人员的人数也没有因政府职能的扩大而增加，县官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不受中央政府考核和控制的胥吏。

第一章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

7月18日

终其一生，魏源在经书典章的框架内一直试图协调积极政治参与和忠君观念之间的关系，并调和道德操行和实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他发展出一种理性论证，以一种同中国人长久以来关于根本性问题思考十分相通的方式，将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同国家权力的加强联结起来。

魏源的政治性著作中一个始终存在的主题，是全国性政治生活的合法性边界问题，在中国帝制时代，同政治权力的分布相比，受教育者（文人）的分布要广泛得多，而且，文人们在接受教育时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作自己的天职，在中国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从来就包含着一种对于全国性政治问题的普遍兴趣。

从魏源的政治生涯中体现出来的，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政治模糊性，为官者和身处官场之外的人们之间，拥有的权力差别很大，但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并不是很大。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一些为官者的庇荫下，深深卷入党争。虽然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将诸如魏源这样处于政治边缘的栋梁之材吸收进来，但是，如何使这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得到道理上的认可，在魏源的思考中这个问题占据了中心地位，随着近代中国越来越深陷入危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更加迫切。

魏源的学术论辩，是以关于《诗经》的一系列研究为根基的。在他看来，《诗经》超越了日常政治中的即时性问题，诗篇提供了许多“根本性”问题讨论的素材。在一个日趋没落的时代，《诗经》提供了一种将精英阶层集结起来的力量，使得文人学士得以摆脱无动于衷做出投入公共生活的决定，促使谨小慎微的沉默为直截了当的意见表述所取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魏源在研究中，突出的是鹿与鹿之间的交流，如果正确政策来自于讨论，那么精英阶层就必须克服自己对在公共事务上交换意见而被看作是组建朋党的恐惧。

究竟何人才可称之为“士”呢？魏源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乡村并不是文人学士的居所，“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权势拥有者不应优先考虑一位乡村学人为自己的幕僚，而应选择一位其关系网和教育背景都跻身全国精英阶层一员的城里人。

政治真理产生于不同观念间的冲撞，魏源其实并不在说“天赋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合理性，他意在言明的是不同意见之间的竞争能够帮助专制君主更为有效地做出决策。“泾之渭浊，湜湜其沚”，人们只有通过比较和在与其相关的语境中，才能掌握政治的真谛。

魏源还相信，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英雄式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在极端危险的时代，循规蹈矩之人不适合担任领导人。魏源所想的不是革命，而是一个更具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他看来，科举制度不仅无用，甚至有害，经由科举考试的本本说教而培养出来的文人，焉能使当今时代的风险得到有效掌控？魏源坚持认为，王道并不是道德的空谈，“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

第二章 从太平天国事变到戊戌变法

8月16日

冯桂芬在《公黜陟议》主张通过由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扩大政治参与。他引经据典，以表明自己的意见同中国先哲的看法一脉相通。在魏源和冯桂芬为扩大政治参与所作的努力中，他们都强调了文人身份中所有人在文化上具有共性的一面，在中国近代早期政治发展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并承上启下的概念，要不了多久，民族主义便会成为人们身份上共同性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在《复乡职议》中，冯提出应当在乡村中建立更为密集的政治控制的基本机制，起用由百姓自己推选并信任的本乡人士。人们对这一建议的反应集中在两个问题：第一，官员和非官员之间建立起严格界限的必要性；第二，对于获得官员身份的精英人士将会滥用权力并无视公众利益的担忧。京官陈鼎认为，这一看起来似乎属于“公”的过程，只不过是为私人利益提供了一道盛宴，在这样一种制度下，谋求官位者难免会相互勾结，对权势人物溜须拍马。

在这里，冯桂芬的批判者持有一种冷酷的社会观，“民风不古”，当下的中国早已远离经典文本中关于乌托邦古代社会的想象：那是一个黄金时代，人人都有着对于公共利益自然而然的关怀，由于公共价值的内在化，威权式的强制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在中国政治著作中，自然产生的公民德行没有受到忽略，虽然古代的大公无私仍是一种遥远的愿景，但人们对于自己家乡社区自然而然的热爱为善政良治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但是，这种德行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将变得无比困难：产生于家乡的公德，在县级范围内也许能促成善政良治，而在全国性的环境里却会变形，甚至会被摧毁。

第三章 从耒阳暴乱到农业集体化

在中国，朝廷所要对付的是根深蒂固的“创收”政治文化，尽管巡抚和知县们并不“拥有”自己的官位，但他们却有着相当于皇帝授予的权力来征收税赋。

自从1644年征服中国之后，清政府一直试图对农业税收予以保护，使之不受中介掮客们的侵扰，清政府将农民的税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同时对拥有土地的地方精英百般威胁，不让他们插在国家和农民之间。然而，自1661年以后，用镇压方式处置逃税行为的事情再也没发生过，逃税现象不断恶化，到18世纪初，精英阶层逃税漏税的现象已经在地方上普遍流行开来。

18世纪20年代，雍正皇帝痛下决心要结束地方精英庇护他人土地的行为，然而，地方官员对于处置这件事情却极不情愿，他的继位者乾隆皇帝也发现，要彻底铲除地方精英们在税收上趟浑水的行为是办不到的。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这种行为进一步威胁到了朝廷的安危，那些靠着人们住地和应纳税土地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而过活的中介掮客，成了武力暴乱的领导人。历史环境的变化很快便改变了朝廷的看法，他们开始支持地方精英领导并依赖于地方资源、遍布中原各地的武装民团，以对付太平军的叛乱，维系现存的统治秩序。

自民国初年起，常规官僚机构便竭力试图重建自己对于地方税收的控制，除了对地方精英的控制之外，南京政府积极促使地方政府深入乡村，在县城和村庄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行政单位——“乡”。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旧体制寿终正寝之时，他也继承了国民党所留下的县以下政府网络，并采取行政措施把几个村庄连在一起，将土地和居所连接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在努力将未经授权的中介掮客从税收体系中排除出去这一点上，中国进入20世纪的所有政权都继承了旧王朝在这方面曾有过的雄心。

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它将地方精英阶层当作一种经济和政治力量予以摧毁，一个庞大的小土地拥有者阶层（“新中农”）被创造出来。然而，当农村经济开始恢复时，贫富分化重新露头，一个“新富农”阶级正出现并在控制中国乡村以及剩余产品的问题上成为国家的竞争者。

中国农业集体化是在新政权面临着如何保证城市供应这一严重问题时发生的，旧政权所面临的收入来源问题在现代条件下改头换面地出现了。为了确保城市能够得到低价粮食的供应，中共采取“统购”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行，是中国税收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这不仅保证了国家对于农民剩余产品的占有份额，而且在实际上还增加了这种份额（这实际上是一种税收措施）。然而，“统购”无法在实际上增加农业的产量，毛认为，合作化可以解决问题，而合作社的领导人就成为了国家在农村的税收代理人。

很不幸的是，这种高效率的汲取体系在大跃进期间被极大损害，在许多地区，干部们不得不解散集体化农业并将土地交还给农民，然而，党并不愿意放弃国家对于农村经济的控制，解决的办法，是把公社和生产大队转变为行政和社会服务的机构，20世纪60年代中国乡镇行政化的实现，也意味着国家对于乡村控制的实质性扩展。到1983年，邓小平肯定了将乡镇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区区分开来的做法，即便在人民公社制度瓦解的情况下，国家对农村社会的行政渗透仍然生存了下来。

在中国现代和帝制晚期的种种表象背后，就其深层结构而言，旧议程在新的环境下一再表现出来，集体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又一个政府试图通过对于中介掮客的压制来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关于旧有的需要如何在新的特定环境下被付诸实践的故事。毛泽东将在山西发生的情况视为阻挡党实现历史任务的障碍，这里的症结所在，并不在于“富农”是否会变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在于他们是否会在党控制农民和农村剩余产品的努力中，演变成党的竞争对手。毛泽东肯定也知道，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是何等深厚。

第四章 19-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的演进

8月17日

魏源想要表达的是，文人参政是解决他所处时代问题的一种办法，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便能够使政治体制得到加强，起到防止像和珅那样以狭隘派系为基础的专横暴政的作用。但是，我们找遍魏源的著作，也看不到关于文人参与政治应通过什么机构或机制来实行的论述。

通过海路实行漕运的做法，揭示了19世纪20年代改革思潮的局限性，魏源解决问题的方案，着眼点不在于改造地方行政机构，而在于缓解小农的财政困境。通过海路实行漕运，能够在不涉及根本性问题的情况下，减轻乡村的最直接的负担。

19世纪40年代后，伴随着外来入侵一再而来的屈辱导致了一种充满政治敌意的新气氛，也为对权势人物发起攻击提供了新的机会。“清流”这一以松散方式结合在一起的群体，对权势人物的妥协外交痛加抨击，并尖刻地将之讥讽为卖国及以权谋私。“清流”一党根本不打算在广大文人中寻求支持，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在现存官僚行政机制内，加强自己的名声和巩固自己的前程。19世纪60年代以后，地方社会重建的领导人不仅包括文人中流，也包括下层文人，对于教育、对穷人的救济，以及维护地方治安等迫切任务，常规的官僚机构往往推到地方要人显贵的身上，在诸如汉口这样的商业城市，商会在官方的赞同下，正在地方服务管理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根本性的转折出现于1895年春，《马关条约》签订，精英阶层对此做出了愤怒的反应。由康有为起草并经一千二百余名进京赶考的举人联署的“万言书”，其实际内容远远超出魏源当年的想象。康有为这班人正在走出“文人中流”的圈子，而通过19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的各种学会，实现对广大文化精英人士的动员，他们的出版物接触到更为广大的读者群。

立宪派梁启超认为，文人参政的观念已不再适用当时的急迫情势了，这种观念过于倚重国家权力，也过于具有社会身份上的排他性，因此难以一般化而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到了20世纪初年，关于政治参与的看法在中国是通过一种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的社区观念而表达出来的。权力分摊和利益妥协是宪政主义的精髓所在，梁认为，在地方自治所释放的解放力量冲击下，旧的环境和条件会土崩瓦解，自律的内在意念将为每一个公民和团体指明方向，因而，官僚行政机构的外在强制性措施完全不需要。梁启超这个时期著作的特点是，他坚信，宪政主义的本质不在于其工具，而在于其精神，由国家权力中枢任命的官僚机构的强制性行为，永远不可能像地方领袖治理社区时那样产生善政良治。

虽然中国20世纪的宪政思想家继续受到这种自下而上地建立国家权力的想法的影响，它很快就被具有革命思想的章炳麟浇了一盆冷水。他坚定地认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在于使地方人士获得权力，而在于对常规的官僚行政机构实行改革，在当时的环境里，地方自治只会为土地赋税的大量流失打开大门。只有在官僚们的腐败受到无情的镇压时，人民才会支持政府，只有当人民看到他们所纳的税赋是被用于服务公众利益而不是中饱私囊时，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缴纳税赋。中国经历封建时代已经两千多年，这个社会因而特别适于实习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制度，由于中国社会固有的平等观念，也由于中国没有世袭的阶层和等级的划分，使得中央集权有可能实行平等的法治。而在欧洲和美国，财产和特权凌驾于政治之上，它们就做不到这一点。在中国如果实行社区自治，只会造成地方精英势力的繁殖，并将他们的专横统治强加于各个村庄头上，中国所应做的，是法律的平等实施和对于官僚行政机构严格的纪律约束。

有鉴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经验，章炳麟的看法似乎也同样令人疑惑难解，在缺乏社会对于国家机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公平和自制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

在大清帝国喧嚣不安的最后十年里，由梁启超和章炳麟所代表的两种声音，为此后的事态发展提供的只是负面意义的范式。在梁启超关于建立自治的宪政国家设想中，缺乏各省或全国范围内掣肘军事专制的机制，而章炳麟关于司法权力平等和公民平等的同时对官僚机构予以密切监督的设想，则又碰上了如何才能让政府置于法律之下的老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进入现代，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而生存了下来。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岁月里，从来没有什么将某一省份分离出去的行动或建立联邦的建议，能够同中国人民关于国家统一压倒一切的向往相匹敌。由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产生了建立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的要求，这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建制议程上也成为重中之重的需要。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便设想，今天的中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所拥有的基本推动力量同先前的各个时代是相同的，也许，对外开放至少在经济上打开了沿海省份实际上实行自治的大门，也许，关于政治参与、公共利益和地方社会的老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以较少受到中央集权国家影响的方式而重新得到界定。